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申論寫作看中西議論文體結構差異

在學習中西寫作比較研究的過程中，文體的結構問題可以說是關乎整個寫作成敗的最為關鍵的一環。ｊ·ｈ·蘭德爾說過，“結構是一切意思和意義的基礎”，“沒有結構的任何東西都不存在，都不可設想。”俄國作家岡察洛夫也很感慨地說，“單是一個結構，即大廈的構造，就足以耗盡作者的全部智力活動”，至于要安排一個好的結構，就“像喝干海水一樣困難”。這些都

足以見出文章結構的重要性。

在我國，議論文的結構可以說多種多樣。而在西方文體的寫作中，尤其是以論說性的文章最為普遍。我們稱之為議論文，他們一般稱之為論說文（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ｏｎ）。英文習慣上將議論文分為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ｖ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勸說型）和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邏輯型）兩種。前者是“動之以情”（ｔｏ ａｐｐｅ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ｔｏ ｍｏｖｅ ｈｉｍ ｔｏ ａｃｔｉｏｎ），后者是“曉之以理”（ｔｏ ａｐｐｅ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ｆａｃｕｌｔｉｅｓ ｔｏ ｃｏｎｖｉｎｃｅ ｈｉｍ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ｏｆ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ｒ ｂｅｌｉｅｆ），我們主要是研究比較它說理的那類。其實，一篇議論文經常是情理交織的，只是說理起主要的作用而已。那么，這兩者各自是怎樣來組織行文結構的呢？有何區別？我從申論寫作中得到了一點啟發，因此姑且從申論寫作說起，來談談中西議論文體的結構差異。

申論，詞義源自孔子的“申而論之”，取申述、申辯、論述、論證之意。申論考試的內容、方法及其產生的測評功能，涵蓋了作文和策論（古代科舉考試中一種八股文考試形式，要求就給定題目論證某項政策或對策，撰寫形式比較嚴格的論文）兩種考試的基本方面。它類似于作文方式的一種——給材料作文，但是形式比較靈活，內容難度大得多。也可以說，它是一種新型的議論文。那么，它的行文結構有何特點？從它身上又怎樣看出中西議論文的結構差異呢？

一、“螺旋型”結構與“直線型”結構

韓愈的《師說》大家都讀過，作者使文章的結構上體現了一種回環曲折的文體效果，這也就是“伏應”的結構模式。自古以來，我國文章的結構就講求“設伏”與“照應”。在議論文中，設伏多在立言的地方。當把文章的中心論點樹立起來的時候，往往需要前設伏筆，后用照應。這種文體結構也被形象地稱為“螺旋型”，意即文章是有曲有折的。由于作者是針對當時士大夫階層以從師為恥的社會弊病而作的，所以他在文章前面寫道：“……無貴無*，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中心只是一句“吾師道也”而不是“師其人”。這就為后面批判設下伏筆，最后結尾用“……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完成照應。在申論中也有這樣的例子，有一篇申論是談到當今的“公車私用”現象。材料給出了很多公車私用的具體事例，而作者沒有按照常見的“三要素”來安排結構，而是首先借用一群眾的話“對于當今的大量批駁公車私用，取消公車這種說法，我們到底是判車有罪，還是人有罪？”來設下伏筆，引出車和人的關系，然后再談到人的作用，最后用中國的一句古訓來照應作者開頭設的伏筆，使得文章不落窠臼，結構非常有新意。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一般在議論文的結構安排中，這種組織方式能夠給閱讀者耳目一新的感官享受。而在西方，文章采用的是“直線型”模式：即先提出主旨，再提供詳細的分析和事例來論證，也稱為“演繹推理”（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ｒ ｄｅｄｕｃｔｉｖｅ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有一篇文章是講“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ａｒｅ，ｗｉｌｌ ｂｅ ｓｈｏｒｔｌｙ ｂｅ，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ｅｖｅｒ ｈａｄ ｔｏ ｍａｋｅ”（美國人將在短期內會處于從未有過的重大生活調整時期）的問題，提出這個觀點后，作者馬上進入話題的分析，并列舉大量的事例和數據來佐證，如“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ｆｏｏｄ ｓｏ ｈｉｇｈ；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ｒａｉｌｒｏａｄｓ；ｔｈ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ｌｅｓｓ ｐｕｒｃｈａｓ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物價高漲；重新使用火車；購買力下降等等）在其中用到了論據的遞進，一層一層深入。文章呈直線發展，而無我們所要求的伏和應，非常“直接”。這是整個西方論說文章的總特色。

二、并列、遞進結構與對比結構

在我國議論文中，大部分議論文都經常采用并列式或遞進式。一般來說，并列式特點是前后均無總論，全篇只是平行地談到幾個問題，各個論點就包含在每部分中，也稱為

“分論型”。像《古文觀止》中的《獄中上梁王書》采用的就是這種五個分論點并列，而每個論點中其實又有總論和分論的寫法。這種結構適用于分論點不必進行總結，演繹式地依次排列開來，讀來有淋漓盡致之感。在申論寫作中，也有類似的例子，如有一篇寫重視官員的功利價值觀的文章。這篇文章沒有提出總的論點，只在文章標題中有所顯示，接著文章分為三個小論點，從官員的人生功利、金錢功利、名譽功利來分別闡述，文章讀來的確令人有別具一格的清新之感。在申論寫作中，要突破結構的陳舊是非常重要的，這種結構可以幫助作者在千篇一律的三要素結構中脫穎而出。還有一種為遞進式，這也是常用的一種結構樣式。一般來說，這種結構的分論點之間呈一種縱深遞進的關系，《反對自由主義》便是分析自由主義的十一種危害，然后在此基礎上層層深入，與內容上呈“內涵式”有異曲同工之妙。有一篇申論文章寫得非常精彩，就因為它的結構呈層層深入狀，文章寫得非常有深度，讓人眼前一亮。其標題為“不是農民的權利，而是公民的權利”，針對當前山東省公務員考試制度改革，把條件放寬到履行了合法就業手續的農民合同工將被視為在職人員、不再受困于農村戶籍……文章從開篇提出論點，然后首先分析公務員制度改革情況的可喜之處，接著作者卻提出這也是喜憂參半，問題在于這是公民應享有的權利，作者再深入問題的實質，公務員的實質是要更加確保公民的權利，因此文章環環扣入，結構非常嚴謹，讀后真是令人拍案叫絕。在申論寫作中，不妨這樣安排結構，令文章更加有邏輯性。而在西方議論文中，比較常見的是對比結構（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之所以拿這兩者作比較，是因為這兩種結構都是在行文中關乎論點的邏輯關系。在西方，對比結構的關鍵是有明確的對比原則，而且有兩種基本的安排方法：對比項法（ｓｕｂｊｅｃｔ－ｂｙ－ｓｕｂｊｅｃｔ）和對比點法（ｐｏｉｎｔ－ｂｙ－ｐｏｉｎｔ）。對比項法主要是以對比的事項為基礎，先處理有關對比項ａ的全部對比點，然后再處理對比項ｂ 的全部對比點，整個文章明顯呈兩部分。如論述“ｔｈｅ ｉｎｆｕ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ｘ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減少稅收對公眾的影響），則從“ｇｏｏｄ ａｎｄ ｂａｄ”（利和弊）兩個方面來對比闡述。而對比點法則是從一個一個方面來比較ａ和ｂ的不同點。如上面這個例子，從（ｔｏ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ｓｏｃｉｅｔｙ ｗａｒｆａｒｅｓ ａｎｄ ｓｏ ｏｎ）減少稅收對經濟、政治、社會福利等方面的利弊影響一一進行比較分析。總的來說，無論是中國的并列、遞進結構還是西方的對比結構，都是從議論文最為關鍵的論點組織邏輯關系而安排的。并不是說中國的議論文就不采用對比結構，西方的文章不采用并列、遞進結構，而是兩者各有偏好，當然有的情況下也是二者都兼而有之的。

三、“三要素”與“兩部分”

中西議論文體在結構上最為明顯的區別就在于“三要素”與“兩部分”。我國議論文中喜用傳統的“三要素”，也是最為常用的一種結構方法。即首先提出論點，然后再論證，最后給出結論。有一篇申論是關于可持續發展的，題目給出很多材料：北京現在民用住宅用作商用；全球濕地面積大量減少；荒漠化的擴大等等。作者在行文中首先提出這是環境惡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這一觀點，然后綜合運用材料所給出的數據和現象，使用一系列方法如數據分析法、事例分析法等。最后再得出結論：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這樣文章的基本框架便完成了，結構也十分清晰。在申論寫作中，這種結構方式一般可運用于一些事例、一些客觀的數據之類的可以由此得出結論的材料。在西方，問題與解決結構（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和“三要素”類似，我稱其為“兩部分”是因為它的總體框架為兩部分：先點出和分析問題，然后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重點是落在解決問題的部分。有一篇關于ａｓ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亞裔美國人）的文章，首先提出“ｉｔ＇ｓ ｗｒｏｎｇ ｔｏ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ｌｙ，ｐｒｏｖｏｃａｔｉｖｅｌｙ＇”（描述亞裔美國人為“優秀積極”的代名詞是有失公允的），然后緊接著分析之所以“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ｌｙ，ｐｒｏｖｏｃａｔｉｖｅｌｙ”（優秀積極）的原因。這一部分就是說明這個問題，文章然后再分一部分解決這個問題，用了很多方法，如：“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ａｎｄ ｕｓ，ｂｅ ｓｕｒｅ ｔｏ ｗｏｒｋ ｈａｒｄ ｆｒｏｍ 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提高對我們與亞裔美國人之間關系的認識、我們自身的努力）等等。這個文章的結構也便一目了然，一般來說這種結構方式在西方主要是運用于一些研究報告之類的文體。

當然，這些都是從申論的寫作中所受到的一點啟發，議論文形式多種多樣，因而從不同的角度就會有更大的差別，思維的形式不同，在具體寫作上也會千差萬別。其實中西方在議論文寫作中很多文章的結構安排還是有相同之處的，如因果結構安排、歸納演繹、立駁結合、情理互現等等。學習了它們的不同之處，以便于我們能夠更好地借鑒西方不同的文體結構方法，突破申論寫作的常規模式都是非常有益的。此外，對學習中西寫作比較感興趣的朋友也是非常有幫助的。

第二篇：從《中國達人秀》看中西選秀差異

選題名稱：從“中國達人秀”看中西選秀異同

選題原因：從2005年的《超級女聲》、《加油！好男兒》開始進入公眾的視野，到2010年《中國達人秀》紅遍大江南北，中國內地的選秀節目的興起與發展開啟了一個創造“平民偶像”的全新時代。《中國達人秀》以英國人氣選秀節目《英國達人》為藍本，平民氣息濃厚，一推出便吸引了觀眾們的眼球。本文將以《中國達人秀》與西方選秀節目的異同，分析中西選秀的相同點與差異。

一、《中國達人秀》的特色

《中國達人秀》（China's Got Talent）是中國東方衛視制作的一款真人秀節目，旨在實現身懷絕技的普通人的夢想。由于與節目《英國達人》的制作公司相同，比賽的模式也比較類似。①

《中國達人秀》不設任何門檻、不限任何才藝。但“零門檻”不代表沒有標準，眼下不少選秀類節目以畸形審美作為賣點，比如大型電視選秀“2010 快樂男聲”中出現的“性別反串”現象儼然成風。“電視選秀節目中的‘性別反串’并不具備多少挑戰傳統性別規范并解放性別束縛的意味，也不是一種新的文化生態，它更多的是傳媒消費主義呈現的一場‘身體消費’的狂歡，是‘惡搞’風潮的組成部分。”②

《英國達人》的選拔標準里有一條就是：你的天賦和才華，能否在女王陛下面前表演？這樣一個準則，已然摒棄了那些毫不真誠、純粹只為博取眼球的出位行為。因此，作為《英國達人》“姊妹篇”的《中國達人秀》，將力圖選出那些平凡而富有才華、擁有夢想并渴望奇跡的普通人，讓他們走上世界的舞臺。

《中國達人秀》里的小人物，有著共同的時代背影——中國式夢想。比如，男版“蘇珊大媽”朱曉明表現的是勇氣，“孔雀哥”姜仁瑞代表著不離不棄，“無臂鋼琴王子”劉偉則展現了堅韌與執著。在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眼里，30年來中國人一直堅守著一個“中國夢”，那就是渴望獲得尊重和認可，渴望活得精彩而有尊嚴，通過自己改變自己，通過個體的奮斗改變命運。“‘達人’的故事其實就是‘中國夢’的故事：對社會有抱怨很正常，但不要忘了要與消極賽跑，夢想要比抱怨跑得更快，更強有力，而這正是當今社會最需要倡導的一種積極、健康、③向上的價值觀。”

二、中西選秀節目的相同點

? 節目形式

以《中國達人秀》為代表的中國內地選秀類節目和《美國偶像》都屬于真人秀節目，它是真人秀節目的一種類型：才能真人秀節目。兩者都是以選手在規定的場合，按照制作單位制定的游戲規則，進行才藝比賽，同時選手的各種表現被記錄下來而作成了選秀類節目，節目的核心是人，秀是手段。

① 《百度百科》，“中國達人秀”詞條。

② 《警惕電視選秀節目中的“性別反串風”——兼論電視娛樂的底線》，作者：吳世文。《今傳媒》，2010年08期，第179-181頁。

③北京日報《透視中國“選秀”，“達人”“雷人”差距只在一線間》，作者：佚名。2010年8月16日。

? 電視向平民文化傾斜

無論是《英國達人》、《美國偶像》，還是《中國達人秀》、《超級女聲》，這樣向大眾開放的舞臺都顯示出了電視向平民文化的靠攏。

我們常常認為，只有精英才能登上電視，成為鏡頭前的主角。可是真實電視這種節目形式的出現，從真正意義上實現了比賽的“零門檻”。這就是英國達人能捧紅蘇珊大媽，快樂女生里面出現了曾亦可的根本原因。可以說代表著平民、大眾、草根文化的崛起時是中西娛樂節目發展的共同點。④

三、中西方選秀節目的差異

? 千篇一律vs創新

“電視大眾文化本身具有‘易克隆’的特征，在已獲得成功的電視節目基礎上進行批量復制成為了中國電視文化的潮流。”⑤選秀節目也未能僥幸逃脫，2005年《超級女聲》的火爆帶動了中國內地選秀節目的泛濫：2006年以來，全國選秀節目遍地開花，包括中央電視臺的《夢想中國》、東方衛視的《我型我秀》《加油，好男兒》、北京衛視的《紅樓夢中人》、江蘇衛視的《絕對唱響》、浙江衛視的《夢想奧運真男孩》、山東衛視的《聯盟歌會》、江西衛視的《紅歌會英雄匯》以及被停播的重慶衛視的《第一次心動》等各種選秀節目兩百多個。事實上，由于國內節目創意開發投入不足、創新所依賴的知識產權保護不力，近年來，很多以“新”面目出現的節目都可以在海外找到“克隆”的原型。

而我們看國外的選秀節目，FOX電視臺的《美國偶像》和來自英國的《流行偶像》到今年依舊風光無限，報名選手數量增加，觀眾投票也超過了往屆，探其原因是美國并沒有出現上百家電視臺都在辦同一類別的選秀類節目的現象，而電視臺都在挖空心思的制作與其它電視臺不同類別的真人秀節目，節目的結構都在原來的基礎上進行了修改和加工，不是完全的雷同，有一定的創新。⑥

? 集體主義vs突出個性

以快樂女生為代表，我們更追求統一的文化理念。⑦選手們會被變成小組進行對抗，落后的一組就要遭受到淘汰的威脅。因此每個選手不再僅僅代表自己，更多的被賦予了集體主義的責任感。于是即使是極具個性的曾亦可也必須遵從這樣的理念，在集體生活中不斷改進自我，團結友人，尊敬評委，最終到達一個明星應該具有的和諧形象。

而蘇珊大媽顯然不是這樣的形象。她從海選到決賽，頭發總是亂蓬蓬的，臉上始終掛著羞澀的笑容，說話有些不利索，沒有人去在意她不符合明星氣質的打扮，她就是這樣的蘇珊大媽。節目也沒有試圖去改變她，依舊拿著她的經歷說事：她自小有輕微腦損傷，成績差，不會用電腦，不擅社交，被診斷有學習困難癥，經常被同學取笑。她沒有工作，沒結過婚，甚至沒接過吻，兩年前媽媽去世后，陪伴她的只有一只貓。但是她仍然有夢想，不是每個明星都是衣著華麗，言行謹④ 《從蘇珊大媽到曾亦可——中西選秀文化異同分析》，作者：張暉。《文藝生活 文藝理論》，2009年5期，第37頁。

⑤ 《電視選秀節目的文化分析》，作者：朱丹。《電影評介》，2007年19期，第78-79頁。

⑥ 《基于<超級女聲>和<美國偶像>的比較論選秀類節目質量提高》，作者：于舸。《產業與科技論壇》，2010年第九卷第三期，第204-207頁。

⑦ 《從蘇珊大媽到曾亦可——中西選秀文化異同分析》，作者：張暉。《文藝生活 文藝理論》，2009年5期，第37頁。

慎的。比起快樂女生，那一個個清新健康的統一形象，英國達人更希望保持選手的“原生態”，這個舞臺更注重個體的差異性，而不是我們所追求的集體性和統一性。

? 節目冗長vs少而精

不斷插播廣告加上現場直播，不少選秀類節目讓觀眾們不滿的地方，便是節目冗長。除了本地觀眾對達人秀廣告泛濫不滿，在各大網站的論壇上，有關‘達人秀’廣告的熱議帖也十分眾多。有網友犀利地評論：“節目1小時，廣告就占去三分之一，中間再加上波波幾次串場，好幾次都想換臺了，節目干脆改名叫《中國廣告秀》算了。”《中國達人秀》更不僅是選手們表演的平臺，也成了廣告展播的平臺——節目紅火、時間段黃金，《中國達人秀》自然是商家插播廣告青睞的對象。

而《英國達人》不用現場直播的形式，而是通過后期制作，選擇出有看點的選手比賽的鏡頭，作為播出重點。⑧節目在播出的過程中，并不能播出每個參賽選手的每場比賽，更多的是那些有看點、有專業水平或是更能吸引收視率的一些參賽者的表演才有可能播出。對于千篇一律的比賽選手，節目選擇對他們一晃而過。只要參賽者足夠炫、足夠雷、足夠火爆，就絕對能吸引受眾，這就是《英國達人》的看點。節目也不回避現場觀眾對評委發出的噓聲和質疑聲。

? 感人vs才藝

《中國達人秀》存在著放大選手背景故事的傾向，比如劉偉軀體的殘缺、姜仁瑞家境的貧寒等等。過度的放大、渲染，可能導致不真實、不真誠，是“逼著人家感動”，甚至是為滿足人們的獵奇欲。

網友直言不諱：“我覺得要是這是個《感動中國》的節目，他完全可以入圍，他的背景故事確實很感人，但是既然是和才藝有關的比賽，我覺得有些變質。”網友們大多表示，看了《英國達人》出了保羅，蘇珊大媽這樣既感人，又有實力的表演的選手，對《中國達人秀》就略感失望了，“別人的感動是建立在有絕對實力之上的，我們好像反過來了。”⑨

相比之下，《英國達人》中的手機銷售員保羅、47歲仍獨身的蘇珊大媽，或是《美國達人》中的“抓雞農夫”凱文，都平凡得如同一顆沙粒，卻借助非凡的歌唱才藝讓夢想綻放。應該說，這種對人們心靈的沖擊力，來得更加真實，更具人文關懷，也更能真正打動人心。

總的來說，由于中西存在著文化差異，因此兩方的選秀節目也存在著差距。就中國選秀節目的現狀來說，我們仍需克服許多問題，使選秀節目擁有一個獨特的受眾心理位置，只有這樣，電視選秀節目才能拓展新的娛樂價值增長點，選秀節目的發展才能長久下去。

⑧ 《<英國達人>的成功奧秘》，作者：夏初蕾。《青年記者》，第2010年22期，第90-91頁。⑨ 網友發言摘自《百度百科》，“中國達人秀”詞條。

第三篇：從中西神話的對比看中西民族文化的差異的文獻綜述

從神話角度看中西文化的差異的文獻綜述

神話，在世界浩瀚的文學史上無疑是一朵奇葩。神話記載的是神的活動，反映的卻是人類的思想和理念，因而它是對現實生活的一種虛擬和想象，正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所說的神話是“通過人的幻想，用一種不自覺的藝術方式加工過的自然和社會形式本身，”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神的產生依賴于人的“自意識”的形成，不同的社會環境和社會背景會有不同的文化和思想體系，因而也就會有不同的神話。總的來說，前人主要從內容、思想觀念、民族文化等方面對中西神話進行了比較。

1、內容上差異性

（1）中國神話注重對女神的贊頌，西方神話中則是男性受到特別的尊崇。

高紅櫻在《中國古代神話與古希臘神話之比較》中認為：在人類起源上，中國的神話中說，女神女媧造人，獨立創造了人類，之后煉五色石補天，除惡龍，逐猛獸，填塞洪水，使民眾重新安居樂業。更難能可貴的是她從不表彰自己的功勞，也不炫耀自己的聲譽，因而被尊為“功勞上達九天，下及黃泉”的慈愛、謙遜、偉大的人類母親。此外，“精衛添海”的神話中，炎帝之女女娃被水淹死，化做一只精衛鳥，銜西山樹枝、石子以填東海，表達了中國女子改造自然的渴望和堅韌不拔的意志。希臘神話則把創造人類的功勞歸于男神普羅米修斯，所造之人也僅僅是男人，沒有女人。而第一個女人潘多拉卻是宙斯為懲罰男人由眾神拼湊出來的。她的出現給人類帶來了災難、貧窮、饑餓、瘟疫、疾病、戰爭和死亡。希臘神話中明顯的反映的是揚男抑女的思想。

（2）中國和西方關于諸神誕生的神話有巨大的差異。

陳素萍在《淺談中國上古神話與古希臘神話之異同》一文中談到：中國古代神話中的神和英雄大多是因感生受孕而出生，如關于顓頊的出生是“瑤光之星如蜺，慣月正白，感女樞幽房之宮，生黑帝顓頊”；關于少昊出生據記載是“黃帝時，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意感而生白帝朱宣”；女狄吞水中月精而生夏禹，姜嫄感巨人足印而生周人始祖后稷，慶都感赤龍而生堯。西方神話中卻絕少此類似的感生神話。古希臘神話中的神和英雄多是神與神、神與人交媾衍生出來的。赫西俄德的《神譜》中的以宙斯為主神的奧林匹斯神統中諸神皆為宙斯的血親。宙斯是名副其實的“萬神之父”。

（3）中西方神話體系不同。

楊姍姍在《略論中國古代神話與古希臘神話的差異》認為“古希臘的神話世界猶如人間，最高統治者是眾神之神宙斯，在他的統治下，有大臣即各種各樣的神。他們分工明確，血緣清楚，各司其職。如雅典娜是智慧的化身，專司紡織、雕刻、制陶等專業技術；太陽神阿波羅主管光明、青春、醫藥、音樂和詩歌；中國的神話世界雖然也有創世紀神盤古、女媧和后羿、夸父、禹、蚩尤等超自然力的神，但他們并沒有形成一個血緣關系清楚、社會分工明確的神世界”。

2、思想觀念上的差異

在神話觀念方面，希臘神話中的神與人是同形同性的。眾神有著凡人所有的喜怒、好惡、欲望等情感，而且各自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征，如宙斯的風流、赫拉的極強嫉妒心，赫爾墨斯的虛榮等，眾神并沒有被塑造成抽象道德的化身。他們具有和人一樣的喜怒哀樂、七情六欲，充滿著凡夫俗子的種種感情欲望——戀愛、嫉妒、爭斗等，真實全面地表現了人的品性和本性，有很強的世俗性。中國神話中的“神秘”色彩則濃厚了許多。“神”在先民的心中莊嚴而又肅穆。中國神話中的“神”也不像希臘神話中的眾神那樣具有人的情態和內涵，他們的個性大多平面化，而且與生俱來，恒定不變，有時還成為某種抽象道德的化身。例如，女媧的身上始終體現的是仁慈善良的母性精神，而開天地的盤古，逐日的夸父，則被賦予了具有堅忍不拔的毅力，富有犧牲的精神。總之，在中國神話中的“神”身上缺少人的豐滿的性格特征。

李瑞仙在《從炎黃戰爭和特洛伊戰爭神話中看中西神話的差異》中認為“中國留傳下來的神話，是產生于上古時代的“原始神話”；而希臘神話傳說，則是屬于“文明神話”，是古希臘進入文明社會之際，經過進一步文學加工的上古神話傳說。中國神話片段散亂，而且描寫粗略。希臘神話完整，情節豐富。中國神話人神異形異性，多是人面獸形，或由獸形幻化而成，具有高度神圣化特點。而希臘神話人神同形同性，具有高度人格化特點。神中國古代神話神都是高高在上，幾無七情六欲。希臘神話中的神外形與人多無差異，人間種種喜樂爭斗也發生在諸神之間。特洛伊戰爭的原因，是由于帕里斯把金蘋果判給了阿弗洛迪特，因為后者許他以天下第一美婦”。

在關于希臘神話和中國神話在神話體系、人生觀、形象塑造等方面的差異及形成原因方面，楊姍姍在《略論中國古代神話與古希臘神話的差異》中認為，希臘神話體系表現為完備、豐富、具備邏輯性，而中國神話表現為短小、豐富、散亂。在人物形象方面，中國神話英雄不食人間煙火，正襟危坐，不茍言笑，注重品行與德操。古希臘神不但集中了人類外貌美的諸多優點，而且完全按人的心理動機思考和行動，真實全面地表現了人的品性和本性，有很強的世俗性。在《人的神話與神化的人——中西神話比較探析》中李婭菲認為，由于地理環境、心理結構和審美情趣等方面的差異，造成了各自神話的變異和差別。

3、民族文化的差異

楊姍姍在《略論中國古代神話與古希臘神話的差異》認為：在民族信仰方面，不同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的作用下，西方和中國神話分別體現出“崇力”與“崇德”兩種神話特質。西方的神話中，贊美崇拜的不是救苦救難的“德者”，而是叱咤風云的“力者”。而“力”的最高形式是戰爭。王位都是通過戰爭取得的，而不是“禪讓”。中國則是三皇五帝式的圣德。中國神話中的神為人們所稱贊的是因為他們鍥而不舍，救世拯民的努力以及熔鑄在精神品質中的“德行”。中國神話中創世女媧、天辟神盤古、夸父、文化英雄神農、后羿、治理水的大禹，他們為了整體的利益毫無顧慮的做出自我犧牲，成為美德與賢能的化身。在人生觀方面，不同于希臘神話的“人本主義”，中國神話顯示出厚實的“民本主義”。這種勤勞勇敢、堅韌不拔、維護群體利益、堅信美好未來的民族個性熏陶和化育了中華民族并代代相傳。

在《中西神話與中西文化傳統》中何文禎從天人對立與天人合一、善惡同源與善惡分明、以美主善與以善主美三個方面闡釋中西文化傳統的對立。

在《從中西神話之異看文學民族特色的歷史淵源》中劉長通過中西神話異質點的比較，得出“在神話的深層結構中，深刻地體現著一個民族的早期文化，并在以后的歷史進程中積淀在民族精神的底層，轉變為一種自律性的集體無意識，深刻地影響和左右著文化整體的全面發展”的結論。

在《跨文化視角下的中西方神話對比研究》中莫檸源從跨文化交際學角度，運用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價值觀理論分析了中國神話與希臘神話得出“中國神話表現出的價值觀為集體主義、高權力距離、較強的不確定性回避、女性化和很強的長期取向傾向。希臘神話表現出的價值觀為個人主義、低權力距離、較弱的不確定性回避、男性 化和較弱的長期取向傾向”的結論。

在《神話傳說折射出的中西方文化差異》中尹曉予論及中西民族文化差異：中國文化注重和諧，倫理至上；源于古希臘文明的西方文化注重個性，探究智慧。最后得出結論：希臘神話及西方民族文化得益于經濟的、力量的、智慧的聚合力，中國的則得益于禮儀的、倫理道德的聚合力，從而構成典型的具有東西方文化差異的兩類神話和文化。

目前中西神話比較的研究水平參差不齊，數量多而雜，研究沒有一個合理的考量標準，研究浮于形式，照抄照搬現象嚴重導致研究論文近似度很高，研究的深度不夠，很多值得深究的方面淺淺帶過給研究者深入研究制造了不小的干擾，另外在一些方面還沒有涉及，值得后來的研究者探討。

在當今世界文化大匯集，大綜合的時代，我們不僅需要挖掘研究我們自己的文化，而且要把眼光延及全世界，不僅學習借鑒世界文化的發展現狀和最先進的文化知識，而且要挖根朔源，全面了解每一種文化的產生、發展、走向，以趨利避害，完善自己，發展自己。俗話說，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陽的光芒，從中國古代神話與西方神話的不同比較，我們可以看出兩者在民族性格與文化思想方面的差異。對兩者的比較研究，更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入地理解人類文明史上的這兩塊瑰寶，使之在人類文明史上綻放出璀璨的光芒!

201220101133 12漢接本

張潔

從神話角度看中西文化的差異

神話是民族最集中、最本色的閃光，是民族文化最古老、最悠久、最頑強的生命之源。各民族的神話開啟了本民族的朦朧的思想意識，就是這種朦朧的思想意識開啟了各民族的世界觀，人類歷史觀和人生觀的文化源頭。不同國家的神話則表現了各自不同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觀念。因此，本文將從神話角度來分析中西文化的差異。

1、將人神化與將神人化

在神的形象塑造上。中國神話將人神化。中國神話將一切美德、美行、美言和美功都賦予自己所崇奉的神，使其崇高偉岸、超常脫俗。中國的神往往被塑造成具有為了群體利益敢于戰斗、堅韌不屈、舍己為群、勇于犧牲、樂于奉獻的古典群體主義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的圣人形象。如鯀、禹和后羿為了普天下老百姓的生存利益，救民于水深火熱之中。成為了中國神話史上令人崇敬的道德偶像。但在神的形象塑造上太講究完美至極，全無缺點和弱點，導致中國的神不真實可信，缺乏人格的魅力，喪失人的個性，只能是道德的標榜和偶像。

希臘神話中的神具有人的形態，將神人化。古希臘人是按照人的形象來塑造神的形象的。他們把神和英雄看作是最美麗、最健壯、最聰明和最有力量的人。如太陽神阿波羅就以無須、希臘式鼻子、英俊的面容、勻稱的身材、時常身背弓箭手拿弓或七弦琴。身旁常伴有繆斯女神的形象而出現。并成為人間男性美的象征。小愛神丘比特，通常的形象是一個長著翅膀、黑布蒙眼的小孩，正在彎弓搭箭。無論是在《神譜》和《伊利亞特》，還是在后來的悲劇作家的作品中，希臘諸神，尤其是主要的神，都已經歷了相當的“人化”。

2、精神美重于外貌美與外貌美重于精神美

中國神話并不刻意美化眾神，幾乎每個神都是模樣怪異。例如伏羲、女媧為蛇身人面，炎帝、神農為人身牛首，皇帝四面以君臨四方。而希臘的神是人們膜拜的偶像，是理想的化身，個個體魄健壯，相貌俊美，超出凡人一籌。眾神之王宙斯之魁梧威嚴、太陽神阿波羅之健美、神后赫拉之美麗、智慧女神雅典娜之端莊，無一不是追求形式美的典范。中國的神怪異，然而精神上卻是一種永恒的感召，他們愛人類，為人類做出了貢獻和犧牲。而希臘的神往往戲謔人類，捉弄人類，追求個人物質、肉體或精神上的享受。中國的神表現出強烈的正義力量和英勇的獻身精神，理性、嚴肅而又溫柔敦厚。而希臘的神則表現出濃厚的人生歡娛和粗獷的聲色之樂。

3、完美與缺陷

中國的神往往莊嚴、偉大、完美，充滿創造力而又至高無上。他們是“有理智的、謙恭的、和善的、講理的，把良心、理性和責任感看成法律”。如女媧不辭辛苦造人之后再補蒼天，而后卻悄然而逝，不求任何回報，充盈著的是一種勞動崇高偉大、勞動可以改天換地的觀念以及博大愛心。再比如大禹治水十三年或八年，三過家門而不入。伏羲為人類發明了記事符號八卦；黃帝教人蓋房取暖，人類的種種困難。神靈們都考慮到了。也都替人類做了。他們修身養性，立己立人，既不好色，也不好戰。在中國神話中，神不是擺布、統治人類、凌駕于人類之上的。而是與人和諧相處。為人類造福的。若與希臘神話相比，中國的天神是遠離人間不食煙火的。他們不僅是至高無上的權力的化身，而且是美德和全知全能的化身。

而希臘神話中的神則是按自己的意愿創造了人類，有什么樣的神就會有什么樣的人，希臘羅馬的神靈與人同形同性。形象上與人沒有什么區別。他們既能與神一起生活。也能和人一起工作，與其說是“話”不如說是高度的“人話”。是不受宗教神學駕馭的人本文化。他們有著與人一樣的喜怒哀樂。愛恨情仇，優缺點，快樂與不幸，也有吃喝、戀愛、生育等生活的需要，品性有的正直、勇敢，有的奸詐、膽怯。天神之神，眾神之父宙斯，作為世上萬物的最高統治者，暴躁、獨裁。神圣的婚姻女神赫拉美麗高貴，又常常有嫉妒之心。還有英俊而又勇敢的太陽神阿波羅，主管勝利、技藝的戰爭女神雅典娜，愛與美的女神阿弗洛狄特等等。他們有著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善良、智慧、勇敢、憐憫等，使他們的形象更加光輝。另面，他們的身上也有人性中不可避免的丑的一面，嫉妒、專橫、冷漠等，使他們看上去像是活生生的人。人性中的優點、弱點從神的身上體現了出來。這些都反映出希臘神話是從社會生活中真實的人的欲望、愛憎出發去想像的，并借這些想像以解釋自然。因而具有特別濃厚的生活氣息，也更加親切動人。

4、社會責任與個人利益

在價值觀念上，中國神話重視人的社會性，重社會責任。重倫理道德；而古希臘神話則強調人的自然性、個人性、重個人權利。盤古開人辟地、女媧煉五色石補天是志在天下，為天下人謀福利，這些都充分表明，在價值觀念上，中國神話重視個人應負的責任。強凋個人在世界上的使命。倡導天下為公、大公無私，德行至上的道德倫理觀，肯定人的社會性和社會責任。視個人主義為洪水猛獸。認為“和”是支撐天下的杠桿。

古希臘神話是以利作為推動歷史的杠桿的。它充分肯定個人的權利、利益和個人的價值，充分理解人的自然性和自由性，甚至認為獲得功名利祿，為了個人尊嚴，可以不擇手段，甚至走極端。阿喀琉斯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所頤及的不是社會公共利益，也不是國家民族的尊嚴。更不是廣大人民群眾的死活禍福，而是一己之私利。

中西神話產生差異的原因也有很多方面：

1、時間的不同

中國屬于自發性強的獨立起源的第一代文明。神話的自發性特別強；而西方文明則是屬于繼承性強和派生型的第三代文明。所以，他是個后起之秀，能吸收和承襲各個先于自己的先進文化圈的許多遺產，這些遺產包括從生產工具到精神財富，特別是風俗習慣和神話。例如第一代文明的埃及，“歷史之父”指出：“可以說，幾乎所有的神名都是從埃及傳入希臘的”。

2、地理環境的不同

古中國人以農耕生產作為獲得物質資料的主要方式。形成了重鄉土、重宗族。偏于穩定與和諧而較為封閉的觀念；西方國家通過海上活動來攫取財富，長期的海上生活使他們形成了向往自由的個性。無形中排擠了倫理道德在其民族精神中的份額。因此中國神話中的神穩重沉著、形象威嚴、氣象壯闊，體現了中華族的堅韌執著，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和民族精神；希臘神話中的神，風韻自然、充滿人性，極富藝術感染力，反映了西方人那種崇尚自由的樂觀性格。這兩種不同形態神話中的神對各自文明的產生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3、保存和流傳過程的不同

中國古代的文化帶有強烈的自發傾向，自發而復雜的象形文字系統發展緩慢，趕不上記錄野蠻與文明之交的神話，且象形文字使用起來不像西方國家借助其他民族文字形成的拼音文字系統那么方便。而文字在春秋戰國時期是作為了諸子百家表達他們哲學思想和政治理念的工具。我們早慧而崇尚實際的祖先們很快地就打消了不切實際的幻想，而是致力于“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現實理想，因此神話并沒有過多地發揚光大，而是短小、零散、不成體系地散見于一般的文章，在《山海經》、《淮南子》等古籍中零零散散地有所保留。而在西方神話中大部分是由民間唱詩的歌手所傳承的，后來又經過詩人和戲劇家的加工創作，在此過程中他們往往加入個人的想象和潤色，而且由于他們的生活和職責又要求他們必須以故事情節和內容豐富取勝。因而希臘神話中動輒便是長篇大作，如《神譜》、《荷馬史詩》等。

中西放文化都有其鮮明的特征，并因各自具有的價值觀，歷史背景形成了兩套不同的文化系統。這兩套文化系統是互不相干獨立存在的。然而，當今世界各國的關系日益密切，不同國家，民族的文化開始了新的一論的大融合。作為兩種不同的文化體系，也開始了融合。但中西方間的不理解卻在不斷阻礙這兩種融合并由此發生了一些沖突。因此我們應當了解中西方間的差異，為日后的融合劃界矛盾，使兩方達到雙贏。

第四篇：從巴菲特與蓋茨晚宴看中西富人的差異

將巴比晚宴看作鴻門宴? 從中國富人面對“裸捐”的態度看中西方經濟上的文化差異

金秋9月,兩位世界頂級富豪巴菲特與蓋茨訪華，以“共同探討慈善事業”的名義，通過蓋茨基金會像諸多內地富豪發出了慈善晚宴的邀請。而在此之前，今年的6月中旬，蓋茨和巴菲特率邀請美國富豪發起“捐贈承諾”，美國眾多超級富豪與最富有的家庭參與其中，巴比呼吁他們將巨額資產或至少一半財富捐贈出來，用于慈善事業。截止至來華之前，美國本土的富豪一呼百應。近40位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大佬公開承諾“裸捐”。

蓋茨與巴菲特來華，其用意是顯而易見的。中國大陸地區的富人總數每年以高百分點遞增，并已躍居全球第四位。從他們在當今世界的地位、影響力以及其未來無限窮力的發展趨勢來看，中國富人群體實在是一塊不可多得的“肥肉”。可以說，談攏了中國的當代富人除了可以得到一筆可觀的財富，還有機會抓住、引領中國未來的新生代富人（富二代）群體向西方資本家的意識形態靠攏。

然常被評慈善意識淡漠的中國的富豪會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嗎?他們會買巴菲特和蓋茨的賬嗎？有評論員曾預測說，心里買賬的人肯定會很多，但是用實際行動買賬的人估計不多。事實上，就當天晚宴的結果而言，也的確如此，只有一小部分受邀的人士出席。在大部分中國富豪眼中這并非是與世界首富和股神探討商道或是取經的好機會，而是一場十分特殊的“鴻門宴”。如此看來，中國的富人真的是守財奴，怕捐、不捐？

其實不然，先來看一組數據：2009年中國胡潤財富榜上前50位富人共捐出12億美元，平均每人2500萬美元。雖然按美國標準衡量，這只是一個小數目、但是與胡潤財富榜2004年第一次發布中國慈善報告相比，已經是當年的8倍之多。從這條數據就可以看出，雖然捐款的基數遠小于美國，但國內慈善事業這幾年也確實在迅速發展與壯大。

既然，慈善事業在發展，在成熟，中國富人愿意并也曾大量捐款，那是什么原因讓大部分中國富豪躲避巴比的慈善晚宴？我想問題的根源是中美在經濟上存在背景文化的差異。也正是這種差異使得中國的富豪在對待“裸捐”的態度上比美國佬更為謹慎。這種中美文化背景差異大致表現在這幾方面：

一．所處慈善文化發展的歷史階段不同

像美國這樣一個已經歷了200多年資本主義發展，經濟體制相對完善的國家，慈善事業的發展也歷史悠久，而慈善捐助已然成為其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今天，最富有的兩個美國人正在不遺余力，游說其他富人捐出財產用于慈善目的，這只是個尋常的故事罷了，就像大多數美國人也會告訴孩子要做好功課，多吃蔬菜一樣，并不會引起普通社會大眾的過分關注。而中國的情況則恰恰相反。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帶動了一部分人富了起來，于此同時中國的慈善事業也是剛剛起步，慈善文化還尚未成形。社會上的慈善機構雖多，但其中絕大部分的運行是存在問題的，且問題多多。比如，其中最大的也最受人們關注的款項的去處與用法的問題（捐款無法做到透明化，捐款人無從查證他們的捐款去了哪，做了什么，是否按照他們的意志被使用。）此外，由于過大的貧富差距，使得社會上出現了“仇富”人群。他們懷疑富人的捐款目的，認為他們另有所圖，別有用心（盡管的確存在類似的行為），從心底不相信富人出于善意的的捐款行為。這些問題的存在表明了中國的慈善事還比較落后，要改進的地方還很多。在這樣的條件下，讓中國富豪效仿美國富人進行“裸捐”，這本生就是不公平的。一方面要背負公共輿論的壓力，另一方面又要面對不成熟的慈善捐贈體制，難怪中國的富人怕捐，怕被勸捐，看見巴菲特和比爾蓋茨要繞路走了。

二．經濟、法律制度與社會激勵的巨大差異

蓋茨與巴菲特的捐款倡議能得到美國本土富豪的響應，慷慨解囊，除了他們本身樂善好施之外，也緣于西方各項現行規定對慈善的鼓勵。就先以稅收制度來說，西方國家的遺產稅數額非常高，如美國就高達50%。因此，很多美國富豪寧可把財產拿出來作公益事業。此外，在美國，如果一個企業向社會捐出善款，且善款數額超過應繳稅收的10%，那么該企業就減免10%的稅款。如果不到10%，則可以在稅收里扣除已捐出的部分。這么一來，無論一個企業捐不捐善款，加上該公司的應繳稅額，其出資大致是相等的。既然錢出的一樣，為何不捐款博個名聲？這是小學生都會算的題目。而在中國，企業若想通過慈善得到減免稅收的優惠，必須向獲得國家批準的少數基金會捐款才能實現。另一方面，在社會財富積累程度尚不明朗的情況下，中國短期內不會開征遺產稅。而在設定慈善組織這個環節，法律上的限制比較嚴格，在一定程度上還是阻礙了一些愿意成立自己的慈善基金的富豪，去從事慈善事業。再則，中國的慈善法遲遲不出臺，慈善捐贈人與捐贈對象得不到法律保障，捐贈的過程以及細節也無相應法規可循。這樣看來，相比之下，中國的富人明顯缺少了社會、政府給予的做慈善的激勵。缺乏激勵機制也是中國富豪捐贈缺乏動力的主要原因。

三．財富的獲取與繼承方式不同

不愿出手捐款，在中國富豪這個怪圈里還有另外一系列“中國式原因”。大部分中國富人是靠自身奮斗起家的，他們經歷過苦日子，所以對窮人家的艱難深有體會。也就是說，富了還怕哪天又變窮，所以他們對財富的把持和保存的欲望要比其他富豪更為強烈。再有中國富豪通常會為子孫后代想的很多，他們會“留財為后”。這是中國人身上源遠流長的傳統思想與慣性做法。留下一大筆財富給自己后代，一方面怕自己過世后，孩子吃苦，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一手創辦的公司能由子孫后代永續經營傳承下，讓后世之人敬仰。因此，面對“裸捐”，比起許多財富繼承自家族，對財富概念比較淡薄，或是思想格外開化，能毫無顧忌地捐出一切的西方富人，中國富人往往三思的更多，猶豫的更多。

此外，由于中國的經濟還在起步階段，對中國富人而言慈善不僅意味是否捐款，捐款多少，還在于他是否良好的履行了其所負擔社會責任。比如，他是否給消費者提供了合格的產品；是否保障了員工的基本權益；是否承擔了環境保護的責任。若一個中國企業基本社會責任還沒有履行好，確一個勁地想著如何捐款，本末倒置，那也就也失去了做慈善的真正意義。如果掙來的是不義之也拿去捐款，那也不是慈善，而是偽善。就曾有評論家說：“真正的慈善意味著為社會創造真正的財富，企業家通過投資來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和更多的社會財富。這才是我們的社會需要的。”

其實中國歷來也不缺少做慈善的行為或者思想，當下中國富人之所以被認為慈善意識淡薄，捐的少，是因為被拿來與西方富人做了比較。然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同，中西方經濟上文化差異較巨大的背景下，這種比較顯然是不公平的。這種經濟的文化差異不會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縮小而縮小，因其悠久的歷史背景、民族文化和復雜形成過程很難有所改變。這也是中西兩方富豪面對慈善的態度截然不同的主要原因。

樂善好施是中國的傳統美德。只是，目前，中國社會做慈善的條件與方法還未很成熟。中國富人也不是不愛好慈善，只是未得到適合的激勵，未找到正確的方法。我們不能把西方社會的那一套做慈善方法強加給中國富人。我相信當，那些擁有億萬家產的中國富豪們，聽到比爾?蓋茨宣布退休并捐出全部財產的消息，都會有所觸動。隨著中國慈善制度的完善，我也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富人改變對待慈善的態度，自愿主動地捐出他們的資產，為社會、為祖國做出一份貢獻。

參考文獻：

1．http://www.tmdps.cn（中國新聞網）

專業實踐

（一）調查報告

200921049 工商0902 潘瑩瑩

第五篇：外國教育史作業——從共性和差異看中西教育現代化

東北師范大學通識選修課外國教育史專題課程作業

從共性和差異中看中西教育的近代化

2013年5月

學院： 地理科學學院

年級： 2011級

專業： 地理科學

姓名： 代艷彩

學號： 2011013082 從共性和差異看中西教育的近代化

從共性和差異中看中西教育的近代化

讀史使人明智。我們從教育學的角度去分析歷史問題，爭取對當前的國家教育改革提供值得借鑒的歷史經驗。

學習了英德美日四國教育近代化的進程之后，我們可以從比較教育學的角度，將中國的教育發展與四國進行對比，從共性和差異中思考教育發展過程中的一些問題，為我國教育改革提供一些借鑒。

不管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教育近代化還是中國近代一系列教育改革，也不管其最終的結果如何，其目的都是為了國家的富強，民族的振興。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進程概括起來就是資產階級通過反對封建勢力,使教育擺脫中世紀的封建形態和宗教形態而資本主義化。而近代中國的教育改革也是為了能夠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狀態。這是中西教育近代化進程中的共性。從中我們也能看出教育在一個國家、民族發展中的作用何其巨大。

我們常說，科學技術是 從共性和差異看中西教育的近代化

等義務教育法》等法律法規以及由美國赫拉斯曼等人推動強迫入學、免費教育等措施。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各國教育制度的不斷完善，以及他們對教育的重視。

結合我國實際情況,我們應著重做好下列工作：在全社會大力提倡教育立國觀念,使終身學習真正深入人心；加強法制建設,為教育保駕護航；加大教育投資，積極支持民辦學校的發展,努力拓展企業與學校的合作,設立各項教育基金、教育發展銀行；重視師資培養,加強教師進修培訓,建設高水平的師資隊伍；加強科學研究,努力創辦世界一流大學；成立教育審議會進行教育調研,制訂科學的教育政策推動教育改革；重視道德教育、素質教育,積極推進社會教育,創建終身學習型社會。

然而我們不得不說，近代中國對教育的探索是以失敗告終的。讓我們的思路再回到近代。近代的中國也曾為了擺脫半殖民半封建的命運而不懈努力。比如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等，都想通過教育變革引進西方先進的科技文化以求富國強兵，但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然而值得一提的是，當時身處同樣命運的日本卻能通過學習西方最終實現教育的近代化，確立了資本主義教育制度。

通過對中日教育近代化的對比，我們不難發現，二者的改革主體是存在很大差異的。中國教育近代化改革的主體都是極少數的官僚和具有資產階級思想的知識分子，他們雖然有資產階級政治思想但代表的還是地主階級的利益，不可能真正推翻封建王朝的統治建立君主立憲制。另外，他們沒有最高的政治決策力，也沒有一定的群眾力量做基礎，僅僅想靠拉攏政治集團內部的幾個人或皇帝來實行改革，不具有現實可行性。反觀日本，其倡導改革的主體是擁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和強烈的政治號召力的中下級武士。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日本較之于中國，其對自身教育的變革是徹底的，對西方的學習是積極的。

我們可以從中得到啟示：在國與國的交流日益頻繁的國際大背景下，文化之間的交流日益增多。面對文化之間的碰撞，面對優于我國的文化時我們應采取什么樣的態度，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我們要冷靜對待外來文化，認清文化的先進性，要積極吸收先進文化。中國的教育相對于世界教育大系統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們應該在交流的過程中看清自身的缺點，借鑒國外教育的優勢加大教育改革。政府在教育改革的過程中具有不可缺少的作用，我國政府不僅要加大對教育的宏觀調控力度，還要增加財政支持，為教育的發展提供經濟基礎。另外，學者們也要關注世界教育動態，積極參與教育實踐并且總結經驗為我國教育改革提供理論支持。

不可否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教育事業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與發展，但與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我們要做的就是要汲取西方各國教育發展變革中的經驗教訓，結合我國教育發展的實際，發展我國的教育事業，使我們的教育更上一層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