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個問題關于隱私權及其保護的幾

關于隱私權及其保護的幾個問題

楊立新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教授

近幾年，媒體對隱私權這個法律概念越炒越熱，甚至于成為街談巷議的話題。這樣的討論，對于普及隱私權的法律知識，更好地保護公民的隱私權，是有積極的意義的。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在見諸于報刊等媒體的言論中，有很多對隱私權及其法律保護是沒有正確的理解的，甚至以訛傳訛，有謬種流傳之嫌，因此，有必要對有關隱私權及其法律保護的一些問題作進一步的闡釋，將隱私權的認識統一到法律所限定的范圍之內。

問題之一：中國法律不是對隱私權沒有作出規定，僅僅是在民法基本法上沒有規定隱私權

在報刊上最常見的一種說法，就是中國的法律對隱私權沒有作出明文規定。有些報刊還專門開辟專版，邀請有關專家學者發表言論，闡釋這樣的意見。我不知道這些專家和學者對隱私權的法律規定和司法解釋是怎樣理解的，總之，我認為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

應當承認，在1986年中國制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的時候，由于立法者對隱私權還沒有充分的認識，因而在這部法律中僅僅規定了生命健康權、姓名權、名稱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等人格權，沒有將隱私權規定為公民的人格權。這是一個立法的疏漏。

在《民法通則》公布以后不長的時間里，人們就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在世界各國紛紛承認隱私權的當代社會，民事立法不規定隱私權，實在是一個嚴重的失誤。可以這樣說，缺乏對隱私權的保護的民事立法，不管其他的內容是怎樣的完善，都不能說這樣的民事立法是一個完善的立法，對于完善地保護公民的人身權，都是有缺陷的。正是因為如此，國家在立法和司法上采取了一系列的補救措施，對這一立法疏漏進行補救。

首先，是在司法上采取措施，對隱私權的法律保護進行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中，采取變通的方法，規定對侵害他人隱私權，造成名譽權損害的，認定為侵害名譽權，追究民事責任。其第140條規定：“以書面、口頭等形式宣揚他人的隱私，或者捏造事實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他人名譽，造成一定影響的，應當認定為侵害公民名譽權的行為。”按照該條文的邏輯，就是“以書面、口頭形式宣揚他人的隱私，??造成一定影響的，應當認定為侵害公民隱私權的行為。”應當說，這是一個對隱私權保護的重要的司法解釋。按照這樣的司法解釋，最高司法機關承認公民享有隱私權，只是在保護上，適用名譽權的保護方法進行保護。這就是所謂的見解保護方式。

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中，重申這一原則。按照這樣的司法解釋，在司法實踐中，對隱私權有了一定的法律保護。例如一名公司的副經理在經理出差時，將經理放在辦公桌抽屜中的日記取出，對經理的個人隱私內容摘抄、整理，發給公司人員討論、批判，嚴重侵害了這位經理的隱私權，造成了名譽權的損害。故當經理項法院起訴的時候，法院經過審理，判決這位副經理承擔侵害名譽權的民事責任，保護了這位經理的隱私權。

其次，立法機關在立法上采取措施，確認隱私權是公民的人格權。在《民法通則》以后頒布的一些新的法律中，幾乎凡是涉及到民事權利的，都有對隱私權的規定。這就是《未成年人保護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殘疾人保護法》和《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等。在這些法律中，對未成年人的隱私權、婦女的隱私權、殘疾人的隱私權以及消費者的隱私權，都作了明確的規定。按照這些法律的規定，只要是在這樣的場合，侵害公民的隱私權，就依法受到保護。

再次，在1979年的《刑事訴訟法》、1982年的《民事訴訟法》等程序法中，對隱私(陰私)的保護，都有具體的規定。

由此可見，這個的法律不是對隱私權的保護沒有規定，而僅僅是在民法基本法上，沒有作出一般性的規定。如果籠統地說中國法律沒有對隱私權作出規定，是不客觀的。

隱私權所保護的隱私，是私人信息、私人活動和私人空間，不能作任意的擴張或者限制的解釋

隱私權的客體是隱私。但是，對隱私究竟應當怎樣理解，說法卻大不相同。

實際上，隱私觀念是在人類在將自己的陰私部位用樹葉等遮擋起來時，就產生了的。以后隨著社會的進展和社會觀念的變化，隱私的概念不斷發展。在現代，陰私概念有了嚴格的界定。嚴格按照法律的要求解釋隱私，就是與公共利益無關的個人私生活秘密，它所包容的內容，就是私人信息、私人活動和私人空間。

私人信息是有關個人的一切情報資料和資訊，諸如身高、體重、收入、生活經歷、家庭電話號碼，病患經歷，等等。私人活動，是一切個人的、與公共利益無關的活動，如日常生活、社會交往、夫妻之間的兩性生活、婚外性關系等。私人空間也稱為私人領域，是指個人的隱秘范圍，如身體的隱秘部位、個人居所、旅客行李、學生書包、日記、通信等均是。

有人認為，隱私的范圍受到國家法律的限制，如問女性的年齡，在國外是侵害隱私權，在中國問問一個人的年齡不僅不是侵害隱私，而且還是一種對人的關心的表現。因此，中國法律對隱私的范圍是限制較嚴的。其實并不是這樣。無論在任何國家，年齡和收入，都是都是隱私的內容，國家沒有任何法律規定這樣的問題不是隱私。當一個人詢問你的年齡或者收入，如果他沒有惡意，不能認為他是侵害你的隱私，因為隱私的支配權是在你的手中掌握，你可以不回答他。可以認為，凡是屬于上述私人信息、私人活動和私人空間范圍內的事情，都是個人隱私。

隱私權是維護隱私的權利，其核心內容是對自己的隱私依照自己的意志進行支配

隱私權是公民的人格權，它包括這樣幾種權能：一是隱私隱瞞權，公民對自己的隱私有權隱瞞，使其不為人所知;二是隱私利用權，權利人可以自己利用自己的隱私，滿足自己精神上和物質上的需要;三是隱私支配權，支配自己的隱私，準許或者不允許他人知悉或者利用自己的隱私;四是隱私維護權，當自己的隱私被泄漏或者被侵害的時候，有權尋求司法保護。

隱私權的這些權能的核心，是對隱私及其利益的支配。一個人對自己的隱私不愿意讓人知道，而他人惡意進行探聽，是侵害隱私權的行為，因為該他人的行為違反了權利人對自己隱私及其利益的支配的意志。一個人愿意將自己的隱私告知某人，但是只要是權利人沒有授權，他就不得將這種隱私進行宣揚或者泄漏，惡意宣揚或者泄漏者，為侵權行為。自己的日記是自己心靈的寫照，他愿意讓他人看其內容，該他人就可以知悉日記的內容，不愿意讓他人知悉，他人就不得翻閱。惡意翻閱他人日記，或者知悉他人日記的內容未經允許而予以宣揚或者泄漏，都是對隱私支配權的侵害，都是對隱私權的侵害。

按照法理，隱私權是人格權，性質是絕對權，任何人相對于他人的隱私權，都是義務人，都負有不得侵害的義務。違反這樣的義務，造成權利人隱私權的侵害，就構成侵權行為。有一位女青年與一名男青年談戀愛，出于忠誠，女青年將自己在大學期間與他人同居的情況告知男友。該男友與該女青年斷絕戀愛關系之后，心理還不能平靜，又把上述內容寫在明信片上，寄給女青年，使女青年所在單位的人都知道了這件事，受到了嚴重的精神損害。該男青年的行為就是嚴重的侵害隱私權的侵權行為。

對隱私權是直接保護還是間接保護：法律應當選擇前者

對隱私權的法律保護，是一百年以來的事情。當1890年美國法學家布蘭蒂斯和華倫在哈佛大學《法學評論》上發表《隱私權》一文之前，隱私并不是一個權利。只是在此之后，世界才逐漸認識了隱私權及其重要性，各國陸續認其為人格權，并加以嚴格的法律保護。

經過一百年的歷史發展，在各國的司法實踐中，對隱私權的保護形成了兩種模式，一是直接保護方式，即對侵害隱私權的行為直接認定為侵害隱私權的侵權行為，責令侵權行為人承擔精神損害賠償的責任。二是間接保護方式，即由于該國立法的原因，對于侵害隱私權的行為不是直接定為侵害隱私權的侵權行為，而是認定為其他類似的侵權行為，按照其他類似的侵權行為承擔民事責任。在我國，就是因為制訂《民法通則》時沒有規定隱私權，因而采用了目前的這種以侵害名譽權的保護方式保護隱私權的間接保護的方式。

實踐證明，采用間接保護的方式保護隱私權，是不完備、不周密的保護。按照我國司法解釋確定的對隱私權的保護方法，只有擅自公布、惡意宣揚他人隱私，造成名譽損害后果的，才能認定為侵害名譽權的侵權行為，追究行為人的民事責任;對于其他侵害隱私的行為，例如刺探他人私人情報信息，擅闖他人私人住宅，跟蹤私人活動，等等，就都無法追究民事責任。直至目前，法院還沒有一例對上述侵害隱私權的行為作出直接保護的判決。這里既有立法上的原因，也有法官和法院對法律理解的問題。事實上，在一些民法特別法中對隱私權的規定，是應當依照、可以參照的，直接按照侵害隱私權追究侵權行為人的民事責任，是完全有法律根據的。

對隱私權采用直接保護方式，既是隱私權自身的的要求，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既然隱私權是不容侵犯的個人人格權，既然采用直接保護的方式保護這種權利是歷史的必然，那么司法機關在其中，就應當有所作為，推動這一歷程，使公民的隱私權受到更為完備的法律保護。

第二篇：數字檔案館隱私權保護問題考量

數字檔案館隱私權保護問題考量

李媛

2012-12-23 21:57:53 來源：《山西檔案》(太原)2008年4期

【英文標題】Research on the Privacy Protection of Digital Archives

【作者簡介】李媛，南昌大學人文學院研究生。（南昌 330031）

【關 鍵 詞】數字檔案館/隱私權/保護digital archives/right to privacy/protect

隱私權是隨著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公民的個人獨立自由、人格尊嚴日益受到重視而出現的一種新型的、獨立的人格權，是現代文明的標志。數字檔案館的網絡環境使傳統環境下不太明顯的隱私權保護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由隱私權而產生的法律糾紛將影響數字檔案館的建設和運行，因此，我們有必要加強數字檔案館中隱私權保護問題的研究。

一、隱私權與檔案

(一)隱私權及其內容

隱私權一般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寧與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護，不被他人非法侵擾、知悉、收集、利用和公開的一種人格權，而且權利主體對他人在何種程度上可以介入自己的私生活，對自己是否向他人公開隱私以及公開的范圍和程度等具有決定權”。

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法律意識的提高，對隱私權的認識已經由過去的消極抵御性權利轉變為一種積極的、主動性的控制權和利用權。我國學者通過對各種法律規定的歸納認為，能動的隱私權應該至少包括下面幾個部分：“一是控制權，指當事人對有關本人的資料享有最終的決定權，他人收集、使用這些資料必須經本人同意，否則就構成侵權；二是獲取權，指當事人獲取他人擁有的有關本人資料的權利；三是知悉權，指當事人有被告知其個人資料被收集處理與資料利用者身份有關的信息的權利；四是修改權，指當事人有要求資料控制者對其個人資料中不準確、不恰當、不適時或不完整的部分進行更正的權利；五是抗辯權，指當事人有以個人隱私被侵犯提起訴訟的權利；六是安全權，指當事人可以要求資料控制者保護其個人資料不被泄露、篡改、任意傳播的權利；七是利用限制權，指資料控制者在收集利用個人資料的同時，要為當事人提供相關的服務”。

(二)檔案與隱私權

由于檔案是承載隱私的重要載體之一，檔案無可避免地成為隱私權問題的利益攸關者。與檔案有關的隱私包括檔案機構所保管的檔案中有關個人情報資訊并與特定個人的利益或者人身發生聯系，且權利人不愿為他人所知曉的私人生活以及私人信息。因隱私涉及的范圍廣泛，故與公民隱私權有關的檔案種類也很多，主要包括兩大部分：一是在公務活動中直接形成的檔案。如會計檔案、人事檔案等。二是檔案部門通過征集、購買、接收或檔案所有者以寄存、捐贈等方式保存在檔案部門的私人檔案，它們有的所有權仍歸個人，而有的所有權已為國家所取得。

二、我國《檔案法》中的有關隱私權保護的立法現狀

至今為止，我國尚未出臺正規的隱私權法，而各種實體法也未對隱私權進行直接的規定。但是，《憲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商業銀行法》、《執業醫師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銀行管理暫行條例》、《計算機網絡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互聯網電子公告服務管理規定》、《檔案法》等法律法規都間接地對公民隱私權的保護給予了確認。

我國《檔案法》中涉及隱私權的有第二十一條、二十二條。

《檔案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向檔案館移交、捐贈、寄存檔案的單位和個人，對其檔案享有優先利用權，并可對其中檔案中不宜向社會開放的部分提出限制利用的意見，檔案館應當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這一條款主要規定了檔案利用方面的隱私權問題。

《檔案法》第二十二條規定“集體所有的和個人所有的檔案，檔案所有者有權公布，但必須遵守國家的有關規定，不得損害國家安全和利益，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利益。”這條說明檔案公布時的隱私權問題。

對檔案部門來說，最好能制定有關專門針對檔案數據隱私權的法律法規。如果法律不設定行為邊界，雖造成事實上的損害，也無法進行司法救濟。

三、數字檔案館涉及的隱私權問題

(一)檔案數字化中的隱私權問題

檔案收集、保管的最終目的在于提供利用，在信息高度開放與共享的今天，檔案信息只有通過數字化才能最大程度滿足共享需求。然而，檔案中涉及個人隱私的信息很容易通過數字化的渠道泄露，侵犯當事人隱私。因此，檔案館對涉及個人隱私的檔案是否應該數字化成為爭論的焦點。

上海檔案信息網首頁曾就此相關問題進行討論，討論內容為“婚姻檔案上網是否有礙隱私權”。2006年2月，民政部發布公告稱即將全國各省的結婚、離婚等婚姻信息統一登記歸檔，并將逐步實現全國聯網查詢，以有效避免異地重復登記、重婚等現象。這一消息一經公布，在社會上引來廣泛爭議[1]。

筆者認為，個人婚姻狀況能不能上網的爭議焦點在于，該行為有沒有涉及公民的個人隱私。眾所周知，新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取消了結婚、離婚需要單位出具證明的歷史，甚至無身份證、戶口簿也可登記結婚。表明了婚姻行為屬于個人獨立處理的民事行為，具有排他性，無疑是社會文明進步以人為本的體現。這就帶來了婚姻狀況是否屬于保密范圍，也就是是否是個人隱私的問題。

民政部最終堅持了將婚姻檔案上網，但隨后民政部與國家檔案局聯合頒布施行了《婚姻登記檔案管理辦法》，并在答記者問中向公眾說明“當事人婚姻狀況信息的聯網查詢是指婚姻登記機關的內部工作系統，只供婚姻登記機關工作人員為了工作需要進行查詢，其他人員是無法隨意查詢的，所以不會影響當事人的隱私權[2]”。從而有效避免了隱私權問題。

從隱私權保護角度考慮，數字檔案館對涉及個人隱私的檔案進行數字化時，事先應征得當事人的同意并隨后對當事人的隱私進行必要的保護措施。因此檔案界可制定一個全行業統一的相關聲明，各數字檔案館可在制作資源庫前在各自的網站上發表聲明，聲明要對什么樣的檔案進行數字化、數字化的目的、當事人有何權利、網站有何權利與義務等等。這有利于規范各個數字檔案館網站的行為，為隱私檔案提供更有力的保護。

(二)網絡服務中的隱私權問題

網絡時代，檔案館通過網絡收集個人資料變得快捷化、自動化，同時也從某些方面造就了檔案館對用戶隱私的侵權行為。數字檔案館為了記錄與分析檔案網站服務利用情況，服務器中的“日志程序”會自動記錄用戶的IP地址、訪問時間、訪問內容及訪問結果，而且可以利用網絡跟蹤技術自動地掌握用戶的網上行為[3]。另外，數字檔案館要求用戶在接受服務之前提供若干個人信息，如姓名、年齡、性別、身份證號、職業、工作單位、聯系電話、電子信箱等。數字檔案館采用先進技術手段收集個人信息并非出于惡意，但必須限于法律規定的職權范圍內，無論是否經過用戶本人或個人資料合法提供者的同意，也無論對當事人有否傷害的可能性，這一要求都是嚴格的。其次，檔案網站收集個人資料應遵循“告知原則”，這一原則是由美國政府信息基礎設施小組的個人隱私工作組在題為《個人隱私權和國家信息基礎設施——提供與使用個人信息原則》的報告中提出，該報告指出“信息收集者應通知當事人他們正在收集何種信息并將要用于何種目的”。如果在用戶毫不知情或無奈的情況下收集其個人信息，對不提供個人信息者拒絕提供服務，就會侵犯用戶對其個人隱私信息的控制權與知悉權。

(三)檔案信息傳播中的隱私權問題

計算機網絡技術增強了檔案文件的可獲取性，提供了更多機會來收集記載人類活動的更詳盡的文獻資料，但同時也犧牲了檔案的部分可靠性和完整性。隨著計算機信息網絡的廣泛應用，大量存儲、快速傳輸、多方利用個人數據變得非常容易，也難以控制，極易構成對公民隱私權的侵害。由于技術的不完善，網絡黑客等對當事人隱私權的侵犯既可以發生在檔案館與用戶通過網絡傳送個人資料或不同的檔案網站之間共享個人資料中的某個環節，也可以發生在檔案網站存貯個人資料的過程中。如黑客通過病毒程序對包含個人資料的電子郵件進行跟蹤攔截，獲取機密信息；或者通過非法侵入檔案網站的用戶數據庫，觀看、篡改、傳播個人資料，將對當事人的隱私權帶來極大威脅[4]。當事人一旦隱私權受到侵犯遭受利益損失就可能根據《民法通則》等相關法律通過司法程序追究檔案館的侵權責任，使檔案館陷于訴訟糾紛。

四、加強數字檔案館隱私權保護策略

(一)提高檔案人員對用戶隱私權的維權意識

首先應對不同類型的個人信息的重要程度劃分等級，以便采取不同的保護措施，對于敏感的個人信息，確保只有經過批準的有關人員才能收集、查閱、傳播這些個人信息。此外，還應對有關人員進行隱私權保護知識的培訓，使他們熟悉有關的法律法規，掌握保護隱私權的相關技能及數字檔案館為個人信息的安全采取具體的各種技術保護措施。

(二)合理劃分隱私檔案的開放期限

為了在檔案開放利用中使公民的隱私權得到保護，必須采取相應的保護措施。可以從開放檔案的期限、范圍與鑒定、開放方式等具體措施入手，謹慎對待隱私檔案的開放。一是通過規定檔案開放的期限來保護隱私權。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檔案法規中都明確規定了檔案的開放期限，但對于含有隱私的檔案，許多國家都延長了開放期，以確保公民隱私權不被侵犯。如《俄羅斯聯邦檔案全宗和檔案館法》中規定檔案30年的開放期限，而含有個人隱私的文件75年后開放。法國1979年1月3日頒布的檔案法規定“利用公務文件自由權法律中規定的不能自由利用文件的封閉期一般為30年，凡涉及個人情況如私人生活、家庭生活、公共事業部門調查來的有關私人情況和行為等文件為100年，處理與私生活有關的訴訟文件為60年”。我國《檔案法》在確定30年開放期限基礎上，僅對涉及國家重大利益的檔案進行期限控制，對涉及個人隱私檔案的開放時間并無明確規定，只在《檔案法實施辦法》第2條中籠統指出“上述所有檔案，如按國家有關規定需要繼續保密或控制使用，檔案館應繼續延期開放”。通過借鑒國外隱私檔案的開放期限的規定，我國應在《檔案法》中明確規定含有個人隱私檔案的開放期限。

(三)加強檔案行業自律管理

檔案界應制定全行業的隱私權保護政策，數字檔案館也應制定本館的隱私權保護制度，并在數字檔案館網站主頁的顯著位置發表聲明。內容應包括：告知網站收集個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圍；對個人信息提供保密和安全措施的承諾；告知當事人的請求閱覽權、刪除權、訴訟權等免責條款。

(四)加強對個人資料的技術保護

采用Cookies軟件管理工具、個人隱私偏好平臺(P3P)、加密軟件、自動刪除個人資料軟件等由用戶自己保護個人資料的技術。檔案館為了禁止未經授權的用戶截取或查閱個人資料，可以通過設置本網站運行的服務器，自動使電子郵件傳輸到一個預先指定的服務器目錄機密郵箱，只供獲得授權的人查閱[5]。

綜上所述，網絡隱私權保護是我國檔案學理論和實踐研究的重要問題。其主要研究內容應包括：檔案隱私權的定義、內容；檔案隱私權的保護范圍；檔案法與隱私權；數字檔案館與網絡隱私權；檔案館隱私權保護技術研究；對檔案人員和用戶進行隱私權保護知識與技能的培訓研究；檔案館保護網絡隱私權的交流與合作等領域的研究。

【參考文獻】

[1]婚姻檔案上網有礙隱私權嗎？http://,2008.2.22.[2]民政部副部長稱上網查詢婚姻狀況說法不準確.[2008-2-22].http://.[3]潘連根.關于數字檔案館隱私權保護問題的思考[J].檔案時空，2006(6).[4]肖文建，劉杰.論網絡環境下檔案信息傳播中的隱私權保護[J].檔案學通訊，2007(5).[5]李群，劉維榮.檔案信息網絡化服務中的隱私權保護在歐美[J].機電兵船檔案，2004(2).

第三篇：體育明星隱私權保護..

摘要

奧運賽事空前激烈，人們對參賽運動員的關注熱情空前高漲。街頭巷尾、媒體網絡，都在津津樂道運動員“背后的故事”，從身高、體重、到婚姻、戀愛，無所不談。這種自由而寬松的報道氣氛，彰顯了我們正在走向一個新聞自由的時代，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普通民眾對資訊的渴望和獵奇心。但其中存在的問題是，媒體忽視了體育運動員的隱私權。作為公眾人物的體育運動員，對于必要的輿論監督有接受和容忍的義務，但是他們也應該有屬于自己的不被打擾的空間。作為公眾人物的體育明星運動員隱私權保護的邊界問題是本文研究的出發點和核心。

本文主要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了隱私權的特點及我國對公民隱私權的保護；第二部分介紹了公眾人物的概念、分類與公眾人物隱私權的限制；第三部分分析了公共利益、公共興趣與體育明星運動員隱私權限制程度。第四部分首先提出應該對體育運動員的隱私權進行保護，并提出體育運動員的身體隱私、個人住宅、私生活以及一些與公共利益完全無關的個人信息都應當在保護之列，接著提出我國民事立法應規定體育運動員隱私權保護的范圍，對于侵犯運動員的隱私權的行為應予以懲戒，同時也要使媒體認識到不應一味迎合一部分人的低俗趣味，應注重宣傳努力奮斗、團結合作和積極向上的運動競賽精神，尊重運動員的隱私。

體育運動員隱私權保護問題研究

一、隱私權的特點及我國對公民隱私權的保護

(一)隱私權的概念、起源

要了解什么是隱私權，有必要先了解什么是隱私。隱私，英文為Privacy，有隱居、秘密、私下之意思，是指不愿為外人界入的私人生活，它是人類社會化的產物。最早提出隱私權概念的是美國法學家路易斯?布蘭蒂斯和塞繆爾?沃倫。他們在1890年的《哈佛法學評論》雜志上發表了一篇著名論文《隱私權》。該文的面世標志著隱私權理論的誕生。作者把隱私權界定為“生活的權利”和“不受干涉的權利”。認為隱私權本質上是一種個人對其自身事務是否公開給他人的權利，保護個人的隱私就是保障個人的“思想、情緒及感受”不受他人打擾的權利。

對于隱私權的客體，我國著名學者楊立新教授總結為“隱私權的客體包括私人活動、個人信息和個人領域”，而筆者更偏向于隱私權的客體應是私人生活信息和私人生活安寧。所謂私人生活信息，一般理解為包括所有個人的情報資料，諸如家庭成員、親屬關系、婚姻狀況、財產狀況，以及個人的身高、體重、女性的三圍、健康狀況、宗教信仰、住址、家庭電話號碼等等。私人生活安寧，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按照自己的意志從事與公共利益無關的活動，不受他人的干擾、破壞。如日常生活、社會交往、夫妻關系等。即個人對其自身事務公開披露的決定權利，個人有權決定在何種范圍內以何種方式來向他人傳遞個人思想與感情。

在世界各國，美國的隱私權理論研究最為發達，相應的保護措施也最為有力。1940年美國法院出現了隱私權的判例。1965年美國最高法院正式承認個人享有憲法規定的隱私權，同時頒布了一系列專門保護隱私權的法律，如1974年的《隱私法》，以后公布的《家庭教育隱私權法》、《財務隱私法》等等。在法律中將侵犯隱私權的行為直接界定為侵權行為，并責令侵權行為人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

（二）我國對隱私權法律保護的現狀

我國憲法的第38條、39條和第40條規定了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公民的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受法律保護。這是對隱私權保護的原則性規定和依據。

在我國現行的民事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中，規定了生命健康權、姓名權、名稱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等。隱私權沒有被列在人身權的保護范圍。這是由于當時我國社會發展和立法者的認識水平的局限所致。由于社會發展的需要，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中，規定對侵害他人隱私權，造成名譽權損害的，認定為侵害名譽權追究民事責任。這是對隱私權保護的一個重要的司法解釋，根據這個解釋，在對隱私權的保護上，適用了以名譽權的保護方法進行保護，這是一種所謂的間接保護的方法。

二、公眾人物的概念、分類與公眾人物隱私權的限制

公眾人物（public figure），是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并在司法實踐中得到廣泛應用的一個概念，首席大法官沃倫對公眾人物的概念界定為“公眾人物是指在關系到公共問題和公共事件的觀點與行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常常與政府官員對于相同問題和事件的態度和行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相當。”

公眾人物并不是一個政治概念，而是一個為了保護言論自由、限制名譽權和隱私權而創設的概念。美國沙利文訴《紐約時報》案中首次確立“公共官員”的概念，即是為了對公眾人物的人格權提供合理的限制。我國近年來出現的涉及公眾人物的案例中，也都提出了對公眾人物人格權的限制問題，比如2002年范志毅訴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侵犯名譽權案，首次在判決書中提出了公眾人物的概念。

從我國的實際出發，王利明教授認為根據公眾人物與公共利益的密切程度將其分為兩類：

一、國家工作人員類。主要包括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以及黨和政協的機關中從事公務的工作人員）和因法律或國家機關授權行使權力的有關組織或個人，還包括國家工作人員的候選人；

二、非國家工作人員類。主要包括體育演藝類公眾人物、商界公眾人物、知識界公眾人物和新聞類公眾人物等。

公眾人物隱私權的限制來源于對普通公民知情權的保護。知情權是指公民知悉、獲取信息的自由與權利，它包括政治知情權和社會知情權。知情權作為一種權利主張的法學概念，最早由美國的一位編輯首先提出來。他針對當時美國政府權力不斷膨脹的狀況，呼吁官方尊重公眾的知情權，這是政治知情權，后來又增加了社會知情權，就是公眾知曉他們所感興趣的或與他們利益相關的社會公眾人

物的情況。隱私權和知情權是一對相互沖突的權利。

隱私權和知情權的沖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公的權利與私的權利之間的矛盾，因此，有學者認為在處理上必須考慮公法優先和公共利益原則，即所謂“隱私權止于公共利益”。也有學者提出，面對侵犯個人隱私的起訴時，媒體強調公民的知情權，他們最有效的兩大抗辯理由：一是出于公眾利益的需要，二是為滿足公共興趣。

三、公共利益、公共興趣與體育明星運動員隱私權限制程度

羅斯科·龐德認為：公共利益是從政治組織社會生活角度出發，以政治組織名義提出的主張、需要和愿望。恩格斯曾經說過：“個人隱私一般應受到保護，但當個人私事甚至隱私與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發生聯系時，個人的私事就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私事，而屬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隱私權的保護，而應成為歷史記載和新聞報道不可回避的內容。”

政府官員受公民授權，以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共利益為職責和使命，因此其所享有的隱私權在內涵和邊界上于普通公民的隱私權存在著差別。政府官員由于代表國家行事，其個人狀態直接影響到他對社會資源的利用，因此其個人隱私因涉及公眾利益而成為公眾應該了解的內容，他們的隱私權要受到一定限制，所謂“高官無隱私”，限制政府官員的隱私權，有利于維護政府形象與社會公認的價值標準，有利于提高政治生活的質量。

同為公眾人物，體育運動員的隱私保護與政府官員不同。雖然體育明星運動員可能有著很大的社會知名度、影響力，公眾對體育明星隱私有強烈的興趣，但是他們的婚戀、家庭等與公眾利益沒有關系，所以他們的個人隱私不應該受到太多的限制。盡管公眾興趣會成為公眾知情權成立的原因而構成對個人隱私權的對抗因素，但是媒體也應該有獨立的價值判斷。公眾興趣會有獵奇、低俗的興趣傾向，但是新聞報道如果一味滿足觀眾的這種興趣，便喪失了媒體自己的價值判斷，還可能會被提起侵犯隱私權之訴。

四、體育運動員隱私權的保護

1、保護的范圍

（1）身體隱私

身體的隱私是私人生活中最私密、最敏感的領域，擅自暴露他人的身體隱私，不僅會造成他人隱私權的損害，而且會對他人的名譽造成損害，因此即使是名人，其人格中最隱秘的部分也應受到保護，無論采取何種手段，未經他人同意暴露其身體隱私，構成侵害隱私權。

（2）個人住宅隱私

凡是私人支配的空間場所，無論是有形的，還是虛擬的，都屬于個人隱私的范疇。在私人空間中，住宅空間具有尤為重要的意義，此處之住宅不僅指法定住所，也包括臨時居住、棲身的房間、工人臨時居住的工棚、無房戶居住的辦公室等。住宅是個人隱私的重要組成部分，公眾人物對個人住宅業享有隱私權，任何人未經其許可不得擅自闖入其私人所有的、合法占有的房屋以及其他空間，也不得非法采用高倍望遠鏡探測等手段窺視個人空間，否則，即構成對公眾人物隱私權的侵害。

（3）私生活等與公共利益完全無關的個人信息

私生活包括家庭成員、親屬關系、婚姻狀況、財產狀況以及日常生活、社會交往、夫妻關系等，這些都是個人享有的、與公共利益無關的個人生活空間，個人對其自身事務享有公開披露的決定權利，個人有權決定在何種范圍內以何種方式來向他人傳遞個人思想與感情。被媒體或其他人知曉并披露會傷害自我唯一感、阻礙了個人獨立、侵犯了個人尊嚴、貶抑了個人榮譽。

2、保護的方式

（1）法律的健全和完善

奧運會期間媒體對運動員全方位的報道之所以沒有引起侵犯隱私權訴訟，是因為我國目前對隱私權保護方面的相關法律還不完善。我國對隱私權的研究起步較晚，我國《民法通則》沒有規定隱私權為獨立的一項人格權。只是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及以后的有關解釋中，將泄露宣揚他人隱私，給他人聲譽造成不良影響的情況納入名譽權的范疇加以保護。但是名譽權和隱私權在保護的主體、權利內容、侵害行為性質和手段上都存在明顯的不同，是兩種不同的人格權。把隱私權納入名譽權范圍保護，是一種間接保護，是不全面的保護，勢必縮小隱私權的保護范圍。

我國應加快隱私權保護的法律建設。確立隱私權為公民的一項獨立人格權，建立以憲法保護為統領，以民法保護為重點，輔以專門法的隱私權法律保護體系。對于公眾人物，在民法上同時作出公眾人物隱私權的限制性和保護性規定及公眾人物的層次性規定。立法上可劃定公眾人物受保護的核心隱私范圍，避免對公眾人物隱私權限制而造成過分的侵害的發生。

（2）媒體的自律

新聞自由是媒體的重要權利，也是滿足公眾知情權的保障。但是“新聞自由”不能濫用。由于激烈的市場競爭，為吸引更多的觀眾，提高收視率或銷售量，媒體樂于挖掘公眾人物的隱私。但這樣的結果使得新聞自由的社會公力價值受到貶損，公眾興趣會有獵奇、低俗的興趣傾向，但是我們的新聞報道如果一味滿足觀眾的這種興趣，便喪失了媒體自己的價值判斷。在這種發生了變異的價值觀的作用下，媒體很容易陷入對名人隱私過度侵擾的泥沼。

作為媒體，在滿足公眾興趣的同時，必須遵循一定的道德尺度，尊重公眾人物的個人隱私，引導社會向著健康、良好的方向發展。

結論：

1、人際交往的擴大必然意味著個體獨享生活的縮小，人們就越覺得有必要保留只屬于自己的內心世界的安寧。因而，隱私權作為普遍的社會心態，是隨人類社會出現自始存在的，并隨著社會文明發展而日漸突顯。

2、隱私權和知情權是一對相互沖突的權利。在處理上必須考慮公法優先和公共利益原則，即所謂“隱私權止于公共利益”。

3、同為公眾人物，體育運動員的隱私保護與政府官員不同，他們的婚戀、家庭等與公眾利益沒有關系，所以他們的個人隱私不應該受到太多的限制。

4、體育運動員隱私權的保護范圍包括身體隱私、個人住宅隱私以及私生活等與公共利益完全無關的個人信息，而保護的實現依靠法律的完善以及媒體的自律。

第四篇：輿論監督與隱私權保護

輿論監督與隱私權保護的關系

輿論監督權與隱私權都是公民的基本權利，都應受到保護。而日常生活中過了“度”的輿論監督總會侵犯隱私權，所以輿論監督與隱私權保護有密切的關系。那么輿論監督和隱私權的具體定義是什么？輿論監督是指公眾通過大眾傳媒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公眾人物的與公共利益相關的事務進行披露、批評，并提出建議的行為。隱私權是一種個人為了保護自己的人性尊嚴而對私人領域、私人信息、私人事務的一種自我決定權。

我國目前監督機制有人大監督、司法監督、行政監督、黨內監督、民主黨派監督、民眾監督以及新聞監督。其中新聞監督尤為引人注目。眾所周知，真實性是新聞的生命和首要原則，因此，越是真實的信息，就越符合新聞的要求，但是涉及公民個人隱私的信息，采訪越深入，報道越真實、越具體，對公民隱私權的侵害就越嚴重。隱私要“不為人知”，而新聞要“廣為人知”，這就構成了二者的沖突。尤其在21世紀這個信息化社會，新聞媒體為了追求吸引眼球、滿足人們的獵奇心理，往往會觸及到人們不愿為他人知曉的個人隱私，即涉及隱私權的侵犯。另外以下幾種情況下，個人隱私允許被泄露：①本人同意；②公共利益的需要，比如政界要人，政府高官，他們對公眾事務負有特別責任，隱私權也受到限制。及時準確的新聞輿論監督可以起到扶正辟邪、弘揚正氣、凝聚人心的作用。③公眾興趣，比如明星消息：④權威消息來源，個人隱私已經被公開記錄。由于司法實踐中隱私權的模糊界限，一方面需要建全法律對隱私權的保護，對新聞機構本身的法制素養提出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需要加強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建設，堅持社會公共利益優先的原則。

便捷的互聯網給我們帶來了網絡輿論監督，它是傳統監督方式在網絡信息化條件下的創新和演變，也使得輿論監督與隱私權保護陷入了更為嚴苛的對立關系。網絡輿論監督當然有它好的方面，鄭州“房妹”之父翟振鋒因網絡舉報被檢方立案調查，“表哥”、“房叔”們因微博曝光而相繼落馬??網絡反腐頗見成效。在虛擬的網絡社區、論壇里面，網民同時就同一件事發表不同的觀點，進行信息的整合與及時反饋，為強大輿論的形成創造條件。在佛山小悅悅事件中，兩歲的小悅悅不幸被車子碾壓，十八名路人冷漠無視。該事件引起重多網友的注意和對社會公共道德淪喪的反思。于是一些偏激的網友將那些冷漠的路人一一人肉搜索出來，了解到他們的姓名、工作、地址，并上門去謾罵。當事人的隱私權被嚴重侵害。

我們可以這樣說，當輿論監督與隱私權保護相沖突的時候，哪一個更有說服力的時候，就支持哪個，或者找到它們之間的平衡點。

第五篇：淺議新聞自由與隱私權保護

隨著社會的發展，新聞媒體所發揮的輿論監督等各項作用也愈加顯著。然而，現代大眾傳播手段技術的進步，亦使得新聞媒體對公民隱私權的侵害愈加容易，侵權的后果也更為嚴重。隨著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公民對隱私權也越來越重視，新聞自由和隱私權保護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兩者之間需要建立一種合理的機制來予以平衡、協調。

一、隱私權的保護范圍

新聞自由侵害隱私權是指新聞單位、新聞從業人員或者其他公民通過新聞工具采訪、傳遞、報道和出版當前政治事件、社會事件及各種人們感興趣的事情，并對其進行評論的過程中，不法地對他人隱私進行介入或披露的行為。

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界定隱私權的保護范圍？不同的人的隱私權保護范圍是否相同？下面筆者主要從國家官員、公眾人物和普通民眾三個對象入手分析。

（一）國家公務人員

理論界很多學者把國家公務人員歸為公眾人物，但國家公務人員和其他的公眾人物還是有很大區別的。

早在19世紀30年代，美國Melvin V.Reid案就確立了這樣的法律原則：公職人員的某些隱私將受到限制。而進行這種限制的目的是為了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價值高于公職人員個人部分隱私利益。[1]從此國家官員的隱私因擔任公職而受到限制成為通說。官員尤其是高級官員的隱私受到限制是因為他們的許多隱私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只有限制他們的隱私才能夠保證人民的知情權，發揮社會輿論監督，促進廉潔、高效的政府。但，這并不代表新聞媒體和公眾可以無限制地挖掘和公開其私生活，官員正當的隱私是受法律保護的：政府官員的住宅不受非法侵入；夫妻感情生活不受他人打擾或調查；享有通信秘密和通信自由等。總之，與社會政冶和公共利益完全無關的私人事務是受法律保護的，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得非法披露。

（二）公眾人物

根據《元照英美法詞典》的解釋，公眾人物是指在社會生活中廣為人知，具有相當高的社會知名度的社會成員，如明星、節目主持人、專家、貴族等。對公眾人物隱私權的限制，法律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已經默認了這個規則。新聞價值或者公眾的合理興趣已經成為限制公眾人物的主要理由。對公眾人物隱私權限制的同時對其合理的私生活仍舊是保護的，新聞自由也是受到限制的，不可以舉著自由的幌子無限制的挖掘公眾人物的隱私。

1997年英國王妃戴安娜之死曾轟動整個世界，這件侵犯隱私的案件發生后全球各地的譴責矛頭紛紛指向新聞媒體，迫使新聞工作者重新檢討他們在專業方面的限度。

（三）普通民眾

對于普通民眾而言，其隱私應該受到最大限度的保護，只要是屬于隱私范圍，新聞工作

者的新聞自由就要受到限制，否則就構成侵權行為，承擔由此帶來的法律后果。關于隱私權的內容，有的學者認為，隱私權的內容包括對個人信息的控制權，個人活動的自由權，公民的私有領域不受侵犯三個方面；[2]有學者則具體列舉了隱私權的10個方面：

1、公民姓名、肖像、住址、住宅電話、身體肌膚形態的秘密；

2、公民的合法個人活動不受監視；

3、公民的住宅不受非法侵入；

4、公民的性生活不受干涉；

5、公民的儲蓄、財產狀況不受非法調查、公布；

6、公民的通信、日記和其他私人文件、個人數據不受非法刺探收集；

7、公民的社會關系不受非法調查或公開

8、公民的檔案材料不得非法公開；

9、公民不愿公開的過去和現在的純屬個人的情況不得收集公開；

10、公民的任何其他純屬于私人內容的個人數據，不得非法加以搜集利用。[4]

二、新聞自由與隱私權沖突的原因

新聞自由與隱私權沖突的案件逐年增多，是社會各種因素綜合的結果：

（一）是新聞自由和隱私權所保護的利益之間具有對抗性。新聞自由保護的是大眾的知情權，要盡可能多的為大眾提供信息，所以也就不可避免的去挖掘個人信息；而隱私權所保護的是個人信息、個人秘密和個人私生活的安寧。新聞自由的開放性和隱私權的保守性，新聞媒體的利益和個人隱私的利益，處于一種對抗的狀態，造成新聞自由和隱私權的沖突。[5]

（二）兩者性質具有對抗性。從權利屬性講，新聞自由是一種公權利，是以社會公益為目的的一種權利；而隱私權是一種私權，起著維護個人內心寧靜、保護個人私生活秘密的作用，兩者發生沖撞是必然的。

（三）意識形態的差異。由于經濟、文化風俗、習慣等不同，人們對新聞自由和隱私權有不同的理解。如，很多新聞工作者為了宣傳道德風尚或者體現人文關懷，卻在報道中傷害了某些人的感情，侵犯了他們的隱私權。

（四）法律的缺陷。我國還沒有出臺明確規定保護隱私權的法律。目前，我國是通過保護名譽權來保護隱私權的，而名譽權和隱私權間區別很大，因此法律保護不力也是導致隱私權屢屢被侵犯的重要原因。

（五）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近年來，媒體生態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媒體逐步走向市場，因此商業媒介與其他商業組織一樣，以實現利潤為要，不免使得有的新聞工作者為達到目的，以新聞自由為借口侵害個人隱私。

三、新聞自由與隱私權保護沖突的實質

新聞自由與隱私權都是公民享有的重要的權利，它們對公民正常、生活、工作以及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乃至民族精神、公民素質等都有巨大的影響。在探究兩種權利沖突實質之前，必須了解什么是權利。龐德說：“我們主要是通過把我們所稱的法律權利賦予主張各種利益的人來保障這些（得到承認并劃定界限的）利益的。”[6] 可見，權利就是對利益的保護，權利之間的矛盾也就是利益和價值之間的沖突問題。人在以權利的形式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價值時，會受到他人的同樣以權利形式出現的指向同樣的對象的利益追求的阻礙，這樣權利的沖突就不可避免的了。因此，新聞自由與隱私權的沖突實質就是不同的追求利益和價值的沖突。

四、新聞侵害隱私權的構成要件

新聞侵害隱私是一種侵權行為，根據侵權民事責任的一般原則，新聞自由侵害隱私權民事責任的構成要件有以下四個：新聞自由侵害隱私權的行為、新聞自由侵害隱私權所產生的損害結果、新聞自由侵害隱私權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侵權行為人的主觀過錯

（一）存在新聞侵害隱私權的行為

要認定新聞是否侵害了個人的隱私，首先就要有侵權行為的存在。新聞活動主要是新聞采訪和新聞報道兩個階段，因此新聞侵害隱私權也集中在這兩個階段。

新聞采訪是獲得新聞的重要途徑。在新聞媒介競爭十分激烈的今天，為了獲得獨家新聞或者比較有轟動效應的新聞事實，記者總是采取各種各樣的手段，通過各種途徑獲得新聞。手段可能是合法的，途徑可能是正確的，但其間也可能出現侵犯隱私權的情況。常見的侵犯隱私權的手段有竊聽、監視、侵入住宅、暗訪、私拆信件偷窺其他文件資料、干擾等多種。新聞采訪侵害隱私是違背他人隱私的不可侵犯性而知悉他人的隱私，而不是公開他人的隱私。因此只要有上述行為，就證明侵權行為的存在，不以采訪內容公開為必要。

新聞報道和出版是新聞采訪的結果，新聞媒介違背當事人意愿在新聞作品中公開披露當事人與社會公共利益無關的個人信息、個人事務及其他私生活情況，造成他人精神損害的行為都是侵權行為。

（二）具備新聞侵害隱私權所產生的損害結果

侵權行為的構成必須以損害后果為要件，這是由侵權行為法的本質與社會功能決定的。新聞侵害隱私權的損害結果主要表現為新聞采訪或者報道侵害個人隱私所造成的當事人精神上或者財產上的損失。精神損害主要是指受害人因為自己的隱私被他人知悉而感到羞辱、痛苦、焦躁、憂慮、不安等不正常的心理狀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肉體上的痛苦。財產上的損失主要是受害人因其隱私被披露被迫辭職或者因精神治療而花去的費用等。對于損害結果的認定，有學者認為“只要侵害隱私權的行為已經發生，就可推定損害結果的存在，不必以受害人提供自己精神損害和其他外在的人格損害的依據作為損害發生的依據。加害人也不能以受害人沒有精神痛苦和社會的不良反應來否定損害結果的存在。”[7] 筆者贊同這一觀點。

（三）新聞侵害隱私權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新聞侵權行為必然導致受害人精神上的損害，新聞侵權行為與精神損害之間是有直接因果關系的，這在司法實踐中比較容易判斷。但，因新聞侵權行為造成的經濟損失卻不易界定，通常而言，只有由于新聞侵權行為而導致受害人精神不振、不能正常工作，或者因為治療精神損害而花去的相關費用等，才能認定與侵權行為有因果聯系。

（四）侵權行為人的主觀過錯

新聞侵害隱私權是一種過錯責任，侵權人主觀上必須有故意或者是過失。現實案例中，有的新聞工作者為了獲得獨家報道而采用非法手段進行采訪和獲取信息，很明顯是出于故意。而絕大多數新聞記者由于并不認為報道內容屬于隱私、沒有征得當事人的同意，從而出于良好的主觀愿望予以披露報道，這是過失型侵權。

五、新聞自由侵害隱私權的抗辯事由

隱私權的保護不是絕對的，并不是說只要符合了新聞侵害隱私權的構成要件就認定為侵權成立。為了保證新聞自由，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即使新聞自由侵犯了個人隱私權，也應當免責。

（一）公共利益

在新聞報道中，如果是為了公共利益而報道或者披露他人隱私，是新聞侵害隱私權的抗辯事由。在這種情況下公共利益優先于個人利益，個人利益不再是和公共利益無關，而是與公共利益密切相關了。新聞媒介對有關公眾利益事情的報道，只要報道不是對社會善良風氣具有粗暴及攻擊性的誤導，也不是明知為錯誤而又刻意加以報道，即可免除侵犯他人隱私權的責任。[8]無論是政府官員、公眾人物還是一般的個人，只要涉及到公共領域，就要服從和服務于公共利益。

（二）新聞價值

新聞價值是指構成新聞的事實和材料能夠滿足社會新聞需要的各種素質的總合。[9]也就是說凡是有關公共利益，能滿足社會需要的，都是具有新聞價值的。一般認為有新聞價值的事件是公眾人物的事件、有關共公共利益的事件、公共文書或公共記錄所記載的事項。如果新聞媒體能夠證明報道的事件具有新聞價值，不管材料是怎么取得的，也不問內容是否侵犯他人的隱私，只要不是編造而是基于事實，即可免責。

（三）受害人同意

雖然是受害人的個人隱私，但是他積極主動或者默許其隱私被報道，這時受害人的隱私就不在法律保護范圍內。一切隱私只要經隱私主體同意就可以公開，但必須在隱私主體所規定的范圍、內容、限度內公開，否則仍構成侵權。但受害人只有權公開自己的隱私，無權公開涉及他人的隱私。

（四）使不可辨認

有些個人的隱私確實有報道的價值或者教育意義，但是如果公開又會侵犯他人的隱私，而當事人也不可能同意公開。這時新聞媒體會做一些處理。比如使用化名報道，在電視圖象上用馬賽克進行處理，甚至對聲音也進行處理等。只要能夠做到公開事件后，公眾不可能從新聞中辨認或推斷有關當事人，即不構成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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