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當前農村計劃生育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原因分析

當前農村計劃生育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原因分析

一、當前農村計劃生育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原因分析

(一)控制違法生育的任務仍然艱巨。一是群眾生育意愿與現行生育政策之間存在較大差距。通過座談了解，計劃生育工作發展到現在，人們的生育觀念發生了一定變化，但“一個孩子嫌少、兩個孩子正好、生個男孩養老”的舊傳統生育觀念仍未徹底改變。據反映，農村中多數群眾仍希望生育2個及以上的孩子，而且有男孩。二是一男孩戶、雙女戶、未婚青年、不符合省《條例》照顧二胎條件人員違法生育欲望強烈。首先，一男孩戶和雙女戶是違法生育的主要人群。由于傳統舊生育觀念的影響，多數一男孩戶想要2個孩子，雙女戶想生男孩，如果管理措施稍一弱化，這部分人便想方設法超生，達到自己的生育目的。其次，不符合省《條例》照顧二胎條件的人員想方設法超生。主要是一方初婚、另一方再婚，一方農業、另一方非農業的家庭。特別是再婚家庭一般把再生育一個孩子作為維系新組建家庭的紐帶，為了達到穩定新組建家庭的目的，想方設法超生。另外，農村出現了達到法定婚齡不登記先生育、不登記先舉行婚禮、不夠法定婚齡違法生育的三種苗頭性問題，且呈蔓延趨勢。三是違法生育手段多樣。主要表現在，有的通過假離婚、假遷戶口、假出國達到違法生育的目的；有的一方農業、另一方非農業的家庭，通過遷移戶口、弄虛作假辦理非轉農騙取二胎生育計劃；有的以外出打工為由，在流動中違法生育；有的通過冒名頂替進站，逃避管理違法生育；個別村干部包庇親屬違法生育。(二)個別村干部抓計劃生育工作的責任感和主動性不強。通過調研了解，目前個別村干部普遍存在不想抓、不愿抓、不敢抓的思想，工作主動性不強。不想抓，是由于受村委會三年換屆的影響，個別村干部怕落選、丟位子。不愿抓，是由于世代均在一個村子里居住，撕不開情面，放不開手腳，怕得罪人，得罪一個超生戶，便得罪一個家族，怕形成世仇，對自己和后代不好。個別村干部為了村委換屆當選，私下口頭承諾了一些超生戶的不合法要求。

(三)晚婚晚育率下降幅度較大。《婚姻登記條例》實施后，由于登記手續的簡化，出現了初婚人數激增、晚婚率大幅度下降的狀況，且難以扭轉。出現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群眾舊傳統婚育觀念仍未轉變,客觀原因在于，一是村級源頭管理失去了“抓手”。《婚姻登記條例》實施前，結婚要登記，必須持村級出具的介紹信，不到晚婚年齡的，村級一般不予出具介紹信。《婚姻登記條例》實施后，簡化了程序，取消了村級介紹信，未婚青年只要夠法定婚齡，持身份證和戶口簿就能辦理登記手續。二是臺帳管理、合同約束未落實到位。三是鄉鎮對晚婚晚育控制沒有引起高度重視。在政策推動上，力度不夠，沒有制定有效的激勵政策，有的雖然制定了，但落實不到位；在督查考核上，既沒有督導村級建立完善未婚青年管理臺賬，也沒有把晚婚晚育工作作為人口責任目標的一項重要指標考核。

(四)流動人口管理存在漏洞。一是流動人口漏管現象嚴重。多數育齡婦女外出嫌辦理《流動人口婚育證明》手續麻煩、不好回函，便采取不與村打招呼、不辦證、不簽合同等方式私自外出。加之村級經常性工作不到位，對流動人口的動態信息不能及時掌握，極易造成這部分人漏管。二是假回函現象嚴重。有的育齡群眾通過黑市辦假回函；有的通過親屬在外地冒名頂替查體辦回函；有的不擇手段獲取

流入地流動人口空白回函單，自己填寫孕、育、節育情況，寄回流出地。三是流動人口信息平臺反饋信息有時與實際不符。有的流入地在查體程序、人員身份確認上不規范，有的查體結果不真實。四是在縣內流動躲生。有的育齡群眾辦理了外出打工手續，實際上并未外出，而是在縣內流動，有的居住在親戚家中，有的在縣城租房居住。

(五)長效避孕節育措施落實不夠及時。從調研了解的情況，歸納應落實而未落實長效節育措施育齡人群大致有以下幾種類型：一是觀望型，對落實長效避孕節育措施不積極，不主動，存在能拖就拖，實在拖不過去再落實也不遲的思想。二是對抗型，有違法生育動機，拒不落實長效避孕節育措施。三是患病不適應型，育齡群眾身體患有不適手術的各種疾病。四是流動型，有的已婚育齡婦女外出前查體有環，但外出后私自取環；有的常年在外打工的已婚育齡婦女，由于受現居住地長效避孕節育措施落實不嚴格的影響，落實難度較大。五是攀比型，這類往往是由于村干部家屬在落實長效避孕節育措施上不帶頭，影響了群眾的積極性。六是對立型，對村干部或計生工作人員有意見，故意在工作上不配合，給干部出難題。從以上幾種類型分析，一類、二類所占比重較大。

(六)社會撫養費征收難度大。一是對“經濟困難型”處理難兌現。這種人越窮越生，越生越窮，家里經濟十分困難，對其經濟處罰往往難以兌現，即使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也無經濟執行能力。個別超生戶，法院先后拘留數次，仍不繳納社會撫養費。二是對“流動型”違法生育的處罰不好執行。這部分人常年在外逃避，找不到人，無法強制執行。三是社會撫養費征繳手段不多。目前向違法生育群眾征繳社會撫養費，不外乎人口計生部門直接征繳或提請法院非訴執行這兩種渠道。無論通過何種渠道，前提都是違法生育群眾必須具有繳納社會撫養費的經濟能力，否則就束手無策，即使法院強制執行，也只是通過封存、扣押拒不交納者的部分動產，頂多對其采取行政拘留措施迫使其繳納，很少象執行經濟案件那樣，采取封存、拍賣拒不繳納者的不動產等強制措施，更沒有采用過限制其有關權力的措施。由于社會撫養費的征繳渠道狹窄，征繳措施不夠嚴厲，給應繳納社會撫養費的群眾留下了抗拒繳納的空間。

(七)村級計劃生育規范化管理有待于進一步加強。一是村級計劃生育各項制度、流程制定得較好，但執行不到位。多數制度、流程有文件、有板面，但真正執行落實的較少，甚至縣、鄉不督查、不考核，干脆就擱置。二是村民自治流于形式。村干部和育齡群眾對村民自治認識模糊，《村民自治章程》和《村民自治協議書》形同虛設，村里除二胎絕育措施落實合同和流動人口管理合同外，其它合同基本沒有。在《章程》中規定的違約責任，基本沒有執行。三是村級“兩室一校”利用率較低。除聯合集中辦公外，其它時間“兩室一校”使用較少，村級查訪服務、業務工作梳理、人口學校開課學習等經常性工作開展不正常。四是村級計生檔案流失現象不容忽視。由于有的村計生專職人員責任心不強、保管不善，導致往年計生檔案流失。特別是有的村計生專職人員更換后，不少的計生檔案移交不到位。

二、對策和建議

(一)繼續加大宣傳力度，保持計劃生育輿論的高壓態勢。立足于既逐步轉變群眾的婚育觀念，又確保輿論的高壓態勢，開展多種形式的宣傳活動。要充分利用人口學校開課學習、印發宣傳材料、粉刷固定標語、廣播喇叭定時宣傳和組裝宣傳車等形式，全面宣傳中央《決定》、省委省政府《實施意見》和計劃生育“一法三規一條例”，營造濃厚的輿論聲勢。要大力加強鄉鎮、村婚育文化一條街建設，利用大、中型公益廣告牌和宣傳櫥窗，抓好輿論環境宣傳。要創新宣傳載體，加大媒體宣傳，借助農村黨員干部現代遠程教育網絡實現人口計生信息“村村通”，做到廣播上有聲、電視上有像、網絡上有影、報刊上有專欄，實現計劃生育宣傳教育立體化、全覆蓋，讓群眾切實了解國情、懂得政策、增強歷史責任感。同時，要與育齡群眾算好經濟對比賬，算好多生育一個孩子，撫育子女的成本，引導群眾自覺選擇少生優生。

(二)強化管理措施，堅決遏制違法生育。一是抓住查訪、普查、節育措施“三個關鍵”，做好控制違法生育的前沿性工作。扎實有效地開展好計劃生育鄰村聯合集中辦公工作，努力將村查訪落到實處。堅持每年至少三次進站普查制度，狠抓進站尾子的清理，將違法懷孕或違法生育的苗頭消除在萌芽狀態。按照“一孩首選放環、二孩首選結扎”的原則，切實抓好已婚育齡婦女長效避孕節育措施的及時落實，筑牢控制違法生育的第一道防線。二是加大違法生育當事人社會撫養費的征收。征收社會撫養費是懲處違法生育，特別是農村違法生育的重要措施，是教育、警示、震懾廣大群眾實行計劃生育的有效手段。這項工作，既要保證征收到位率，又要保證其影響力。對經濟困難或有其他特殊情況的違法生育戶，可“一次征收，分次繳納”，在一次首付的基礎上，此后每年度繳一次，使其年年繳得起，年年受一次計劃生育政策教育。對有錢不怕罰的違法生育戶，依照程序提高征收標準。對抗拒不繳的“剌頭戶”和外逃戶，由計生部門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對規定時間內未繳納的，依法查封其房屋，經莒縣司法技術鑒定中心作出資產評估鑒定后，由人民法院發布公告，對其房屋依法進行查封、打價、拍賣、拆除，用以抵頂其社會撫養費。三是加強對協議離婚、戶口遷移、出國人員、不符合二胎生育條件等特殊人群的管理。一方面，要加大監控力度，對已辦理協議離婚、戶口遷出、出國的手續人員，村計生專職人員要通過入戶隨訪等方式，掌握其動態，對仍在家居住的人員要及時納入管理；戶口遷出的，及時索取落戶證明和計劃生育管理證明，確保“人在管到底，人走有手續”，防止以假離婚、假遷戶口、假出國為借口違法生育。另一方面，對不符合照顧二胎生育條件的，特別是再婚家庭，要靠上做宣傳教育工作，向他們講明政策；要加強孕情監測，防止違法生育。同時，要加強與公安、勞動、民政、法院等部門之間協作，互通信息，加強聯系，把好戶口遷移關、離婚關和出國關。四是強化村干部責任。全面實行村級計劃生育風險抵押金制度，嚴格落實責任，明確獎罰政策，增強村干部的責任感和壓力感。建立健全考核獎懲體制，對近年來出現違法生育瞞漏報的或出現當年度違法生育的，嚴格按照《莒縣人口與計劃生育責任追究處理處罰辦法》進行責任追究。

(三)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提高晚婚晚育率。一是繼續實行未婚青年臺帳式管理。指導村級全面建立未婚青年管理臺帳，把未婚青年婚情排查列入計劃生育鄰村聯合集中辦公重要內容，隨時掌握未婚青年的婚情動態。二是實行合同化管理。通過村民自治，規范完善晚婚晚育合同，明確相對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誰違約就追究誰的責任，實行征收違約金的辦法，加強協議約束。三是加大政策推動力度。認真落實對晚婚晚育夫婦的各項獎勵和優先、優惠政策，發揮好利益導向作用，引導育齡群眾自覺晚婚晚育。四是加強對晚婚晚育工作的考核。鄉鎮要將晚婚晚育率作為重要指標，納入對村級的人口目標責任制考核。五是通過實行有獎舉報制度，從嚴處罰未婚先育，特別是不到法定年齡非婚生育的違法生育家庭。六是責成民政部門積極主動地履行職責，提高晚婚率。

(四)綜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問題。人口性別平衡是社會和諧的基礎。出生人口性別比過高，持續時間過長，必然會影響社會穩定、家庭幸福和長遠發展。扭轉出生人口性別比攀升的勢頭，是一項長期的任務，必須實行標本兼治、綜合治理。從治標的措施來講，主要是提高外控力，重點強化三項措施：一是衛生、食品藥品監督管理、人口計生部門之間密切協作，加強對B超和流引產藥物的監管，發現違規違紀行為的，從嚴處理處罰。建議，近期在全縣衛生醫療保健機構、個體診所開展一次B超配備的調查摸底活動，托清底子，并查驗B超購買、使用審批手續，對無批準手續的，予以沒收。二是要加強孕期隨訪服務，及時掌握持證、冊育齡婦女的孕情，杜絕正常懷孕情況下私自終止妊娠的行為。對持證私自終止妊娠的，嚴格按照有關規定進行處理，是二胎的堅決不再批準其生育。三是建立有獎舉報制度，嚴厲打擊非法鑒定胎兒性別、非法終止妊娠“兩非”案件。一經查實，對直接責任人一律開除公職，并追究單位主要負責人、分管負責人責任。從治本的措施來講，主要是增強內動力，一是加強宣傳教育，轉變群眾的生育觀念。二是強化利益導向。對農村獨女戶、雙女戶家庭在宅基地劃分、子女入托、升學、就業等方面給予優先照顧，在扶貧開發、慈善救助、生育關懷、貼息貸款、勞務輸出、項目安排等方面給予傾斜扶持，在城鄉低保、新型合作醫療、社會救助等方面給予優惠政策，依法保護婦女的宅基地、房屋、財產繼承權和土地承包權、使用權、受益權，讓女兒戶得到更多的實惠。推廣寨里河鄉在新農合中免除雙女戶家庭應繳費用。三是逐步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推動由家庭養老向社會養老轉變，切實解除群眾的后顧之憂。

(五)實行分類管理，加強流出人員的計劃生育管理。一是季節工。這部分人多數走不遠、打工時間短，有時白天在外打工，晚上回家居住。根據這種情況，可以實行以進站結果頂替回函。只要鄉鎮大批進站便回家進站，開展鄰村聯合集中辦公查訪便回家查訪，作為“在家”育齡婦女的正常管理。二是長期外出務工人員。外出前要嚴把發證關、合同關、長效避孕節育措施落實關“三個關口”，做到流出一個，手續完備一個、長效避孕節育措施落實一個、放心一個。外出后，要按照簽定的協議，督導其履行協約，按時回函，對規定時間內未回函的人員，要按協議條款進行處罰，督促限期回函。年底時，利用他們返鄉過節的有利時機，集中進行一次進站普查，同本人見面，掌握其孕、育、節育情況。三是對已婚育齡婦女流出相對集中的地區。繼續實行“跟蹤式”服務，改變鄉鎮各自為戰的做法，由

縣人口計生局統一組織協調，依托當地計生服務機構對莒縣籍已婚育齡婦女集中進站、集中回函。四是對縣內流動的已婚育齡婦女。落實現居住地“托管”措施，納入現居住地的計劃生育管理。縣內流動的育齡婦女出現違法生育的，對現居住地鄉鎮同樣扣分。

(六)強化計劃生育利益導向。在全面落實已有利益導向政策的前提下，進一步加大財政投入，在獎勵優惠力度上和享受對象的范圍上求突破，使更多的計劃生育戶優先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真正使計劃生育戶政治上光榮、經濟上實惠。下步應落實和完善好六類政策：一是企業獨生子女職工退休加發一次性養老補助政策；二是探索建立長效節育措施獎勵、節育手術保險、城市計劃生育夫婦年老一次性獎勵等制度；三是相關部門在實行低保、救助、合作醫療等普惠性政策中，體現對計劃生育家庭的優先優惠；四是對計劃生育女兒戶實行優先優惠，制定有利于促進出生人口性別比平衡的政策；五是探索完善計劃生育家庭養老保障制度，有利于應對老齡化的政策；六是參考一些地方的作法，適當增加對農村部分計劃生育家庭的獎勵扶助金或將60歲的享受年齡適當下調，年齡下調后，可按年齡段給予不同的獎勵金。

(七)切實提高村級規范化管理水平。一是制定出臺加強基層計劃生育規范化建設的意見。根據省人口計生委下發的《關于加強全省人口和計劃生育基層基礎規范化建設的意見》精神，特別是“基層管理合同化、優質服務系列化、陣地建設標準化、干部隊伍職業化、日常工作制度化”五化要求，對我縣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運行中的各項工作流程、標準、制度、職責分工等作出明確的規范要求，使基層計劃生育規范化建設納入制度化、經常化。二是推行村級檔案鄉鎮保管制度。借鑒陵陽鎮的做法，對村級計生檔案實行統一整檔、統一管理。三是推廣基層規范化建設的先進經驗和做法。對各鄉鎮在計劃生育制度化、規范化、經常化管理方面創新的經驗和做法，及時予以總結、推廣。

(八)加強鄉鎮、村計生隊伍建設。一是加強鄉鎮計生隊伍建設。對鄉鎮計生工作人員，理順編制，按照鄉鎮規模配備適應工作需要的工作人員。采取公開考聘、聘用等方式，充實鄉鎮計生服務站技術服務人員，確保達到省市規定的比例。協調人事部門，解決鄉鎮計生委工作人員職稱評聘問題。借鑒菏澤市的做法，探索實行鄉鎮計生工作人員定期異地交流調整制度，解決鄉鎮計生工作人員長期在一個地方工作，不能打破情面、不便放手開展工作的問題。二是配齊配強村計生專職人員。按照“年輕化、知識化、女性化、職業化”四化標準，配齊村計生專職人員，鼓勵有條件的村從醫學院校畢業生中選聘村計生人員，逐步實現村計生專職人員的職業化。三是嚴格落實村計生專職人員的工資待遇。借鑒沂水縣的做法，村計生專職主任工資享受村委主任同等待遇，村計生服務員工資享受村委主任待遇的80％，由鄉鎮財政統籌，以“直通車”方式進行兌現。同時，為從事計生工作 10 年以上，任職期間工作成績突出且所屬村連續10 年無違法生育的村計生專職主任、服務員辦理養老保險，保險金由鄉鎮、村按比例負擔；村計生專職主任從事計劃生育工作20年以上，任職期間工作成績突出的，享受村委主任同等的退休待遇。

第二篇：當前農村計劃生育工作存在問題及對策

當前農村計劃生育工作存在問題及對策

當前,計劃生育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經過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有效控制了人口自然增長過快勢頭，進入了推行優質服務、穩定低生育水平階段。但隨著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推進,依法治國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的提出和實踐,農村計劃生育工作呈現出執法環境的深刻變革，干部群眾思想的深刻變化,工作體制機制的深刻轉變,農村計劃生育工作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和矛盾，呈現明顯弱化的趨勢,急需進一步分析、研究，采取剛性措施予以解決和處理。結合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的開展，我深入鄉村，對全縣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情況進行了深入調研。

一、存在問題

(一)社會階層深刻變化，群眾思想千差萬別，低生育水平反彈。一是由于各項惠農政策的落實，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貧困人口減少，農村育齡婦女家庭負擔的減輕，小孩撫養成本的降低，導致原本只要一個小孩的，現在又想生育第二個，這是導致低生育水平反彈的重要因素；二是是現在正處于又一輪生育高峰期，上世紀70－80年代出生的人，現在正是生育期，他們想生二孩欲望性很強。三

劃生育工作面廣，內容復雜，做人的工作沒有一支強有力的工作隊伍是不行的。當前鄉鎮干部責任無限大，權力無限小。鄉鎮計生辦主任工資待遇享受科員級別，負責的工作任務和承擔風險責任比其它部門分管領導還要重；同時，基層干部待遇低，與縣直機關干部相比做的工作多，擔的風險大，待遇卻很少，明顯不公平；再者就是計生工作缺少激勵機制，作為“一票否決”工作獎勵不多，處罰倒不少，片面的處罰只能導致計生工作無人愿做，就是迫于組織壓力做了，也只是完成任務的態度，沒有任何工作積極性。

（四）新時期農村計生工作空間縮小，方式單一，計劃生育工作手段弱化。當前的計劃生育工作不再是過去的一律用強制手段控制生育數量，而是為對象提供優質服務，依法行政。鄉鎮的執法主體資格被取消，對農村的計劃生育工作只能一律采用柔性手段來實施，如政策解釋、做思想工作等。面對部分逃避、抵制計劃生育工作的對象，就束手無策。例如：有的對象利用家庭老、弱、病、殘人來威協，利用社會渣子來干擾，引起不明真象群眾聚會，在各地不勝枚舉。這些人以一帶十，從而造成整個計劃生育工作處于被動局面。

（五）流動量大，管理成本增加，基層難為無米之炊，流動人口管理難度大。要穩定低生育水平，流動人口

行計劃生育的自覺性，甚至有更多百姓加入躲避、對抗繳納社會撫養費的行列，造成計劃生育整體工作軟化。

（七）各行其事，各自為陣，部門配合協調差，難以形成計劃生育工作整體合力。計劃生育作為一項基本國策，不是哪一個部門，哪一個人能完成的，它必須由各部門的密切配合，相互協調來完成。尤其是有的醫院在接收產婦時不憑有效證件接待、記錄，也不向當地計生部門及時反饋情況，導致政策外懷孕異地出生。而公安和計生部門也缺乏有效對接，很多基層派出所完全按照公安部門內部規定辦理戶口和身份證，沒有利用職能認真查驗計生部門相關手續，也沒有認真開展嚴厲的溺嬰、非法鑒定性別等非法犯罪的懲處；教育系統也缺乏對學生行之有效的計劃生育知識宣傳教育，導致未婚青年早孕、早育現象逐年上升。

二、幾點對策

（一）加大典型案例宣傳，著力維護計劃生育政策權威，盡力營造農村計劃生育工作良好氛圍。搞好宣傳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先導，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有利于工作的推進。當前,除認真宣傳貫徹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和《-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外，要加強典型突出成功查處案例的宣傳力度，用身邊人身邊事觸動群眾的神經，樹立百姓計劃生育工作作為國策的權威。強化計劃生育剛性政策

堅持以人為本，開展村民自治，發揮群眾的參與意識，使群眾對計生工作做到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監督，由“治民”走向“民治”。結合當地農村的生活實際，對個別計生限制性政策做好適當調整。

（四）尊重客觀，解決實際，加強計生干部隊伍建設。根據當前計生隊伍老化、待遇低、思想不穩定的現狀，切實加以解決。一是對當前計生隊伍特別是村級專干隊伍進行調整。充實一批素質高，責任心強的年輕計生專干隊伍；二是減輕計生專干工作壓力。將計生專干兼職的其他工作盡量減少，使其有時間、有精力從事計生工作；三是切實解決鄉鎮計生辦主任級別和待遇，以利調動其積極性；四是提高專干待遇。從事計生工作的干部相對其他同志來說，工作量大、責任重，在通常的待遇基礎上增加一定的補貼，讓其勞有所獲，穩定人心；五是盡量減少政治壓力，讓其放心大膽工作，而不是提心吊膽工作。按各級要求，我們的計生干部是計生政策的執行者，計生工作業務指導者和操作者。計生工作是大家的事，但在現實工作中，我們的計生干部卻成了所有計生工作的承包人，所有計生責任的承擔者。五是切實轉變工作作風。計生主管部門要深入基層指導工作，幫助化解矛盾，解決難題。

（五）進出聯動，從嚴管理，探索流動人口有效管理方式。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流動人口的隊伍越來越

對醫療機構的檢查，對擅自為育齡婦女實施解除節育措施手術的，堅決予以打擊；三是醫療機構嚴格堅持憑證檢查和憑證生育制度，并及時通報同級計生主管部門，否則，追究醫療機構及當事醫生的責任。

第三篇：當前農村“兩委”換屆存在問題及原因分析

當前農村“兩委”換屆存在問題及原因分析

當前農村“兩委”換屆選舉競爭日益激烈，許多矛盾和問題集中爆發，嚴重影響換屆工作正常秩序和“兩委”班子建設。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信訪數量上升。從換屆前幾個月開始，一直到換屆結束，信訪量集中呈現“井噴”態勢，而且信訪途徑、形式更加多樣化，信訪目的趨于復雜化。信訪主要針對上屆村干部的問題、村內各種遺留問題、參選人員當選資格及現實表現問題、選舉程序問題等。大量矛盾和問題的集中爆發，實際上是選舉激烈競爭的一種表現形式，一些信訪者反映問題是“賓”，以此達到自己當選或對方落選的目的是“主”。

2、干擾因素增多。一是家族派性勢力難以遏制。一些村由于家族派性勢力較大，往往能夠控制選舉結果。有的故意指使己方黨員（選民）不參加會議或正式選舉前離開會場，導致到會率達不到法定人數而使選舉中斷。二是候選人資格難以界定。由于政策、文件的規定很寬范、很原則，導致候選人資格難以界定，只要沒有被剝政治權利，就難以找到充分的依據取消其資格。三是選舉程序難以把握。由于換屆選舉涉及人員眾多，程序復雜，在操作時難以駕馭和把握。比如部分外出農民對換屆選舉不大關心，不愿回家參加選舉，而且在辦理委托上也頗為隨意，由此造成新的矛盾和糾紛。

3、賄選行為蔓延。由于賄選行為不好界定，且取證困難，在實際操作中，往往難以查實，導致賄選行為大有蔓延之勢。一是賄選現象趨于普遍性，賄選涉及的村數、人數增多。二是賄選手法趨于隱蔽性，許多競選者不再直接出面，而是委托其他人“出面”私下交易；有的將賄選行為夾雜在正常的感情交流活動之中，今年換屆恰逢春節，一些人以拜年、慰問之名行拉票賄選之實。三是賄選投入趨于金錢化，許多賄選人不再滿足于請選民吃吃喝喝、給選民生活用品和一些辦事承諾，而是直接用錢買票。四是賄選行為趨于脅迫性，有的競選人雇傭一些社會閑散人員，強迫選民接受錢物，在群眾中造成極壞影響。

4、違規手段升級。在利益誘惑之下，許多競選者采取各種手段妨礙選民行使選舉權利、表達個人意志，以達到其當選的目的。競選手段由背后秘密搞小動作升級為公開擾亂選舉秩序，由串聯、拉票等非組織手段升級為暴力、威脅等違法行為。有的競選雙方在選舉會場互相攻擊、指責謾罵，甚至大打出手；有的拿選舉程序“說事”，借機搗亂，搶奪票箱，撕毀選票，大鬧選舉會場，攻擊工作人員。

農村“兩委”換屆選舉暴露出的各種矛盾和問題，雖然表現在換屆之時、選舉之中，但透過現象看本質，把它放在整個農村社會的大環境中去審視、分析，問題的出現和矛盾的形成實際上是當前農村社會矛盾的綜合反映。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三點：

1、農村民主化進程加快和農民自身素質不高的矛盾。而當前農民的民主意識、法制觀念和綜合素質還滯后于民主政治發展的進程。從選民層面看，部分人置全局觀念、集體利益于不顧，用手中的民主權利作交易來滿足一己之私，為金錢而選，為家族而選，為“人情”而選。從競爭者的層面看，為了到達個人目的，對法律法規斷章取義,片面理解為我所用，甚至以身試法，鋌而走險。

2、宗族、派性勢力成為農村民主政治發展的制約因素。一是傳統的宗族勢力根深蒂固。我國有著幾千年的封建宗法社會的歷史，傳統宗族文化有其強大的社會基礎，農民出于參政議政、表達利益訴求的需要，更多倚靠最原始的血緣關系和親屬關系凝聚在一起，形成了宗族宗派勢力，而且在農村中生產生活、處理糾紛、婚喪嫁娶等方面發揮著較大的作用，這使得宗族勢力存在于當今農村并不斷“發展壯大”。二是農村干部執政能力不強引發矛盾。部分農村干部不適應新形勢，觀念轉變沒跟上，管理方法沒跟上，素質提高沒跟上，在工作中引起干群之間、臺上臺下之間、干部之間的矛盾和對立，這些矛盾逐漸演變為派性之爭。三是對權力和利益的追逐催生出新的派性。一些競爭者為了達到當選的目的，極力拉幫結派，擴大自己的勢力，往往出現一個競爭者，就會催生一個以其為首的新的利益群體。

3、選舉動機多樣化和復雜化導致競爭激烈程度的加劇。目前農村換屆選舉競爭十分激烈，主要表現為競爭職位擴大化、競選群體復雜化、競爭手段多樣化、競選態勢激烈化。大量的調研數據和案例分析結果顯示，當前農村“兩委”換屆競爭激烈的表象背后隱藏的是競爭動機的多樣化和復雜化。一是政治地位的追逐。一些人擁有了雄厚的經濟基礎和經濟地位之后，把目光鎖定在農村政治舞臺，試圖一展伸手，全方位實現自身價值，以求真正的“功成名就”。二是經濟利益的驅使。稅費改革后，農村干部的工資待遇有了保障，特別是今年省委提出“一定三有”工作機制，將大幅度提高村干部經濟補貼，給大多數競爭者以極大誘惑。此外，有礦產資源、涉及項目占地的村，因潛在利益的誘惑，往往競爭會異常激烈。三是從政（工作）環境的誘惑。目前農村干部的從政環境和以往相比發生了較大變化，環境變得更加寬松。特別是連續幾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出臺了一系列惠農政策，被絕大多數競爭者視為干事創業、一展才華的大好機遇。四是派性斗爭的需要。在選舉過程中，雖然表現為兩個或幾個人之間的競爭，實際上是家族宗派之間、黨內派別之間的競。

第四篇：當前農村兩委換屆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當前農村兩委”換屆存在問題及原因分析

當前農村“兩委”換屆選舉競爭日益激烈，許多矛盾和問題集中爆發，嚴重影響換屆工作正常秩序和“兩委”班子建設。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信訪數量上升。從換屆前幾個月開始，一直到換屆結束，信訪量集中呈現“井噴”態勢，而且信訪途徑、形式更加多樣化，信訪目的趨于復雜化。信訪主要針對上屆村干部的問題、村內各種遺留問題、參選人員當選資格及現實表現問題、選舉程序問題等。大量矛盾和問題的集中爆發，實際上是選舉激烈競爭的一種表現形式，一些信訪者反映問題是“賓”，以此達到自己當選或對方落選的目的是“主”。

2、干擾因素增多。一是家族派性勢力難以遏制。一些村由于家族派性勢力較大，往往能夠控制選舉結果。有的故意指使己方黨員（選民）不參加會議或正式選舉前離開會場，導致到會率達不到法定人數而使選舉中斷。二是候選人資格難以界定。由于政策、文件的規定很寬范、很原則，導致候選人資格難以界定，只要沒有被剝政治權利，就難以找到充分的依據取消其資格。三是選舉程序難以把握。由于換屆選舉涉及人員眾多，程序復雜，在操作時難以駕馭和把握。比如部分外出農民對換屆選舉不大關心，不愿回家參加選舉，而且在辦理委托上也頗為隨意，由此造成新的矛盾和糾紛。

3、賄選行為蔓延。由于賄選行為不好界定，且取證困難，在實際操作中，往往難以查實，導致賄選行為大有蔓延之勢。一是賄選現象趨于普遍性，賄選涉及的村數、人數增多。二是賄選手法趨于隱蔽性，許多競選者不再直接出面，而是委托其他人“出面”私下交易；有的將賄選行為夾雜在正常的感情交流活動之中，今年換屆恰逢春節，一些人以拜年、慰問之名行拉票賄選之實。三是賄選投入趨于金錢化，許多賄選人不再滿足于請選民吃吃喝喝、給選民生活用品和一些辦事承諾，而是直接用錢買票。四是賄選行為趨于脅迫性，有的競選人雇傭一些社會閑散人員，強迫選民接受錢物，在群眾中造成極壞影響。

4、違規手段升級。在利益誘惑之下，許多競選者采取各種手段妨礙選民行使選舉權利、表達個人意志，以達到其當選的目的。競選手段由背后秘密搞小動作升級為公開擾亂選舉秩序，由串聯、拉票等非組織手段升級為暴力、威脅等違法行為。有的競選雙方在選舉會場互相攻擊、指責謾罵，甚至大打出手；有的拿選舉程序“說事”，借機搗亂，搶奪票箱，撕毀選票，大鬧選舉會場，攻擊工作人員。

農村“兩委”換屆選舉暴露出的各種矛盾和問題，雖然表現在換屆之時、選舉之中，但透過現象看本質，把它放在整個農村社會的大環境中去審視、分析，問題的出現和矛盾的形成實際上是當前農村社會矛盾的綜合反映。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三點：

1、農村民主化進程加快和農民自身素質不高的矛盾。而當前農民的民主意識、法制觀念和綜合素質還滯后于民主政治發展的進程。從選民層面看，部分人臵全局觀念、集體利益于不顧，用手中的民主權利作交易來滿足一己之私，為金錢而選，為家族而選，為“人情”而選。從競爭者的層面看，為了到達個人目的，對法律法規斷章取義片面理解為我所用，甚至以身試法，鋌而走險。

2、宗族、派性勢力成為農村民主政治發展的制約因素。一是傳統的宗族勢力根深蒂固。我國有著幾千年的封建宗法社會的歷史，傳統宗族文化有其強大的社會基礎，農民出于參政議政、表達利益訴求的需要，更多倚靠最原始的血緣關系和親屬關系凝聚在一起，形成了宗族宗派勢力，而且在農村中生產生活、處理糾紛、婚喪嫁娶等方面發揮著較大的作用，這使得宗族勢力存在于當今農村并不斷“發展壯大”。二是農村干部執政能力不強引發矛盾。部分農村干部不適應新形勢，觀念轉變沒跟上，管理方法沒跟上，素質提高沒跟上，在工作中引起干群之間、臺上臺下之間、干部之間的矛盾和對立，這些矛盾逐漸演變為派性之爭。三是對權力和利益的追逐催生出新的派性。一些競爭者為了達到當選的目的，極力拉幫結派，擴大自己的勢力，往往出現一個競爭者，就會催生一個以其為首的新的利益群體。

3、選舉動機多樣化和復雜化導致競爭激烈程度的加劇。目前農村換屆選舉競爭十分激烈，主要表現為競爭職位擴大化、競選群體復雜化、競爭手段多樣化、競選態勢激烈化。大量的調研數據和案例分析結果顯示，當前農村“兩委”換屆競爭激烈的表象背后隱藏的是競爭動機的多樣化和復雜化。一是政治地位的追逐。一些人擁有了雄厚的經濟基礎和經濟地位之后，把目光鎖定在農村政治舞臺，試圖一展伸手，全方位實現自身價值，以求真正的“功成名就”。二是經濟利益的驅使。稅費改革后，農村干部的工資待遇有了保障，特別是今年省委提出“一定三有”工作機制，將大幅度提高村干部經濟補貼，給大多數競爭者以極大誘惑。此外，有礦產資源、涉及項目占地的村，因潛在利益的誘惑，往往競爭會異常激烈。三是從政（工作）環境的誘惑。目前農村干部的從政環境和以往相比發生了較大變化，環境變得更加寬松。特別是連續幾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出臺了一系列惠農政策，被絕大多數競爭者視為干事創業、一展才華的大好機遇。四是派性斗爭的需要。在選舉過程中，雖然表現為兩個或幾個人之間的競爭，實際上是家族宗派之間、黨內派別之間的競。什么經濟發達的地方候選人競爭激烈的一個主要誘因。

（三）宗族派性影響

1、宗族勢力大小成為村主要干部競選的重要籌碼從實際情況來看,特別是南方一些地方，如湖南、浙江、廣東、江西等地的農村，村主要干部，尤其是村支書或村主任, 大都來自大姓家族，而其他當選的村干部則大多是大姓家族為了平衡其他姓氏家族的一種產物,這種平衡主要是以族際之間的實力對比為主。一般情況,在單姓村或以一姓為主的村,通常大姓當主要干部；兩姓或兩姓以上的勢力相當的村村干部則大多由兩姓共同擔任。有些村即使是小姓人當了干部，幕后大多還是由大姓把持，類似于“垂簾聽政”。

2、村民投票多以宗族關系為第一紐帶宗族作為松散型的社會群體，各成員的群體認同感往往在與外部其他群體的沖突中不斷地得到強化。在村級選舉中，由于各方面的利益糾葛,原來相對松散的宗族會以幾個主要候選人為核心，形成一個或幾個不同的群體。而血緣關系自然是維系這種群體的重要紐帶。由于村民民主意識和文化素質的局限性，村們的選擇往往是由與自己利益關系大小和血緣關系的遠近決定的。許多村民本能的把本族人能當上村干部看作是宗族的榮耀，認為由本宗族的人當了村干部會給本宗族帶來方便和實惠，所以，極力游說本族其他村民將選票投向本族候選人。

3、宗族勢力范圍直接影響村干部“政治前途” 按照《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在村民委員會選舉中政府不直接干預候選人的提名。村民委員會的換屆選舉基本上采取了先提初步候選人，再選正式候選人，然后再實行差額選舉的形式，從而村民在村民委員會選舉中有了更大的選擇權力，因此村民投票對候選人的當選至關重要。在競選過程中, 各競選者都會以血緣關系（宗族關系）為紐帶各打各的“親情牌”，誰背后的宗族勢力大，誰就有更大地把握獲勝當選。可以這樣講，在一些村,村民委員會成員選舉，與其說是干部之間的實力之爭，不如說是宗族之間的實力之爭；村干部的進退去留，與其說是工作的需要和個人的意愿，不如說是其所代表的宗族勢力范圍大小。

（四）監督機制不健全

1、行政監督不夠，基層政府和職能部門監督約束不順一方面，由于黨委政府涉農部門較多，存在多頭管理，職能交叉，運行機制不順暢，缺乏強有力的組織領導，對村民委員會選舉工作又是指導關系而非領導關系，因此監督多、糾錯少，許多農村遺留問題，如農村征地拆遷賠償、集體財產管理不規范、土地計生政策執行不到位，引發村民委員會選舉信訪案件有所上升。另一方面，由于目前農村治理方式由傳統行政命令向村民自治、依法指導轉變，在這一過程中一些基層政府和職能部門也出現了一些工作上的不適應，個別地方還以實行村民自治、村民選舉為由，放任了對村民委員會干部的監督約束，導致了基層干群關系的緊張。

2、司法監督不足，違法行為難以得到制裁由于現行的 《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和絕大多數有關的地方性法規都沒有司法保障制度的規定，從而不能成為全國各級司法機關廣泛進入村民自治各個領域、解決村級民主監督各種爭議與沖突的直接法律依據，進而形成了事實上的“有法可以不依，違法很難必究”的困境。

3、民主監督乏力，村民對村干部的監督流于形式當前村民自治工作中，較之村民委員會民主選舉的影響相比，民主決策、民主監督和民主管理在各地實行的還很不到位，村級規章制度還很不完善。如：村內重大事項該召開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的不召開，而用其他形式的會議代替；一些需要向群眾公開的村務財務，僅僅公開形式，而不公開明細；應該由群眾作主決定的事情，村“兩委”擅自作主，甚至違背民意、踐踏民權，搞一言堂，嚴重影響了黨群干群關系，使村民對村干部的監督流于形式。

四、加強和改進村民委員會選舉的對策

（一）建立、完善相關法律法規

1、盡快制定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選舉法》盡快制定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選舉法》是進一步規范和保障村民民主權利，促進農村基層民主和農村三個文明建設發展的法律基礎。在制定該法時要對換屆選舉中普遍存在的選民資格認定、候選人資格審查、破壞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的行為以及啟動罷免程序等方面進行明確。特別要對黑惡勢力和地下宗教活動擾亂、破壞選舉的現象以法律形式明確懲戒機關，加大打擊力度。

2、進一步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 一是延長村民委員會任期，改三年為五年。時間與縣、鄉人大代表換屆選舉同步，減少選民和村干部的的厭選情緒，節省選舉成本。二是確定村民委員會主任、副主任連選連任的屆數。若每屆任期五年，連續任職以不超過三屆為宜。村民委員會干部的任職時間過長，雖然有保持工作連續性等有利方面，但也容易出現家長作風、以權謀私、固步自封、憑老經驗辦事等問題。三是縮短選舉的時間。根據村級選民的相對穩對的特點，從公布選民名單到正式選舉可規定為天。四是對村干部辭職作出規定。特別是對不辭而別或無故連續離崗一個月以上不參加村民委員會工作的視為自動辭職。五是明確界定“賄選”，加大懲罰力度。通過立法解釋或司法解釋的形式取代沒有法律效力的民政部的通知，對賄選的起止時、賄選人指向、賄選標的額、調查認定機關及賄選處罰力度等進行詳細規定。

3、進一步修訂完善相關配套法律法規。針對選舉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建議將現有的刑法和三大訴訟法（行政、民事、刑事）等法律加以修改，使其擴大到適用于村民委員會選舉，尤其是將破壞選舉的違法行為，從認定到處理做出明確的規定，以解決因法律法規籠統造成的無法可依問題。

（二）進一步加強“四個民主”

以“四個民主”為主線，切實加強村民自治，是加強村民自治組織建設的基本途徑。

1、進一步加強民主選舉村民委員會實行直接選舉，是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基本特征，也是實行村民自治的前提。要把民主選舉工作做好，就必須認真貫徹實施《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和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及政策文件。進一步加強民主選舉，就是要嚴格按照法律和法規，組織村民按照法定程序直接選舉村民委員會成員，真正把群眾擁護的，思想好、作風正、有文化、有本領、真心實意為群眾辦事的人選進村級領導班子。以我省為例，從1987年到現在已經進行了八屆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工作，選舉程序是一屆比一屆規范，參選率是一屆比一屆高，直選面一屆比一屆大。這些年的實踐證明，切實把民主選舉工作做好，就要搞好宣傳，把知情權交給村民，把推選村民選舉委員會的推選權交給村民；要搞好選民登記，把選舉權交給村民；把候選人的提名權交給村民；把選舉日的投票權交給村民。

2、進一步加強民主決策村級民主決策是依法實行村民自治的核心，讓村民直接參與民主決策，是保證村民行使權利的核心內容。只有堅持民主決策，農民當家作主的權利才能落到實處。村民能否直接參與民主決策，參與程度如何，是檢驗《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及國家有關法律法規、政策文件是否得到貫徹落實好壞的一個重要標志。進一步加強民主決策就必須讓村民有更多的機會參與民主決策。一方面要擴展民主決策的范圍，把一切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重要事務，如確定土地承包轉讓形式、劃分宅基地、社會治安等都交給群眾議定；一方面落實民主決策的措施，如定期召開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進一步規范村民代表推行、村民代表權利和義務、村民會議向村民代表會議授權等方面的規則和程序，完善村民會議和村民代表會議的議事規則，使民主決策成為一種經常性的工作，樹立民主決策的權威。

3、進一步加強民主管理村級民主管理是依法實行村民自治的重點，在農村實行民主管理，就是要讓廣大農民群眾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利用科學的方法和民主的手段，依據黨的方針政策和國家的法律法規，管理本居住區域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有組織、有計劃地開展各種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廣大農民通過民主管理，在村務活動中充分體現集體意志，提高科學管理水平，有效地防止個人專斷。進一步加強村級民主管理，重點是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規民。要通過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規民約等制度建設，把村民的權利義務，村級各類組織之間的關系和工作程序，以及經濟管理、社會治安、村風民俗、婚喪嫁娶、計劃生育等方面的要求，規定得明明白白。村里制定和完善了有利于村民自治的有關制度，村民參與民主管理就有章可循；村務活動照章辦事，村級民主管理就有了可靠的保障。同時，要切實加強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和自我監督意識，不斷完善和拓寬民主管理的辦法和渠道，使村民的各種社會活動和經濟活動臵于有序、規范的管理之中。

4.進一步加強村級民主監督，一是要繼續深化村務公開民主管理工作。村務公開要做到“五有”，即有村務公開欄、有村務公開監督小組，有村務公開責任形式，有村務公開時限，有村務公開反饋意見處理結果。并要根據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健全和完善村務公開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見》（中辦發[2004]17號）文件精神，努力做到村務公開的內容、形式和程序“三個到位”，重點推進財務公開。財務公開的內容包括各項收入支出、各項財產、債權債務、收益分配、土地承包、救災款物發放等情況。要緊緊圍繞農民群眾長期關注的財務收支及其執行情況，及時、全面、準確地予以公開，接受群眾監督和質詢。二是要對新上任的村級班子成員實行目標承諾制，即對當時選舉時競職演說稿提出的規劃，逐條逐句的落實兌現情況，并將結果張榜公布，凡不履行承諾的，要求其限期改正，限期不改正的建議其自動辭職。三是要建立健全農村財務管理制度。進一步規范農村集體財務收支審批程序，對各項開支實行“一枝筆”簽字，同時完善民主理財小組成員推選產生方式，由民主理財小組嚴格把關，實現開支雙重把關。四是建立健全干部評議制度，強化村干部激勵約束機制。民主評議村干部要采取村干部述職和村民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進行，每半年進行一次，評議結果分為優秀、稱職和不稱職三個檔次，并將評議結果與村干部的使用和工資（補貼）標準直接掛鉤。對連續兩次被評為不稱職的村干部，根據其在村中職務，分別按黨內有關規定或《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有關規定處理。

（三）逐步減少宗族勢力影響

1、加強政治思想法律法規宣傳教育

一是通過灌輸黨的“十七大”以來的文件精神、社會公德、思想品質等知識，教育農村廣大干部、群眾誠實守信，以社會公德為準繩，培養良好的道德品質，正直無私、提高政治素質。二是利用普法宣傳教育活動，大力普及《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等法律法規的宣傳，提高農民群眾的民主法治觀念和有序參與基層民主政治的能力，特別要加強對大村大姓選民的宣傳力度，使其消除宗族、家族思想。在宣傳時，要重點向廣大農民群眾介紹什么是賄選及法律對賄選的處罰規定的理解，強化選民的法治意識，幫助農村干部、群眾加深對有關村民委員會選舉的相關法律法規的認識，全面、準確掌握其精神實質，自覺知法守法，并運用法律手段規范自己的行為，不為金錢所動，公平地對待每一位競選候選人。

2、改進宣傳介紹辦法，切實保障選民的知情權一是要拓寬宣傳介紹范圍。宣傳不能只限于在村民小組會議上介紹，必須進村入戶，采取群眾喜聞樂見的多種形式，進行系統的宣傳教育。二是要延長宣傳介紹的時間。不僅要在提名候選人時進行介紹，而且要在醞釀協商、確定正式候選人階段，直到投票選舉日前一天，都應該利用各種機會和形式進行宣傳介紹。三是要擴大宣傳介紹的內容。不能只限于介紹候選人的年齡、性別、工作簡歷等基本情況，而要如實介紹候選人的政治表現、工作能力、參政水平等方面的情況。四是要改進宣傳方法。不能只限于張榜公布名單、印發或廣播候選人的基本簡歷，還應該提倡候選人與選民直接見面，當場回答選民提出的問題。如有的地方，推行競選演說辦法，候選人在選舉大會上發表競選演說，這樣有利于增強選民對候選人的全面了解，有利于消除宗族勢力干擾選舉，有利于選民在聽其言、觀其行之后，對候選人進行全面評估，在相互比較之中，理智地做出選擇。

3、嚴格規范選舉各個環節和程序，嚴防“暗箱”操作。實踐證明，在村級換屆選舉中，只要嚴格按照國家法律法規和地方性法規辦事，就能保證換屆選舉工作順利進行，否則就容易出現差錯，引發種種問題。因此，為科學規范投票程序，保證每一位選民的民主權利，避免宗族黑惡勢力操縱選舉，在選舉中應重點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一是嚴把選舉程序關。要嚴格按照《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地方性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規定以及省、市文件精神，做好換屆選舉各個環節的工作。二是做好村民代表推選關。要引導選民把各村民小組中有威望，素質高、辦事公道的人選為村民代表。三是做好候選人提名關。要教育和引導廣大選民正確行使民主權利，把公道正派、作風務實，想為民辦事、能為民辦事的優秀人員推選為村民委員會成員候選人。提倡把村黨組織領導班子成員按照規定程序推選為村民委員會成員候選人，并注重女性候選人的提名。

四是做好選舉大會組織關。正式選舉時，鄉(鎮)黨委要派出精干力量予以配合，村選舉委員會要積極組織選民到指定地點參加投票，當場領票、寫票、投票，集中唱票計票，當場公布選舉結果，確保參選率。要嚴格控制委托投票的數量，規范代寫選票，嚴禁使用流動票箱投票。要認真做好選票的講解、發放工作，耐心細致地解答村民疑問，提高選票的有效率。為保證選民意愿不受干擾，選舉會場要設立秘密寫票處。選舉大會的工作人員應當由村民代表會議推選產生，并在選舉大會現場宣布。村民委員會成員候選人及其直系親屬，不得成為選舉大會的工作人員。

（四）實行目標管理，建立監督機制

1、建立健全縣、鄉、村三級領導目標管理體系。做好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工作，關鍵在縣（市、區）委，具體操作在鄉（鎮）黨委與村黨支部。江澤民總書記多次強調“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在換屆選舉期間，要強化縣、鄉、村三級黨組織的領導地位，形成一級抓一級、一級促一級、一級帶一級、層層抓落實的工作格局，為換屆選舉工作的實施提供堅強的組織保證。一是實行縣級領導分包責任制，保證選舉工作按照上級精神認真落實。換屆期間，包村領導要深入分包村，幫助查找、解決問題，幫助制定換屆方案，做好群眾的思想工作，到選舉現場指導工作，確保難點村平穩換屆，推動整個換屆工作的順利進行。二是切實發揮鄉（鎮）黨委直接領導和具體指導的作用。要明確鄉（鎮）黨委書記是第一責任人，主管副書記是直接責任人，人大主任是執法監督人，同時實行鄉（鎮）領導干部包片、一般干部包村責任制。鄉鎮換屆選舉工作領導小組要結合實際，制定切實可行的工作方案，保證換屆選舉和農村各項工作兩不誤。選舉前，鄉（鎮）要做好逐村的調查摸底，制定好工作預案，組織好村級業務骨干培訓、村財清理和審計等準備工作，并組織力量駐村指導，具體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三是由縣級選舉機構制定選舉工作目標細化方案，對各鄉（鎮）換屆工作進行細化分解，明確責任單位、責任人、責任內容、責任時間，并定期以簡報形式進行通報。

2、依法責權定位，明確村級“兩委”職責。村黨支部與村民委員會的關系是我國政治生活中黨政關系的自然延伸，要處理好村黨支部與村民委員會的關系就必須依法責權定位，明確二者的關系。一是要科學合理劃分職權與職責，處理好黨的領導與具體執行村務的關系。村黨支部是農村的領導核心，是政治領導、組織領導和思想領導，主要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管理好黨務工作和村黨支部自身的建設。這就決定了村黨支部不能代替村民委員會直接管理具體的村務。但村黨支部應該督促村民委員會依法實行自治，并通過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形成的決議，監督村民委員會貫徹落，監督村民委員會和村民委員會干部的工作。

二是要增強農村黨的基層組織執政能力，提高村民自治組織的自治能力。村黨支部要根據黨的方針政策進一步加強建設力度，改進領導方式，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以適應基層民主政治發展的要求。村民委員會則要增強黨支部領導的觀念，自覺地接受和依靠村黨支部領導。村黨支部要善于對村里的重大事項做出正確的決策，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使村民委員會和村民自愿接受這些決策并付諸實施；同時，村黨支部及所有黨員要發揮模范帶頭作用，積極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宣傳國家法律法規，引導村民自治健康有序地發展。村黨支部不能包攬一切，不能直接包辦法律規定屬于村民自治范圍內的事情，也不能認為“事不關已”，無所作為。作為村民自治主體之一的村民委員會不僅要樹立依法自治的意識而且要牢固樹立“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的思想意識，不斷增強自覺在的領導下開展工作的政治覺悟。

3、完善監督機制，推進基層民主選舉健康發展。推進基層民主選舉健康發展最重要的環節就是建立健全符合農村選舉實際的監督機制。一是進一步加大縣、鄉人大代表的監督。可以通過公布監督舉報電話、設立投訴舉報信箱、在指定網站留言等形式，對村民提出的問題，在調查核實的基礎上給予認真回復。對選舉中出現的違法違規問題，人大代表要及時督促有關部門進行查處與糾正。二是建立村民委員會選舉監督制度。選舉前，村“兩委”可通過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的形式，推選產生一批選舉監督員，全程監督選舉全過程，及時發現及糾正選舉中出現的問題，避免引發群眾的猜疑，真正做到公開、公平、公正選舉。三是建立“選舉觀察員”制度。可聘請駐村的鄉以上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退休居村的國家干部、組織、民政、媒體記者及專家學者等組成“選舉觀察員”，對選舉程序進行全方位監督。這樣不僅可以使社會各階層更多的了解農村基層民主，而且還能對村民委員會選舉工作實施有效監督，提高選舉的民主程度和選舉質量。四是引入司法公證制度。為保證村民委員會選舉過程依法、公開、透明、規范、有序進行，建議在選舉期間，將司法公證制度引進到選舉過程中，特別是對一些不依法依規辦事的重點村、難點村引入司法公證制度，由公證機關對選舉工作中的主要環節進行公證，不僅可以確保選舉的每個程序和環節都嚴格依法依規操作，而且還能增強群眾的法律意識。

總之，村民委員會選舉作為中國最廣泛的基層民主實踐，無疑是當前中國農村社會一道最亮麗的風景線。它不僅推進了農村民主政治的發展，也對整個國家的民主政治改革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在村民委員會選舉取得重大成效的同，我們還應該清楚地看到選舉中存在的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引領，進一步強化村級民主選舉工作的組織領導、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進一步健全完善監督機制，為基層民主制度有更加長遠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村級組織換屆選舉工作的存在問題及對策

今年以來，惠陽區委以黨的十七大精神為指導，堅持落實科學發展觀，解放思想、大膽實踐，在村級組織換屆選舉中，精心組織，周密部署，依法依規，做到法定的程序不少、規定的步驟不漏，圓滿完成全區102個村、23個社區組織的換屆選舉工作，使一大批政治堅定、德才兼備、群眾擁護的優秀人才走上了新一屆村級領導崗位，使村級組織的凝聚力、戰斗力進一步增強。筆者作為此次村級組織換屆選舉工作的具體組織者和實踐者，對目前村級組織換屆選舉現狀有一定了解，特別是對選舉中存在的問題有更多更直接的認識和思考。

一、村級組織換屆選舉工作存在的“六難”問題

1、合適的“兩委”候選人難確定。一是一些文化素質高、懂經濟、會管理的“能人”不愿意當“村官”。比如一些人，一怕當干部干工作得罪人;二怕耽擱了自己的事，影響自己致富;三怕干工作得不到相應的補償，因而不愿意當村干部。二是個別村由于黨員隊伍年齡老化，黨員文化素質偏低，合適黨支部人選難覓。三是少數原任村干部雖有較豐富的工作經驗和較強的工作能力，也曾為集體和群眾辦過不少實事、好事，但由于在平時工作中，不善于做細致的群眾思想工作，工作中得罪了一些人，出現出力不討好現象，失去了一部分群眾的擁護和支持，未能選進新一屆村班子。四是一些較優秀的后備干部由于鍛煉機會少，又沒有擔任過村干部，群眾了解不深，同時由于在選舉中鎮村黨組織對群眾宣傳不夠，未能獲得大多數群眾的支持。

2、宗派勢力干擾難消除。從此次換屆選舉來看，不同家族、宗派之間的矛盾在換屆選舉中暴露出來，房界姓氏之間曾經出現相互炫耀實力，爭面子，極力推出各自利益的代表人的現象，表現在明爭暗斗，互拉選票，通過請吃請喝等方式來謀取選民的選票;有個別候選人考慮自己當選的可能性不大，就籠絡本族的一些選民在選舉中搞“小動作”，“我干不成你也別想干”，故意在選舉中“活動”。如某村的黎陳兩姓素來恩怨相關，在此次換屆選舉中，雙方都想本姓人當選為村委會主任，于是出現明爭暗斗，相互攻擊，嚴重影響本村換屆選舉工作的進度。這一情況發生后，當地鎮委、鎮政府及時調解，認真做好兩姓人的思想工作，才使村民們愉快參加選舉。

3、外出選民參選熱情難調動。部分外出農民對換屆選舉不大關心，大多數外出村民認為：“我一人不能決定選舉結果”、“反正人不在村里，選誰都無所謂”，因此他們也不大可能回家參加選舉。由于外出人數較多，如何確保選舉人數過半，如何保證外出選民依法進行委托投票成為近年村級選出現的新問題。一些村因為怕麻煩，沒有印制書面“委托書”，有些外出選民只是采用口頭委托，造成在家的父母、兄弟、夫妻之間爭著委托填寫選票，致使委托失控。全區60%左右的村存在因外出選民問題影響，造成選舉人數難充分保證，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選舉工作。

4、因換屆上訪上訴問題難解決。隨著群眾的民主法律意識的提高，對村級換屆選舉工作的相關政策法規的操作理解越來越多。由于極個別村在換屆過程中操作環節不嚴謹，造成一些負面影響，一些村民意見比較大，通過電話、信件等形式進行上訪上訴。同時，由于在選舉過程中涉及利益沖突，個別村民借機有預謀進行無理上訪，甚至出現干擾換屆選舉工作行為，影響換屆選舉工作的順利進行。

5、兩委會班子運作難協調。在一些村支部書記與村委會主任兩肩挑的村，有個別村干部片面理解村民自治，新當選的村委會成員認為自己是村民大會選舉的，對村中事務村委會應該說了算，我行我素，脫離黨的領導搞“自治”，使黨支部的核心領導作用難以發揮；尤其是對財務管理，黨支部對村委會缺乏監督手段，因對集體收入的支配及費用報銷等誰說了算”而鬧意見，影響了兩委會的團結協調。

6、農村基層干部政策理論水平、工作作風及工作能力難適應。經過換屆后，相當一部分農村基層干部是新當選的，沒有經過系統的教育培訓，在著一些不適應：一是政策理論水平較低，工作經驗少，特別是一些新當選的村委會干部，文化層次相對較低，政策理論學習不夠，思想觀念更新慢，缺乏市場經濟條件下帶領群眾發展經濟和駕馭復雜工作局面的能力。二是一些村干部宗旨意識不強，法制觀念淡薄，在村務管理中，工作方法簡單粗暴、紀律松馳、作風飄浮，脫離了群眾，損害了黨群、干群關系。

二、村級組織換屆選舉工作產生問題的原因分析

一是對選舉工作重視不夠。少數基層領導干部對村級組織換屆選舉工作的復雜性和艱巨性認識不夠足，對基層情況缺乏深入的調查研究，由于操作中組織不夠嚴密，對選舉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小問題處理不夠及時，致使小問題復雜化。個別鎮、村對農村基層組織建設不夠重視，對《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選舉工作暫行條例》（簡稱《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簡稱《村委會組織法》）學得不夠、不深，宣傳發動群眾不夠充分，對農民的思想教育和法制宣傳教育抓得不夠到位，致使個別村在選舉中出現一些問題。

二是對相關法規條例貫徹不力。一是在實施《村委會組織法》中經驗不足，個別鎮委、政府在指導兩委會換屆選舉中不能很好地結合本地實際，制定出針對性較強的操作辦法，在具體實施中存在把關不夠嚴、組織不夠嚴密的問題，致使一些政策、法律規定在執行中流于形式，影響了選舉的公正性、嚴肅性；二是《村委會組織法》在實施中缺乏一套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一些相關的實施細則缺乏操作性。比如對村委會候選人政治條件的規定就比較籠統；對一些房界姓干擾選舉、影響村民行使民主權利的行為和對因換屆問題無理上訪上訴問題，缺乏相應的法律追究規定等等，這些都影響了村委會組織法的正常貫徹執行。

三是村級后備干部儲備不足。一是一些村黨員發展緩慢，黨員隊伍老化問題較突出，一批農村青年得不到黨組織及時有效的培養教育，造成農村黨員隊伍后繼乏人；二是一些鎮村組織對后備干部隊伍建設重視不夠，缺乏經常性的教育培訓和管理機制，特別是對一些有文化、有能力、素質較高的年輕人不注意壓擔子，缺少培養鍛煉，制約了優秀年輕干部的健康成長，致使村級后備人才匱乏，造成換屆選舉中出現村官難覓的現象。

四是群眾民主法制意識不強。一是一些封建殘余思想還未徹底消除。受傳統思想的長期影響，封建迷信、家族、宗族觀念等封建習俗在農村一些地方根深蒂固，特別是近年，隨著改革的深入、農村各種深層次矛盾的出現，農民精神文化生活現狀堪憂，家族、宗族活動在一些村呈發展蔓延趨勢，并向村級組織滲透，甚至在個別村出現了村級組織家族化傾向；二是農民素質與現階段農村改革、發展的需要不相適應。一些村民文化素質較低，學法、守法自覺性不高，政策法制觀念不強，有時極易受個別不法分子的煽動、利誘而參與上訪、鬧事等非法活動，影響了農村的安定團結。

三、做好村級組織換屆選舉工作的對策思考

（一）明責加壓，強化黨組織對換屆工作的領導。要建立健全目標責任體系，強化區、鎮、村三級黨組織的領導，形成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工作格局，換屆選舉工作的實施提供堅強的組織保證。要實行區領導掛村聯系責任制，每位區領導負責所掛點鎮的村級組織換屆選舉工作的統領和指導；區委組織部、民政局等有關部門要對工作骨干進行業務培訓，使各鎮村都有選舉工作業務的“明白人”。要切實發揮鎮（街道、開發區）黨（工）委直接領導和具體指導的作用。各地要結合實際制定切實可行的工作方案和《換屆選舉工作目標責任細化表》，明確鎮黨委書記是第一責任人，分管黨務的副書記是直接責任人，實行鎮領導干部包片、一般干部包村責任制，保證換屆選舉和農村各項工作兩不誤。選舉工作開始前，各鎮（街道、開發區）要做好村財清理和審計、干部考察、社情民意調查等準備工作，組織力量駐村具體指導。同時，要加強對換屆選舉工作的檢查和督導，及時發現問題，研究問題和解決問題，確保整個選舉工作有序開展。

（二）廣泛宣傳，強化對選民民主法制意識的引導。做好群眾思想工作，提高他們參與選舉的積極性是保證換屆選舉成功的前提。要做好每個層面的工作，引導村民把注意力集中換屆選舉上來，對在家的村民，要突出宣傳村委會組織法，用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引導他們認識換屆選舉的意義和作用；對外出的選民，要采取發信函、打電話的方法，將換屆選舉的工作準備和進展情況及時告知他們，爭取他們回鄉參加選舉；對干預換屆選舉的宗族、幫派，要堅持正面教育、多方疏導，對他們提出的問題要認真解答。同時，要注重加強對選民的思想教育，教育他們珍惜法律賦予自己的權利，增強自主意識、競爭意識和民主法制意識，旗臶鮮明地引導他們既要按照上級要求，又要符合自己意愿，推薦和選拔好村干部，真正把思想政治素質好、真心實意為群眾服務的人選進村級領導班子。

（三）嚴格把關，強化對換屆選舉工作的指導。首先，要嚴格法律程序，確保換屆選舉工作質量。在選舉實施階段，要嚴格程序、依法操作，并直接接受群眾監督，使選舉工作真正實現“陽光操作”，努力贏得群眾的信賴和支持。操作過程中要堅持因村制宜原則、確保穩定原則和強化黨組織領導原則，重點把好“三關”：一是把好選委會產生關，二是把好推選關，三是把好正式選舉關。其次，要采取典型引路的方式分類有序推進，確保選舉工作效率得到提高。今年惠陽區的主要做法是在充分調查了解、吃透上情、摸準下情的基礎上，按照試點先行、典型帶動、由易到難、分批實施的指導思想，對各村進行分類排隊。首先，確定一批選舉工作試點村，由區、鎮抽調人員進行駐村指導，在工作實踐中摸索經驗，搞出樣板；把村班子堅強、村委會干部威信高、能保證順利過渡的村作為第二批；把兩委班子齊全、能夠正常開展工作的村作為第三批；把宗派矛盾突出，村情復雜、工作難度大的村作為最后一批。然后按村情類別抓好第一批、推進第二批、謀劃第三批，最后集中力量，攻堅克難、綜合整治，拿下第四批。再次，要加強監督，化解矛盾，確保換屆選舉工作扎實穩妥地進行。要建立日匯報、周調度、定期通報、不定期明查暗訪制度，及時總結工作經驗。對工作做得扎實、成績突出的進行通報表揚，對態度不端正、工作拖拉落后的予以批評。對因換屆選舉引發的群眾上訪問題，要責成專人負責處理，能當場明確答復的盡量當場答復，不能當場答復的，要認真做好回訪調查。對上訪者反映的問題經調查屬實的，該改正的改正、該推倒的推倒，并給上訪者一個滿意的答復，切實做到小事不出鎮、大事不出區，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保證換屆選舉工作的順利進行和全區的社會政治穩定。對村情復雜、歷史遺留問題多、工作難度大的村，要堅持不怕揭蓋子、不怕捅簍子，找準癥結，因村施策，采取思想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認真加以解決。對問題特別突出的老大難村，要抽調組織、紀檢、檢察、信訪、公安、審計等部門組成聯合工作組進村開展工作。

（四）提高素質，強化對當選干部任職能力的訓導。要重視抓好農村基層干部的培訓工作。一是要建立和完善農村黨員干部的教育培訓體制。堅持以區委黨校中心為龍頭，以各基層黨校為依托，以農村現代遠程教育為載體，以農村黨員活動室為輻射點，建立經常性黨員干部教育機構，形成區、鎮、村三級聯動的教育培訓網絡，認真實施“強素質、建隊伍、樹形象”工程。在培訓內容上突出黨在農村的各項方針政策、鄧小平理論和江澤民同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強化農業科技、法律和市場經濟知識的學習，并建立嚴格的教育培訓考評考核制度，完成每年區委對農村兩委會主要干部集中培訓一遍，鎮黨委對農村兩委會班子其他成員、入黨積極分子、農村后備干部輪訓一遍的任務；二是要以學習先進典型、先進事跡為契機，切實解決群眾觀念不強、宗旨意識淡化、工作方法簡單、有傷害群眾感情的問題；三是要組織黨員干部學業務、練技術，提高為人民服務本領，解決一部分黨員不想帶頭、不會帶頭、帶不起頭的問題；四是要突出法律法規基本知識教育，增強法制觀念，提高善做群眾工作的本領，學會用經濟的、法律的手段解決群眾糾紛，維護農村穩定，做學法、執法、守法的帶頭人。通過系列培訓，切實增強村“兩委”干部的政策觀念，提高基層干部的政治素養、業務水平和辦事能力，達到打造一支高素質的農村基層干部隊伍的目標。

（五）加強保障，強化對新當選干部做好農村基層工作的“誘導”。為解決村干部崗位缺乏吸引力問題，要注重發展村集體經濟，把用干部與關心干部結合起來。一方面，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始終把促進經濟發展當作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根本出發點和最終歸宿，要因地制宜，揚長避短，積極探索在新形勢下鞏固發展集體經濟的新途徑。對發展村集體經濟，要改變過去“撒胡椒面”式的幫扶，采取集中投入、共建項目、統一經營、利潤分成的長效幫扶機制，要以科技服務和信息服務為重點，加快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為發展壯大集體經濟提供良好的條件和環境。另一方面，要進一步建立和健全村級組織物質保障和激勵機制，提高村干部工作的積極性。要從政治上關心、生活上幫助、工作上支持入手，成立農村黨員扶助基金，提高農村基層干部的政治、物質待遇，增強村干部崗位的吸引力，給農村干部創造一個寬松的工作環境。同時，還要宣傳、表彰和獎勵政績突出、群眾擁護的農村干部，弘揚正氣，樹立典型，示范引導。

隨著經濟和社會的不斷發展，各項改革的不斷深入，人民群眾的民主意識和參政議政積極性得到不斷增強。為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2013年村、社區黨組織換屆選舉工作即將開始。作為長期堅持在一線農村青年黨員。隨著近幾年來我市開展村、社區黨組織換屆選舉探索實踐的進一步深入筆者提出以下幾個主要問題與對策：

一 村、社區黨組織換屆選舉存在的主要問題

1、選舉辦法中部分規定與農村實際不相適應。如在“公推直選”實際操作中，村支部書記、委員文化年齡條件如何規范界定；近年來，尤其山區農村外出務工黨員不斷增加，黨員參會率要求必須達到80%以上難以保證；參加推選初步候選人的群眾代表如何產生，群眾代表名額與黨員人數比例如何確定；黨員聯名和群眾聯名推薦如何區別；如何有效地對“公推直選”的黨組織班子進行監督和約束等等。

2、存在選舉實踐超前與制度滯后的問題。“公推直選”“公推公選”和“組織派選”中進行了多種選舉制度的創新，但都堅持了一個原則，即基層黨組織的選舉不僅是廣大黨員的權利，普通群眾也可以參與進來，都強調將候選人的提名權與正式選舉權分別由普通群眾和黨員行使。盡管這使黨內民主的范圍進一步擴大，但卻與《黨章》規定相沖突。現行《黨章》規定，支部委員由黨員大會選舉產生。可以直接進行差額的正式選舉，也可以先進行差額預選然后進行正式選舉。也就是說，不管是村黨支部選舉還是社區黨組織的選舉，不管是預選還是正式選舉，都是廣大黨員的事務和黨內的事務，普通群眾無權參與。顯然，“公推直選”“公推公選”和“組織派選”都與此相違背。

3、確保換屆選舉的真實性問題有待解決。根據“公推直選”“公推公選”和“組織派選”的選舉規程，選舉要廣泛傾聽黨內外群眾的意見，并讓這些意見在提名和選舉過程當中發揮決定性的影響。然而實際操作過程中，部分基層黨組織主持選舉的委員會和上級黨委在候選人提名上發揮了主導作用，民眾的作用僅在于對黨組織推薦或提名的人選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意見而已，這個程序被稱為“民意調查投票”“群眾測評”或群眾投信任票，而投票或測評的結果并未要求向廣大群眾公開，僅作為上級黨委研究確定正式候選人的的參考意見而非決定性意見。這就使這種選舉的民主和競爭性大打折扣。

4、換屆選舉成本過大的問題較為突出。“公推直選”“公推公選”和“組織派選”工作程序繁多、復雜，這就需要付出大量的時間、精力和財力。同時，嚴格的選舉程序需要進行多輪投票，老百姓把大量的時間花在選舉上，為他們帶來繁重負擔，影響正常的生產生活，有“過度政治化”的傾向。（事實上上屆選舉時間為2-3天）

5、存在選舉監督機制較為滯后的問題。選舉結束后，如何在隨后的任期內，對當選的人進行制度化的監督，使其按照競選提出的“施政綱領”行使、兌現競選承諾，不違背黨員民眾的意志，在這方面還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探索。特別是要注意：“公推直選”的支部班子成員由黨員和群眾共同推薦、黨員直接選舉產生，把對群眾負責和對組織負責有機統一。如果缺乏后續的監督機制，那么基層黨組織就無法直接罷免不稱職的黨員干部。近幾年我通過走訪調查發現，在個別新當選的支部班子和個別班子成員中出現了對下負責、對上應付的不良傾向。個別支部成員在思想上認為自已是群眾選舉的，組織不能隨意撤換，在工作中表現為對上級黨委和指示貫徹不力，不能正確處理個人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關系。因此推行“公推直選”的同時，必須及時跟進民主監督、任免等制度，否則“公推直選”的民主績效就會大打折扣，進而阻礙黨內民前進步伐。

二、做好村、社區黨組織換屆選舉對策

1、要加強宣傳，增強廣大干群參與選舉工作的積極性和自覺性。要通過多種渠道，廣泛深入地開展宣傳、教育，讓換屆選舉的目的意義、方法措施等精神進村入戶，入耳入腦，家喻戶曉，使廣大黨員、群眾明白實行這項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強民主觀念、法制觀念，防止和克服不積極、不主動、怕增加麻煩，怕影響個人意圖的實現等等模糊和錯誤認識，提高自覺性和主動性。

2、要加強領導，健全換屆工作落實“四項”機制。即要建立領導保障機制。形成黨委負責同志親自掛帥，分管領導直接負責，各有關部門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密切配合，齊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建立督促檢查驗收機制。在實施中，要及時督促、檢查、驗收，發現哪個環節、哪個方面出現問題要及時加以解決；

3、要加強調查研究，堅持分類指導。黨組織換屆選舉，政策性強，涉及面廣，如操作不當，很容易出現問題。因此，在換屆前要注意調查研究，搞好分類指導。既要了解掌握面上的情況，又要切實摸清各村具體情況。對可能出現的問題要有充分的估計，對于哪些情況復雜、矛盾較多或過去換屆中曾經出現過問題的村要重點指導，做好深入細致的工作，了解群眾的心聲。要始終堅持公開、公平、公正和直接、差額、無記名投票的原則，充分尊重群眾意愿，讓選民依法自主選擇當家人。

4、是進一步規范和完善選舉辦法。“公推直選”“組織派選”和“公推公選”是近年來各地在基層組織換屆選舉工作中的探索和創新，中、省等相關部門應結合各地探索實踐經驗，進一步研究制定統一規范的選舉辦法和措施。特別是對實際操作中遇到的一些實際困難和問題，應結合農村實際對選舉辦法進行修改、規范和明確，同時研究出臺相關配套制度和措施。如在實際操作中，村支部書記、委員文化年齡要求，可參照農村基層黨政領導班子年齡文化要求進行規范確定；針對流動黨員增加，黨員參會率難以保證的問題，建議可根據目前外出流動黨員增加的實際情況，適當降低黨員參會率，或在有完備的監督機制條件下，允許通過電話推薦候選人和投票選舉。參加初步候選人“民意調查投票”“群眾測評”的群眾代表可按照每10-15戶群眾民主推選1名群眾代表，但群眾代表總數不超過全村黨員總數。班子監督和約束不到位的問題，可通過制定出臺對“公推直選”的村、社區黨支部班子監督、考核和管理的具體辦法，建立村、社區黨組織班子成員任職試用期制度和目標考核管理制度，解決對班子成員的約束和管理難的問題。

5、在“公推公選”工作中，要圍繞五個關鍵環節，完善并形成一整套規范實用的制度機制。一要明確參加競職人員資格條件。二要規范初步候選人民主推薦程序。三要嚴格篩選正式候選人程序。通過向紀檢監察、公安、反貪、信訪、審計等部門了解情況，對候選人初步人選的遵紀守法、廉潔自律、生活作風等方面進行審查。上級黨組織要派出考察組，對通過紀律審查候選人初步人選進行考察，綜合多數黨員、群眾意見后提出正式候選人預備人選。并將正式候選人預備人選進行公示后，由上級黨委召開會議確定正式候選人。四要規范選舉大會有關要求。要加強大會選舉的監督，安排一定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老干部、村民代表等列席。選舉大會先選舉黨組織書記，黨組織書記正式候選人落選后參加副書記的選舉，副書記正式候選人落選后參加委員選舉。五要建立健全民主制約機制。“公推直選”之后，還應該建立充分體現黨內民主監督的機制、制度和程序，通過加強對基層黨組織班子成員的日常監督，最終把“公推直選”的成果通過制度鞏固下來。同時，要研究解決“公推直選”“公推公選”和“組織派選”個別要求和程序與現行黨章相抵觸的問題。

6、是要優化班子結構，提升整體素質。一是要進一步加強農村黨員發展，改善農村黨員隊伍。農村黨員年齡偏大、文化偏低、村級班子后繼無人是當前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普遍存在的一個難題，也是制約“公推直選”圓滿成功的重要因素。為此，要進一步加強農村黨員發展，抓好“五三一”工程和農村黨員發展“雙向培養”活動，建立入黨積極分子隊伍，改進培養方式，夯實培養責任，不斷提高發展工作的質量和水平。二是做好村黨組織干部教育管理和培訓工作。要認真落實中、省、市“大規模培訓干部”的精神，把村干部培訓納入干部培訓總體規劃，堅持每年對村支部書記集中培訓一次，對村“兩委”其他成員采取以會代訓、集中培訓等多種形式進行輪訓，提高履職能力和工作水平，使村級班子成為鞏固基層政權、建設新農村的堅強集體。三是要建立并推行村干部激勵保障機制，穩定農村基層隊伍。建議結合實際盡快制定待遇保障辦法，落實村干部工資補貼、養老補助金制度，醫療保險制度和離任補助等制度辦法和措施，不斷提高在職村干部待遇，逐步解決村干部離任后的生活補助，穩定農村基層干部隊伍。

7、嚴肅選舉紀律，嚴格依法辦事。要嚴格按章依法辦事，嚴肅換屆選舉紀律，絕不允許任何人搞派性活動和非組織活動，禁止任何人在換屆選舉期間贈送禮品和從事影響換屆選舉的活動，嚴禁賄選，嚴禁拉票。對宗族、宗派、宗教和各種非組織活動干擾、妨礙換屆選舉工作的，要理直氣壯地及時予以制止和糾正，對以暴力、威脅、欺騙、賄賂、偽造選票、砸毀票箱、沖擊選舉會場等行為，破壞、妨礙換屆選舉工作的，要依法堅決打擊。對違反治安管理規定的，由公安機關依法予以處罰；構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8、加強信訪工作，維護農村穩定。村、社區黨組織換屆是一項敏感性很強的工作，因此，要認真做好選舉方面的來信來訪工作。它是黨和政府體察民情、了解民意、改進工作的重要渠道，也是化解農村社會矛盾，保障群眾民主權利的主要環節。要堅持及時、就地、依法解決問題和思想教育疏導相結合的原則，對群眾反映屬實，確實存在違法、違紀行為的，應及時對有關單位和人員予以查處，對群眾反映與實際情況有出入的，要向群眾說明情況，澄清事實，消除誤解；對群眾反映的問題一時解決不了的，要耐心解釋，說明原因，爭取群眾的理解。對群眾來信來訪，不能上推下卸，敷衍了事，更不能簡單地采取強制措施，人為激化矛盾。

第五篇：農村當前存在的問題及分析

農村當前存在的問題及分析

農村、農業、農民問題是我國當前改革和發展中碰到的關鍵問題，它是我國建設小康社會的一道必須逾越的門檻。歸納農村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五個字，即“錢”、“糧”、“人”、“地”、“權”等。

“錢”：首先是農民收入問題。“三農”問題的核心其實是農民收入問題。農村改革開放頭十多年，農民收入大幅度增加，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得到了極大的調動，農業生產也獲得了空前的發展。然而隨著糧食等大宗農產品產量大幅度增加，農產品供應由賣方市場逐步轉為買方市場，價格持續下跌，引發了農民收入增幅的逐步下降。據有關資料，1996年后，我國農民收入增長一直徘徊在4％上下，而這增長幅度包括經濟發達地區和從事非農產業的數據。實際上在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以及基本以農業（糧食）為主的地方，其增長率普遍比這個增幅低許多，不少地方其實是負增長。以我鎮為例，我鎮是一個以糧食（水稻）生產為主的地方，1996年以前的幾年，每50公斤稻谷價格在70-80元之間，一段時間曾經達到90元。除了種籽、化肥、農藥、農機（具）的折舊、水電等生產資料和規定范圍內的“三提五統”開支，每50公斤糧食的利潤空間在35-50元之間。農民收入增長較快。從1997年開始，糧食價格連續六年大幅度下降，2001年取消保護價后，每50公斤稻谷價格最低降到40元以內，農民種糧幾乎無利潤。

其次是鄉鎮財政問題。我國的鄉鎮財政是撤消人民公社建立鄉政府時，按照“一級政府一級財政”的原則建立起來的。其初衷是為了調動鄉鎮政府理財的積極性。然而由于財源不足、分成辦法不當、事權與財權不對等、管理和運行機制不健全等諸多因素，它至今并沒有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一級財政，不能履行為本轄區居民和農民提供需求的鄉村道路、基礎教育、衛生防疫、環境保護、醫療、文化等公共產品和服務的基本職責。事實上，大部分鄉鎮財政是吃飯財政，有的鄉鎮連續幾個月甚至十幾個月發不出工資。據中國新聞網透露，全國鄉鎮財政負債保守估計在2000億元至2200億元左右，平均每個鄉鎮負債400萬元左右，有的鄉鎮負債竟超過上千萬元。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是我國目前大多數的鄉鎮不具備建立財政的經濟基礎，同時，縣市與鄉鎮的財政分成辦法也束縛了鄉鎮的積極性。鄉鎮財政的留成辦法是由縣市一級決定的，一般采取的辦法是“一定三年，包死基數，超收分成，缺額不補”。包死基數是指在財政收入基數以下的所有收入全額留成，對超過基數的財政收入進行分成。而事實上縣市領導出于保本級財政的目的出發，往往采取犧牲鄉鎮利益的做法，該給予鄉鎮的不給予，不該收鄉鎮的則在財政支付時強行克扣，鄉鎮主要領導則由于其政治命運的決定權掌握在其手中而只能被動接受。如我鎮去年上繳的財稅任務520萬元，實際返還給我鎮的只有320萬元，僅能保證本鎮中、小學教師和衛生院的經費，鄉鎮干部和鄉鎮建設支出則要另想辦法。而問題不僅僅是這些，名譽上是實行鄉鎮財政包干，實際上是把稅收的負擔壓在了鄉鎮，一方面不管你鄉鎮有沒有稅源，也不管你稅源增長如何，只是在下達稅收包干（實際是上繳）任務每年以兩位數的增幅增長，從而使大多數鄉鎮的財政出現了空轉。就我鎮而言，實行分稅和鄉鎮財稅包干后，我鎮的財稅任務每年以15%的幅度遞增，去年僅有人口24000人的我鎮上繳財稅任務高達520多萬元，而事實上我鎮的全部農業稅（不含用于村級開支的附加）稅源不到280萬元，工商稅（含國、地稅）稅源不到100萬元，實際空轉額度為140多萬元。另一方面任務下達到鄉鎮，考評也是對鄉鎮政府而言，稅收完不完成任務，縣市問的是鄉鎮黨委書記和鄉鎮長，因此就出現了財稅部門不收稅，而沒有收稅職能的鄉鎮干部則成了財稅收繳主體的有悖法律的怪現象。更有甚者“引稅”（不屬于自己征稅范圍的稅收以遠低于規定的稅率標準引過來）這個新時代的稅收怪胎也應運而生，很多鄉鎮就是通過引稅來解決當地稅源不足的問題，以減少自身的貼補，造成了國家稅收的大量流失。

再次是鄉村公共建設由誰來投資的問題。長期以來，鄉鎮的公共建設是通過民辦公助來解決，所謂的民辦就是由農民出資。比如農村的學校、衛生設施建設、鄉村公路（曾經還有縣鄉公路）、農村的水利基本建設、城鎮建設都要由農民來出資出力，加重了農民的負擔。隨著國家對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重視，特別是農村稅費改革后，向農民亂收費、亂收費的問題少了，而鄉鎮財政又沒有能力承擔基本建設和公共服務保障的職責，因此出現了農村基本建設投入空檔問題。

“錢”的問題，加劇了社會的不公平，影響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影響了農業和農村經濟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影響了農村的政權建設，影響了黨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影響了農村的穩定基礎。

“糧”，主要是糧食安全問題。糧食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最基本物質條件，不僅直接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安危，也影響到世界的和平與安定。糧食問題曾是千百年來困擾人類和歷朝歷代統治者的“天”字號的大問題，之所以有“民以食為天”之說大概源自于此。改革開放后，由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得到了比較好的調動；同時農業生產技術的改進，生產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我國的糧食供應由過去長期的短缺轉為供過于求，一個千百年來沒有解決好的吃飯問題得以解決。然而就在近幾年糧食生產形勢相對寬松的時候，糧食價格出現了多年的持續下跌，嚴重挫傷了種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在糧食價格持續下降的同時，農民的負擔卻逐年增加。在這種情況下，農民把土地當成包袱，因而對土地不加珍惜，占用糧田建房的大量出現。據有關資料，我國的糧食產地面積曾經高達15億畝，年產量也曾經達到5億噸左右。但現在我國糧食產地面積下降到14億畝，年產量也下降為4.5億噸。中國綠色食品協會會長劉連馥說：“照這種趨勢發展，如果糧食產地面積和產量都越來越少，而人口卻在不斷增加，到2030年，拿什么來維持那么多人的生存？”。在中國歷史上曾有過因為糧食豐收而忽略糧食安全而帶來的沉重教訓，現在我國人口已經達到了13億，這么一個人口大國，糧食一旦出了問題，那不僅是中國的災難，也是世界的災難。因此，糧食安全永遠也馬虎不得。

“人”。人多是我國最大的特點。當前的問題一是農村人口基數大。據資料：我國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62%。西部地區的農村人口基數還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二是農村基礎教育薄弱，農民受教育的程度偏低，甚至還存在不少的文盲，而農村的職業教育等再教育資源更是貧泛，農民無法得到有組織的就業培訓，導致農村勞動力素質提高不快，使農村勞動力在市場經濟激烈的就業競爭中處于劣勢，嚴重影響了勞動力的轉移。同時由于受資源和農民收入的制約，農村的學生讀不起書的問題越來嚴重；特別是教育產業化的實施，使一大批應該享受中、高等教育的的農民子弟因為交不越高額的學費和生活費而被擋在學校門外。三是農村的醫療保障滯后，農民看不起病的問題非常普遍的現象，很多農民對待生病的做法是一拖二挨，實在挨不過去才上醫院診療。一些年紀稍大的則采取“小病就挨，大病就埋”的辦法消極應付。更有一些農民為了增加收入而進行掠奪性地賣血。我鎮鄰近一個鄉鎮，常年賣血的農民達數千人之多，除了肝功呈陽性的人外，幾乎家家有人賣血，有的夫妻雙雙賣血。按有關部門規定，一個人兩次抽血的時間間隔不能少于六個月，可有人一個星期賣血一次，極個別人一個星期賣兩次，嚴重推殘了自己的身體。四是農村貧困群體缺乏最基本生活保障。應該說絕大部分農民的基本生活是有保障的，但是農村還有一些因災致貧、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家庭和鰥寡孤獨的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五是由此缺乏社會保障，很多農民抱著養兒防老，積谷防饑觀念不變，影響了農村的計劃生育工作開展，農村的超生現象仍然很普遍，很多人不生兒子不罷休，又引發了非法進行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的終止妊娠問題。導致了農村新生人口性別比例的嚴重失調。據《中國新聞網》2003年01月16日資料，海南省近10年來的嬰兒性別比例超過了135，大大高出人口性別比的正常值104—107；2001年10月19日《浙江青年報》 報道：浙江省臺州市椒江區黃礁鄉、章安鎮、前所鎮等三個鄉鎮的出生嬰兒性別比超出正常很多，第二胎出生嬰兒性別比是平均三個新生兒中有兩個是男孩。

“地”。農村土地問題包括內部土地承包關系的穩定問題和外部征占土地問題。土地是農業的最基本的生產資料，是農民賴以生存的基礎，也是一切物質依附的基礎，更是國家穩定的基礎。古今中外，國與國之間為土地而互相爭奪甚至連年征戰，國內的豪強之間因土地而巧取豪奪、豪強與普通民眾之間因土地而弱肉強食，演繹著數不盡的血惺故事。我國歷史幾千年來各朝各代的更迭也無一不與土地有關。建國后，我國經過土地改革到農村互助合作，逐步建立起了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結束了過去傳統形式的矛盾，應該說是一種進步，但土地的集體所有和“一大二公”的經營形式也引發了不少新的問題。改革開放后，我國在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不變的基礎上實行了以家庭聯產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從而確立了現行的中國農村土地的經營制度，這些新的矛盾才得以緩解，并有效地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熱情，使我國的農業得到了空前的發展。為了穩定這一基本的農村土地經營制度，2003年3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正式實施。《土地承包法》以法律形式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這對于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進一步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維護農村社會穩定，具有重大的意義。現在農村土地的問題，一是農村土地所有權的不明朗。我國《土地管理法》規定，農村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農民集體所有。但農村集體有鄉鎮集體經濟組織、村委會（其實承擔著村級集體經濟組織職能）、村民小組等。土地到底歸那個集體所有呢誰也說不清。在人民公社時期，農村的土地是“（人民公社、大隊、生產小隊）三級所有，隊（生產小隊）為基礎”，從現在的實際來看，很多地方的土地所有權在村小組一級。而嚴格地講，村民小組并不是一級組織，只是一個組織下面的活動層次，更不是一級經濟組織，怎么能夠承擔土地的集體所有權責任。二是規模經營與家庭承包經營的矛盾。我國的農業發展到現階段必須逐步朝規模經營和集約經營繼續發展，而以家庭生產的經營形式不利于農村資源的優化配置，不利于非農資本對土地和對農業的投入，不利于規模經營和集約經營格局的形成。三是保護土地與農村建設用地的矛盾。隨著農村經濟的逐步發展，農村的各項建設也會相應地增加，尤其是城鎮化建設和發展鄉鎮企業。從農村發展的態勢可以看出，農村的城鎮化趨勢越來越明顯，在推進農村城鎮化中無疑必須占用土地，而由于執行土地保護制度，在審批建設用地時有關部門把關過嚴，于是就出現普遍的不經審批而違法占地搞建設現象。在發展鄉鎮企業過程中尤其如此，興辦鄉鎮企業（包括在鄉鎮的私營企業）十有八九沒有辦理用地手續，更有甚者，集團性、規模性占用土地，甚至大面積占用耕地搞開發區的問題也大量存在，遍布城鄉的各類開發區中，真正經過審批，辦有合法手續不會有一二成。四是土地與農民收入的矛盾。當土地產出的利潤空間與其他生產的利潤不相上下的時候，土地就成了農民生財的基礎，而當農民承包的土地產出的利潤空間不合理甚至沒有利潤時，農民則難以把土地視為自己的生活保障，相反視為包袱，特別是那些人少田多地方的尤其如此。

“權”。既有農民的合法權益問題，也有農村基層政權的問題。農民的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這是見諸于我國的很多法律法規的。但事實上農民由于處在弱勢地位，其合法權益往往得不到保障，比如在經濟方面被迫接受亂攤派、亂收費、亂罰款、亂克扣，對經濟收益的分配不知情等；政治方面有農民的選舉容易受黨政組織、宗族，甚至社會黑惡勢力的操縱而被變相剝奪等。農村基層組織建設也存在很多的問題，一是農村基層政權組織與經濟組織的職能混淆不清問題。按道理，村委委員會是農村村民的自治組織，然而由于歷史的原因，它實際上還承擔著改革前大隊這樣的經濟組織的職能，管理著農村的集體資產，造成了農村政企不分和政經不分的問題，是加重農民負擔和引發村級干部腐敗問題的根源。二是村黨支部與村委會的關系問題。村黨組織與村民自治組織的關系是否協調和規范，直接影響著村民自治能否正常有效地運作。村黨支部領導村委會這是符合黨的領導原則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但目前的問題是有的村黨組織在村委會工作中干預太多，使村委會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難以實現，村民自治組織依法擁有的權力難以得到具體落實。而有少數的村民自治組織則把自治理解成絕對自由，不接受村黨組織的正常領導，甚至向黨組織的領導權威發起挑戰。村“兩委”的這些矛盾嚴重削弱著農村基層組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影響了農村的穩定。三是薄弱的村級組織管理缺位與農村的宗族干政的矛盾。由于改革開放后村一級組織對于村民只有索取，沒有給予，缺乏維護村民利益和為村民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因而在農民群眾心目中沒有什么好的印象，失去了村級組織應有的凝聚力；同時由于接受縣鄉機構的經濟盤剝，加上村級經濟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半數以上村委會都存在著債務問題，導致了村級組織不能發揮應有的戰斗力。在這種情況下，宗族勢力逐漸壯大，擔負起維護本族村民利益的義務，爭取了很多群眾的支持，從而構成了對村級組織權力的挑戰，嚴重的地方，宗族勢力已經把持著村政，包括把持村委會選舉、村里的資源支配權力。由于村級組織戰斗力的普遍薄弱，造成了村級組織管理的缺位，一些曾經絕跡的社會丑惡現象沉渣泛起，賭博、建廟、抬迎菩薩在農村極為普遍，非法宗教和農村的惡勢力趁虛介入，農村的精神文明建設令人堪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