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微量元素與胎兒生長受限關系研究論文

胎兒生長受限(FGR)是產科常見并發癥之 一。FGR病因復雜且較多，40%病因尚不明確。國 外發病率約2.75%-15.53%[|]，在我國的發病率平均為6.39%。FGR胎兒在圍產期易出現酸中毒、缺 氧等情況，相比正常胎兒對產程的耐受度更差，圍 產期胎兒死亡率高達正常的4?6倍。胚胎的生長 發育不僅取決于遺傳基因，還需要各種合成代謝 的順利進行。缺乏有利微量元素可使胚胎發育速 度減慢，各組織器官分化紊亂而導致畸形，其中尤 以中樞神經系統畸形較為多見。目前FGR的治療 方法主要是增加營養促進胎兒生長，但是對于微 量元素異常引起的FGR，這些治療效果仍不滿 意。作為危害母兒健康的疾病，FGR的發病機制 及治療方法始終是臨床研究的重點之一。本研究 動態觀察妊娠不同時期母體血鈣(Ca)、鐵(Fe)、銅(Cu)、鋅(Zn)、碘⑴的變化與胎兒發育的情況，并 探討微量元素的缺乏與FGR及胎兒畸形的關系，旨在為疾病的防治提供理論指導。

1資料與方法

1.1研究對象選取2013年10月至2015年3月于上海市金山區亭林醫院門診就診的妊娠婦女200例。年齡20~35(27.23±3.80)歲。其中 FGR組31例，正常胎兒組169例。兩組基線資料比較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具有可比性。

FGR診斷標準參照《婦產科學》第7版教材的 診斷標準[2]，孕37周后胎兒出生體重小于2500g或 低于同孕齡、同性別胎兒平均體重的兩個標準差;或低于同孕齡、同性別正常體重的第10百分位 數[3]。結合病史及飲食情況綜合考慮做出診斷。1.1.1人選標準（1)年齡20?35歲。(2)已婚育齡 妊娠婦女。(3)自愿加人本課題并同意進行妊娠期 微量元素的檢測和新生兒臍血微量元素的檢測。1.1.2排除標準（1)年齡<20歲或>35歲。(2)患有妊娠合并癥、并發癥，如妊娠期高血壓疾病、妊娠期糖尿病(GDM)、腎病等。（3)流動人口，不在 我院產檢或不在我院分娩的孕婦。

1.2 研究方法

1.2.1標本采集所有孕婦均在妊娠早、中、晚期 采集靜脈血。（1)碘元素檢測：采用一次性負壓的 無抗凝劑分離膠米血管，空腹靜脈米血4mL,靜止 30 min后以3000r/min離心，置于-20T冷凍保 存。（2)其他元素的檢測：采用一次性負壓的肝素 鋰采血管，空腹靜脈采血1mL，混勻常溫保存。

1.2.2實驗方法血清定容用雙蒸水將樣本稀釋 3倍，振蕩1min充分混勻，檢測并記錄結果。以雙 蒸水做空白對照，測得每種元素標準值。每測5個 樣本做控標1次。

1.3檢測儀器及指標米用Speettraspan V型二 電極等離子原子發射直讀光譜儀(DCP-AES分析 儀)檢測FGR組和正常胎兒組妊娠早期（13周以 前）、妊娠中期（14?27周)及妊娠晚期(28周以后）孕婦血中微量元素(鈣、鐵、銅、鋅、碘)的含量。

1.4統計學方法采用SPSS 17.0統計軟件處 理，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兩組間計量 資料進行t檢驗。檢驗水平:a=0.05。

2結果

2.1妊娠早期母血中微量元素比較FGR組妊娠 早期母血中Cu、Zn、Ca、Fe低于正常胎兒組(P< 0.05);I與正常胎兒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見表 1。

2.2妊娠中期母血中微量元素比較FGR組妊娠 0.05);Cu與正常胎兒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中期母血中Zn、Ca、Fe、I低于正常胎兒組(P< 0.05)。見表2。

2.3妊娠晚期母血中微量元素比較FGR組妊娠（P<0.05)。見表3。晚期母血中Cu、Zn、Ca、Fe、I均低于正常胎兒組

3討論

胎兒生長受限可能是由于孕婦營養缺乏或營 養失衡、血液的高凝狀態等，病因較為復雜。人體 是由幾十種元素組成的，微量元素是指人體體內 元素含量少于萬分之一的元素，是人體維持正常 生理機能必不可缺的元素[4]。到目前為止，已知人 體必需的微量元素有鐵、鋅、砸、氟、鉆、鉻、鎳、錫、硅等14種。微量元素多屬于金屬或半金屬，在體 內可形成多種化合物、絡合物及配價復合物，這種 理化特性為其在體內發揮重要生理作用奠定了分 子基礎[5]。本研究結果顯示，人體內某些微量元素 與胎兒發育關系密切，其中Cu、Zn、Ca、Fe、I缺乏可 能與FGR的發生有關。

銅作為人體必要的微量元素，在代謝中起著 生物催化劑作用，參于造血和鐵代謝，正常妊娠 時，銅藍蛋白具有保護胎兒生長發育、營養與免疫 作用。妊娠婦女缺銅，可影響胎兒中樞神經發育，出現小頭畸形、智力及運動障礙、骨骼發育受限、骨骼變形、關節畸形。由于缺銅還可出現鐵利用 障礙的情況，胎兒出生后有缺鐵性貧血發生的可 能' 孕婦缺銅可能與新生兒體重減輕有關。

碘是人體的必需微量元素之一，其可促進生 物氧化，調節蛋白質合成和分解，促進糖和脂肪代 謝，促進維生素的吸收和利用，促進生長發育等。若孕婦缺碘，其影響極為嚴重，包括不孕、流產、早 產、死胎、低體重出生兒、新生兒的運動精神障礙，及對兒童的聽力、語言、智力、身高、體重和發育都 有嚴重而不可逆轉的影響，特別是妊娠晚期若缺 碘，最嚴重的危害是使胎兒先天智力低下。即使 后天補碘，其智力也終身難以得到改善。

鋅是生長發育必需的重要元素，參與多種酶的 合成與激活，對蛋白質、核酸合成、腸道蛋白質的 吸收和消化發揮重要生理功能，是必不可少的元 素。母體鋅缺乏與FGR密切相關，妊娠3個月時，若出現孕婦缺鋅的情況，會影響胚胎細胞增殖周 期，使胎兒在母體內發育遲緩[7]。缺鋅導致胎兒發 育遲緩的機制:一是孕婦缺鋅時，母胎間會出現轉 運減少，導致胎兒的鋅濃度降低，從而影響核酸、蛋 白質合成及DNA聚合酶、RNA聚合酶活性減少，導 致FGR的發生；二是鋅能影響前列腺素(PG)的合 成，引起胎盤灌注量減少，導致FGR發生'鈣是骨骼和牙齒的主要成分，鈣能提高體內 多種酶的活性，維持體內酸堿平衡和維持神經肌 肉興奮性，降低細胞和毛細血管的通透性等。鈣 在胎兒骨骼及胎盤的形成中起著重要作用，如果 孕婦缺鈣，可導致小兒佝僂病及牙齒鈣化不全[9_11]。

鐵是人體內含量最多的微量元素，參與細胞 的氧化過程及運輸氧到體內組織的過程;鐵也是 造血的重要原料，參與體內的能量代謝。缺鐵可 引起孕婦貧血，造成孕婦及胎兒慢性缺氧，導致胎 兒生長發育障礙，增加圍產兒死率。研究顯示，妊 娠期貧血增加圍產期的發病率和死亡率，與胎兒 生長受限及早產之間存在顯著關聯[12,。

本研究通過對妊娠早中晚期母血中某些微量 元素的測定，探討了其與FGR的關系。建議對妊 娠婦女進行某些微量元素的常規檢測，并及時補 充。這對防止FGR的發生發展有重要的臨床價值，對孕期保健、早期發現胎兒畸形、指導優生優育有 重要意義。從而在臨床上更好地指導孕婦合理膳 食，補充營養，合理搭配，以保證營養的平衡，并定 期檢測微量元素，按需補充各種微量元素，防止 FGR的發生及降低新生兒畸形的發生率。

第二篇：音樂與詩歌關系研究論文

一、音樂對《詩經》、《楚辭》文體形式的影響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里面包括《風》、《雅》、《頌》三大部分。關于《風》、《雅》、《頌》如何分類，現存的先秦文獻沒有一個明確的記載。《毛詩序》說：“《風》，風（諷）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顯然，這是漢儒以政治教化的觀點所進行的解釋，并不符合《詩經》的本來面貌。孔子曾說過：“吾自衛返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以此，知《雅》、《頌》之名原本不是詩體的名稱，而是音樂的名稱。所以，至唐代孔穎達作《毛詩正義》，就重新指出《風》、《雅》、《頌》的音樂性質。他說：“詩各有體，體各有聲，大師聽聲得情，知其本義。……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孔穎達的這一說法，得到了后世的廣泛認同。后人結合《詩經》本身的內容特點，大都認為《風》、《雅》、《頌》屬于音樂分類，其中《風》屬于地方之樂，《雅》屬于朝廷之樂，《頌》屬于宗廟之樂。《詩經》與音樂的關系，在此認識中進一步得到了強化。

但是，由于人們只是把《風》、《雅》、《頌》看成是音樂上的分類，由于我們已經不可能重新耳聞目睹先秦古樂，所以，學者們在為此而感到遺憾的同時，并沒有在《詩經》的文學形式與音樂的關系問題上做進一步思考，在這方面，還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我們重新來做。一個明顯的事實是，音樂與《詩經》的關系，并不僅僅表現在《風》、《雅》、《頌》的樂調方面，同時也表現在文學語言的形式方面。可以說，正因為有了不同的樂調，才會有《風》、《雅》、《頌》這三種詩歌在語言形式上的巨大差別。

音樂對《風》、《雅》、《頌》語言形式上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從章法上來看，《周頌》里的詩，幾乎都以單章的形式出現。而《雅》詩幾乎都由多章構成，每一章的句子都很完整，而且每一章的篇幅都比較長。《風》詩雖然也由多章構成，但是大多數《風》詩的章節數都少于《雅》詩，每一章的篇幅也較《雅》詩要短。這種分章或不分章，每章句子有多有少的現象，顯然都是由《風》、《雅》、《頌》這三種不同的音樂演唱體系決定的。再從文辭的角度來看，《周頌》里的詩句有相當數量都不整齊，詞語也不夠文雅，但是大多數卻非常古奧。而雅詩的句子則非常整齊規范，詞語也特別典雅，有一種雍容華貴的氣象。《風》詩的句子參差錯落，輕靈活潑，通俗又是其語言的基本風格。《風》、《雅》、《頌》在語言形式上的這種區別，音樂在里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有什么樣的樂調，就會有什么樣的語言。《禮記·樂記》云：“大樂必易，大禮必簡。”又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也。”孔穎達疏：“《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嘆，三人從嘆之也。”由此可知，像《周頌·清廟》這樣的詩之所以單章而又簡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宗廟音樂本身所追求的風格就是簡單、遲緩、凝重、肅穆。簡單，就不須長詩來配樂；遲緩，對語言本身的節奏要求就不會過高；凝重，要求詩的語言不能華麗；肅穆，則要求在緩慢遲重的演唱中再加入深沉的感嘆式的合唱。演唱《清廟》時的樂器也正好與之相配，“朱弦而疏越”。由此而言，《清廟》之詩之所以是現在這樣的語言形式，音樂在其中的確起了重要作用。而《雅》詩作為朝廷的正樂，承擔著與宗廟音樂不同的藝術功能。它或者述民族之歷史，或者記國家之大事，或者談政教之得失，或者寫朝廷之儀典，篇幅的宏大，語言的典雅，章法的整齊，就必然成為雅樂對于詩歌語言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對《大雅》的要求。《風》詩的章法和語言特別近似于現在的流行歌曲的歌詞，最常見的情況是每首詩分成二至四段，每一段的句子數量都在三五句之間，結尾和開頭部分還往往呈現出重章反復的模式。由此我們可以猜想，這些《風》詩最初本是來自世俗社會的“流行歌曲”，它所表現的是社會各階層的風俗風情，是社會各階層的通俗的歌唱。它的章法形式和語言，正是在這種通俗歌唱發展過程中才形成的。

音樂對《詩經》中《風》、《雅》、《頌》語言形式的影響有時可能是主導性的，在這方面，我們過去的認識是遠遠不夠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們過去在研究《詩經》各體的藝術風格和創作方法之時，往往習慣于從作品的內容入手，認為是內容決定了形式，是先有了廟堂的歌功頌德的內容，自然就會有了《周頌》那種板滯凝重的語言形式。其實事情并不那樣簡單，有時候實際的創作正好與此相反，不是內容決定形式，而是形式決定內容。先有了宗廟音樂的規范，自然就會產生那樣的內容和語言，形式在這里可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周頌》是這樣，《雅》詩和《風》詩中的許多詩篇的產生也是如此，這在《詩經》的文本中可以找到證明。如當前的許多研究者都已經注意到，《詩經》中存在著許多固定的抒寫格式和套語，按口傳詩學的理論，這些固定的抒寫格式和套語之所以存在，正是一個民族在漫長的口傳詩歌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形式技巧，這種技巧往往與音樂演唱的固定模式緊緊聯系在一起，后世的歌唱者在創作中可以熟練地拿來套用。也就是說，一個民族在早期詩歌長久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些固定的音樂曲調和演唱程式，這些固定的音樂曲調和演唱程式，往往決定了一首詩的語言形式。所謂“詩體既定，樂音既成，則后之作者各以舊俗。”（《毛詩正義》卷一）說的正是這一道理。

音樂對《楚辭》文體的影響也是這樣。與《詩經》有《風》、《雅》、《頌》的區別相類似，以屈原、宋玉為代表的《楚辭》也可以區分為《離騷》、《九章》、《九辯》類，《天問》類，《九歌》類，《招魂》類等四種類型。如果說起與音樂的關系，最緊密的當數《九歌》和《招魂》。王逸在《楚辭章句》中說：“《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舞鼓，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郁，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以此，我們知《九歌》本為楚國的祭祀歌曲，詩樂舞三者緊密相聯而不可分離。《招魂》向來有屈原作和宋玉作兩說，但無論哪種說法，都認為這首詩采用了民間招魂辭的形式，由招魂者用一種特殊的歌唱方式將一個人的魂招回。這種形式，應該是歌與詩的結合，而沒有伴舞。《離騷》與《九章》都是屈原個人的發憤抒情之作。根據《離騷》后面的“亂”辭以及《九章》中的部分篇章，如《桔頌》等分析，這些作品也有很強的音樂性，可以吟唱，但是否在作者的創作初始就曾經配樂而歌，歷史上沒有明確的記載。《九辯》為《宋玉》模仿《離騷》、《九章》之作，其配樂演唱的可能性比起《離騷》又小了些。關于《天問》，王逸在《楚辭章句》中又說：“《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ｍíｎ＠①，仰天嘆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譎詭，及古賢圣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由此可知，《天問》這首詩，是不能歌唱的。如此說來，《楚辭》中上述四種類型作品的分別，和音樂的親疏遠近關系就起了重要的作用。再從詩體角度，我們也可以看清這種區別。《九歌》與樂舞緊密結合，其中所有十一篇作品，基本句式都是一句詩中間有一個“兮”字，如“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操吳戈兮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等。《招魂》取自民間招魂詞的形式，全篇以招魂者呼喚所招之魂的方式寫來，其最突出的特點是詩中多用簡短的語句和鋪排式的句法，表示呼喊的語氣詞“些”字在這里起了重要的作用。如：“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干，何為乎四方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托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離騷》、《九章》、《九辯》同為屈原和宋玉的個體發憤抒情之作，詩的語言更適用于個人的口頭吟唱，其基本句式是每兩句為一組，在第一句的最后有一個“兮”字，如：“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惜誦以致憫兮，發憤以抒情”，“皇天平分四時兮，吾獨悲此凜秋。”而《天問》則以四言為主，全詩以170多個問句組成，基本沒有一個語氣詞。由此可見，音樂對楚辭語言形式的影響，與《詩經》是相同的。這說明，盡管《詩經》、《楚辭》的音樂演唱方式后人已無法知道，但是音樂對它們的影響卻依然可見，如此說來，認真地分析《詩經》中《風》、《雅》、《頌》這三種類型詩歌以及《楚辭》中四種類型詩歌的音樂形式特點以及其在語言藝術中的表現和影響，是深化當前《詩經》和《楚辭》研究的一項重要的工作。

二、歌與誦：詩與賦的分途及音樂對漢代詩歌的影響

在中國詩體的演變史上，漢代是一個重要的階段。漢代詩歌體式演變的一個重要標志，是賦這種介于詩與散文之間的文體的出現和五言詩與樂府詩的產生，這恰恰與音樂有著極大的關系。為說這一問題，讓我們先從賦的演變開始談起。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說：“不歌而誦謂之賦”。這說明，歌與不歌，是詩與賦的一條重要區別或者說是根本區別。那么，這種“不歌而誦”的賦是如何產生的呢？按班固的話說，這與戰國時代的風氣有關，是從古詩中流變出來的。本來，《詩經》中的詩都是可歌的，同時作為一種貴族的文化修養，在春秋以前所謂的“賦詩言志”也是當時的諸侯卿大夫用“詩”來交流思想的一種重要方式。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詩傳》中又說：“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指的都是這個意思。但是到了戰國以后，由于“禮崩樂壞”，由于“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所以產生了屈原這樣的賢人失志之賦。班固的這段話的原文見于《漢書·藝文志》，非常重要，可惜的是過去人們往往都把它忽略了，主要原因就是我們沒有從音樂與詩歌的關系角度來考慮這一問題。仔細想來，從屈原作《離騷》、《九章》和《天問》開始，配樂演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已經不再重要。以后宋玉除了模仿屈原的作品而作《九辯》之外，又作了一系列以賦為名的作品，如《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等。它們與《離騷》不同，已經完全不能歌唱。正是這些以賦為名的作品的出現，標志著中國詩歌體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并從詩中流變出一種新的文體——賦。

現在學者們大都認為，漢初詩歌的發展受楚國詩歌與音樂的影響非常之大。這可以包括詩賦兩個方面的影響，學者們都有相關的論述。但是幾乎所有的學者都把《楚辭》對漢代詩與賦的影響分開來談，說賦往往從宋玉開始，說詩則籠統地把屈原的所有作品包括在內。其實如果從音樂與詩的關系的角度來看，同時參照班固的話，我們就會發現，無論是漢賦還是漢詩，都可以從屈原那里找到根源，并且有比較分明的發展趨勢。從賦的方面說，我們不能低估《離騷》、《九章》的影響。這有兩個方面，第一是文體方面的影響。我們知道，漢賦可以分為散體大賦和騷體賦兩種，其中騷體賦的源頭就是屈原的《離騷》。第二是音樂方面的影響。如班固所說，賦的文體特征是“不歌而誦”，騷體賦既然從文體上受《離騷》的影響，我們推測從音樂上也應該受其影響，這反過來似乎也證明《離騷》、《九章》在屈原創作之初可能只是被用來口頭吟唱，并沒有配樂，所以后代的騷體賦無論從形式還是從表現方式上看都是對屈原作品的直接繼承。從詩的方面說，我們說漢初詩歌受楚國詩歌的影響，主要應該指受《九歌》的影響。這也包括兩個方面。首先，我們說漢初的歌詩都是可唱的，而楚辭中直接冠以“歌”名的，只有《九歌》。可見，漢初的歌詩首先繼承的就是《九歌》的“歌”的傳統。其次，我們看漢初那些楚歌的語言形式，就會發現其句式特點也正好與《九歌》相同，都是一句詩中間有一個“兮”字，項羽、劉邦都是楚人，都曾有楚歌傳世，《垓下歌》、《大風歌》都是這樣的句式。傳為高祖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有些篇章中沒有“兮”字在中間的句式，當代學者們卻都認為是班固在記錄時把它省掉了，原本也應該是如《九歌》樣中間有“兮”字的典型句式。楚歌的這種句式，在西漢中期以后一直保存下來，成為漢代歌詩中的一種重要形式，如烏孫公主劉細君的《悲愁歌》、漢武帝劉徹的《匏子歌》、《秋風辭》等都是如此。這說明，歌與誦不僅是歌詩與漢賦在文體上的區分，同時也說明，是否配樂可歌也是影響并左右漢代詩歌藝術發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影響漢初詩歌發展的重要因素。

非常有意思的是，當漢賦脫離了音樂演唱而走向獨立發展之路以后，它與詩的這種區別也逐漸被學者們認識到。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作《詩賦略》，明確地提出“不歌而誦謂之賦”，并把那些可以歌唱可以配樂的詩稱之為“歌詩”。而漢代的詩，也就是“歌詩”之所以得到新的發展，又恰恰與新的音樂產生和異族音樂的輸入有關。

從現有的文獻材料來看，在漢代詩歌園地里，最主要的歌詩類別有三種，一種是楚歌，一種是相和歌，一種是鼓吹鐃歌。它們的分別，最初不是由于文體上的差異，而是由于不同的音樂樂調來源以及與之相關的演唱方式。

漢初詩歌以楚歌為主，一方面是由于楚歌自有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另一方面是因為漢代統治者對楚歌的偏愛。劉邦本是楚人，漢初皇室貴族喜愛楚歌也是自然的。但是到了漢武帝時期，隨著漢帝國的日益強大和民族大融合的形成，楚歌獨領風騷的局面不復存在。漢武帝為了制造新的頌神曲，從全國各地搜集了大量的歌謠，還包括樂譜（“聲曲折”），這在《漢書·藝文志》中有明確的記載。同時，橫吹鼓吹的輸入，也為漢代歌詩形式的多樣化創造了更好的條件。

鼓吹樂是在先秦鼓樂、吹樂以及軍中凱樂的基礎上，融匯北方少數民族的橫吹、鼓吹而形成的音樂。《樂府詩集》卷十六引劉ｈｕáｎ＠②《定軍禮》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漢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鳴笳以和簫聲，非八音也。”“八音”是對中國古代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類樂器的總稱。此處言非“八音”，正是指異族音樂而言。據班固《漢書·敘傳》：“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群。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按樓煩屬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精騎善射。馬上鼓吹，以簫笳為主，正是其民族音樂特色。《樂府詩集》卷二十一又云：“橫吹曲，其始亦謂之鼓吹，馬上奏之，蓋軍中之樂也。北狄諸國，皆馬上作樂，故自漢以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節，乘輿以為武樂。”以此，知異族音樂輸入之后，朝廷甚至有專門負責掌管的“鼓吹署”。這種新樂的樂器以中原之鐃、鼓與北狄西域諸國的鳴笳、簫與胡角為主。因而，它與先秦的鼓樂與吹樂不同，與以絲竹為主的相和諸調在風格上判然有別。對此，晉人陸機的《鼓吹賦》曾有過生動的描述。

而相和歌作為漢樂府中的主要藝術形式，它的主要藝術特征最初也表現在音樂方面。《宋書·樂志》云：“凡樂章古詞，今之存者，并漢世街陌謠謳，《江南可采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是也。”《晉書·樂志》也說：“《相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分析這兩句話的意思我們可知，第一，這里所說的《江南可采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最早屬于漢世的“街陌謠謳”，第二，這些歌曲在當時屬于“相和”曲一類，而這一類曲子的基本演唱方式是“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以后進一步發展，則演變成相和諸調，如相和六引、平調曲、清調曲、楚調曲、瑟調曲以及大曲等復雜的形式。

楚歌、鼓吹鐃歌和相和歌這三種漢代主要的歌詩演唱形式，也影響漢代歌詩的語言形式發展。楚歌產生的比較早，來源比較單一，其語言形式基本上沿襲了《九歌》。鼓吹曲受北方和西域少數民族歌曲的影響，其語言形式與楚歌完全不同。其代表作為《漢鼓吹鐃歌》十八曲，全為雜言。而相和諸調雖然也以雜言居多，卻出現了許多整齊的五言詩，如《江南可采蓮》、《君子行》、《陌上桑》、《白頭吟》等等。由此可見，音樂對漢代詩歌語言形式的影響，同樣是巨大的。

從《詩經》中《風》、《雅》、《頌》的區別到漢代詩賦的分流以及楚歌、鐃歌與相和歌的產生，我們可以看到音樂對先秦兩漢詩歌語言形式的影響之大。限于篇幅，本文在這里不能就有關問題做詳細展開式的論述，而主要是想提出這一問題以引起學界的充分關注。我以為，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研究角度變換問題，而是一個關系到如何重新理解中國古代詩歌的藝術本質問題。試想，如果我們把詩歌不再看成是一種單純的語言的藝術，而是與音樂密不可分的復合型藝術，那么，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下以往的中國詩歌研究，就會發現明顯的不足。所以我以為，認真地研究中國詩歌與音樂的關系，是深化當前中國詩歌研究的重要方面，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曰下加文

＠②原字為王加（虍下加鬲）加犬

第三篇：桂西鋁工業基地居民血微量元素與2型糖尿病慢性并發癥關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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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西鋁工業基地居民血微量元素與2型糖尿病慢性并發癥關系研究

作者：韋華 吳標良 蒙連新 劉虹兵 楊大偉 羅桂情 歐麗娜

來源：《右江醫學》2014年第01期

在鋁礦冶煉過程中產生的粉塵、土壤、水等環境污染，引起當地居住環境包括食物、空氣、水和土壤中微量元素含量異常同樣可能危害健康。有研究顯示，桂西鋁工業基地居民的血清鋁（Al）、鉛（Pb）水平升高，鉻（Cr）水平下降，可能導致糖代謝異常高發。但桂西鋁工業基地居民血微量元素水平與2型糖尿病慢性并發癥發生、發展過程的關系鮮有報道。因此，本研究擬進一步對居住在桂西鋁工業基地的初診2型糖尿病、2型糖尿病并慢性并發癥患者的血微量元素水平進行分析。

第四篇：戶外活動與近視眼關系研究

戶外活動與近視眼關系研究

戶外活動是近年來近視研究和防控領域的熱門，也是這次IMC會議的重要議題之一。關于戶外活動對近視眼的保護作用以及對近視眼發生發展影響的作用機制各方面的研究者們提出了不同的見解。感謝溫龍波醫生為我們分析和總結戶外活動相關的近視研究。

2015年9月23日至9月27日，國際近視眼研究大會在溫州隆重舉行。國內外近視眼研究領域的學者齊聚鹿城，圍繞近視眼發生、發展和預防這一主題暢所欲言，交流最新的研究成果。作為近年來近視眼研究領域的一塊“寶地”，戶外活動與近視眼的關系自然是此次大會的重要議題之一。

回來后查閱了相關文獻，并綜合大會上各位專家學者就戶外活動與近視眼關系研究的發言，將我自己的所聽、所思、所感總結后與大家分享和交流。

近視眼的發生發展與環境因素密切相關，在諸多因素中，近距離工作與近視眼關系的研究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一般認為，近距離工作是引起近視眼發生和促進其進展的重要原因，但最近，Mutti等人（2007年）在OLSM研究中，卻發現視近活動對近視眼的危險程度并不大，而戶外活動量對近視眼似乎有更重要的影響。此后，近視眼與戶外活動的關系便越來越受到近視眼研究者們的關注。

1、戶外活動到底對近視眼有無保護作用？ 來自新加坡國立大學的Seang-Mei Saw教授在她的演講中指出增加戶外活動時間可以延遲孩子發展成近視眼的年齡，并且減少成年后發展成高度近視眼的風險。另外來自悉尼科技大學的Kathryn Rose教授也同樣指出：目前的研究，包括以人群為基礎的縱向研究，已經表明增加戶外時間是防止孩子發展成近視眼的一個保護性因素，并且提出了合理的解釋這一效應的生理機制。

另外，來自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Ian Morgan教授展示了他們最近在廣州進行的一項隨機對照實驗的研究成果。這是一項從2010年10月到2013年10月在廣州12所學校進行的隨機對照研究，實驗組6所學校（952名1年級學生），對照組6所學校（951名學生）。干預措施是實驗組上課期間，每天增加一節40min的戶外活動課，并鼓勵家長們課后多帶孩子進行戶外活動，特別是周末和假期；而對照組則按照以往的習慣作息。得到的實驗結果是：

1、實驗組和對照組近視眼的累積發病率分別為30.4%和39.5%

2、實驗組和對照組SER的變化分別為-1.42D和-1.59D。這一實驗結果表明，增加戶外活動能有效降低近視眼的發病率。

還有，來自北京同仁眼科中心的李仕民博士報告了他們在安陽研究中的最新成果：對于非近視眼的孩子，更多的戶外活動可以延緩他們的眼軸增長，而在已經近視眼的孩子中并沒有觀察到這樣的現象。

然而，上述關于近視眼與戶外活動關系的研究中，受試者年齡一般在6歲以上，而對于6歲以下兒童，戶外活動能否同樣起到保護近視眼發生發展的作用則研究較少。Wilson Low等曾經做過一個研究，他們對3009名6~72個月大的新加坡黃種人兒童進行近視眼危險因素的調查，包括近距離工作和戶外活動等。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對于這個年齡段的孩子，無論是近距離工作還是戶外活動，均與近視眼的發生發展沒有實質性的關系，而與父母的近視眼遺傳史高度相關。因此，他們認為對于早發型近視眼（<6歲）而言，與其關系最密切的是父母的近視眼遺傳史，而與近距離工作和戶外活動等環境因素沒有多大的關系。

所以根據目前的研究結果來看，增加戶外活動時間對青少年型近視眼的發生發展有比較明確的保護作用；而對于早發型近視眼（<6歲）則沒有實質上的保護作用。

2、多長的戶外活動時間能起到保護近視眼的作用？

Kathryn Rose教授指出，根據以往橫向研究的結果，大約每天2小時的戶外活動時間便可以起到降低近視眼風險的效果。Mutti等人的研究結果顯示：非近視眼的人平均每周戶外活動時間是11.65小時，而將來患近視眼的人則為7.98小時。Rose等人的研究結果顯示：在6到7歲的黃種人兒童中，悉尼地區的近視眼患病率為3.3%，而新加坡為29.1%，與兩地近視眼患病率不同最密切相關的因素是戶外時間，悉尼地區兒童平均每周戶外時間為13.75小時，而新加坡地區兒童為3.05小時。

3、增加戶外時間對近視眼起保護作用的機制是什么？ 關于增加戶外時間對近視眼起保護作用的機制有很多假說。有學者認為是室內室外的光照強度差異很大，戶外光照水平一般在10000lux以上，而室內一般在1000lux以下。在戶外高強度的光照條件下，視網膜會釋放出更多的多巴胺，而多巴胺能夠抑制眼軸的增長。也有學者認為呆在戶外的時間長了，相對而言會減少近距離活動的量，即戶外時間只是一個替代物，核心還是減少了近距離活動。還有學者提出可能是體育運動起到了保護近視眼的作用，或者是呆在戶外的時候調節需求較少，從而產生的調節滯后量減少，亦或是在戶外視遠的情況下，相對會產生更少的遠視性離焦。另外，有學者認為是跟室內室外光譜性質不一樣有關，室外是全光譜，而室內則以RGB光譜為主；同時還有學者認為是室內室外的紫外線強度不一樣。

以上的各種假說在某種程度上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目前大家一致比較認可的觀點是戶外高強度的光照水平，導致視網膜多巴胺的合成和釋放增多，從而對控制眼軸增長起主要作用。然而，關于光照暴露與視網膜上多巴胺合成、釋放以及抑制近視眼之間的量效關系并沒有確定。

4、未來我們還能做些什么？

結合大會上專家們發表的觀點，會后和各位專家的交流以及我自己的一些思考，我認為有以下幾點值得我們去做。

（1）仍需設計更多的隨機對照實驗來驗證戶外活動對近視眼發生發展的保護作用。雖然目前的研究結果整體表明戶外活動對近視眼的發生發展有較明確的保護作用，但是對于量效關系并無一致的意見。這其中很多關鍵的問題沒有解決,比如，是戶外活動的總量還是戶外活動模式（一次性在戶外呆兩個小時，一次只呆半個小時，多次到戶外去）更重要？受以往的研究方法的限制，研究者們并不能準確的觀察到這一點，因此開發能夠實時、客觀監測青少年日常行為習慣的設備顯得十分迫切。Seang-Mei Saw教授團隊研發了發一種新的非侵入性的智能可穿戴設備FitSight watch,可以促進孩子們更多地到戶外去活動。另外，戶外活動的量與其對近視眼的保護作用之間是否存在線性關系？是否跟動作電位一樣，只要刺激強度達到閾值水平，就能夠誘發一次動作電位，再增加刺激強度誘發的電位也是一樣的呢？

（2）進一步探究戶外活動對近視眼發生發展起保護作用的機制。目前，不少研究都發現，戶外高強度的光照引起視網膜上多巴胺釋放增加，而利用多巴胺受體拮抗劑能阻斷該保護作用。這些證據都提示多巴胺是介導強光抑制近視的重要遞質，但其具體通路、作用機制仍然知之甚少，另外，多巴胺是從視網膜無長突細胞（Amacrine cells）合成并釋放的，那么其上游的作用分子是哪個呢？強光抑制近視是否還涉及其他獨立通路呢？這些問題都是非常值得探討的方向。

（3）如何采取適當的干預措施將現有的研究成果應用到近視眼防控的實踐當中？會上，來自臺灣的吳培昌醫生向我們展示了臺灣實施TSVCP項目以來所取得的成果，特別是在將戶外活動這一項加入TSVCP以后，臺灣地區學生中的近視眼發病率有較明顯的下降。臺灣在近視眼防控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表明，近視眼并非洪水猛獸，而是可防可控的。但是世界各地在制定增加戶外活動的政策方面還是有許多問題需要考慮:不同地區的光照強度和紫外線強度不一樣，過多的戶外暴露可能帶來一些全身性和眼科局部的疾病，如可能會引起皮膚癌、白內障發病的增加；其次我們采取的這種干預措施在被干預人群的哪一個年齡階段終止；另外戶外暴露的頻率是多大，對總量是否有要求，不同地區、不同季節是否有不同等等。

作為近視眼研究領域的一名新兵，有幸能夠參加這樣一場國際性視光盛宴，感到十分的高興和激動。各位大腕嚴謹執著的學術精神、勇于探索的創新精神和平易近人的個性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以上是我個人的一些總結和感想，如有錯誤和紕漏，請大家批評指正。

第五篇：政府與企業關系研究

政府與企業關系研究

——以北京中關村科學園區為例

摘要：高科技產業是知識經濟時代的具體代表產業，也是現今國際上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指標之一。各國政府都在不遺余力的推動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期待使國家產業升級、增強國家經濟實力、從而進一步提升國際地位。本文通關客觀描述我國科技產業的發展現狀（以中關村為例），探尋政府與企業關系中所存在的具體問題，從而進一步分析政府與企業關系背后的原因，為建立良性的、共生的、互聯的政企關系提供科學有效的建議，以此期待促成科技產業的進一步發展，優化政府在決策中的地位，最終形成優質高效的政企互動關系。關鍵詞：政府；企業；知識經濟；關系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于2015年12月16日至18日在浙江烏鎮舉行，大會的主題是“互聯互通、共享共治，共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大會的勝利召開使得世界的焦點再次聚焦到中國科技產業的發展上。高科技產業是知識經濟時代的具體代表產業，也是現今國際上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指標之一。各國政府都在不遺余力的推動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期待使國家產業升級、增強國家經濟實力、從而進一步提升國際地位。

我國自1979年經濟改革以來，經濟制度朝著西方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修正，使人民的生活不斷獲得改善。政治與經濟在現實世界中，密不可分。十九世紀末期以后，政治學與經濟學逐漸分道揚鑣，到了二十世紀以后，政治學與經濟學的學術分工也愈來愈明顯；但另一方面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卻越來越緊密，許多經濟學者投入政治學領域進行研究，也有部分政治學者投入經濟學領域進行研究，一種全新的政治經濟學出現。

政治經濟學通常有三個層次，一是國際層次的政治經濟學，二是國家層次的政治經濟學，三是國內層次的政治經濟學，三者討論的焦點都是所謂國家（政府）與市場（企業）的互動。在現今科技強國的背景下，高科技產業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視，如何更好的發揮這些產業的功能與作用，使得高科技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時，為政府帶來更優化的經濟利益，促進和諧共生的發展，是一個從理論到實際都值得探討的問題。以中關村為例，在科技企業的發展過程中，政府與企業之間的互動關系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政府在企業的發展中不僅扮演前導性的角色，設立相關研究機構，并進一步制定適宜的政策與建議，同時還為企業提供經費補助與政策性支援。由此可知，政府與企業的互動關系牽動著我國的高科技產業的發展與成長。

而中關村科技園區是中國大陸科技智力資源最密集的地區，擁有一流的科技人才和科研成果，具有極大的發展潛力，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對此寄予厚望，因為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經濟發展始終保持30% 以上的增長速度，也是北京稅收主要來源，也是中國大陸53個國家 級國家高新技術開發區表現最傲人的地區。一九九九中國大陸國務院對北京市政府和科技部《關于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加快建設中關村科技園區的報告》作出批復，于是，國內第一個高新技術園區——中關村科技園區成為新經濟的代名詞，成為國內資訊產業和高科技的象征，和最受關注的區域。這也是本為選擇中關村科技園區作為分析的主要動機。

本文的目的在于客觀描述我國科技產業的發展現狀（以中關村為例），探尋政府與企業關系中所存在的具體問題，從而進一步分析政府與企業關系背后的原因，為建立良性的、共生的、互聯的政企關系提供科學有效的建議，以此期待促成科技產業的進一步發展，優化政府在決策中的地位，最終形成優質高效的政企互動關系。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方法

介于此種研究背景，本文的研究問題主要有四個：一是客觀描述我國科技產業的發展現狀；二是探尋政府與企業關系中所存在的具體問題；三是分析政府與企業關系背后的原因；四是為建立良性的、共生的、互聯的政企關系提供科學有效的建議導向性建議。

本文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案例分析，即通過具體的物質實體中關村科學園區的發展現況來分析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

第三節 研究范圍與限制

本研究的范圍是以中關村科學園區的發展來探討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因此本文的亮點在于具體而細微的分析，能夠以具體的事例來展現政府與企業的互動，2 探討其中存在的問題并深究原因，從而為未來的發展制定科學合理的政策。以此同時，本文的的限制在于僅以中關村作為案例分析的對象，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本文探討對象的“全面性”，如果說限制的話，這算是本研究的一個限制。

第二章 文獻綜述

第一節 知識經濟與政府競爭力

高科技產業與政府的關系探討在知識經濟的背景下顯得尤為相關，值得被現代的學術研究所重視，政府期待依靠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提高競爭力，但知識經濟在為政府創造有力發展的背景下，也對政府以及國家的發展造成一定的沖擊，使得我們不得不重視，這正也彰顯出本文探討此問題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一、知識經濟的沖擊

一般認為，知識經濟時代是根植于一九七零年代兩次石油危機之后，而卻發源于二十世紀終結前十年的一九九零年代。90年代以來，以知識導向經濟為特色的全球化趨勢，影響各國的企業競爭優勢、技術創新和新的就業關系，對提升國家的競爭力和改變國家角色地位起到重要作用。

一九九零年代的經濟全球化，根源于一九七零年代以來歐美福特主義積累體制的危機，以及針對此危機而由國家與企業（尤其是跨國公司）所采取的后福特主義式重組策略；尤其以英美為主的新自由主義國家策略強調國家解除管制與經濟自由化，其對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發展更具有推波助瀾的效果，并為一般政府帶來劇烈的挑戰而使其有弱化，甚至虛擬化的現象。此外，二十世紀末知識經濟的發展強調企業創新、互動學習和工作彈性，也讓我們必須重新從理論上思考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關系。

隨著兩次石油危機的爆發，一九七零年代中期以后高科技跨國公司的全球擴張及工業與金融部門的國際化，促成傳統資本主義的解組；其具體表現在工業、財務金融與政治上的變遷。工業解組顯現在工業產品必須導向資訊化、市場多元化，講求個人品味與自然主義；工業也因利潤下降而必須外包其生產者服務的部分或縮小公司規模以從事彈性特殊化的生產。在金融方面，自一九六零年代開始歐洲金融體系的發展與金融國際化凌駕了美國的金融影響力；一九七一年尼克森切斷美元與黃金之間的固定兌換關系；加上一九七三年美國采用浮動匯率，更造成國際資金快速流動與國際金融的不穩定；這同時也代表冷戰時期在“美國霸權 3 下的和平”所形成以美元為本位的布列敦森林體系固定匯率制度之崩潰。

另一方面，企業也同時紛紛要求政府解除資金進出管制。因此，在工業與金融均呈現國際化的趨勢下，政府對其國內經濟的控制力大幅降低；而國內政治的變遷則表現在新社會運動與地方主義的興起，政治發展不再完全基于階級差異，而是由依多元因素，如種族、宗教、意識形態（如環保與婦女運動）等所組成的社會群體影響政治。總之，高科技公司的全球運作、政府解除管制所助長的跨國投資與投機，和開發中國家的工業化，都同時造成全球市場的擴張與不穩定；尤其當前資本市場具有的三大特徵，即證券化、解除管制和電子化，更使資本市場（包括貨幣資本和生產性資本）延伸至全國與國外空間，而不再被鑲嵌或局限于具體時空。

另一方面，面對兩次石油危機的沖擊，企業界也分別從技術創新、組織形式及生產方式等變革，去除福特主義的大規模生產與機械化管理等僵化現象，期待依靠政府的宏觀調控與微觀管制實現政府與企業的雙贏。

二、政府的應對措施

面對知識經濟大浪潮的沖擊，政府究竟該如何面對呢？

政府到底如何應對全球化知識經濟發展呢？提倡國際競爭力、創新以及企業家精神；而就工作福利國家而言，則是著重在創造工作機會、工作彈性、再訓技能和生產者與消費者之反身性（即依審美觀和認知而決定生產和消費）。故政府必須在全球層次與國際脈絡下針對這些重點而對國內做策略性、供給面的介入。

關對知識經濟的看法，有學者認為知識經濟不可能獨立于政治、人才、法制、社會倫理而發展；知識經濟尤其需要有創新能力和冒險進取精神的人才；知識經濟的重點不在知識，而在轉知識為利潤，也就是利用科技產品和服務以創造利潤。因此，他強調在發展知識經濟之前，需要有配套的教育改革、金融改革、政治改革、倫理建設及法治建立等，這顯然表示政府仍須在知識經濟的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在科技武裝強國的戰略武裝下的我國，必須以科技力量為武裝，核心技術為依托，合作共贏為前提，大力發展知識經濟，為國家競爭力的提升增加籌碼。

第二節 政府對高科技產業的政策影響

社會文化環境指一個地區于社會與文化等方面所具有的基本條件。它的內容 4 比較廣泛，主要包括民族語言、文字、宗教信仰、風俗習慣、教育水準、文化傳統、價值觀念、道德準則及人口素質等。在一些人的意識或潛意識裡認為影響投資的，只是地區經濟實力、政策環境以及現代化設施等可以量化的指標。這種認識是有失偏頗的。深厚的文化底蘊，也是一種吸引力和凝聚力，對于優化城市投資環境、經濟環境、人才環境、商業環境有著重要影響，是一種無價的無形資產。在一個有著良好社會文化氛圍和傳統的地區，雖然社會文化環境是一種軟環境，但仍會直接或間接影響政府制定相關的政策，在某些方面甚至可能產生重大影響，不同的社會文化會影響政府的政策制定。

我國的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相應的社會文化環境比較復雜，立足于不同的社會、文化、經濟等背景之下，政府對高科技產業的政策影響也不盡相同。共生于政治、文化、經濟的綜合使用體，需要考量多重因素，以求制定出最科學合理的政策，因為面向未來的發展，是可持續的發展，可調控的發展。以稅收為例：

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為貫徹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技術創新，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決定》的精神發出通知，從自行開發軟件產品、技術轉讓、科研資助、高新技術產品有關的進出口和科研機構轉制等5個方面規定了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鼓勵技術創新和高新技術產業化的發展。《通知》自1999年10月1日起開始執行。《通知》的下發執行，將會有利于引導企業的技術進步和產品升級，對推動我國高新技術向產業化發展發揮積極作用。《通知》明確規定，對企業自行開發生產的計算機軟件產品按17%的法定稅率征收后，實際稅負超過6%的部分實行增值稅即征即退；對小規模納稅人生產銷售計算機軟件按6%的征收率計算繳納增值稅;對經過國家版權局注冊登記的計算機軟件產品，在銷售時一并轉讓著作權、所有權的，征營業稅，不征收增。

國家這項政策的出臺，有利于高科技企業在“納稅籌劃”的過程中更好的發揮自己的優勢和角色。

稅收主要是為了滿足國家一般的需要，以此達到社會財富重分配之目的。稅收是現代國家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國家眾多機能的運作全部有賴與稅收收入的支應。因此，為確保國家機能正常運作，憲法乃將納稅訂為人民之義務。憲法規定，人民之自由權利，在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時，均受憲法之保障。綜上所述，根據憲法所保障的一般的行為自由，原則上，納稅義務人得自由安排其事物，減 5 少稅額支出，就是說在多數法律形式中，可以選擇最有利于自己之稅法上效果的形式。簡而言之，這是人民的權利。人民應該重視重稅，這是國民應盡的義務，而納稅義務人所繳納的稅額，多數為納稅義務人辛苦賺取的收入，若未進行任何規劃，或因不諳稅法之規定而多納稅額，無疑于白白放棄自身的權利。所以，基于維護自身權利的前提下，怎可輕易地放棄節稅的權利。努力鉆研稅法的相關規定，用心設計節稅之策略，以減少稅捐的支出，也可視為一種重要的收入增加，因此，納稅學者謂“納稅籌劃”指為使納稅負擔達到最適最輕，所為之規劃，就是即對納稅負擔進行的規劃。

具體對于企業的步驟如下：

首先，確立明確目標。選定負責籌劃的負責人之后，必須與該人確立所需進行籌劃的范圍，也就是說針對何種稅目進行籌劃進行明確的目標確定。

其次，完整評估環境。在進行納稅籌劃時，除考量納稅義務人本身所具有之條件外，還必須要估量整體的稅收環境。

再次，增加相關法律的熟悉程度。納稅籌劃，是納稅義務人為使紐稅負擔達到最低、最合適的程度，在適法之范圍內，選用最有利的規定或方法。因此納稅義務人必須十分熟悉相關的法律法規，才不至于違法。

最后，保證計劃的有效落實。完成納稅籌劃可行的租稅策略后，為達到所預期的效益，必須確實執行，但納稅籌劃有時長達數年之久，必須保證策越具有彈性，以適應環境的變化 或法令的變更，如此，才能在政府相應政策的支持下做可持續的納稅籌劃。

第三章 中關村科學園區簡介 第一節 中關村科技園區的概況簡介

“第三次工業革命”邁入了知識經濟時代，并且以知識產業為主導產業。中關村科技園區為53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之首，北京市經濟核心，中國大陸之知識產業首先在中關村科技園區略見雛形。但仔細比較下，與發達國家相比仍差距懸殊，中關村科技園區之知識產業發展機制存在嚴重問題，建立適宜的制度和環境是決定中關村未來走向的關鍵。

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起源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經過20多年的發展建設，已經聚集以聯想、百度為代表的高新技術企業近2 6 萬家，形成了下一代互聯網、移動互聯網和新一代移動通信、衛星應用、生物和健康、節能環保、軌道交通等六大優勢產業集群，集成電路、新材料、高端裝備與通用航空、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車等四大潛力產業集群和高端發展的現代服務業，構建了“一區多園”各具特色的發展格局，成為首都跨行政區的高端產業功能區。

第二節 中關村科學園區的發展預測

中關村的發展離不開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沒有政策的保駕護航，中關村科技園區不可能達到如今這種發展規模，未來，中關村將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積極響應國家號召，順利經濟發展潮流，是中關村科技園區應該努力的方向，而中關村也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未來也一定長久占有中國科技產業發展的新領地。對于中關村來說，未來的方向是一定明確的。

一、從自發走向自主

美國硅谷的掘起為世界各國和地區樹立了科硏、教學、生產緊密結合，科技與經濟同步發展的新典范。但是由于自發性科學園區缺乏總體規劃和協調管理，造成交通擁擠，環境污染和住房緊張等問題。為此，后來者以此為鑒，政府積極參與到科學園區的規劃、建設和管理當中，把園區發展方向、基礎和公共設施布局、市政、交通、通訓、環境等問題同時考慮的總體規劃的作法，它也成為各國和地區，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設計新建科學園區所遵循的原則。

二、從模仿走向獨創

科學園區對當地科技和經濟發展起著重大的推動作用，在世界上 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的政府，對興辦科學園區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由于，經過一番模仿美國硅谷的熱潮以后，各國政府，特別是地方政 府悟出，發揮自己的優勢，從事一個或幾個高技術領域的硏究開發，進而生產具有競爭力的高技術產品，是建設科學園區的經驗。

三、從國內走向國際

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科學園區呈現出明顯國際化 的趨勢，主要表現在：合辦硏究開發機構，到國外科學園區設立分支 機構和企業、成立國際科學園區組織。

這也是中關村園區未來的發展趨勢，分析這一趨勢，可幫我們更好的把握政 7 企之間的關系，對于中關村來說，未來處理好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是發展的重要因素和必須所要解決的問題，在政策的支持下，中關村才有可能走的更遠，發展的更好，助力于我國科技事業的國際化發展。

第四章 政府與高科技企業關系的現狀-問題-原因分析

第一節 高科技企業與政府關系的現狀分析

為了充分有效了解高科技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關系現狀，就必須要明白三個問題，一是政府對高科技企業的看法與態度，這一先導看法將影響政府的一系列決策；二是政府在政企關系中所實際扮演的角色，這一實際印證政府對其的看法與態度；三是高科技企業在政企關系中的地位。以下將分別論述：

一、政府對高科技企業的態度與看法

高科技產業是科技與文化的融合，透過科技與文化，創造出利潤，同時，利用其經濟商機，盡可能的進行商品化，并在商品化過程中，以科技為媒介，生產出文化性的產物，即文化商品。其實，如今高科技的科技產業包含兩種觀點，即科文化與經濟，從文化觀點上看，文化商品集聚人類的知識、感性、想法以及創意力等文化性因素，且透過對外傳播本國文化，提高國家形象，從經濟觀點上看，由于智慧經濟、服務產業的核心領域，創造出高附加值、雇傭、新產業、新市場，且隨數字技術與媒體發展而成長，能響應全球水準的 IT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多頻道、多媒體時代以及環保型工業(無煙窗工業)時代。因此政府開始越來越多的關注高科技產業。政府改變了對于既有科技產業政策態度，其政策重點從督查與限制更多的轉換為扶持與支援，但由于不齊全的法律和政策手段及產業環境，科技產業政策并未獲得成效，在1997年末期所發生的東亞金融風暴，導致中國高科技產業處于萎縮的困境中。政府開始重視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且界定其角色與任務為扶杭文化產業，展開科技產業的支援政策。政府營造有利企業活動的周邊環境，同時，讓具有創意性想法與規劃的企業開發與制作科技產品，提高科技商品的競爭力，且拓展國內外市場。

同時，政府助力于高科技小微企業的發展。

2014年國務院曾印發《關于扶持小型微型企業健康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切實扶持小型微型企業（含個體工商戶）健康發展。其中明確提出要“鼓勵大型銀行充分利用機構和網點優勢，加大小型微型企業金融服務專營機構 8 建設力度。引導中小型銀行將改進小型微型企業金融服務和戰略轉型相結合，科學調整信貸結構，重點支持小型微型企業和區域經濟發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曾在2014年9月17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進一步扶持小微企業發展，他說，“這里既有服務業增長的因素，但更重要的，還是通過改革激發了大眾的創業激情。”李克強強調，從眼前看，小微企業是吸納就業的“主戰場”，是頂住當前經濟下行壓力的“重要一招”；從長遠看，通過扶持小微企業，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也是推動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一招”。

二、政府在政企關系中所實際扮演的角色探討

我們可能會想當然的認為政府在政企關系中占有絕對的優勢，但是事實絕非如此簡單，因為開放民主的政府既期望和諧穩定的關系，又總試圖掌控企業的發展。所以，和諧的表面下也經常涌現著諸多矛盾。總的來說，政府在政企關系中，主要有先進理念的倡導者、價值選擇的引導者、行業標準的主導者、市場行為的監管者、價值沖突的協調者五類角色。

先進理念的倡導者：不同于以往高科技企業注重投資環境和利潤，如今政府主要以引導推動的方式積極促進建立企業社會責任制度，為企業社會責任搭建舞臺，并將其提升為國家持續發展的理念中，加強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宣傳效果，讓社會民眾也來關注企業社會責任。

價值選擇的引導者：高科技企業社會責任感的樹立，一方面需要企業的自覺，更需要外來力量的驅動，必須加強擴大并幫助企業樹立企業社會責任理念并且提高企業覆行社會責任的積極性。

行業標準的主導者：主要指的是一個技術聯絡和管制的工具，企業必須從此規范里來得到保障而才能從中得到發展，也能做到交易公平合理、減少糾紛。

市場行為的監管者：各個國家經濟市場的比較研究中可以發現對于企業市場行為的規范，主要有三個層次，其一是企業自律此實施主體為企業，其二為行業自制此實施主體為行業協會，其三為政府管制此實施主體為政府，一般理想的狀態是此三種層次都能得到充分的發展。

價值沖突的協調者：現今社會的價值取向多元化趨勢，但是價值取向多元化也容易造成負面、消極的影響，給社會發展帶來不穩定的因素，這就需要政府公共理性的角度出面協調，促進并倡導企業社會責任理念為核心的現代商業價值。

三、高科技企業在政企關系中的角色分析

相比政府在政企關系中靈活而多元的角色，高科技產業在政企關系中則要被動得多。實際上，這種被動似乎是企業與生俱來的，而且是根深蒂固的。這種被動主要表現在對政府政策的執行、對市場風險的背負、對社會責任的履行等三方面上：

政府政策的執行者：政策執行可分為三大模式，包括：第一代的由上而下模式、第二代的由下而上模式與第三代的整合模式。一個立意良善的政策如果沒有執行，就無從達成其政策目標，如執行不力或選擇錯誤執行工具，輕則政策成效不彰，嚴重則可能導致政策失敗，甚至產生負面效果，可見政策執行的重要性。執行是一種將政策付諸行動的過程，包括組織活動、解釋活動、應用活動三方面。這就要求企業制定合理的策略，詮釋政府的政策、并能有效的執行。

市場風險的背負者：與政府的多種角色不同，任何企業的經營都是以生存為主要任務的，其中環境風險是企業營運時所面臨的最大威脅。企業為了有效管理個體，需要盡量在合理可行的代價下，盡最大可能消除未來的不確定因素，使得預期的結果與實際的結果之間的差距能夠減到最低。所以，企業在對風險進行管理時，有可能會悄悄的避開政府的政策，或者執行對自己有利的政策，而規避有可能承擔風險的政策，潛在的可能造成政企矛盾。

社會責任的履行者：首先，不必說，政行執行何種的權利就也應予以承擔責任，政府在執行權力上必需維護社會的公共利益達成社會福祉；其次，高科技企業一方面要作為社會公民它除了要面對政府、市場與整個社會且為公眾利益不斷努力，制度的行成以及公共利益的實踐，此為政府的公共責任。另一方面，高科技企業覆行社會責任也需要政府給予的舞臺才能發揮，如果沒有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那么企業就沒有覆行的條件與背景。

從政府與企業的不同角色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政府與企業的關系是復雜的、模糊的，不是一兩句簡單地話可以概括的，這一點既反映出其中存在的問題，又為我們優化政企關系提供了現實性依據。而社會責任要求政府和企業在某種程度上必須遵從雙方可能的、潛在的利益，走上相互合作的道路。下面我們具體探討一下政企關系中存在的問題。

除此之外，高科技企業的發展還與諸多因素有關，比如說銀行的資金支持，10 銀行必須深入貫徹落實監管部門各項高科技企業信貸支持政策，不斷創新高科技企業金融業務產品和經營模式，全力幫助高科技企業客戶成長壯大。深入洞悉高科技企業客戶金融需求，全面推出相應的服務品牌，建立完善高科技企業信貸機制，推進專營機構建設和業務服務流程優化，為高科技企業客戶提供更加快捷、靈活、專業的金融服務。建立高科技企業批量經營模式，提高融資效率。

但因服務的定義是一個抽象的概念，由一連串內在心理因素與外在行動的程序表現交錯組成出來的結果，是一種無形的產品、沒有固定的標準模式，但能使消費者滿足其需求；服務通常與實體產品一樣，是由互動的雙方透過某種程度接觸，進而達到雙方的目的。品管大師曾說，“服務”是“為他人而完成的工作”。銀行服務品質乃是銀行提供正確、迅速的業務服務，并且對于顧客的應對及建立互動關系的維持，甚至包含營業環境及銀行提供無形及便利的服務以滿足顧客期望需求的滿意程度。也是因為銀行業亦屬于服務業之一，有四大特性，即無形性、不可分割性、可變性、易逝性。當市場需求變動很大時，銀行服務則立即面臨考驗，例如月底和發薪日以及假日癥候群，不僅銀行營業廳人滿為患之外，金資中心也常因為處理資料過多乃至擁塞而發生突發事件。

第二節 高科技企業與政府關系的問題探討

任何一種關系的背后牽扯到的都不僅僅是有關雙方，更是多種綜合因素的博弈。在政企關系的背后，所加持的不僅是政府和企業雙方的核心利益，更是相關問題方的正面較量。因此，我們難以忽視政企關系背后所隱藏著巨大的問題。具體來說，從政府方來看，問題有政策制定的滯后、行業標準起草存在漏洞、市場監管的缺失三方面。從企業方來看，主要是政策執行的不利的問題。而雙方在背負公共利益時，都偶有疏忽。

首先來看政府方面存在的問題。政府需要管理的是復雜而多元的國家實體，尤其在我國面臨全面發展轉型之際，更是如此。因此政府需要處理大量棘手的問題，對民眾和企業來說，政府是堅實可靠的保障，對國家來說，政府是忠實可信的執行力量。但在處理與高科技企業的問題上，政府需要面對的是三方面的問題：政策制定的滯后、行業標準起草存在漏洞、市場監管等問題，限于篇幅有限，本文不在此贅述。

同時政府還要確保共同資源的分配，共同資源是指所有權不屬于任何人的 11 資源。因為資源的所有權屬于大眾，所以人人都有權可以使用，人人不必支付代價或支付很低代價就能使用，故大多數人可能都傾向盡情使用，最后造成使用過度或無法有效使用。此外，當不同企業共同開發同一資源時，如石油或魚群，將無任一企業有足夠的經濟誘因去維護這些資源。在管制不存在的情況下，業者將爭先開發原油或魚群，而政府之管制將可避免過度開發或浪費，以延續共同資源使用年限或有效使用。

而外部效果不管有利或不利，都會造成缺乏效率的市場結果，因其會造成邊際私人成本不等于邊際社會成本，以致造成市場失零。所謂外部效果是指市場交易的結果對非交易的第三者所形成的影響，又稱“第三者效果”，亦非交易第三者承擔了交易成本或效益。當此一影響為有害時，稱為負的外部效果或外部成本。外部效益的例子如：教育、國防、道路等。外部成本的例子如：水污染、空氣污染、噪音等。不論是有利或有害的影響，受影響的第三者都是非自愿的。當這些成本被外部化且由社會大眾來共同負擔，并未直接轉移給購買這些產品的消費者，產品價格未能反映出真正的生產成本。外部效果的出現會造成無效率的資源配置，因外部效果的出現會造成過少（具外部效益）或過多（具外部成本）的產出，市場交易中的成本與效益只反映了市場交易雙方的成本與效益，沒有把受影響的第三者之成本與效益列入所致。所以，只有在污染此一外部成本必須加諸于企業生產成本的情況下，企業才會設法減少污染。當外部成本能反應在產品價格中時，消費者將會避免消費高污染的產品。

一般而言，經濟管制是政府為了解抉造成市場失靈所的公共材、外部性、自 然獨占，以及資訊不對稱之問題，以維護大眾利益，經由立法及其執行，管制企 業行為，以期提高經濟效率的一種干預方式。

其次來看企業方的問題。

一方面，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因主體不同是分開的，政策執行過程乃是政策制定之后的過程，政策制定者與執行者兩者之間有其任務界限，政策執行者是非政治性之技術官僚，政策執行的性質是中立、客觀、理性與科學的。也就是說，政策執行的關鍵在于基層的企業，企業的執行能力與行為影響政策執行的效果，這也是落實政策的關鍵步驟。另一方面，政策執行是行動者的復雜互動結果，高科技企業不僅僅接受上級指揮命令，而是具有裁量權，政策執行是決策者與執行者互動的過程與產出，決策者與執行者透過妥協、議價、協商或結盟的活動達成共識，故彼此互惠遠比上下指揮更為重要。

企業的經濟責任被視為是企業傳統中的一部分，同時也是對企業股東的責任。大致而言，企業經濟責任所指的是“追求組織最大利潤”，這是企業經濟責任的首要目標，企業得利，其股份持有者、公司員工等也會因此而受惠。“利潤先行”的主導原則讓企業在全面深入的滲透市場進行發展的時候，難免會有所犧牲。除此之外，企業還背負法定、道德等責任。

最后，政府和企業都必須要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

對政府來說，政府并非“非營利組織”，政府是運行管理國家的重要媒介與工具，除了可獲得有形的實質經濟贊助之外，還可以從中學習企業部門的經營精神與技術，更希望能夠透過彼此合作互動的機會，讓企業部門感受到政府內在的使命與理想，進而愿意負起社會責任，為社會整體貢獻出更大的力量。同時，政府是高科技企業發展的重要資源提供者，這對企業而言，過去企業部門參與公益活動只是純粹扮演金錢或物資的贊助角色，對于公益活動的實質內容鮮少深入關切或參與討論。受到外在環境改變，以及企業理念也以經濟利益為前提，逐漸轉變為必須擔負起社會責任，以自身的力量或透過和政府部門、非營利組織的合作，積極主動的參與公益活動。

一方面，對企業來說，除了為獲得實質的經濟支援之外，無形的技術與人力之輔助，也是一項額外的附加價值。更深層次地來說，高科技企業期待能夠透過與企業部門的合作，將其理念宣導給企業部門與社會大眾知悉，讓企業部門愿意負起社會責任。這是企業需要承擔社會責任的重要動機。另一方面，企業部門在運作的過程中所消耗的有形與無形資本，以及其所獲得的利潤，并非單單只是來自企業部門營運的結果，也包括來自于社會大眾及企業部門所處的環境文化、社會政治等因素的互動。因此，企業部門的發展與整體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所以企業必須承擔整體環境下所負載的社會責任。

未來高科技產業究竟路在何方？

一、完善顧客管理體系。顧客關系管理日益備受重視，顧客關系管理是一種 13 管理顧客的方法，指企業透過有意義的溝通來瞭解和影響顧客之行為，以達到增加新顧客，防止舊有顧客流失、提高顧客忠誠度和提高顧客獲利的一種手段，是一組技術；也是一種反復將顧客資訊轉換為正面顧客關系的過程。顧客關系管理的本質是一 種企業策略的執行。目標則是為顧客創造長期價值，同時達到企業利潤極大化。透過積極使用資訊，將顧客資訊轉化為顧客關系管理的互 動過程。顧客關系管理是從建構顧客知識開始，讓銀行建立長期的與資源管理的顧客關系和顧客互動。顧客關系管理的定義是透過資訊科技，將行銷、客戶服務等加以蝥合，提供顧客量身訂製的服務，并增加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用以提升顧客 服務品質，達成增加企業經營效益的目的。企業能夠經營成功均有一個充分且必要的條件，不是產品而是顧客。隨著時代的演進，企業與顧客互相溝通、信任、互動、相互定位；最重要的關鍵在于有效的顧客關系管理，才能夠增進企業的投資報酬率。

二、提高顧客忠誠度。顧客忠誠度就是是顧客對于事后服務滿意之后的一種行為表現，當顧客對某一產品產生忠誠度時，即顧客信任該企業，甚至愿意承諾繼續與該企業往來，重復地購買科技商品外并且免費銀行正面做宣傳，也會推薦該產品給其他顧客，為企業帶來更多新客源。當顧客對某一企業的產品或服務產生感情、依賴與認可，形成偏愛并堅持長期重復購買該企業產品或服務時，會對該企業產品或服務表現出在思想和情感上的一種高度信任與忠誠的程度，是顧客對企業產品或服務在根期競爭中所表現出的優勢評價。通過提升售后服務與服務品質來滿足顧客的需要，維持顧客與企業之間的網絡，最重要是要讓顧客對企業產生滿意度、忠誠度，這也是高科技企業經營策略上一大課題。

三、確保售后服務。事實上良好的售后服務、服務品質與企業品牌形象表示業者給予顧客的保證與保障，顧客才能夠安心放心有信心產生冉次回瞋意愿，更會快樂地向他人推薦與之往來。相對而言，如果劣質的售后服務、服務品質與負面企業品牌形象，顧客將會產生憤怒、悲傷、擔憂與害怕，隨之拒絕往來，更甚至于大肆負面宣傳，導致其他金融商品投資人資金抽離，公司災難可能因此而發生，在秉持“穩徤、前瞻、專業、熱忱”的品質政策才能真正服務社會大眾與永續經營。這是也正是未來所有高科技企業該努力的方向。

第三節 高科技企業與政府關系的原因解剖

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政企關系矛盾背后隱藏的利益的追求的異化，那么，政府和企業到底該建立一種怎樣的關系呢？筆者以為，在企業部門的“營利”目標與政府之間的“非營利”目標之間，企業所扮演的角色是在提升資源應用的效率，創造更高的運作效益，并讓自身能夠在需要的時機被主動發掘，并自身應致力于提升為被企業投資的對象。因此，兩者間若能在社會責任與企業營利的矛盾中找出平衡點，且在企業利益和公益維護的折中過程中做出最有效的運用，對企業而言，應能共創雙贏的局面。政府也可以透過建立彼此的伙伴關系而獲得進入市場的管道，同樣地企業也可借由與政府的合作，達到提升企業形象，促進組織成員反思的目的。所以，雙方還可以通過相互學習獲得彼此的知識和技能，應用對方的技術、對問題的分析或管理風格等而期待建立良好的、共生的互動關系。為了建立這種關系，本文也提出了如下策略，僅供參考：

第五章 建議

進入大數據時代，受益的不僅是高科技企業，政府也是受益者，政府監管部門的覆蓋規模與精確定位能夠同步實現，這讓監管更有底氣。其實，在法治社會中，企業與政府不是敵對關系，也不是傳統的婆媳關系，而是合作伙伴關系。合作價值就在于法治秩序決定企業的市場生存環境。江湖式企業經營與隨意性的治理監管都是非健康的市場成長模式，在權力制約的角度，市場與政府的邊界嚴格劃分；但是從職能服務的角度，政府與企業是親密的合作伙伴。而為了更進一步優化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現就對其雙方提出如下建議：

一、高科技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現實性與必要性

（一）政府管理下的公共利益需要靠企業承擔社會責任

政府公共管理本質是行公共之政，而公共最早在希臘有二個意思，其一是個人能超出自身利益去理解并考慮他人的利益，也就是一個人能同時考量公共精神和意識到參加公共事務的表現。其二是指人與人之間在工作和互動中能互相照應和關的一種狀態，由此二者都可以看出其意境都是在群體生活的背景，有群體生活就有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存在，而這裡的公共也就是社會的一種，二者是一致的，而公共利益是指眾人所享有的，也涉及了國家利益與廣大社會公眾福址的利益，它并非簡單的集體利益，而公共利益成為政府公共管下的出發點和目標。

而企業社會責任所說的其實是公共利益，社會是一個企業作為依賴和發展的 15 主體之一，理所當然企業也需要為實現社會公共利益而努力。而企業除了為社會也必須為政府管理的框架下，承擔應當的社會責任，其主要也有二大原因，其一為企業需要社會提供源源不絕的養份，離開社會，企業將不存在。另一方是政府的權力漸漸轉移至企業、機構、團體的手中，有政府公共領域私人化的趨勢。總之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是公共利益價值導向下公部門管理的需要，也是企業想要永續發展下必然的趨勢。

（二）政府管理實現治理理念需要企業承擔社會責任

西方國家對于治理理念的興起，提出了一套理念與制度架構，其認為管理是公共或私人機構管理下公共事務諸多的總和，是一種衝突與調合持續的過程，也有特定的權力與執行力使人們服從，然而有效的管理必須建立在國家和市場的基礎上，它也是對國家和市場手段的補充，但他不可能是絕對的，也沒法替市場資源進行有效的配置。良好的管理模式，強調政府與公民社會的合作，是一種由上而下的管理、參與，而以公共利益為最終目標，它的本質其實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也是二者的最佳狀態，也可以說，良好的管理也是是國家向社會回歸，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作為社會的主要公民之一，必須提倡公共精神和責任的意識，積極承擔相對應的社會責任，這是政府對公共管理的必然要求，也是企業作為社會公民的當然責任，只有所有企業都能夠積極主動地承擔社會責任，我們的社會才可能出現穩定、和諧、良好的局面。

（三）政府公共管理結果的責任需要企業承擔社會責任

政府公共管理的根本特徵是在于它的公共性，對公民負責是最根本的義務關系。西方在新公共管理運動就是力圖建麼一種責任機制，而這種責任機制要求的其實是實現顧客滿意，即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的滿意，另一種管理主義責機制是在該模式中加入了對公眾的直接責任，前者其實和企業私人產品的主要提供者相關，后者則和政府公共管理相關。許多公共產品的顧客滿意度也和各企業直接相關，例如：空氣質量問題。從上述也可看出政府公共管理下所追求的顧客滿意目標，如果少了企業的支持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在這裡才會說明為什麼政府公共管理的結果也需要企業一起來承擔，從這裡企業不只是在法律或出自內心自覺來實現，更重要的是企業如果有其行動，如慈善捐款，那也會產生一種良好的社會風氣，不僅能緩和其矛盾還能夠使得民眾對政府公共管理下的信任，實現社會和 16 諧。

二、企業社會責任下的落實政府公共管理的現實性與必要性

（一）企業社會責任的公共性要求政府公共管理的介入

企業社會責任指企業與社會互動中應當承擔的義務以及為不良行為承擔結果，任何企業的互動對象總是有限的，供應商、銷售商、廣告商、管理咨詢者、學者、顧客、潛在的顧客、社區、潛在的員工以及能夠了解到企業的社會大眾都會有一定的界線，以上幾種我們稱之為利益相關者，這些能和企業直接互動的對象實際上就像是構成整個社會的公眾之一部分，而這些人的利益結合起來就形成了公共利益。而企業的外部行為能直接對公共利益造成影響，而企業內部行為則能間接地對公共利益造術影響，前者就好比是企業的排污行為，后者就像是企業對員工的管理行為，企業就像是社會的主體一般，它的行為總是和公共利益直接或間接的相關，如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政府要介入企業社會責任的必要性。

（二）企業追求利潤的本性要求政府加強立法與監管

傳統經濟學家認為企業如果有效率的使用資源并生產社會需要的產品和服務，并且以消費者能夠接受的價格去消費產品，企業就實踐了企業社會責任。故為了推動企業承擔必要的社會責任，政府公共管理必須加強相關的立法制度，另一方面，要有一個穩定、效率的企業社會責任約束制度，除了實現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制化外，也應加強政府的執行力，甘此才讓企業意識出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

（三）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動力取向需要政府公共管理的激勵制度 企業社會責任產生的動機很多，但真正能夠吸引并業承擔社會責任，吸引他們更關注企業社會責任的辦法，其實是建立一套良好的市場機制，讓企業可以賺更多的錢，企業使用資本來產出最大的價值，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其實是引導他們去促進另一種目標，而這種目標絕不是他原本想追求的價值，也由于非完全競爭市場下的企業因為訊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使得企業單方面想達到利潤最大的情況下反而會為公共利益帶來傷害，這也是執行企業社會責任下的問題之一，而想要化解此一情況達到雙贏的情況，只能依賴政府在公共利益上的激勵制度。然而在促進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時，我們也必須尊重企業追求自身利，這一點也是為什么政府能在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時發揮作用。

綜上所述，政府與企業二者關系是密不可分的，無論政府應在何種意境扮演什么角色來輔助、規范、協調企業，而企業又應在什么什么條件下回應政府。雙方都必須要擁有共同的努力，才能實踐出真正的結果。“平等對待、共同奮斗”是政企關系的深層次潤滑劑，也是長遠深度發展的要訣，不過要做到這一點，似乎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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