第一篇：淺議新聞自由與隱私權保護

隨著社會的發展，新聞媒體所發揮的輿論監督等各項作用也愈加顯著。然而，現代大眾傳播手段技術的進步，亦使得新聞媒體對公民隱私權的侵害愈加容易，侵權的后果也更為嚴重。隨著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公民對隱私權也越來越重視，新聞自由和隱私權保護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兩者之間需要建立一種合理的機制來予以平衡、協調。

一、隱私權的保護范圍

新聞自由侵害隱私權是指新聞單位、新聞從業人員或者其他公民通過新聞工具采訪、傳遞、報道和出版當前政治事件、社會事件及各種人們感興趣的事情，并對其進行評論的過程中，不法地對他人隱私進行介入或披露的行為。

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界定隱私權的保護范圍？不同的人的隱私權保護范圍是否相同？下面筆者主要從國家官員、公眾人物和普通民眾三個對象入手分析。

（一）國家公務人員

理論界很多學者把國家公務人員歸為公眾人物，但國家公務人員和其他的公眾人物還是有很大區別的。

早在19世紀30年代，美國Melvin V.Reid案就確立了這樣的法律原則：公職人員的某些隱私將受到限制。而進行這種限制的目的是為了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價值高于公職人員個人部分隱私利益。[1]從此國家官員的隱私因擔任公職而受到限制成為通說。官員尤其是高級官員的隱私受到限制是因為他們的許多隱私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只有限制他們的隱私才能夠保證人民的知情權，發揮社會輿論監督，促進廉潔、高效的政府。但，這并不代表新聞媒體和公眾可以無限制地挖掘和公開其私生活，官員正當的隱私是受法律保護的：政府官員的住宅不受非法侵入；夫妻感情生活不受他人打擾或調查；享有通信秘密和通信自由等。總之，與社會政冶和公共利益完全無關的私人事務是受法律保護的，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得非法披露。

（二）公眾人物

根據《元照英美法詞典》的解釋，公眾人物是指在社會生活中廣為人知，具有相當高的社會知名度的社會成員，如明星、節目主持人、專家、貴族等。對公眾人物隱私權的限制，法律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已經默認了這個規則。新聞價值或者公眾的合理興趣已經成為限制公眾人物的主要理由。對公眾人物隱私權限制的同時對其合理的私生活仍舊是保護的，新聞自由也是受到限制的，不可以舉著自由的幌子無限制的挖掘公眾人物的隱私。

1997年英國王妃戴安娜之死曾轟動整個世界，這件侵犯隱私的案件發生后全球各地的譴責矛頭紛紛指向新聞媒體，迫使新聞工作者重新檢討他們在專業方面的限度。

（三）普通民眾

對于普通民眾而言，其隱私應該受到最大限度的保護，只要是屬于隱私范圍，新聞工作

者的新聞自由就要受到限制，否則就構成侵權行為，承擔由此帶來的法律后果。關于隱私權的內容，有的學者認為，隱私權的內容包括對個人信息的控制權，個人活動的自由權，公民的私有領域不受侵犯三個方面；[2]有學者則具體列舉了隱私權的10個方面：

1、公民姓名、肖像、住址、住宅電話、身體肌膚形態的秘密；

2、公民的合法個人活動不受監視；

3、公民的住宅不受非法侵入；

4、公民的性生活不受干涉；

5、公民的儲蓄、財產狀況不受非法調查、公布；

6、公民的通信、日記和其他私人文件、個人數據不受非法刺探收集；

7、公民的社會關系不受非法調查或公開

8、公民的檔案材料不得非法公開；

9、公民不愿公開的過去和現在的純屬個人的情況不得收集公開；

10、公民的任何其他純屬于私人內容的個人數據，不得非法加以搜集利用。[4]

二、新聞自由與隱私權沖突的原因

新聞自由與隱私權沖突的案件逐年增多，是社會各種因素綜合的結果：

（一）是新聞自由和隱私權所保護的利益之間具有對抗性。新聞自由保護的是大眾的知情權，要盡可能多的為大眾提供信息，所以也就不可避免的去挖掘個人信息；而隱私權所保護的是個人信息、個人秘密和個人私生活的安寧。新聞自由的開放性和隱私權的保守性，新聞媒體的利益和個人隱私的利益，處于一種對抗的狀態，造成新聞自由和隱私權的沖突。[5]

（二）兩者性質具有對抗性。從權利屬性講，新聞自由是一種公權利，是以社會公益為目的的一種權利；而隱私權是一種私權，起著維護個人內心寧靜、保護個人私生活秘密的作用，兩者發生沖撞是必然的。

（三）意識形態的差異。由于經濟、文化風俗、習慣等不同，人們對新聞自由和隱私權有不同的理解。如，很多新聞工作者為了宣傳道德風尚或者體現人文關懷，卻在報道中傷害了某些人的感情，侵犯了他們的隱私權。

（四）法律的缺陷。我國還沒有出臺明確規定保護隱私權的法律。目前，我國是通過保護名譽權來保護隱私權的，而名譽權和隱私權間區別很大，因此法律保護不力也是導致隱私權屢屢被侵犯的重要原因。

（五）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近年來，媒體生態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媒體逐步走向市場，因此商業媒介與其他商業組織一樣，以實現利潤為要，不免使得有的新聞工作者為達到目的，以新聞自由為借口侵害個人隱私。

三、新聞自由與隱私權保護沖突的實質

新聞自由與隱私權都是公民享有的重要的權利，它們對公民正常、生活、工作以及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乃至民族精神、公民素質等都有巨大的影響。在探究兩種權利沖突實質之前，必須了解什么是權利。龐德說：“我們主要是通過把我們所稱的法律權利賦予主張各種利益的人來保障這些（得到承認并劃定界限的）利益的。”[6] 可見，權利就是對利益的保護，權利之間的矛盾也就是利益和價值之間的沖突問題。人在以權利的形式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價值時，會受到他人的同樣以權利形式出現的指向同樣的對象的利益追求的阻礙，這樣權利的沖突就不可避免的了。因此，新聞自由與隱私權的沖突實質就是不同的追求利益和價值的沖突。

四、新聞侵害隱私權的構成要件

新聞侵害隱私是一種侵權行為，根據侵權民事責任的一般原則，新聞自由侵害隱私權民事責任的構成要件有以下四個：新聞自由侵害隱私權的行為、新聞自由侵害隱私權所產生的損害結果、新聞自由侵害隱私權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侵權行為人的主觀過錯

（一）存在新聞侵害隱私權的行為

要認定新聞是否侵害了個人的隱私，首先就要有侵權行為的存在。新聞活動主要是新聞采訪和新聞報道兩個階段，因此新聞侵害隱私權也集中在這兩個階段。

新聞采訪是獲得新聞的重要途徑。在新聞媒介競爭十分激烈的今天，為了獲得獨家新聞或者比較有轟動效應的新聞事實，記者總是采取各種各樣的手段，通過各種途徑獲得新聞。手段可能是合法的，途徑可能是正確的，但其間也可能出現侵犯隱私權的情況。常見的侵犯隱私權的手段有竊聽、監視、侵入住宅、暗訪、私拆信件偷窺其他文件資料、干擾等多種。新聞采訪侵害隱私是違背他人隱私的不可侵犯性而知悉他人的隱私，而不是公開他人的隱私。因此只要有上述行為，就證明侵權行為的存在，不以采訪內容公開為必要。

新聞報道和出版是新聞采訪的結果，新聞媒介違背當事人意愿在新聞作品中公開披露當事人與社會公共利益無關的個人信息、個人事務及其他私生活情況，造成他人精神損害的行為都是侵權行為。

（二）具備新聞侵害隱私權所產生的損害結果

侵權行為的構成必須以損害后果為要件，這是由侵權行為法的本質與社會功能決定的。新聞侵害隱私權的損害結果主要表現為新聞采訪或者報道侵害個人隱私所造成的當事人精神上或者財產上的損失。精神損害主要是指受害人因為自己的隱私被他人知悉而感到羞辱、痛苦、焦躁、憂慮、不安等不正常的心理狀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肉體上的痛苦。財產上的損失主要是受害人因其隱私被披露被迫辭職或者因精神治療而花去的費用等。對于損害結果的認定，有學者認為“只要侵害隱私權的行為已經發生，就可推定損害結果的存在，不必以受害人提供自己精神損害和其他外在的人格損害的依據作為損害發生的依據。加害人也不能以受害人沒有精神痛苦和社會的不良反應來否定損害結果的存在。”[7] 筆者贊同這一觀點。

（三）新聞侵害隱私權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新聞侵權行為必然導致受害人精神上的損害，新聞侵權行為與精神損害之間是有直接因果關系的，這在司法實踐中比較容易判斷。但，因新聞侵權行為造成的經濟損失卻不易界定，通常而言，只有由于新聞侵權行為而導致受害人精神不振、不能正常工作，或者因為治療精神損害而花去的相關費用等，才能認定與侵權行為有因果聯系。

（四）侵權行為人的主觀過錯

新聞侵害隱私權是一種過錯責任，侵權人主觀上必須有故意或者是過失?，F實案例中，有的新聞工作者為了獲得獨家報道而采用非法手段進行采訪和獲取信息，很明顯是出于故意。而絕大多數新聞記者由于并不認為報道內容屬于隱私、沒有征得當事人的同意，從而出于良好的主觀愿望予以披露報道，這是過失型侵權。

五、新聞自由侵害隱私權的抗辯事由

隱私權的保護不是絕對的，并不是說只要符合了新聞侵害隱私權的構成要件就認定為侵權成立。為了保證新聞自由，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即使新聞自由侵犯了個人隱私權，也應當免責。

（一）公共利益

在新聞報道中，如果是為了公共利益而報道或者披露他人隱私，是新聞侵害隱私權的抗辯事由。在這種情況下公共利益優先于個人利益，個人利益不再是和公共利益無關，而是與公共利益密切相關了。新聞媒介對有關公眾利益事情的報道，只要報道不是對社會善良風氣具有粗暴及攻擊性的誤導，也不是明知為錯誤而又刻意加以報道，即可免除侵犯他人隱私權的責任。[8]無論是政府官員、公眾人物還是一般的個人，只要涉及到公共領域，就要服從和服務于公共利益。

（二）新聞價值

新聞價值是指構成新聞的事實和材料能夠滿足社會新聞需要的各種素質的總合。[9]也就是說凡是有關公共利益，能滿足社會需要的，都是具有新聞價值的。一般認為有新聞價值的事件是公眾人物的事件、有關共公共利益的事件、公共文書或公共記錄所記載的事項。如果新聞媒體能夠證明報道的事件具有新聞價值，不管材料是怎么取得的，也不問內容是否侵犯他人的隱私，只要不是編造而是基于事實，即可免責。

（三）受害人同意

雖然是受害人的個人隱私，但是他積極主動或者默許其隱私被報道，這時受害人的隱私就不在法律保護范圍內。一切隱私只要經隱私主體同意就可以公開，但必須在隱私主體所規定的范圍、內容、限度內公開，否則仍構成侵權。但受害人只有權公開自己的隱私，無權公開涉及他人的隱私。

（四）使不可辨認

有些個人的隱私確實有報道的價值或者教育意義，但是如果公開又會侵犯他人的隱私，而當事人也不可能同意公開。這時新聞媒體會做一些處理。比如使用化名報道，在電視圖象上用馬賽克進行處理，甚至對聲音也進行處理等。只要能夠做到公開事件后，公眾不可能從新聞中辨認或推斷有關當事人，即不構成侵權。

本文章由西安最好的牛皮癬醫院http:///整理發布，歡迎分享！

第二篇：新聞自由與隱私權的沖突與平衡

新聞自由與隱私權的沖突與平衡

【內容摘要】新聞自由負載和體現了表達自由并構成民主法治社會的重要機制之一；隱私權作為民事權利已獲得普遍認同并在國際社會已經或正在成為憲法權利。然而，兩者作為現代社會的基本權利天然地存在沖突關系并日益緊張。論文分析兩者沖突的原因和表現，提出從利益、價值和規范三個層面協調和平衡兩者關系的原則和規則。

【關鍵詞】新聞自由隱私權 沖突平衡

新聞自由作為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在現代民主法治社會發揮著日益重要的功能和作用，與此同時其與隱私權之間的沖突關系也日趨緊張，如何在法治的框架下協調與平衡兩者的沖突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

一、新聞自由之界定與功能

1、新聞自由之界定

“新聞自由是公民的基本自由之一，是通過傳播媒介表現出來的言論、出版自由。它是指公民和新聞傳播媒體在法律規定或認可的情況下，搜集、采訪、寫作、傳遞、發表、印制、發行、獲知新聞或其他作品的自主性狀態?！盵1]它既是信息自由和知情權的基礎，又是信息自由和知情權的保障?！氨M管言論表述和新聞出版自由不像民事權利那樣具有明確的確定性和在侵權行為法上的可補救性，但是它作為被憲法確認與保護的自由，無疑是現代社會每一個公民以及整個社會不可或缺的。只有有了這一自由，才有可能造就一個真正的民主與法治的社會，人民才有可能發表自己的各種主張，政府及其官員才有可能受到輿論監督，同時人們的知情權也有可能得到滿足。言論表述和新聞出版自由，在一個社會的公共生活領域，尤其在政治生活領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盵2]

首先，從新聞自由的內容看，它包括創辦新聞媒體的自由（即開業自由）、采訪自由、寫作自由、傳遞自由、發表自由、報道或評論自由、印制自由、發行和銷售自由、獲知自由、使用計算機互聯網自由等。國際新聞學會提出的新聞自由包括：自由接近新聞和自由傳播新聞、自由發行報紙和自由表達意見。[3]我國臺灣學者認為表達自由包括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并從外延和內涵角度對新聞自由作了界定，其內涵包括：（1）出版前不須領執照或特許，也不須繳納保證金；（2）出版前免于檢查，出版后除了負擔法律責任外，不受干擾；（3）有權報道、討論及批評公共事務的自由；（4）政府不得以重稅或其他經濟手段迫害新聞事業；（5）政府不得以財力津貼或賄賂新聞工作者；（6）政府不得參與新聞事業的經營；（7）自由接近新聞來源，加強新聞發布，保障采訪自由；（8）自由使用意見傳遞工具，免于檢查，保障傳遞自由；（9）閱讀及收聽自由。其外延包括：（1）采訪自由；（2）傳遞自由；（3）發表自由；（4）閱讀和收聽自由。[4]我國憲法第3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睕]有直接使用新聞自由或新聞出版自由的概念，但學界比較認同這一憲法規定中實際包含著新聞自由的內容。新聞是指利用報紙、雜志、廣播電臺、電視臺、新聞電影等大眾傳播工具對最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新聞具有幾個要素：（1）新聞是通過大眾傳播工具報道的信息；（2）新聞凝結在一定的新聞作品上，新聞作品包括消息、通訊稿、專稿、評論文章、報告文學、紀實小說、電影以及廣播中的新聞節目等。（3）新聞反映的是客觀事實。[5] 其次，從新聞自由的法律屬性看，它屬于表達自由的范疇。表達自由是指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以及與之相聯系的利用電影、戲劇、音樂、廣播、電視、網絡等形式表現思想的自由。廣義的表達自由則包括了集會、結社、游行、示威自由在內，因為它們是言論自由的實現形式和延伸自由。[6]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構成了表達自由的基本類型和典型形態，言論是口頭語言的表達，出版則是書面語言的表達，兩者統一于表達自由的綜合概念。[7]各國憲法大都對表達自由作出規定。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第5條規定：“人人有以口頭、書面和圖畫自由表達和散播自己的觀點，以及自由地從一般可允許的來源獲得消息的權利。出版自由和通過廣播和電影進行報道的自由受到保障。不建立檢查制度。”[8]日本國憲法第21條規定：“保障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及其他一切表現的自由?！盵9]泰王國憲法第39條規定：“個人享有言論、著作、出版、宣傳和進行其他輿論活動方式發表意見的自由……在報刊、廣播電臺、電視臺發表消息或文展之前，要求將稿子報送主管官員檢查的做法是不允許的?！盵10]據荷蘭憲法學者亨利.范.馬爾賽文等人統計，在不完全統計的世界142部憲法中，有124部憲法規定了表達意見的自由。[11]表達自由作為民主的基本要素和公民基本權利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重視，其法律保障已呈普遍化和國際化態勢?！妒澜缛藱嘈浴返?9條規定：“人人有權享有主張的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12]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規定：“1.人人有權持有主張，不受干涉；2.人人有自由發表主張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論國界，也不論口頭的、書寫的、印刷的、采取藝術形式的、或通過他所選擇的任何其他媒介?！盵13]由于早期的媒體局限于報刊等印刷媒介，其時之新聞自由與出版自由同義，當今某些國家的出版自由亦與新聞自由相同，新聞自由內涵于表達自由范疇中。我國也有學者認為新聞自由就是出版自由，屬公民民主權利的一種，是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在新聞傳播活動中的體現和運用。[14]筆者以為，新聞自由構成了出版自由的主體內容但不限于新聞自由，尚有不屬于新聞領域的出版，新聞自由之表述有其特有的視角和強調。不過，現代社會的發展使得新聞自由的表達渠道和范圍伴隨著媒體范圍的擴展而急劇擴大，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之間的距離和差別亦在縮短，因此可以在大體一致的基礎上使用這兩個概念。

再次，從新聞自由的主體看，它與表達自由存在相互關聯和區別。其一，表達自由的主體是所有的公民，公民之表達自由是新聞自由的基礎和依據，新聞自由是表達自由的形式和體現。媒體和新聞工作者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公民表達自由的通道和載體，是國家通過制度和機構向公民提供的表達自由和探求真理的陣地，透過新聞自由，公民表達的傳播和影響更為久遠。其二，新聞工作者本身具有表達自由之權利，是新聞自由的主體，這不僅是個人自由問題，而且是一個民主法治國家表達自由的保障機制問題?！半m然在法律上，freedom of the press的主體是?人人?、?每一個人?，但是實際上說得更多的是針對新聞媒介和新聞工作者的自由。一般憲法僅僅規定公民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或新聞自由，新聞記者也是公民，不言而喻地享有這些權利，無須另行規定”。[15]其三，除新聞工作者外，普通公民亦可向新聞媒體投稿而成為業余通訊員，故新聞自由之主體并不局限于新聞工作者。

2、新聞自由之功能

新聞自由和新聞界在一個民主與法治社會負載著特殊的功能，一方面構成國家與公民之間聯系的通道和紐帶，另一方面構成了制度設計中國家監控權力與社會的重要渠道。夏勇教授認為新聞關系主要由新聞界、公民、政府三方組成，他們是由各自社會地位決定的不同利益主體。就新聞活動而言，新聞界履行從事新聞活動的社會職能，并通過自由的新聞活動實現其道德愿望和商業利益；公民有著不受新聞活動的個人隱私、名譽等利益；政府擔負著維護公共秩序、組織社會生產、保護國家安全等社會職能，這些職能的履行不應受新聞獲得的妨害。這三者的利益均受憲法保護，分別構成三個法律權利的主體，同時這三者也是三個義務主體，即不得侵害其他方的合法利益或權利。新聞關系的義務層面的主要內容有二：一是對公民和政府的義務，即自由的新聞活動不得侵害公民和政府的合法權益，否則就是濫用新聞自由；二是公民，特別是政府對新聞界的義務，即不得干涉或取消新聞自由。……一個明智的政府在許多場合還往往借助新聞自由作為民眾憤激情緒的宣泄口。民眾表達意見、了解政情以及從事日常的經濟、文化活動，也需要一個自由自在和消息靈通的新聞出版業。在這種意義上，新聞自由毋寧說是新聞關系三方共同享有的社會權利。新聞不自由實際上構成了對近代社會整體利益的妨害，因此新聞界在負有不得濫用新聞自由的同時，也負有不得拋棄新聞自由的義務。[16]新聞自由的主要功能有：

（1）輿論監督功能。新聞自由既是一項基本人權又是一種實現表達自由的制度?！氨磉_自由和新聞自由的實質是，限制和約束國家任意使用權力壓制人民意見的表達，同時保障人民可以以表達意見的方式來影響國家權力的實施?！盵17]新聞自由屬于一種體制層面的權利，目的在于維持特定國家的特定體制。[18]美國憲法修正案第1條規定：“國會不得制定關于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國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請愿伸冤的權利?！盵19]布萊克斯通大法官將出版自由概括歸納為：①出版自由對于一個自由國家的性質而言是基本的；②出版自由存在于對出版沒有任何事先的限制規定，并且在刑事事項上當出版之后不是不受審查；③每個自由人都擁有不可置疑的權利，將其意愿的情感（sentiment）放在大眾面前，禁止這樣做就是在破壞出版自由；④如果一個人發表了不恰當的、有害的或是非法的東西就必須承擔自己魯莽行為的后果。[20]布倫南大法官敏銳地意識到新聞自由所負載的特殊體制功能并深刻指出：新聞界作為公眾喉舌受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它絕對禁止政府干涉新聞界的表達自由，但新聞界并不局限于言論角色，因為第一修正案不僅保護個人自我表達，更重要的是能促進民主價值，這意味著第一修正案也禁止政府干涉人民行使和準備行使民主的傳播過程。新聞界與美國民主制度所必須的傳播職能密切聯系，不但在表達自己意見時應受第一修正案保護，而且在采集和傳播信息時也應受第一修正案的保護。[21]新聞的最高價值為制衡政府公務人員本能的濫用職權，新聞出版自由乃自由國家的重要本質，新聞自由與民主制度二者成正比?！盵22]由此而言，新聞界兼具言論與結構的雙重角色。透過新聞自由，公民和新聞界對包括對國家立法、執法和司法活動以及具有公權力性質的組織行為進行有效的監督和制約，成為民主法治社會一種獨立的力量和組織?！俺霭孀杂蛇@一憲法保障的主要目的也是為了在政府之外創設一個第四個制度，以作為對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的額外制衡?！盵23]美國賢哲們把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同時列入憲法，而出版自由則把美國聯邦憲法的保護擴大到一個組織機構——新聞機構，這種被譽為“第四種權力”的新聞媒體在監督政府中發揮了獨特功能。馬克思一針見血指出：“報刊按其使命來說，是社會的捍衛者，是針對當權者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無處不在的耳目，是熱情維護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萬喚的喉舌?！盵24]美國新聞界在美國民權運動和越南戰爭中對政府的揭露和批評，最終發展到以《華盛頓郵報》為首的美國新聞界促成了尼克松在1974年的黯然辭職。[25] 我國頻頻發生的各級領導干部違法腐敗案件受到追查和制裁在很大程度上亦得益于新聞媒體的報道和監督。

（2）信息傳通功能。即新聞自由和媒體為公眾關心和討論社會問題提供和傳播必要的信息，公眾言論通過新聞媒體得以會聚和討論，各種信息得到交匯和比較，形成公共輿論和政策環境。在一個民主與法治國家，只有透過承載自由新聞和言論多元的媒體，有關公眾政策的公意才能順利形成，媒體及其從業人員構成了民主政治運行的重要因素和機制。自由的新聞報道同時還負載著公民的知情權和表達自由，使得社會公眾能夠知曉政府的決策、政策、措施和執行情況、社會發展的現狀與趨勢以及必要資訊和信息，表達自己對各種政治、法律、經濟和社會問題的觀點和意見，從而形成對政府的監督和鞭策的力量和社會氛圍，避免政府權力行使過程中的專斷與獨裁，防止因決策、政策和執行的失侵害到人民的合法權益。（3）權利保障功能。從隱私權產生和發展的歷史看，一個饒有趣味的事實就是對人類隱私的最大威脅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于新聞媒體和新聞自由的發展[26]；而對人類隱私的認識和保護要求的提出同樣得益于新聞媒體的呼吁和推動，沒有新聞自由和新聞媒體功能的有效發揮，人們對隱私的認識不會有今天這樣廣泛和深刻。布蘭迪斯和沃倫正是痛感于新聞媒體濫用新聞自由對個人隱私的極度侵犯才發表了那篇奠定隱私權基礎的論文《論隱私權》。由此而言，新聞媒體和新聞自由之于隱私權而言，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一歷史事實表明新聞媒體具有“雙刃劍”之功能，既可被被濫用而成為侵害公民合法權益的“幫兇”，也可以被正當合理的使用成為權力監督和權利保障的發展的“利器”。然此種保障并不同于救濟程序和具體制度的保障，它超越了法律規范和具體制度的范疇，其影響和作用著眼于整個權利發展、權利保障的歷史過程與社會環境，包括國家體制、傳統文化、道德宗教和文明進程以及人的意識進步等因素。正像隱私權的發展得益于新聞媒體的呼吁和宣傳一樣，新聞自由和新聞媒體也會引導著人們不斷地認識和探求人類新的欲求及其權利保障問題，使沒有被發現的東西得以發現，使不被重視的問題得以凸現，使不受到法律保障的利益獲得法律保障。由此而言，新聞自由和媒體無疑具有一定的推動權利保障之功能。

二、新聞自由與隱私權之沖突

作為憲法權利的隱私權是指公民的私生活不受窺測、監視、公開、侵擾和干涉的權利，即公民有選擇、控制和決定自己私生活事務、保持私生活安寧和處置私生活信息的權利。而尊重與保護個人私生活的自主、獨立與安寧之核心在于維護人格尊嚴和個性完善。隱私權從其產生之日起就天然地與新聞自由存在沖突和矛盾，它一方面表現在新聞媒體對公民隱私權的侵權糾紛，另一方面表現在隱私權的過度主張對新聞自由的妨礙與抵觸。

1、新聞媒體對公民隱私權的侵權糾紛

新聞的媒體報道的新聞往往是公眾所關心的事情與信息，特別是涉及公眾利益的事情與問題，在很多情況下都可能涉及個人隱私保護問題。如新聞時事報道涉及當事人家庭隱私、婚姻隱私和身體隱私等；新聞監督涉及某些公務人員的財產隱私、婚姻隱私和消費隱私等；新聞調查涉及公民的住宅隱私、個性生活、私人關系等。如果在新聞自由與個人隱私之間缺乏合理的規則界分與制度平衡，則可能導致沖突和糾紛的不斷發生，要么新聞自由失去其應有功能，消弱甚至取消了公民的表達自由，使整個社會變成一個缺乏公開、監督和信息流通的神秘世界，為權力運行中的丑惡現象和違法行為了提供條件和土壤，最終會損及公民其他權利；要么新聞自由過于擴張，個人隱私受到超過必要限度的不合理不合法的干涉與侵害，個性發展賴以存在的最基本的私人領域無法保障，違法行為可能在堂而皇之的合法理由下大行其道。當一個社會缺乏對個人隱私的起碼的尊重和保護時，一個人連基本隱私和自治都無法維系時，作為隱私權存在的價值基礎的人格尊嚴也必然受到蔑視或侵害。如同“文革”十年中對人的踐踏和摧殘始自個人最隱私領域一樣：夫妻反目、父子互相揭發、同事之間以獲取和利用他人隱私為“利器”、將他人性隱私示眾貶斥等，個人隱私伴隨著對整個人權的蔑視和踐踏受到前所未有的蔑視和摧殘，這就從根本意義上背離了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終極目的。新聞媒體侵犯隱私權的主要情形有：（1）采用竊聽、透露等方式進行暗訪；（2）監視跟蹤、強行拍攝、錄音和采訪；（3）非法侵入公民住宅、居住旅館、野營帳篷等隱私空間探訪；（4）隱瞞記者身份探知記錄他人隱私信息；（5）私自調查、偷窺他人個人隱私資料；（6）違背他人意愿，以新聞出版形式公開其與公共生活無關的隱私等；（7）公開和干預他人隱私事務的自我決定等；（8）未經同意探知和公布他人涉及人身的隱私數據等。當然，符合上述形式，但是否構成法律意義的侵權往往需要結合其他因素裁量和判斷。如公共利益、新聞價值、隱私與社會生活的關聯程度等問題。新聞自由或表達自由與隱私權的沖突既可能表現在國家立法層面也可能表現國家執法司法活動中。

2、隱私權對新聞自由和社會發展的妨礙

首先，隱私權的過度主張或者濫用會限制民主法治社會所必需的個人信息的公開和交流，構成對自由交往、公共管理以及他人權利的妨礙。其一，現代民主法治社會必定是一個信息流通和充分交換的社會，個人信息的必要公開是實行現代管理的條件和基礎，也是國家保障公民權益的必要條件。隱私權的過度主張必然限制某些個人信息的獲取和公開，從而妨礙國家對社會公共事務的正常管理?！靶侣剤蟮酪怨_傳播為宗旨，隱私保護則以保密為原則，兩者勢必存在沖突。最初提出隱私權保護就是針對新聞媒介而發，但是個人與社會本無絕對分明的界限，如果把任何人的事情都作為隱私封閉起來，不照顧到社會信息的正常流通，這個社會也會無法運作?！盵27]同時個人主張的隱私有時與他人和媒體的意見相佐，這種隱私保護的主張很可能對新聞媒體的采訪報道和社會監督構成妨礙。其二，隱私權的過度主張和濫用會導致權利沖突的加劇和衍生其他社會問題。隱私天然具有一定的“反社會性”，即個人將其私人生活、私人領域與社會隔離，從而使自己享受一種獨處的、安寧的不受打擾的生活。這種需求與社會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立的。[28]個人對隱私的主張和自治有時很難保持適度。如某些人在公眾場合大聲接聽電話，讓本屬個人隱私的內容強行進入他人耳中，構成對他人安寧生活的侵擾；過分暴露身體隱私或性隱私構成對公序良俗的背離和破壞。如公眾場合過于裸露的服飾或公開的性行為等；將個人隱私暴露給不適宜的對象等。如將性隱私對未成年人公開等；主張過度的生育自由對人口危機和生存環境的負面影響等；過度的個性自由如同性戀對社會婚姻和公共道德的負面影響等。

其次，隱私權限制制度的不完善可能構成對新聞自由的妨礙，特別是公務人員隱私權限制制度的缺位和不健全，會消弱新聞媒體的監督功能。凡民主法治比較成熟的國家，均有一套國家公務人員的管理制度和規則，公務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和公正性必然要求對公務人員的隱私權實施必要的限制。如個人財產申報制度、社會交往限制制度、重大事項公告和報告制度以及某些私人行為禁忌等。面對新聞媒體和社會公眾，其隱私權往往受到比普通公民更多的限制和約束。而在民主法治尚不成熟的國家，由于缺乏對公務人員隱私權的限制制度或雖有制度但缺乏實效，一方面導致了新聞媒體的監督缺乏法律依據，媒體為規避侵權糾紛不敢大膽履行監督職能，另一方面在某種程度上縱容和助長了腐敗違法行為的發生。司法實踐中由于缺乏對公務人員的隱私侵權與對普通公民的隱私侵權合理界分，新聞媒體為避免侵權或糾紛往往會放棄對某些新聞的報道，從而消弱了媒體輿論監督功能。

再次，隱私權與新聞自由沖突背后蘊涵著另一權利沖突問題，即作為憲法權利的隱私權與知情權的沖突問題。知情權是“公民行使言論、集會、游行、示威、結社、出版等表達自由和選舉權、監督權等基本權利的基礎，也是這些基本權利衍生的，不可剝奪”，[29]“它以簡約的形式及時地表達了現代社會成員對信息資源的一種普遍的利益需求和權利意識，從而為當代國家的公民權利建設展示了一個重要的、不容回避的認識主題?！盵30]知情權作為憲法權利在世界范圍已獲得相當程度的認同和保障，某些國家憲法中還直接規定了知情權或類似權利。格魯吉亞憲法第24條規定：“

一、每個人都有權自由獲取和傳播信息，都有權以口述、書面或其他形式表達和傳播自己的意見。

二、大眾傳播媒介自由，禁止進行新聞檢查，三、國家和個人無權壟斷大眾傳播媒介或信息傳播設備”。[31]菲律賓共和國憲法（1987年）第三章第7條規定：“人民了解公共大事的權利應予承認。在遵守法律規定的限制條件下，應向公民提供接觸官方案卷、有關官方行動、交涉或決定的文件和記錄，以及政府用作政策發展依據的研究資料的條件?！盵32]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則將知情權蘊涵在表達自由條款之下規定，“……此項權利包括尋求、接受傳遞各種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論國界，也不論口頭的、書寫的、印刷的、采取藝術形式的、或通過他所選擇的任何其他媒介?！敝闄嗟拇_認和保障實際上也對個人隱私給予了合理限制，政府獲取和披露的信息中不僅包括政府活動的信息和資料，而且包括某些個人隱私信息。在我國，公民知情權作為憲法權利并未明確規定于憲法中，但憲法明確規定了國家權力來源、公民管理國家事務、經濟和文化事業、社會事務的權利，公民的批評建議權、申訴權、控告權或者檢舉權等，同時還規定了言論、集會、結社等權利，而有效行使上述權利的前提就是知情。我國學者不僅探討和研究過知情權問題，而且認為知情權是隱含在憲法中的一項權利。[33]筆者以為，公民對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知情權應屬憲法權利，其義務主體是以國家為代表的公權力及其負載機構，涵蓋了立法、執法和司法整個過程。在廣泛意義上，知情權不僅包括公民對國家權力及其負載機構活動的知曉和了解的權利，也包括公民對其個人檔案、資訊和記錄資料等知悉和要求修正的權利。美國1966年制定的情報自由法中規定：每個人都有得到情報的平等權利，從此知情權在美國開始被作為一項基本權利看待。[34]日本2001年實施的《行政機關信息公開相關法律》被視為日本實行開放式行政改革的主要舉措之一，英國、法國、德國、日本、韓國等國均有信息公開或情報自由的法律和政策，確立了公民的知情權。毫無疑問，過分的隱私權主張不僅會與新聞自由或表達自由發生沖突和矛盾，而且會與知情權發生沖突和矛盾。作為憲法意義的隱私權不僅要求國家消極不作為、不得公開不和涉個人隱私，而且要求國家積極行為（包括立法和執法措施）以保障個人隱私；作為憲法意義的知情權則要求國家保障新聞自由、積極提供各種信息資源與信息保障，包括某些個人隱私問題。故隱私權與知情權的沖突和矛盾需要通過立法、執法和司法活動達到一定程度的平衡和協調。此處存在一個“三角形”的動態關系，一端是公民隱私權，另一端是公民知情權，上端則是以國家權力為代表的公權力及其機構。以國家為代表的公權力對兩端權利的任何一方面均負有尊重和不予侵害的義務，另一方面負有采取措施給予積極保障的義務。對任何單方面的偏向和保障都會引發對另一權利的侵害或者權利之間的失衡。新聞自由則一方面承載著為公民表達自由提供通道和途徑的功能，另一方面承載著為政府滿足和保障公民知情權提供陣地的功能。而如果“將出版置于一個許可證頒發者（a licenser）的限制性權力制約之下，正如以前所做的，并且從革命（1688年）以來的那樣，就是完全將情感自由（freedom of sentiment）置于一個人的偏見制約之下，在知識、宗教和政府方面的所有爭議問題上，使得他成為一個專斷的一貫正確的法官。但是當出版之后，應基于公平公正的審判而認定的有害趨向，而懲罰任何危險的或違法的作品，這是為了維護政府和宗教的和平與良好秩序——社會自由的唯一堅實基礎——而必需的。這樣個人的意志仍然是自由的，只有對那種自由的濫用是法律懲罰的對象。”[35]因此對新聞自由的保障既有體制建構與保障之意義，更有權利保障和權利推進之價值。由于新聞自由與隱私權的國家保障中交織著具有體制意義的民主功能的發揮問題以及其他憲法權利的保障問題，這就使得兩者的矛盾和沖突的形態得更加復雜多樣，需要尋求各種利益和價值的平衡。

最后，個人隱私的主張程度甚至直接影響到國家隱私立法，構成對新聞自由的某種限制。如美國到1992年就有29個州制定了某種類型的隱私權法案，內容包括個人犯罪史信息以及該信息是否能披露給媒介和公眾等。至少有39個州立法規定消除未定罪的逮捕記錄。由于對隱私權的要求，媒介在獲得政府檔案，尤其是逮捕記錄方面的機會有所減少。[36]這在一定程度上對新聞媒體是一個制約，對相關人員（如曾經受其威脅或侵害的人員等）的知情權也是一個限制。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緊張與沖突關系是一個動態關系，在不同時代和背景條件下亦有所區別。如基于生活條件的改善和社會的文明進步，人們可能在隱私方面逐漸提出更高要求。故此，有關隱私與新聞自由問題，除了在立法、執法和司法中確定必要的原則和規則以外，還應留下一個動態發展和平衡的空間，否則滯后的法律可能會給豐富、生動和多樣化的世界帶來過多的抑制和阻撓，而這恰恰是一個充滿活力、創造性和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所需要的社會環境和條件。

三、新聞自由與隱私權之平衡

新聞自由與隱私權沖突之實質是利益沖突和價值沖突，這種沖突亦是對特定社會狀況的反映。故“新聞之取材，應考慮被取材人之隱私權，但亦不得過度限制新聞自由，兩者應依新聞自由之公共性、公意性之高低，公眾關心之程度，侵害隱私權行為之態樣、性質及程度與隱私權受侵害之被害人是否為公眾人物？有無拋棄隱私權？拋棄隱私權之廣狹？隱私權之保密程度與受侵害之性質及其程度之輕重，而就保障新聞自由之必要性與保護隱私權之重要性等各種因素，加以比較衡量而予以妥適處理?！盵37]

1、利益平衡

權利關系本質上反映的是個人、社會及他人之間的利益關系。耶林指出:“認識所涉及的利益、評價這些利益各自的分量、在正義的天平上對它們進行衡量，以便根據某種社會標準來確保其間最為重要的利益的優先地位，最終達到利益的平衡?！盵38]新聞自由與隱私權所保護的是兩種相對獨立的法律利益，在公益與私利不能兼容之際即應權衡輕重、謀求平衡。隱私權所保護的私生活的自治與安寧，是主體保持與外界隔絕和不受外界干預的一種狀態，這種利益既表現為一種精神需求和滿足，也表現為某種物質欲求和滿足。如披露和出版某些具有隱私屬性的作品可以獲取一定物質利益，但在更多情況下則表現為權利主體對自身隱私的守護和個性自由的追求，侵害隱私行為所帶來的往往是人格自治和人格尊嚴的傷害。新聞自由追求的是公眾的注意和熱點，更關注社會利益和社會輿論，其基本手段就是公開和透明，形成人所共知的氛圍和輿論，從而影響人的心理和行為。

（1）隱私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平衡。

人作為社會的人，其行為與利益不能不受社會公共利益的合理限制，損害公共利益的行為最終也會秧及自身。因此需要在個人隱私與公共利益之間尋找某種平衡。這種平衡是一種動態過程，在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以及不同時代均有所差異。如“非典”時期對高危人物的行蹤、醫療情況或隔離情況的報道、對公共場所的個人身體檢測等。當個人隱私與公共利益密切關聯時，這種隱私就不僅是個人私事而成為社會公共事務的一部分，不但要受到一定程度限制，而且要納入新聞自由的關注與保護范圍。此時之個人隱私就要讓位于新聞自由不得不有所公開。公眾有興趣但無涉公共利益的報道則可能涉嫌侵犯公民隱私，在此情況下新聞媒體的報道就難以免責，特別是這種興趣不僅無涉公共利益而且價值導向并不高尚情況下更是如此；而當其報道的新聞不僅為公眾興趣所在而且事關公眾利益時，這種隱私往往不再視為個人私事，新聞報道涉及個人隱私則可抗辯或免責?！鞍凑针[私權的法理，一般認為以下事項，可以是有正當理由關注的事情：a.防止、偵查或調查涉嫌犯罪的事項；b.防止或消除非法行為、嚴重不道德行為、對公眾不誠實行為和嚴重不端行為；c.某人執行其公職或專業職務的能力；d.某人是否適合擔任他所擔任的公職或者適合從事他所從事的專業；e.保護公眾的健康和安全；f.保護國家的安全?！盵39]新聞媒體對上述事項之報道即屬于正常范圍可以獲得免責。

（2）隱私利益與新聞媒體利益的平衡

首先，新聞自由的發展使得新聞媒體成為一個具有獨立利益和追求的行業和組織。特別是商業媒體與其他商業組織一樣都要追求自身利益和影響，必然存在濫用憲法和法律賦予其新聞自由的可能。如為自身利益實行“有償新聞”，為追求媒體利益披露他人隱私，為追求轟動效應和影響而缺乏自律，以至侵害到他人隱私和個性生活等。

其次，新聞媒體作為國家體制中的特定行業基于其獨立的利益、功能和價值，在某些情況下對隱私權之侵入和妨礙可以獲得一定免責。一是權利人同意。隱私權的本質在于私生活的自由和自治（包括隱私的公開與否），當其自愿接受采訪、報道和傳播時，可以視為其對權利的自由處分，新聞媒體公開其隱私即獲得抗辯事由。這些免責事由甚至可以在一些國家憲法中找到依據。塔吉克斯坦共和國憲法（1994年通過）第23條規定：“個人通訊、電話談話、電報和其他來往的秘密受到保護，但是法律規定情況除外。未經本人同意，不得搜集、保留、利用和傳播有關個人私人生活的信息?！盵40]這就意味著經過本人同意可以從事上述行為。同意有明示與默示兩種，明示即權利以口頭或書面方式同意在新聞媒體中公布其隱私狀況，以及本人直接向社會公開其私生活狀況；默示即權利人明知新聞媒體的采訪、調查可能會公開其隱私而不拒絕或主動告知自己私生活情況。一般而言，新聞媒體人員在采訪和調查時有告知其真實身份和目的之義務，除非其拒絕行為與公共利益密切關聯且極為必要。如對違法犯罪行為和嚴重的不道德行為的采訪和報道等。二是公眾場合。即權利人所處地點不屬于私人和不公開的地方，人們很容易耳聞目睹的有關場景和隱私。在此情況下，新聞媒體觸及或公開權利人認為的隱私可以抗辯或免責。公眾場合是與私人空間相對的概念，私人空間的界定與公眾場合的范圍息息相關。德國最高法院曾在摩納哥公主隱私權案中提出了一個可資借鑒的“封閉性”的標準。他們既不同意私人空間廣泛存在于“住宅之外”，也不同意以“住宅大門”這個過于嚴格的標準界定私人空間，提出一個“地點的相對封閉性”作為判斷私人空間的標準。即在一個相對獨立地點，當事人明顯地處于與公眾隔離狀態，并因相信這種封閉性狀態而從事包括某些在公共場合所不會從事的行為。當事人處于“封閉性地點”時，如果第三人通過秘密拍攝或通過望遠鏡技術制作并傳播其照片，則構成對其權利的侵犯。這一標準后來獲得憲法法院判決的支持，它一方面考慮到個人私人空間利益，讓個人在私人空間內有自由伸展個性、不必擔心公眾注目的可能；另一方面也沒有過分限制新聞自由，因為該規則并沒有完全禁止拍攝新聞人物的日常和私生活。[41]張新寶教授也曾將公共場所對普通公民拍攝的規則總結為兩條：一是在較遠距離進行拍攝無需拍攝對象同意。理由在于一個人將其置身于公共場所，即可判斷其默示他人可以看到他，而每一個人都有權將其看到的東西包括人物拍攝下來，但拍攝對象明確拒絕拍攝除外，此項明示表示對原先默示推定的撤銷；二是在較近的距離不得拍攝，除非拍攝對象自愿?？梢姽妶龊喜⒎菦]有隱私可言，但在“地點的封閉性”理論上補充一個內容的私秘性似更為全面。即在公共場所不合理的拍攝和采訪仍有可能構成個人隱私的侵犯，“公共生活的對立物，即對公眾而言的秘密，只代表隱私一個方面。原則上，尊重隱私的權利包括在公眾場合的私人行動?！盵42]如果對隱私的觸及、獲取和公開超過必要限度或主觀上存在明顯故意，則即使在公共場合仍可能構成隱私侵權。如對行走在公共場所某人之生理缺陷或隱秘部位之特別拍攝和傳播、對醫院患有特殊病的病人的拍攝報道以及某些采取了必要掩護措施的個人隱私行為的拍攝和公開等。

2、價值平衡

隨著現代科技與民主法治的發展，人們對守護隱私和維護人格尊嚴的要求日漸強烈而保障難度卻愈益加大，這就迫使人們在難分高下的權利之間尋求平衡與緩和。新聞自由與隱私權的沖突表現在價值層面就是對表達自由的重視和保障與對私生活的尊重與保障的沖突。兩者均為憲法和法律所保障，體現了人本主義的法律理念，其對現代民主法治社會同樣重要和必要。但前者承載了特定的社會監督功能，兼具制度保障的價值和意義，后者與公民個人生活和個性發展息息相關，更具個人性質?！皞€人自主的領域——其存在和行動的范圍不觸及其他人的自由的領域，即是我們所稱的隱私。它使個人有權利使自己與其他人隔離開來，從公共生活中退回他自己的私人領域，以按照他自己的（以自我為中心的）愿望和期望塑造自己的生活?！盵43]其對于個人幸福感的形成和維系，對個性健康與完善、對人格尊嚴之保障具有特殊的意義和價值。新聞自由和個人隱私在邁向終極目標的道路上交叉與沖突并存，必須作出價值選擇并達到價值平衡。

首先，價值選擇與平衡受特定時代和社會需求的局限，在特定時空條件下人的需求不同亦會導致隱私權與新聞自由的沖突與失衡。如在戰爭年代或**年代或自然災難時期，渴求生存與健康成為壓倒一切的個人需求，此時的隱私和表達自由的需求退居次要，或為生存健康之需可能降低甚至放棄隱私保護；而在和平年代，在基本生存得以保障情況下人們更關注私人的個性生活，隱私保護之渴求亦日益強烈。如要求住房之間保持較寬距離以滿足環境和隱私要求、對隱私權受侵害也表現得較敏感、愿意付出更多時間、精力和財力維護個人隱私。當隱私保護成為個人普遍的和基本的需求而倍受重視時，新聞自由則不可避免地受到此種權利的制約和限制?！盁o論在物質條件如何發達的社會里，一般公民對其自身生命、健康、生存、名譽等權利的關注，遠遠大于對其發表某項政治主張的自由之關注。而有相當一部分人寧愿過寧靜不受人干擾的生活，也不愿意成為公眾人物。對于這些人來說，隱私權比新聞自由似乎更為重要。”[44]特別是新聞自由與公共利益并無大的合理關聯時尤其如此，此時對隱私保護之要求可能更高于對一般新聞自由之要求。不同時空條件下對新聞自由或隱私保護的需求不同往往成為兩者沖突的依據以及加劇或者緩和沖突的因素。

其次，對擁有足夠權力而又極可能違法或濫用職權的政府而言，公民更渴求或借助于新聞媒體強化對政府的監督和制約。特別希望有限地公開公務人員與職務有關的個人隱私以昭示行為之廉潔性，希望與公共利益密切關聯的公共言論受到比隱私權更為有力和有效的法律保護。因為“我們允許這些不同言論的表達主要不是出于喜歡，而是這些表達可能有助于我們作出正確決策，少犯錯誤，從而使有關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和集體利益的決策建立在更加理性、科學和民主的基礎之上，對媒體監督和反對言論的懼怕就是對自身錯誤的縱容和對自身責任的默然?！盵45]此時在新聞自由與公務人員隱私權之間的紛爭中似乎更偏重于對前者的保護。如在1964年美國《紐約時報》公司訴蘇利文案件[46]中法官就認為：“憲法保障要求一個聯邦規則的存在，該規則禁止公職人員因一個與其職務行為相關的誹謗性的虛假言論而要求損害賠償，除非他能證明此種言論是出于?真實的惡意?——也就是說，言論者知道該言論是虛假的或者根本不考慮它虛假與否?！盵47]司法判決對新聞媒體的傾向性十分明顯但并無不當，這不是因為法官對新聞媒體的偏好，而是其更珍視新聞媒體所承載的社會功能和民主價值。該案所強調的是：“如果新聞界只是發表了不實信息而沒有實際惡意就被處以巨額賠償，由此引起的后果就是破壞了民主制度所必須的堅持不渝的公眾討論，但新聞界發表明知不實的信息，第一修正案不會給予新聞界任何保護?！盵48]麥迪遜也指出：在自由討論中，錯誤陳述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表達自由要擁有一點使它們“得以生存下去的……”的“必需的”“呼吸空間，這種錯誤言論就必須受到保護?！盵49]媒體和新聞工作者既非圣人亦非國家偵查機關，無法徹底避免錯誤亦無法象國家偵查機關一樣將案件查個水落石出。更何況新聞的時效性和新聞價值要求新聞報道盡可能追隨事態發展甚至同步報道。如待一切問題水落石出，新聞也就成為歷史，新聞自由的功能和作用就難以發揮。故社會和法律要求于新聞媒體的只能是有限的真實、客觀和準確，涉及特別重要的公共利益或價值選擇時，新聞媒體有合法侵入隱私和免責之必要。

再次，公益與眾益的矛盾和沖突亦需要獲得一種平衡，否則可能構成對他人隱私權的侵害。公益與眾益之分來自盧梭對輿論的界定，公益是指全體公眾或人民共同體的一致意見，眾益是所有社會成員的意見，包括少數人或個別人意見。公益以公共利益為依歸，治理國家和社會必須遵循公益，但依據新聞自由之原則卻不能忽視眾益，表達是每個人的權利，即使只有一人主張也不能予以壓制。當今世界，代表公益的國家意識形態總是在媒體占據主導甚至唯一地位。即便是號稱新聞最自由的美國，從海灣戰爭到轟炸南斯拉夫，再到“9.11”事件，其大眾傳媒亦表現出高度的愛國主義單向性，對反對性的意見不無封殺。[50]在對他國內政和人權的誤解和侵犯中，也不乏對私生活自由的蔑視和侵害。某些國家新聞媒體幾乎為國家壟斷，其“喉舌”功能十分突出，輿論單邊性傾向更為廣泛和明顯，在此背景下的公益往往更需拷問和反思，眾益行為的保障更顯可貴。新聞媒體在下述情況下對隱私權的侵入可以獲得抗辯：

（1）新聞價值。有人將其表述為合理的公眾興趣，其實兩者存在一定關聯與界分。關聯在于具有新聞價值的素材公眾往往有興趣但并不必然引起興趣，而興趣是否合理則另當別論；而具有公眾興趣的素材大多具有新聞價值，但也未必全部具有新聞價值，公眾興趣也未必能夠保持適度。關鍵要看公眾所關心的或具有新聞價值的隱私是否與公共利益存在合理關聯以及關聯程度。一般而言，當媒體報道或披露的個人隱私與公共利益有較大關聯，則往往視為正常的新聞自由范圍。而有些新聞雖令公眾產生足夠興趣卻無涉公共利益，此時新聞對隱私的披露則可能構成侵權。故此在隱私權、公眾興趣和公共利益之間仍然存在具體的價值衡量和利益判斷。較典型的案例就是1940年西迪斯訴F-R出版公司隱私權受侵犯案件中對公眾合理興趣和新聞價值的肯定。[51]有學者曾將新聞負載的言論分為政治性言論、藝術性言論和商業性言論三種，對政治性言論，因關涉民主政治的健康運轉應當加以特別保護，對于后兩者，在與其他基本人權相較時，保護則相對弱一些。[52]筆者亦認為區別具有公共性質的表達自由和具有私人性質的表達自由有益于權利沖突中的價值選擇和利益平衡，因前者承載的民主法治社會特有的監督功能和信息傳通功能，與公共利益之關聯更為密切，在其與隱私權沖突時應偏向于表達自由的保障，而具有私人性質的表達自由在同樣的沖突中因與公共利益較少關聯，人們更傾向于個人隱私的保護。

（2）公眾人物。公眾人物是指在社會生活中廣為人知、具有相當高的知名度的社會成員。公眾人物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自愿的公眾人物，即主觀上追求或放任自己成為公眾人物，如歌星、電影明星、電視節目主持人、公權力人物等均屬此類；一類是非自愿的公眾人物，即其出名或成為社會公眾關注對象往往不是其主觀追求或放任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某些重大事件的偶然性介入造成的。由于這些事件具有新聞價值，其與之聯系或相關而成為公眾人物。[53]媒體在報道公眾人物涉及其個人隱私時往往可以獲得一定程度的免責或抗辯事由，但仍需分兩種情況：一是對公眾人物中之公務人員隱私之侵權抗辯。如瑞典《報刊、廣播和電視新聞道德準則》規定：未經本人許可，新聞工作者不得發布有關個人私生活的事實，除非該事實與高級官員相關，并且對社會較為重要或者對該事實正準備進行刑事訴訟。[54]公務人員的行為往往與其職務或公共利益相聯系，其隱私權亦受到比常人更多限制。如一般人之戀愛、婚姻和家庭以至不正當男女交往均可構成個人隱私而受到隱私權保障，而新聞媒體對政府官員有涉職務的私生活監督則往往被視為新聞自由的正當范圍。如英國20世紀60年代就有報紙披露了國防大臣普羅富嫖妓丑聞而導致了倒閣風潮；美國80年代也有參議員哈特因其與交際花來往被報紙披露而被迫退出競選；克林頓總統的緋聞更是成為世界性的重大新聞事件等。[55]媒體在披露這些個人隱私時因對象之特殊性而獲得免責。二是對一般公眾人物中隱私之侵權抗辯。問題之關鍵在于公眾人物的判斷標準難以把握，公眾人物標準過于泛化必將導致對個人隱私權的威脅和侵害。在1974年發生于美國的格茨訴韋爾奇案[56]中確定的公共人物范圍排除標準值得借鑒。這些排除標志主要有：①僅僅出現在與某些有新聞價值的報道或報道有關的報紙上，不能使某人成為公共人物；②社會、職業或行業范圍內的名望本身不能使某人成為公共人物，那些極為著名的以致他們的名字家喻戶曉的人除外；③被迫卷入公審（無論是民事還是刑事審判）本身不能使某人成為公共人物；④那些因誹謗受到指控者不能以其本人的行為使他們的受害者名聲丟盡并由此提出他們自己的辯護理由；⑤單純申請、接受或受益于公立研究資助不能使某人成為公共人物；⑥若想符合“格茨案”的使自己卷入公共爭議問題或爭論中心的標準，有關爭議的問題或爭論必須是真正的辯論爭執，其結果將明顯地影響大眾或者大眾的一部分。某人的行為須被明確地認為是吸引公眾對那一爭議問題或爭論的評論；⑦如想符合“格茨案”的利用媒介的權利標準，利用媒介須為常規和持續性的。[57]而布萊克姆大法官則認為時間對公共人物的確定具有重要影響，即某人可能由于同期報道其活動而成為公共人物，然而出于對同一活動和歷史事件的評論的目的，他并不是個公共人物。[58]這實際上提出了公眾人物的相對性問題，一個公眾人物并非永久性的公眾人物，當其逃離社會大眾生活而無涉公共利益或公眾合理興趣時，其隱私仍應當受到與普通公民同樣的保護。

（3）公共記錄，即媒體公布的隱私資料屬于公共記錄，已為人知或通過合法途徑可以知曉的資料，媒體公開該隱私資料不被視為對隱私權的侵犯。這項抗辯理由在美國考克斯廣播公司訴科恩案的聯邦法院判決中獲得了支持。法院裁定：普通法和第一及第十四修正案均保護媒介如實地傳播公眾可自由檢索的公共記錄，其中也包括起訴書和其他司法文件里的信息。[59]不過，這一原則的確立和執行并非絕對，當公開受害人的信息不僅涉及隱私權問題，而且涉及更為重要的價值選擇如安全價值或生命價值或未成年人的保護時，則可能保持有限的公開甚至不公開。在另外一些具體案件中，則尚須結合具體的利益衡量和價值沖突裁斷。另外，由于公共記錄中所涉對象不同，其隱私資料保護和公開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如當公共記錄中記載的資料是有關公權力人物的個人隱私，并與其職務行為存在合理的關聯時，則往往會面臨比一般人隱私資料更大程度的公開，這種公開在本質上可以理解為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

3、規范協調

理論上新聞自由和隱私權各行其道，比較容易界分，但在實踐中兩者的價值沖突、利益沖突往往交織混雜，使得二者的平衡與協調更為復雜和艱難，需要在法律規范、司法個案或行業規范歸納總結某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原則和規則。大陸法系國家通常制定專門的新聞出版法以保障新聞自由，同時對濫用新聞自由和損害公民權利的行為作出限制性規定。如禁止發表涉及性犯罪的細節和辯論的內容、禁止有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內容、禁止干預私生活等。1966年生效的《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新聞法》規定：“新聞報道是自由的。它的使命在于維護自由與民主的基本秩序。新聞自由只接受《基本法》直接認可的限制條款以及根據其原則在本法中所載明的限制條款的約束。凡對新聞自由產生不利影響的特別措施，均在禁止之列。[60]”。我國憲法沒有明確規定隱私權，民法領域對隱私權的侵犯常常依托或借助于名譽權進行保護，已日益暴露其局限性，難以對個人隱私形成全面有效的保護。建國以來的四部憲法規定了包括新聞自由在內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但至今未有新聞出版法，新聞自由的保障與權利沖突等多種問題尚無法可依。各國的司法實踐倒是提供了解決沖突的某些經驗性的原則和規則。雖然大陸法系、英美法系抑或其他法系在對待具體個案的法律規則和法律傳統有所不同，但對判例或案例價值的重視卻是一個共同趨勢，案例所提供給我們的是比法律規則更為豐富、生動和多樣的啟迪和思考。如歐洲人權法院在摩納哥公主隱私權案件中認為：德國憲法法院關于政治新聞與娛樂新聞都享有同樣的新聞自由的觀點是不正確的。認為那些無助于公眾的信息利益，無助于社會公共觀點形成的報道，只能享有有限的新聞自由。[61] 某些行業規范和職業操守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預防和解決新聞自由與隱私權沖突的規則和經驗，可資借鑒。如英國《新聞工作者行為準則》規定：新聞工作者必須通過坦率的方式獲取信息、照片和圖片。惟有對于壓倒一切的公共利益的考慮，才能作為使用其他方式的正當理由；除出于公共利益的考慮外，新聞工作者不得窺探他人的痛苦與不幸；新聞工作者必須保護不愿透露姓名的信息提供者；如下這些信息只有在相關性極大的情況下新聞工作者才能提及：他人的年齡、種族、膚色、信仰、私生子身份、殘疾情況、婚姻狀況、性別或性傾向等。英國《新聞工作者業務準則》規定：公共利益包括a.查明或揭露罪行或嚴重的不端行為。b.保護公眾健康與安全。c.防止公眾被某一個人或組織的言行所誤導?！魏纬霭嫖镂唇浲馇址杆怂缴畋仨毥o予正當理由；未經本人同意使用長鏡頭技術拍攝他人在私人場合（指那些人們有理由指望在那兒得到不受干擾的自由的公共或私人物業房地產場所）的照片的行為不可容忍。記者和攝影師不得以恐嚇、騷擾和持續追逐的方式獲得或試圖獲得信息或圖片。未經同意不得在私人場合拍攝他人照片；在被要求停止后不得以持續電話、詢問、追逐或拍照方式騷擾被采訪人；在被告知離開后不得繼續在被采訪人物業內停留，也不得進行跟蹤?！瓋和母改富虮O護人的名望、丑行或地位均不能成為發表有關該兒童私生活材料的正當理由；新聞工作者不得通過竊聽器或偵聽私人電話而獲得信息，也不得發表通過此類竊聽工具獲得的信息。瑞典《報刊、廣播和電視新聞道德準則》規定：對于信息發布有可能侵犯個人隱私權的情況，應極為審慎地對待。除非公布信息顯然符合公眾利益，否則應避免公布此種信息。在發表有關自殺和自殺未遂的消息時務必極為審慎，尤其是出于對其親屬感情的考慮和鑒于上述所述的個人隱私權，必須做到審慎。新聞工作者不得提及已經服過刑的人過去所犯罪行。此項準則不適應于無可置疑的慣犯以及那種繼續進行與他所犯過的嚴重罪行有關的活動且社會影響大的人。美國廣播電視新聞協會《道德和職業行為準則》規定：在報道涉及兒童情況特別審慎并給兒童以（比給予成年人的）更大程度的隱私權保護。[62]

第三篇：輿論監督與隱私權保護

輿論監督與隱私權保護的關系

輿論監督權與隱私權都是公民的基本權利，都應受到保護。而日常生活中過了“度”的輿論監督總會侵犯隱私權，所以輿論監督與隱私權保護有密切的關系。那么輿論監督和隱私權的具體定義是什么？輿論監督是指公眾通過大眾傳媒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公眾人物的與公共利益相關的事務進行披露、批評，并提出建議的行為。隱私權是一種個人為了保護自己的人性尊嚴而對私人領域、私人信息、私人事務的一種自我決定權。

我國目前監督機制有人大監督、司法監督、行政監督、黨內監督、民主黨派監督、民眾監督以及新聞監督。其中新聞監督尤為引人注目。眾所周知，真實性是新聞的生命和首要原則，因此，越是真實的信息，就越符合新聞的要求，但是涉及公民個人隱私的信息，采訪越深入，報道越真實、越具體，對公民隱私權的侵害就越嚴重。隱私要“不為人知”，而新聞要“廣為人知”，這就構成了二者的沖突。尤其在21世紀這個信息化社會，新聞媒體為了追求吸引眼球、滿足人們的獵奇心理，往往會觸及到人們不愿為他人知曉的個人隱私，即涉及隱私權的侵犯。另外以下幾種情況下，個人隱私允許被泄露：①本人同意；②公共利益的需要，比如政界要人，政府高官，他們對公眾事務負有特別責任，隱私權也受到限制。及時準確的新聞輿論監督可以起到扶正辟邪、弘揚正氣、凝聚人心的作用。③公眾興趣，比如明星消息：④權威消息來源，個人隱私已經被公開記錄。由于司法實踐中隱私權的模糊界限，一方面需要建全法律對隱私權的保護，對新聞機構本身的法制素養提出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需要加強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建設，堅持社會公共利益優先的原則。

便捷的互聯網給我們帶來了網絡輿論監督，它是傳統監督方式在網絡信息化條件下的創新和演變，也使得輿論監督與隱私權保護陷入了更為嚴苛的對立關系。網絡輿論監督當然有它好的方面，鄭州“房妹”之父翟振鋒因網絡舉報被檢方立案調查，“表哥”、“房叔”們因微博曝光而相繼落馬??網絡反腐頗見成效。在虛擬的網絡社區、論壇里面，網民同時就同一件事發表不同的觀點，進行信息的整合與及時反饋，為強大輿論的形成創造條件。在佛山小悅悅事件中，兩歲的小悅悅不幸被車子碾壓，十八名路人冷漠無視。該事件引起重多網友的注意和對社會公共道德淪喪的反思。于是一些偏激的網友將那些冷漠的路人一一人肉搜索出來，了解到他們的姓名、工作、地址，并上門去謾罵。當事人的隱私權被嚴重侵害。

我們可以這樣說，當輿論監督與隱私權保護相沖突的時候，哪一個更有說服力的時候，就支持哪個，或者找到它們之間的平衡點。

第四篇：體育明星隱私權保護..

摘要

奧運賽事空前激烈，人們對參賽運動員的關注熱情空前高漲。街頭巷尾、媒體網絡，都在津津樂道運動員“背后的故事”，從身高、體重、到婚姻、戀愛，無所不談。這種自由而寬松的報道氣氛，彰顯了我們正在走向一個新聞自由的時代，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普通民眾對資訊的渴望和獵奇心。但其中存在的問題是，媒體忽視了體育運動員的隱私權。作為公眾人物的體育運動員，對于必要的輿論監督有接受和容忍的義務，但是他們也應該有屬于自己的不被打擾的空間。作為公眾人物的體育明星運動員隱私權保護的邊界問題是本文研究的出發點和核心。

本文主要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了隱私權的特點及我國對公民隱私權的保護；第二部分介紹了公眾人物的概念、分類與公眾人物隱私權的限制；第三部分分析了公共利益、公共興趣與體育明星運動員隱私權限制程度。第四部分首先提出應該對體育運動員的隱私權進行保護，并提出體育運動員的身體隱私、個人住宅、私生活以及一些與公共利益完全無關的個人信息都應當在保護之列，接著提出我國民事立法應規定體育運動員隱私權保護的范圍，對于侵犯運動員的隱私權的行為應予以懲戒，同時也要使媒體認識到不應一味迎合一部分人的低俗趣味，應注重宣傳努力奮斗、團結合作和積極向上的運動競賽精神，尊重運動員的隱私。

體育運動員隱私權保護問題研究

一、隱私權的特點及我國對公民隱私權的保護

(一)隱私權的概念、起源

要了解什么是隱私權，有必要先了解什么是隱私。隱私，英文為Privacy，有隱居、秘密、私下之意思，是指不愿為外人界入的私人生活，它是人類社會化的產物。最早提出隱私權概念的是美國法學家路易斯?布蘭蒂斯和塞繆爾?沃倫。他們在1890年的《哈佛法學評論》雜志上發表了一篇著名論文《隱私權》。該文的面世標志著隱私權理論的誕生。作者把隱私權界定為“生活的權利”和“不受干涉的權利”。認為隱私權本質上是一種個人對其自身事務是否公開給他人的權利，保護個人的隱私就是保障個人的“思想、情緒及感受”不受他人打擾的權利。

對于隱私權的客體，我國著名學者楊立新教授總結為“隱私權的客體包括私人活動、個人信息和個人領域”，而筆者更偏向于隱私權的客體應是私人生活信息和私人生活安寧。所謂私人生活信息，一般理解為包括所有個人的情報資料，諸如家庭成員、親屬關系、婚姻狀況、財產狀況，以及個人的身高、體重、女性的三圍、健康狀況、宗教信仰、住址、家庭電話號碼等等。私人生活安寧，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按照自己的意志從事與公共利益無關的活動，不受他人的干擾、破壞。如日常生活、社會交往、夫妻關系等。即個人對其自身事務公開披露的決定權利，個人有權決定在何種范圍內以何種方式來向他人傳遞個人思想與感情。

在世界各國，美國的隱私權理論研究最為發達，相應的保護措施也最為有力。1940年美國法院出現了隱私權的判例。1965年美國最高法院正式承認個人享有憲法規定的隱私權，同時頒布了一系列專門保護隱私權的法律，如1974年的《隱私法》，以后公布的《家庭教育隱私權法》、《財務隱私法》等等。在法律中將侵犯隱私權的行為直接界定為侵權行為，并責令侵權行為人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

（二）我國對隱私權法律保護的現狀

我國憲法的第38條、39條和第40條規定了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公民的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受法律保護。這是對隱私權保護的原則性規定和依據。

在我國現行的民事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中，規定了生命健康權、姓名權、名稱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等。隱私權沒有被列在人身權的保護范圍。這是由于當時我國社會發展和立法者的認識水平的局限所致。由于社會發展的需要，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中，規定對侵害他人隱私權，造成名譽權損害的，認定為侵害名譽權追究民事責任。這是對隱私權保護的一個重要的司法解釋，根據這個解釋，在對隱私權的保護上，適用了以名譽權的保護方法進行保護，這是一種所謂的間接保護的方法。

二、公眾人物的概念、分類與公眾人物隱私權的限制

公眾人物（public figure），是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并在司法實踐中得到廣泛應用的一個概念，首席大法官沃倫對公眾人物的概念界定為“公眾人物是指在關系到公共問題和公共事件的觀點與行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常常與政府官員對于相同問題和事件的態度和行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相當。”

公眾人物并不是一個政治概念，而是一個為了保護言論自由、限制名譽權和隱私權而創設的概念。美國沙利文訴《紐約時報》案中首次確立“公共官員”的概念，即是為了對公眾人物的人格權提供合理的限制。我國近年來出現的涉及公眾人物的案例中，也都提出了對公眾人物人格權的限制問題，比如2002年范志毅訴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侵犯名譽權案，首次在判決書中提出了公眾人物的概念。

從我國的實際出發，王利明教授認為根據公眾人物與公共利益的密切程度將其分為兩類：

一、國家工作人員類。主要包括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以及黨和政協的機關中從事公務的工作人員）和因法律或國家機關授權行使權力的有關組織或個人，還包括國家工作人員的候選人；

二、非國家工作人員類。主要包括體育演藝類公眾人物、商界公眾人物、知識界公眾人物和新聞類公眾人物等。

公眾人物隱私權的限制來源于對普通公民知情權的保護。知情權是指公民知悉、獲取信息的自由與權利，它包括政治知情權和社會知情權。知情權作為一種權利主張的法學概念，最早由美國的一位編輯首先提出來。他針對當時美國政府權力不斷膨脹的狀況，呼吁官方尊重公眾的知情權，這是政治知情權，后來又增加了社會知情權，就是公眾知曉他們所感興趣的或與他們利益相關的社會公眾人

物的情況。隱私權和知情權是一對相互沖突的權利。

隱私權和知情權的沖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公的權利與私的權利之間的矛盾，因此，有學者認為在處理上必須考慮公法優先和公共利益原則，即所謂“隱私權止于公共利益”。也有學者提出，面對侵犯個人隱私的起訴時，媒體強調公民的知情權，他們最有效的兩大抗辯理由：一是出于公眾利益的需要，二是為滿足公共興趣。

三、公共利益、公共興趣與體育明星運動員隱私權限制程度

羅斯科·龐德認為：公共利益是從政治組織社會生活角度出發，以政治組織名義提出的主張、需要和愿望。恩格斯曾經說過：“個人隱私一般應受到保護，但當個人私事甚至隱私與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發生聯系時，個人的私事就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私事，而屬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隱私權的保護，而應成為歷史記載和新聞報道不可回避的內容。”

政府官員受公民授權，以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共利益為職責和使命，因此其所享有的隱私權在內涵和邊界上于普通公民的隱私權存在著差別。政府官員由于代表國家行事，其個人狀態直接影響到他對社會資源的利用，因此其個人隱私因涉及公眾利益而成為公眾應該了解的內容，他們的隱私權要受到一定限制，所謂“高官無隱私”，限制政府官員的隱私權，有利于維護政府形象與社會公認的價值標準，有利于提高政治生活的質量。

同為公眾人物，體育運動員的隱私保護與政府官員不同。雖然體育明星運動員可能有著很大的社會知名度、影響力，公眾對體育明星隱私有強烈的興趣，但是他們的婚戀、家庭等與公眾利益沒有關系，所以他們的個人隱私不應該受到太多的限制。盡管公眾興趣會成為公眾知情權成立的原因而構成對個人隱私權的對抗因素，但是媒體也應該有獨立的價值判斷。公眾興趣會有獵奇、低俗的興趣傾向，但是新聞報道如果一味滿足觀眾的這種興趣，便喪失了媒體自己的價值判斷，還可能會被提起侵犯隱私權之訴。

四、體育運動員隱私權的保護

1、保護的范圍

（1）身體隱私

身體的隱私是私人生活中最私密、最敏感的領域，擅自暴露他人的身體隱私，不僅會造成他人隱私權的損害，而且會對他人的名譽造成損害，因此即使是名人，其人格中最隱秘的部分也應受到保護，無論采取何種手段，未經他人同意暴露其身體隱私，構成侵害隱私權。

（2）個人住宅隱私

凡是私人支配的空間場所，無論是有形的，還是虛擬的，都屬于個人隱私的范疇。在私人空間中，住宅空間具有尤為重要的意義，此處之住宅不僅指法定住所，也包括臨時居住、棲身的房間、工人臨時居住的工棚、無房戶居住的辦公室等。住宅是個人隱私的重要組成部分，公眾人物對個人住宅業享有隱私權，任何人未經其許可不得擅自闖入其私人所有的、合法占有的房屋以及其他空間，也不得非法采用高倍望遠鏡探測等手段窺視個人空間，否則，即構成對公眾人物隱私權的侵害。

（3）私生活等與公共利益完全無關的個人信息

私生活包括家庭成員、親屬關系、婚姻狀況、財產狀況以及日常生活、社會交往、夫妻關系等，這些都是個人享有的、與公共利益無關的個人生活空間，個人對其自身事務享有公開披露的決定權利，個人有權決定在何種范圍內以何種方式來向他人傳遞個人思想與感情。被媒體或其他人知曉并披露會傷害自我唯一感、阻礙了個人獨立、侵犯了個人尊嚴、貶抑了個人榮譽。

2、保護的方式

（1）法律的健全和完善

奧運會期間媒體對運動員全方位的報道之所以沒有引起侵犯隱私權訴訟，是因為我國目前對隱私權保護方面的相關法律還不完善。我國對隱私權的研究起步較晚，我國《民法通則》沒有規定隱私權為獨立的一項人格權。只是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及以后的有關解釋中，將泄露宣揚他人隱私，給他人聲譽造成不良影響的情況納入名譽權的范疇加以保護。但是名譽權和隱私權在保護的主體、權利內容、侵害行為性質和手段上都存在明顯的不同，是兩種不同的人格權。把隱私權納入名譽權范圍保護，是一種間接保護，是不全面的保護，勢必縮小隱私權的保護范圍。

我國應加快隱私權保護的法律建設。確立隱私權為公民的一項獨立人格權，建立以憲法保護為統領，以民法保護為重點，輔以專門法的隱私權法律保護體系。對于公眾人物，在民法上同時作出公眾人物隱私權的限制性和保護性規定及公眾人物的層次性規定。立法上可劃定公眾人物受保護的核心隱私范圍，避免對公眾人物隱私權限制而造成過分的侵害的發生。

（2）媒體的自律

新聞自由是媒體的重要權利，也是滿足公眾知情權的保障。但是“新聞自由”不能濫用。由于激烈的市場競爭，為吸引更多的觀眾，提高收視率或銷售量，媒體樂于挖掘公眾人物的隱私。但這樣的結果使得新聞自由的社會公力價值受到貶損，公眾興趣會有獵奇、低俗的興趣傾向，但是我們的新聞報道如果一味滿足觀眾的這種興趣，便喪失了媒體自己的價值判斷。在這種發生了變異的價值觀的作用下，媒體很容易陷入對名人隱私過度侵擾的泥沼。

作為媒體，在滿足公眾興趣的同時，必須遵循一定的道德尺度，尊重公眾人物的個人隱私，引導社會向著健康、良好的方向發展。

結論：

1、人際交往的擴大必然意味著個體獨享生活的縮小，人們就越覺得有必要保留只屬于自己的內心世界的安寧。因而，隱私權作為普遍的社會心態，是隨人類社會出現自始存在的，并隨著社會文明發展而日漸突顯。

2、隱私權和知情權是一對相互沖突的權利。在處理上必須考慮公法優先和公共利益原則，即所謂“隱私權止于公共利益”。

3、同為公眾人物，體育運動員的隱私保護與政府官員不同，他們的婚戀、家庭等與公眾利益沒有關系，所以他們的個人隱私不應該受到太多的限制。

4、體育運動員隱私權的保護范圍包括身體隱私、個人住宅隱私以及私生活等與公共利益完全無關的個人信息，而保護的實現依靠法律的完善以及媒體的自律。

第五篇：隱私權的司法保護的現狀與思考

免費法律咨詢3分鐘100%回復

上網找律師 就到中顧法律網 快速專業解決您的法律問題http:///souask/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隱私權的司法保護的現狀與思考

隱私權是人格權中的一項重要權力。隨著社會生活日益豐富繁雜，有效地保護隱私權已成為關系個人生存質量的一項重要社會任務。但我國對隱私權的保護，沒有明確的法律、法規規定，只是散見于司法解釋。1988年頒布的《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以下簡稱意見）、1993年《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中均規定：公布、宣揚他人隱私，致使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應認定侵害他人名譽權。使“隱私權”一詞初見于成文法律，但這只是間接保護。2001年，最高院頒布的《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中，隱私權雖沒有被作為一種獨立人格權，但是該解釋隱含侵害隱私權保護的內容，不失為一項立法的進步，只是此種進步仍不足以彌補法律在隱私權保護方面所存在的缺陷。

在我國成文法律中，沒有一部法律有明確的隱私權保護內容，僅僅在司法實踐中，遇到隱私權問題時，司法解釋予以規定，以名譽權的名義來保護隱私權。又由于隱私權未形成獨立人格權，公眾對隱私權的內容以及是否侵犯隱私權問題產生模糊認識，隱私權被侵害在我國相當突出。不僅公民、企業存在侵害隱私權的問題，而且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也存在侵害隱私權的問題，具體侵害行為有：（1）侵入侵擾。私自侵入他人住宅、搜查他人住宅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壞他人居住安寧的行為。（2）監聽監視。私自對他人的行蹤及住宅、居所等進行監聽、監視，安裝竊聽裝置或者攝像設備等行為。（3）窺視。故意窺視他人居住，利用望遠鏡或者其他設備偷看他人私生活的行為。（4）刺探。調查刺探他人的通信或者其他私人文件的內容，非法刺探調查他人的性生活，非法刺探調查他人的財產狀況等隱私資料的行為。（5）搜查。非法搜查他人身體或者財物的行為。

（6）披露、公開或宣揚。非法披露、公開或宣揚他人的隱私資料，如他人的個人數據、婚戀史、受害記錄、疾病史、財產狀況等都是侵害他人隱私權的行為。

我國憲法及其他部門法有不少關于隱私權保護的相關規定，許多學者也就隱私權保護問題提出了諸多觀點，但我國公民的隱私權仍舊保護不足，待于救濟。主要原因如下：

1、司法解釋雖有隱私權的保護條款，但沒有隱私權的概念，沒有對隱私權作出具體界定。每一裁判都是法官對法律的解釋。如果法律規定過于原則，單靠法官自由心證很容易造成同一案件不同的判決，或對具體案件的下判無所適從。

2、侵犯隱私權在何種情況下承擔民事責任法律規定不明確。最高法院公布的上述兩個司法解釋對隱私權方面的規定不一致?！兑庖姟返?40條：“以書面、口頭等形式宣揚他人的隱私，??造成一定影響的，應當認定為侵害公民名譽權的行為。”該規定明確了在侵害人以書面、口頭形式宣揚他人的隱私，造成一定影響，達到損害他人名譽時，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但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通過的《解釋》第1條規定：“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侵害他人隱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權為由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憋@然上述兩個司法解釋對法院在何種情況下受理侵犯隱私權案件的規定不一致?！兑庖姟返囊幎ㄊ侵挥挟旊[私權與名譽權竟合時才受理隱私權案件，也就是說，只有在侵犯隱私權達到損害他人名譽時法院才有權啟動審判程序保護受害人的隱私權。而《解釋》則規定：只要侵害人違反社

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侵害他人隱私，受害人只要以侵權為由起訴，不論是否構成對受害人名譽權的侵害，法院均應予以立案。

目前法院的普遍做法是將《意見》與《解釋》結合起來認定侵犯隱私權案件，但《解釋》的內容少，也過于原則，故目前許多法院主要是按《意見》處理涉及隱私權的案件，然而由于對如何認定規定中的“造成一定影響”及“造成一定影響”與由此損害當事人名譽之間的關系，法律沒有作出規定，導致許多隱私權案件事實上無法按損害名譽權案件處理。但對于當事人來說，有的隱私雖然不是見不得人的壞事，然而當事人不愿意讓他人知道，且當事人的個性不同，同屬個人私事，有的人不愿讓他人知曉，有的人卻無所謂，由此對當事人心靈的影響程度也有很大不同，對當事人的身心損害程度差異會很大。與此同時，侵犯他人隱私的當事人有的是出于故意，有的出于過失，出于故意，不一定造成損害他人名譽的后果，出于過失，卻有可能造成了嚴重后果；有的當事人就隱私權被侵犯，尋求法律保護，雖然對當事人而言，平靜生活已經由于侵害者的行為而受到干擾，精神上已經受到損害，但由于“造成一定影響”不好界定，更由于需達到侵害名譽權這一條件，往往導致其隱私權無法得到保護。

3、侵犯他人隱私權的侵權人承擔責任方式不明確。

（一）是侵害隱私權與侵害名譽權不同，其責任方式也應該是不同的，但法律上沒有作出相應的規定?！睹穹ㄍ▌t》第120條規定：“公民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

害的，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并可以要求賠償損失?！薄蹲罡呷嗣穹ㄔ宏P于貫徹執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50條規定：“公民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和法人的名稱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公民或者法人要求賠償損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侵權人的過錯程度、侵權行為的具體情節、后果和影響確定其賠償責任。”雖然《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規定了侵犯隱私權造成一定影響，按侵害名譽權處理。但是，隱私權與名譽權屬于兩種不同的人格權，其責任方式也應有所區別。

（二）是侵害他人隱私的精神損害賠償如何確定的問題。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和不同社會環境中的人對“隱私”會有著不同的要求，在法律上追求保護的程度和強度也會不一樣，比如對住宅電話，有些人把它當作隱私，而另有一些人則無所謂。因而，侵犯隱私權的精神損害差別很大，且目前法律規定精神損害賠償不明確，數額很難確定，審判實踐中做法不一。針對隱私權保護不足的這一現象，筆者認為應根據我國國情，借鑒國外先進的經驗與成果，對我國隱私權保護加以立法，并明確隱私權保護的價值取向和具體法律方法。如下：

（一）關于沒有隱私權的概念、沒有對隱私權作出具體界定問題。筆者認為隱私權的概念應該在法條上，并且應該根據當前的社會情況，以列舉的形式予以界定。

（二）關于侵犯隱私權在何種情況下承擔民事責任法律規定不明確的問題。筆者認為，法律應當明確在何種情況下不宜公開個人隱私、何種情況下必須公開個人隱私、在什么范圍內公開的問題。如果不是出于社會政治及公共利益的需要，不是出于滿足必要的知情權的需要而公開他人隱私的，均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三）關于侵犯他人隱私權的侵權人承擔責任方式不明確的問題。前述，因為隱私權的隱秘性特點，筆者認為侵害他人隱私權不一定存在消除影響，恢復名譽的責任方式。其次，關于侵犯隱私權的精神損害賠償問題，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對受害人最直接的作用是消除、平復、或者減輕其精神上所受的痛苦與創傷，這表明精神損害賠償具有撫慰性的一面，對侵害人最直接的作用是制裁其侵權行為。

具體是，侵害隱私權案件除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0條規定：“精神損害的賠償數額根據以下因素確定：

（一）侵權人的過錯程度，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場合、行為方式等具體情節；

（三）侵權行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權人的獲利情況；

（五）侵權人承擔責任的經濟能力；

（六）受訴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p>

此外，特別應考慮受害人內在的精神損害，即被侵權對象本身的自然反應和外部表現，如受害人精神上的痛苦、悲傷、失望、抑郁等。另外，對于不同的侵害隱私權主體，如因公共利益、價值位階原則以及具有一定職權但超越職權侵犯他人隱私的行為人，因其不同的主觀過錯，其精神損害賠償是不同的，對此都需要在立法上加以明確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