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務院關于經營者集中申報標準的規定（最終版）

國務院關于經營者集中申報標準的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

第529號

《國務院關于經營者集中申報標準的規定》已經2008年8月1日國務院第20次常務會議通過，現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總 理溫家寶

二○○八年八月三日

國務院關于經營者集中申報標準的規定

第一條 為了明確經營者集中的申報標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制定本規定。

第二條 經營者集中是指下列情形：

（一）經營者合并；

（二）經營者通過取得股權或者資產的方式取得對其他經營者的控制權；

（三）經營者通過合同等方式取得對其他經營者的控制權或者能夠對其他經營者施加決定性影響。

第三條 經營者集中達到下列標準之一的，經營者應當事先向國務院商務主管部門申報，未申報的不得實施集中：

（一）參與集中的所有經營者上一會計年度在全球范圍內的營業額合計超過100億元人民幣，并且其中至少兩個經營者上一會計年度在中國境內的營業額均超過4億元人民幣；

（二）參與集中的所有經營者上一會計年度在中國境內的營業額合計超過20億元人民幣，并且其中至少兩個經營者上一會計年度在中國境內的營業額均超過4億元人民幣。營業額的計算，應當考慮銀行、保險、證券、期貨等特殊行業、領域的實際情況，具體辦法由國務院商務主管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制定。

第四條 經營者集中未達到本規定第三條規定的申報標準，但按照規定程序收集的事實和證據表明該經營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國務院商務主管部門應當依法進行調查。

第五條 本規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篇：國務院關于經營者集中申報標準的規定(2018年修正)-國家規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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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國務院規定的國有土地出讓金標準

國務院規定的國有土地出讓金標準

我國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的方式有三種：協議、招標、拍賣。在這三種方式中，招標和拍賣具有公開性、競爭性，一般不存在低價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的現象；協議出讓由于沒有引入競爭機制，土地由誰使用，特別是土地出讓金的確定，具有主觀因素。非法低價（包括無償）出讓主要發生在以協議方式出讓土地的行為上，因此規范協議出讓最低價標準至關重要。

區別是否低價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現主要依據以下規定：1992年原國家土地管理局出臺的《劃撥土地使用權管理暫行辦法》規定“土地使用權出讓金，區別土地使用權轉讓、出租、抵押等不同方式，按標定地價的一定比例收取，最低不得低于標定地價的40%”；1995年又出臺了《協議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最低價確定辦法》規定，協議出讓最低價根據商業、住宅、工業等不同土地用途和土地級別的基準地價的一定比例確定，具體適用比例由省、自治區、直轄市確定，確定協議出讓最低價應當綜合考慮征地拆遷費用、土地開發費用、銀行利息及土地純收益等基本因素。

由以上規定可以看出，協議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的土地出讓金不得低于協議出讓最低價，協議出讓最低價是衡量是否低價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的標準。然而，在實際工作中，由于出讓土地類型、目的，取得土地利用狀況等的差異，依靠以上原則確定的協議出讓最低價標準來衡量是否低價出讓國有土地已遠遠不夠。一方面是可操作性低，出讓土地有可能是新增建設用地直接協議出讓；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原劃撥土地使用權補交土地出讓金；再者，還有可能是企業改制涉及的土地出讓等。

不同情況地價內涵不一，繳納土地出讓金標準也應該有很大差異。首先，僅按不同用途基準地價的一定比例確定的協議出讓最低價標準，無法滿足不同土地情況出讓地價的需要,難于操作，致使有些地方公布的協議出讓最低價標準形同虛設。第二，具體出讓地塊地價內涵往往與協議出讓最低價地價內涵不一致，二者不具有可比性，若以此確定協議出讓土地出讓金，既有可能導致國有土地資產流失，也往往會出現侵犯原土地使用者權益的情況。第三，根據國土資源部《關于改革土地估價結果確認和土地資產處臵審批辦法的通知》，劃撥土地使用權價格可作為企業權益計入企業資產，劃撥土地需轉為有償使用土地的，按出讓土地使用權價格與劃撥土地使用權價格差額部分核算出讓金，這已不大適用于按上述文件規定確定的協議出讓最低價標準。

②最低價確認方法

協議出讓最低價不能簡單地由基準地價的一定比例確定，應分門別類針對具體出讓土地類型及地價內涵制定標準。新增建設用地協議出讓最低價確定。-1-

對于新增建設用地采用協議方式出讓的，取得的土地形式有可能是生地、毛地或熟地。

生地主要是指已完成土地使用批準手續而未進行基礎設施配套開發和土地平整的土地，土地補償費、安臵補助費、征地過程中發生的稅費等土地取得費用由申請使用土地者支付。其協議出讓地價的核定應該是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所產生的土地增值費，或稱土地所有權收益、土地純收益。

當然，土地出讓金與新增建設土地有償使用費是不同的，土地出讓金是市、縣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將土地使用權出讓給土地使用者，并由土地使用者按規定的標準向國家繳納的土地出讓的全部價款。而新增建設用地土地有償使用費是指國務院或省級人民政府在批準農用地轉用、征用土地時，向以出讓等有償使用方式取得新增建設用地的市、縣人民政府收取的平均土地純收益。雖然繳納主體和性質不同，但由于新增建設用地征收標準的制定是由國土資源部按照全國城市土地分等和城鎮土地級別、基準地價水平等情況確定的，其標準的制定辦法與收取目的及土地出讓金有相似性，因此，新增建設用地協議出讓最低價的確定可以以此作為依據。根據《新增建設用地土地有償使用費收繳使用管理辦法》確定，各地征收標準的制定以新增建設用地中依法納入有償供地的比例約為60%，從而確定均純收益征收定額標準，因此協議出讓最低價的確定可按以下公式計算：協議出讓最低價=新增建設用地土地有償使用費征收標準÷60%

毛地和熟地具備建設條件的土地，其協議出讓最低價的確定可以以基準地價和生地出讓最低價加上相應的土地開發費等綜合考慮。

土地價格是一個有機整體，依據土地構成分離出土地出讓金有其片面性，在使用上也有局限性，一般只適用于工業用地，用于商業、住宅等用地并不適用。但對于目前制定新增建設用地（工業用途）協議出讓最低價標準，卻不失為行之有效的辦法。對于新增建設用地中用作商業、住宅用途的，其協議出讓最低價的確定要以基準地價為準；以生地、毛地出讓的，從基準地價中扣除相應的平均土地取得費、開發費等。企業改制涉及劃撥土地使用權協議出讓最低價確定。根據國土資源部《關于改革土地估價結果確認和土地資產處臵審批辦法的通知》，企業改制時，劃撥土地需轉為有償使用土地的，按出讓土地使用權價格與劃撥土地使用權價格差額部分核算出讓金。據此核算出的土地出讓金就有可能低于標定地價的40%，對于企業改制涉及的補繳土地出讓金，不能按“不低于標定地價的40%”作為衡量低價出讓國有土地的標準。

第四篇：國務院關于探親假規定

《國務院關于職工探親待遇的規定》的通知

國務院國發〔1981〕36號

各省,市,自治區人民政府,國務院各部委,各直屬機構:

《國務院關于職工探親待遇的規定》,已經一九八一年三月六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批準,現予公布施行:

附件:

國務院關于職工探親待遇的規定

第一條 為了適當地解決職工同親屬長期遠居兩地的探親問題,特制定本規定.第二條 凡在國家機關,人民團體和全民所有制企業,事業單位工作滿一年的固定職工,與配偶不住在一起,又不能在公休假日團聚的,可以享受本規定探望配偶的待遇;與父親,母親都不住在一起,又不能在公休假日團聚的,可以享受本規定探望父母待遇.但是,職工與父親或與母親一方能夠在公休假日團聚的,不能享受本規定探望父母的待遇.第三條 職工探親假期:

(一)職工探望配偶的,每年給予一方探親假一次,假期為30天.(二)未婚職工探望父母,原則上每年給假一次,假期為20天,如果因為工作需要,本單位當年不能給予假期,或者職工自愿兩年探親一次,可以兩年給假一次,假期為45天.(三)已婚職工探望父母的,每4年給假一次,假期為20天.探親假期是指職工與配偶,父,母團聚的時間,另外,根據實際需要給予路程假.上述假期均包括公休假日和法定節日在內.第四條 凡實行休假制度的職工(例如學校的教職工)應該在休假期間探間:如果休假期較短,可由本單位適當安排,補足其探親假的天數.第五條 職工在規定的探親假期和路程假期內,按照本人的標準工資發給工資.第六條 職工探望配偶和未婚職工探望父母的往返路費,由所在單位負擔.已婚職工探望父母的往返路費,在本人月標準工資30%以內的,由本人自理,超過部分由所在單位負擔.第七條 各省,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據本規定制定實施細則,并抄送國家勞動總局備案.自治區可以根據本規定的精神制定探親規定,報國務院批準執行.第八條 集體所有制企業,事業單位職工的探親待遇,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自行規定.第九條 本規定自發布之日起施行,1958年2月9日《國務院關于工人,職員回家探親的假期和工資待遇的暫行規定》同時廢止.關于制定《國務院關于職工 探親待遇的規定》實施細則 的若干問題的意見 國家勞動總局勞總險字(81)12號 1981年3月26日

為便于各地區制定《國務院關于職工探親待遇的規定》的實施細則,現就若干問題提出如下意見:

一,《國務院關于職工探親待遇的規定》(以下簡稱《探親規定》)所稱的父母,包括自幼撫養職工長大,現在由職工供養的親屬.不包括岳父母,公婆.二,學徒,見習生,實習生在學習,見習,實習期間不能享受《探親規定》的待遇.三,《探新規定》所稱的“不能在公休假日團聚”是指不能利用公休假日在家居住一夜和休息半個白天.四,符合探望配偶條件的職工,因工作需要當年不能探望配偶時,其不實行探親制度的配偶,可

以到職工工作地點探親,職工所在單位應按規定報銷其往返路費.職工本人當年則不應再享受探親待遇.五,女職工到配偶工作地點生育,在生育休假期間,超過五十六天(難產,雙生七十天)產假以后,與配偶團聚三十天以上的,不再享受當年探親待遇.六,職工的父母或母親和職工的配偶同居一地的,職工在探望配偶時,即可同時探望其父母或者母親,因此,不能再享受探望父母的待遇.七,具備探望父母條件的已婚職工,每四年給假一次,在這四年中的任何一年,經過單位領導批準即可探親.八,職工配偶是軍隊干部的,其探親待遇仍按一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勞動部關于配偶是軍官的工人,職員是否享受探親假待遇問題的通知》辦理《通知》第一條中所規定的假期天數應改按一九八一年頒布的《國務院關于職工探親待遇的規定》中第三條第一項規定的假期天數執行..九,職工在探親往返旅途中,遇到意外交通事故,例如坍方,洪水沖毀道路等,造成交通停頓,以致職工不能按期返回工作崗位的,在持有當地交通機關證明,向所在單位行政提出申請后,其超假日期可以算作探親路程假期.十,各單位要合理安排職工探親的假期,務求不要妨礙生產和工作的正常進行,并且不得因此而增加人員編制.十一,各單位對職工探親要建立嚴格的審批,登記,請假,銷假制度.對無故超假的,要按曠工處理.十二,有關探親路費的具體開支辦法按財政部的規定辦理.十三,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勞動部對于制定國務院關于工人,職員回家探親的假期和工資待遇的暫行規定實施細則中若干問題的意見》予以廢止.鐵道部,交通部也可以根據《探親規定》,參照上述意見制定鐵道,航運系統的實施細則,在本系統內統一執行,并抄送國家勞動總局備案.轉發關于職工探親路費的規定

(81)財事字第55號

各行署,市,縣財政局,區直各主管部門:

現將財政部(81)財事字第113號《關于職工探親路費的規定》轉發給你們,并做如下補充規定,請一并轉發各單位按照執行.一,職工探親路費均按直線計算.二,年滿五十周年以上并連續乘火車四十八小時以上,其間需要中轉(如從廣西到東北,需要在北京中轉)并在當天或第二天轉走的,可按連續乘車計算,報銷硬席臥鋪費.三,在自治區內乘輪船,報三等艙位費.四,其他民用交通工具可包括民間船只,自行車,馬車等.五,探親途中在市內雇乘人力三輪車和機動三輪車可憑據報銷,乘坐出租汽車的費用不能報銷.六,職工探親期間不發途中伙食補助費和住勤費.國家勞動總局關于制定《國務院關于職工

探親待遇的規定》實施細則的若干問題的意見（１９８１年３月２６日（８１）勞總險字１２號）

為便于各地區制定《國務院關于職工探親待遇的規定》的實施細則，現就若干問題提出如下意見：

一、《國務院關于職工探親待遇的規定》（以下簡稱《探親規定》）所稱的父母，包括自幼撫養職工長大，現在由職工供養的親屬。不包括岳父母、公婆。

二、學徒、見習生、實習生在學習、見習、實習期間不能享受《探親規定》的待遇。

三、《探親規定》所稱的“不能在公休假日團聚”是指不能利用公休假日在家居住一夜和休息半個白天。

四、符合探望配偶條件的職工，因工作需要當年不能探望配偶時，其不實行探親制度的配偶，可以到職工工作地點探親，職工所在單位應按規定報銷其往返路費。職工本人當年則不應再享受探親待遇。

五、女職工到配偶工作地點生育，在生育休假期間，超過五十六天（難產、雙生七十天）產假以后，與配偶團聚三十天以上的，不再享受當年探親待遇。

六、職工的父親或母親和職工的配偶同居一地的，職工在探望配偶時，即可同時探望其父親或者母親，因此，不能再享受探望父母的待遇。

七、具備探望父母條件的已婚職工，每四年給假一次，在這四年中的任何一年，經過單位領導批準即可探親。

八、職工配偶是軍隊干部的，其探親待遇仍按一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勞動部關于配偶是軍官的工人、職員是否享受探親假待遇問題的通知》辦理。

九、職工在探親往返旅途中，遇到意外交通事故，例如坍方、洪水沖毀道路等，造成交通停頓，以致職工不能按期返回工作崗位的，在持有當地交通機關證明，向所在單位行政提出申請后，其超假日期可以算作探親路程假期。

十、各單位要合理安排職工探親的假期，務求不要妨礙生產和工作的正常進行，并且不得因此而增加人員編制。

十一、各單位對職工探親要建立嚴格的審批、登記、請假、銷假制度。對無故超假的，要按曠工處理。

十二、有關探親路費的具體開支辦法按財政部的規定辦理。十三、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勞動部對于制定國務院關于工人、職員回家探親的假期和工資待遇的暫行規定實施細則中若干問題的意見》予以廢止。

鐵道部、交通部也可以根據《探親規定》，參照上述意見制定鐵道、航運系統的實施細則，在本系統內統一執行，并抄送國家勞動總局備案。

發布部門：國家勞動總局(已變更)發布日期：1981年03月26日 實施日期：1981年03月26日

江蘇省人民政府關于貫徹執行國務院

《關于職工探親待遇的規定》的實施細則

（１９８１年９月２４日）

為了更好地貫徹執行國務院《關于職工探親待遇的規定》（以下簡稱《探親規定》），現結合我省具體情況，特制定如下實施細則。

第一條 學徒工、熟練工、見習生、實習生和試用人員在學習、見習、實習、試用期間，不能享受《探親規定》的待遇。上述人員在上半年期滿的，下半年可以享受；下半年期滿的，從下一起開始享受。

第二條 《探親規定》所稱父母，包括養父母和職工自幼父母雙亡由他人撫養長大，現在受職工供養的親屬。不包括岳父母、公婆。

第三條 不能利用公休假日在家居住一夜加半個白天的職工，可以享受《探親規定》的待遇，具體范圍劃分，請各地、市、縣研究確定。

實行集中公休假日輪休制度單位的職工和本人要求經單位行政領導同意利用公休假日結合調班探親的職工，其集中輪休和調班假期累計已達到或超過探親假規定時間的，不再享受探親待遇。

第四條 被臨時調往外地工作連續滿一年以上、短期內又不能回原單位的職工，由原單位照發工資在學校學習的職工，一九七一年底以前進單位的計劃內長期臨時工，可按《探親規定》的待遇執行。但在校學習的職工和學校的教職員工，應利用寒暑假期探親。

第五條 符合探親條件的未婚職工，利用探親假期間到外地結婚的，可按探望父母所需的往返路費報銷，超過部分自理。職工結婚滿一年后按規定享受探望配偶的待遇。

第六條 職工是否列為享受探望父母待遇的對象，一律以職工的父母或母親戶口所在地確定。職工與父母戶口不在一地，在按規定探望父親或母親時，其路費報銷和路程假期按到父親或母親戶口所在地計算（較戶口所在地區近時，按實際計算）。

第七條 職工的父親或母親和職工的配偶同居一地，職工在探望配偶時，即可同時探望其父親或母親，不再享受探望父母的待遇。

第八條 職工因配偶死亡或離婚，從失去配偶滿一年后到再婚前，可參照未婚職工的規定享受探望父母的待遇。

第九條 女職工到配偶工作地點生育，超過五十六天（難產、雙產七十天）產假后，又與配偶繼續團聚三十天以上的，雙方當年都不再享受探望配偶的待遇，路費可按探親規定報銷一次。

第十條 符合探望配偶或父母條件的職工，因工作需要，當年或四年中不能探望配偶或父母時，其不實行探親假制度的配偶或父或母，可以到職工工作地點探親，職工所在單位應按規定一年或四年報銷其往返路費一次。職工本人當年或四年中，則不再享受探親待遇。第十一條 職工因病假或事假和利用出差等原因，與家屬團聚累計超過探親假規定天數的，可按規定報銷一次往返路費，但不再享受探親假期。

第十二條 職工在規定的探親假期和實際需要的路程假期均包括公休假日和法定節日在內。在探親假期中，其本人標準工資、副食品價格補貼、保留工資、附加工資照發。實行計件工資或提成工資制的職工，按計時工資標準發給；沒有計時工資標準的，由單位確定按正常生產期間本人三個月計件或提成平均工資發給。其他補貼、津貼和獎金停發。

第十三條 職工探親要服從組織安排。符合探親條件的職工，其假期原則上不要分開使用，如需分開使用假期時，由單位行政領導確定，假期也只能分兩次使用。但不得影響生產和工作的正常進行。其往返路費只報銷一次，路程假只計算一次。

第十四條 享有每四年一次探望父母待遇的已婚職工，在四年中的任何一年，經過單位行政領導批準即可探親。

第十五條 職工探親往返實際所需要的路程假期，由各單位根據實際情況確定。

職工在探親往返旅途中，遇到意外交通事故，例如塌方、洪水沖毀道路等，造成交通停頓，以致職工不能按期返回工作崗位的，在持有當地交通機關證明，向所在單位行政領導提出申請后，其超假日期可以算作探親路程假期。但是，屬于一般的轉車、候車時間或車、船行駛延誤的時間等原因，即使持有有關機關證明，仍應按一般事假處理。

第十六條 職工配偶是軍隊干部的，其探親待遇仍按一九**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勞薪字２９６號文件精神執行。即：軍隊干部一方，如果已經利用年休假探親，職工一方因有特殊情況需要再到部隊探親時，經所在單位領導批準，可給予一次探親假，假期最多不超過三十天。假期內本人的計時標準工資照發，探親往返路費由本人自付。

軍隊干部一方因工作需要，當年不能利用年休假到職工一方所在地團聚時，職工一方可按《探親規定》享受其探親假和報銷往返路費。

在同一年內，如果職工一方已經享受探親待遇，而軍隊干部一方又利用年休假探了親的，職工一方原領取的往返路費應該退回。

第十七條 各單位對職工探親要建立嚴格的審批、登記、請假、銷假制度，進行有計劃地合理安排，力求不要影響生產和工作的正常進行，并不得因此而增加人員編制。對無故超假的職工，要按曠工處理。職工調動工作時，調出單位應在工資關系轉移證上同時注明該職工享受探親待遇的情況。

第十八條 有關探親路費報銷的具體辦法，按財政部門的規定執行。第十九條 集體所有制企業、事業單位職工的探親待遇，由各地、市根據本地區集體所有制單位經濟能力的實際情況作出一些原則規定，報省勞動局備案。各單位可依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擬訂出具體辦法，經職工代表大會討論通過，報經主管部門批準后執行。

第二十條 本實施細則只適用于職工在國內探親。職工出國和去港、澳、臺探親的，按國務院及有關部門對出國、出境人員的探親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本實施細則自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四日起執行。以前省有關職工探親待遇的各項規定同時廢止。

第二十二條 省勞動局對本實施細則負責解釋。

發布部門：江蘇省政府 發布日期：1981年09月24日 實施日期：1981年03月14日(地方法規)

第五篇：《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中經營者集中的評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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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中經營者集中的評析

王曉曄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 研究員

關鍵詞: 反壟斷法 經營者集中 豁免條款 救濟措施

內容提要: 《反壟斷法》在其以“經營者集中”為題的第四章對企業并購的反壟斷審查做出了規定。這個規定適用于在中國市場上發生的所有企業并購，也包括在境外發生但對中國市場競爭具有限制性影響的企業并購活動。本文主要評析經營者集中的概念、經營者集中的申報、兩階段審查程序、禁止的實質性要件、豁免的條件和救濟措施等6個方面。

2007年通過的《反壟斷法》在其以“經營者集中”為題的第四章對企業并購的反壟斷審查做出了規定。這個規定適用于在中國市場上發生的所有企業并購，也包括在境外發生但對中國市場競爭具有限制性影響的企業并購活動。

一、經營者集中的概念

根據《反壟斷法》第20條規定，經營者集中是指下列情形：(1)經營者合并;(2)經營者取得其他經營者足夠數量的有表決權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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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資產;(3)經營者通過合同等方式取得對其他經營者的控制權或者能夠對其他經營者施加決定性影響。因此，與2006年《外資并購境內企業規定》中“外資并購境內企業”僅指“股權并購”和“資產并購”相比，2007年《反壟斷法》的“經營者集中”有著比較廣泛的涵義，即除“股權并購”和“資產并購”之外，還包括兩個或者兩個以上企業之間的合并，以及一個企業以合同或者其他方式取得對其他企業的控制權或者施加支配性影響的情況。就資產并購來說，如果一個企業要取得對另一企業的控制權，它一般應當取得50%以上的資產。就取得足夠數量有表決權的股份來說，因為在企業股份處于市場流通的情況下，一個企業一般不需要取得另一企業50%的股份就可以對之施加支配性的影響，因此，法律上應對可施加支配性影響的股份提出一個量化標準，以提高法律的透明度，使企業能夠對其法律行為的后果有可預見性。如《德國反對限制競爭法》第37條第1款規定，如果一個企業取得另一企業50%或者25%的股份，這兩個企業可被視為出現了企業合并。

出于建立和維護市場有效競爭之目的，“經營者集中”還應當涵蓋能夠直接或者間接對其他企業產生支配性影響以致能夠改變市場結構的其他經濟活動，如兩個企業共同建立一個長期的且具有獨立經濟實體功能的合營企業，即它們共同的子公司。因為這個子公司的建立可以改變市場結構，這在美國《反托拉斯法》和《歐共體競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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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被視為企業并購活動，如《歐共體并購條例》第3條第4款和《美國克萊頓法》第7條的規定。當然，對合營企業的評價取決于建立之目的。如果一個合營企業的建立是出于限制母公司之間的相互競爭，這個合營企業就可能具有限制競爭之影響。如果兩個企業出于共同研發之目的而建立合營企業，建立這個合營企業就可能具有推動競爭的作用。

二、經營者集中的申報

根據《反壟斷法》第21條，經營者集中達到國務院規定的申報標準的，應事先進行申報，未申報的不得實施集中。有些企業并購活動事實上是企業集團內部交易，對市場競爭不會產生重要影響，因此《反壟斷法》第22條規定，經營者集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向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申報：(1)參與集中的一個經營者擁有其他每個經營者50%以上有表決權的股份或者資產的;(2)參與集中的每個經營者50%以上有表決權的股份或者資產被同一個未參與集中的經營者擁有的。

《反壟斷法》第21條要求達到一定標準的企業并購進行申報，但卻沒有規定具體的申報標準，主要原因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對該法的審議過程中，委員們對國務院提交草案中的申報標準有著太大的爭議。《反壟斷法(草案)》規定，如果參與集中的所有經營者在全球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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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內上一的銷售額超過120億元人民幣，并且參與集中的一個經營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上一的銷售額超過8億元人民幣的，參與集中的經營者應當事先向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申報。[1]有些常委會委員認為這個申報標準定得過低，有些委員認為不宜定得過高;還有些委員認為應當按照行業分類規定不同的標準;也有人建議在申報標準中增加市場份額標準。有些反壟斷法專家對這個申報標準也提出了批評，認為它沒有考慮被并購企業的情況，可能導致申報的企業并購對中國市場競爭沒有直接、重大和可以預見的影響。比如，可口可樂是一個大跨國公司，在世界200多個國家或者地區有生產經營活動。如果僅因為可口可樂公司在世界市場上的銷售額超過了120億人民幣，在中國市場上的銷售額超過了8億人民幣，就要求可口可樂公司在世界任何地區的并購活動都向中國反壟斷執法機構進行申報，其中可能就有很多申報不具有合理性。例如，可口可樂在俄羅斯并購了一個很小的汽水瓶生產企業。如果這個并購對中國軟飲料市場上的競爭幾乎沒有影響，這個并購活動的申報就存在管轄過度的問題。另一方面，我們還得考慮反壟斷執法機關的承受能力。可以設想，如果可口可樂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并購活動都向中國政府申報，中國反壟斷執法機關肯定承受不了這樣大的負擔。[2]鑒于各方面對申報標準有不同意見，同時考慮到經營者集中的申報標準應當隨國家經濟發展不斷作出適當的調整，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建議，對經營者集中的具體申報標準由國務院作出規定并適當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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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我國《反壟斷法》對在境外發生的企業并購行使管轄權時，應考慮這些并購活動是否對我國市場競爭有一個可以預見的影響，即我們應當考慮被并購企業的情況。在這個方面，我們可以借鑒發達國家反壟斷法的經驗。例如，根據美國1976年《哈特-斯科特-羅迪諾反壟斷改進法》(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 Act，簡稱 HSR Act)和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2001年制定的申報規則(HSR Rules)，一個企業并購是否申報，取決于以下條件：(1)并購方或者被并購方是否在美國從事影響美國的商業活動，這個標準簡稱為商業標準(commerce test);(2)被并購的資產或者被并購的有表決權的股票是否達到一定數量標準(該標準每年隨美國GNP的變化而被調整)是否達到一定數量標準，這個標準簡稱為交易規模標準(size-of-the-transaction test);(3)交易金額達到2.268億美元或不足這一金額但超過5670萬美元的情況下，并購方和被并購方在全球范圍的銷售額或者資產(該標準每年隨美國GNP的變化而被調整)，這個標準簡稱為當事人標準(size-0f-the-partiestest);(4)豁免申報的其他可能性。根據上述交易規模標準，一個并購的交易額不足5，670萬美元，這個并購不需要申報。根據上述當事人標準，被并購方和并購方在全球的資產或者銷售額分別沒有達到1，130萬美元和1.134億美元，這個并購不需要申報。此外，即便達到上述申報標準的企業并購，仍有很多可得到豁免的可能性，特別是當一個并購涉及外國資產或者外國公司有表決權的股票時。根據《HSR Rules》的第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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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50條，一個美國公司或者外國公司取得一個外國公司，如果該外國公司上一營業在美國境內的銷售額沒有超過567萬美元，這個并購活動可免于申報。此外，即便被并購的外國公司上一營業在美國境內的銷售額超過567萬美元，在下列情況下，這個并購仍可免于申報：(1)并購方和被并購方均為外國企業;(2)并購方和被并購方上一營業在美國市場的銷售額共計不足1.247億美元;(3)并購方和被并購方在美國的資產共計不足1.247億美元;(4)并購交易額沒有超過2.268億美元。

歐共體1989年的《企業合并控制條例》也明確規定，該條例只適用于具有歐共體影響的合并。根據2004年修訂后的新條例，具有歐共體影響的合并除要求參與合并的企業在世界范圍的銷售額超過50億歐元，參與合并的企業在共同體市場上的銷售額有三分之二以上不是來自一個且同一個成員國;還有一個條件是，參與合并的企業中至少有兩個企業在共同體市場的銷售額超過了2.5億歐元。[3]這說明，歐共體競爭法中的企業并購申報標準也充分考慮到了被并購企業的情況。

為了減少國家間對跨國并購管轄權的沖突，國際競爭網絡(ICN)在2002年9月發布了一個《關于合并申報程序的推薦意見》。根據這個推薦意見，主張管轄權的國家應與被審查的企業合并有恰當的地域聯系。[4]推薦意見指出，“地域聯系”不應排除依據當事人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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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范圍的活動而設立的“從屬性標準”。但是，主張管轄權的國家如果與之缺乏地域聯系，當事人在全球范圍的資產或者銷售額就不足引發一個合并申報。[5]地域聯系應限于與交易當事人的聯系，特別是與被取得企業經營活動的聯系。[6]推薦意見還概括地指出，一國不應要求一個跨國合并對之進行申報，除非該交易能夠對主張管轄權的國家產生重大、直接且即刻可以發生的經濟影響。這一標準可在下列條件得到滿足：(1)合并交易中至少兩個當事人在該國有重大經濟活動;或者(2)被取得企業在該國有重大、直接或者間接的經濟活動，如在該國有其資產或者銷售。[7]如果合并交易中只有一方當事人在一個國家有經營活動，這個交易對該國的不利影響是遙遠的，該國對這個合并要求的強制性申報一般不具合理性。推薦意見還進一步指出，“地域聯系”作為申報標準取決于被取得企業的經營活動。為了避免那些于國家經濟沒有潛在影響的合并被強制要求申報，申報的門檻應該有一個合理的高度。[8]推薦意見還指出，即便一個并購交易中被取得企業處于管轄國境外，該交易也可能對管轄國的市場競爭產生不利影響。但這一般發生在一個在國內占市場支配地位的企業并購外國一個大競爭者或者一個潛在大競爭者的情況。因為這種并購極為罕見，反壟斷法關于境外并購的申報標準不能僅依據取得企業的資產或者市場銷售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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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需指出的一點是，反壟斷法只應禁止于市場競爭有嚴重損害的合并，因此并購申報門檻不應太低，否則會給那些對市場競爭有利或者中性的合并帶來不必要的成本。另一方面，企業合并是優化企業組織結構和提高企業市場競爭力的一個重要方式，也是挽救頻臨破產的中小企業的一個重要方式。因此，如果被并購企業不足一定規模，合并應當免除申報義務。出于這樣的考慮，美國的HSR規則不僅明確規定了需申報的企業并購的最低交易金額，而且還規定了并購當事人包括被并購當事人的最小經營規模，這樣很多涉及中小企業的合并就免除了申報。德國《反對限制競爭法》也明確免除了涉及中小企業并購的申報義務。根據該法第35條，市場銷售額不足2000萬歐元的企業與另一企業的合并不需要申報。

通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國務院法制辦2005年11月的《反壟斷法(草案)》第17條中的申報標準很有可取之處：(1)集中交易額超過4億元，參與集中的一方經營者在中國境內的資產總額或者上一銷售總額超過15億元，且其他任何一方經營者在中國境內的資產總額或上一銷售總額超過5億元;(2)中國境內集中的交易額超過15億元;(3)經營者集中沒有交易額的，或者集中的交易額未達到第(1)、第(2)項數額的，參與集中的所有經營者在中國市場上的資產總額或者上一銷售總額超過50億元。這個申報標準與2006年《反壟斷法(草案)》相比，更多地考慮到被并購企業的情況和并購交易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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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階段的審查期限

《反壟斷法》第25條規定，反壟斷執法機構應自收到經營者提交的符合規定的全部文件、資料之日起30日內，對申報的經營者集中進行初步審查，作出是否實施進一步審查的決定，并書面通知經營者。第26條規定，反壟斷執法機構決定實施進一步審查的，應自決定之日起90日內審查完畢，作出是否禁止經營者集中的決定，并書面通知經營者;作出禁止經營者集中的決定，應當說明理由。審查期間，經營者不得實施集中。該條還規定，必要情況下，反壟斷執法機構可以延長第二階段審查時限，但延長的期限最長不超過60日。

與2006年《外資并購境內企業規定》中90天的審查期相比，2007年《反壟斷法》關于兩個階段審查期的規定有很多優點。

首先，兩階段審查期可以使絕大多數于市場競爭有利或者于市場競爭無害的企業并購早日得到批準。即在這種情況下，大部分企業合并可在第一審查期的30天內得到批準。30天內沒有被告知得到了批準的合并，只要沒有被通告進入第二審查期，合并也被視為得到了批準。因為企業并購的審查期是企業組織結構最不穩定的時期，縮短這個審查期，盡快使那些于市場競爭無害的企業并購得到批準，這對于穩定企業組織結構和促進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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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反壟斷法》中審查期的規定有很大靈活性。例如在某些情況下，如經營者同意延長審查期，或者經營者提交的文件資料不準確從而需進一步核實，或者經營者申報后的有關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反壟斷法執法機構可將這個90天的審查期延長至150天，這就給企業并購得到批準創造了條件。如企業可在這樣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修改并購計劃，以消除反壟斷執法機關對并購存在限制或者排除競爭的疑慮。另一方面，在企業同意延長審查期的情況下，反壟斷執法機關也有較大的靈活性，如提出修改并購計劃的方案，最后做出附條件批準的決定。

再次，增加了透明度。《反壟斷法》第26條規定，反壟斷執法機構作出禁止經營者集中的決定時，應說明理由。當然，《反壟斷法》還應進一步提高透明度，即執法機構根據第25條作出批準并購的決定時，也直說明理由。因為這種決定不僅僅面對參與并購的企業，而且還面對其他經營者，包括并購企業的競爭對手。此外，對進入第二階段的審查也應說明理由，因為這不僅增加執法透明度，而且也是一種對反壟斷執法活動的監督機制，以減少他們工作中的拖延。事實上，為了提高執法透明度，為了更好地監督執法者，反壟斷執法機構的所有決定包括批準決定和禁止決定，都應說明理由，并且向社會公告。

四、禁止并購的實質性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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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壟斷法》第28條規定，經營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反壟斷執法機構應作出禁止經營者集中的決定。根據第27條的規定，反壟斷執法機構考慮一個并購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時，考慮以下一系列因素：(1)參與集中的經營者在相關市場的市場份額及其對市場的控制力;(2)相關市場集中度;(3)經營者集中對市場進入、技術進步的影響;(4)經營者集中對消費者和其他有關經營者的影響;(5)經營者集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影響;(6)反壟斷執法機構認為應當考慮的影響市場競爭的其他因素。

上述規定似乎存在矛盾。因為依照第28條第1句，反壟斷執法機構做出是否禁止經營者集中的決定時，只是考慮這個集中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競爭的影響。這顯然是從競爭政策出發的，例如經營者集中能否導致過高的市場集中度。但是根據第27條第5項的規定，反壟斷執法機構還要考慮集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影響”，這似乎說明反壟斷執法機構從一開始還要考慮國家的產業政策。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即反壟斷執法機構做出禁止或者批準經營者集中的基本依據是什么，是以競爭政策為導向，還是以產業政策為導向?

如果說世界各國反壟斷法在內容上存在一定差別的話，那么它們在企業合并控制方面毫無疑問都是以競爭政策為導向的。如《德國反對限制競爭法》第36條第1款規定，“如可預見，合并將產生或加強市場支配地位，聯邦卡特爾局應禁止合并，??”美國司法部和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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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貿易委員會1997年《橫向合并指南》也明確指出，指南的指導思想是，合并不得產生或增強市場勢力或者推動行使市場勢力，因為行使市場勢力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導致財富不合理的分配，其結果是社會資源的錯誤配置。[9]這里所指的市場勢力是指企業能夠在相當長時間里把產品價格維持在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水平之上的能力。因為控制企業并購的目的是為了避免產生或者加強市場勢力，執法者決定是否禁止合并的基本依據當然就是市場結構的變化，即合并之后是否產生占市場支配地位的企業或者會進一步加強這種企業的市場勢力。這就是說，控制企業并購的基本依據應當是市場集中度，或者并購之后企業市場份額所發生的變化。另一方面，以市場集中度作為干預企業并購的依據也是合乎反壟斷邏輯的，因為反壟斷法禁止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規定就是依據這樣一個經濟學原理：當一個企業有著市場支配地位時，它可能會濫用這個地位，從而對競爭和消費者產生嚴重的不利影響。

此外，《反壟斷法》第28條第1句將禁止經營者集中的要件定為“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這也存在較大問題。因為任何企業并購活動對于相關市場和相關企業都具有一定的限制性影響。反壟斷法允許一般性的限制競爭，但不允許程度嚴重乃至排除競爭的限制競爭。至于什么樣的企業并購可達到排除競爭和嚴重限制競爭的程度，應在具體案件中進行具體的經濟分析，特別是考察相關的市場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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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法和歐盟法中，為使企業對其合并計劃有可預見性，為了給執法機關分析和評估合并提供指導，“過度集中”或者“排除和嚴重限制競爭”都有量化標準。如美國反托拉斯行政執法機關使用Herfindahl-Hirshmann-Index(簡稱HHI)來區分高度集中、中度集中和沒有集中的市場。有些反壟斷法把排除和嚴重限制競爭表述為“能夠產生或者加強市場支配地位”。歐共體企業合并控制條例的序言指出，“一個具有共同體影響的合并如果產生或加強市場支配地位，并由此嚴重損害共同體市場或其重大部分的有效競爭，該合并應視為與共同體市場不協調。”我國反壟斷法禁止合并的標準也應有相關的指南或者實施細則，以提高執法的透明度。

需要指出的是，我國禁止經營者集中的實體法規則在實踐中將會受到嚴峻的挑戰，因為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集團是我國當前一項重要的經濟政策。我國剛頒布的《反壟斷法》也體現了這個精神，如第5條規定，“經營者可以通過公平競爭、自愿聯合，依法實施集中，擴大經營規模，提高市場競爭能力。”第7條規定：“國有經濟占控制地位的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行業以及依法實行專營專賣的行業，國家對其經營者的合法經營活動予以保護，?”。特別需要提及的是，根據國資委2006年年底的整體部署，國有經濟應對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保持絕對的控制力，并明確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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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等7大行業將由國有經濟控制，發展趨勢是國有資本總量增加，結構優化，一些重要骨干企業發展成為世界一流企業，并提出到2010年培育出30家至50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集團的目標。[10]因此，某些來自國資委和國家電網公司等中央企業的聲音是，電力、電信、鐵路、民航、石油等具有自然壟斷性質以及需要國有資本控制的領域及行業不應當適用《反壟斷法》。

筆者相信，在經過近30年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國，大多數人不會同意上述看法。國家的確有必要推動和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但這是否意味著國家一定應當通過發展壟斷企業或者維護在位壟斷大企業的方式去實現?實踐已經表明，絕大多數的壟斷包括企業壟斷和行政壟斷都是不合理的現象，其本質不過是限制價格機制調節社會生產和優化配置資源的功能。從短期看，壟斷會導致價格上漲和質量下降，損害消費者利益;從長期看，壟斷會導致企業生產效率低下和國家經濟短缺。更重要的是，壟斷會遏制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競爭精神，而競爭精神才是國家經濟發展的真正動力。

五、經營者集中的豁免

根據《反壟斷法》第28條第2句，一個經營者集中如果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反壟斷執法機構可能作出禁止性決定時，如果經營者能夠證明這一集中對競爭產生的有利因素明顯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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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因素，或者符合社會公共利益的，反壟斷執法機構可以作出對經營者集中不予禁止的決定。這個規定明顯是對具有限制競爭影響的經營者集中的豁免。

反壟斷法中的經營者集中控制一般都有豁免的規定，盡管“豁免”兩個字不一定出現在法規中。如德國《反對限制競爭法》第36條第1款規定，如可預見，合并將產生或者加強市場支配地位，聯邦卡特爾局應禁止合并;但是，參與合并的企業證明合并也能改善競爭條件，并且這種改善超過支配地位的不利條件，不在此限。該法第42條第1款還規定，在個別情況下，合并對整體經濟的好處可以彌補對競爭的限制，或者合并符合重大的公共利益的，應申請，聯邦經濟部長可批準原為聯邦卡特爾局所禁止的合并。在批準時，也應考慮參與合并企業在本法適用范圍之外的各個市場上的競爭力。只有在限制競爭的程度不危及市場經濟秩序的情況下，才能為此批準。然而在實踐中，德國經濟部長很少有批準受到聯邦卡特爾局禁止的經營者集中的情況。2002年，德國經濟部長批準了E.ON股份公司以107億歐元并購德國最大天然氣銷售商Ruhrgas股份公司的活動，但這個批準受到了很多人的指責。[11]

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1997年的《橫向合并指南》中也有豁免的規定，盡管也沒有明確提及“豁免”兩字。《指南》第0.2節概述了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對企業橫向合并的分析方法：第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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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評估合并是否顯著增加了市場集中度，導致集中化的市場;第二，根據市場集中度以及表示市場特征的其他事實，評估合并是否引起潛在的反競爭效果;第三，評估新的市場進入能否及時地、可能地和充分地阻止或者抵消合并引起的反競爭效果;第四，評估合并的經濟效益(這些效益是當事人正常情況下不可能通過其他途徑獲得的);最后，評估如果沒有合并，參與交易的一方是否可能破產和退出市場。這一節的結論是，通過評估市場集中、潛在的反競爭效果、市場進入、效率和破產等一系列問題，當局就可回答對一個合并分析后的結論：這個合并是否產生或者加強市場勢力，或者推動行使市場勢力。

表面上，德國法和美國法豁免企業合并的規則是不同的，因為美國法幾乎不考慮產業政策和社會公共利益等與競爭無關的因素，[12]而在德國聯邦卡特爾局的實踐中，經濟效率不能成為豁免企業并購的重要理由，特別當合并能夠產生或者加強市場支配地位時，聯邦卡特爾局不會接受當事人以經濟效率為由的辯護。然而，另一方面，因為競爭政策和產業政策之間不是絕對相互不可逾越的，美國法和德國法關于豁免的規則就有相似性。例如，美國法關于經濟效率的考慮，很難說它不是出于產業政策。美國注重對與破產企業相關的并購活動給予豁免，這一方面是出于市場競爭的考慮，因為這樣的合并一般不會產生市場勢力，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產業政策的考慮，因為這種合并有利于推動企業重組活動。美國法和德國法在并購豁免方面的共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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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豁免的企業并購不能嚴重影響市場競爭。例如，美國法要考慮企業合并中的經濟效率，但強調這是合并特有的效率，是可以認知的效率，且這個效率不是來自并購后企業在產品或者服務方面的限制競爭。橫向合并指南還指出，如果一個合并導致壟斷或者近乎導致壟斷，合并產生的效率不具有合理性。

我國《反壟斷法》第28條第2句關于豁免的規定，主要參考了德國法的內容。需指出的是，經營者集中對競爭產生的有利影響，不是指企業通過合并可以提高自身某些方面的競爭優勢，而是指相關市場上競爭結構的改善。例如，一個經營者集中雖然加強了取得企業的市場地位，但是如果沒有集中，被取得企業將被迫退出市場，這也許就可判斷這個集中比沒有集中更有利于市場競爭。衡量集中對市場競爭影響的這一規定說明，經濟效率尚未成為我國反壟斷法豁免經營者集中的理由。但是，由于第27條“經營者集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影響”的規定，不排除反壟斷執法機構基于經營者集中可以實現生產合理化，或者有利于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率和市場競爭力等理由而批準限制競爭的經營者集中。

我國《反壟斷法》第28條為經營者集中辯護的第二個理由是社會公共利益。在這個方面，商務部2006年《外資并購境內企業規定》的第54條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它除了規定改善市場競爭條件的企業并購可以向商務部和國家工商局申請審查豁免外，其他三種企業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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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得到這樣的待遇，它們是：(1)重組虧損企業并保障就業的;(2)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人才并能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的;(3)可以改善環境的。這說明，這三種情況被視為有利于社會公共利益。應當說，反壟斷法關于社會公共利益的規定非常必要。因為經濟非常復雜，無論從現實還是從發展的眼光看，競爭政策同社會公共利益或者整體經濟利益都有沖突的可能性。一個比較靈活的法規可以給執法機關留有余地，使它在競爭政策和產業政策發生沖突時有選擇的機會。但是，另一方面，反壟斷執法機構應當謹慎地執行產業政策，否則它就不可能認真執行國家的競爭政策，而競爭政策則是市場經濟國家維護其市場經濟秩序的基本政策。

六、違法集中的救濟

法律救濟一般是指執法機構為減少違法行為的損害而采取的必要措施。根據《反壟斷法》第48條，經營者違反本法規定實施集中的，由反壟斷執法機構責令停止實施集中、限期處分股份或者資產、限期轉讓營業以及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恢復到集中前的狀態，可以處50萬元以下的罰款。

經營者違法實施的集中一般有以下情況：(1)該申報不申報而實施了集中;(2)申報未得到批準前就實施了集中;(3)申報中提供了虛假信息而騙取了反壟斷執法機關的批準。應當說，上述違法行為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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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上都很嚴重，公然蔑視法律，是擾亂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的行為。為了懲罰違法行為，同時也是為了給其他經營者一個警示，各國反壟斷法一般對違法的經營者集中規定了數額較大的罰款，如德國規定的最高罰款是50萬歐元，歐盟規定的最高罰金是不超過相關企業全球市場銷售額的10%。反壟斷執法機關在具體案件中確定具體罰金的時候，應當考慮到違法行為的性質、程度和持續的時間。

我國《反壟斷法》規定50萬元以下的罰款金額，其威懾力有些不足。因為違反經營者集中規定的，只能是市場上的一些大企業。對于這些大企業來說，區區50萬元人民幣何談威懾?還應該想到的一個問題是，在經營者違法合并的情況下，恢復原狀或者拆分企業事實上都是很難辦的事情，因為這涉及企業組織結構的重大調整。所以，在實踐中，對違法企業征收罰金是最重要的救濟手段。如果這個手段不具威懾力，反壟斷法很難消除違法并購活動對市場競爭的不利影響。

七、外資并購的國家安全審查

據Dealogic的統計，2006年外資在中國境內并購的金額達到了310億美元，這幾乎是上世紀末外資在中國境內進行企業并購的31倍。近年來的美國凱雷收購中國的徐工一案引人注目。2005年，凱雷要注資30億人民幣收購徐工機械85%的股份。到了2006年10月，凱雷的這一并購計劃改為收購徐工50%的股份。到了2007年3月，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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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雷改以18.01億元的價格獲得徐工機械45%的股權。但是，這個收購是否最終得到中國政府的批準還不得而知。2006年，法國SEB集團出資24億人民幣收購中國蘇泊爾52.7%至61%股權。因為被收購的蘇泊爾在2005年的市場銷售額超過了15億人民幣，所占有市場份額大約為40%，從而使這起并購成為一起引人注目的外資并購事件。由于并購受到了蘇泊爾競爭對手的強烈反對，因而成為商務部開展反壟斷審查聽證的第一案。2007年4月，商務部發出《原則同意浙江蘇泊爾股份有限公司引進境外戰略者投資的批復》，同意SEB持蘇泊爾52.74%至61%股權。這些情況說明，對于中國市場上的企業并購活動，人們特別關注的是外資對國內企業的并購。

有人說，我國《反壟斷法》關于外資并購中國家安全審查的規定說明中國關于引進外資的經濟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其實，關于外資并購境內企業的國家安全審查制度，并不是中國獨有的法律制度。2005年1月，中國海洋石油公司收購美國優尼克公司的計劃就曾因國家經濟安全問題遭到了美國政府的抵制。中國企業海外收購所受到的挫折一方面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例如在中國政府審查凱雷收購徐工的過程中，有人甚至表達了“賣徐工就是賣國”的觀點;另一方面，這也使我國立法者進一步認識到，我們也有必要高度重視有效利用外資和國家經濟安全的問題，即一方面要繼續大力吸引外資，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外資在我國市場上并購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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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規模過大，特別要注意防止外資企業對我國品牌企業的惡意收購，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反壟斷法》第31條規定，“對外資并購境內企業或者以其他方式參與經營者集中，涉及國家安全的，除依照本法規定進行經營者集中審查外，還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進行國家安全審查。”因此，這個規定非常符合中國的國情。

需要指出的是，外資并購中的國家經濟安全審查因為不屬于國家競爭政策的問題，國家經濟安全審查的任務就不能由反壟斷執法機關來承擔。在這個方面，我國也將會借鑒其他國家的實踐經驗，建立相關的審查機構和程序。

與2006年商務部等六部委發布的《規定》相比，2007年頒布的《反壟斷法》在控制經營者集中的程序法和實體法方面均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然而，《反壟斷法》仍有值得商榷或者需要改進之處。最大的問題是如何科學地確定一個經營者集中的申報標準，這個標準應當保證申報了的經營者集中與中國市場有著比較密切的地域聯系。在禁止合并的實體法方面，從邏輯的推理和市場經濟國家的實踐經驗出發，建議將排除和嚴重限制競爭作為禁止合并的實質性標準，同時，將導致和加強市場支配地位視為經營者集中排除或者嚴重限制競爭的可能性。在企業并購案件中，還應當加強經濟分析，減少以產業政策為導向的豁免。反壟斷執法機構原則上只是執行國家的競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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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競爭政策與其他政策特別是與產業政策發生沖突的時候，競爭政策應處于優先適用的地位。最后，我們還應當借鑒美國、歐盟以及其他國家的經驗，制定企業并購的相關指南或細則性規定。因為區區十幾條規定，即便它們非常完善，也不可能解決實踐中與企業并購相關的各種問題。特別在界定相關市場、認定市場集中度、分析企業合并的潛在反競爭效果、分析與企業并購相關的經濟效率等一系列問題上，我們都需要未來的反壟斷委員會和反壟斷執法機構制定相關的指南或者提供比較明確的法律指導或者政策指導。

注釋:

作者簡介：王曉曄(1948-)，女，漢族，河北張家口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 北京 100720

[1]反壟斷法草案(2006年6月)第17條。

[2]王曉曄：《中國反壟斷法草案“經營者集中”評析》，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五屆競爭法和競爭政策國際研討會(北京2007年5月11-12日)提交的論文。

[3]Article 1，Council regulation(EC)No.139/2004 of 20 January 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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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takings(the EC Merger Regulation)，Official.Journal of the European，29.1.2004.[4]Recommended Practices for Merger Notification Procedures，資料來源：.[5]Comment 2 to paragraph B of Article 1，Nexus to Reviewing Jurisdiction.[6]Comment 3 to paragraph B of Article 1，Nexus to Reviewing Jurisdiction.[7]Comment 1 to paragraph C of Article 1，Nexus to Reviewing Jurisdiction.[8]Comment 2 to paragraph C of Article 1，Nexus to Reviewing Jurisdiction.[9]比較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1992年4月2日《橫向合并指南》第0.1節。

[10]張宇哲：《反壟斷立法難解自然壟斷困局》，載《財經》2007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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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Getting the Deal Through-Merger Control 2007，p.121.[12]Getting the Deal Through-Merger Control 2007，p.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