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后金融危機時代的中國金融出路

后金融危機時代的中國金融出路

2011-09-21 11:31:04|分類：|標簽： |字號大中小 訂閱

今天的中國，既是一個過渡、不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同時又是一個對世界經濟穩定產生重大影響的非一般經濟體。因此，我在新著《中國金融戰略2020》中發問，能否用指導成熟經濟體發展的金融理論，簡單指導“過渡”經濟體，幫助其完成由“不成熟”向“成熟”的飛躍？特別是在一個國家間利益博弈的世界里，對一個正在影響世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的國家而言，答案也許是否定的。這決定了必需對金融發展戰略理論要有新的視角。那么，又應該從哪幾個角度把握？這是美國金融危機后，中國在處理國內金融各項復雜的問題，包括對外金融中的匯率、資本管制、人民幣國際化、國際金融秩序重建諸問題時的急迫需要，要有一個明確的戰略發展理論的指導。

大道至簡見真理。在紛繁復雜的國內、國際金融事務中，一個好的戰略，必須能夠以極其簡潔明了的戰略話語，統領整個金融發展的方方面面。戰略不是諸多改革開放措施的簡單羅列與堆積。缺乏清晰的戰

略方向核心意圖，就不可能是一個好的戰略。< xmlnamespace prefix =“o”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從人類近幾百年貨幣史看，伴隨一個大國經濟體地位的確立，出于本國經濟不斷發展的利益和穩定全球經濟的雙重需要，大國經濟體的貨幣國際化，既是世界經濟發展和大國興衰周期過程中內生的重大課題，也是一個新生大國經濟體必須正視的問題。

當前重要的，不是去反復闡明經過改革后應形成什么樣的狀態，不是向人們進行口號式、空洞式的改

革理想描述和“彼岸”是什么的情景告示，而是應該解決“橋和路”的問題。

作為金融戰略研究方法的重點，除了作為結論，要指出今后“工作指標”意義上要“干什么”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基于歷史的、理論的邏輯和國內外的現實，指出“為什么”要這么干。這是明確“干什么”的重要基礎。也就是說，要去努力尋求體現中國金融未來歷史的、理論的一致性、必然性及唯一性。理論形成的過程是一個抽象的過程。然而，現有主流貨幣與金融學理論又是發源于西方工業化國家，形成于西方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崛起過程，主要抽象和解釋于較為成熟的市場機制經濟體。

因此，今天當人們把前人抽象的理論用于指導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指導具有“轉軌、發展中、非中心貨幣且又是大國經濟體”這樣特征的中國，可以想象，要使這一理論真正具有指導意義上的真理性，自然要考慮上述特征因素對過去理論形成的干擾，同時，又要注意把當初西方在形成理論中曾被抽象掉的非主要相關因素，“重新相應放進”現實實踐中，即要有其他經濟、法律、政治、文化因素的“還原”。否則，就會出現該理論解釋當今中國實踐時的“走樣”現象，就會出現為什么對中國30多年改革開放取得的驕人

成績，始終存在一些西方金融理論難以解釋的現象。自然，也難免出現在指導中國金融進一步發展意義上的隔靴搔癢的現象。

正如已故經濟學大師保羅·薩繆爾森所說：從來沒有一個百分之百的純粹的市場經濟。經濟學是一門動態的科學。經濟學往往似乎是在無窮無盡地處理新的困惑、問題和兩難困境保羅·薩繆爾森：《經濟學》，華夏出版社年版。正因為當今的經濟與金融理論仍處于動態的、不斷的發展中，因此若用動態的、不完全成熟的理論來簡單指導非成熟市場國家——特別像中國這樣具有轉軌、趕超戰略特性的國家——更要小心。

中國當前急需的是什么理論？需要的不僅僅是承認、肯定以上各位教授對成熟金融體系所作的客觀的理論描述，更是對“如何盡快形成”成熟金融體系有指導性的理論。因此，這一理論必然是結合中國“轉軌、發展中、非中心貨幣且大國經濟體”特征的理論。嚴格地說，這個理論肯定是“發展過程”的理論與

方法。

戰略既然是基于對未來的一種選擇，但在可以預見的進一步全球化中的未來的不確定環境中，客觀上既存在有利于中國經濟發展的“正環境”因素，同樣也存在不利于中國經濟發展的“負環境”因素，譬如有缺陷的國際貨幣體系等。正是各種正、負環境因素的匯聚，體現為世界經濟、金融運行的現行制度體系，核心又體現為由“中心貨幣”國家主導的、長時間歷史沉淀的所謂“成熟的、國際通行的”金融制度體系。因此，發展中國家要研究金融戰略，如果是簡單模仿、抄襲和沿襲體現“中心貨幣”國家經濟發展“結果”的、“成熟的、國際通行”的金融制度，在某些方面，往往會引發更多的不利于自身經濟發展的“負環境”

因素。

特別是對于一個大國經濟體來說，要實現由“金融弱國”轉化為“金融強國”的“趕超”型戰略，更不應簡單奉行“拿來主義”。絕對不能以人家的“結果”，作為達到自己戰略意圖的“策略與手段”，簡單一味維護現行有缺陷的國際經濟和金融秩序；絕對不能不問時間與條件，拿人家“成熟機器”中的零部件“硬性”塞入自己“不成熟機器”中；絕對不能從已被近40年歷史所證明的、現行以美元為主導的有欠缺的國際經濟金融體系中，尋找簡單模仿全球金融世界里最新出現的“時髦”制度與技術（自然包括各種

復雜的金融衍生品）。

研究服務于中國經濟崛起需要的中國金融戰略，既要在順應與支持世界力量與格局重新組合大勢中，抓住符合世界經濟發展利益的中國金融發展機遇，又要盡可能避免未來“全球化趨勢”的突然中斷。在盡快發展中國金融實力的過程中，與相關各國齊心協力，努力促成在世界力量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時，實現

國際經濟、金融秩序的有序重建，這是研究中國金融戰略的世界意義。

從歷史上看也是如此。反映人類有效經濟活動的基本規則，如供求曲線，是永恒的，但是在人類社會處于大國興衰、更替的漫長的歷史轉折時期，影響各國間經濟力量劇烈變化的，已不僅僅局限于一些最基本的經濟規則（當然最終決定力量必然是經濟因素），個別事件的發生、偶然因素的累積，同樣不可忽視。

面對未來動蕩的外部環境，各國政府特別是大國政府間的博弈政策，將影響著歷史的進程。加上不同國家民主力量、民主政治推進程度的不同，其博弈后政策偏離經濟規則的不確定性也越大。就此意義講，研究一國金融戰略的難點，是研究國與國之間政策博弈中各種復雜組合的可能性。因此可以說，在世界力量發生重大變化和重組的大變革時期，迫切需要的不僅僅是體現現代經濟學的主流理論，更需要能適應世界經濟力量發生的變化，同時能維持世界經濟秩序的指導理論，即需要的是能反映大國興衰、更替的政治經濟

學。

戰略未必一定是帶有敵意的。戰略是戰略制定方為謀取某種利益的計劃，它同樣可以在基本不傷害他者、尋求和諧的情況下實現。如歷史上的英國、20世紀70年代前的美國，其某歷史時期的經濟發展，同樣帶動了世界經濟的發展。今天，在世界對21世紀中葉可能成為世界第一大國的中國的“預測”、“未知”和“不安”猜疑太多的狀況下，中國更需要以清晰的和諧的金融戰略昭示天下。這是“怎么研究”要回答的第四個問題：中國金融戰略的謀劃，同時要著眼于維護經濟全球化趨勢和全球包容性增長的主題。

第二篇：論后金融危機時代的青年就業問題

論后金融危機時代的青年就業問題

［摘要］:后金融危機時代，由于勞動力總體供大于求，勞動者充分就業的需求與勞動力總量過大致使失業和就業方面的矛盾突出。目前，我國面臨著高校畢業生就業、城鎮新增勞動力就業、農村勞動力轉移、體制轉軌中遺留的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退役軍人和失地農民就業等眾多問題。筆者在對大學畢業生、青年農民工和青年白領三個群體的就業現狀及問題研究的基礎上，認為政府的經濟和相關就業政策是緩解當前就業壓力的重要手段。政府不能包辦青年就業，但

有創造公平就業環境的當然責任。

［關鍵詞］

后金融危機時代；青年就業；政策；經濟發

展。

緒論

金融危機導致的大規模的失業屬于“周期性失業”，一般情況下，經濟增長一個百分點，可以創造一百萬個就業崗位，也就是說2009年我國依靠經濟增長為社會創造了800萬個就業崗位，相對于2400萬勞動供給數量來說，勞動力市場上出現了嚴重的供大于求的現象。中國社會科學院預測2010年全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速度約達到9.9%，經濟增長所創造的就業崗位仍遠不能滿足社會需求。當前，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青年農民工就業不穩和青年白領就業壓力已成為當前青年就業的主要問題，必須引起重視。

一、當前青年的就業現狀及問題。

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造成的不利影響有一個“滯后期”，由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由外向型企業向各類企業，由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向規模以上企業，由農民工向城鎮勞動力特別是高校畢業生蔓延，勞動供給數量與勞動需求數量上嚴重不平衡將進一步擴大。很多單位都不招人、少招人，就五百強企業高校招聘會而言，崗位減少40%，大學畢業生就業問題凸顯出來。青年人失業（包括待業）占失業總數相當大比率，是我國歷年存在的問題。特別是傳統的就業制度被打破之后，這一問題顯得尤為嚴峻，改革開放后的20多年基本呈上升趨勢。

1978年失業青年人數為249.1萬人，占城鎮失業人數的47.0%，1988年245.3萬人，占城鎮失業人數的82.8%，與10年前相比幾乎增加了一倍；1997年失業青年人占城鎮失業人數的68.9%，與10年前相比雖有所下降，但仍高于1978年的水平。由于第三次生育高峰時期出生的人口開始逐步進入勞動年齡，中國勞動力資源呈持續上升趨勢。“十五”期間增加5697.23萬人，即每年平均增長千余萬人，2006年為1603萬人。城鎮每年新增的1000萬左右勞動力中，絕大多數是青年。農村有1.5億～2億富余勞動力需要向非農產業轉移，大多數也是青年。教育論文“ target=”_blank">高等教育連續擴招，大學畢業生人數連續上升，而我國2009年大學畢業生的初次就業率達到74%。［1］1.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嚴峻，派生出新的問題。現在，全球經濟雖然出現了逐漸復蘇的跡象，但是全面復蘇仍是一個緩慢而復雜的過程。國內經濟資源在人為因素影響下，片面流向重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與大學生就業相匹配的知識型服務業則長期低迷。這種產業結構所對應的人才需求狀況，就是低端崗位需求旺盛。我國很多企業處于產業鏈的低端，需要的只是生產工人和技術工人，所以金融危機給大學畢業生就業帶來了很大壓力，而且還要持續幾年。

在我國，高等教育連續擴招，大學畢業生人數連續上升，2007年和2008年畢業的大學生分別還有100萬人和150萬人沒有找到工作，他們與2009年610萬應屆高校畢業生一起競爭工作，加在一起有860萬人。根據以往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比例，估計有約36%的人能找到工作，還有約500萬人面臨就業的困難。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給我國實體經濟帶來的沖擊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海外市場業務的縮減，二是國內市場需求的低迷。勞動力市場上，勞動供求數量矛盾突出。不少應屆大學畢業生被迫選擇考研，國家也在擴大研究生的招生人數以延緩就業。大學生就業難派生出新的問題：一是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群體已經形成。這是由于高等教育中一個重要的轉變是大學畢業生就業分配制度改革將大學畢業生推向了市場，作為一種資源，大學畢業生也要受價值規律的作用和影響，同樣要通過使用價值和價值來判斷，和供求關系緊密相連。就業狀況的變化對培養大學生的高等學校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是對大學生及家庭的一種考驗。目前，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流入就業困難群體。這一群體的教育程度普遍較高，容易沖動，有可能成為社會沖突的制造者。二是加大受教育不平等。目前，我國的高等教育對于貧困家庭絕對是高投資，如果投資沒有產生回報，勢必影響人們對教育的投入，由就業問題引發公眾教育投資的進一步拉大，會加大受教育的不平等，產生一系列社會問題。

2.青年農民工基數大，就業的穩定性不強國家統計局農村司的監測調查報告指出，2009年內我國外出從業6個月以上的外出農民工為14533萬人，在本鄉鎮以內從業6個月以上的本地農民工為8445萬人。據預測，未來幾年，城鎮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每年都將達到1000萬人以上。

隨著城鎮化建設的推進，大規模轉移農村勞動力是中國解決“三農”問題、推進經濟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十一五”期間，從農村勞動力供給看，雖然鄉鎮企業和進城務工轉移了2億人，由于土地容納的農業勞動力有限，按1.7億計算，則農村富余勞動力還有1.2億以上。有資料顯示，2010年，中國農民將減少至7億人左右，這就意味著至少有近2億農民要轉移到城鎮；另外，目前中國人均0.3畝以下包括完全失地的農民已接近5000萬人，而且每年以百萬級的數量在增加，這部分人的就業問題也是一個現實的壓力。隨著我國城市化、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我國大量的農村富余勞動力需轉移到非農領域，向城鎮轉移的規模會不斷增加，而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大多為青年人。

由于找不到工作的農民工是不會長期滯留于城市中，并且農民工對條件較差的工作大多也可以接受，所以，相對于大學畢業生來說，青年農民工的就業率較高，但是就業質量不好，就業的穩定性不高，作為城市的一個邊緣群體，他們屬地位較低的收入階層。農民工作為城市發展中的一支生力軍，承擔著城市中的很大一部分基礎設施建設、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工作，為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已經逐漸成為城市生活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群體。然而，現實表明，由于種種因素，他們始終被排斥在城市社會的邊緣，無法平等享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權利和待遇，無法順利融入城市社會，成為真正的“城市人”。這不僅不利于城市社會的發展，而且嚴重地阻礙了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目前，農民工群體的人口特征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就是農民工群體內部代際分化已經形成，主要表現為青年農民工群體已成為農民工群體的主體，他們占整個農村流動勞動力中的大部分，是農村勞動力中的高素質人員，更是未來城市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后備勞動力資源。

監測顯示［2］，農民工外出務工目的地仍以東部地區為主，但在中西部地區的比重提高。經調查，進城務工青年年齡大多在18—28歲之間，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以初中及以下學歷為多。進城打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多掙點錢，增加家庭收入。據上海市金山區團委對來滬青年農民工的調查，［3］青年農民工就業存在的主要問題在于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青年農民工求職渠道基本依靠熟人介紹。

74%的青年農民工是通過親戚朋友和老鄉的介紹找到“目前這份工作”的，并且學歷越低越是依靠這種關系（P=0），初中以下學歷占80.6%，沒有文化的農民工更是占到100%。通過分析發現，這一現象同來滬時間的長短沒有關系，而同跳槽的次數、所從事的行業和工種有直接有關（P=0.008、P=0.000、P=0.000）。也就是說，跳槽的次數越多越是依靠熟人，反之，也是因為熟人之間的強關系，促使跳槽增多，工作環境和待遇逐步改善。

二是青年農民工的工作時間普遍較長。本次調查顯示，外來務工青年平均每天工作時間在8小時及以下占少數，工作8小時以上的占絕大多數。

延長工作時間在農民工這里是較普遍的，每月的工作日在20以下的僅占13%。

三是青年農民工最大的煩惱來自于經濟收入少。數據顯示，農民工的收入大多在1000—2000元之間（77.8%），沒有文化的農民工更是100%在2000元以下，1000元以下的占6.4%，雖然長三角地區規定了最低工資標準，可是目前來說全覆蓋還需要一個過程和相關部門的監管。

四是青年農民工的社會融入度還有待提高。

關于“如果讓您對目前的身份做一下定位，以下那種說法最符合您”的問題，選擇“半個上海人”的比例為16.2%，選擇“新上海人”的比例高達21.8%，選擇“外地人”的比例為51.9%。關于“您離開家鄉外出工作多久了”的問題，選擇“四年以上”的比例高達41.6%，選擇“三年左右”的比例為14.9%，選擇“兩年左右”的比例為18.6%，選擇“一年左右”的比例為16.5%，選擇“半年左右”的比例為8.4%。根據人口學關于居住在一個城市的時間達到半年以上的為常住人口，可以認為務工青年傾向于長期在上海生存的意愿和能力都是非常強的。

3.青年白領的職業壓力大，對生存與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當前，青年白領（本研究所調查的對象為工作3—5年的大學畢業生）在就業上的困惑與壓力眾所周知，作為擴招后的大學畢業生，在經歷選擇與被選擇的矛盾沖突后，無論滿意與否，最終都要選定某一職業，邁向社會，這無疑是人生的一大轉折。大學畢業生由“自由人”向“職業人”的角色轉換成功與否直接影響著他們的事業成敗和價值定位。

在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形勢下，大學畢業生在職場能拚得一席之地已屬不易，面對金融危機加劇下格外嚴峻的就業行情，早兩年已就業的大學生更感慶幸。但是，生存壓力普遍較大，不同群體存在較大差距，渴望破解發展瓶頸愿望強烈。作為高知識群體，當前白領青年的壓力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社會上龐大的大學畢業生求職群體的壓力。我國目前估計有約500萬大學畢業生面臨就業的困難。以上海為例，2009年上海高校共有畢業生15.8萬人，而上海高校畢業生就業崗位需要數目的同期降幅超過20%，其中以金融、航運、國內貿易和部分制造業的降幅尤為明顯，部分上海金融財經類、外語外貿類畢業生的需要數目同期降幅甚至超過了30%。社會上存在大量的待就業人員，對已就業的大學生來說會產生很大的壓力，一些人有被后來者取代的危險，所以，不管目前工作如何，必須加倍珍惜，不能失去，而有跳槽打算的人就更會慎重，大多持保守態度。

二是用人單位工資持續走低的壓力。在高校擴招后，隨著大學生數量的大幅度增加，大學生就業供給大于需求。在供需定律的推動下，必然導致大學生的工資價格降低。上海團市委于2010年1月對畢業3－5年的大學生進行抽樣調查顯示，月工資在1000—2000元的占13.2%，2000—3000元的占21.1%。目前，畢業生工資中位數為2492元/月。據媒體測算，一個無房上海大學生要維持基本的生活水平，每月開銷大概需要2000元左右。而在上海安家置業簡直就是一個“遙不可及” 的夢想。可想而知，在中國一線城市，一個剛畢業大學生的經濟狀況可謂捉襟見肘。

三是就業穩定性下降的壓力。大學生就業穩定性主要源于高等院校的培養機制，學校沒有遵照市場為導向的原則培養大學生，致使學校教授的專業與勞動力市場的需求脫節。尤其是2003年以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穩定性呈現了持續下降的態勢。另一方面，當前“先就業后擇業”的就業導向，可能會導致大學生在首份工作選擇上的輕率和盲目，降低了大學畢業生對專業對口的關注和重視。

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共同導致了就業中的專業不對口問題，從而影響就業的穩定性。

二、促進青年就業的政策建議。

今后幾年，城鎮需要就業的人數每年仍將保持在2400萬人以上。勞動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長期存在。而在現有經濟結構條件下，按經濟增長保持8%的速度計算，新增崗位和補充自然減員只有1100萬人，供大于求缺口在1300萬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銳。國際貿易摩擦、人民幣升值壓力等國際和國內宏觀經濟的變數，也將對一些地區和行業的就業產生影響。青年就業應得到格外的重視。政府部門首先要采取措施，緩解社會就業壓力，促進青年成長。

1.加大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力度。

大學生就業難，技校生職場走俏，九成未畢業就被預訂一空。但技校、職校不可能替代大學教育，當大學畢業生紛紛回潮讀技校尋找就業出路時，拷問的就不止是教育體制，更深層次折射的是當前經濟結構的問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一些重要產業目前仍停留在資本與勞動雙密集階段，接納的勞動力是大批藍領工人，對大學生需求有限。白領崗位需求不足，主要是因為我國的產業結構特別是第三產業不夠發達造成的。第三產業特別是像金融、法律、理財、高級家政、高科技還有中高檔的服務崗位需求不夠，第三產業只占到全部GDP的36%－38%，而一般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達到60%，甚至70%。從長遠來說，只有一個完整的產業鏈才能解決更多大學生就業問題，當我們的產業不再高度依賴于外向型，形成自己完整的產業鏈，大學生的就業壓力或許能緩解很多。

2.相應提高青年農民工工資水平和工作穩定度。

外來人口的就業情況直接決定了他們的經濟地位。城市居民的工資與福利一直由政府有關部門做出規定，由用工單位強制執行。而外來人口則沒有這樣的規定，他們的工資完全由企業主說了算。由于中國現存巨大的就業壓力以及企業主的短期行為，很多外來務工青年只能接受低薪。同時他們也沒有城市工人合法的勞動權益，超時間工作、超強度勞動是城市農民工的普遍際遇。

青年農民工對于增加收入的期望很高，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增加農民工工資的迫切性。數據表明：收入不能完全維持生活的青年農民工比例較高，［4］因此，有必要適當地提高工資水平。具體的工資提高過程可以依照兩個指標進行，一是農村以及小城鎮生活水平提高幅度，二是國家經濟的發展速度，客觀上也要求勞動者的工資水平有所增加。

發展和完善政府部門等正規就業渠道，規范農民工非正規就業渠道，是促進青年農民工工作穩定的重要手段。對上海郊區的調查表明，青年農民工進城務工多是通過“親朋好友介紹”、“偶然找到”、第三才是“職業介紹所”，要依靠法律規范非正規就業渠道，發展正規的農民工就業渠道。要建立全國勞動就業和社會保障網，盡快完善農民工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措施，使他們在國內任何一個地方都能夠享受到公民待遇。其一是暢通就業信息渠道，在各地設立就業咨詢中心，凡有用工必須提前發布公告，招工信息要透明，并開通全國聯網，以幫助農民工有序流動，減少不必要的“盲流”。其二必須保證每一個公民有個人的社會保障賬戶，并實行全國通聯制度，便于農民工的職業變動。總之，政府有責任采取有效措施規范就業市場，而不能把問題都推給市場。

3.建立大學畢業生最低工資制度。

大學生由于對市場缺乏足夠認識，容易“眼高手低”。在職業搜尋的過程中，當意識到工作機會正在一個一個流失而競爭人數卻在不斷增加的時候，又喪失了冷靜和理性，不顧一切地把自己“賣出”，這就天然地為用人單位降低薪水創造了條件。然而，政策空白也是大學畢業生起薪降低的原因之一。現在不少城市針對農民工制定了最低工資標準，對大學畢業生卻沒有相關規定，盡管上海制定了針對大學畢業生的工資指導價，但并未引起用人單位的重視，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強制性。因此，建議制定大學畢業生最低工資制度，為大學畢業生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事業發展的基礎，增強大學生的社會認同感和融入度。有人認為工資由市場決定，只要不低于當地最低工資就無可厚非，但為了約束企業的惡意行為，政府應有所作為。

4.鼓勵靈活就業和異地就業。

近年來，國內的就業方式呈多樣化發展趨勢，靈活就業的比重不斷上升，出現了非全日制就業、短期就業、季節性就業、家庭就業、派遣就業、遠程就業、自營就業、臨時就業等多種形式。這些相對靈活的就業形式主要吸納的是青年群體。靈活就業方式在歐美得到承認和保護，并享受到多重優惠。而國內，目前的優惠政策偏重于解決下崗失業人員的再就業問題，對于諸如大學生自主創業和其他新增勞動力、靈活就業從業者的問題考慮較少。

應對吸納失業人員或實現新增就業崗位的企業提供優惠政策，對青年非全日制就業、臨時性就業、季節性就業等靈活就業形式，政府給予一定的暫時性補貼，以緩解青年就業問題。比如，上海的父母很不希望孩子出去，但是，如果政府能給他們一個保障，就是如果出去，戶籍還可以保留，可以來去自由，這樣他們就可以放心地出去工作。對于到中小城市、甚至到鄉鎮、農村，到基層去鍛煉的大學生，幾年后再回到上海再就業時有關部門可以提供優惠政策，以促進就業。

5.大學生創業的扶持工作還要加強。

大學生創業是緩解就業困難的有效方法，然而，現實的情況是大學生創業成功率非常低。問題在于：一是大學生創業有熱情沒信心，真正創業的大學生少。大學生創業熱情來自于國家的大力支持和高校舉辦各種創業講堂、創業比賽。可是，由于他們缺乏社會經驗，創業高成本、風險又大，所以真正實現創業的大學生并不多。二是，大學生創業有氛圍缺教育，多數大學生是沒有創業經歷的，急需一批創業指導老師，大學生創業有政策，但由于大學生對創業了解不多，申請時困難多。三是，大學生創業注重高科技輕“草根”。這是源于創業資金的申請門檻仍然較高，還得有科技含量等硬性條件，這導致了大學生創業不得不注重高科技而輕“草根”的現狀。所以，加強大學生創業教育是當前急需要做的事情。通過創業教育使學生樹立創業意識，有助于他們在初次就業時保持良好的心態，充分了解市場，尋找創業機會。要建立專門的創業指導機構，有專業的創業講師隊伍。要調整創業政策，更加切實可行，要多扶持立足于社區服務業和現代服務業的大學生創業。發揮大學校區科研園區的優勢，降低大學生創業的風險和成本。

注釋：

［1］教育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新聞中心－中國網news.china.com.cn，2010－3－2.［2］國家統計局報告。新華社北京2010年3月23日電（記者劉錚）。

［3］［4］曾燕波，楊健楠。外來務工青年城市融入與發展研究［J］。中國青年研究，2010，（12）：75－80.

第三篇：后農業稅時代：鄉鎮財政的困境與出路

后農業稅時代：鄉鎮財政的困境與出

路

后農業稅時代：鄉鎮財政的困境與出路2007-02-02 21:56:00

關鍵詞：鄉鎮；財政；農業稅；改革

××年月日至日，全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央在年以來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基礎上，決定從今年起全面取消農業特產稅，推進減征、免征農業稅改革試點，用五年時間在全國范圍內全面取消農業稅，同時推進綜合配套改革。今后的五年里，農民負擔將進一步減輕，改革的效果也將進一步明顯。但農村稅費改革在減輕農民負擔的同時，也將進一步減少鄉鎮政府的收入，加劇了鄉鎮財政的收支矛盾，使鄉鎮財政在“后農業稅時代”陷入困

境。

（一）“后農業稅時代”鄉鎮財政的困境及表現

農村稅費改革的基本內容是“三項取消”、“兩項調整”、“一項改革”，全面取消農業特產稅，用五年時間在全國范圍內全面取消農業稅。這樣，在分稅制改革中稅收收入被大大縮減后，農村稅費改革連鄉鎮財政向農民收費、集資的口子也扎緊了，有效地堵住了“三亂”之源頭。但鄉鎮財政在三大塊資金收入同時大量削減的情況下，也難以為繼，資金缺口問題終于“浮出水面”，“三個缺口”——預算內缺口、預算外缺口及自籌資金缺口，成為鄉鎮政府正常運作的桎梏。其具體表現為：

一、農村社會公共產品和公益事業資金短缺

在取消“三提五統”和各種集資攤派后，又取消農業特產稅和農業稅，鄉村興辦公益事業，如農村教育、衛生、交通、通訊、基礎設施等面臨新的困難。

國家轉移支付的數額有限，不可能對所有鄉村的所有項目都照顧到，而按照“一事一議”籌資籌勞的政策規定來解決農村公益事業的發展問題，由于標準低、數額小，與實際需要相差甚遠，加之具體操作難、落實難等因素，就必然導致一些鄉村，特別是農業縣鄉村和貧困地區鄉村難以興辦公益事業，農民生產、生活條件的改善難以實現。

第一，農村義務教育經費嚴重不足。

農村義務教育的經費主要來源于三方面：一是鄉鎮財政撥款；二是向農民征收“三提五統”中的一項，即“教育附加費”；三是向農民征收的“教育集資”。而農村稅費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取消了以鄉村兩級辦學為主的鄉鎮統籌、各類教育集資和一些教育方面的收費項目，顯然這將導致教育投入大幅度減少。改革后農民承擔的教育負擔明顯減少，鄉鎮教育經費缺口則明顯擴大。將對今后一定時期農村教育質量提高帶來的負

面影響不可低估。雖然在“后農業稅時代”鄉鎮教師的工資改由縣（市）統一發放，從而有可能在短期內有效地解決教師工資的拖欠問題。但是，由于我國半數以上的縣級財政狀況并不樂觀，以及多數地方仍由各鄉鎮全部或部分解決國家規定發放的各種補貼，財政狀況差的鄉鎮無法保證補貼的足額發放，鄉鎮教師的工資問題還是沒有從根本上解決。

第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支出缺口較大。

農村稅費改革取消了鄉鎮道路建設費、集資和村提留，鄉鎮道路的建設要求列入鄉鎮財政預算，村級道路的修建，則通過村民“一事一議”方式加以解決。對于大部分鄉村來說，交通是這些地區經濟發展的瓶頸，道路修建任務繁重，在稅費改革大幅度地減少了鄉鎮財政收入、上級轉移支付量又與道路修建實際所需資金量相去甚遠且人員經費都存在嚴重缺口情況下，再擠出一塊經費來安排鄉鎮道路建設支出似乎不太現

實。同樣，對于農村水利設施建設、土地治理等方面的支出，稅費改革后，鄉鎮財政同樣是捉襟見肘。雖然自年起，中央和地方各級財政都加大了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但這塊轉移支付大都是有條件的，即需要鄉鎮財政按一定比例配套。在有收費權的情況下，鄉鎮可通過向農民集資和解決，但收費權取消后，大部分鄉鎮都無力解決配套資金。

第三，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將受到較大沖擊。

目前，我國除村級經濟發達鄉鎮基本建立了以村級經濟為依托、鄉鎮財政給予補助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外，大部分鄉鎮農村社會保障還只停留在軍烈屬優撫、五保戶供養的層面上，尚未建立完善的保障支出體系，并且就目前對軍烈屬優撫、五保戶供養的支出，也來源于農民的統籌資金。“后農業稅時代”對大部分鄉鎮而言，若上級政府轉移支付不到位，不要說建立完善的保障支出體系，就連現有的軍烈屬優撫、五保戶供

養都將出現資金缺口。

第四，農村文化、衛生等其他農村公益事業支出無保障。

稅費改革前對這方面的資金投入本來就很有限，進入“后農業稅時代”更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二、收支不平衡，運轉難保證

農業稅逐漸取消，將進一步擴大鄉鎮財政的不平衡，使鄉鎮（村）政權的正常運轉難以維系。

一方面，鄉鎮財政收入增加難。

一是鄉鎮的經濟基礎薄弱，農村產業結構單一，商品化農業規模小，應對市場沖擊的能力比較差。鄉鎮收入構成以農業稅為主，缺乏支柱稅源，工商稅收占鄉鎮財政收入比重很小，財政收入增長潛力有限。二是從今年起對煙葉以外的農業特產品不再征收農業特產稅，農業稅逐步降低稅率并在五年內取消，鄉鎮財政失去了原來的主要收入來源。三是分稅制改革后，留給地方的是一些小稅種，稅源零散，結構復雜，征管成

本高，難度大，數額小，增長潛力有限。四是農村基礎建設滯后，支農投入有限，制約了農村經濟發展和財政收入增長。五是上級與鄉鎮在維持運轉和發展經濟及社會事業發展中，各自的職能及事權劃分不清，財權與事權不統一的問題十分突出。六是農業稅新的“空掛”不斷增加，一些鄉鎮采取借（貸）、干部拿工資墊交、用附加抵交正稅等辦法對上完成預算收入任務，隱藏著大量的“上清下不清”問題，稅費尾欠連年存在，越積越多，從而影響財政收入的質量。

另一方面，鄉鎮支出經費口徑依舊

農業稅改革后以農業為主的鄉鎮財政財力在前一段稅改時普遍減少的基礎上進一步削弱，而上級核定的稅改轉補資金有限，鄉鎮財力的有限性與事權的無限性的矛盾越來越突出，保工資、保運轉面臨著很大的困難。鄉鎮層面上，鄉鎮行政管理費支出主要包括鄉鎮人大、鄉鎮政府各職能機構的各項經費支出以及維護農村社會秩序所發生的農村

治安費用。在目前政府職能還沒轉變，鄉鎮機構改革沒有到位之前，農村稅費改革的實施，無疑給了靠預算外收費來維持運轉的鄉鎮機構致命的一擊。農村稅費改革“革”了鄉鎮機構收費的“命”，日后如何保證足夠的資金維持機構運轉便成了一大難題。村級層面上，原稅改轉補資金十分有限，只能考慮村干部工資，村內其他組織人員工資無暇考慮，致使村級基本運轉沒有財力保障。在今年，特產稅取消和農業稅下調稅率后村級收入又將進一步減少，村級組織運轉困難的局面進一步加劇。由于農村稅費改革，村組干部報酬普遍偏低，就會導致農村沒人愿意當村組干部的現象，造成村級工作難以正常開展。

三、鄉村債務負擔難以消化，且有增大趨勢

據有關部門統計，在××年全國鄉鎮債務高達億元，平均每個鄉鎮近萬元，如果再考慮村級債務，數字恐怕還要翻一番。與此同時，鄉鎮財政的債務問題

也隨著稅費改革的深入完全“顯性化”。鄉鎮財政的債務問題由來已久，只是由于農村稅費改革把問題由“幕后”推向“前臺”而已。鄉鎮財政債務資金的來源一般有向上級財政的各類借款、向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貸款、統籌中借款和向企業、個人借款以及各項拖欠款；其用途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農村基本建設支出，包括農村中小學建設和農村道路、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政績工程”、“形象工程”；二是補充鄉鎮政府的日常開支包括會議費、招待費、報刊征訂、干部培訓、差旅費等；三是補充鄉鎮各部門經費的不足。這些借款和欠款，農村稅費改革前鄉鎮財政還可以利用費收入機制，通過向農民收費逐年予以償還。而農村稅費改革后，一方面鄉鎮財政收入減少，鄉鎮在維持鄉鎮政府運轉的基本需要方面尚留有缺口，有可能導致新的債務出；另一方面，取消向農民收費，切斷了鄉鎮預期的還款途徑，且短期內屬于鄉鎮財政的農村工商稅又不

可能大幅增加，鄉鎮財政面臨的歸還債務本金和債務利息的壓力和風險陡然加大。可見，對于原本就負債的鄉鎮財政，農村稅費改革更是“雪上加霜”。若沒有可行的解決良策，必將使負債鄉鎮重新將手伸向農民，造成農民負擔的反彈，導致農村稅費改革失去應有的意義。

（二）“后農業稅時代”鄉鎮財政走出困境的出路

進入“后農業稅時代”，鄉鎮財政如果沿著稅費改革前的老路繼續走下去，是不可能有出頭之日的。要使鄉鎮財政順應改革的步伐，與新的經濟形勢相適應，就必須對鄉鎮的收支體制進行一系列的改革。

一、精簡機構、削減冗員，減輕鄉鎮財政負擔

據統計，我國財政供養人員中，由縣鄉財政供養的部分約占到％。而同期縣鄉財政收入只占到全國財政收入的％。在縣鄉財政支出中，人員及公用經費一般要占可用財力的％左右。另據

統計，鄉鎮一級需要農民養活的人員約．萬人，平均每個農民就要養活一名干部，因機構臃腫給農民造成的負擔占農民實際負擔的％左右。

全面取消農業稅后，中央財政本來就面臨壓力，很難再通過轉移支付去養一些“閑機構”和“閑人”，因此，縣鄉機構臃腫的現象必須改變。必須按照小政府大社會的原則，推進鄉鎮區劃調整和機構改革，同時科學合理地確定鄉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利用免征農業稅的機遇對鄉鎮機構進行改革調整，消除機構臃腫，分流和精簡鄉鎮人員，提高工作效率，減輕財政負擔。

目前，從可操作的角度看，撤鄉并鎮應是一條可行的途徑。國家發改委副主任王春正在××年月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報告時指出，到××年底，我國已經有個省份完成了鄉鎮撤并工作，全國鄉鎮總數由撤并前的個減少到個。也就是說從年開始，中國五年間撤并了多個鄉鎮，平均每天撤并個鄉鎮。當前我國行

政機構設置本身存在著撤鄉并鎮的基礎和可行性。同時，撤鄉并鎮也符合我國農村城鎮化的大趨勢。撤鄉并鎮，首先應將那些人口規模和經濟總量比較小的鄉鎮合并。其次應按照城鎮化的要求，以那些具有發展成為城市的鄉鎮為核心進行合并。對那些暫時不具備合并條件，但又不夠建立鄉鎮財政條件，或建立鄉鎮財政后比較困難的鄉鎮，可考慮撤消鄉鎮財政，建立鄉鎮財務，待條件成熟后再建立鄉鎮財政。

同時按照精減、統一、效能的原則，合理確定鄉鎮職能、機構設置和人員編制。清退鄉鎮聘用人員，裁減超編人員，對現有干部實行民主推薦、競爭上崗、擇優錄用。同時，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科學界定鄉鎮政府的職能和機構設置，切實減少行政審批，從抓生產經營，催種催收，真正轉變到落實政策、行政執法、提供服務上來。

二、改革農村社會公共產品和公益事業投資體制

進入“后農業稅時代”，農村社會公共產品和公益事業的體制主要由國家轉移支付及村民“一事一議”方式加以解決。從國家轉移支付角度來看，××年國家測定的全國農業稅及特產稅的總額為近億，也就是說國家轉移支付的資金總額在五年內每年可能不會超過個億。而實際情況是鄉鎮資金在稅費改革后的缺口每年將在億以上。保工資、保運轉已成當務之急，已無財力對農村社會公共產品和公益事業進行投資。從“一事一議”角度來看，標準低、數額小，與實際需要相差甚遠，加之具體操作難、落實難，解決不了什么問題。所以農村社會公共產品和公益事業的投資體制必須進行改革。要大力鼓勵個人出資參與公共品供給，緩解鄉村公共品供求矛盾。從當前我國農村一些鄉村公共品供給的實際情況看，即使在經濟不發達地區甚至貧困地區，個人已成為鄉村公共品供給的一個重要來源，對鄉鎮財政起到了拾遺補缺的作用。因此，制定能夠充分調

動個人參與鄉村公共品供給的政策，鼓勵個人出資，可以緩解當前鄉村公共產品供給嚴重不足的狀況。具體鼓勵政策可包括以下幾方面：第一，制定一定的稅收優惠政策。稅收優惠鼓勵的具體做法可以是：根據個體和私營企業對公共品生產投入的規模和重要程度，確定它們在所得稅和其他地方稅征收中的抵扣或減免比例。投入規模越大，抵扣或減免比例越大。第二，利用冠名權和建碑、立傳的形式，鼓勵個人、私營企業出資參與公共品生產。第三，對在鄉村公共品建設上有突出貢獻的個體和私營企業給予政策傾斜，切實解決它們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難。第四，提高在鄉村公共品建設上作出突出貢獻的個體和私營企業主的社會地位。

三、調整教育資源配置，推進農村教育改革

“后農業稅時代”，鄉鎮財政發生著巨大的變化。由于財力的因素，農村教育資源的配置需重新進行調整。在農村

教育上，首先要重新就中央財政和鄉鎮財政職能定位，這樣更有利于解決當前乃至今后在這農村教育方面供給不足的問題。目前，在縣、鄉財政能力普遍不足的情況下，縣、鄉很難勝任全部農村“普九”教育的責任，因此，有必要對現行農村教育供給體制進行改革，即變“普九”教育由縣、鄉財政承擔為中央與縣、鄉共同承擔，具體劃分可考慮是：縣、鄉財政主要負責“普六”，中央財政負責剩下三年的教育責任。或者采取差別責任制，例如：在經濟發達地區，由縣、鄉財政承擔全部“普九”教育；在經濟不發達地區，或鄉鎮財政規模有限地區，初中三年教育由中央財政負擔；在經濟發展一般地區，由縣、鄉財政和中央財政共同承擔三年初中教育。事實上，目前中央財政已經負擔了一部分貧困地區的“普九”教育，上述改革并不會大幅度增加中央財政的負擔。與此同時，在農村教育中還可以通過合班并校、合理定員、競爭上崗、擇優選聘等措施，調整

優化農村中小學布局，精簡優化教師隊伍。按照危房改造同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相結合的思路，調整農村中小學布局。從實際出發，本著“小學就近入學、初中相對集中、優化教育資源配置”的原則，合理規劃和調整學校布局。以使農村教育資源的配置更加科學化。

四、健全鄉鎮財政職能，完善鄉鎮財政體制

完善鄉鎮財政職能，核心是明確鄉鎮的財權和事權，減少目前部分事權交叉和錯位的現象，對不宜由上級政府包攬的事項要逐步下放；對適宜于上級財政的事權要果斷上收，不應采取與地方共擔或變相讓地方負擔的辦法。在鄉鎮財政體制的形式上，要允許各地結合實際制定相應的財政體制。在稅種的劃分上，允許鄉鎮有固定的、有增長彈性的、充裕的財源，甚至基礎較好的鄉鎮，可以試行向“完全”的分稅制體制過渡，將營業稅、鄉鎮企業所得稅、房產稅、部分增值稅等作為鄉鎮固定收入；一般性

鄉鎮可實行目前的“雙軌制”，可把未完全取消的農業稅、城建稅作為共享收入。鄉鎮遞增上繳比例要適度。同時，要完善縣以下的轉移支付制度，對貧困鄉鎮和因不可抗力影響而受災的鄉鎮實行特殊的轉移支付制度。

五、進一步完善轉移支付制度

“后農業稅時代”，在稅制結構沒有大的變動的情況下，彌補鄉鎮財政缺口的一個最重要辦法，就是依靠轉移支付。

現行的轉移支付制度存在規范性、與分稅制的協調性、力度不夠等一系列的問題，許多應由上級轉移支付解決的，卻通過鄉鎮政府征收稅費來解決。完善轉移支付制度，需要在轉移支付的目標、形式和過渡期轉移支付辦法等方面予以展開。在目標上，首要的是保證不同經濟發展水平鄉鎮和不同收入階層能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務。在形式上應建立一種以一般性轉移支付為重點，以有條件轉移支付相配合，以特殊轉移支付作為補充的復合形態。

轉移支付需要同時考慮財政能力與財政支出需求。鄉鎮應得轉移支付額，是地區支出需求與地區財政能力及其從中央或省得到的其它轉移支付如專項撥款的差額。測量支出需求首當其沖的是鄉鎮職能問題，且一般僅包括經常性支出需求，不包括資本性項目需求。

六、實行鄉鎮債務專項管理，分步、有序解決鄉鎮欠債問題

鄉村債務問題已成為鄉鎮經濟發展的桎梏，也成為鄉鎮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阻礙。因此，在“后農業稅時代”，必須實行鄉鎮債務專項管理，分步、有序解決鄉鎮欠債問題。目前，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對鄉鎮債務進行處理和消化：第一，實行鄉鎮債務專項管理。在鄉鎮財政的上一級財政管理部門設立專門的鄉鎮債務項目并進行封閉管理，以便通過其它方式逐步消化和解決。第二，分步、逐項，先易后難消化鄉鎮債務。剝離鄉鎮政府債務要依據鄉鎮政府債務形成的原因來進行。對那些因為響應國家

號召，并在國家推動下必須完成農村公共品和服務建設項目所形成的債務，或者中央政府有責任承擔的農村公共品建設項目，如農村“普九”教育達標建設所形成的債務，應該首先給予消化和解決。消化鄉村債務的一些具體做法和方案是：①通過建立專項教育基金或發行國債的方式，專款用于消化鄉鎮政府教育債務；②通過專門的轉移支付，對一些本應由中央政府承擔的公共品建設，卻由鄉鎮政府承擔形成的債務進行消化；③通過轉移支付的形式，消化政策形成的債務；④對鄉鎮政府因發展地方經濟而形成的債務，則需要在進一步研究的基礎上，找到切實可行的消化途徑。在這一途徑沒有找到之前，對這一債務進行封閉管理。第三，實行債權人優先排序的消化債務策略，維護社會的穩定。無論從維護社會安定的角度，還是從償還債務的難易程度的角度考慮，應該將個人、企業和社會團體放在優先還債的位置上。

第四篇：后農業稅時代：鄉鎮財政的困境與出路

后農業稅時代：鄉鎮財政的困境與出路

關鍵詞：鄉鎮；財政；農業稅；改革

××年月日至日，全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好范文，全國公務員公同的天地www.tmdps.cn中央在年以來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基礎上，決定從今年起全面取消農業特產稅，推進減征、免征農業稅改革試點，用五年時間在全國范圍內全

面取消農業稅，同時推進綜合配套改革。今后的五年里，農民負擔將進一步減輕，改革的效果也將進一步明顯。但農村稅費改革在減輕農民負擔的同時，也將進一步減少鄉鎮政府的收入，加劇了鄉鎮財政的收支矛盾，使鄉鎮財政在“后農業稅時代”陷入困境。

（一）“后農業稅時代”鄉鎮財政的困境及表現

農村稅費改革的基本內容是“三項取消”、“兩項調整”、“一項改革”，全面取消農業特產稅，用五年時間在全國范圍內全面取消農業稅。這樣，在分稅制改革中稅收收入被大大縮減后，農村稅費改革連鄉鎮財政向農民收費、集資的口子也扎緊了，有效地堵住了“三亂”之源頭。但鄉鎮財政在三大塊資金收入同時大量削減的情況下，也難以為繼，資金缺口問題終于“浮出水面”，“三個缺口”——預算內缺口、預算外缺口及自籌資金缺口，成為鄉鎮政府正常運作的桎梏。其具體表現為：

一、農村社會公共產品和公益事業資金短缺

在取消“三提五統”和各種集資攤派后，又取消農業特產稅和農業稅，鄉村興辦公益事業，如農村教育、衛生、交通、通訊、基礎設施等面臨新的困難。國家轉移支付的數額有限，不可能對所有鄉村的所有項目都照顧到，而按照“一事一議”籌資籌勞的政策規定來解決農村公益事業的發展問題，由于標準低、數額小，與實際需要相差甚遠，加之具體操作難、落實難等因素，就必然導致一些鄉村，特別是農業縣鄉村和貧困地區鄉村難以興辦公益事業，農民生產、生活條件的改善難以實現。

第一，農村義務教育經費嚴重不足。

農村義務教育的經費主要來源于三方面：一是鄉鎮財政撥款；二是向農民征收“三提五統”中的一項，即“教育附加費”；三是向農民征收的“教育集資”。而農村稅費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取消了以鄉村兩級辦學為主的鄉鎮統籌、各類教育集資和一些教育方面的收費項目，顯然這將導致教育投入大幅度減少。改革后農民承擔的教育負擔明顯減少，鄉鎮教育經費缺口則明顯擴大。將對今后一定時期農村教育質量提高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可低估。雖然在“后農業稅時代”鄉鎮教師的工資改由縣（市）統一發放，從而有可能在短期內有效地解決教師工資的拖欠問題。但是，由于我國半數以上的縣級財政狀況并不樂觀，以及多數地方仍由各鄉鎮全部或部分解決國家規定發放的各種補貼，財政狀況差的鄉鎮無法保證補貼的足額發放，鄉鎮教師的工資問題還是沒有從根本上解決。

第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支出缺口較大。

農村稅費改革取消了鄉鎮道路建設費、集資和村提留，鄉鎮道路的建設要求列入鄉鎮財政預算，村級道路的修建，則通過村民“一事一議”方式加以解決。對于大部分鄉村來說，交通是這些地區經濟發展的瓶頸，道路修建任務繁重，在稅費改革大幅度地減少了鄉鎮財政收入、上級轉移支付量又與道路修建實際所需資金量相去甚遠且人員經費都存在嚴重缺口情況下，再擠出一塊經費來安排鄉鎮道路建設支出似乎不太現實。同樣，對于農村水利設施建設、土地治理等方面的支出，稅費改革后，鄉鎮財政同樣是捉襟見肘。雖然自年起，中央和地方各級財政都加大了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但這塊轉移支付大都是有條件的，即需要鄉鎮財政按一定比例配套。在有收費權的情況下，鄉鎮可通過向農民集資和解決，但收費權取消后，大部分鄉鎮都無力解決配套資金。

第三，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將受到較大沖擊。

目前，我國除村級經濟發達鄉鎮基本建立了以村級經濟為依托、鄉鎮財政給予補助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外，大部分鄉鎮農村社會保障還只停留在軍烈屬優撫、五保戶供養的層面上，尚未建立完善的保障支出體系，并且就目前對軍烈屬優撫、五保戶供養的支出，也來源于農民的統籌資金。“后農業稅時代”對大部分鄉鎮而言，若上級政府轉移支付不到位，不要說建立完善的保障支出體系，就連現有的軍烈屬優撫、五保戶供養都將出現資金缺口。

第四，農村文化、衛生等其他農村公益事業支出無保障。

稅費改革前對這方面的資金投入本來就很有限，進入“后農業稅時代”更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二、收支不平衡，運轉難保證

農業稅逐漸取消，將進一步擴大鄉鎮財政的不平衡，使鄉鎮（村）政權的正常運轉難以維系。

一方面，鄉鎮財政收入增加難。

一是鄉鎮的經濟基礎薄弱，農村產業結構單一，商品化農業規模小，應對市場沖擊的能力比較差。鄉鎮收入構成以農業稅為主，缺乏支柱稅源，工商稅收占鄉鎮財政收入比重很小，財政收入

增長潛力有限。二是從今年起對煙葉以外的農業特產品不再征收農業特產稅，農業稅逐步降低稅率并在五年內取消，鄉鎮財政失去了原來的主要收入來源。三是分稅制改革后，留給地方的是一些小稅種，稅源零散，結構復雜，征管成本高，難度大，數額小，增長潛力有限。四是農村基礎建設滯后，支農投入有限，制約了農村經濟發展和財政收入增長。五是上級與鄉鎮在維持運

轉和發展經濟及社會事業發展中，各自的職能及事權劃分不清，財權與事權不統一的問題十分突出。六是農業稅新的“空掛”不斷增加，一些鄉鎮采取借（貸）、干部拿工資墊交、用附加抵交正稅等辦法對上完成預算收入任務，隱藏著大量的“上清下不清”問題，稅費尾欠連年存在，越積越多，從而影響財政收入的質量。

另一方面，鄉鎮支出經費口徑依舊

農業稅改革后以農業為主的鄉鎮財政財力在前一段稅改時普遍減少的基礎上進一步削弱，而上級核定的稅改轉補資金有限，鄉鎮財力的有限性與事權的無限性的矛盾越來越突出，保工資、保運轉面臨著很大的困難。鄉鎮層面上，鄉鎮行政管理費支出主要包括鄉鎮人大、鄉鎮政府各職能機構的各項經費支出以及維護農村社會秩序所發生的農村治安費用。在目前政府職能還沒轉變，鄉鎮機構改革沒有到位之前，農村稅費改革的實施，無疑給了靠預算外收費來維持運轉的鄉鎮機構致命的一擊。農村稅費改革“革”了鄉鎮機構收費的“命”，日后如何保證足夠的資金維持機構運轉便成了一大難題。村級層面上，原稅改轉補資金十分有限，只能考慮村干部工資，村內其他組織人員工資無暇考慮，致使村級基本運轉沒有財力保障。在今年，特產稅取消和農業稅下調稅率后村級收入又將進一步減少，村級組織運轉困難的局面進一步加劇。由于農村稅費改革，村組干部報酬普遍偏低，就會導致農村沒人愿意當村組干部的現象，造成村級工作難以正常開展。

三、鄉村債務負擔難以消化，且有增大趨勢

據有關部門統計，在××年全國鄉鎮債務高達億元，平均每個鄉鎮近萬元，如果再考慮村級債務，數字恐怕還要翻一番。與此同時，鄉鎮財政的債務問題也隨著稅費改革的深入完全“顯性化”。鄉鎮財政的債務問題由來已久，只是由于農村稅費改革把問題由“幕后”推向“前臺”而已。鄉鎮財政債務資金的來源一般有向上級財政的各類借款、向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貸款、統籌中借款和向企業、個人借款以及各項拖欠款；其用途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農村基本建設支出，包括農村中小學建設和農村道路、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政績工程”、“形象工程”；二是補充鄉鎮政府的日常開支包括會議費、招待費、報刊征訂、干部培訓、差旅費等；三是補充鄉鎮各部門經費的不足。這些借款和欠款，農村稅費改革前鄉鎮財政還可以利用費收入機制，通過向農民收費逐年予以償還。而農村稅費改革后，一方面鄉鎮財政收入減少，鄉鎮在維持鄉鎮政府運轉的基本需要方面尚留有缺口，有可能導致新的債務出；另一方面，取消向農民收費，切斷了鄉鎮預期的還款途徑，且短期內屬于鄉鎮財政的農村工商稅又不可能大幅增加，鄉鎮財政面臨的歸還債務本金和債務利息的壓力和風險陡然加大。可見，對于原本就負債的鄉鎮財政，農村稅費改革更是“雪上加霜”。若沒有可行的解決良策，必將使負債鄉鎮重新將手伸向農民，造成農民負擔的反彈，導致農村稅費改革失去應有的意義。

（二）“后農業稅時代”鄉鎮財政走出困境的出路

進入“后農業稅時代”，鄉鎮財政如果沿著稅費改革前的老路繼續走下去，是不可能有出頭之日的。要使鄉鎮財政順應改革的步伐，與新的經濟形勢相適應，就必須對鄉鎮的收支體制進行一系列的改革。

一、精簡機構、削減冗員，減輕鄉鎮財政負擔

據統計，我國財政供養人員中，由縣鄉財政供養的部分約占到％。而同期縣鄉財政收入只占到全國財政收入的％。在縣鄉財政支出中，人員及公用經費一般要占可用財力的％左右。另據統計，鄉鎮一級需要農民養活的人員約．萬人，平均每個農民就要養活一名干部，因機構臃腫給農民造成的負擔占農民實際負擔的％左右。

全面取消農業稅后，中央財政本來就面臨壓力，很難再通過轉移支付去養一些“閑機構”和“閑人”，因此，縣鄉機構臃腫的現象必須改變。必須按照小政府大社會的原則，推進鄉鎮區劃調整和機構改革，同時科學合理地確定鄉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利用免征農業稅的機遇對鄉鎮機構進行改革調整，消除機構臃腫，分流和精簡鄉鎮人員，提高工作效率，減輕財政負擔。

目前，從可操作的角度看，撤鄉并鎮應是一條可行的途徑。國家發改委副主任王春正在××年月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報告時指出，到××年底，我國已經有個省份完成了鄉鎮撤并工作，全國鄉鎮總數由撤并前的個減少到個。也就是說從年開始，中國五年間撤并了多個鄉鎮，平均每天撤并個鄉鎮。當前我國行政機構設置本身存在著撤鄉并鎮的基礎和可行性。同時，撤鄉并鎮也符合我國農村城鎮化的大趨勢。撤鄉并鎮，首先應將那些人口規模和經濟總量比較小的鄉鎮合并。其次應按照城鎮化的要求，以那些具有發展成為城市的鄉鎮為核心進行合并。對那些暫時不具備合并條件，但又不夠建立鄉鎮財政條件，或建立鄉鎮財政后比較困難的鄉鎮，可考慮撤消鄉鎮財政，建立鄉鎮財務，待條件成熟后再建立鄉鎮財政。

同時按照精減、統一、效能的原則，合理確定鄉鎮職能、機構設置和人員編制。清退鄉鎮聘用人員，裁減超編人員，對現有干部實行民主推薦、競爭上崗、擇優錄用。同時，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科學界定鄉鎮政府的職能和機構設置，切實減少行政審批，從抓生產經營，催種催收，真正轉變到落實政策、行政執法、提供服務上來。

二、改革農村社會公共產品和公益事業投資體制

進入“后農業稅時代”，農村社會公共產品和公益事業的體制主要由國家轉移支付及村民“一事一議”方式加以解決。從國家轉移支付角度來看，××年國家測定的全國農業稅及特產稅的總額為近億，也就是說國家轉移支付的資金總額在五年內每年可能不會超過個億。而實際情況是鄉鎮資金在稅費改革后的缺口每年將在億以上。保工資、保運轉已成當務之急，已無財力對農村社會公共產品和公益事業進行投資。從“一事一議”角度來看，標準低、數額小，與實際需要相差甚遠，加之具體操作難、落實難，解決不了什么問題。所以農村社會公共產品和公益事業的投資體制必須進行改革。要大力鼓勵個人出資參與公共品供給，緩解鄉村公共品供求矛盾。從當前我國農村一些鄉村公共品供給的實際情況看，即使在經濟不發達地區甚至貧困地區，個人已成為鄉村公共品供給的一個重要來源，對鄉鎮財政起到了拾遺補缺的作用。因此，制定能夠充分調動個人參與鄉村公共品供給的政策，鼓勵個人出資，可以緩解當前鄉村公共產品供給嚴重不足的狀況。具體鼓勵政策可包括以下幾方面：第一，制定一定的稅收優惠政策。稅收優惠鼓勵的具體做法可以是：根據個體和私營企業對公共品生產投入的規模和重要程度，確定它們在所得稅和其他地方稅征收中的抵扣或減免比例。投入規模越大，抵扣或減免比例越大。第二，利用冠名權和建碑、立傳的形式，鼓勵個人、私營企業出資參與公共品生產。第三，對在鄉村公共品建設上有突出貢獻的個體和私營企業給予政策傾斜，切實解決它們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難。第四，提高在鄉村公共品建設上作出突出貢獻的個體和私營企業主的社會地位。

三、調整教育資源配置，推進農村教育改革

“后農業稅時代”，鄉鎮財政發生著巨大的變化。由于財力的因素，農村教育資源的配置需重新進行調整。在農村教育上，首先要重新就中央財政和鄉鎮財政職能定位，這樣更有利于解決當前乃至今后在這農村教育方面供給不足的問題。目前，在縣、鄉財政能力普遍不足的情況下，縣、鄉很難勝任全部農村“普九”教育的責任，因此，有必要對現行農村教育供給體制進行改革，即變“普九”教育由縣、鄉財政承擔為中央與縣、鄉共同承擔，具體劃分可考慮是：縣、鄉財政主要負責“普六”，中央財政負責剩下三年的教育責任。或者采取差別責任制，例如：在經濟發達地區，由縣、鄉財政承擔全部“普九”教育；在經濟不發達地區，或鄉鎮財政規模有限地區，初中三年教育由中央財政負擔；在經濟發展一般地區，由縣、鄉財政和中央財政共同承擔三年初中教育。事實上，目前中央財政已經負擔了一部分貧困地區的“普九”教育，上述改革并不會大幅度增加中央財政的負擔。與此同時，在農村教育中還可以通過合班并校、合理定員、競爭上崗、擇優選聘等措施，調整優化農村中小學布局，精簡優化教師隊伍。按照危房改造同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相結合的思路，調整農村中小學布局。從實際出發，本著“小學就近入學、初中相對集中、優化教育資源配置”的原則，合理規劃和調整學校布局。以使農村教育資源的配置更加科學化。

四、健全鄉鎮財政職能，完善鄉鎮財政體制

完善鄉鎮財政職能，核心是明確鄉鎮的財權和事權，減少目前部分事權交叉和錯位的現象，對不宜由上級政府包攬的事項要逐步下放；對適宜于上級財政的事權要果斷上收，不應采取與地方共擔或變相讓地方負擔的辦法。在鄉鎮財政體制的形式上，要允許各地結合實際制定相應的財政體制。在稅種的劃分上，允許鄉鎮有固定的、有增長彈性的、充裕的財源，甚至基礎較好的鄉鎮，可以試行向“完全”的分稅制體制過渡，將營業稅、鄉鎮企業所得稅、房產稅、部分增值稅等作為鄉鎮固定收入；一般性鄉鎮可實行目前的“雙軌制”，可把未完全取消的農業稅、城建稅作為共享收入。鄉鎮遞增上繳比例要適度。同時，要完善縣以下的轉移支付制度，對貧困鄉鎮和因不可抗力影響而受災的鄉鎮實行特殊的轉移支付制度。

五、進一步完善轉移支付制度

“后農業稅時代”，在稅制結構沒有大的變動的情況下，彌補鄉鎮財政缺口的一個最重要辦法，就是依靠轉移支付。

現行的轉移支付制度存在規范性、與分稅制的協調性、力度不夠等一系列的問題，許多應由上級轉移支付解決的，卻通過鄉鎮政府征收稅費來解決。完善轉移支付制度，需要在轉移支付的目標、形式和過渡期轉移支付辦法等方面予以展開。在目標上，首要的是保證不同經濟發展水平鄉鎮和不同收入階層能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務。在形式上應建立一種以一般性轉移支付為重點，以有條件轉移支付相配合，以特殊轉移支付作為補充的復合形態。

轉移支付需要同時考慮財政能力與財政支出需求。鄉鎮應得轉移支付額，是地區支出需求與地區財政能力及其從中央或省得到的其它轉移支付如專項撥款的差額。測量支出需求首當其沖的是鄉鎮職能問題，且一般僅包括經常性支出需求，不包括資本性項目需求。

六、實行鄉鎮債務專項管理，分步、有序解決鄉鎮欠債問題

鄉村債務問題已成為鄉鎮經濟發展的桎梏，也成為鄉鎮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阻礙。因此，在“后農業稅時代”，必須實行鄉鎮債務專項管理，分步、有序解決鄉鎮欠債問題。目前，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對鄉鎮債務進行處理和消化：第一，實行鄉鎮債務專項管理。在鄉鎮財政的上一級財政管理部門設立專門的鄉鎮債務項目并進行封閉管理，以便通過其它方式逐步消化和解決。第二，分步、逐項，先易后難消化鄉鎮債務。剝離鄉鎮政府債務要依據鄉鎮政府債務形成的原因來進行。對那些因為響應國家號召，并在國家推動下必須完成農村公共品和服務建設項目所形成的債務，或者中央政府有責任承擔的農村公共品建設項目，如農村“普九”教育達標建設所形成的債務，應該首先給予消化和解決。消化鄉村債務的一些具體做法和方案是：①通過建立專項教育基金或發行國債的方式，專款用于消化鄉鎮政府教育債務；②通過專門的轉移支付，對一些本應由中央政府承擔的公共品建設，卻由鄉鎮政府承擔形成的債務進行消化；③通過轉移支付的形式，消化政策形成的債務；④對鄉鎮政府因發展地方經濟而形成的債務，則需要在進一步研究的基礎上，找到切實可行的消化途徑。在這一途徑沒有找到之前，對這一債務進行封閉管理。第三，實行債權人優先排序的消化債務策略，維護社會的穩定。無論從維護社會安定的角度，還是從償還債務的難易程度的角度考慮，應該將個人、企業和社會團體放在優先還債的位置上。

第五篇：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中小企業發展策略分析

摘要：對我國中小企業而言，后金融危機時代是機遇與挑戰并存的時代。本文從中小企業地位入手，闡明中小企業發展對于經濟增長、技術創新和充分就業的重要作用，進而在分析后金融危機時代的機遇和挑戰的背景下，有針對性地提出我國中小企業發展的對策。關鍵詞：后金融危機 中小企業 對策

一、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小企業發展的必要性

中小企業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截至2009年底，占我國企業總數99％以上的中小企業不僅創造了一半以上的GDP，還是推動技術創新的主力。據統計，中小企業創造的最終產品和服務價值占全國的60％以上，繳納稅金占全國的50％，發明專利占全國的66％。研發的新產品占全國的82％，外貿出口占全國的68％。

中小企業是緩解就業壓力，保持社會穩定的基礎力量。中小企業中多以勞動密集型企業為主，是吸收就業的主要載體，2009年中小企業提供了75％以上的城鎮就業崗位。受金融危機打擊，中小企業經營狀況惡化，不僅對經濟造成損失，還導致失業率上升，甚至還有可能引發社會不穩定因素。

鑒于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增長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明確我國中小企業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的發展策略是保持國民經濟穩定增長、充分擴大勞動就業、進一步促進企業創新的關鍵所在。

二、后金融危機時代的機遇與挑戰

隨著世界各國多項經濟刺激計劃逐步見效，金融危機的最壞時刻已然過去，就目前各國經濟發展現狀而言，還很難說已步入復蘇階段，所以這個金融危機之后、經濟復蘇之前的特殊時期被稱之為后金融危機時代。基于這一時期的特殊性，國內外宏觀經濟環境為我國中小企業發展提供了許多有利機會，同時仍有一些不利因素會制約中小企業的發展。

(一)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小企業的發展機遇貿易回暖。海關統計資料顯示，2010年1季度，我國外貿出口3161.7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8.7％。3月份，外貿出口1121.1億美元，同比增長24.3％，出口價格總體上漲

1.4％，結束了自去年2月份以來連續13個月的下跌局面。貿易回暖，市場利好為我國中小企業恢復生產能力，擴大生產規模提供好良好的外部環境。產業結構升級。金融危機使低成本的外向型生產模式逐漸失去競爭力，為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國外向型企業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提供了良好的外在壓力和內在動力。海外并購。通過海外并購，不但可以以低成本獲得以往難得的技術、利用國外的優勢資源，還可以依托國外品牌加快企業的發展。后金融危機時代依然是中國企業難得的國際化機遇。拓展市場空間。受金融危機打擊，不堪壓力退出市場的中小企業為實力較強的企業在后金融危機時代拓展市場提供了市場空間。企業的多樣化經營，也可以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享受到更多的市場，獲得更多的利潤。政策扶持。為應對危機，我國各級政府相繼出臺多項有針對性的扶持政策，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危機對中小企業的負面影響。這些扶持政策體系為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中小企業的發展創造了更為優惠的環境。

(二)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小企業面臨的挑戰貿易保護。目前，世界經濟雖在一定程度回暖，但各國經濟增長仍面臨巨大壓力。

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各國頻繁的貿易保護措施，已影響到我國出口，使出口型中小企業蒙受損失。2009年1-8月共有17個國家和地區對中國發起79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金額突破百億美元。在2010年全球新啟動的15項貿易保護政策中，有10項針對中國商品，比例高達67％。中國已成為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首要受害國。成本上升。2010年1季度，我國外貿出口雖然同比增長，但同期的外貿進口增長幅度更大，進口額達到3016.8億美元，同比增長64.6％，進口價格總體上漲15.7％，其中，3月份進口價格總體上漲17.6％，較2月份漲幅提升2個百分點，連續4個月漲幅提升。進口商品價格的上漲，必然會使進口原材料價格提高，成本的上升自然會使企業利潤減少，進而影響出口產品價格低廉的競爭優勢。相對于美元和歐元的貶值，人民幣相對升值，提高了我國出口產品價格，傳統競爭優勢遭到削弱。融資困難。根據北京市工商聯2010年的調查，中小企業發展中資金靠自身積累的占86％，感到資金壓力大和融資渠道少的超過5成。我國中小企業仍然面臨資金匱乏、求貸無門的窘境。品牌弱勢，缺乏自主知識產權。沒有自主品牌的貼牌生產附加值小，利潤率低。缺乏自主知識產權的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可替代性強，如果對中國產品實行貿易制裁，可以很快在其他國家找到替代中國的產品，這樣，使用貿易救濟措施、制裁中國出口產品的成本和代價較低，濫用貿易救濟措施才會越來越盛行。

三、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中小企業發展的對策

如前所述，后金融危機時代機遇與挑戰并存，中小企業一方面要及時把握機會，促進自身更好更快的發展：同時也要勇于面對挑戰，積極增強企業自身實力。就現實情況而言，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中小企業發展既需要企業自身的努力，也需要國家政策上的引導、扶持和資助。

(一)企業對策實行成本控制。有效進行成本控制要在采購、生產和銷售三個環節上下功夫。首先在采購環節上。通過有效的采購模式控制采購成本。其次，通過提高生產效率和資產使效率、降低折舊率、減少次品和廢品數量及避免產品積壓等措施控制生產成本。第三，通過準確定位產品市場、產品需求，選擇有效的產品營銷方式節約銷售成本。此外，還要控制管理成本、辦公費用等其他成本。實行品牌戰略。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小企業發展的重點在于實行品牌戰略，進行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和制度創新，其中尤以技術創新為主。企業不但要提高自身技術消化和轉化能力，還要培育研究團隊，掌握核心技術，研發高附加值產品。以技術創新打造品牌基礎，管理創新樹立品牌形象。制度創新提供品牌保障。發展網絡營銷。后危機時代是中小企業加快發展網絡營銷的機會：可以建立企業電子商務網站：通過網絡廣告聯盟擴大銷售空間和渠道：利用阿里巴巴、慧聰網等第三方網絡平臺，向各類企業提供產品采購、銷售服務：還可以采用電子郵件營銷方式，與顧客建立更為緊密的在線聯系。通過充分運用網絡營銷，提高企業產品競爭能力和市場占有率。4 開發多元化市場。單一的銷售市場使我國中小企業特別容易受到銷售市場所在國經濟運行狀況的影響。因此，積極開拓多元化市場，才能夠有效分散市場風險。我國中小企業應積極開拓中東、非洲、拉美地區以及印度、俄羅斯等國家和地區的商品銷售市場，并進行多方面的合作與交流。進行海外并購。利用金融危機的影響進行海外并購，有利于實現企業低成本擴張，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和高層次人才以及擴大企業發展空間、完善企業結構。但如果并購失利也會影響企業的發展。因此，進行海外并購要符合企業自身的發展戰略，要選擇優良資產，還要重視并購后的消化與吸收。

(二)國家扶持推動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就目前形勢而言，大量的低端產業仍是我們長久發展的基礎，因此，一方面要加快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群，支持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生物、醫藥、節能環保等新興產業發展，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另一方面要以技術創新來改造傳統產業，提高出口產品核心競爭力，并引導企業間技術創新與合作，促進區域經濟協作。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困難。政府要加大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信貸投資力度，對有一定科技含量和良好發展前景的中小企業優先給予扶持；擴大抵押品的覆蓋范圍，允許中小企業以股權、商標專用權、專利權、排污權等作為抵押物向銀行貸款；完善風險補償機制，支持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融資；積極推動企業上市，拓寬融資渠道。還要加大出口信用保險力度，并為適應不同的市場、客戶、產品適時推出新保險產品。此外，爭取利用民間資本也是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重要途徑。保持穩定的出口退稅政策。后金融危機時代，出口貿易雖呈現轉暖態勢，但仍有諸多不明朗因素，國家仍要保持在金融危機嚴重時期出臺的各項出口退稅政策，并據各行業的不同特點靈活、合理地制定相關的出口退稅率，對中小企業的發展繼續給予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