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港口產業有效參與國際競爭的戰略與對策

中國港口產業有效參與國際競爭的戰略與對策

2003年12月3日至4日，由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和深圳商報社主辦，《港口經濟》雜志社和鹽田國際集裝箱碼頭有限公司協辦的“2003年中國港口經濟論壇——經濟全球化與中國港口產業發展面臨的機會和挑戰”在中國腦庫金湖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參加本次論壇的有國家有關部門、港口城市領導及深圳市有關領導，港航業主管部門領導，參加“孫冶方經濟科學獎頒獎大會”的經濟學家、研究港口和港口經濟的專家學者，港口管理、營運、投資企業的代表約200人。

本次論壇的宗旨主要是討論和研究如何增強港口經濟整體推動力，提升港口經濟國際競爭力，以參與港口經濟全球一體化；進一步認識港口經濟與國家戰略、區域整合的關系，剖析中國港口產業有效參與國際競爭的戰略與對策，推動中國港口業在全球化與中國對外開放的新格局中健康發展并發揮越來越強的作用。

經濟全球化與中國對外開放新格局

面對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中國經濟在全球中的地位和作用顯得越來越重要，現代港口經濟已成為支持世界經濟、國際貿易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國際港航業市場逐漸融為一體，中國港口在全球資源流通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國在國際分工體系中新的定位和作用是什么，全球制造業中心與國際樞紐港的關系，港口經濟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戰略地位如何，港口經濟如何對國家整體經濟的發展發揮更大作用，中國參加國際競爭將應對什么樣的挑戰等都是與會代表關注的問題。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指出，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合作互相促進的趨勢正日益明顯。我國正是在加入WTO那一年，同時提出和東盟之間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建議，中國為與亞洲地區區域經濟合作正在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而珠江三角洲、大珠江三角洲包括香港、澳門跟東盟關系更加密切，這些地區的港口所起的樞紐作用也就非常大。尤其是內地與香港、澳門CEPA之簽署，珠江三角洲港口及港口城市承擔著非常重要的任務，如何使這一地區包括港、澳地區盡快形成開放度更大、各種壁壘更小的自由貿易區架構事關重大。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郭克莎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在經濟全球化時代面對的是一個開放和競爭的世界，既可以利用全球資源和國際市場，又面對跨國公司的競爭。港口經濟在工業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重要。一個國家或地區港口經濟的發展和競爭力，越來越影響著其制造業的發展和競爭力。區域工業與臨港工業的聯動性在增強。工業化進程快的國家或地區，港口經濟擴張迅速，而港口經濟發展快，也對工業化起促進作用，我國許多港口城市包括沿海地區為什么發展得快，和這個問題有很大關系。吳敬璉指出，21世紀的競爭將是供應鏈之間的競爭，綜合物流迅速發展，“交通”與“流通”相聯系，無疑使港口城市成為綜合物流的中心，世界物流網絡的中心。港口、海運、集裝箱運輸等這些流通樞紐點和流通形式，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會越來越重要，需要我們用更多的力量去研究它，以加快港口經濟的發展。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副事理長兼秘書長李羅力認為，隨著中國與世界經濟的關系越來越緊密，港口已成為我國許多地區和城市發展經濟的重要資源，港口的建設與發展，港口經濟的繁榮與活躍日益成為國家和地區關注的熱點。貿易的自由化和我國制造業的迅速發展為我國的國際性港口城市和港口經濟發展提供了機遇，但與此同時也面臨著諸多改革與創新問題需要解決。與會專家認為，發展港口經濟對國家整體經濟和地方經濟發

展的意義是重大的。面對經濟全球化，在宏觀上使港口業取得一個有利的競爭地位非常重要，因為這是提高我國出口競爭力的需要，增強對外資吸引力的需要，也是加工貿易提高附加值的需要。港口經濟說到底也是區域發展問題，以港定市，以港興市是重點。

在討論我國港口經濟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問題時，與會專家一致認為，中國經濟發展中港口和港口群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理由是中國的對外貿易無論從出口還是進口而言在未來都有很大的發展。郭克莎認為，我國制造業的擴張無疑給港口經濟帶來機遇。全方位開放下的制造業擴張，世界制造業基地形成的過程，必將對海運和港口業產生巨大的需求（目前海運占外貿運輸的85％），與其他運輸方式和基礎設施相比，海運和港口業的發展，會獲得更大的機遇。特別是近幾年，我國制成品出口的高速增長帶動了集裝箱吞吐量的高速增長，港口泊位超負荷運作，說明港口業有很大的擴展空間。新的重化工業化進程也將推動港口經濟高速擴張，因此，港口業需要提高超前發展系數，同時區域性臨港工業的擴張也將促進港口經濟的發展。總之，新環境和新需求將促使我國港口經濟進入一個大發展時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部副部長隆國強在分析全球化之所以給中國港口經濟發展帶來歷史性機遇時指出，一是東亞地區跨國投資和產業轉移方興未艾，中國從1993年開始一直是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近三年是全球第二，截至今年10月底累計有400多億，由此帶來大量新制造業活動；二是我國大量的外商投資是出口導向型的，因此對國際物流提出了很強烈的要求，亞洲特別是中國出口增長速度很突出，由改革開放之初全球第32位貿易國家，躍至去年的第5位，今年有可能變成第3位貿易大國。貿易的發展帶來我國港口經濟的發展。中國制造業基地還會繼續發展，與此同時，大型跨國公司又開始把中國作為國際物流中心，所有這些都必然導致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下，港口經濟必將面臨難得的歷史發展機遇。新時期港口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表現在我國加入WTO后，隨著外資可以從事海運服務和港口服務和合資港口碼頭的中方控股規定被取消，跨國公司的進入對我國港口經濟發展的沖擊將是明顯的，同時外資的進入也會影響或者改變我國港口之間的競爭格局。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跨國公司可以利用我們港口之間的競爭，來實施它的投資和經營戰略。中國港口面臨最重要的挑戰就是東亞其他港口的競爭，比如釜山、高雄、神戶是我們要成為國際樞紐港的競爭對手。在貨流大量增長的時候，正是改變格局的關鍵時候。而當某一個地方成為國際樞紐大港以后，一旦分工格局固化下來，就很難改變。最大的挑戰還在于由于我們體制的障礙。應該說到目前為止，中國內陸的幾個大港還不能稱之為國際樞紐大港。由于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主要的航運戰場，國際競爭非常激烈。此同，我們還存在著內耗，在誰能成為樞紐港和干線港的問題上不能光憑主觀愿望，而要科學規劃，準確定位，避免行業內部的惡性競爭。

交通部水運司副司長張國發指出，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集裝箱發展也提出了一些新要求：一是有接納大型化船舶的優良深水碼頭，二是高效率的集裝箱港內周轉，三是完善的公路、鐵路、內河、沿海運輸系統，四是便利的分撥設施和配送倉庫，五是良好的社區環境，六是便捷的通關環境。為了滿足上述要求，中國的港口亟需進行體制改革、費收改革，港口功能調整，產權結構調整和加快運輸網絡系統建設。另外港口的公共安全和環保問題也應備加關注。

中國港口業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及其解決思路

中國港口群雄并起，港口經濟進入了高速增長期。雖經過幾十年的建設，我國的港口經濟已經有了長

足的發展，但在發展過程中政策、體制、機制、結構和整體素質等方面仍有待完善和改革調整，如何加快這一進程，使港口企業成為合格的市場經濟的主體已成為當務之急。中國港口行業的改革依然任重道遠。上海海運學院劉偉教授認為，中國港口經濟的發展離不開規模經濟，而港口規模經濟不像一般生產企業，它是生產經濟規模和經營經濟規模的統一。在經濟全球化中，發展港口規模經濟是必然趨勢，因為國際海運生產運輸的特點造成了國際航運的船舶大型化、集裝箱化，國際港口就呈現了樞紐化、深水化。港口業正從單一服務功能向綜合物流服務拓展，港口在全球范圍內調動資源配置，發揮樞紐作用越來越明顯，因此，港口所造成的影響對于國際經濟來說是相當重要的。與港口規模經濟相對的主要問題是“小、散、亂、差”，港口各自為政、財力、物力、人力分散，他建議：1.發展集裝箱運輸，提高規模經濟效益。2.建設國際樞紐港，但不是大家都來建設，那樣反而不經濟。3.加強港間合作和聯盟，使之競爭有序，相互補充、相互支持協調。4.拓展港口物流功能。5.協調港珠一體化發展。6.強化港口社會效益最大化理念。21世紀全球化環境下港口規模經濟的主題是環保、安全和人性化。7.與貨主、船東和相關企業結成更加緊密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8.發揮港口經營規模經濟優勢，“以港建港”。

上海海運學院宗蓓華教授在分析中國港口產業競爭力時指出，中國港口產業的競爭力雖然在運輸服務業方面競爭力較強，但總體競爭力還是不夠強。發達國家已經進入了第三、四代港口，我國港口大致處于成熟的第二代。影響我國港口業發展的不利因素主要有產業管理體制與政策問題，產業結構不夠合理，比如偏向主業，忽視其他商業基礎，經營觀念上的偏差，港口人才缺乏等。要想形成和發展我國港口產業競爭力，其基本思路應當依托港口現有的資源優勢，以拓展港口功能為起點，逐步形成與國家、區域、城市產業相適應、功能齊全、結構合理的現代港口產業。具體說來，要有四個“一致性”：即港口產業發展定位與國家／區域／城市產業發展戰略的一致性、港口產業發展與城市產業布局、結構和發展時序的一致性、港口產業發展與港口發展總體戰略的一致性、港口產業發展與港口功能拓展保持一致性。郭克莎指出，加快港口經濟發展，一要實施跨越式發展戰略；二要有綜合性戰略思路，比如多種形式利用外資，多種角度發揮民營資本作用，調整和改革港口業投資經營機制，提高港口內部和港口之間的競爭程度，減弱自然壟斷尤其是行政壟斷的影響；三是要有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重視港口經濟的結構調整，優化資源的配置。大連海運學院楊贊教授就中國港口布局規劃問題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這幾年我國港口基礎設施建設快速發展，但卻存在資源短缺與資源過剩并存、重復建設等現象，港口間的過度競爭，導致設施利用率不斷下降，缺乏可持續發展能力，很多港口在負債經營。從區域角度看，港口的建設看似優化、合理，但從整個國家的運輸體系來說，系統是劣化的，大量占用土地，浪費國家資源，造成國家經濟負擔，這種區域經濟的發展需求與港口經濟網絡系統優化的矛盾、個體主張與整體優化的矛盾，供給資源的規模利用與需求資源分散的矛盾，最終將導致我國形不成國際樞紐港的后果。他提出：1.強化港口布局規模的宏觀調整。2.建設科學的港口布局規模評價體系。3.建立港口建設國家監督機制。4.增加國家投入，但不是亂序投資。5.促進港口間的資本合作、避免港口間的盲目建設。6.港口建設與港口業務經營剝離，7.港口競爭市場監督。

上海海運學院水經所副所長壽建敏就集裝箱港口費收價格和競爭策略發表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無序的價格競爭，靠減少相關費用吸引船舶的掛靠，其后果是嚴重的。一定要處理好競爭與規制的關系，要從

有利于企業發展作出合理的改革。

如何加快港口改革的步代，增強中國港口參與國際競爭的核心競爭力，與會專家紛紛獻計獻策。中銀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教授認為，隨著經濟全球化和海運集裝箱化所帶來的港口業的轉型，全球港口業發展趨勢為：港口生產的市場化、港口服務的多樣化、港口運行的高效化、港口管理的科學化、港口規模的大型化、港口作用的民營化、港口企業的國際化。經濟全球化首要挑戰的就是港口業，港口的發展將是全國共同發展的一個重點，港口發展需要投資多元化，優化中國港口業投融資體制，選擇最佳的投融資方案，則顯得非常重要。他提出，從多種融資方式來比較，混合融資即結合股本和債券融資方式是最佳選擇，因為可以最大程度地發揮這種融資方式，優化資本結構、降低資本成本。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振中就中國港口業需要什么樣的制度保障作了剖析。他認為這種制度保障應該是：一是開放性的而不是封閉性的；二是高效性的而不是尋租性的；三是全面性而不是局部性的；四是文明性而不是原始性的；五是自由性而不是障礙性的。

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副理事長林凌教授認為，中國港口下一輪改革應該是向自由港的方向發展，尤其是樞紐港，在上海港、深圳港、廈門港、大連港這4個港口中，他主張應該在深圳先進行自由港的試點。國務院研究室工業司原司長郭振英認為，在深圳發展自由港區不會影響香港港口的發展，因為香港、深圳和廣州的港口，都處于珠江三角洲這個大經濟圈里面，應當是大經濟圈發展會推動港口的發展，港口的發展反過來又會帶動大經濟圈的發展。

中國港口業的整合及其國際競爭策略

如何加快中國港口業的重組和集約化發展，增強中國港口的核心競爭力，怎樣改革和完善有利于中國港口健康發展并能提高投資效益的管理體制，如何制訂參與國際競爭的國家戰略及其對策，與會專家既借鑒國際經驗，又結合從國內港口的調研案例作了精辟的闡述。

交通部四航院原總工程師王志明從定量研究鹽田港對深圳地區的經濟貢獻度，進一步論證“城以港興，港為城用”的觀點，說明港口經濟與城市經濟、地區經濟之間相互依存、互聯互動的關系。大珠三角經濟腹地騰飛已經或正在形成以香港為國際海運中心，以深圳港為東部干線港，將來南沙港有可能發展成為西部干線港，廣州港作為喂給港的珠三角集裝箱運輸格局，彼此之間形成一個既競爭又合作的組合港關系，這就是集裝箱港口的規模經濟和市場競爭的矛盾統一。相信香港、深圳和今后的南沙港、珠海港都會在競爭中越做越大，優勢互補，共同繁榮，形成大珠江三角洲經濟圈中的組合港口群。來自荷蘭國家航運政策研究公司的項目經理顧德孟還介紹了他們研發的鹽田港國際經濟貢獻的評估模式，對鹽田港的經濟貢獻和一些策略影響作了全面的定量分析。國家開發銀行評審局翁克勤指出，集裝箱港口按集裝箱規模、航線、航班、停港船舶的大小，分為喂給港、干線港、支線港，港口的發展主要取決于各腹地內集裝箱的生成量和運輸條件、運輸費用。正確認識各個港口的不同經營規模，有利于港口的定位，并在競爭中最終形成大大小小的集裝箱港口和專業化、多用途泊位相協調的集裝箱港口，逐步實現集裝箱港口資源配置的優化，共同承擔集裝箱運輸。所以，在集裝箱港口的區域規劃中一定要把握好各個港口在不同時期的發展任務和前景，站在國家利益的高度去把握集裝箱大港的發展進程，領導和部署集裝箱港口的分期建設。

武漢理工大學王少梅教授就如何提高我國集裝箱港口國際競爭力提出：1.要加大投入力度，加快港口

及航道的基礎設施建設，首先形成規模，進而求取規模效益。2.推動內支線及內貿運輸的發展，發展集裝箱公共內支線運輸，促進專業化的內支線和內貿運輸碼頭的建設。3.鼓勵以科技進步實施對舊系統的改造，研究和開發專用的船型系統，提高船舶技術水平，促進集裝箱多式聯運特別是向鐵海聯運發展，以優化運輸結構，向中西部方向擴大港口腹地范圍。4.進一步改善口岸環境，提高通關效率，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加強對集裝箱運輸市場的監督，培育和規范港口市場。5.利用現有港口資源，在做大做強主業的基礎上，開拓有特色的物流增值服務，促進港口及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人民大學顧海兵教授就港口經濟可持續發展與政府規制及運作創新問題發表了自己的見解，他說，港口的可持續發展一個是外部條件（政府規制），一個是內部條件，實際上就是理念、機制、運作，說到底是“文化決定競爭力”。國家的《港口法》主要不是管什么，而是要處理好港口和市民之間的關系。我們還要有一個地方的港口條例，但港口條例并不是港口管理條例，管理條例實際上是強化政府的權力。再就是要有與港口可持續發展相適應的機構。像深圳這樣一個國際化港口城市，應該從戰略上認識港口，政府機構有些該撤并，有些要增設，比如設立港口委員會（可內設戰略局、規劃局、統計局、情報局）、設立港口顧問委員會；建議設立深圳市港口大學，或者在深大設立港口學院，港口研修學院、港口協會等。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物流研究中心主任王國文認為，在全球物流的環境下中國港口資源如何整合，從戰略上說，首先應從產業發展或者經濟發展的角度來預測需求是多少，怎么把產業的增長變成物流的現實需求。其次，在一個港口群里，并不是每一個港口都需要成為樞紐港。再次，港口戰略要考慮外部環境，在考慮港口成本戰略時，不僅要考慮需求定位，還要考慮金融、體制等配套的外部條件。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名譽主任、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理事長馬洪在書面發言中指出，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在經濟全球化推動現代物流產業大發展的環境下，中國港口經濟發展潛力巨大。依照黨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精神，實現經濟社會持續、穩定、協調的發展，我國港口發展的戰略應沿著優化港口資源配置，集中發展重點港口，提高樞紐港口國際競爭力的思路展開。國家應從全局利益出發，對港口建設進行宏觀調控，避免出現重復建設和結構性矛盾。同時，應將港口發展納入地方發展戰略的軌道，港口城市應當努力優化港口企業的經營環境與投資環境，使港口與城市共同繁榮。還應當積極開展通過港口經濟聚集的輻射功能實現對腹地經濟發展帶動作用的研究，為中國港口經濟的發展，為中國適應世界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需要作出貢獻。

第二篇：(精品)中國綠色食品產業戰略

中國綠色食品產業演進及其階段特征與發展戰略 韓 楊

內容提要：本文結合產業生命周期理論，對中國綠色食品產業演進進行了梳理，根據各階段不同特征，分析了影響中國綠色食品產業發展的關鍵因素和問題。研究表明：2003年是中國綠色食品產業形成期與成長期的“臨界點”，中國綠色食品產業已經成功跨躍產業形成期，處于成長期向成熟期過渡階段；它的發展將受其所在階段的產業規模、產品和品種結構、綠色食品標準體系、認證制度、政府監管制度、綠色食品市場與消費需求等多種因素影響，同時受產業、企業、消費者、政府等方面問題的制約。

關鍵詞：有機食品 綠色食品 產業演進 階段 產業生命周期

一、引言

隨著世界工業化進程加速，生態退化，環境污染，人口、資源、環境、生物多樣性減少等問題日益加劇，食品安全事件頻頻爆發，人們對無污染、無公害食品的需要與日俱增。全球食品生產和貿易格局出現了引人注目的變化，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食品的生產和貿易迅速發展。食品質量安全標準的提升要求食品在進入國際市場前需經過權威機構的認證，使得與食品生產有關的資源、環境等問題日益突出地成為新的貿易障礙，嚴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平衡的農業生產及其產品貿易將受到嚴格限制，而節約資源、環境友好的食品逐漸取代傳統食品將成為必然。

世界經濟一體化要求生產和貿易協調發展。從20世紀初，一些發達國家已認識到常規農業1對資源、環境、人體健康造成的潛伏性、累積性、擴散性的危害，造成了農業生產與生態環境不協調，制約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必然促使人們尋找新的農業發展模式。于是，人們開始追求既能保證產量又能保證經濟效益，既能生產優質食品又能保護生態環境的農業發展模式，提出了“生態農業”、“有機農業”、“可持續農業”等概念和發展思路。他們把不用或少用農藥、化肥及其他人工合成品，只以生物學方法、采用有機耕作技術生產出來的食品稱為有機食品。1924年，德國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有機農業組織——Demeter。1972年，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IFOAM）的成立，標志著國際有機農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以及一些發展中國家研究和推廣有機食品的生產方式，其范圍由食品向其他經濟作物拓展，加快了將有機農業及相關產業作為可持續農業模式替代常規農業生產方式的步伐，使得有機農業在規模、速度以及水平上都有了質的飛躍。20世紀90年代初期，在順應國際有機農業發展的潮流、應對國際市場對有機食品的需求以及國內大力發展“兩高一優”農業的綜合背景下，1990年，中國提出了能夠將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三者統一的農業發展模式，開始推行“綠色食品工程”。與此同時，世界各國根據IFOAM 的基本標準制訂本國的有機食品標準，有機食品相關產品的開發日益*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李成貴研究員、杜志雄研究員、陳勁松副研究員、檀學文副研究員，中國綠色食品協會劉連馥會長和王濟民等專家的相關建議。文責自負。1常規農業指在農業領域大量采用現代工業生產的裝備和科學技術，特別是大量采用以石油制品為原料的化肥和農藥，依靠以石油產品為動力的農業機械，從農業外部投入，用高耗能來換取高產量的農業發展模式。由此人們又把這種現代農業稱為“石油農業”，也叫常規現代農業。

豐富。為了更好地促進中國有機食品產業的發展和出口，開展對有機食品產業發展的研究勢在必行。那么，中國有機食品產業即具有中國特色的綠色食品2產業的發展狀況如何？任何產業的宏觀管理者只有懂得產業生命周期，才能了解產業發展規律，針對生命周期每個階段的特征進行產業規劃，制定產業政策。因此，本文擬以中國綠色食品產業演進軌跡為基礎，運用差分與模擬生長曲線所需要的產品生產、銷售等項指標相結合方法，清晰地判斷中國綠色食品產業所處的產業生命周期階段及其產業生命周期的顯性特征以及產業發展中存在的關鍵問題。

二、概念、理論及分析方法

（一）綠色食品產業內涵

綠色食品3（green food）是遵循可持續發展原則，按照綠色食品標準生產，經過專門機構認定，使用綠色食品標志的安全、優質食品。開發綠色食品，可以從保護和改善農業生態環境入手，在種植、養殖、加工過程中執行規定的技術標準和操作規程，限制或禁止使用化學合成物及其他有毒有害生產資料，實施“從農田到餐桌”全過程質量控制，從而達到保護生態環境、保障食品安全、提高產品質量的目的。在國外，類似的食品稱為健康食品、自然食品、無公害食品、有機食品、生態食品等4，這些食品在本質上是相同的。綠色食品所具有的正外部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生產過程節約資源；消費過程對環境友好；消費結果對自己、他人與后代都有利；消費具有“隱性”與“長期”效用。根據對綠色食品的理解，本文定義綠色食品產業為：以可持續發展為指導原則，把標準化、產業化貫穿在“從農田到餐桌”的整個產業鏈條中，是以綠色食品生產、加工為主線的生態、安全、營養、優質、高效、高產的現代農業產業。它是生態農業、綠色食品生產等農業發展模式的總結、拓展和提升，是一種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環境友好的新型農業發展模式，是綠色農業經濟的重要內容和基礎。

（二）產業生命周期理論 產業生命周期（ILC），是指產業從產生到衰亡的具有階段性和規律性的動態變化過程。對于單個產業的產生、成長和進化過程，可以用產業生命周期理論來描述。生命周期范式廣泛應用于具有動態演化特征的研究對象上，用于描述研究對象的成長軌跡（Klepper et al.，1996）。每個產業都有自己產生、發展和衰亡的過程，即經歷形成期、成長期、成熟期和衰退期4個不同階段（見圖1）。

產業內企業數量、產品的生產和銷售以及技術創新的重點都會在各個階段呈現出不同的規律，但每個產業的這種規律又具有共性。在形成期，企業數量較少，消費者也較少，企業獲利不多，且以產品創新為主；進入成長期，隨著消費者對產品的認可，企業數量逐漸增多，產品產量也逐漸增加，激烈的價格戰逐步展開，企業開始將創新的重點轉向過程創新；到了成熟期，經過優勝劣汰，企業數量、市場需求與供給、技術都趨于穩定；衰退期則是產業新陳代謝的表現，它主要表現為產業相對的或絕對的規模萎縮，產業因產品老化、退化、功能減退而出現頹勢。企業數量 圖1 以企業為主導的產業生命周期曲線 資料來源：Vernon（1966）。

（三）分析方法及數據來源

盡管產業生命周期被劃分為4個階段，但各階段之間的界限并非顯而易見，所以，在判斷產業生命周期的各階段時，往往采用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方法（黃悅勝等，2002）。定量分析的方法主要是依據生產率、產品銷售額、產品普及率等指標模擬生長曲線，利用差分判定產業生命周期。定性分析的方法主要采用類比法，即利用某一產業在空間發展的不均衡性，將后進地區產業發展狀況與發達地區產業發展的歷史進行比較分析，以判斷后進地區產業的發展階段。

生長曲線法是根據產業生命周期各階段產品產量或銷售量增長率一般符合緩慢—快速—緩慢的特點，描點后呈S 型的規律，運用數學方程對某一產業的時間序列進行擬合，進而預測以后各年的產品產量或銷售量，并可以依此判斷產業生命周期的峰值點時間（李凱等，2005）。生長曲線法中最為著名的是皮爾曲線與龔伯茲曲線。皮爾曲線的方程為：

/(1)bt t Y L ae-=+（1）

（1）式中，t Y 代表產量或銷售量，L 為變量t Y 的極限值，a、b 為未定系數，t 為時間變量。龔伯茲曲線可以描述一種新產品從試制期到飽和期產量的增長趨勢，它的方程為：

t b y ka =（2）

（2）式中，y 代表某一產業的產量或銷售量，a、b 為未定系數，01a <<，01b <<, t 為時間變量, k 為預測者給定的飽和值（李一智，1998）。

由于綠色食品產業在中國產生、發展的時間較短，很難利用生長曲線法對這一產業的成長進行描述和預測，因此，本文主要采用差分與模擬生長曲線所需要的產品生產、銷售等指標相結合的方法來判定產業生命周期。利用差分法5分析產業生命周期主要是通過分析產業內企業數量的變化狀況來判定產業所處的發展階段（宋德軍等，2008）。本文建立關于企業數量增長與產業生命周期階段劃分的定量分析模型，以離散型數據近似代替連續型數據。模型的形式如下：()y x t =（3）

由差分近似代替導數，描述企業數量的變化速度，即： ' '()()()(1)y x t x t x t x t =≈?=--（4）

5利用差分法可以把數據修勻，使非平穩序列達到平穩序列。'' '' 2()()()2(1)(2)y x t x t x t x t x t =≈?=--+-（5）

具體到綠色食品產業，()x t 代表第t 年獲得使用綠色食品標志的認證企業（以下簡稱“認證企業”）數量，(1)x t-代表第(1)t-年認證企業數量，則'()0x t >、''()0x t >代表第t 年綠色食品產業中的認證企業數量單調加速遞增，'()0x t >、''()0x t <代表第t 年認證企業數量單調減速增加，'()0x t <、''()0x t >代表第t 年綠色食品產業中的認證企業數量單調加速遞減，'()0x t <、''()0x t <代表第t 年認證企業數量單調減速遞減；'()0x t =代表第t 年是該產業生命周期各階段的峰值點，''()0x t =代表第t 年是該產業生命周期各階段的臨界點。

首先，計算出綠色食品產業生命周期不同階段認證企業數量變化方向和變化速度的不同組合。具體判定標準見表1。其次，由于產業生命周期理論是分析和解決現實問題的新興應用經濟理論，因此，本文除了使用差分法，考慮到綠色食品產業是一種新型農業發展模式和體系，可用于橫向和縱向對比的指標與數據很少6，在研究中除了依據企業數量的變化界定綠色食品產業的演進階段，還采用模擬生長曲線所需要的產品生產、銷售等指標（例如獲得認證的綠色食品品種數量、產地監測面積、實物總產量、銷售額等）來綜合衡量中國綠色食品產業所處的演進階段及特征和現階段存在的問題。本文所用數據來自于中國綠色食品發展中心的《綠色食品統計年報》（歷年）與筆者對中國綠色食品發展中心和中國綠色食品協會的訪談資料。

表1 綠色食品產業生命周期劃分標準 形成期 成長期

成熟期 衰退期 '()x t > 0 > 0 < 0 < 0 ''()x t > 0 < 0 < 0 > 0

三、數據檢驗與分析

（一）數據檢驗

盡管中國自1990年就已開始發展綠色食品，但根據縱向統計數據追溯每年獲得批準使用綠色食品標志的產品數量及每年有效使用綠色食品標志產品數量的變化趨勢7（見圖2），可以發現，1990～1996年每年有效使用綠色食品標志及獲得批準使用綠色食品標志的產品數量的情況并不樂觀，綠色食品還沒有形成完整的產業。6縱向對比的指標中，由于統計數據的缺失，獲得認證的綠色食品品種數量等少數指標的數據可以追溯到1990年；橫向對比的指標中，可用于衡量、分析綠色食品產業的指標的數據可以追溯到1996年。詳見中國綠色食品發展中心：《綠色食品統計年報》（1997～2007年，歷年），中國綠色食品發展中心網站（http://www.tmdps.cn）。

7綠色食品獲得認證后可連續3年使用綠色食品標志，因此，每年有效使用綠色食品標志的產品數量是累計前3年獲得批準使用綠色食品標志產品的總數量與同期放棄、取消使用綠色食品標志產品的總數量之差。1990～2007年每年獲得批準及實際使用綠色食品標志的產品數量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中國綠色食品發展中心：《綠色食品統計年報》（1997～2007年，歷年）。依據中國綠色食品發展中心的綠色食品認證企業統計，1996年，中國綠色食品產業形成，之后認證企業數量逐年增多（見表2）。按照前述差分法對1996～2002年企業數量的檢驗結果顯示，'()0x t >，''()0x t >；對2003年企業數量的檢驗結果顯示，'()0x t >，''()0x t <。由此發現，1996～2002年認證企業數量以較快遞增的速度（見表2中變化幅度與環比增長速度指標）發展，在經歷了2003年的產業成長“臨界點”之后，認證企業數量增加的速度加快，由于利潤相對較高，競爭者紛紛加入。

表2 1996～2007年中國綠色食品產業認證企業數量()x t 數據檢驗及結果 年份 認證企業

平均認證企業（個）新增數量

平均新增數量（個）

變化幅度 環比增長(%)1996 463 892 — 219 — — 1997 544 81 — 17.49 1998 619 75-6 13.79 1999 742 133 58 21.49 2000 900 168 35 22.64 2001 1217 317 149 35.22 2002 1756 539 222 44.29 2003 2047 2047 291 291-248 16.57 2004 2836 4222 789 923 498 38.54 2005 3695 859 70 30.29 2006 4615 920 61 24.90 2007 5740 1125 205 24.38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綠色食品發展中心《綠色食品統計年報》（1990～2007年，歷年）匯總并根據計算公式（4）、（5）整理。

這一階段，理想的市場發展態勢是企業面對激烈競爭，主要通過兼并、重組的方式擴大 自身規模，提高市場集中度（宋德軍，2008）。但是，在現實的綠色食品產業發展過程中，由于綠色食品企業地域分布、地方保護、體制因素以及該市場進入壁壘低、該產業的獲利性較高等原因，仍然會有大量小企業進入市場，同時一些應當被淘汰的小企業仍有一定生存空間，導致在“臨界點”之后綠色食品企業數目仍然加速遞增的狀態。依據產業生命周期標準初步判定，2003年是中國綠色食品產業成長的“臨界點”。2003年之前是中國綠色食品產業的形成期，2003年之后，中國綠色食品產業由形成期進入成長期。

如前所述，上述分析中利用差分法來評定綠色食品產業生命周期的“臨界點”，并不很嚴格。因此，還要根據綠色食品產地監測面積、實物總量、綠色食品銷售額、綠色食品出口

()x t '()x t ''()x t

積與綠色食品實物總量在2003年前后的變化趨勢顯著不同（見圖3），可見，2003年是認證企業數量、認證產品數量、綠色食品實物總量、綠色食品銷售額及出口額等多個指標的“臨界點”（見圖4）。由此，本文進一步判定，1996～2003年是中國綠色食品產業形成期，2003年之后，中國綠色食品產業則進入成長期。

圖3 1996～2007年中國綠色食品產業發展總體趨勢

資料來源：、中國綠色食品發展中心：《綠色食品統計年報》（1997～2007年，歷年）。圖4 1996～2007年中國綠色食品銷售及出口變化情況

資料來源：、中國綠色食品發展中心：《綠色食品統計年報》（1997～2007年，歷年）。

（二）各階段特征分析

根據上述指標、數據分析并結合對中國綠色食品發展中心、中國綠色食品協會的實地訪談，本文認為，中國綠色食品產業經歷了以下發展過程：第一階段，綠色食品產業形成期。這個階段包括產業形成的基礎建設階段（1990～1996年）；綠色食品產業正式形成的全社會推進的加速發展階段（1997～2003年底）。第二階段，綠色食品產業成長期。這個階段包括成長早期，即向社會化、市場化、國際化全面推進階段（2004～2005年）；成長中后期，即努力向成熟期邁進階段（2006年以來）。中國綠色食品產業經歷的兩個發展階段所呈現的特征如表4所示。

表4 中國綠色食品產業形成期與成長期特征

形成期（1990～2003年）成長期（2004年至今）企業數量 認證企業數量增長快，增幅大，認證企

業中中小企業所占比重大。

認證企業數量繼續增長，增幅減緩，大型認證企業數量增加。產品特征 比傳統食品檔次稍高、低附加值、初級

食品多。高性價比、低附加值、差別化大、深加工食品增多。出口 初級加工品所占比重大，出口額從無到 緩慢增長，出口產品品種比較單一。

深加工食品比重增加，出口產品品種結構多樣化，出口額迅速增加。競爭形式 市場競爭不激烈，進入市場的貿易壁壘小，市場競爭特點主要是依靠傳統產品模仿競爭，利潤和產品銷售市場空間巨

大。

市場競爭加劇，進入市場的障礙提高，市場競爭 特點是成本—價格—質量—品牌—規模—差異化

競爭，但利潤和產品銷售市場空間仍然巨大。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綠色食品發展中心《綠色食品統計年報》（1997～2007年，歷年）以及中國綠色食品發展中心訪談資料總結。

1.產業形成期（1990～2003年底）。（1）基礎建設階段（1990～1996年）。1990年，中國正式宣布開始發展綠色食品。“綠色食品工程”首先在農墾系統正式實施。在“綠色食品工程”實施后的3年中，完成了一系列基礎建設工作，主要包括：農業部設立綠色食品專門機構，成立了中國綠色食品發展總公司、綠色食品辦公室等經營和管理機構，并成立中國綠色食品發展中心，通過委托全國各地分支管理機構，協助和配合中心開展宣傳；以農墾系統產品質量監測機構為依托，建立起綠色食品產品質量監測系統，建立了“從農田到餐桌”的全程質量控制體系。此外，還頒布了《綠色食品標志管理辦法》等有關管理規定；對綠色食品標志進行商標注冊，確立了標志的權威性。1993年，中國綠色食品發展中心加入了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與此同時，綠色食品開發也在一些農場快速起步，并不斷取得進展，1993年，全國綠色食品發展出現了第一個高峰，當年新增產品數量達到217個。

由于綠色食品剛剛進入食品行業，大眾消費者對其認知有限導致綠色食品市場環境并不理想，使用綠色食品標志的產品并不多。1994年，中國綠色食品發展中心根據全國綠色食品發展的新形勢轉變綠色食品發展方式，拓展綠色食品開發領域。綠色食品產業發展呈現出以下特點：①認證產品數量連續兩年高增長。1995年新增認證產品263個，超過1993年最高水平1.07倍；1996年新增認證產品289個，比上年增長9.9%。②縣域層次的開發逐步展開，綠色食品種植規模迅速擴大。全國許多縣依托本地資源，在全縣范圍內組織綠色食品開發和建立綠色食品生產基地。1995年，全國綠色食品種植面積達到1700萬畝，比1994年擴大3.6倍；1996年擴大到2248萬畝，比上年增長32%。③產量增長超過產品數量增長。1995年，全國綠色食品主要產品產量達到210萬噸，比上年增長203.8%，超過產品數量增長率4.9個百分點；1996年，主要產品產量達到360萬噸，比上年增長71.4%，超過產品數量增長率61.5個百分點。這表明，認證企業規模在不斷擴大。④綠色食品產品結構趨向居民日常消費結構。與1995年相比，1996年，中國綠色食品產品中糧油類產品比重上升了53.3%，水產類產品上升了35.3%，飲料類產品上升了20.8%，畜禽蛋奶類產品上升了12.4%8。⑤全國大部分省、市相繼成立了包括對綠色食品生產、加工、銷售等進行審查、監督、檢測等內容的綠色食品產業管理網絡，將分散的農戶和企業納入管理和開發序列，使它們逐步走上規范化、科學化、網絡化的發展軌道。綠色食品開發由初加工、單一化向深加工、系列化、基地化轉變，并不斷取得進展。

（2）加速發展階段（1997～2003年）。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中國綠色食品產業的主導設計與標準已經確定，無公害農產品、綠色食品、有機食品標準基本形成體系；綠色食品產業得到社會各方（包括政府、企業和消費者）的認可，也得到國際市場的基本認可。上述特征標志著綠色食品產業早已進入了形成期。在此基礎上，2002年，農業部在《全面推進“無公害食品行動計劃”的實施意見》中指出，“無公害食品行動計劃”的實施目標是：“通過健全體系，完善制度，對農產品質量安全實施全過程的監管，有效改善和提高我國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力爭用五年左右時間，基本實現食用農產品無公害生產，保障消費安全，質量安全指標達到發達國家或地區的中等水平。有條件的地方和企業，應積極發展綠色食品8數據來源：《綠色食品發展歷程》，中國綠色食品發展中心網站（http://www.tmdps.cn）。

和有機食品。”隨著“無公害食品行動計劃”的全面推進與綠色食品、有機食品、無公害食品“三位一體，整體推進”的戰略部署的實施，“綠色農業”概念的正式提出與確立，政府出臺相關支持政策的頻率明顯加快，社會關注度大大提高，綠色食品產業初具一定的影響力。這一階段中國綠色食品產業發展呈現出以下特點：①綠色食品發展規模邁上新臺階。到2003年底，全國認證企業總數達到2047家，有效使用綠色食品標志產品總數達到4030個。2003年，綠色食品產品實物總量達到3260萬噸，主要產品產量中，大米225.6萬噸，面粉41.9萬噸，食用油21.3萬噸，水果184.3萬噸，茶葉12.9萬噸，肉類10.1萬噸，液體乳及乳制品182.6萬噸。綠色產品年銷售額723億元，出口額10.8億美元，出口率12.4%。受到環境監測的農田、草場、水域面積達到7710萬畝。從產品類別上看，農林產品及其加工產品占56.5%，畜禽產品占17.1%，水產品占3.3%，飲品占17.0%，其它產品占6.1%。②綠色食品保持了較快的發展速度。綠色食品品牌的吸引力，以及開發綠色食品為企業和農戶帶來的效益，有力地推動了綠色食品產業的快速發展。綠色食品出口額持續高速增長說明，中國綠色食品開拓國際市場的能力日益提升，一些產品陸續出口到日本、美國、歐洲等國家和地區，顯示出綠色食品取得了進入國際市場的“通行證”，并具有了一定的競爭力。③綠色食品產業發展水平繼續提升，產品結構逐步優化。已開發的綠色產品涵蓋了糧油、蔬菜、果品、飲料、畜禽蛋奶、水產、酒類等。2003年底，在綠色食品產量中，初級產品占32.4%，初加工產品占26.7%，深加工產品占40.9%。④認證企業的實力進一步增強。在372家國家級農業產業化經營重點龍頭企業中，綠色食品企業有117家，占31.5%；另有299家綠色食品企業成為省級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認證企業主要產品產量占全國同類產品產量的比重逐步提高（初步測算，該項比重大米為1.81%，面粉為0.64%，食用植物油為1.54%，水果為1.61%，茶葉為18.3%，液體乳及乳制品為63.5%）。⑤部分綠色食品已形成集中產區，區域比較優勢進一步顯現。部分地區將發展綠色食品與優勢農產品區域產業帶建設相結合，提高了主產區優勢農產品的標準化生產水平和產品的質量安全水平。在部分地區，綠色食品開發成為農民增收的重要拉動力（王德章等，2003）。發展綠色食品與“三農”的關系更加緊密。以黑龍江省為例，2003年，該省發展綠色食品、有機食品生產，農民人均增收35.9元，約占農民增收的30%。綠色食品出口規模進一步擴大。山東省已有40%的綠色食品企業生產出口產品，出口額達4億美元。

2.產業成長期（2004年以來）。2003年底，農業系統有機食品認證工作在全國范圍內展開，綠色食品工作體系發揮整體優勢，因地制宜，積極組織產品認證。2003年底，申報使用綠色食品標志的認證企業數量和申報產品數量均創歷史最高水平，企業續報率為73%，比上年提高了20～30個百分點，而大型企業、龍頭企業、知名企業的續報率達到90%以上。這標志著，中國綠色食品產業已經步入成長期。這一階段綠色食品產業發展呈現出以下特點：①產業初具規模，產品結構逐漸優化，品種日趨多樣化。2004年初以來，綠色食品認證產品和認證企業數量都以較快速度增長，年均增長速度分別為29.5%和36.1%；銷售額和出口額也以較平穩的速度增長，年均分別增長25.2%和32.2%。產品結構繼續優化，截至2007年底，綠色食品認證企業總數達到5740個，認證綠色食品總數達到15238個，其中，初級產品占37.2%，初加工產品和深加工產品分別占37.7%和25.1%；品種結構優化，地方名特優產品日益增多，園藝、畜牧、水產等有出口競爭優勢的產品比重逐步提高。按產品類別劃分，綠色食品中農林產品及其加工品所占比重逐漸縮小，畜禽類產品和飲品類產品所占比重分別提升到總數的11.4%和5.3%。②標準體系逐步完善。按照“從農田到餐桌”全程質量控制的技術路線，參照發達國家農產品和食品質量安全標準，中國逐步建立起了科學、嚴格、系統的綠色食品標準體系。③認證制度基本建立。中國對綠色食品實行以標準化生產為基礎，產品認證與證明商標管理相結合的基本制度（劉連馥，2007）。按照國家認證認可的基本要求，結合農產品認證的特點，中國對綠色食品建立了體系完整、程序規范的認證制度，保證

了認證的有效性。④監管制度全面推行。為了保證獲得認證產品的質量，規范企業使用認證標志的行為，維護市場秩序，中國對綠色食品建立并推行了企業年檢、產品抽檢、市場監察、產品公告4項基本監管制度（王運浩，2007）。⑤擴大綠色食品市場。消費者對綠色食品的認知程度有所提升，越來越多的消費者有更強的環保、健康意識，更多關注“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產業的發展，綠色食品產業更貼近民生，也越來越符合大眾的消費趨勢和消費傾向。

（三）存在的問題 1.產業初具規模，但企業規模偏小，市場集中度仍然偏低，企業對綠色食品的續報率下降9。近年來，盡管綠色食品生產基地和企業規模有所擴大，但與外國同類指標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中國綠色食品產業無論是生產基地還是生產加工企業都存在著規模過小的問題。上述情況不適應綠色食品產業國際化的要求。綠色食品產業市場集中度低和企業規模偏小，影響企業開拓國內外市場的能力以及通過科技創新提高產品質量和培育國內外馳名品牌的能力，不但造成有限資源的極大浪費，而且也削弱了綠色食品產業的規模效應，影響產業的持續健康發展。

2.資源配置和綠色食品產業布局不合理。從2005～2007年分地區綠色食品產業發展的情況來看，東部沿海地區擁有的綠色食品數量最多，東部、北部的江蘇、浙江、黑龍江、遼寧等獲得綠色食品數量前十名的省份所擁有的綠色食品數量占全國的61%，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發展綠色食品產業的模式為重點產業鏈延伸型循環農業模式；而中部、西部地區綠色食品產業發展滯后。

3.大中城市消費者對綠色食品的認知程度較高，農村消費者對綠色食品的認知程度較低。由于綠色食品價格較高10，消費者雖然對綠色食品的購買意愿顯著，但實際購買能力不足。消費者雖然普遍關注食品安全問題，但對綠色食品的認知程度較低；由于食品安全事件頻頻爆發，食品安全的公信度下降，據調查，有近一半的消費者不信任綠色食品標志；消費者的性別、受教育程度、職業特征以及對綠色食品的信任程度，對消費者的綠色食品認知水平具有顯著的影響（曾寅初等，2007）。

4.馳名品牌少，品牌雜亂無序，良莠不齊。目前，中國綠色食品品牌雜亂，全國馳名品牌較少，同質性品牌較多。市場上品牌雜亂就難免盲目競爭和過度競爭，有的企業甚至為了爭奪市場還互相展開價格戰，違反市場規則、生產和銷售假冒偽劣產品等現象也時有發生，降低了綠色食品品牌的市場認知度，損毀了綠色食品標志的信譽度。中國綠色食品產業要在國內外激烈的競爭中保持快速發展，就要不斷提升產品質量和檔次，培育和發展馳名品牌，靠質量和信譽贏得市場，提高綠色食品產業的社會經濟效益。

5.綠色食品綜合效益日益明顯，但有機食品（AA 級綠色食品）比重小。中國綠色食品產業發展十幾年來，A 級綠色食品迅速發展，而AA 級綠色食品發展緩慢。A 級綠色食品從1996年的273個發展到2007年的12228個，而同期，AA 級綠色食品只有3010個，只占綠色食品總數的24.62%。AA 級綠色食品與國際有機食品接軌，其出口潛力巨大，同時也代表著產業發展的整體水平和競爭力。所以，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增加AA 級綠色食品的數量是一個重要任務，是中國綠色食品產業發展的方向，國家級龍頭企業在開發AA 級綠色食品中承擔著主要任務。6.政策引導不夠深入，市場發展不夠規范，法律、自然環境急需改善。綠色食品產業成長期是中國綠色食品產業從成長走向成熟的關鍵時期，綠色食品產業的政策引導、法制化和規范化至關重要。中國綠色食品認證機構在認證程序和認證體系上還需要改進，并且要嚴格認證把關。綠色食品生產基地發展和產品質量監測是確保綠色食品質量的基礎和關鍵。9續報是指由于綠色食品標志有效期是3年，3年以后企業要想綠色食品標志繼續有效，就必須續報申請重新認證。

10商務部《綠色市場發展狀況調查報告2008》顯示，有機食品、綠色食品和無公害農產品的銷售價格分別約為普通農產品價格的4倍、2.4倍和1.6倍。

四、簡要結論及政策啟示

（一）簡要結論

本文主要采用差分法與模擬生長曲線所需要的認證產品數量、認證企業數量、種植綠色食品的監測面積與綠色食品實物總量等指標，判定2003年是綠色食品產業形成期與成長期的“臨界點”。由此，本文認為，1990～2003年是中國綠色食品產業的形成期，在2003年之后，中國綠色食品產業則進入成長期。中國綠色食品產業已經成功跨躍產業形成期，處于成長期向成熟期過渡階段。

本文的分析結果表明，中國綠色食品產業在經歷了基礎建設階段、加速發展階段以及快速成長階段后，綠色食品產業從成長期向成熟期發展受到其所在階段的產業規模、產品和品種結構、綠色食品標準體系、認證制度、政府監管制度、綠色食品市場與消費需求等多種外在因素的影響。中國綠色食品產業在成長期已初具規模，但企業規模偏小，市場集中度仍然偏低，企業對綠色食品的續報率下降；資源配置和綠色食品產業布局不合理；消費者總體上對綠色食品的認知程度不高，消費者對綠色食品的購買意愿顯著但實際購買能力不足；馳名品牌少，品牌雜亂無序，良莠不齊；綠色食品產業的綜合效益日益明顯，但有機食品（AA 級綠色食品）比重小；政策引導不夠深入，市場發展不夠規范，法律、自然環境急需改善。

（二）政策啟示

在促進綠色食品產業結構調整的同時，中國應重點將分散經營向規模化經營推進，采取兼并、聯合、股份合作等形式，組建一批規模較大的綠色食品生產基地和企業集團，起到龍頭企業帶動、規模生產推動、市場流通拉動的效果，增強綠色食品產業的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密切產銷銜接，形成合作共贏的格局，促使產業整體水平和企業個體規模相協調，以不斷增強中國綠色食品在國內外市場上的競爭力。政府應通過對綠色食品知識的科學宣傳，嚴格綠色食品認證制度的執行，加強對已經通過認證的綠色食品及其經營企業的監督管理，以提高消費者對綠色食品的信任程度，增強消費者信心，不斷提升消費者對綠色食品的認知度和綠色食品的公信度。加快綠色食品標準、認證準則等方面與國際接軌。綠色食品產業的進一步發展，不僅對綠色食品產業鏈自身上下游相關環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還需要推動技術進步，擴大生產基地建設和提高產業化程度，加強產業體系，強化認證后監管與責任追溯，促進綠色食品產業的相關輔助性產業、基礎性農業與環境保護同步發展，創造有利于綠色食品產業發展的生產要素條件。促進綠色食品產業發展的機制，應該由產業形成期的政府推動、政策引導（自上而下）與市場需求拉動（自下而上的消費者需求與出口拉動）相互結合的引導型發展機制，逐步轉變為以市場需求拉動為主的發展機制，本著循序漸進的原則平穩推進中國綠色食品產業由成長期向成熟期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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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一帶一路”戰略背后 中國參與10多個海外港口項目

“一帶一路”戰略背后 中國參與10多個海外港口項目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1月8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來華出席APEC會議的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時專門提到，雙方要共同建設好瓜達爾港口等重大基礎設施項目。

2001年，中方應巴基斯坦請求援建瓜達爾港。2012年，中國從巴基斯坦手中接過瓜達爾港經營權。

從巴基斯坦瓜達爾港到后來的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希臘比雷埃夫斯港……近年來，中國越來越多地在海外參與港口項目。

南都記者根據媒體公開報道不完全統計，從2002年正式開工援建瓜達爾港至今的十多年里，中國參與的10多個海外港口項目，2013年占3個，今年占了5個。

專家分析稱，中國國際貿易不斷發展且高度依賴海上運輸；適應國家“走出去”戰略的發展；“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等背景因素都促進了中國不斷地參與海外港口項目，港口合作正逐漸成為中國與港口所在國家交往的一種重要方式。

巴基斯坦借中國總理訪問之際，請求援建港口

中國前駐巴基斯坦大使陸樹林告訴南都記者，上個世紀60年代他在巴基斯坦留學時，就常聽巴基斯坦的同學提起他們特別想建設瓜達爾港，但是由于技術原因和國力有限，一直沒有實現。

2001年，巴基斯坦向中國提出請求，希望中國對建設瓜達爾港提供援助。那個時候，陸樹林已經是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

“2001年是中巴建交50周年，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對巴基斯坦進行國事訪問。在訪問期間，巴基斯坦工商聯合會在歡迎宴會上作了專門的報告，介紹并強調建設瓜達爾港對中巴雙方的重要性。朱總理當場表示，回國后將派交通部來進行實地考察。”陸樹林說，這次訪問開啟了中國援建瓜達爾港口的前奏。

中方代表團考察后得出結論，這個地方非常適合建深水港。2002年，中國正式向巴基斯坦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開始建設瓜達爾港。

此后的時間里，中國還相繼援助斯里蘭卡的科倫坡南港集裝箱碼頭和漢班托塔港、孟加拉國的吉大港等港口。

這些港口均位于印度洋航運要道上，和距離世界主要運油航道霍爾木茲海峽只有400公里的瓜達爾港口一樣，都具有重要的地理和戰略位置。

2008年中國企業參與合作的希臘比雷埃夫斯港，則是船舶通向西歐、東歐、巴爾干半島、黑海、地中海、非洲良好的中轉港。今年5月上海舉行的亞信峰會上，中俄在兩國元首共同見證下簽署了合作建設俄羅斯扎魯比諾大型萬能海港項目，該港口則位于東北亞地區的重要航道上。

中國越來越多地參與海外港口項目建設，除了向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等國家提供援助建設港口碼頭外，還包括承建海外港口項目、獲取海外港口經營權、與港口國家合作建設港口等參與方式。這些項目有的是在雙方領導人的見證下推動的，有的是企業自身通過競標獲得，有的則是對方國家主動邀請中國參與合作。中國參與海外港口項目，為國際貿易提供物流支點

瓜達爾港2007年建設完工后，新加坡港務局競標獲得了經營權。由于經營不善，巴基斯坦于2012年正式將港口經營權移交給中國。

陸樹林說，巴方積極歡迎中國利用瓜達爾港，并表示巴基斯坦要成為中國的貿易和能源運輸通道。

中國全球貿易的發展正是中國越來越多參與海外港口項目的背景之一，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王義桅對南都記者分析，中國是一個高度依賴海上貿易的國家，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對海上貿易以及能源通道安全的需求逐漸增加。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滕建群接受南都記者采訪時也表示，隨著海外投資的快速增長，中國需要有全球范圍內的經濟支撐點，而港口碼頭的建設使中國有了保障海上運輸線的基地。

根據商務部今年3月發布的消息，世界貿易組織秘書處初步統計，2013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2013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為4.16萬億美元，其中出口2.21萬億美元，進口1.95萬億美元。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接受南都記者采訪時表示，全球商品貿易主要是通過海運來完成。港口是海運這個物流鏈的支點，中國要發展海外港口很正常。“但是中國不能像美國一樣通過海外發展軍事基地的方式來發展港口。”王義桅說，美國在海外有各種軍事基地，控制著重要的海峽通道。中國現在需要走向海洋，打開海上通道，確保海上通道的安全，不可能選擇軍事的方式。所以通過與港口國家進行合作，參與海外港口項目是中國通過非傳統方式建立海上貿易通道的新型方式。

他還認為，通過港口合作的方式不僅僅是給雙方帶來經濟效益，同時也可以為其他國家全球貿易提供海上通道的便利，中國參與的海外港口項目是中國為全球化提供的“公共產品”。以前中國是加入全球化，現在中國是主動開辟新的全球化道路。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很多國家也將中國看成是自身發展的一個機遇，愿意和中國在這方面進行合作。”王義桅說。中巴瓜達爾港的合作就是這樣一個典型。有數據顯示，中國目前60%的能源補給來自中東，80%的石油進口經過馬六甲海峽。石油如果運到瓜達爾港，再由陸路輸往中國，路程最多縮短85%。不但為中國往來中東產油區提供最短路線，還可以繞過海盜猖獗的馬六甲海峽，以及局勢不穩的南海、東海和黃海水域，確保中國能源安全與穩定。而中國西部的產品也可以直接通過瓜達爾港運出海，大大縮小了之前需要運到東部港口的成本。

“中國海軍護航維和行動，需要港口作支撐”

據新華社消息，當地時間8月12日，中國海軍第十八批護航編隊長白山艦和運城艦抵達斯里蘭卡科倫坡港，開始起航以來的首次靠港補給休整。兩艦在短短一天內進行油、水以及蔬果等物資的補給休整，然后繼續向亞丁灣索馬里任務海區航行。9月8日，長白山艦駛入吉布提港，開始為期5天的靠港補給休整。這是中國海軍第十八批護航編隊首次停靠吉布提港。按照計劃，長白山艦靠港期間，將補充燃油、淡水以及各種新鮮蔬菜、水果等物資，并有序組織官兵輪流上岸休整。

世界維和行動需要中國參與，而中國的維和行動需要港口的補給。

“中國海軍越來越多地參與了包括亞丁灣護航在內的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中國海軍走向全球和中國貿易走向全球一樣，需要有港口碼頭的支撐。”滕建群說。王義桅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

目前，中國海軍護航行動進入有序接替、常態化運行的新階段，護航艦艇靠港補給休整也逐步實現了常態化。相比于第一批護航的海軍艦艇和人員124天不上岸的高強度、高負荷運轉的考驗，中國海軍護航艦艇現在平均1個月左右靠港補給休整1次，每次為5天左右。補給休整港口為阿曼塞拉萊港、吉布提吉布提港和也門亞丁港。

吉布提港瀕臨亞丁灣的西南側，是吉布提的最大海港，也是東非最大的現代化港口之一，具有重要的戰略位置。21世紀初，一些國家為了遠洋航行需求，同時為了打擊索馬里海盜活動的需要，吉布提港逐漸成為一個各國軍艦補給的萬國港。其中，中國護航編隊一半以上的補給都要靠吉布提港。據商務部網站消息，2013年1月，中國招商局國際有限公司與吉布提港口和自由貿易區管理局簽訂協議，以1.85億美元收購吉布提港口23.5%的股份。當地媒體報道稱，此次收購不僅不會影響埃塞對吉布提港口的現行使用安排，還將會使港口運營現代化，最終使客戶受益。

2014年，中國企業中標吉布提港口碼頭建設項目。

攜手希臘最重要港口，中國資本“走出去”

“比雷埃夫斯港口……在雅典西南七公里的地方，為雅典最重要的港口。”這是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理想國》中最開始的描述。如今，這里依然是希臘最重要的港口，2006年它曾躋身歐洲十大集裝箱碼頭之一。

2008年，在兩國元首的見證下，中國企業與希臘比雷埃夫斯港務局簽署協議，獲得比雷埃夫斯港口2、3號碼頭35年特許經營權。中國開始“牽手”這個在歷史上就赫赫有名的重要港口。

彼時，正值西方金融危機爆發，希臘政府對于中國在其遭遇金融危機的時候愿意投資一直心懷感激。希臘船東也支持這項合作，認為這將有助于港口的擴建，使其成為通往巴爾干以及更多地區的商業中轉站。

有媒體評論稱，這無疑是一次雙贏的合作。而中國“走出去”戰略關于“和諧共贏”的一貫主張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從2008年至今，希臘《中希時報》總編輯汪鵬見證了中希兩國這項港口合作的全過程。“一開始希臘民間很抵制中國企業收購比雷埃夫斯港口業務，他們認為中國大舉收購會帶過去很多中國勞工，搶了他們的飯碗，尤其是比雷埃夫斯港口工人的飯碗。”汪鵬告訴南都記者，而事實上，到目前為止中方企業除了7個管理層人員外，其余人員均聘用當地人，中國只是把資本和先進的管理技術帶了過去，不僅沒有搶他們的飯碗，還讓之前比較低的效率變得更加高效。

和中國合作之前，比雷埃夫斯港口只有1號和2號兩個集裝箱碼頭。中國企業過去后，對2號碼頭的舊設備進行了全面翻新，并填好造陸修建了新的3號碼頭，如今比雷埃夫斯港口集裝箱碼頭的吞吐量已經大大提高。比雷埃夫斯港口項目也被公認為中國在希臘最成功的投資，幾乎所有到訪希臘的中央領導人都會前往碼頭進行考察。今年6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訪問希臘時曾登上港口調度中心平臺，詳細了解了港口發展現狀和遠景規劃。并指出，要把比雷埃夫斯港口打造成中希合作的明珠。

汪鵬分析稱，有了中希比雷埃夫斯港口集裝箱碼頭這個合作典范，中國“走出去”戰略將更偏向于資本走出去，尤其是針對發達國家。

陳鳳英也認為，這次合作是中國資本“走出去”的典型案例。“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有非常大的外匯儲備量，我們必須要到國外去投資，這是一個水到渠成的發展過程。”她說。

王義桅對南都記者表示，中國參與海外港口項目另一個重要背景正是中國“走出去”戰略的需要。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走出去”戰略。2000年初，這一戰略首次被提升到“關系我國發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戰略之舉”的高度。

“國內產能過剩，中國基礎建設需要走出去。而且在新的全球化分工體系中，中國基礎建設在人力、物力和財力方面都具有優勢。”王義桅說。

“一帶一路”不可或缺的支點

中國分別于2006年、2007年對斯里蘭卡提供援助，建設科倫坡南港國際集裝箱碼頭以及漢班托塔港。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9月份訪問斯里蘭卡之際，中國企業與斯里蘭卡政府再度簽署了漢班托塔港口集裝箱碼頭投資運營項目關鍵條款等多個港口項目協議。

斯里蘭卡被譽為“印度洋上的珍珠”，是太平洋到印度洋海上通道的“十字路口”。兩千多年前，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等商品從海上絲綢之路經印度洋到達西亞、北非，進入歐洲，位于印度洋的中心位置的斯里蘭卡，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

如今，隨著全球化進程的發展，新一屆國家領導人提出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構成當前中國推進國際合作與發展的“一帶一路”戰略構想，這是兩條重要的商貿線，也是能源線。王義桅認為，與相關國家的港口合作，是打通“一帶一路”通道的重要方式，中國未來必然還將繼續加強與相關國家的港口合作。

斯里蘭卡政府在習近平訪問期間表示，斯方愿意積極參與21世界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

中國交通運輸部國際合作司副司長任為民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港口在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進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沿線國家和地區間的港口投資建設運營合作，是未來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方向。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大體路線有兩條：一是從中國的沿海經南海、馬六甲海峽，到印度洋、地中海；另外一個是從中國沿海，經南海，經過印尼群島，到南太平洋，國際合作范圍包括海洋科考、漁業、旅游業、資源開發等。任為民認為，海上運輸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不可或缺的支柱，港口的作用主要就體現在其作為陸地與海洋的界面、海運貿易活動發生的中心、海上絲路的節點等方面。

在任為民看來，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個大的框架下，未來港口布局應該有3個特點：世界級大港大多數位于海上絲綢之路的沿線；有眾多的世界級的石油、鐵礦石等資源裝卸港；沿線還有眾多的地方和區域性港口。

滕建群也認為，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建設，從海上和歐亞大陸兩個方向展開了通向世界各地的藍圖，這一通道的最根本設想就是要在路和帶上有一系列的港口支持。這條通道不僅僅承載著越來越多商品的流通，而且也將承擔起更多的安全義務。0

第四篇：中國大豆產業戰略分析

中國大豆產業戰略分析

當今，我國民族大豆產業處于進退、興衰的歷史關頭。相對于以美國為主的國際糧油貿易商跨國公司的雄厚實力，我國大豆企業處于弱勢。在以弱對強的形勢下，我國必須尋求正確的出路和策略。包括：加強政府宏觀調控；組建油料、油脂企業集團；增強科技自主創新能力；培育成熟的市場體系；利用期貨市場“套保避險”，增強我國大豆在世界市場上的話語權和定價權；建立全國大豆產業協會，進行行業自律管理；健全與完善大豆信息系統，采取信息化管理，防范國際貿易中的“陷阱”等等。這里，著重舉出四點：

1、加強政府宏觀調控，建立我國“大豆安全”保障體系

宏觀調控是現代市場經濟的題中應有之意。近年來，面對國外資本的壟斷性并購，政府在策略上或有缺失，對民族大豆產業造成損害。因此，政府需要盡快加強宏觀調控。我們不止一次看到，國際大豆市場的波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國農業部報告的影響，從其報告的內容，發布的時機及其與美國基金和美國糧油跨國貿易商間的默契看，美國政府對市場的調控是成功的。相比較而言，目前我國政府部門在這一方面基本上呈空缺狀態。這暴露了我國政府相關部門對如何利用政府資源主動引導市場認識不足。現在極需要加強宏觀調控，建立我國“大豆安全”保障體系：（1）繼續實施“大豆產業振興計劃”，提升我國現代大豆生產體系；（2）完善包括現貨市場和期貨市場在內的大豆交易市場，健全我國現代大豆流通體系；（3）發展精深加工業，延長大豆產業鏈，做大做強大豆壓榨加工業體系；（4）興建大豆倉儲、運輸、港口等基礎設施，建立大豆現代物流體系；（5）加快法律法規的立法進程，建立為我國大豆產業“保駕護航”的法律體系。（6）要確定我國大豆的自給率指標，從資源及各方面需求趨勢看，大豆自給率大體可定在60%為宜。目前，我國政府應盡快對外資強力滲透我國大豆產業的風險進行評估，運用相關政策和法律手段化解外來風險與不利因素。同時應該盡快出臺《反壟斷法》，從法源上阻斷國外資本的掠奪式并購，使國內大豆壓榨加工業以及經濟安全等得到法律上的保障。這里，還要強調提出有關“技術貿易壁壘”問題。近年來，隨著我國對外貿易的快速增加，我國成為了技術貿易壁壘的最大受害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大豆進口國，一方面要有力打破國外的歧視性貿易技術壁壘；另一方面又要主動運用合理的技術。這樣，除了可以把有危害的大豆擋在國門之外，更重要的是可以調節大豆的進口進度，幫助相關企業進行貿易避險。

2、組建中國油脂企業集團，提高大豆產業的國際市場競爭力

一個產業的活力與競爭力植根在具有一定規模和實力、采用新體制、新機制的企業。目前在我國，大多數榨油加工廠都是中小型企業，規模小，設備舊，技術落后。以2004年為例，全國食用植物油加工企業共有890個，年油料總處理量5138.1萬噸，精煉油總量1460.5萬噸。在企業構成中，國有企業201個，但年處理油料總量只占648.７萬噸，平均每個企業的油料年處理量不足3.23萬噸。從經濟效益情況看，2004年，國有的201個植物油加工企業虧損額高達6584萬元。如此弱小的油料壓榨加工企業，只能被國外油料壓榨加工業的“大鱷”所“弱肉強食”。如果不改變這種狀況，要振興我國民族大豆產業是無望的。所以，我國急需要培育和組建少數上規模、上檔次、體制新、機制活有實力的油脂企業集團。這里特別強調一點，外資企業在國內只能做大宗交易，還需要依托國內銷售網絡作代理。針對外資企業的弱點，國內油脂企業要與下游企業建立戰略合作關系，占領和保持市場份額，以與外資油脂企業相抗衡。同時還要考慮建立投資基金。組建有若干實力的投資基金，是強化我國大豆市場定價權、抗衡國外勢力漁獵中國買家、抵御市場風險的重要力量，這需要監管部門與相關機構進行整合培育。我國只有培育大型油脂企業集團，才能有機會繞過跨國糧油貿易商直接得到南美的大豆資源，也才能有實力在當地建立以倉儲為基礎、以物流為延伸的大豆生產供應鏈，從而避開跨國糧油貿易商所架構的大豆供應鏈的風險，才能提高民族大豆產業在國際市場上的地位。

3、增強自主科技創新能力，作為振興民族大豆產業的戰略基點

只有增強自主科技創新能力，我國民族大豆產業才能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和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包括“大豆產業安全”）中贏得主動。只有增強自主科技創新能力，并作為我國民族大豆產業發展的戰略基點，才能開拓其新的未來和廣闊的前景。總之，增強我國大豆自主科技創新能力、掌握知識產權是我國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下應對外來沖擊的有力武器。目前，我國需要加強以下方面的自主科技創新能力：一是大力加強國產非轉基因大豆在含油率及單產方面的科技研發，以提升國產非轉基因大豆的綜合競爭力。二是延伸大豆產業鏈，即研發綜合開發利

用大豆資源的先進科學技術，像大豆蛋白、保健品與化工產品的研制等，以提高大豆附加值和大豆壓榨加工業的經濟社會效益。三是創新大豆產業信息系統，即形成全國統一的集大豆生產、消費、流通、期貨及國際大豆產與銷的各類信息與一體的大豆信息系統，掌握國內、國際大豆的全面、系統、準確的信息，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信息化管理和經營，以靈敏的信息為武器防范國內外大豆市場的各種風險，保障我國民族大豆產業的安全和穩定發展。

4、建立大豆產業協會，相互協調，步調一致，共興民族產業

設想建立的大豆產業協會不同于目前普遍存在的各種協會。它是由大豆生產、貿易、加工、科研企業和單位，以及相關的服務部門的代表所構成。它是一個關系大豆產業的大社會性組織，而不是局限在某一個行業的“小協會”。大豆產業協會定期交流信息、經驗、資料，及國內外大豆市場動態與貿易對策。我國必須改進對外貿易的策略，要“政對政，企對企”。大豆內外貿企業必須協調對策，步調一致，共同對外，有效保障民族大豆產業穩定、持續發展，使其在世界上保持應有的前列的位置。

美國戰略和營銷大師阿爾·里斯指出，與科特勒傳統的STP方法不同，現代戰略營銷的正確方法是PTS。中國大豆產業雖然認識到非轉基因大豆的價值，并提出在黑龍江設立世界原產大豆保護區，但總是寄希望于得到政策扶持，卻不舍得花本錢教育消費者。現在要激發出非轉基因與轉基因競爭所帶來的巨大市場潛力，國內大豆產業就必須轉變觀念，圍繞這一定位進行戰略化配稱運營。戰略化的目的就是通過形成整體合力，不斷地把有效戰術的威力推到頂點，以持續積聚相對于競爭對手的壓倒性優勢。

基于此，踏踏實實做好以下這三件事，中國大豆產業的翻身仗方能穩操勝券。其一，分化新品類，打造新品牌。把非基因食品作為一個新品類，而不僅僅是一個標榜食品原料來源的賣點。也就是產品的品類名稱不能再泛泛地稱為“大豆油”、“調和油”、“豆奶”、“豆干”等，而應寫成“非轉基因大豆油”、“非轉基因調和油”、“非轉基因豆奶”、“非轉基因豆干”等，從而突出新品類，與轉基因產品鮮明地區別開來。同時，推出新品牌代表新品類，這些新品牌不再推出任何使用轉基因原料的產品，它在消費者心智中就意味著是純粹的非轉基因專家，消費者購買不必擔心食品安全。

品類戰略是最有力的營銷戰略，因為人的大腦是靠對事物進行分類來記憶和認識世界的。因此，分化出非轉基因品類，就等于宣告對手是轉基因產品，消費者自然而然會對比、探求兩者的不同，從而掀起品類競爭。千萬不要害怕沖突。沖突比自吹自擂更容易進入人們的心智，因為動搖了一個舊觀念，人們往往會主動填補一個新觀念。

其二，建立反轉基因食品統一戰線。中國大豆產業要取得對轉基因大豆斗爭的勝利，不能單靠自己的力量，而應聯合社會各界，成立反轉基因聯盟，保護我國原生大豆，如禁止轉基因大豆進入東北，避免基因污染；企業管理者以身作則，發動員工、家屬成為反轉基因斗士，在企業內部營造宗教般的反轉基因文化，并以個人身份加入綠色和平組織，或積極參加綠色和平組織的有關活動，免費派發宣傳冊；說服花生油、玉米油、葵花籽油等油品生產廠家共同推廣非轉基概念，孤立轉基因大豆油、調和油，擴大非轉基因食用油市場；與九陽、維維、維他奶等大豆相關行業、企業進行聯合促銷；與國際反轉基因運動建立聯系，相互支持與聲援；摸清國外非轉基因大豆需求，擴大出口獲取溢價，打造我國非轉基因原生大豆品牌；不斷提高非轉基因豆制品在市場上的地位，構建高、中、低檔品牌群，制定非轉基因大豆標準，促進我國非轉基因大豆品質升級，推動豆農擴大大豆種植面積，掌握收購權、定價權，壓縮進口轉基因大豆市場，最終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非轉基因大豆生產國和出口國。

其三，運用公關手段推廣非轉基因文化。制造話題，引起公眾關注、談論和口碑傳播，贏得人們心智。我國大豆產業應充分利用如今轉基因食品安全開始進入公眾視線的有利契機，設法使之保持適當的熱度，推波助瀾，促使越來越多的消費者警醒，直至造成非轉基因成為主流的大趨勢，千萬不能無所作為，坐使時機白白喪失。如我國已出臺《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轉基因食品衛生管理辦法》，規定食品含有轉基因成分的應明確標識，但實際上執法并不嚴格，比如綠色和平組織多次檢測出雀巢等國外品牌出售的含有轉基因成分的食品上沒有相關標示，對于此類損害消費者知情權的違法行為，應加強監督、處罰、起訴并通過媒體曝光；對進口大豆涉嫌低價傾銷，應運用WTO規則啟動反傾銷調查。

第五篇：中國參與全球經濟再平衡的戰略與路徑

中國參與全球經濟再平衡的戰略與路徑

2012年11月22日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陳繼勇 胡藝

全球經濟在過去二十多年間以一種持續失衡的狀態運行著，由此，全球經濟再平衡將成為未來國際社會和世界各國最主要的任務。

后金融危機時代全球經濟再平衡的新趨勢

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下，全球經濟失衡獲得暫時性休整。隨著各國對經濟失衡循環機制的不斷思考，全球經濟逐漸顯現出再平衡的新趨勢。

經濟再平衡目標從單純的貿易再平衡擴大到各國間的平衡發展。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一直將全球經濟失衡調整的目標，定義為美國與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經濟體及產油國之間的經常項目再平衡。但國際金融危機的全球擴散表明，全球經濟失衡不只是貿易失衡，還涉及全球金融、投資等領域的失衡。

G20成為世界最突出的失衡治理機制，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治理中將獲得更多話語權。G20不僅作為世界最主要的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國際對話平臺，還為G20內的11個新興經濟體的分歧和差異提供了更好的協調對話平臺。通過G20，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成功實現了IMF投票份額的改革，獲得了全球經濟治理中更多的話語權。

以全球經濟再平衡為名的國際經貿沖突將日益增多。深受金融危機影響的美國等發達國家，要求以“金磚五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承擔起更多的全球經濟治理義務，從而以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名義實施新的貿易保護，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可能因此重新抬頭，國際經貿沖突將不斷增多。

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將是全球經濟再平衡的重要舉措之一。美國等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和制造業轉移是全球經濟失衡的重要原因。面對國內“產業空心化”，美國在2011年提出要在其國內實現“再工業化”，它并不是將外移工業再轉回來，而是要在國內發展更為高端和先進的制造業。

中國參與全球經濟再平衡的總體戰略

經過三十多年改革開放，中國已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和輻射力也在不斷增強。同時，作為主要貿易順差方，無論從本國經濟發展還是從負責任大國形象考慮，中國都是全球經濟再平衡的重要力量。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美國力量雖有所削弱，但美元的國際主導貨幣地位沒有動搖，美國作為全球經濟再平衡的主導者必將在各方面給中國施加巨大壓力，中美經貿關系將受到新的挑戰與考驗。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自身還面臨著經濟發展中的諸多問題，全球經濟失衡不可能僅通過中國的調整而得以解決。因此，中國在制定參與全球經濟再平衡戰略時，必須遵循以我為主、互利共贏、內外兼顧、有效參與的原則，綜合把握再平衡的方向、速度和程度，以維護國家經濟利益和安全為前提，承擔力所能及的責任。

中國參與全球經濟再平衡的戰略目標不能僅停留在實現國際收支的相對平衡上，而應緊盯更為深遠的目標。一是通過調整失衡的內外經濟結構，變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為消費拉動，變資源投入驅動經濟為創新驅動；二是通過積極參與G20等峰會參與全球經濟再平衡，發揮發展中大國的獨特作用，增強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話語權和參與度，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三是通過創造消費需求，漸進平衡進出口，實現經貿伙伴的互利共贏，為中國經濟發展創造更為有利的外部環境。參與全球經濟再平衡，中國須堅持的戰略要點是：刺激國內個人消費，實現儲蓄與投資的雙向平衡；通過創新型國家建設，實現產業結構和價值鏈環節升級，實現商品出口從數量擴張到質量提升的轉變；積極參與雙邊、多邊及G20等框架下的全球經濟再平衡；積極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中國參與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內外路徑

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在于失衡雙方的內外結構失衡和國際協調不力。因此，中國參與全球經濟再平衡必須內外并舉。中國唯有內外聯動，才能在相對寬松的外部環境下真正解決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結構性問題，從而為全球經濟再平衡作出應有的貢獻。

在內部路徑方面：一是通過機會均等化和收入均等化，刺激國內個人消費，平衡儲蓄和投資，在繼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增加農民實際收入等政策上，強化教育、就業、創業和公共服務，穩步推進遺產稅、贈與稅的征收，適時適度減免民眾實際稅賦，提高低收入階層實際收入，實現個人消費成為拉動中國經濟未來可持續增長的新動力（310328，基金吧）。二是強化市場競爭機制，加快創新型國家建設，實現產業結構和價值鏈環節升級，降低“轉嫁性”盈余水平，進一步強化市場競爭機制，真正提高經濟增長質量。三是提高虛擬經濟效率，優化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結構。中國應加快深化銀行業改革，加強資本市場制度建設和監管力度，提高金融為實體經濟配置資源的效率，有效促進企業的創新活動。

在外部路徑方面：一是積極推動G20等國際協調機制的制度化。中國可聯合新興經濟體，推動G20機制的制度化建設，參與發達經濟體的政策協調，實現全球經濟再平衡。二是加強與美歐的經濟協調，發展與亞非拉國家的經貿關系。為增強經濟運行的平穩性和降低失衡方向的集中度，中國要逐步改變對歐美市場的高度依賴，實現出口市場多元化。同時，還應不斷擴大進口，為他國提供新的出口市場，增強他國與中國經濟的黏合度，實現互利共贏。三是積極參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化是提升中國在未來國際貨幣體系中所處位置的先決條件，但人民幣的國際化應遵循漸進、穩步和可控的原則。隨著人民幣自由兌換進程的加快，中國政府和企業亟待提高應對浮動匯率制下的風險管理能力。

（作者陳繼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國參與全球經濟再平衡的戰略與路徑研究”首席專家、武漢大學教授，胡藝、劉威為課題組成員、武漢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