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附加限制性條件承認經營者集中案例評析

附加限制性條件承認經營者集中案例評析

吳長軍

《中華人民共和反壟斷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對不予禁止的經營者集中，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可以決定附加減少集中對競爭產生不利影響的限制性條件。”自反壟斷法頒布實施以來,我國商務部共依法做出兩項附加條件承認經營者集中的決定：分別是英博集團公司收購AB公司案和日本三菱麗陽公司收購璐彩特國際公司案。筆者試就附加限制性條件承認經營者集中法律制度進行簡要評析。

一、案情簡介中國商務部對日本三菱麗陽公司擬收購璐彩特國際公司的經營者集中反壟斷的申報，根據《反壟斷法》規定，進行了初步審查和進一步審查。商務部與集中雙方就附加限制性條件進行了商談，最終于2009年4月24日公告了“附加限制性條件承認經營者集中的決定”。具體條件如下：

1、璐彩特中國公司實施產能剝離；

2、獨立運營璐彩特中國公司直至完成產能剝離；

3、合并后三菱麗陽公司未來五年不再收購也不再建新廠。

二、案例評析

（一）附加條件承認經營者集中的制度價值。依據合理原則，對某項經營者集中所導致的限制性后果與其所帶來的積極后果進行比較，如果利大于弊，或能表明所加的限制是合理的，則不予禁止。附加條件承認經營者集中的制度，旨在通過附加減少集中對競爭產生不利影響的限制性條件，使該項經營者集中達到反壟斷法豁免規則所要求的效率、社會公共利益、國際競爭力等合理標準，從而決定不予禁止。該項制度充分體現了經濟法的社會本位和平衡協調理念，其主要價值就在于：既可以減少經營者集中對競爭的不利影響，保護消費者的整體利益；也可以最大限度維護經營者的經營自主權，實現社會利益與企業利益的辯證統一。

（二）反壟斷執法機構所附加的限制性條件。一是經營者必須將通過集中行為取得的或以前一直持有的資產部分地讓渡給其他的競爭者。在三菱麗陽公司收購璐彩特中國公司一案中，商務部要求璐彩特中國公司將其年產能中的50%剝離出來就屬于此類條件。二是經營者必須保障其他競爭者的獨立性。商務部要求合并后三菱麗陽公司在擬議交易交割后五年內不得從事下列行為：在中國收購MMA單體、PMMA聚合物或鑄塑板生產商；在中國新建生產MMA單體、PMMA聚合物或鑄塑板的工廠。三是為強化其他競爭者的地位，或者使該市場的進入變得更加容易，經營者將自己的重要設施借貸給其他競爭者,或讓與自己所擁有的知識產權的使用許可。四是將參與集中的經營者共同子公司的業務從相關企業的技術領域中分離出去等。以上限制性條件，目的在于減少集中對競爭產生不利影響，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實現有效競爭狀態，達致追求競爭活力與規模效益的雙重目標。

（三）所附加的限制性條件的具體監督執行。商務部決定中所附的限制性條件具有法律約束力，集中雙方必須嚴格履行，商務部反壟斷執法機構予以監督。發現有違反限制性條件的行為，商務部有權根據規定予以處罰，直至禁止集中。反壟斷執法機構可以根據《反壟斷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對違反規定的經營者責令停止實施集中、限制處分股份或者資產、限制轉讓營業以及采取其他措施恢復到集中前的狀態，或者處以一定數額的罰款。如三菱麗陽公司收購璐彩特中國公司一案中，商務部在決定中明確規定：獨立運營期內，集中雙方違反承諾發生重大違反行為，應支付總金額介于人民幣25萬元和人民幣50萬元之間的罰款，具體金額由商務部根據相關重大違反行為的性質及其對中國市場競爭的影響決定。

總之，鑒于經營者集中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可能有利于發揮規模經濟的作用，有利于優化調整產業結構；另一方面過度集中又會限制市場競爭，損害經濟效率，危害消費者利益。而附加條件承認經營者集中的制度設計,是經營者集中禁止制度的重要一環，能有效平衡私法自治與社會本位的關系,既利于實現微觀經濟主體的效率,又利于維護宏觀競爭秩序的公平。因此，正確理解和實施附加限制性條件承認經營者集中乃至整個反壟斷法制度，對弘揚競爭文化，促進有效競爭，激發市場活力，增進人民福祉，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吳長軍

國際商報2009-9-29

第二篇：《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中經營者集中的評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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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中經營者集中的評析

王曉曄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 研究員

關鍵詞: 反壟斷法 經營者集中 豁免條款 救濟措施

內容提要: 《反壟斷法》在其以“經營者集中”為題的第四章對企業并購的反壟斷審查做出了規定。這個規定適用于在中國市場上發生的所有企業并購，也包括在境外發生但對中國市場競爭具有限制性影響的企業并購活動。本文主要評析經營者集中的概念、經營者集中的申報、兩階段審查程序、禁止的實質性要件、豁免的條件和救濟措施等6個方面。

2007年通過的《反壟斷法》在其以“經營者集中”為題的第四章對企業并購的反壟斷審查做出了規定。這個規定適用于在中國市場上發生的所有企業并購，也包括在境外發生但對中國市場競爭具有限制性影響的企業并購活動。

一、經營者集中的概念

根據《反壟斷法》第20條規定，經營者集中是指下列情形：(1)經營者合并;(2)經營者取得其他經營者足夠數量的有表決權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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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資產;(3)經營者通過合同等方式取得對其他經營者的控制權或者能夠對其他經營者施加決定性影響。因此，與2006年《外資并購境內企業規定》中“外資并購境內企業”僅指“股權并購”和“資產并購”相比，2007年《反壟斷法》的“經營者集中”有著比較廣泛的涵義，即除“股權并購”和“資產并購”之外，還包括兩個或者兩個以上企業之間的合并，以及一個企業以合同或者其他方式取得對其他企業的控制權或者施加支配性影響的情況。就資產并購來說，如果一個企業要取得對另一企業的控制權，它一般應當取得50%以上的資產。就取得足夠數量有表決權的股份來說，因為在企業股份處于市場流通的情況下，一個企業一般不需要取得另一企業50%的股份就可以對之施加支配性的影響，因此，法律上應對可施加支配性影響的股份提出一個量化標準，以提高法律的透明度，使企業能夠對其法律行為的后果有可預見性。如《德國反對限制競爭法》第37條第1款規定，如果一個企業取得另一企業50%或者25%的股份，這兩個企業可被視為出現了企業合并。

出于建立和維護市場有效競爭之目的，“經營者集中”還應當涵蓋能夠直接或者間接對其他企業產生支配性影響以致能夠改變市場結構的其他經濟活動，如兩個企業共同建立一個長期的且具有獨立經濟實體功能的合營企業，即它們共同的子公司。因為這個子公司的建立可以改變市場結構，這在美國《反托拉斯法》和《歐共體競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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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被視為企業并購活動，如《歐共體并購條例》第3條第4款和《美國克萊頓法》第7條的規定。當然，對合營企業的評價取決于建立之目的。如果一個合營企業的建立是出于限制母公司之間的相互競爭，這個合營企業就可能具有限制競爭之影響。如果兩個企業出于共同研發之目的而建立合營企業，建立這個合營企業就可能具有推動競爭的作用。

二、經營者集中的申報

根據《反壟斷法》第21條，經營者集中達到國務院規定的申報標準的，應事先進行申報，未申報的不得實施集中。有些企業并購活動事實上是企業集團內部交易，對市場競爭不會產生重要影響，因此《反壟斷法》第22條規定，經營者集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向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申報：(1)參與集中的一個經營者擁有其他每個經營者50%以上有表決權的股份或者資產的;(2)參與集中的每個經營者50%以上有表決權的股份或者資產被同一個未參與集中的經營者擁有的。

《反壟斷法》第21條要求達到一定標準的企業并購進行申報，但卻沒有規定具體的申報標準，主要原因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對該法的審議過程中，委員們對國務院提交草案中的申報標準有著太大的爭議。《反壟斷法(草案)》規定，如果參與集中的所有經營者在全球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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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內上一的銷售額超過120億元人民幣，并且參與集中的一個經營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上一的銷售額超過8億元人民幣的，參與集中的經營者應當事先向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申報。[1]有些常委會委員認為這個申報標準定得過低，有些委員認為不宜定得過高;還有些委員認為應當按照行業分類規定不同的標準;也有人建議在申報標準中增加市場份額標準。有些反壟斷法專家對這個申報標準也提出了批評，認為它沒有考慮被并購企業的情況，可能導致申報的企業并購對中國市場競爭沒有直接、重大和可以預見的影響。比如，可口可樂是一個大跨國公司，在世界200多個國家或者地區有生產經營活動。如果僅因為可口可樂公司在世界市場上的銷售額超過了120億人民幣，在中國市場上的銷售額超過了8億人民幣，就要求可口可樂公司在世界任何地區的并購活動都向中國反壟斷執法機構進行申報，其中可能就有很多申報不具有合理性。例如，可口可樂在俄羅斯并購了一個很小的汽水瓶生產企業。如果這個并購對中國軟飲料市場上的競爭幾乎沒有影響，這個并購活動的申報就存在管轄過度的問題。另一方面，我們還得考慮反壟斷執法機關的承受能力。可以設想，如果可口可樂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并購活動都向中國政府申報，中國反壟斷執法機關肯定承受不了這樣大的負擔。[2]鑒于各方面對申報標準有不同意見，同時考慮到經營者集中的申報標準應當隨國家經濟發展不斷作出適當的調整，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建議，對經營者集中的具體申報標準由國務院作出規定并適當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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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我國《反壟斷法》對在境外發生的企業并購行使管轄權時，應考慮這些并購活動是否對我國市場競爭有一個可以預見的影響，即我們應當考慮被并購企業的情況。在這個方面，我們可以借鑒發達國家反壟斷法的經驗。例如，根據美國1976年《哈特-斯科特-羅迪諾反壟斷改進法》(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 Act，簡稱 HSR Act)和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2001年制定的申報規則(HSR Rules)，一個企業并購是否申報，取決于以下條件：(1)并購方或者被并購方是否在美國從事影響美國的商業活動，這個標準簡稱為商業標準(commerce test);(2)被并購的資產或者被并購的有表決權的股票是否達到一定數量標準(該標準每年隨美國GNP的變化而被調整)是否達到一定數量標準，這個標準簡稱為交易規模標準(size-of-the-transaction test);(3)交易金額達到2.268億美元或不足這一金額但超過5670萬美元的情況下，并購方和被并購方在全球范圍的銷售額或者資產(該標準每年隨美國GNP的變化而被調整)，這個標準簡稱為當事人標準(size-0f-the-partiestest);(4)豁免申報的其他可能性。根據上述交易規模標準，一個并購的交易額不足5，670萬美元，這個并購不需要申報。根據上述當事人標準，被并購方和并購方在全球的資產或者銷售額分別沒有達到1，130萬美元和1.134億美元，這個并購不需要申報。此外，即便達到上述申報標準的企業并購，仍有很多可得到豁免的可能性，特別是當一個并購涉及外國資產或者外國公司有表決權的股票時。根據《HSR Rules》的第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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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50條，一個美國公司或者外國公司取得一個外國公司，如果該外國公司上一營業在美國境內的銷售額沒有超過567萬美元，這個并購活動可免于申報。此外，即便被并購的外國公司上一營業在美國境內的銷售額超過567萬美元，在下列情況下，這個并購仍可免于申報：(1)并購方和被并購方均為外國企業;(2)并購方和被并購方上一營業在美國市場的銷售額共計不足1.247億美元;(3)并購方和被并購方在美國的資產共計不足1.247億美元;(4)并購交易額沒有超過2.268億美元。

歐共體1989年的《企業合并控制條例》也明確規定，該條例只適用于具有歐共體影響的合并。根據2004年修訂后的新條例，具有歐共體影響的合并除要求參與合并的企業在世界范圍的銷售額超過50億歐元，參與合并的企業在共同體市場上的銷售額有三分之二以上不是來自一個且同一個成員國;還有一個條件是，參與合并的企業中至少有兩個企業在共同體市場的銷售額超過了2.5億歐元。[3]這說明，歐共體競爭法中的企業并購申報標準也充分考慮到了被并購企業的情況。

為了減少國家間對跨國并購管轄權的沖突，國際競爭網絡(ICN)在2002年9月發布了一個《關于合并申報程序的推薦意見》。根據這個推薦意見，主張管轄權的國家應與被審查的企業合并有恰當的地域聯系。[4]推薦意見指出，“地域聯系”不應排除依據當事人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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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范圍的活動而設立的“從屬性標準”。但是，主張管轄權的國家如果與之缺乏地域聯系，當事人在全球范圍的資產或者銷售額就不足引發一個合并申報。[5]地域聯系應限于與交易當事人的聯系，特別是與被取得企業經營活動的聯系。[6]推薦意見還概括地指出，一國不應要求一個跨國合并對之進行申報，除非該交易能夠對主張管轄權的國家產生重大、直接且即刻可以發生的經濟影響。這一標準可在下列條件得到滿足：(1)合并交易中至少兩個當事人在該國有重大經濟活動;或者(2)被取得企業在該國有重大、直接或者間接的經濟活動，如在該國有其資產或者銷售。[7]如果合并交易中只有一方當事人在一個國家有經營活動，這個交易對該國的不利影響是遙遠的，該國對這個合并要求的強制性申報一般不具合理性。推薦意見還進一步指出，“地域聯系”作為申報標準取決于被取得企業的經營活動。為了避免那些于國家經濟沒有潛在影響的合并被強制要求申報，申報的門檻應該有一個合理的高度。[8]推薦意見還指出，即便一個并購交易中被取得企業處于管轄國境外，該交易也可能對管轄國的市場競爭產生不利影響。但這一般發生在一個在國內占市場支配地位的企業并購外國一個大競爭者或者一個潛在大競爭者的情況。因為這種并購極為罕見，反壟斷法關于境外并購的申報標準不能僅依據取得企業的資產或者市場銷售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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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需指出的一點是，反壟斷法只應禁止于市場競爭有嚴重損害的合并，因此并購申報門檻不應太低，否則會給那些對市場競爭有利或者中性的合并帶來不必要的成本。另一方面，企業合并是優化企業組織結構和提高企業市場競爭力的一個重要方式，也是挽救頻臨破產的中小企業的一個重要方式。因此，如果被并購企業不足一定規模，合并應當免除申報義務。出于這樣的考慮，美國的HSR規則不僅明確規定了需申報的企業并購的最低交易金額，而且還規定了并購當事人包括被并購當事人的最小經營規模，這樣很多涉及中小企業的合并就免除了申報。德國《反對限制競爭法》也明確免除了涉及中小企業并購的申報義務。根據該法第35條，市場銷售額不足2000萬歐元的企業與另一企業的合并不需要申報。

通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國務院法制辦2005年11月的《反壟斷法(草案)》第17條中的申報標準很有可取之處：(1)集中交易額超過4億元，參與集中的一方經營者在中國境內的資產總額或者上一銷售總額超過15億元，且其他任何一方經營者在中國境內的資產總額或上一銷售總額超過5億元;(2)中國境內集中的交易額超過15億元;(3)經營者集中沒有交易額的，或者集中的交易額未達到第(1)、第(2)項數額的，參與集中的所有經營者在中國市場上的資產總額或者上一銷售總額超過50億元。這個申報標準與2006年《反壟斷法(草案)》相比，更多地考慮到被并購企業的情況和并購交易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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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階段的審查期限

《反壟斷法》第25條規定，反壟斷執法機構應自收到經營者提交的符合規定的全部文件、資料之日起30日內，對申報的經營者集中進行初步審查，作出是否實施進一步審查的決定，并書面通知經營者。第26條規定，反壟斷執法機構決定實施進一步審查的，應自決定之日起90日內審查完畢，作出是否禁止經營者集中的決定，并書面通知經營者;作出禁止經營者集中的決定，應當說明理由。審查期間，經營者不得實施集中。該條還規定，必要情況下，反壟斷執法機構可以延長第二階段審查時限，但延長的期限最長不超過60日。

與2006年《外資并購境內企業規定》中90天的審查期相比，2007年《反壟斷法》關于兩個階段審查期的規定有很多優點。

首先，兩階段審查期可以使絕大多數于市場競爭有利或者于市場競爭無害的企業并購早日得到批準。即在這種情況下，大部分企業合并可在第一審查期的30天內得到批準。30天內沒有被告知得到了批準的合并，只要沒有被通告進入第二審查期，合并也被視為得到了批準。因為企業并購的審查期是企業組織結構最不穩定的時期，縮短這個審查期，盡快使那些于市場競爭無害的企業并購得到批準，這對于穩定企業組織結構和促進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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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反壟斷法》中審查期的規定有很大靈活性。例如在某些情況下，如經營者同意延長審查期，或者經營者提交的文件資料不準確從而需進一步核實，或者經營者申報后的有關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反壟斷法執法機構可將這個90天的審查期延長至150天，這就給企業并購得到批準創造了條件。如企業可在這樣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修改并購計劃，以消除反壟斷執法機關對并購存在限制或者排除競爭的疑慮。另一方面，在企業同意延長審查期的情況下，反壟斷執法機關也有較大的靈活性，如提出修改并購計劃的方案，最后做出附條件批準的決定。

再次，增加了透明度。《反壟斷法》第26條規定，反壟斷執法機構作出禁止經營者集中的決定時，應說明理由。當然，《反壟斷法》還應進一步提高透明度，即執法機構根據第25條作出批準并購的決定時，也直說明理由。因為這種決定不僅僅面對參與并購的企業，而且還面對其他經營者，包括并購企業的競爭對手。此外，對進入第二階段的審查也應說明理由，因為這不僅增加執法透明度，而且也是一種對反壟斷執法活動的監督機制，以減少他們工作中的拖延。事實上，為了提高執法透明度，為了更好地監督執法者，反壟斷執法機構的所有決定包括批準決定和禁止決定，都應說明理由，并且向社會公告。

四、禁止并購的實質性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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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壟斷法》第28條規定，經營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反壟斷執法機構應作出禁止經營者集中的決定。根據第27條的規定，反壟斷執法機構考慮一個并購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時，考慮以下一系列因素：(1)參與集中的經營者在相關市場的市場份額及其對市場的控制力;(2)相關市場集中度;(3)經營者集中對市場進入、技術進步的影響;(4)經營者集中對消費者和其他有關經營者的影響;(5)經營者集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影響;(6)反壟斷執法機構認為應當考慮的影響市場競爭的其他因素。

上述規定似乎存在矛盾。因為依照第28條第1句，反壟斷執法機構做出是否禁止經營者集中的決定時，只是考慮這個集中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競爭的影響。這顯然是從競爭政策出發的，例如經營者集中能否導致過高的市場集中度。但是根據第27條第5項的規定，反壟斷執法機構還要考慮集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影響”，這似乎說明反壟斷執法機構從一開始還要考慮國家的產業政策。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即反壟斷執法機構做出禁止或者批準經營者集中的基本依據是什么，是以競爭政策為導向，還是以產業政策為導向?

如果說世界各國反壟斷法在內容上存在一定差別的話，那么它們在企業合并控制方面毫無疑問都是以競爭政策為導向的。如《德國反對限制競爭法》第36條第1款規定，“如可預見，合并將產生或加強市場支配地位，聯邦卡特爾局應禁止合并，??”美國司法部和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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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貿易委員會1997年《橫向合并指南》也明確指出，指南的指導思想是，合并不得產生或增強市場勢力或者推動行使市場勢力，因為行使市場勢力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導致財富不合理的分配，其結果是社會資源的錯誤配置。[9]這里所指的市場勢力是指企業能夠在相當長時間里把產品價格維持在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水平之上的能力。因為控制企業并購的目的是為了避免產生或者加強市場勢力，執法者決定是否禁止合并的基本依據當然就是市場結構的變化，即合并之后是否產生占市場支配地位的企業或者會進一步加強這種企業的市場勢力。這就是說，控制企業并購的基本依據應當是市場集中度，或者并購之后企業市場份額所發生的變化。另一方面，以市場集中度作為干預企業并購的依據也是合乎反壟斷邏輯的，因為反壟斷法禁止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規定就是依據這樣一個經濟學原理：當一個企業有著市場支配地位時，它可能會濫用這個地位，從而對競爭和消費者產生嚴重的不利影響。

此外，《反壟斷法》第28條第1句將禁止經營者集中的要件定為“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這也存在較大問題。因為任何企業并購活動對于相關市場和相關企業都具有一定的限制性影響。反壟斷法允許一般性的限制競爭，但不允許程度嚴重乃至排除競爭的限制競爭。至于什么樣的企業并購可達到排除競爭和嚴重限制競爭的程度，應在具體案件中進行具體的經濟分析，特別是考察相關的市場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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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法和歐盟法中，為使企業對其合并計劃有可預見性，為了給執法機關分析和評估合并提供指導，“過度集中”或者“排除和嚴重限制競爭”都有量化標準。如美國反托拉斯行政執法機關使用Herfindahl-Hirshmann-Index(簡稱HHI)來區分高度集中、中度集中和沒有集中的市場。有些反壟斷法把排除和嚴重限制競爭表述為“能夠產生或者加強市場支配地位”。歐共體企業合并控制條例的序言指出，“一個具有共同體影響的合并如果產生或加強市場支配地位，并由此嚴重損害共同體市場或其重大部分的有效競爭，該合并應視為與共同體市場不協調。”我國反壟斷法禁止合并的標準也應有相關的指南或者實施細則，以提高執法的透明度。

需要指出的是，我國禁止經營者集中的實體法規則在實踐中將會受到嚴峻的挑戰，因為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集團是我國當前一項重要的經濟政策。我國剛頒布的《反壟斷法》也體現了這個精神，如第5條規定，“經營者可以通過公平競爭、自愿聯合，依法實施集中，擴大經營規模，提高市場競爭能力。”第7條規定：“國有經濟占控制地位的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行業以及依法實行專營專賣的行業，國家對其經營者的合法經營活動予以保護，?”。特別需要提及的是，根據國資委2006年年底的整體部署，國有經濟應對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保持絕對的控制力，并明確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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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等7大行業將由國有經濟控制，發展趨勢是國有資本總量增加，結構優化，一些重要骨干企業發展成為世界一流企業，并提出到2010年培育出30家至50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集團的目標。[10]因此，某些來自國資委和國家電網公司等中央企業的聲音是，電力、電信、鐵路、民航、石油等具有自然壟斷性質以及需要國有資本控制的領域及行業不應當適用《反壟斷法》。

筆者相信，在經過近30年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國，大多數人不會同意上述看法。國家的確有必要推動和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但這是否意味著國家一定應當通過發展壟斷企業或者維護在位壟斷大企業的方式去實現?實踐已經表明，絕大多數的壟斷包括企業壟斷和行政壟斷都是不合理的現象，其本質不過是限制價格機制調節社會生產和優化配置資源的功能。從短期看，壟斷會導致價格上漲和質量下降，損害消費者利益;從長期看，壟斷會導致企業生產效率低下和國家經濟短缺。更重要的是，壟斷會遏制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競爭精神，而競爭精神才是國家經濟發展的真正動力。

五、經營者集中的豁免

根據《反壟斷法》第28條第2句，一個經營者集中如果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反壟斷執法機構可能作出禁止性決定時，如果經營者能夠證明這一集中對競爭產生的有利因素明顯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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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因素，或者符合社會公共利益的，反壟斷執法機構可以作出對經營者集中不予禁止的決定。這個規定明顯是對具有限制競爭影響的經營者集中的豁免。

反壟斷法中的經營者集中控制一般都有豁免的規定，盡管“豁免”兩個字不一定出現在法規中。如德國《反對限制競爭法》第36條第1款規定，如可預見，合并將產生或者加強市場支配地位，聯邦卡特爾局應禁止合并;但是，參與合并的企業證明合并也能改善競爭條件，并且這種改善超過支配地位的不利條件，不在此限。該法第42條第1款還規定，在個別情況下，合并對整體經濟的好處可以彌補對競爭的限制，或者合并符合重大的公共利益的，應申請，聯邦經濟部長可批準原為聯邦卡特爾局所禁止的合并。在批準時，也應考慮參與合并企業在本法適用范圍之外的各個市場上的競爭力。只有在限制競爭的程度不危及市場經濟秩序的情況下，才能為此批準。然而在實踐中，德國經濟部長很少有批準受到聯邦卡特爾局禁止的經營者集中的情況。2002年，德國經濟部長批準了E.ON股份公司以107億歐元并購德國最大天然氣銷售商Ruhrgas股份公司的活動，但這個批準受到了很多人的指責。[11]

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1997年的《橫向合并指南》中也有豁免的規定，盡管也沒有明確提及“豁免”兩字。《指南》第0.2節概述了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對企業橫向合并的分析方法：第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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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評估合并是否顯著增加了市場集中度，導致集中化的市場;第二，根據市場集中度以及表示市場特征的其他事實，評估合并是否引起潛在的反競爭效果;第三，評估新的市場進入能否及時地、可能地和充分地阻止或者抵消合并引起的反競爭效果;第四，評估合并的經濟效益(這些效益是當事人正常情況下不可能通過其他途徑獲得的);最后，評估如果沒有合并，參與交易的一方是否可能破產和退出市場。這一節的結論是，通過評估市場集中、潛在的反競爭效果、市場進入、效率和破產等一系列問題，當局就可回答對一個合并分析后的結論：這個合并是否產生或者加強市場勢力，或者推動行使市場勢力。

表面上，德國法和美國法豁免企業合并的規則是不同的，因為美國法幾乎不考慮產業政策和社會公共利益等與競爭無關的因素，[12]而在德國聯邦卡特爾局的實踐中，經濟效率不能成為豁免企業并購的重要理由，特別當合并能夠產生或者加強市場支配地位時，聯邦卡特爾局不會接受當事人以經濟效率為由的辯護。然而，另一方面，因為競爭政策和產業政策之間不是絕對相互不可逾越的，美國法和德國法關于豁免的規則就有相似性。例如，美國法關于經濟效率的考慮，很難說它不是出于產業政策。美國注重對與破產企業相關的并購活動給予豁免，這一方面是出于市場競爭的考慮，因為這樣的合并一般不會產生市場勢力，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產業政策的考慮，因為這種合并有利于推動企業重組活動。美國法和德國法在并購豁免方面的共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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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豁免的企業并購不能嚴重影響市場競爭。例如，美國法要考慮企業合并中的經濟效率，但強調這是合并特有的效率，是可以認知的效率，且這個效率不是來自并購后企業在產品或者服務方面的限制競爭。橫向合并指南還指出，如果一個合并導致壟斷或者近乎導致壟斷，合并產生的效率不具有合理性。

我國《反壟斷法》第28條第2句關于豁免的規定，主要參考了德國法的內容。需指出的是，經營者集中對競爭產生的有利影響，不是指企業通過合并可以提高自身某些方面的競爭優勢，而是指相關市場上競爭結構的改善。例如，一個經營者集中雖然加強了取得企業的市場地位，但是如果沒有集中，被取得企業將被迫退出市場，這也許就可判斷這個集中比沒有集中更有利于市場競爭。衡量集中對市場競爭影響的這一規定說明，經濟效率尚未成為我國反壟斷法豁免經營者集中的理由。但是，由于第27條“經營者集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影響”的規定，不排除反壟斷執法機構基于經營者集中可以實現生產合理化，或者有利于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率和市場競爭力等理由而批準限制競爭的經營者集中。

我國《反壟斷法》第28條為經營者集中辯護的第二個理由是社會公共利益。在這個方面，商務部2006年《外資并購境內企業規定》的第54條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它除了規定改善市場競爭條件的企業并購可以向商務部和國家工商局申請審查豁免外，其他三種企業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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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得到這樣的待遇，它們是：(1)重組虧損企業并保障就業的;(2)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人才并能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的;(3)可以改善環境的。這說明，這三種情況被視為有利于社會公共利益。應當說，反壟斷法關于社會公共利益的規定非常必要。因為經濟非常復雜，無論從現實還是從發展的眼光看，競爭政策同社會公共利益或者整體經濟利益都有沖突的可能性。一個比較靈活的法規可以給執法機關留有余地，使它在競爭政策和產業政策發生沖突時有選擇的機會。但是，另一方面，反壟斷執法機構應當謹慎地執行產業政策，否則它就不可能認真執行國家的競爭政策，而競爭政策則是市場經濟國家維護其市場經濟秩序的基本政策。

六、違法集中的救濟

法律救濟一般是指執法機構為減少違法行為的損害而采取的必要措施。根據《反壟斷法》第48條，經營者違反本法規定實施集中的，由反壟斷執法機構責令停止實施集中、限期處分股份或者資產、限期轉讓營業以及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恢復到集中前的狀態，可以處50萬元以下的罰款。

經營者違法實施的集中一般有以下情況：(1)該申報不申報而實施了集中;(2)申報未得到批準前就實施了集中;(3)申報中提供了虛假信息而騙取了反壟斷執法機關的批準。應當說，上述違法行為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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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上都很嚴重，公然蔑視法律，是擾亂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的行為。為了懲罰違法行為，同時也是為了給其他經營者一個警示，各國反壟斷法一般對違法的經營者集中規定了數額較大的罰款，如德國規定的最高罰款是50萬歐元，歐盟規定的最高罰金是不超過相關企業全球市場銷售額的10%。反壟斷執法機關在具體案件中確定具體罰金的時候，應當考慮到違法行為的性質、程度和持續的時間。

我國《反壟斷法》規定50萬元以下的罰款金額，其威懾力有些不足。因為違反經營者集中規定的，只能是市場上的一些大企業。對于這些大企業來說，區區50萬元人民幣何談威懾?還應該想到的一個問題是，在經營者違法合并的情況下，恢復原狀或者拆分企業事實上都是很難辦的事情，因為這涉及企業組織結構的重大調整。所以，在實踐中，對違法企業征收罰金是最重要的救濟手段。如果這個手段不具威懾力，反壟斷法很難消除違法并購活動對市場競爭的不利影響。

七、外資并購的國家安全審查

據Dealogic的統計，2006年外資在中國境內并購的金額達到了310億美元，這幾乎是上世紀末外資在中國境內進行企業并購的31倍。近年來的美國凱雷收購中國的徐工一案引人注目。2005年，凱雷要注資30億人民幣收購徐工機械85%的股份。到了2006年10月，凱雷的這一并購計劃改為收購徐工50%的股份。到了2007年3月，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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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雷改以18.01億元的價格獲得徐工機械45%的股權。但是，這個收購是否最終得到中國政府的批準還不得而知。2006年，法國SEB集團出資24億人民幣收購中國蘇泊爾52.7%至61%股權。因為被收購的蘇泊爾在2005年的市場銷售額超過了15億人民幣，所占有市場份額大約為40%，從而使這起并購成為一起引人注目的外資并購事件。由于并購受到了蘇泊爾競爭對手的強烈反對，因而成為商務部開展反壟斷審查聽證的第一案。2007年4月，商務部發出《原則同意浙江蘇泊爾股份有限公司引進境外戰略者投資的批復》，同意SEB持蘇泊爾52.74%至61%股權。這些情況說明，對于中國市場上的企業并購活動，人們特別關注的是外資對國內企業的并購。

有人說，我國《反壟斷法》關于外資并購中國家安全審查的規定說明中國關于引進外資的經濟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其實，關于外資并購境內企業的國家安全審查制度，并不是中國獨有的法律制度。2005年1月，中國海洋石油公司收購美國優尼克公司的計劃就曾因國家經濟安全問題遭到了美國政府的抵制。中國企業海外收購所受到的挫折一方面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例如在中國政府審查凱雷收購徐工的過程中，有人甚至表達了“賣徐工就是賣國”的觀點;另一方面，這也使我國立法者進一步認識到，我們也有必要高度重視有效利用外資和國家經濟安全的問題，即一方面要繼續大力吸引外資，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外資在我國市場上并購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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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規模過大，特別要注意防止外資企業對我國品牌企業的惡意收購，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反壟斷法》第31條規定，“對外資并購境內企業或者以其他方式參與經營者集中，涉及國家安全的，除依照本法規定進行經營者集中審查外，還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進行國家安全審查。”因此，這個規定非常符合中國的國情。

需要指出的是，外資并購中的國家經濟安全審查因為不屬于國家競爭政策的問題，國家經濟安全審查的任務就不能由反壟斷執法機關來承擔。在這個方面，我國也將會借鑒其他國家的實踐經驗，建立相關的審查機構和程序。

與2006年商務部等六部委發布的《規定》相比，2007年頒布的《反壟斷法》在控制經營者集中的程序法和實體法方面均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然而，《反壟斷法》仍有值得商榷或者需要改進之處。最大的問題是如何科學地確定一個經營者集中的申報標準，這個標準應當保證申報了的經營者集中與中國市場有著比較密切的地域聯系。在禁止合并的實體法方面，從邏輯的推理和市場經濟國家的實踐經驗出發，建議將排除和嚴重限制競爭作為禁止合并的實質性標準，同時，將導致和加強市場支配地位視為經營者集中排除或者嚴重限制競爭的可能性。在企業并購案件中，還應當加強經濟分析，減少以產業政策為導向的豁免。反壟斷執法機構原則上只是執行國家的競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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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競爭政策與其他政策特別是與產業政策發生沖突的時候，競爭政策應處于優先適用的地位。最后，我們還應當借鑒美國、歐盟以及其他國家的經驗，制定企業并購的相關指南或細則性規定。因為區區十幾條規定，即便它們非常完善，也不可能解決實踐中與企業并購相關的各種問題。特別在界定相關市場、認定市場集中度、分析企業合并的潛在反競爭效果、分析與企業并購相關的經濟效率等一系列問題上，我們都需要未來的反壟斷委員會和反壟斷執法機構制定相關的指南或者提供比較明確的法律指導或者政策指導。

注釋:

作者簡介：王曉曄(1948-)，女，漢族，河北張家口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 北京 100720

[1]反壟斷法草案(2006年6月)第17條。

[2]王曉曄：《中國反壟斷法草案“經營者集中”評析》，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五屆競爭法和競爭政策國際研討會(北京2007年5月11-12日)提交的論文。

[3]Article 1，Council regulation(EC)No.139/2004 of 20 January 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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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takings(the EC Merger Regulation)，Official.Journal of the European，29.1.2004.[4]Recommended Practices for Merger Notification Procedures，資料來源：.[5]Comment 2 to paragraph B of Article 1，Nexus to Reviewing Jurisdiction.[6]Comment 3 to paragraph B of Article 1，Nexus to Reviewing Jurisdiction.[7]Comment 1 to paragraph C of Article 1，Nexus to Reviewing Jurisdiction.[8]Comment 2 to paragraph C of Article 1，Nexus to Reviewing Jurisdiction.[9]比較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1992年4月2日《橫向合并指南》第0.1節。

[10]張宇哲：《反壟斷立法難解自然壟斷困局》，載《財經》2007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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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Getting the Deal Through-Merger Control 2007，p.121.[12]Getting the Deal Through-Merger Control 2007，p.121.

第三篇：城建稅和教育費附加申報案例

城建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稅實訓資料

班級 學號 姓名

一、城建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練習題

1、【單選題】根據城市維護建設稅的規定，下列企業屬于城市維護建設稅納稅人的是（）。A.繳納資源稅的國有企業 B.繳納土地使用稅的私營企業 C.繳納增值稅的外商投資企業 D.繳納房產稅的外國企業

2、【單選題】城市維護建設稅的計稅依據是（）A.實際繳納的消費稅、關稅、增值稅之和 B.實際取得的銷售額、營業額之和

C.實際繳納的增值稅、營業稅、資源稅之和 D.實際繳納的增值稅、消費稅之和

3、【單選題】某企業地處市區，2008年5月被稅務機關查補增值稅45000元、消費稅25000元、所得稅30000元；還被加收滯納金2000元、被處罰款50000元。該企業應補繳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元。

A.5000 B.7000 C.8000 D.10000

4、【單選題】關于教育費附加的減免稅規定，下列表述不正確的是（）。A.對海關進口的產品征收增值稅、消費稅，但不征收教育費附加 B.減免“三稅”發生退稅的，同時退還已征收的教育費附加

C.出口產品退還增值稅、消費稅的，同時退還已征收的教育費附加

D.下崗失業人員從事飲食業個體經營，自領取稅務登記證之日起，3年內免征教育費附加

5、【多選題】下列符合城建稅稅率規定的有（）。A.納稅人所在地在城市市區的，稅率為7% B.納稅人所在地在縣城、建制鎮的，稅率為5% C.納稅人所在地為工礦區的，稅率為1% D.縣政府設在城市市區，其在市區辦的企業，稅率為7%

6、【多選題】關于城市維護建設稅的適用稅率，下列表述正確的有（）。（2009年）A.按納稅人所在地區的不同，設置了三檔地區差別比例稅率

B.由受托方代收、代扣“三稅”的，可按納稅人所在地的規定稅率就地繳納城市維護建設稅 C.流動經營等無固定納稅地點的納稅人可按納稅人繳納“三稅”所在地的規定稅率就地繳納城市維護建設稅

D.城市維護建設稅的稅率是指納稅人應繳納的城建稅稅額與納稅人實際繳納的“三稅”稅額之間的比例

E.對增值稅實行先征后返辦法的，一般情況下附征的城建稅不予退還

二、城建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會計處理

企業應設置“應交稅費—應交城市維護建設稅”明細科目，核算企業城建稅計提與繳納情況。每月計提應交城建稅時，借記“稅金及附加”科目，貸記“應交稅費——應交城市維護建設稅”科目；實際繳納稅款時，借記“應交稅費—應交城市維護建設稅”科目，貸記“銀行存款”科目。該科目期末貸方余額表示企業應交未交的城建稅款。

教育費附加是國家為了發展地方教育事業而隨同“三稅”同時征收的一種附加費，嚴格來說不屬于稅收的范疇，但由于同城建稅類似，因此，也可以視同稅款進行核算。教育費附加征收對象、計費依據、計算方法和征收管理與城建稅相同。企業對教育費附加通過“應交稅費—應交教 育費附加”明細科目核算。

城建稅、教育費附加等是建立在實際繳納增值稅基礎上的，3萬以下免征增值稅，所以城建教育費附加不需要做賬務上的處理。（關于對小微企業免征有關政府性基金的通知 財稅〔2014〕122號）；3萬到10萬增值稅是不免的，但是免城建稅、教育費附加等（關于擴大有關政府性基金免征范圍的通知 財稅〔2016〕12號：

一、將免征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水利建設基金的范圍，由現行按月納稅的月銷售額或營業額不超過3萬元（按季度納稅的季度銷售額或營業額不超過9萬元）的繳納義務人；擴大到按月納稅的月銷售額或營業額不超過10萬元（按季度納稅的季度銷售額或營業額不超過30萬元）的繳納義務人；

三、本通知自2016年2月1日起執行）。具體賬務處理如下：

借：銀行、現金、應收等

貸：主營業務收入

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

計 提：

借：稅金及附加

貸：應交稅費--應交城建稅

應交稅費--應交教育費附加等

期末結轉：

借：應交稅費--應交城建稅

應交稅費--應交教育費附加等

貸：營業外收入--稅費減免

三、城建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納稅申報實訓

（一）實訓目的

1、熟悉城建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稅（費）納稅申報的流程

2、熟悉、掌握城建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稅（費）的賬務處理

3、掌握城建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稅（費）申報表的填制

（二）實訓程序

1、計算應納的城建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2、寫出城建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會計分錄

3、填寫“城建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稅（費）申報表”

（三）實訓案例

【例】某公司在市區，2017年4月實際繳納增值稅款為430萬元，消費稅款為70萬元，請計算應納的城建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并進行會計處理，然后填寫“城建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稅（費）申報表”。

第四篇：“經營者集中”的內涵淺析論文

我國反壟斷法沒有明文規定經營者集中的含義，而只是以非窮盡列舉的方式規定了經營者集中的具體情形。反壟斷法的配套法規、規章和指南文件中也未對“經營者集中”的含義做出規定。時至目前，這個問題不僅困擾著執法機構，也給企業決定是否申報制造了障礙 我國反壟斷法于2008年開始實施，商務部隨之組建反壟斷局并依法開展經營者集中反壟斷審查工作，但我國反壟斷法沒有明文規定“經營者集中”的含義，而只是以非窮盡列舉的方式規定了經營者集中的具體情形。反壟斷法的配套法規、規章和指南文件中也未對“經營者集中”的含義做出規定。時至目前，這個問題不僅困擾著執法機構，也給企業決定是否申報制造了障礙。

“經營者集中”的內涵

討論“經營者集中”的內涵進而確定哪些行為構成經營者集中，首先需要從創設經營者集中反壟斷控制制度的初衷去考查。反壟斷法創設經營者集中控制制度不同于為市場主體提供行為規范、為司法機關提供裁判規則的民商事法律制度。反壟斷法對經營者集中進行控制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事先預防機制(即事先申報和審查，這種情形占多數)，或事后查處機制(即事后申報和審查，這種情形占少數)，防止經營者通過集中過度消滅競爭者、提高市場集中度、增強市場控制力，進而限制排除市場競爭，最終扭曲市場競爭機制正常發揮作用，損害消費者利益，降低社會福利。原本相互獨立的市場競爭力量，相互之間一旦產生某種控制或關聯關系或者這種控制或關聯關系得以強化，就有可能改變現有市場競爭結構，強化該經營者對相關市場的控制能力，從而可能對相關市場競爭產生負面影響。

根據具體的交易方式和內容，這種聯系的產生或者強化由強到弱可以分為不同情形，一是通過合并、購買資產等方式，混同財產、擁有共同意思機構;二是通過購買股權或者其它強弱不同的控制關聯關系，使不同的意思機構之間的控制關聯程度得以產生或增強;三是即便不能實施控制或施加影響，但在客觀上存在股份等權益的持有關系等。這些情形使原本獨立的市場力量之間形成或強化共同意志、進行意志控制或影響，以及產生或強化權益持有關系，進而使其市場行為同一化或協調化。

“經營者集中”的實質在于獨立市場力量之間發生或者強化控制關聯關系，至于經營者集中的動機在所不問，例如擴大生產規模、降低生產成本、提高效率、取得或強化市場支配地位、控制上下游企業等等;至于何種市場力量之間集中也在所不問，例如同行業集中，上下游整合，還是無關行業間的收購等等;至于經營者集中的具體方式也不重要，例如通過合并、購買股權等等。反壟斷法上的經營者集中包括但不限于合并、收購等方式。出于商業安排的考慮，經營者集中的具體方式和手段可以多種多樣，不僅包括資產購買、股權購買，還可能表現為重要人員的任命、合同控制等等。這些具體的集中形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多種方式共同使用，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還可能涌現新的經營者集中方式。由于各國經濟發展階段、交易傳統以及法律體系等因素的差異，經營者集中的形式也可能不同。上述動機、方式等因素在反壟斷審查過程中會不同程度地發揮作用，但這些因素本身并非反壟斷審查關注的焦點。“經營者集中”含義的核心是獨立市場競爭力量的結合，反壟斷法關注的是獨立市場競爭力量的結合對市場競爭的影響。基于上述考慮，凡是相互獨立的經營者之間產生或強化控制或關聯關系的市場行為都可以歸納到經營者集中控制制度的范疇中來。

“經營者集中”內涵的獲知路徑

壟斷協議是市場上相互獨立的經營者之間，通過意思協調排除限制市場競爭的行為。與經營者集中類似，都是發生在獨立的經營者之間，都屬于可能發生排除限制市場競爭效果的行為。因此理解“經營者集中”的內涵可通過其與壟斷協議的比較中獲知。壟斷協議限于獨立經營者之間的主觀意思協調，不包括獨立經營者之間的客觀意思同一。獨立的經營者通過壟斷協議進行意思協調，無論是在協調前，還是在協調后，參與協調的經營者都維持了各自市場競爭者的獨立性，相互間不存在結合、控制或關聯關系。雖然經營者集中源于經營者之間的協議，但實施協議將導致參與集中的經營者主體變更、產生或強化相互間的控制或關聯關系。壟斷協議中的意思協調通過實施壟斷協議進行，壟斷協議本身就是反壟斷法規范的對象，在有些情況下，壟斷協議和壟斷行為是同一的。經營者集中下的意思協調通過實施集中協議的結果進行，即通過主體變更，或者因實施協議在主體間引發或強化控制關聯關系實現。壟斷協議是平等市場主體之間的意思協調，屬于橫向主體間的利益協調。經營者集中則是平等市場主體間的實體一體化或者縱向控制關聯，屬于縱向的利益歸屬。

從法律對兩種行為的態度來看，對經營者集中予以控制，對壟斷協議原則上予以禁止。按照合理原則處理的壟斷協議，則需要結合具體情況考慮其對技術進步、消費者福利等方面的因素進行合理性分析。對經營者集中，法律一方面認可其積極的作用，另一方面也限制其消極的影響，因此需要進行綜合分析，以確定其是否超出了法律可以忍受的排除限制競爭的程度。即使在超出的情況下，也可能附加限制性條件抵消或減輕反競爭影響的情況下予以批準。從這個角度看，法律對經營者集中均采取了合理原則的處理方式。企業合營(通常稱為合營企業，筆者更傾向于企業合營的稱謂)則是介于壟斷協議和經營者集中之間的一種特殊行為。企業合營的兩種極端形態分別是壟斷協議和經營者集中，例如兩個或兩個以上獨立的經營者為規避反壟斷法規定，以設立合營企業的方式協調兩者之間的市場行為，可能屬于形式上組建合營企業，實質上的壟斷協議。這種情形通常表現為兩經營者不向合營企業投入研發、生產等資產，合營企業主要協調兩經營者的銷售行為，因此有些情況下也被稱作銷售型合營。

民商法上也有類似合并的概念。民商法上的合并是獨立的民事主體之間的一樁民商事交易，法律關注的是并購交易本身，屬于合同法和公司法的內容。民商法上的合并可能導致民事主體及其相應權利義務的變化，即參與合并的當事公司作為民事主體的產生、變更、消滅以及權利、義務的承繼等問題。

在實踐中，反壟斷法上的合并和民商法上的合并可能指向同一行為，都表現為獨立公司企業之間的合并，在法律形式上并無二致。兩者的區別在于反壟斷法上的合并必須發生在相互獨立的經營者之間;民商法上的合并必須發生在獨立民事主體之間。反壟斷法上的相互獨立與民商法上的獨立民事主體不同。民商法上的獨立民事主體是以獨立財產、獨立人格和獨立責任為特征的經濟組織，強調目標公司與投資者之間的獨立。反壟斷法上的獨立經營者是因所有權和利益歸屬不同，而表現為不具有控制及關聯關系的不同市場競爭者，強調的是此經營者與其他經營者之間相互獨立，這些經營者之間不存在控制或者其他關聯關系，在市場上獨立決策、獨立運營、相互競爭，擁有不同甚至相互沖突的利益。

歸根結底，經營者之間不同的所有權歸屬、不同的控制和關聯關系、不同甚至相互沖突的利益關系，決定了他們各自具有不同的意志和意思，并因此決定了是否屬于反壟斷法上的相互獨立的經營者。民商法上的合并一旦發生，法律所關注的僅是參與合并的兩公司的人格和權利義務的變化。唯一涉及其他公司的是，參與合并的兩公司的股東在合并后公司的權利義務分配。從這個角度看，民商法意義上的合并并沒有“刺破”公司法人制度在投資者和公司之間的“面紗”。

第五篇：申請承認外國法院離婚判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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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承認外國法院離婚判決案例

隨著我公民在國外結婚、離婚人數的增多，涉及中國公民向我人民法院申請承認外國法院離婚判決的案件也越來越多，外國法院離婚判決書公證認證需求也隨之增加。

我國法院對于外國法院離婚判決認定的規定如下：

1、婚姻當事人一方為中國公民的外國法院的離婚判決書在國內使用，須經國內中級人民法院對該判決裁定承認后，才能為當事人出具以該外國法院離婚判決為準的婚姻狀況公證。

2、國內中級人民法院受理當事人的申請時，對外國法院離婚判決書的真偽不能判定，要求當事人對該判決書的真實性進行證明的，當事人可向駐外使、領館申請公正、認證。外國法院的離婚判決書可經過居住國公證機構公證、外交部或外交部授權機構認證，我使、領館認證；亦或居住國外交部直接認證，我使、領館認證。進行上述認證的目的是為判決書的真偽提供證明，不涉及對其內容的承認。

以下是一個申請承認外國法院離婚判決案例： 申請人XXX，男，漢族。

委托代理人XXX，福建廈門XX律師事務所律師。

2010年1月11日，申請人XXX向本院提出申請，要求承認加拿大安大略省最高法院對XXX與XXX共同申請離婚一案于2009年6月18日作出的《離婚決議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具有法律效力。加拿大安大略省最高法院判決如下：XXX與XXX離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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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曾于1988年7月11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湖南省長沙市結婚，決議于作出之日之后31天生效。申請人提供了加拿大安大略省最高法院的《離婚決議書》，該離婚判決書經加拿大公證員公證并經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多倫多總領事館領事認證。

本院經審查認為，加拿大安大略省最高法院于2009年6月18日作出的《離婚決議書》，該決議書載明決議于作出之日之后31天生效，故該決議書已在加拿大發生法律效力。申請人辦理了有關決議書文件的公證和認證手續，該離婚決議書不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基本原則或者國家主權、安全、社會公共利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中國公民申請承認外國法院離婚判決程序問題的規定》第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六條之規定，裁定如下：

承認加拿大安大略省最高法院對XXX與XXX共同申請離婚一案于2009年6月18日作出并已于2009年7月18日生效的宣告他們離婚的《離婚決議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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