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稅收的效率和公平論文

《稅務研究》2005年第8期 總第243期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稅收公平與效率原則

馬發驥王順安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稅收工作必須遵循公平與效率原則，而這兩大原則的貫徹是在稅收作為經濟杠桿不斷對經濟進行調控的過程中最終得到實現的。

一、稅收公平、效率原則的理論內涵

（一）公平是稅收的基本原則

在亞當· 斯密的稅收四原則中，公平原則列為首位。稅收公平，首先是作為社會公平問題而受到重視的。稅收本來就是政府向納稅人的無償征收，雖然有種種應該征稅的理由，但從利益的角度看，征稅畢竟是納稅人利益的直接減少，因此，納稅人對征稅是否公平、合理，自然就分外關注。在現代經濟中，稅收公平原則事實上不僅包括社會公平，還包括經濟公平。稅收的經濟公平包括兩個層次的內容 ： 首先是要求稅收保持中性，即對所有納稅人同等對待，以便為其創造一個合理的稅收環境，促進經營者進行公平競爭。其次是對于客觀上存在的不公平因素，如資源稟賦差異等，需要通過差別征稅實施調節，以創造大體同等或說大體公平的競爭環境。

經濟的發展使各類經濟組織成為重要的納稅主體，與個人相比，它們要求經濟方面的公平比社會公平更迫切、更現實。而且，經濟公平也是稅收效率原則的必然要求。稅收公平，特別是經濟公平，對我國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的稅制建設與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因為，我國市場發育還相當不健全，導致不公平競爭的外部因素較多，同時，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稅制體系也有待進一步完善，因此，如何使稅制更具公平，為市場經濟發展創造一個公平合理的稅收環境，是我國進一步改革稅制的重要研究課題。

（二）稅收不僅應是公平的，而且應是有效率的這里的效率，通常有兩層含義：一是行政效率，也就是征稅過程本身的效率，它要求稅收在征收和繳納過程中耗費成本最小 ； 二是經濟效率，就是征稅應有利于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或者對經濟效率的不利影響最小。遵循行政效率是征稅最基本、最直接的要求，而追求經濟效率，則是稅收的高層次要求，它同時也反映了人們對稅收調控作用認識的提高。

二、稅收公平與效率原則的關系及處理方法

（一）稅收公平與效率原則的關系

稅收的公平與效率原則是既矛盾又統一的，矛盾性表現在：在具體的稅收制度中往往很難兼顧公平與效率。公平原則強調量能負擔，而效率原則強調稅收應盡量避免對經濟產生干擾，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的穩定與增長，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可能拉開貧富差距，從而破壞公平原則。但從整個經濟運行的方面來看，公平原則是實現稅收效率原則的前提。只有以達到一定程度的公平原則為前提，才能談及效率問題。如果不以一定的公平為前提，政府征稅就不會為納稅人接受進而影響市場的公平競爭，扭曲經濟活動主體的經濟行為，當然也就無法提高效率。從另一方面看，效率原則為公平原則的實現提供了動力。效率的提高可以保障公平更好地實現。盲目的平均主義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平，只有在整個經濟都很活躍的時候，人們的生活提高一個層次，公平程度也就會向前邁進一步。

（二）稅收公平與效率原則關系的處理

我國正處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起步階段，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是我國的根本任務。因此，只有效率優先，低消耗、高產出，保障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高水平的公平。只有經濟效率提高了，可供分配的財富增加了，全體社會成員收入水平的提高才有物質基礎，國家才有可能通過國民收入的再分配，調節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使貧困地區的人民早日擺脫貧窮，并通過福利、救濟等辦法來保障低收入者的生活。堅持效率優先，并不是說公平不重要，更不能以犧牲公平為代價來換取效率的提高。事實上，公平和效率都是社會主義持續、穩定和協調發展的基本保證，沒有效率就沒有高水平的公平，而社會的不公平也制約和阻礙著效率的提高。第一，收入差距過大，兩極分化，會導致占比重相當大的低收入者有效購買力低，有效需求不足，使生產力發展受到制約 ： 第二，實現高效率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建立合理的激勵機制。如果低收入者通過主觀努力和勤奮勞動不能改善自己的處境，便會損害效率，甚至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和動蕩。現在，我們一方面應堅持不懈地發揮稅收促進經濟發展和效率提高的作用，堅持公平稅負，鼓勵競爭 ； 另一方面，要強化稅收在實現社會收入公平分配方面的功能，調整稅制結構。

三、在稅收實踐中實現稅收效率與公平原則

完善的稅制可以使稅收的公平與效率原則得到充分的體現，更好地發揮稅收宏觀調控的作用，但

只有完善的稅制，卻不能有效地執行，也是不夠的，稅收征管對稅收公平與效率原則是有很大影響的。由于我國稅收征管中存在很多漏洞，每年都有大量稅款流失，這不僅降低了稅收效率，而且影響了稅收的公平。本該納稅的人沒有納稅，這對于相同條件的已納稅人來說就是不公平的。造成這種情況的具體原因有：公民的納稅意識淡薄，缺乏良好的全民納稅風氣 ； 稅務機關工作人員主觀故意或由于本人業務能力的限制，不能發現錯誤申報。針對這種情況，要強化稅法宣傳，增強人們的納稅意識，在全社會形成一個強大的輿論宣傳攻勢 ；要通過提高稅務人員的素質和科學化、精細化的稅收管理；通過稅收征管現代化手段的應用，特別是實行國地稅信息共享，對納稅人的經營行為實行信息全面覆蓋 ； 通過電子化結算手段，避免通過現金賬外經營，規范一切經營行為和個人收入監督等措施，借鑒發達國家的管理經驗，加大查處力度，使征納行為更加規范、合法。長期以來，稅收成本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重視與研究，造成稅收效率低下，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為改變這種狀況，首先應大力推廣現代化的征管方式，具體內容包括普遍建立納稅人自行申報制度 ； 建立稅務機關與社會中介組織相結合的稅務服務體系 ； 完善稅務代理業務等。還應該運用現代化的征管手段，建立一條稅務信息系統網絡，將納稅人的賬目如銀行存款、租賃收入等，納入稅務信息系統網絡，對異常情況，隨時抽查、協查，通過現代信息技術在稅收征管上的全面普及，降低征納成本。

從效率與公平角度淺析稅收對于增進社會福利的意義

王慧潔, 田金玲

哈爾濱商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 期

[摘要] 福利經濟學主要研究如何進行資源配置以提高效率;如何進行收入分配以實現公平。資源的最優配置意味著效率,國民收入分配的均等化意味著公平, 所以,公平與效率是福利經濟學所追求的基本目標。稅收對于資源配置與國民收入合理分配這兩方面的調節作用直接影響到效率與公平的實現, 進而影響到國民的福利。

[關鍵詞] 稅收;效率;公平

福利經濟學是從經濟福利角度, 對經濟體系的運行進行研究和評價, 主要研究:如何進行資源配

置,以提高效率;如何進行收入分配, 以實現公平。因此公平與效率是福利經濟學所追求的基本政策目標。一方面, 福利經濟學派的創始人庇古認為,要改善經濟福利就必須增加國民收入總量。為使社會一定總量的生產資源所產出的國民收入達到極大值,就應當使這些生產資源能合理的在各個生產部門之間進行分配, 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另一方面, 凡能夠增加國民收入總量而不減少窮人的絕對份額或者增加窮人的絕對份額而不影響國民收入總量的,都意味著社會經濟福利的增加。市場作用失靈的存在使得稅收成為政府介入經濟的有效杠桿。無疑, 稅收對于資源配置與國民收入合理分配這兩方面的調節作用直接影響到效率與公平的實現, 進而影響到國民的福利。

一、稅收與優化資源配置

優化配置是資源配置的基本原則。在市場機制下, 自由競爭可能造成邊際私人純產值與邊際社會

純產值不一致的情形,在邊際私人純產值大于邊際社會純產值的情況下, 就不能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使社會經濟福利達不到極大值。因此,應當由國家采取適當調節措施, 矯正資源配置的失調狀態。稅收可以利用稅種設置、稅目、稅率的調整影響資源配置的結構和規模, 通過價格信號影響生產者的資源配置行為。

1.資源配置對稅收的要求

資源的稀缺性要求有效地配置資源, 資源配置的目標是使社會資源實現最佳組合并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以滿足整個社會的需要。一般而言,之所以謀求資源的最優配置源于一個既定的事實— 資源是稀缺的。這就決定了資源配置的必要性,即人們必須在有效的資源范圍內,對資源配置的方向和數量進行有序的排列組合, 以便使有限的資源滿足人們無限增長的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現代經濟學多以帕累托效率作為效率的衡量標準。所謂帕累托效率是指資源配置達到這樣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下,沒有一種資源的重要調整可以不使某境況變壞而使他人境況變好。帕氏效率包括這樣三層涵義:一是如果某人的境況變好使更多的人境況變壞, 這種資源配置不符合帕氏最優;二是如果一個人的境況變壞,使更多的人境況變好,這種資源配置也不符合帕氏最優;三是如果一些人的境況未變,另一些人的境況變好, 這種資源配置也不符合帕氏最優, 通常將其稱為帕累托改進。實現帕累托效率,必須具備一定的前提條件, 即經濟處于完全競爭并且不存在外部經濟影響。由于帕累托效率的限定條件非常苛刻,除了完全競爭市場沒有外部經濟影響外, 其中包含一些隱性的前提假設, 如沒有壟斷、信息貧乏、優效品與劣效品等市場失

效因素, 也包括沒有來自制度或政策方面的扭曲因素。所以在微觀經濟運行中,把效率的衡量標準用最佳商品數量來代替。就是說,效率問題可以歸結為商品的最佳數量問題,最佳數量就是有效率,非最佳數量就是缺乏效率或無效率。現代經濟分析證明: 最佳的商品數量就是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時的數量。所謂邊際收益,是指最后增加一單位商品所獲得的收益;所謂邊際成本, 是指最后增加一單位商品所支付的成本。在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點上,無論是要素所有者、生產者或是消費者都處于最佳狀態,即對生產者來說,能夠實現利潤最大化;對消費者來說,能夠滿足效用最大化;對政府來說, 能夠體現全社會的福利最大化。

發揮稅收作用實現資源有效配置,在經濟學看來只是一種理想的抽象狀態。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即可,這就是我們常說的資源配置的次優狀態。在市場機制能夠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情況下,稅收應當保持 中性 , 即不應干擾市場機制的運行,否則就會使資源配置偏離最優狀態。而在市場機制無法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情況下,稅收就應當為 非中性 ,即介入市場機制以矯正市場失敗, 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現實經濟生活中, 公共物品的供應只能由政府部門來提供,這是導致市場失靈的經濟根源之一。經濟中一旦出現外部性、風險與不確定性、收入再分配以及失業和通貨膨脹等一些問題, 就要求政府通過間接調控手段(如稅收)予以矯正。因此, 發揮稅收的宏觀調控以矯正市場失效, 實現資源有效配置,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

2.稅收對資源配置的調節

(1)對用在傾向于發展過度的事業上的資源,課以適當稅率的稅收, 并以這筆收入對那些用在相反

方向上的各類資源給予適當比例的津貼。

(2)政府還可以對污染環境的生產廠家征收排污稅(費),以限制這類企業的發展,促使這類企業將

生產資源從有害于邊際社會純產值的部門轉向其他有益于社會用途的方面。政府再以征得的稅(費),用于資助社會醫療、保險事業的發展或環境污染治理等。這樣, 就可以促進邊際私人純產值和邊際社會純產值趨于一致, 增進全社會的經濟福利總量。

(3)在征稅方式的選擇上,可以通過向資源的某些特定用途的征稅方法矯正。進一步分析,如果對

用于矯正目的的稅種已經選擇, 征稅數額已經確定, 那么, 應當采取什么樣的征稅方式,是對所有的課稅對象實行統一的征稅辦法, 還是實行差別課稅辦法? 如何作出這種選擇對社會經濟福利有重要影響。

(4)就應稅商品的供需彈性來說,對商品課稅會引起商品價格的變動,從而影響這種商品的供給量

和需求量。但是, 由于不同商品的不同供需彈性決定了征稅對不同商品的生產和消費數量變動的不同影響,因此對經濟福利的影響也不盡相同。假定有兩種商品: A 的需求有彈性, B 的需求無彈性, 兩者均在有固定報酬的條件下生產。如果B 的需求彈性為零, 稅收收入為一既定量, 那么, 在下面兩種征稅方式下, B 的供給仍然會以同一數量生產出來,人們也會做同一數量的工作。這兩種方式其中的一種是以統一的稅率向A、B 雙方同時征稅;另一種是采用較高稅率只對 B 課稅, 對A則不予征收。雖然不論選擇哪種征稅方式均不會影響稅收總量, 但不同方式對資源配置和經濟福利的影響卻是不同的。在前一種征稅方式下,人們會減少對A 的需求,導致部分資源因稅收的干擾而從A 生產部門撤出;在后一種征稅方式下,則不會影響B 的需求, 因而也不會對資源配置和經濟福利產生扭曲性的影響。

二、稅收與收入分配

稅收作為一種調整收入分配的有力工具, 越來越受到關注是不足為奇的。因為政府通過稅收不僅

可以對高收入者課以高稅, 而且還通過籌集占GNP很大份額的資金, 把資源轉移給政府, 然后再通過預算程序, 用于有益于貧困者的支出上,明顯地改善收入分配狀況應當是可能的。有些經濟學家甚至說, 現行的稅制在決定收入分配中起著決定全局性的作用。

1.稅收分配在國民收入分配體系中的定位及效用

國民收入分配是由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三個層面共同組成的復雜系統和過

程。收入分配的差別則是分配公平與否的最終綜合反映。

(1)經濟公平與稅收中性。稅收分配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定位及效用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領

域即經濟活動之內的分配領域, 個人負擔相同的稅收,即實現稅收的橫向公平,為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提供稅負公平的外部環境, 促進經濟增長。

(2)社會公平與稅收調控。在國民收入再分配即經濟活動之外的分配領域, 政府是收入分配的主體,按照政治上的公平原則進行分配,即國家運用各種經濟手段調節收入與財富的分配,達到社會公平分配的目標。

(3)政府稅收分配的定位是借助于稅收非中性原則的實施和效用, 實現稅收的縱向公平與政府分配的社會公平目標保持一致。收入分配差別既是市場效率的源泉和動力, 也是市場效率的結果。但收入

分配差別過大,既有悖社會公平, 也同樣會損害市場效率。效率只有在穩定的社會環境中才能實現。稅收作為政府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國民收入再分配領域理當承擔起干預和調節收入分配的重任, 即主要按生產要素的貢獻進行分配。

(4)稅收分配的定位還是借助于稅收中性原則的實施及效用,實施所得稅、財產稅等非中性的稅

收政策, 對收入分配結果、收入的使用、收入的財富積累與轉讓等進行全面橫向公平即經濟公平,與市場經濟的效率目標保持一致,使具有不同負擔能力的納稅人能夠合理負擔稅收。市場經濟是一種有效率的經濟制度,實現稅收的縱向公平,滿足政府的社會公平目標是經濟的內在要求, 市場經濟效率與經濟公平是內在統一的。

2.稅收對收入再分配的調節

在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下, 人們之間的收入水平和經濟地位會出現較大差別。從有利于合理分配

財富和增進社會經濟福利的角度看,選擇什么樣的征稅制度或方式,是采取差別稅制還是實行統一稅制,哪一種才能夠更好地實現上述目標?一種是對收入水平相同但居于不同經濟地位的人如何對待問題。對所有的人應該均等課稅,但對他們在經濟地位上的差別應采取區別對待措施予以調整;對于經濟地位較強的人,可以在征收一般所得稅的基礎上, 再對其奢侈支出課征一定的特別稅;對于經濟地位較弱的人,可以在稅基上給予適當寬免。另一種是對收入水平不同但居于同等經濟地位的人怎樣對待問題。應當根據量能負擔原則,收入愈高的征稅愈重。具體措施如:累進的所得稅、財產稅或遺產稅,以及對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分別設計高低不等的稅率。

總之, 稅收對于資源配置與收入分配的調節有利于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平與效率的實現,有利于社會整體福利的增進,這符合新舊福利經濟學派的稅收思想體系。同時,資源的有效配置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加國民收入的總量,而國民收入總量的增加為收入分配的公平實現創造了前提。此外,公平的實現也為效率的優先奠定了基礎,這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從效率與公平角度重視稅收對于增進社會福利的意義有助于我國經濟的發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創造一個高效運轉、和諧發展的社會。

論稅收的公平與效率原則及稅制設計

王 宇

改革研究 理論導刊 2004.11

摘 要：稅收是市場經濟下政府組織財政收入的主要手段，一國稅制設計應在滿足財政收入前提下，盡量滿足稅收的公平與效率原則。稅制設計如何在這二者之間取舍，經常引起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的爭議。發達國家關于最優所得稅制的理論應該對我們有所借鑒。

關鍵詞：稅收公平；稅收效率；稅制設計；信息不對稱

一、稅收公平原則

如何征稅對納稅人才是公平的，首先應該界定公平的涵義。一般而言，公平是與價值判斷相聯系的社會倫理道德范疇，是國家想要達到的社會目標之一，對公平的追求是以承認現有社會分配“不合適”為前提的。按要素分配是市場經濟下的分配原則，要素的價格即是該要素獲得的報酬，而要素的價格是要素市場供給和需求共同作用的結果。在這種分配原則下，要素所有者在初始稟賦上的差異必然導致分配結果上的差異，因而市場經濟下不可避免的存在著公平與效率的矛盾，通過國家的再分配對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進行調整是協調這一矛盾的主要方式。

稅收作為國家再分配的基本工具，自然應該體現國家追求社會公平的意圖。體現稅制設計公平原則的“納稅能力說”正是這一意圖的表現。“納稅能力說”指就某一確定的財政總收入，每個納稅者應按他的納稅能力納稅，擁有相同能力的人必須繳納相同的稅收，而具有較高能力的人則必須繳納更多，前者稱之為橫向公平，后者則稱之為縱向公平。無論是橫向公平還是縱向公平，都要求有一種對納稅能力進行衡量的數量標準。理想的標準應能反映每個人在所有可供選擇的機會中得到的全部福利，包括消費、財富的占有和對閑暇的享受，但這種全面的衡量標準不太現實，因為納稅能力高低是納稅者私有的信息，或者說征稅者與納稅者在納稅能力高低方面存在著信息的不對稱。征稅者只能通過觀察納稅人的行動來大致地確定其能力高低，在實踐中，收入水平是一種次佳但又可用的標準，因而成為“納稅能力說”中最適用的納稅依據，個人所得稅是最能反映“納稅能力說”的典型稅種。但收入作為衡量納稅能力的次佳標準產生了一個問題：納稅人收入水平的高低不僅取決于他的納稅能力，而且取決于其工作的努力程度，而納稅人是否努力工作，則又取決于其稅后收入水平。假定其稅前收入不變，此時，政府稅率的高低將影響納稅人工作的努力。如果稅率過高，納稅人寧愿多休閑而少工作。此時，個人所得稅在公平原則與效率原則上出現了后文所說的矛盾，稅制設計特別是邊際稅率的確定變得重要。

稅收的公平原則不僅體現在“納稅能力說”中，同時還體現在“受益原則”中。即每個納稅人根據其從公共勞務中得到的受益而相應納稅，誰受益，誰納稅。在該原則下，公平的稅制依支出結構的不同而不同。“受益說”僅適用于繳納的稅收直接對應著某項公共品服務，其應用的范圍如對汽油課稅等很窄的領域。在市場經濟下，稅收往往并不直接對應某項公共品，人們繳納稅收的多寡也并不必然與其享受到的公共品成比例，這正是稅收三性“無償性”所隱含的意義：無償性并非意味著人們納稅是無償的，從廣義上來講，人們向政府繳納了稅收，同時享受了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如國防、司法、教育等服務，因而，稅收是人們享受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代價。從這個意義上說，納稅并非是無償的。然則稅收三性中“無償性”主要是區別于其他財政收入形式如收費而言的，即政府提供的大部分公共產品具有純公共晶特征，為這種公共品籌資更多是量能納稅的。“受益說”不能處置這一類的公共品籌資，也無法實現社會公平所要求的再分配目的。

二、稅收效率原則

稅收的效率體現在三個方面：征稅的行政管理費用應盡量節約；對納稅人的從屬費用不應毫無必要地增加；最后，稅收的“超額負擔”必須盡可能的小。由此，稅收的效率體現在如何設計稅制以降低這三種成本之和。

行政費用：對稅收金額的確定與征收需要行政人員與相應設備，這一活動形成了一個重要的公共勞務部門即稅務部門。有效率的稅務部門應該以最低的成本取得某一確定的稅收收入。這里，行政費用既受制于該行政部門工作效率的高低，還受到該國稅制結構的影響，如對個人所得稅征收的費用高于其他流轉稅的費用，而人頭稅的費用最低。

從屬費用：即納稅人的奉行征納費用，指私人部門按稅制的要求納稅所付出的費用。降低該費用的方法是盡可能簡化稅制，使納稅人易于理解并執行。

超額負擔：稅收的超額負擔是指稅收將會干預經濟決策，并扭曲原有有效率的選擇，從而對社會福利帶來損失。因此，有效率的稅制應使超額負擔盡可能的小。避免這一代價的最簡單的方法是采取課征人頭稅的方式來獲取全部財政收入，讓每個人繳納相同的稅收，這樣做會避免所有的額外負擔。然而，從公平的角度，這是無法接受的。如果要使稅收與納稅能力聯系起來，它就必須與收入、消費或財富等經濟指標相結合。因此，公平的稅收必須以經濟活動作為基礎，而這不可避免地會干預經濟決策，從而引起超額負擔。現實中，按照課稅對象的不同，稅收一般可以分為商品稅與所得稅，商品稅就支出征稅，所得稅就收入征稅。由于商品稅直接涉及到商品交易的價格，從而會扭曲市場價格損害市場效率。在這點上，所得稅則因不涉及價格從而不存在這種超額負擔被認為優于商品稅，但正如上面所說，在不完全信息下，以收入為課稅基礎的所得稅的超額負擔表現在稅收同樣扭曲了納稅人的工作決策，使高能力者選擇工作更少時間。

三、稅收公平與效率的關系

稅制設計的公平與效率原則之所以會引起取舍和爭議，正是因為稅收公平與效率原則之間存在著矛

盾，這種矛盾既體現在由于現實中的信息不對稱，稅收公平與效率難以兼顧，也體現在具體的稅種上。

1、信息不對稱下所得稅公平與效率的矛盾

所得稅因為最能體現量能納稅原則被認為是公平的稅種，同時因其不會扭曲市場價格也不存在商品稅的超額負擔問題，由此所得稅被認為是兼具公平與效率的優質稅種。但是莫里斯教授 1971年發表在《經濟研究評論》的“最優所得稅理論探討”證明，在不完全信息下，所得稅同樣存在公平與效率的矛盾，因而政府的稅制設計對于兼顧效率和公平非常重要。按照前面關于稅收公平的探討，我們知道，滿足公平的稅收應該體現量能納稅原則，即能力高的人繳納更多的稅收，而能力低的人則更少繳稅或免稅。如果政府對納稅人的能力有完全的了解，就可以根據能力對不同的人征收不同的稅，這樣既保證了社會公平也不損害效率。但在現實中，政府對納稅人能力的大小是不清楚的，或者說，在納稅能力方面，政府處于信息劣勢而納稅人處于信息優勢。在能力不可觀察時，只能選擇能夠大概反映能力的收入水平征稅。但如果對高收入的人征高稅，有能力的人就會假裝能力很低，使政府征不到稅，從而政府通過再分配調節收入的初衷難以實現。莫里斯教授關于最優所得稅制的研究表明，不完全信息下政府實現最大稅收的政策是規定最高收入的邊際稅率為零。考慮到政府能夠通過轉移支付將支出用于有利于窮人的項目，這種稅制對低收入者也是有利的。因而，在不完全信息下，公平與效率的兼顧不能僅從稅收的量能納稅單方面考察，而應該結合財政支出進行評價：政府通過最優稅制設計誘使高能力者選擇有效率的工作時間，并據此獲得最大的財政收入，而增加的財政收入對于窮人來說也是有好處的。

2、稅收公平與效率在具體稅種上的矛盾

上面我們假定政府以所得稅獲取全部財政收入，以及在此假定下，效率表現為稅收政策應盡可能不

扭曲當事人的工作努力決策，由此我們探討不完全信息下稅收公平與效率的矛盾。然而正像我們在稅收效率中所表述的，稅收效率不僅表現為所得稅所產生的超額負擔，而且還涉及到行政費用、從屬費用，稅收效率應表現為這三者總和盡可能的低。在此產生的稅收公平和效率的難題是，稅收公平與效率在具體稅種上可能是矛盾的。通過前面的考察我們發現，累進所得稅制對納稅人工作努力的負激勵使其同樣存在超額負擔的效率問題，并因此與公平目標產生矛盾，如果說最優稅制設計為解決這一矛盾提供了一條思路的話，那么所得稅因高額的征收費用和從屬費用所產生的效率問題往往使發展中國家望而生畏，從這個意義上說，所得稅同樣存在公平與效率的矛盾。對于商品稅而言，雖然其征收和從屬費用可能小于所得稅，但其對市場價格的扭曲所產生的超額負擔是顯而易見的，從另一方面，商品稅所具有的累退性從稅收公平方面是難以讓人滿意的。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增值稅作為商品稅中的獨特稅種，其“中性”特征作為區別于其他商品稅的最大的優勢被認為是克服了商品稅的超額負擔問題，但從公平的角度，這種高效率的稅種同樣也未能避免商品稅所共有的缺憾—累退性。由此我們看到，在具體的稅種上，公平與效率往往難以兩全。

稅收公平與效率的矛盾要求政府必須重視稅制的具體設計及稅種的選擇。現時，國際上一般認為，在復合稅制的基礎上按照各類稅種在財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小，各國的稅制體系可分為兩大模式：一種是以所得稅為主體的稅制模式，另一種是以商品及勞務稅為主體的稅制模式。實行第一種模式的大多是經濟發達國家，其特點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高，具有征收所得稅的基礎。據有關資料，世界上以所得稅為主要稅種的國家有 30 多個，包括美、加、英、日等國。第二種模式主要為發展中國家所采用。世界上 100 多個發展中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低于 300 美元的低收入國家占三分之二，這些國家人均可支配的收入極少，因而沒有征收所得稅的基礎，財政收入主要靠貨物稅、關稅甚至古老的農業稅。由此可見，稅制設計和稅種選擇首先應依據于一國經濟發展水平及相應的產業結構，整體而言，所得稅在公平和效率方面雖然優于商品稅，但并非所有的國家都適宜采用，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一則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限制了所得稅的稅基，二則所得稅高昂的征管和從屬費用相對于發展過國家較低的所得稅稅基也得不償失，結果很可能是政府根本不足以籌措到足額的稅收來應付必要的開支。由此，討論稅收的公平與效率必須基于現實的經濟發展水平，稅收的功能首先是組織財政收入，因而應在滿足財政收入的基礎上才談得上公平與效率的問題。最優所得稅制的設計其實就是針對以所得稅為基礎的發達國家如何更好地兼顧公平與效率的問題，而以商品稅為主體稅種的發展中國家則更應傾向于如何加強商品稅的橫向公平及稅收“中性”，并逐漸過渡到以所得稅為主體稅種的稅制體系。為此，增值稅在橫向公平及“中性”方面的優勢成為世界銀行向發展中國家推薦的優質稅種。

四、稅收公平與效率原則對我國稅制改革的啟示

我國94稅制改革的背景是承包制下兩個財政比例的持續下降，另一個大的背景是中國的改革正決心朝著市場經濟邁進。這兩個背景注定改革的首要目的是提高兩個財政比例，并強化市場經濟下稅收在組織財政收入和調節經濟方面的功能。在此基礎上，94稅制改革確立了以增值稅和消費稅為主體稅種的復合稅體系。今天看來，94 稅改革的最大意義首先在于打破了承包制下政府與企業不規范的分配關系，第一次明確了稅收作為組織財政收入的主體地位，這與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是一致的。其次，考慮到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國情，不管是在經濟發展水平，還是法律、制度和管理水平方面，都不可能支持以所得稅為主體的稅制體系。首先較低的經濟發展水平限制了稅基，由于個人的剩余收益很少，即使政府的起征點很低，也難于保證足夠的財政收入。其次，政府對居民收入信息的不完全有可能使本來就程序復雜、計算繁瑣的所得稅征管費用和從屬費用大大提高。再次廣大的納稅人納稅意識淡薄，自我申報難以進行。考慮到以上客觀因素，以所得稅為主體的稅制并不適應我國當時的國情，實行寬稅基、低稅率的以商品稅為主體的稅制體系是比較現實的選擇，這不僅是因為流轉稅，特別是增值稅在組織財政收入方面功能更強，而且其征稅行政費用和奉行費用也更低。增值稅所體現的“中性”則可以較好地克服商品稅的超額負擔問題。94稅制改革過去 10余年，實踐證明其在增加財政收入方面效果顯著，稅收收入年年捷報頻傳，年平均增長在 1000 億以上，2003 年稅收總額首次突破2 萬億。然而，十年來，伴隨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斷上升以及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斷擴大，所得稅在調節縱向公平方面的優勢使人們對其期盼甚殷，逐漸強化所得稅在組織財政收入及調節收入分配不公的作用被提到議事日程，此時，發達國家關于最優所得稅制的理論應該對我們有所借鑒：在不完全信息下，過高的邊際稅率可能帶來效率與公平的矛盾，公平不單要從收入考慮，同時也要結合有助于窮人的財政支出項目予以考察。

第二篇：淺議稅收效率與公平

《稅收學》 課程結課論文

論文題目: 淺議稅收效率與公平

院系：姓名：學號：

提交論文時間：任課教師：

目錄

一、稅收公平與效率的內涵

稅收公平的內涵

稅收效率的內涵

稅收的行政效率

稅收的經濟效率

稅收的社會生態效率

二、稅收公平與效率的關系

公平與效率的相容性

公平與效率的不相容性

三、稅收公平與效率關系的處理

四、影響稅收公平與效率的因素及其處理建議

影響稅收公平執法的因素

地方政府行政干預稅收職能的實施

擅自越權制定減免稅優惠政策

地方稅收任務層層加碼

政企不分，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婆媳關系沒有得徹底解決

稅務機關執法中也存在不少問題

執法不嚴，以補代罰，以罰代刑現象仍然存在稅務案件處罰方面有的未及時執行到位，有的甚至無法履行

過分注重加大征管力度，不注重法律程序與政策

影響稅收效率問題的因素

稅收機構龐大，執法水平和征管技術不高

納稅人素質不高

稅收環境不夠理想

影響稅收公平與效率的處理建議

針對影響稅收公平執法的因素采取的對策

加強稅收宣傳，強化服務意識

內部加強法制培訓教育，提高執法人員素質

建立稅收征管法律體系

針對影響稅收效率因素采取的對策

樹立正確的稅收效益觀念，加強對稅收成本的管理

改革稅收行政

摘要：本文通過對稅收效率與公平內涵的闡述，進而說明兩者之間的緊密關系，并提出了如何處理兩者之間關系。本文重點則是通過對前文的闡述，揭露目前我國稅收中影響公平效率各種因素，并筆者提出解決意見。

關鍵字：稅收 效率 公平因素 建議

一、稅收公平與效率的內涵

1、稅收公平的內涵 公平是稅收的基本原則。在亞當·斯密的稅收四原則中，公平原則列為首位。稅收公平，首先是作為社會公平問題而受到重視的。稅收本來就是政府向納稅人的無償征收，雖然有種種應該征稅的理由，但從利益的角度看，征稅畢竟是納稅人利益的直接減少，因此，納稅人對征稅是否公平、合理，自然就分外關注。在現代經濟中，稅收公平原則事實上不僅包括社會公平，還包括經濟公平。稅收的經濟公平包括兩個層次的內容：首先是要求稅收保持中性，即對所有納稅人同等對待，以便為其創造一個合理的稅收環境，促進經營者進行公平競爭。其次是對于客觀上存在的不公平因素，如資源稟賦差異等，需要通過差別征稅實施調節，以創造大體同等或說大體公平的競爭環境。

2、稅收效率的內涵。稅收效率原則指的是以盡量小的稅收成本取得盡量大的稅收收益, 它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稅收的行政效率。它要求稅收的征管費用和奉行費用最少, 即必須建立簡便高效的征收管理制度;

（2）稅收的經濟效率。它要求征稅所帶來的超額負擔最小和額外收益最大, 即在市場機制生效時保持稅收中性, 使資源按照市場規律得到有效配置, 盡量不產生稅收的超額負擔;當市場失靈時,運用相對的稅收中性, 即適當的稅收調節來彌補市場缺陷, 以獲取盡可能多的稅收額外收益, 從而促進市場經濟體制的有效運轉;

（3）稅收的社會生態效率。在社會主義條件下, 經濟發展應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為最終目的, 因此作為經濟調節手段之一的稅收必須具有前瞻性, 要考慮到生態環境的改善和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 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稅收效率與公平的關系

1、效率與公平的相容性。稅收的效率與公平是密切相關的，甚至可以認為它們是互為前提、互相促進的。一方面，效率是公平的前提。沒有效率，公平只是淺層次的公平，即使形式上留有公平的痕跡，也不過是無本之木。另一方面，公平也是效率的前提。因為失去了稅收的公平就不可能實現經濟的高增長，效率的標志就無法反映。可見，效率與公平的選擇不能顧此失彼，應該將相容性發揮得淋漓盡致。

2、公平與效率的不相容性。公平與效率歷來是一對難解的矛盾，其間存在著很深的排他性。要么強調效率以犧牲公平為代價，換取效率的提高；要么強調公平，以犧牲效率為代價，換取公平的實現。

三、稅收公平與效率原則關系的處理。

我國正處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起步階段，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是我國的根本任務。因此，只有效率優先，低消耗、高產出，保障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高水平的公平。只有經濟效率提高了，可供分配的財富增加了，全體社會成員收入水平的提高才有物質基礎，國家才有可能通過國民收入的再分配，調節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使貧困地區的人民早日擺脫貧窮，并通過福利、救濟等辦法來保障低收入者的生活。堅持效率優先，并不是說公平不重要，更不能以犧牲公平為代價來換取效率的提高。事實上，公平和效率都是社會主義持續、穩定和協調發展的基本保證，沒有效率就沒有高水平的公平，而社會的不公平也制約和阻礙著效率的提高。第一，收入差距過大，兩極分化，會導致占比重相當大的低收入者有效購買力低，有效需求不足，使生產力發展受到制約：第二，實現高效率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建立合理的激勵機制。如果低收入者通過主觀努力和勤奮勞動不能改善自己的處境，便會損害效率，甚至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和動蕩。現在，我們一方面應堅持不懈地發揮稅收促進經濟發展和效率提高的作用，堅持公平稅負，鼓勵競爭；另一方面，要強化稅收在實現社會收入公平分配方面的功能，調整稅制結構。

四、影響稅收公平與效率的因素及其處理建議

1、影響稅收公平執法的因素

（1）地方政府行政干預稅收職能的實施

擅自越權制定減免稅優惠政策。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需要大量的外資投入，政府作為招商引資的代言人往往需要一些政策支持，地方政府或出于加速地方經濟的發展，或在招商引資，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的過程中需要出臺一些保護政策，有“優惠政策”就來投資，必然造成不公平的社會投資競爭環境。

地方稅收任務層層加碼。稅收計劃是各級稅務機關每年既定的工作目標，但一些地方政府為了保證財政收支平衡，往往忽視經濟增長因素，不問稅源多少，層層加碼，年年無條件遞增，導致稅務部門的壓力逐年增大，越窮越收，越收越窮。

政企不分，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婆媳關系沒有得徹底解決。盡管各級政府普遍進行了全民普法教育，稅務部門也采取多種形式的稅法宣傳，人們的依法納稅意識還是很淡薄。在稅收執法過程中有個別甚至是政府的領導出面打招呼、說情，其目的很明確，就是阻撓稅務部門依法做出的處理決定無法執行，造成行政執法不到位。

（2）稅務機關執法中也存在不少問題

執法不嚴，以補代罰，以罰代刑現象仍然存在。有些稅務機關執行征管法規定的加收滯納金、處以罰款等規定不嚴格，處罰不力。個別稅務人員政治、業務素質不高，對法律的理解有偏差，執法程序不正確，導致納稅人對稅務機關提起行政訴訟有所增加，稅務機關稅務行政訴訟案件增加。

稅務案件處罰方面有的未及時執行到位，有的甚至無法履行。在實際稅務執法過程中，一些納稅人，尤其是個人承包，被發現偷稅或其他違法行為不能及時追征，執法者很少依法運用《征管法》賦予的強制執行措施、稅收保全措施等該用的執法手段。

過分注重加大征管力度，不注重法律程序與政策。稅務部門組織征收的稅款收入是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每年稅收任務的增長幅度均比較高，長期以來，我們的稅收計劃不是根據GDP發展變化來確定，而是根據上年實績加上計劃增長率來編制下達。

2、影響稅收效率問題的因素及處理建議

與國外相比，我國的稅收效率偏低，稅收管理潛力仍然很大。從稅收征收成本看，申報納稅、繳納稅款、聘請代理、咨詢服務等方面的開支很驚人。另外，從稅收征管質量來看，也亟待提高，如每年由于從偷漏騙逃稅和越權減免導致的稅收流失都在上百億元，無疑也說明征管質量差，稅收效串很低。

造成稅收效率不高的原因很多，主要是：

（1）稅收機構龐大，執法水平和征管技術不高。現在全國省以下稅務機關設置兩套機構，本己龐大，而一些地方的征收機關還是按行政區劃設置，稅務人員數量一再擴充，1994年以來已基本翻了一番。但稅務人員的業務素質及征管水平卻不盡如人意，不能做到應收盡收影響了征管效率。稅務稽查計算機選案無法完全實現。現代化征管要求與落后的技術水平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客觀上制約了稅收征管的效率和質量。

（2）納稅人素質不高。雖然經過多年稅收宣傳，全社會整體納稅意識有所提高，但在市場化進程中，許多新辦企業、新興業戶對稅收的本質功能仍缺乏應有認識。農村地區、零星稅源分散隱蔽很多私營業主、個體業戶賬證不全，遲遲不辦理登記。使稅務機關無法實行稅務監控。納稅人素質參差不齊、影響了整體納稅質量，干擾了市場經濟要求的公平競爭秩序，是制約稅收征管效率的主要因素。

（3）稅收環境不夠理想。從經濟環境看，在走向市場經濟之初的現實經濟運行中，滋生了大量的“地下經濟”，由于信息不靈、政策的貫徹難度大，給稅源的監控帶來很大困難。從文化環境看，由于尚有很多納稅人法制現念和納稅意識很差，稅收法規的執行不僅得不到納稅人和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反而有人千方百計地逃避納稅義務，有的甚至抗拒、敵視稅務執法行為。

3、影響稅收公平與效率的處理建議

（1）針對影響稅收公平執法的因素采取的對策

加強稅收宣傳，強化服務意識。全社會都要重視稅法宣傳，把稅收法律納入全社會普法教育內容，使稅收法規家喻戶曉，人人皆知，使不知稅法的人知道稅法的人更加熟知，并幫助他們了解稅稅收規定的義務和責任，讓公民真正認識到依法納稅是一個公民應盡的義務。在加大稅法宣傳力度的同時，要為納稅人提供優質而便捷的服務，以便每一個納稅人都能及時、準確地了解、掌握自己應盡的義務以及如何履行其義務，促使納稅人更加關心稅法的變化和結果，及時自覺地申報納稅。

內部加強法制培訓教育，提高執法人員素質。針對執法者執法手段不硬不敢執法的問題，開展法制教育，提高執法人員法治意識，克服畏難情緒，增強執法者的事業心、責任感；要求執法人員熟知國家稅法、行政法規和執法程序，提高執法人員的綜合素質。

建立稅收征管法律體系。稅收征納行為要以稅收法律為準繩，其前提就是要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建立與我國國情相符合的，反映稅收征管規律的，科學嚴密、切實可行的稅收征管法律體系，使稅收征管全過程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2）針對影響稅收效率因素采取的對策

樹立正確的稅收效益觀念，加強對稅收成本的管理。征稅成本是社會演源的一種虛費，應盡可能降低到最小跟度。鑒于現實狀況，提高稅收效率，至關重要的是以法的形式，規定整個稅收征管活動。所以應盡快出臺稅收的根本大法一一《稅收基本法》，修訂現行《稅收征收管理法》及配套各項法規。使稅收效率的提高有一套法律法規作保障。還要改變實際工作中單純“以收入論英雄”的做法。把稅收效串作為考核稅務部門政績的一項重要指標，建立評價稅收效率的措施體系。

改革稅收行政。①合理調整機構，推進人事制度改革，提高稅務人員素質。解決好機構林立。人浮于事的問題是降低稅收成本、提高稅收效率的必由之路。應按經濟流向，本著精簡機構、便于管理、經濟科學的原則，收縮基層征管機構。②加快微機開發利用進程。改善稅收征管條件。以微機技術代替手工勞動，可提高工作效率，減少工作中的隨意性。③推行稅務代理，健全協稅護稅網絡。隨著經濟的發展，稅務機關的工作量及管理難度都在加大，推行稅務代理制度，把本該由納稅人自己辦的事，從稅務機關分離出來，把服務工作推向社會，減輕稅務部門自身負擔，相應減少了稅收成本。另外，由稅務代理人向納稅人提供專業服務。雖也要收費、但比納稅人自己去納稅要有效、簡約和順利多了，從而節約了納稅費用。從另一側面提高了稅收效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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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稅收公平與效率關系再認識》 呂偉 四川財政 西南財經大學財稅學院

5、《影響稅收公平執法的因素及對策》 2004-5-14 13:17 來源：稅收法規網

6、《關于稅收效率問題的探討》2006-4-4 0:07、《淺議稅收的公平與效率及其關系》

第三篇：公平與效率論文

公平與效率：具體的歷史的統一

〔摘要〕探討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不能脫離中國的具體國情和社會歷史發展階段，共同富裕是實現率與公平統一的實踐基礎和目標，應該在二者關系的共時性和歷時性的不同維度來把握二者的辯證關系，任何將二者關系機械化、教條化的做法都是錯誤的。

〔關鍵詞〕效率與公平，國情，共同富裕，共時性，歷時性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漸深入和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貧富差距愈益拉大的問題越來越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自從黨的十六大提出“更加關注社會公平”的觀點以來，對效率與公平關系問題的爭論就沒有中斷，而且隨著我黨科學發展觀和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提出，如何對待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問題儼然成為一個關系國家民族命運的關鍵問題。筆者也在不斷地思索，時而有一些想法，在此提出，希望有助于這個問題的深入探討。

筆者的基本觀點是：公平與效率的辯證統一是具體的和歷史的統一，而不是抽象的僵死的和非歷史的統一；二者在統一過程中何者“優先”、何者“兼顧”必須視具體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條件而變化，而不能一成不變。

一、中國的國情：探討效率與公平問題的具體的社會歷史背景

我們不能照搬西方的有關理論，在一種純粹抽象的經濟學理論或經濟統計數學模式中推演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公式，即使推演出來了也沒有什么實際意義。因為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從來都不是存在于所謂一般的、理想的或線性的經濟環境中，而是存在于非常具體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環境之中的。所以，筆者認為，如今我們探討二者的關系，一定是在二者關系在某種環境中遇到了困難的時候和條件下，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中國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和民族復興的過程中。這一社會歷史背景和具體國情絕對不能舍棄。中國的國情不是可有可無的外界變量，二是內在于效率與公平的辯證關系及其歷史變遷之中的，或者說二者的本質關系只有在中國具體的、變化中的國情之中、日益逼近的現代化目標的實現之中，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需求在不斷變化和提升之中，才能實現和展開。任何脫離這一具體的社會歷史背景和國情來談論二者的關系，無論其數學模型如何精致、邏輯推理如何縝密，也是沒有意義的，難聽點說，不是別有用心就是教條主義（或者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或者是教條化了的馬克思主義），不僅理論上是錯誤的，實踐上也是有害的。

需要高度關注的是：我們有十三多億的人口，城鄉、地區和社會階層的差異巨大，龐大的經濟總量與極小的人均產值，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的顯著的不平衡，我們所處的國際環境的二重性，我們在體制上、政策上高風險的嘗試性探索等等因素，都會使得任何科學的理論在實踐中變得面目全非。這是我們在研究和實施效率與公平關系的理論和政策措施時所必須高度關注的；再說一遍：這些因素不是無關的可以忽略不計的“噪音”，而是我們必須實踐于其中的條件、環境和背景。

二、共同富裕：效率與公平統一的基礎和目標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的價值目標是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我們的一切發展都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認真分析可以得知，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一個效率與公平相統一的目標。“富裕”指示著效率，沒有效率的發展不可能實現富裕——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增加，而效率無非是以最少的代價（時間、資源、人力等）取得最多的收獲，無效率的經濟過程至多是簡單再生產的維持，而不可能有財富的增加。有效率就會有富裕，這具有必然性。為了富裕必須追求效率，這是追求富裕的歷史規律的客觀要求；舍棄效率不僅違背實現富裕的規律，而且任何其他的方法和路徑都只能是緣木求魚。這一點無須多加言說，無數的經濟學著述對此作過有說服力的論證。

筆者所強調的是，我們的目標不只是富裕，而是“共同”富裕，“共同”就是“公平”的體現。沒有“共同”的“富裕”只能是“不共同”的富裕：部分人的富裕——少數人的富裕——極少數人的富裕，從而也是部分人的貧窮——多數人的貧窮——絕大多數人的貧窮。這毫無疑問也是歷史的規律。這個“共同”就是全體人民平等地享有致富的機會、條件和環境，平等地享有共同發展的成果，這就是公平。為此我們在政策的決定和執行上、制度建構上、運作體制上、激勵機制上都要使全體人民在平等的起點上、在平等的條件下，平等地享有公共資源、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如果沒有這樣一種公平，就不可能有“共同”富裕。富裕本身沒有社會性質的差異，但富裕不是無主體的富裕，它在社會成員中的分配和存在狀態卻是有社會制度之別的，而“共同”則從生產關系上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特征，只有“共同”富裕才是社會主義的富裕，才從本質上體現社會主義的價值觀。貧窮固然不是社會主義，富裕也不一定就是社會主義，只有少數人的富裕就不是社會主義，只有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才是社會主義。因此，效率與公平的統一首先表現在二者都以共同富裕為目標，具體地統一在實現共同富裕的歷史實踐之中。離開共同富裕談論二者的關系就是抽象的、無益的。

對此還可以從另外兩個角度來理解：其一，共同富裕是從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統一的高度規定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只有大力發展生產力才能實現財富的增加，才能達到富裕；只有堅持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堅持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互助合作關系，堅持產品的“按勞分配”，才能有基本的公平、“共同”的富裕。為了發展生產力必須追求效率，而為了保持和提升、完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就必須追求公平；沒有效率就沒有生產力的發展，沒有公平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和鞏固。效率與公平的統一就是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沒有效率的公平和沒有公平的效率都是違背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的，也就不能實現共同富裕。因此我們必須在共同富裕這一社會主義的本質方面來理解和把握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不利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自我完善和實現共同富裕的效率寧可不要。

二是，單純從經濟制度意義上來看，我們將近30年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就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可以單純機械地理解為它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一步說就是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或者就是服務于、服從于并以社會主義為目的的市場經濟——顯然這兩種理解在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主從關系上是有區別的，暫且不論；另一方面，如果說社會主義的本質趨向是公平——全體勞動人民的當家作主，按勞分配，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等，市場經濟的本質趨向就是效率——通過市場的資源配置機制高效率地獲取（創造和分配）財富，那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上就會有不同的實際表現：或者是講究公平的效率，公平服從效率，效率是目的，公平是手段（學界大多數論述均屬此類：公平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為它在有限范圍內能夠提高效率）；或者是講求效率的公平，效率服從公平，公平是目的，效率是手段（對此學界的論述較為罕見）。筆者認為，由于社會主義對于我國國家和社會制度的總體性、決定性和統帥性，市場經濟僅僅局限于經濟領域（就連市場經濟極為發達的西方也在高喊“只要市場經濟，不要市場社會”的口號），因此總體上講，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應該是后者：效率為了公平，效率服從公平——這也符合鄧小平同志關于“先富”和“共富”關系的論述，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通過先富帶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顯然部分先富就是講求效率的結果，而部分先富的目的只是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的公平即實現共同富裕；否則共同富裕對于廣大勞動人民來說就是烏托邦。

三、不同“經濟單位”的不同組合：效率與公平統一的共時具體性

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的現狀錯綜復雜：歷時性的不同性質的生產力共時存在并相互滲透、相互影響，這使得整體的生產分工鏈條上的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部門、不同產業、不同企業、不同的人（生產要素的所有者）之間存在巨大的差別。既然任何經濟單位都必須面臨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問題，那么就有一個具體地如何處理的問題：簡單地說就是二者之間“何主何從”的關系。通過體制改革，就是要讓那些有條件并誠實勞動、合法經營的地區、行業、部門、產業、企業和人（簡稱為不同的“經濟單位”）高效率地先富起來；而對于國家來說，這部分地先富絕不是最終目的，而只是為進一步實現全體共富創造條件。不服從公平的效率即不服從全體共富的部分先富必然造成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協調、不平衡和不可持續，其后果已經有幾千年的人類歷史以為佐證。

再細致些說，效率與公平的幾種關系組合——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公平優先、兼顧效率，抑或統籌兼顧效率與公平，把二者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等等，不但不是“一刀切”式、“一窩蜂”式的關系，而且即使對于同一個“經濟單位”也是靈活的、變化的、具有策略性的。在國家發展的同一個時間點上，不同的經濟單位可以靈活地采用上述關于效率與公平的不同關系組合，在確保微觀效率的前提下，通過效率與公平的不同關系組合也就是公平的量的積累來推進公平的實現。因此筆者反對那種中央一說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就一陣風地全國上下、各經濟單位都爭先恐后地惟效率馬首是瞻，中央一說“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就一窩蜂地都無效率地“注重”公平，等等。中央是從總體高度，根據發展中出現的關鍵和突出問題來明確二者在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這個具體階段的一般關系，各個“經濟單位”則應該在有利于實現國家根本目標的前提下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選擇適宜的關系組合。這就叫實事求是、因情而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樣看來，任何把二者關系公式化、機械化、教條化的做法都是違背辯證法的，因而在實踐上是十分有害的。

四、不同歷史階段的不同組合：效率與公平統一的歷時具體性

以上論述表面：只要為了共同富裕，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可以進行靈活地組合。改革之初，突出的問題是整體上缺乏效率，因此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部分先富的政策就是十分正確的。而當那些先富起來的部分已經足夠地富，而未富起來的部分已經極端地貧，以至于先富部分已經不能夠再繼續保持富裕，或者蘊藏著極大的社會穩定危險的時候，就說明效率與公平的矛盾已經到了十分尖銳的程度，不及時恰當地解決這一問題就必然導致先富和未富部分兩敗俱傷、前功盡棄，這時旗幟鮮明地提出并實施“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口號和措施就是必然的。但現實的歷史進程不會這么機械，筆者認為，在大多數時候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應該是基本平等的：公平是目的，但必須通過有效率的手段來實現，效率雖然是手段，但當不講求效率連生存也有問題的時候，效率就是至高無上的；但這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是動態的而不是靜態的，它要隨著共同富裕的發展進程而變化。

共同富裕的確首先是一個目標，但不是所謂“最終的”、與具體過程無關的“目標”。共同富裕也是一個發展過程，是這個過程中追求共同富裕之各個環節的必然結果，因而也必然規定整個過程的本質；一個與共同富裕無關的社會歷史過程，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共同富裕固然是目的，但恐怕也不是通過任何手段就可以實現的；不通過與共同富裕有本質聯系的手段，也斷然無法實現這一“目的”，共同富裕的歷史過程是共同富裕的手段和目的的統一。鄧小平社會主義本質論就深刻表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手段，是必要手段，但不是充分手段，更不是唯一手段；消滅剝削和消除兩極分化也是達到共同富裕即實現公平必不可少的手段，是充要手段之一。這種手段和目的的關系實際上也是效率與公平的關系，隨著共同富裕的發展水平以及所突現的不同問題，而決定效率與公平關系的不同組合，這也是實事求是、因情而異。那種把鄧小平同志“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教條化的做法是違背鄧小平理論的思想精髓的。

總之，筆者認為，在目前的情勢下，從國家和社會發展整體上考慮，根據共同富裕的目標要求，把社會公平放到更加重要的地位，無疑是符合我國國情及其變化和社會主義發展實際的明智之舉，否則將鑄成中華民族歷史性的災難。目前及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至少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統籌兼顧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使二者保持適當的歷史張力，處理好二者之間的共時性和歷時性的具體關系，在必要的時候、必要的領域、必要的“經濟單位”實行“公平優先、兼顧效率”，只要有利于實現共同富裕就是合理的、正確的。

第四篇：公平效率范文

切實落實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

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建設，我國的物質財富不斷累積，但是經濟發展的效率與社會領域的公平之間的不平衡問題日益成為了社會關注的焦點。如地區居民收入差距、行業收入差距、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住房、教育、醫療等民生領域的不公平現象更加凸顯。資源分配不公平不但破壞著人民群眾的幸福感，而且危害著經濟社會發展的穩定，甚至會成為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掣肘。

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公平效率問題呢？主要是：

一、重視發展經濟，忽視改善民生的政績觀念。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總量、三個產業的上繳利稅、社會總體就業都是硬的發展指標，都是漂亮的政績，而城鎮居民住房條件的改善，平均教育質量的提高、衛生醫療條件的改善也是定性指標，也是政績；

二、重視政府投入，忽視群眾消費的發展觀念。經濟模式主要是依靠政府投資帶動相關產業發展，是經濟片面依靠出口的發展模式，是不能持久的發展模式，也是經濟發展、社會發展不相協調的經濟模式。

三、重視政策激勵，忽視社會保障的執政觀念。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主要依靠提供優惠政策吸引外資，激勵地區產業優先發展，帶動社會總體就業，卻忽視了如就業、住房、教育、醫療等社會基本保障領域的投入。總而言之，公平效率問題的出現是在初次分配中體現了效率原則，而在再次分配過程中沒有充分體現公平原則。

在促進科學發展、構建社會和諧的時代背景下，要切實落實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在經濟領域首次分配注重效率優先，在民生領域的再次分配注重兼顧公平，要統籌兼顧、多管齊下、多策并舉，以科學發展觀念統領我國經濟領域、社會領域發展。

要加強組織領導。地方各級黨政領導要一手抓、負總責，同時發揚民主集中制，完善包含民生指標的政績考核體系，加強經濟社會總體規劃的論證工作，提高處理復雜局面和統籌城鄉發展、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倡導以人民群眾高不高興、答不答應、滿不滿意為主要出發點的工作氛圍。

要完善制度安排。要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切實珍惜民力的決策機制，完善上級領導巡視監督、同級部門工作監督、人民群眾基層監督相結合的監督機制，完善社情民意的信息反饋機制，充分發揮職能部門聯席會議的作用。

要加強教育培訓。地方各級職能部門要加強社會主義理論和相關業務知識的學習，提高處理工作事務的能力，要加強黨的宗旨觀念、科學發展觀的學習，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正確的權力觀、利益觀、地位觀。

公平與效率問題關系到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涉及到我國的長治久安，一定要引起足夠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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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財政學公平與效率論文

關于政府履責是效率優先還是公平優先的問題

[摘要]進入新世紀，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改革也隨之進入了一個矛盾更為錯綜復雜的攻堅時期，中國最需要的改革資源或許已不再是資金、技術、人才等，而是上下一心的改革共識和一個有權威的政府。而改革過程的相對公正和結果的相對公平，是這一共識形成的必要條件。不能幻想在社會公正被忽略，收入鴻溝逐漸加大的情況下，改革還能平穩地推進。社會穩定和政府的權威不僅取決于經濟的增長，更取決于政府能否妥善地行使維護社會公平與公正的職能。使目前不容樂觀的社會公平與公正問題，得到有效的緩解，并最終建立起公平與效率統一的政治經濟新體制。

[關鍵詞]政府 履責 公平效率 優先 分配

一、公平優先的分配原則及其評價

在個人收入分配方式上，改革開放前，我國個人收入分配在農村和城鎮實行不同的模式。在農村主要實行工分制，在城鎮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實行工資制。農村經歷了農業生產互助組、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和具有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在城市，從建國時期到1965年逐步理順了城市職工收入分配方式。建國初期，以公平為目標的分配原則，在我國社會主義初期剩余產品少，消費品總量不足的情況下，對集中力量搞建設，促進生產力發展作出了不小的貢獻。“平均主義作為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個人收入分配的共性特征是由于當時生產力水平低下、消費資料短缺的條件下，為維護社會安定、保障人民基本生活以及按勞分配準確計量困難等客觀因素制約的結果。”但是隨著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勞動者的價值難以通過分配結果得以實現，挫傷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導致社會活力嚴重衰退和效率普遍低下，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

計劃經濟體制下，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干與不干一個樣，表面看收入差距很小似乎是公平的，其實這是嚴重的不公平，這是貢獻少者無償地占有了貢獻多者的勞動成果。所以，不能將公平與平均劃等號。

二、效率優先的分配原則及其評價

針對平均主義分配方式所造成的弊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提出“克服平均主義”。按照鄧小平的非均衡發展思想，在初次分配領域，對個人收入分配方式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首先以農村為突破口，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從根本上打破農村的平均主義分配方式，貫徹效率第一原則，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第一次提出了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然后帶動更多的人走向共同富裕。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善于把握市場機會、效率高、競爭力強的商品生產經營者獲得了更多的收入，并且他們的財富日益積累，從而逐漸拉開了人們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充分調動了人們的生產積極性。

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最根本的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更好一些，并且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政府在履責的時候過分注重效率，但是忽視了社會的公平，同樣展現的都是政績工程。比如政府過分注重經濟的效率，導致了環境污染，資源分配不合理；教育上注重效率，學校只顧及高升學率，忽視了廣大學生的利益；財政支出上，一些政府好大喜功，講財政過分集中到工程上，忽視了人民的基本需要。上面檢查起來，經濟發展狀態良好，實則大部分錢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然而絕大多數人依然很窮。整個人均起來時蠻高，實則是被平均。這樣一來，人民內部矛盾激化，出現仇富和仇窮的兩種現象。而政府與人民之間的矛盾也進一步惡化，政府也失職了。

三、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分配原則及其評價

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2006年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再次強調：“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社會公平的地位被提高，而不再是被“兼顧”。由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成熟、不完善，社會主義法制的不健全，由制度不完善造成的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社會不公平現象越來越多，造成弱勢群體對社會不公平現象強烈不滿，對社會穩定與和諧產生了不良影響。因此，“十一五”規劃中將社會公平提到了突出位置，明確提出要“注重社會公平”。一般說來，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通過以下三個基本環節，使之成為維護和保證社會公平與公正的主體：第一，通過制定無差別、無歧視的法律法規實現所有經濟活動主體在競爭機會與規則上的公平。從這一要求看，我國現有的法律法規，尤其是地方政府制定的某些所謂土政策從一開始就是歧視性的或特權性的。當我們感嘆越來越大的城鄉差別時，我們應該清楚，這些差別在城鄉二元的戶籍制度下是必然的。因此，廢止那些顯失公平的法規和政策，制定適用于所有自然人和法人的法律法規是實現社會公平與公正的第一步。第二，通過提供非贏利的公共服務尤其是公正司法來維持公平競爭的經濟秩序，以實現經濟活動過程的公平與公正。最重要的是要嚴格限定政府的職權，所謂“用足市場，慎求政府”應該是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基本原則，盡量縮小政府直接干預微觀經濟活動的范圍，政府機構的效率應該主要是維護社會公平的效率，而非企業式的純粹經濟效率或效益。第三，通過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國民收入再分配的社會福利體系，實現經濟活動結果的相對公平，縮小因市場機制導致的收入兩級分化。市場經濟的實踐證明，無論起點如何平等，過程如何公正，但其結果總是與充滿競爭性的其他人類活動一樣，有先后勝負之分。因此，政府必須從公平與公正這個社會整體和長遠利益出發，對國民收入進行再分配，建立合乎國情的覆蓋全體國民的社會福利體系。只有在以上三個環節上政府都能有效作為時，社會公平就有了實現的可能。對政府而言，公平優先，兼顧效率應該成為可以接受的活動原則。

四，總結

實現公平分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本質要求，在解放初期實行以公平為目標的前提下，在初次分配領域按照平均主義的原則進行分配，造成了挫傷勞動者的積極性，社會勞動生產率下降的局面。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的指導下，出現了分配理論中多數強調初次分配領域只注重效率，在再次分配領域注重公平，但這一原則從根本上忽視了初次分配的公平問題，其結果是收入分配不公與差距擴大，進而影響了生產效率的提高。從對我國分配制度的歷史演進過程的分析，本文認為，初次分配是基礎性分配，它主要解決企業內的收入分配問題，不僅數額大，而且涉及面廣，因此，初次分配是實現公平分配的基礎。我國目前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主要問題，如城鄉收入差距問題和農民工的收入保障問題等，僅僅依靠再分配領域的調控來解決是行不通的。事實上，只有完善初次分配制度，提高初次分配制度的運行效率，才是解決當前我國收入分配領域問題的主要途徑。

因此在政府履責的過程中，既不能說是單純的公平優先，但實則也要兼顧效率。我國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堅持的原則要求為人民服務，所以在工作中應該注重廣大人民的公平問題，實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注重公平，同時兼顧效率。中國的江蘇的華西村和河南的南街村就是優先公平，注重效率的成功案例的典型代表。我相信，在我們共同的努力奮斗下，廉潔清明的政府，中國人民共同富裕指日可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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