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平與效率知識整理

學院：人文學院專業：文秘教育班級：學號：姓名：寧功憲教師：高老師

20110241 2011024115

科目：行政管理學

作業一：

請查閱有關材料，梳理國內關于“公平與效率”爭論的有關材料，總結在“公平與效率”爭論中，我國政府職能調整過程。

要求：

1、字數不少于1000字。

2、關于“公平與效率”爭論的有關材料，材料內容真實，有據可查。

3、我國政府職能調節過程，時間要截止十二屆人大二次會議。

4、試分析及預測未來調整的方向。

從“公平與效率”之爭看我國政府職能調整

效率與公平，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構建和諧社會重點權衡的問題。把市場的經濟效率與共同富裕的公平目標結合起來，是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根本要求。在經濟學中，效率是指社會利用現有資源進行生產所提供的效用滿足的程度，它不是生產多少產品的簡單的物量概念，而是一個社會效用或社會福利概念。公平是一個倫理學上的概念，是指人們對既定社會中人與人之間各種關系的認識與評價，其原則和標準因時代和社會制度而已，內容涉及政治、法律、文化等各個領域。現代的經濟社會面臨這樣的選擇：以效率為主要目標，還是以公平為主要目標，抑或兩者并重？

一、改革開放初期，解決公平與效率之爭的理論與實踐 “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在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上首次提出的，主要是涉及分配制度。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我們黨第一次明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我國當時收入分配的總原則。實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是由市場經濟體制的現實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性質決定的。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堅持效率優先原則。效率優先原則，對每一家企業、每一個勞動者都是平等的原則。堅持效率優先原則，有利于打破長期形成的平均主義和“大鍋飯”，適當拉開個人收入差距，以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改變經濟效率低下的狀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必須在分配上兼顧公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個人收入差距是由許多因素造成的，有的來自按勞分配的因素，來自于勞動者的個人天賦和工作能力的差異；還有體制性因素和政策性因素等。只要實行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原則，個人收入差距存在就有其合理性。但是，作為社會主義分配制度，還要求在促進和提高效率，允許合理拉開收入差距的前提下，防止收入分配高低懸殊，建立起比以往社會形態更公平的分配制度。

在黨的十五大上，江澤民同志重申了“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有利于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發展，保持社會穩定”。

二、以胡錦濤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對公平與效率的調整 黨的十六大報告繼續提出，“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既要提倡奉獻精神，又要落實分配政策，既要反對平均主義，又要防止收入懸殊。初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黨的十七大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的新思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和最低工資標準，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擴大轉移支付，強化稅收調節，打破經營壟斷，創造機會公平，整頓分配秩序，逐步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

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第四代領導對公平與效率的調整。2014年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提出，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二中、三中全會精神，貫徹落實習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把改革創新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各環節，保持宏觀經濟政策連續性穩定性，增強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全面深化改革，不斷擴大開放，實施創新驅動。增強各類所有制經濟活力。堅持和完善基 本經濟制度。優化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加快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5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說，一年來，我們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保障群眾基本生活。實施大學生就業促進計劃，應屆高校畢業生絕大部分實現就業。加強農村轉移勞動力就業服務和職業培訓，對城鎮就業困難人員進行就業援助。推進養老保險、社會救助制度建設，城鄉低保標準分別提高13.1%和17.7%，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提高10%。新開工保障性安居工程660萬套，基本建成540萬套，上千萬住房困難群眾喬遷新居。

四、未來的調整方向。

從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針對公平與效率的問題，我國政府根據改革進程和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不斷完善分配制度，為更好的實現公平與效率作出了很多的努力。“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個提法在改革開放初期具有重要價值。但如今的中國改革已經結束了初期的啟動階段，而進入現代制度建設時期，在這樣的時期這個提法就逐漸顯示出局限性。第一，這一提法沒有區分價值觀和具體政策這樣兩個層面上的公正。第一層面是作為基本價值觀的公正，這個公正直接影響著一個社會基本制度的設計和安排，正是從這樣的意義上講，現在社會在基本制度建設安排方面必須以公正這樣的價值觀為基本的依據，在這樣的層面上公正是最為重要的，不存在公平和效率誰是優先的問題。第二層面上的公正問題是具體的政策制定，這涉及到我們經常談論到的“效率與公平”問題，也就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段經濟效率和再分 配兩者的分量誰輕誰重的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有必要解決公正和效率問題。需要注意的是，盡管在某個歷史時段偏重于效率是正常的，但是這種趨向應以不損害社會的基本制度為前提。

第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對初次分配重效率、再次分配重公平這樣的定位是不全面的。社會公正是社會經濟生活各個領域的基本依據，無論是在社會再分配領域還是初次分配領域都必須遵循，初次分配領域如果不重視公正問題會增大再分配的難度，從而形成整個社會的嚴重問題。現在中國社會的收入差距很大，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不重視初次分配的公正問題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第三，“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意味著政府主要職能的錯位。政府的主要職能是維護公正，在改革開放以前政府扮演著全能型的政府角色，而在開放以后試圖扮演經濟型的政府，以取代企業家和相關職業群體的位置，“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就是一個經濟型政府職能定位的明確表述，這是它的局限。

正是由于“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說法存在上述的缺陷，所以這一提法對中國經濟發展、對于現代社會的制度建設必定產生不利的影響。現在的制度建設必須以現代的價值觀包括現代的社會公正觀來進行，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樣的提法是輕視了現代的基本價值觀，尤其輕視了社會公正觀，從而會延誤中國社會的建設發展。由于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的，所以在更注重公平的同時也要注重效率。在調整收入分配格局時，應著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雖然這是之 前的人大會上所提到的，但確實也是我國現實中所存在的問題，在解決問題時應該有針對性。應該在公平公正的社會制度來促進效率的提升。就如同不能以破壞環境為代價來發展經濟，最后經濟發展了才來保護生態環境，這是不明智的。

總之，目前應從我國國情出發，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分析國內的實際情況，把握好原則，通過構建公平競爭的社會環境、科學合理的社會收入分配體系，強化政府職能，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稅收制度，加強教育和職業培訓的力度等手段，逐步建立規范有序的收入分配機制，把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適當的范圍之內，以達到縮小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

第二篇：淺談公平與效率

淺談公平與效益

2006年10月召開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放棄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強調要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十七大報告進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第一階段(1978—1987年)的核心內容是“認真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第二階段(1987—1993年)提出“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第三階段(1993年至今)的提法是“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確立并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

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分配尺度、分配過程、分配規則的公平，而不是單純的結果公平。對個人來說，即使參與分配的機會均等、公平競爭，而實際分配的結果也可能是不均等的。

“公平優先”的平均主義分配原則。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實現，國家采用沒收、贖買、公私合營等手段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在當時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和經濟條件的影響下，在經濟體制上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與之相適應，在公平與效率關系的處理上采取了“公平優先”的平均主義分配原則。但很快這種積極性就下降了。平均主義是假公平，它只講結果的公平，不管生產過程中規則的不公平。干好干壞，干與不干都一樣，分配享受相同的物質財富，這對勞動者是不公平的。這種平均主義的公平不是真正的公平，它在使經濟失去效率的同時也失去了公平，結果使效率與公平“雞飛蛋打”一場空。設計新的分配制度，按勞分配在這種情況下提出來。

“公平效率二者兼顧”的按勞分配原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引入市場機制，建立了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初期。在公平與效率關系上采取了“二者兼顧”的原則。提出了要“克服平均主義”，推行家庭承包責任制，開始從根本上打破農村的平均主義分配方式。后來，先富帶動后富。這時，勞動好的，生產多的，多得獎金，收入增加。分配制度的調整調動了人們生產的積極性，生產效率提高了，但由于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強調計劃與市場的內在統一，而人們對此理解和強調的重點不同，因而帶來了改革實踐中的搖擺和反復。在當時這種經濟制度下，我國實行按勞分配的客觀經濟基礎不完備，計劃制造成的行業間收入差距，企業收入不公平就顯現出來。就出現有些企業收入多，有些企業虧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則。黨的十五大，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前提下，“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分配原則上要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具體實現機制，使效率與公平的關系表述得更為明確、實現途徑更加具體。“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發揮市場的作用，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調節差距過大的收入”。

人們之間的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城鄉之間、不同地區之間、不同部門和行業之間、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的收入差距越來越懸殊，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已經超出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貧富懸殊已成為影響當前社會和諧與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如果貧富懸殊的趨勢繼續發展下去，有可能出現兩極分化，這就意味著社會主義的變質和改革開放政策的失敗。為了使改革獲得更廣泛的支持，當前和今后應更加注重有利于社會和諧和穩定的社會公平。同時，我國目前已經具備了解決社會公平問題的現實性。已有一定的物質基礎和能力，逐步解決多年來累積形成的貧富差距。

“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

為了在公平與效率之間尋找最優平衡點,求得社會和諧,需要在收入分配政策上進行調整，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公平與效率是矛盾關系，而這對矛盾又是處在動態的變化之中。隨著我們對公平與效率關系認識的發展變化，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日益深化并不斷完善，分配制度和公平與效率相互促進，推動我國經濟改革的向前發展

黨的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鼓勵競爭，明確在經濟體制上要以市場經濟為制度取向。而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則明確提出“兼顧效率和公平”，這確實令人耳目一新

公平正義，貧富差距，分配政策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也常常成為人們討論的話題，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之下，我國經濟騰飛，貧富差距驟然拉大，城鄉之間、不同地區之間、不同部門和行業之間、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的收入差距越來越懸殊，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已經超出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人民生活受到沖擊，隨之而來的還有對分配政策和公平正義的爭議，其中也不乏怨言和質疑。面對這樣的情況十八大報告中強調，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到“兼顧效率和公平”，這幾個字的微妙變化，正是我國進一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堅持社會公平正義的體現。

但政策的推行和落實首先要被人民大眾所了解、接受，大家是否了解十八大對公平與效率的調整呢？又是通過什么渠道？調整之后的“兼顧公平與效率”是否得到人民認可？在人們心中，“兼顧”二字可否在現實中實現？會不會人們把“兼顧”只當成是無法實現的理想狀態？帶著這樣的顧慮和問題，我們對不同職業、年齡、性別的116人進行了問卷調查。

從統計結果中可以看出，明確知道我國十八大關于公平和效率關系調整政策的僅有13人，占總人數的約十分之一，足可見我國政策的推廣工作還待提高。如果推廣工作未做好，人民不了解新政策，政策和人民自然就會出現隔閡，政策的實施缺少了群眾基礎，也就缺少人民的支持和監督，同時，人們還停留在不合時宜的舊政策方針上，怨言不斷，負面心理會愈加濃重。從調查中還可以得到，有將近一半的人得知十八大政策調整是通過課堂學習，也許有調查對象主要集中于高校的緣故，但可以看出高校教育的作用。其次，約三分之一的人是通過網絡媒體得知十八大政策調整，應利用網絡媒體的便利性，擴大宣傳“兼顧公平與效率”的新方針，以得到更多認可，推進實施。

“公平與效率在現實中能否實現”的問題統計消除了我們的顧慮，80%的人認為在現實中公平和效率可以兼顧，這為十八大提出的“兼顧公平與效率”獲得群眾認可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公平與效率不是相互對立的，二者事實上總是相輔相成、相互依存的。而美國和瑞典之所以成功，不是因為他們只關注了其中之一，而是一直都兼顧了公平與效率。同時，

第三篇：百家講壇《公平與效率》

085公平與效率

演講人簡介：談松華，中國教育學會常務副會長，1988年起起草中國教育改革的發展綱要。呂型偉，中國教育學會顧問。

我們在這里，討論一個全球普遍關注的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教育在21世紀，將會經歷一種什么樣的變革和創新，這里用的是國際化和數字化。和全球化信息化是一個意思。

那么在討論全球化信息化這個背景下的教育，很自然地，會聯系到21世紀的教育的價值追求或者叫教育理想，那么很多方面，討論，涉及了比如說，科學和人文的關系，國際化和本土和的關系，繼承和創新的關系，實際上這些問題都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21世紀教育面臨的很多選擇。也是對20世紀教育一種反思，那么我現在選擇的題目是公平與效率。我覺得，這也是在中國目前，現階段的教育發展中間，帶有一種價值追求的這樣一個性質的問題，因為，全球化和信息化，給人類，帶來了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但是，在這個同時，也擴大了國家之間，地區之間，人群之間的貧富差距。

全球化這把雙刃劍，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它會帶來加快經濟發展的機遇，同時，處在世界貿易體系中間的不利地位這種情況下，也會可能產生很多新的挑戰和困難。數字化的發展，它大大地加快了人類經濟社會的發展，但是，又擴大了數字化的鴻溝，所以在世界范圍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貧富差距在拉大，我上個星期參加北大論壇，討論21世紀人文與社會這個問題上，中國證監會的首席顧問，原來香港證監會的主席，他提供一個材料，他說，現在全球25％的人，掌握了75％的財富。而且，根據預測，在知識經濟的背景下在數字化鴻溝拉大的情況下，這種差距有可能不是縮小，是拉大，所以，我認為，作為發展中國家，面對這種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冷靜地思考，我們在這樣一個浪潮中間，我們將會面臨什么樣的機遇和挑戰，那么，教育它可以成為縮小這種差距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如果，我們加快教育的發展，我們能夠在縮短知識差距上，我們贏得時間，那么，我們有可能縮短和發達國家的差距。但是，如果我們的教育的決策不是很審慎，也可能會拉大這種差距，成為拉大這種差距的一個因素。

所以我認為，教育的公平和效率問題，是我們在考慮21世紀教育問題的時候，應該加以考慮的。我總的一個框架是這樣，在提綱上是這樣，第一個我講的是教育公平和社會公平的問題，主要是講，中國現實的社會公平狀況對教育的影響，教育，在這種社會狀況下它應該做出一種什么樣的選擇，第二個問題我想分析一下，在公辦教育中間的公平和效率問題，第三個問題我想說一下，在民辦校園中的公平和效率問題。第四個就是政府和市場在協調公平和效率關系上它應該起一種什么樣的作用，我想先講第一部分，教育公平和社會公平的問題。

教育公平，從根本上講它是受社會公平的影響，也就是說教育，面對著社會公平的狀況，它必然要影響到教育公平的程度，而教育公平的實現程度它和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的現實是有直接的關系。當然，教育的公平，反過來講它也會影響社會公平，它可能會起縮小社會差距的這種作用但是它可能也會教育上的一些決策問題，它也會拉大社會差距。所以，我想分析，中國現在社會公平的狀況，中國是一個二元結構的社會，從歷史上看，城鄉之間，地區之間，是存在著明顯差距的。這種差距和發達國家，有一點不一樣的它是跨越歷史階段的差距，在東部一些沿海城市，正在討論向知識經濟，向知識社會發展的時候，在西部的很多農村地區，它還沒有開始工業化它還處在前工業社會，所以它這個落差是非常大的這是一個歷史現實，我們不可能在短期內，認為地去拉平這種差距。

現在一個新的情況是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發展，效率優先在整個的經濟發展中間，已經占了主導地位，那么在這樣情況下，既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同時也拉大了地區和人群之間的差距，實際上在整個80年代和90年代這種差距是不拉大的。我想不舉這個具體數字，我只講一點，就是說，按照世界衡量貧富差距的一個指標，經濟系數，這個經濟系數在中國，現在，梁定邦先生說的是40，我看到的材料是46。什么概念呢？就是說，中國現在的貧富差距是處在世界中上水平，也就是說是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的，所以這就是我們教育現在面對的社會的一個公平的實際。這樣一個實際。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教育必然會受到社會目前這樣一種貧富狀況，或者說，社會分層的這種現實的影響。

同時，中國教育在公平和效率上，還面臨一個兩難的選擇，因為，中國在現階段，它存在著教育供求的一種明顯的不平衡。就是，教育的供給不能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教育需求。尤其是高層次，高質量的教育，和供求矛盾是十分尖銳的。而且，在短期內，我們還不可能完全緩解這種矛盾，等談不上從根本上馬上解決這個矛盾，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教育，如何處理好公平和效率的關系呢？我覺得，中國要解決教育上公平和效率這樣一對矛盾，它首先要建筑在加快教育發展，這樣一個基點上，因為，沒有教育事業的加快發展，就沒有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公平和效率的矛盾。也可以說，如果經濟上講，發展是硬道理的話，道理也應該說，發展是硬道理，只有通過加快發展，才能緩解供求矛盾，才能從根本上逐步實現公平和效率之間的協調，那么，要加快發展，就必須要采取各種有利于教育事業發展的各種政策和舉措，這就需要效率的原則。

我們過去只靠政府，這樣來辦教育，現在看來這個供求矛盾是不可能得到環節的，所以，要用效率的原則，用市場的機制，來擴大教育資源，來緩解供求矛盾，我想這是我們現在所要采取的這樣一種教育發展上的決策，但是，在實施這樣一種利用市場機制，擴大教育資源的同時，又帶來了教育上差距的拉大，和教育不公平問題的顯露，這已經引起了教育界和其他方面的一種關注，所以，在注重到教育發展過程中間，我們應該盡可能在目前這種狀況下，保持最基本的教育公平。所以，我覺得，現階段的選擇，我是把它概括成這樣，就是保證基本教育的公平。，同時，要盡可能地實現使盡可能多的人，在優質教育和高層次教育上的機會均等。我想這是我要講的一點。

第二，就是公辦教育中的公平和效率問題，我們國家目前的教育資源關系，公辦教育資源，現在遠不能適應社會的這種需要，那么，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我想，我這個報告里面，我舉個四個方面的關系，就是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農村和城市，一般和重點，弱勢群體和強勢群體，我決定現在在公辦教育中間，面臨著這四個問題上如何選擇。

我認為，公辦教育中間，第一個首先是要保證基本教育的機會公平，要努力實現基本教育的普及目標，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要使得所有的人，能夠都接受基本教育。這是聯合國全民教育大會提出來的目標，這個目標，本來應該在20世紀實現的，現在我們事先兩基也就是說在大多數地區，初步實現了這個目標，但是，全國還沒有。我想這個不去分析，目前我們普及教育的狀況，但是，應該看到的一點，目前在普及教育上的城鄉矛盾，地區之間的這種矛盾，是越來越顯露的90年代中期以后，農村教育的滑坡，這個問題到實際末已經顯示出來了。目前，明顯地表現出來的大面積拖欠教師工資，初級輟學率的明顯上升，危房的明顯增加，這許多問題，表現了一點就是中國的農村教育，面臨著嚴重的困境，如果這個問題不引起整個教育決策上的關注，就有可能是整個農村教育在我們世紀初滑坡這樣一種滑坡會加大城鄉之間的教育矛盾，會使農村的廣大居民得不到基本的教育機會，我認為這在21世紀的情況下是不應該這樣的，所以我認為，現在應該盡可能做到實現普及教育，這個普及教育，從現在來講，多數地區是9年，極少數地區5年到6年，也是一種普及教育的機會，我認為這是我們應該盡可能做到的。

第二，公辦教育中，就是要通過市場和競爭的機制，實現有重點的非均衡的發展，提高公辦教育的辦學效益，就是我們在教育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我們適當地加強一點非義務教育階段的重點建設，這對提高我們有限教育資源的效率，是必要的。特別是根據很多國家的經驗，公辦教育，如果不引起競爭機制，投資效益是不高的。有人說，現在我們公辦學校弄得不好，就走到國有企業的困境里邊去，所以，引進一點市場和競爭機制，來促進公辦教育之間的競爭，我認為這是提高公辦教育辦學效益的一個很重要的一種政策舉措。

那么現在，我們是在進行重點建設，我這里提出一個觀點，政府現在有限的教育資源，在公辦教育投資上，現在是向某一些學校和學科傾斜，這種傾斜，我認為，對一個大國來講，是有必要的。完全平均的這樣來使用我們的資源，有可能會延緩我們的發展，尤其是我們需要一些參與國際競爭的這樣的高層次人才，不用這種重點傾斜的辦法，它是很難在短期內出這種效益的，所以我是贊成，有重點的非均衡發展，這個是有必要的。但是問題是用什么機制來有重點和非均衡的發展，是認為的把一些資源，向少數學校傾斜，這樣傾斜以后，實際上出現什么結果？就是學校之間很難競爭，它實力之間差得太大。

我特別覺得現在在高中階段，搞示范性高中，這個是看怎么建設，如果說，正確確定了一些學校，我就把這個錢一億兩億甚至三億投下去，這樣來建設，建設示范性學校還是在同樣的辦學條件下，我們選擇一些真正能夠起示范作用的學校來重點扶持，這樣，應該是流動的。這樣，我說可以鼓勵公辦學校之間，辦出水平，辦出質量來。我覺得，我贊成有重點，非均衡發展，但是，要引進市場競爭機制。

第三個問題就是在公辦教育里面，政府和學校，要特別在公辦教育中間，要考慮到社會的處于不利地位的地區和人群，他們的基本教育需要，民辦教育，我應該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那么，在民辦教育中間，我想首先的一點，就是要擴大教育市場的準入程度，要以多種形式，加快民辦教育的發展，到目前為止，盡管我們90年代以后，民辦教育有了一個好的發展態勢，但是，到現在為止，民辦教育的學生數和在校生數，如果我們統計，不包括幼兒園，是大中小學，高等教育只統計有發學歷資格的這一部分，40多所學校，那么，看起來，大概2％多一點，占整個公辦教育，民辦教育的經費數，也占整個教育經費的2％多一點。

所以說，目前，中國民辦教育的這樣一種規模，我認為，還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不能適應整個社會對教育的需求。所以，我覺得，要擴大教育市場的準入程度這個準入程度，我想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創造一點公辦教育和民辦教育共同發展的政策環境。要創造一種公平競爭的，這樣一種政策環境。

因為，中國的民辦教育和很多有幾百年歷史的私立學校歷史的情況不一樣，中國有著龐大的公立教育系統它有著長期辦學經驗的積累，有這樣一種學校的聲望，而民辦教育不過就是十幾年，最多1、20年的時間，無論從資源的積累，無論從辦學經驗的積累和聲譽的這種形成，都還有個過程，所以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如何創造一種環境，使得民辦教育的發展和公辦教育之間，有一種公平競爭的這一種環境，那么我想一些具體的問題，因為，正在有關立法機構，正在討論民辦教育法，還正在研討過程中間。我覺得，寄希望于我們民辦教育法，能夠一方面，為中國民辦教育發展，提供一個法制化的這樣一種依據，同時，又能夠進一步地鼓勵和促進，中國民辦教育的發展。

那么最后一點，我想歸納一下就是在中國這樣一個現實的環境里，要迎接國際化，數字化的這一種挑戰，那么，教育，我想應該說，肩負著兩個方面的任務，一方面，是要造就能夠參與全球國際化，數字化時代的這種競爭的高層次的高水平的人才，使我們國家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不斷地提高，同時，我覺得教育和肩負著提高全民知識水平，提高國民素質整體水平，這樣的一個任務。把這兩者很好地結合起來，我們在迎接國際化和數字化的這種挑戰中間，才能有全面的這樣一種基礎和優勢。

那么，實現這兩個方面，要實現教育的公平和效率的協調，我覺得，政府和市場要發揮協同的作用，尤其是政府，我覺得，政府首先是要政府，在發展教育中間的責任要到位，保證教育公平，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責任，政府如何盡可能為最大多數的人，提供平等的教育機會，我想這一點，是解決教育公平的一個前提。那么，我想這里，要說的一點，就是說，中國目前政府的投資增長的速度，是快的，90年代以來，財政性教育經費的增長是三倍，應該說是快的。但是，和教育事業發展的要求來看，它是有距離的。特別是中央財政在9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財政的比例不斷上升，地方財政比例下降的情況下，中央財政，如何更多地轉移支付來支持地方發展農村教育，來解決廣大農村居民的基本的教育需求問題，我認為這是保證教育公平性的非常重要的一點。

另外，政府要創造一種市場競爭的一種政策環境，要保證教育市場的一種公平，公開公正的一種競爭，使得在這樣一種環境下，不管是公辦教育和民辦教育不斷地提高它的效率，提高教育資源的使用效率，使得中國的教育，能夠建設成為在世界上，高水平的高效率的又是體現教育公平的這樣一種新的教育。謝謝各位。

問：2005年，大概有4000萬人就是高中生的高峰到來，但是，我們國家從明年開始，高等院校的招生，相對平緩地要給予限制，那么，剛才又聽了談教授的有關的講話，研究基礎教育的就說的一個公平，銷售教育，效率和平等這樣的關系，那么，在這樣一個問題上今年高等院校，學生進校的壓力，我是武漢理工大學的，高校今年可以說在招生上不堪重負，明年又要下降，面對著中國家庭的這樣一種需求，我想請談教授，想請問您一下，在這方面，教育家有何良策，因為可能遇到非常大的矛盾，就是社會上的這樣一個群體，對我們國家教育制度，以及對高校的要求這樣一種挑戰，謝謝您

答：這恐怕就是我們中國教育目前發展中間，面臨的最難的一種選擇。就是說，按照滿足廣大社會各方面的教育需求來看，我們要盡可能地擴大我們的教育規模，來滿足社會各方面的需要，那么現在這兩年的高校擴招，實際上是受到這種推動的，除了拉動經濟增長，這個經濟學界這種觀念以外，教育界很大程度是因為社會對高校的發展要求太迫切，而我們前幾年控制規模，造成了一個很尖銳的矛盾，所以這兩年擴招實際上是這樣一個背景。

但是，我認為在中國目前這個條件下，發展，總是有一種現實的依據，這個依據就是供求的關系，就是你這個社會要有供給能力，我們有多大的供給能力，能夠滿足社會多大的需求，我認為這是我們現在叫適度超前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思想。教育要超前發展，但是，為什么提出適度呢？因為，發展要根據我們現在可能提供的人力物力財力，這樣的基礎上發展，現在的問題是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就是現在我們的教育供給是不是已經充分調動了，就是說，社會可以向教育投入的，我們是不是用市場機制，把它能夠最大限度吸納，各種財力，來投資于教育，我認為這個仍然是我們要努力的，所以說我們教育要進一步發展，應該要進一步擴大教育供給，但是我認為即使這樣的話，中國現階段是不可能充分滿足社會各種高等教育需求的高等教育在目前來講，還只能是滿足最基本的，或者是急需的。

所以，我想，要根據供求關系來確定我們發展的規模。還有一個問題，我認為，中國現在高等教育發展，盡管市場機制已經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行政主導性的影響，還是存在的。因為，如果說一個正常的市場調節的話，那么，人們要不要受高等教育，他家庭有選擇，個人有選擇，因為他有機會成本的問題，如果說，我上了大學，我就來就業和收入和我原來預期的希望有很大的差距的話，那么有很多家庭可能會選擇去上中等職業教育，或者經過培訓以后，工作，工作以后再過一段時間，再來上大學，我們現在是長期沿著一個高中畢業非要找一個大學機會，然后，上了大學以后，各種問題都解決了。這樣一種體制背景下，有刺激高等教育盲目發展的因素在里面。

我倒不是說完全是這樣，有這樣一個因素，所以我說，一方面要盡力地擴大規模，另外一方面，要進一步完善市場對高等教育的這種調節機制，我想通過這種調節，我想，高等教育會慢慢地實現供求的平衡。我個人這樣看。

呂：

可能我講的內容，同這個主題有點不大符合，因為，現在的主題是現代化，全球化，國際化，網絡化，都是這么幾個化，我，想講一講，是不是什么東西都要全球化？有沒有中國是要保留的，是要堅持的東西。我就想講一講，中國，不管怎么進步，中國還有應當保留的東西，這就是我今天想講的現代化與人文精神，第一點，講了我對21世紀教育的考慮。我認為，21世紀的教育，主要在建立兩個基礎之上，一個，就是信息技術為基礎的教育現代化。

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教育現代化，或者以網絡為基礎的教育現代化，第二是以腦科學為基礎的教育科學化，我覺得，現在對信息技術講得很多，而對腦科學的研究，重視程度，還是遠遠不夠，而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你搞什么技術，搞什么網絡，歸根到底是要開發每一個人腦的潛能，歸根到底落實到這一點上，你如果光研究網絡，研究什么不研究腦科學，那你怎么行？當然我們對腦科學的知識，了解得極少，19世紀，腦科學的知識是個黑箱，20世紀是個灰箱還是還是半透明的，但是我相信21世紀的腦科學會有非常迅猛的發展，進成為我們教育科學的一個支柱，一個基礎。所以我認為，21世紀教育兩大基礎。

這兩大基礎結合起來，就能夠充分開發每一個人的潛能，充分發展每個人的個性，這是我們的目標，這是我講的第一個觀點。

第二個觀點，這兩個基礎，我是持樂觀的態度的。信息技術肯定要發展，網絡技術肯定要發展，而且要普及，包括西部地區，那么，國家也要重點幫助它。早一點實現網絡化。腦科學，不斷多少困難，多少深奧，肯定也會發展，現在，人類駕馭自然的能力是空間提高，但是，人類駕馭自己的能力在不斷滑坡，自己管不了自己。這次9.11事件發生，我是在思考的，我覺得這恐怖行動是人類道德的破產。所以，全世界應該反對的，但是，我也反對用恐怖來反對恐怖。我這里引了西方著名哲學家尼采的一句話，上帝死了，人類沒人管了，但是，西方的學者都說了，中國道德不是由上帝管的。所以，他們要向中國來請教，幾千年來，中國沒有一個上帝，但是中國人的道德，為什么5000年一直綿延不絕？很好，所以，他們要到中國，到東方來請教。

英國的有名的歷史學家，湯因比，他也講，21世紀的希望，在中國。他主要是從這個角度上，因為，科學技術肯定中國要發展，他們把希望寄托在希望。西方把希望寄托在中國，中國又如何？所以我們在討論21世紀教育的時候，大家都把目標集中在網絡化技術化這個對的。也有一部分人想到了腦科學的發展，這也對的，但是，德育問題怎么辦？我今天講現代化的德育問題，就是這么來的。

那么，為什么德育問題解決不了我覺得，在我們國家來說，主要是三個問題。這在我們的提綱里面講了一個就是對于工作的觀念保守，我們老是老的標準，來衡量新的問題，德育觀念是在發展的，比如說，中國人強調忠，過去強調忠是忠于皇帝，忠君是最高的道德，但是，后來就批判了，當然后來有個回潮，但是也很快就過去了，大家知道，忠概念不是忠于皇帝，而是忠于我們的國家，忠于我們的民族，忠于我們的人民，這個概念就起變化了。比如說，競爭，我們中國人歷來是主張謙讓，現在，提倡要競爭，我也想過，機關改革的時候，干部要競爭上崗，他跑到臺上去就要講，我有什么能力，如果我擔任這個工作，我如何如何，他這樣講，他不能說，我這個人不行的，我能力也不行，經驗也不行，大家說，你自己都認為不行，誰選你？所以一定要講自己很行，所以，觀念在變化。

第二，對德育的內涵，理解得太狹隘了，我們不是把德育當成思想自治教育，就把它當成一個行為規范教育，其實，德育的概念是很大的。不僅僅是思想政治教育。也不僅僅是行為規范。我認為，德育的內涵應該擴大到我這個標題里面講到的人文精神的培養。這個下面還要說到。

第三是方法簡單，我們德育工作方法就是灌輸，就是社教，我們錯誤地理解了列寧的一句話，列寧講，馬克斯思主義要靠灌輸，這個話是對的。有灌輸因素，但是，德育不能僅僅靠灌輸。

第四個問題我就講，應該把德育工作，建立人文精神建設的沃土上，我把它用沃土兩個字，人文精神是一片土壤，德育是種在里面的一顆莊稼，我是這樣來比喻的，當然任何比喻都是樸素的我想這樣的比喻也可以考慮，人文精神是一片土壤，而德育是種在里面的莊稼，你不在土壤的上面下工夫，你光去搞莊稼，這個莊稼是長不好的。

當然，什么叫人文精神呢？這個問題要回答那么我自己的解釋就是人文精神，應當包括文化品位，心理素養，人生態度，道德修養，愛國情懷，精神世界，價值觀，人生觀，等等都應該包括在里頭。

道德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內涵，但是它不是唯一的。人文精神是一種歷史的積淀是長期形成的文化傳統，有它的民族特色，有國家特色，甚至有地方特色，這種地區的特色，主要表現在人文上。它在一代一代地起作用，一代一代地培育這個地方的人，人文，我認為這是好事，正因為有這個，所以，中國的道德能夠2000年5000年延綿地發展。

中國從秦始皇統一，到現在2000多年了，國家政治統一了，教育統一了，文字統一了，通婚交流非常頻繁，但是，我剛才講到的吳越文化，齊魯文化，嶺南文化，巴蜀文化，還是有各自的特色。2000年都沒有化掉。那么，所以我就預見，今后1000年，中國的人文精神在世界上，會不會化掉我想不會，不但不會，我們還有意識地要保留，要發展，要弘揚它。這并不等于不要吸收外來文化，比如科學精神，民族精神我們肯定要吸收。

所以，我最后一個觀點提出來就是人文精神會不會全球和，我的答案是幾百年里頭，甚至上千年里頭，會不，我這個結論，比較武斷，向大家請教。

第四篇：淺議稅收效率與公平

《稅收學》 課程結課論文

論文題目: 淺議稅收效率與公平

院系：姓名：學號：

提交論文時間：任課教師：

目錄

一、稅收公平與效率的內涵

稅收公平的內涵

稅收效率的內涵

稅收的行政效率

稅收的經濟效率

稅收的社會生態效率

二、稅收公平與效率的關系

公平與效率的相容性

公平與效率的不相容性

三、稅收公平與效率關系的處理

四、影響稅收公平與效率的因素及其處理建議

影響稅收公平執法的因素

地方政府行政干預稅收職能的實施

擅自越權制定減免稅優惠政策

地方稅收任務層層加碼

政企不分，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婆媳關系沒有得徹底解決

稅務機關執法中也存在不少問題

執法不嚴，以補代罰，以罰代刑現象仍然存在稅務案件處罰方面有的未及時執行到位，有的甚至無法履行

過分注重加大征管力度，不注重法律程序與政策

影響稅收效率問題的因素

稅收機構龐大，執法水平和征管技術不高

納稅人素質不高

稅收環境不夠理想

影響稅收公平與效率的處理建議

針對影響稅收公平執法的因素采取的對策

加強稅收宣傳，強化服務意識

內部加強法制培訓教育，提高執法人員素質

建立稅收征管法律體系

針對影響稅收效率因素采取的對策

樹立正確的稅收效益觀念，加強對稅收成本的管理

改革稅收行政

摘要：本文通過對稅收效率與公平內涵的闡述，進而說明兩者之間的緊密關系，并提出了如何處理兩者之間關系。本文重點則是通過對前文的闡述，揭露目前我國稅收中影響公平效率各種因素，并筆者提出解決意見。

關鍵字：稅收 效率 公平因素 建議

一、稅收公平與效率的內涵

1、稅收公平的內涵 公平是稅收的基本原則。在亞當·斯密的稅收四原則中，公平原則列為首位。稅收公平，首先是作為社會公平問題而受到重視的。稅收本來就是政府向納稅人的無償征收，雖然有種種應該征稅的理由，但從利益的角度看，征稅畢竟是納稅人利益的直接減少，因此，納稅人對征稅是否公平、合理，自然就分外關注。在現代經濟中，稅收公平原則事實上不僅包括社會公平，還包括經濟公平。稅收的經濟公平包括兩個層次的內容：首先是要求稅收保持中性，即對所有納稅人同等對待，以便為其創造一個合理的稅收環境，促進經營者進行公平競爭。其次是對于客觀上存在的不公平因素，如資源稟賦差異等，需要通過差別征稅實施調節，以創造大體同等或說大體公平的競爭環境。

2、稅收效率的內涵。稅收效率原則指的是以盡量小的稅收成本取得盡量大的稅收收益, 它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稅收的行政效率。它要求稅收的征管費用和奉行費用最少, 即必須建立簡便高效的征收管理制度;

（2）稅收的經濟效率。它要求征稅所帶來的超額負擔最小和額外收益最大, 即在市場機制生效時保持稅收中性, 使資源按照市場規律得到有效配置, 盡量不產生稅收的超額負擔;當市場失靈時,運用相對的稅收中性, 即適當的稅收調節來彌補市場缺陷, 以獲取盡可能多的稅收額外收益, 從而促進市場經濟體制的有效運轉;

（3）稅收的社會生態效率。在社會主義條件下, 經濟發展應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為最終目的, 因此作為經濟調節手段之一的稅收必須具有前瞻性, 要考慮到生態環境的改善和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 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稅收效率與公平的關系

1、效率與公平的相容性。稅收的效率與公平是密切相關的，甚至可以認為它們是互為前提、互相促進的。一方面，效率是公平的前提。沒有效率，公平只是淺層次的公平，即使形式上留有公平的痕跡，也不過是無本之木。另一方面，公平也是效率的前提。因為失去了稅收的公平就不可能實現經濟的高增長，效率的標志就無法反映。可見，效率與公平的選擇不能顧此失彼，應該將相容性發揮得淋漓盡致。

2、公平與效率的不相容性。公平與效率歷來是一對難解的矛盾，其間存在著很深的排他性。要么強調效率以犧牲公平為代價，換取效率的提高；要么強調公平，以犧牲效率為代價，換取公平的實現。

三、稅收公平與效率原則關系的處理。

我國正處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起步階段，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是我國的根本任務。因此，只有效率優先，低消耗、高產出，保障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高水平的公平。只有經濟效率提高了，可供分配的財富增加了，全體社會成員收入水平的提高才有物質基礎，國家才有可能通過國民收入的再分配，調節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使貧困地區的人民早日擺脫貧窮，并通過福利、救濟等辦法來保障低收入者的生活。堅持效率優先，并不是說公平不重要，更不能以犧牲公平為代價來換取效率的提高。事實上，公平和效率都是社會主義持續、穩定和協調發展的基本保證，沒有效率就沒有高水平的公平，而社會的不公平也制約和阻礙著效率的提高。第一，收入差距過大，兩極分化，會導致占比重相當大的低收入者有效購買力低，有效需求不足，使生產力發展受到制約：第二，實現高效率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建立合理的激勵機制。如果低收入者通過主觀努力和勤奮勞動不能改善自己的處境，便會損害效率，甚至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和動蕩。現在，我們一方面應堅持不懈地發揮稅收促進經濟發展和效率提高的作用，堅持公平稅負，鼓勵競爭；另一方面，要強化稅收在實現社會收入公平分配方面的功能，調整稅制結構。

四、影響稅收公平與效率的因素及其處理建議

1、影響稅收公平執法的因素

（1）地方政府行政干預稅收職能的實施

擅自越權制定減免稅優惠政策。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需要大量的外資投入，政府作為招商引資的代言人往往需要一些政策支持，地方政府或出于加速地方經濟的發展，或在招商引資，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的過程中需要出臺一些保護政策，有“優惠政策”就來投資，必然造成不公平的社會投資競爭環境。

地方稅收任務層層加碼。稅收計劃是各級稅務機關每年既定的工作目標，但一些地方政府為了保證財政收支平衡，往往忽視經濟增長因素，不問稅源多少，層層加碼，年年無條件遞增，導致稅務部門的壓力逐年增大，越窮越收，越收越窮。

政企不分，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婆媳關系沒有得徹底解決。盡管各級政府普遍進行了全民普法教育，稅務部門也采取多種形式的稅法宣傳，人們的依法納稅意識還是很淡薄。在稅收執法過程中有個別甚至是政府的領導出面打招呼、說情，其目的很明確，就是阻撓稅務部門依法做出的處理決定無法執行，造成行政執法不到位。

（2）稅務機關執法中也存在不少問題

執法不嚴，以補代罰，以罰代刑現象仍然存在。有些稅務機關執行征管法規定的加收滯納金、處以罰款等規定不嚴格，處罰不力。個別稅務人員政治、業務素質不高，對法律的理解有偏差，執法程序不正確，導致納稅人對稅務機關提起行政訴訟有所增加，稅務機關稅務行政訴訟案件增加。

稅務案件處罰方面有的未及時執行到位，有的甚至無法履行。在實際稅務執法過程中，一些納稅人，尤其是個人承包，被發現偷稅或其他違法行為不能及時追征，執法者很少依法運用《征管法》賦予的強制執行措施、稅收保全措施等該用的執法手段。

過分注重加大征管力度，不注重法律程序與政策。稅務部門組織征收的稅款收入是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每年稅收任務的增長幅度均比較高，長期以來，我們的稅收計劃不是根據GDP發展變化來確定，而是根據上年實績加上計劃增長率來編制下達。

2、影響稅收效率問題的因素及處理建議

與國外相比，我國的稅收效率偏低，稅收管理潛力仍然很大。從稅收征收成本看，申報納稅、繳納稅款、聘請代理、咨詢服務等方面的開支很驚人。另外，從稅收征管質量來看，也亟待提高，如每年由于從偷漏騙逃稅和越權減免導致的稅收流失都在上百億元，無疑也說明征管質量差，稅收效串很低。

造成稅收效率不高的原因很多，主要是：

（1）稅收機構龐大，執法水平和征管技術不高。現在全國省以下稅務機關設置兩套機構，本己龐大，而一些地方的征收機關還是按行政區劃設置，稅務人員數量一再擴充，1994年以來已基本翻了一番。但稅務人員的業務素質及征管水平卻不盡如人意，不能做到應收盡收影響了征管效率。稅務稽查計算機選案無法完全實現。現代化征管要求與落后的技術水平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客觀上制約了稅收征管的效率和質量。

（2）納稅人素質不高。雖然經過多年稅收宣傳，全社會整體納稅意識有所提高，但在市場化進程中，許多新辦企業、新興業戶對稅收的本質功能仍缺乏應有認識。農村地區、零星稅源分散隱蔽很多私營業主、個體業戶賬證不全，遲遲不辦理登記。使稅務機關無法實行稅務監控。納稅人素質參差不齊、影響了整體納稅質量，干擾了市場經濟要求的公平競爭秩序，是制約稅收征管效率的主要因素。

（3）稅收環境不夠理想。從經濟環境看，在走向市場經濟之初的現實經濟運行中，滋生了大量的“地下經濟”，由于信息不靈、政策的貫徹難度大，給稅源的監控帶來很大困難。從文化環境看，由于尚有很多納稅人法制現念和納稅意識很差，稅收法規的執行不僅得不到納稅人和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反而有人千方百計地逃避納稅義務，有的甚至抗拒、敵視稅務執法行為。

3、影響稅收公平與效率的處理建議

（1）針對影響稅收公平執法的因素采取的對策

加強稅收宣傳，強化服務意識。全社會都要重視稅法宣傳，把稅收法律納入全社會普法教育內容，使稅收法規家喻戶曉，人人皆知，使不知稅法的人知道稅法的人更加熟知，并幫助他們了解稅稅收規定的義務和責任，讓公民真正認識到依法納稅是一個公民應盡的義務。在加大稅法宣傳力度的同時，要為納稅人提供優質而便捷的服務，以便每一個納稅人都能及時、準確地了解、掌握自己應盡的義務以及如何履行其義務，促使納稅人更加關心稅法的變化和結果，及時自覺地申報納稅。

內部加強法制培訓教育，提高執法人員素質。針對執法者執法手段不硬不敢執法的問題，開展法制教育，提高執法人員法治意識，克服畏難情緒，增強執法者的事業心、責任感；要求執法人員熟知國家稅法、行政法規和執法程序，提高執法人員的綜合素質。

建立稅收征管法律體系。稅收征納行為要以稅收法律為準繩，其前提就是要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建立與我國國情相符合的，反映稅收征管規律的，科學嚴密、切實可行的稅收征管法律體系，使稅收征管全過程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2）針對影響稅收效率因素采取的對策

樹立正確的稅收效益觀念，加強對稅收成本的管理。征稅成本是社會演源的一種虛費，應盡可能降低到最小跟度。鑒于現實狀況，提高稅收效率，至關重要的是以法的形式，規定整個稅收征管活動。所以應盡快出臺稅收的根本大法一一《稅收基本法》，修訂現行《稅收征收管理法》及配套各項法規。使稅收效率的提高有一套法律法規作保障。還要改變實際工作中單純“以收入論英雄”的做法。把稅收效串作為考核稅務部門政績的一項重要指標，建立評價稅收效率的措施體系。

改革稅收行政。①合理調整機構，推進人事制度改革，提高稅務人員素質。解決好機構林立。人浮于事的問題是降低稅收成本、提高稅收效率的必由之路。應按經濟流向，本著精簡機構、便于管理、經濟科學的原則，收縮基層征管機構。②加快微機開發利用進程。改善稅收征管條件。以微機技術代替手工勞動，可提高工作效率，減少工作中的隨意性。③推行稅務代理，健全協稅護稅網絡。隨著經濟的發展，稅務機關的工作量及管理難度都在加大，推行稅務代理制度，把本該由納稅人自己辦的事，從稅務機關分離出來，把服務工作推向社會，減輕稅務部門自身負擔，相應減少了稅收成本。另外，由稅務代理人向納稅人提供專業服務。雖也要收費、但比納稅人自己去納稅要有效、簡約和順利多了，從而節約了納稅費用。從另一側面提高了稅收效率。

參考文獻:

1、《試論實現公平與效率稅收調節機制的演進》；王俊。焦作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3 卷, 第4 期, 2002 年12 月Jour nal of Jiaozuo I nstitute of T echnolog y(Social Sciences), Vol 3, No4, Dec 20022、《稅收效率和公平原則的理論與稅收完善》邱泰如 中圖分類號： F810．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2382（2008）12－0039－053、《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稅收效率與公平原則》馬發驥 王順安 《稅務研究》 Collections of Main Arguments 2005年第8期 總第243期

4、《稅收公平與效率關系再認識》 呂偉 四川財政 西南財經大學財稅學院

5、《影響稅收公平執法的因素及對策》 2004-5-14 13:17 來源：稅收法規網

6、《關于稅收效率問題的探討》2006-4-4 0:07、《淺議稅收的公平與效率及其關系》

第五篇：公平與效率論文

公平與效率：具體的歷史的統一

〔摘要〕探討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不能脫離中國的具體國情和社會歷史發展階段，共同富裕是實現率與公平統一的實踐基礎和目標，應該在二者關系的共時性和歷時性的不同維度來把握二者的辯證關系，任何將二者關系機械化、教條化的做法都是錯誤的。

〔關鍵詞〕效率與公平，國情，共同富裕，共時性，歷時性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漸深入和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貧富差距愈益拉大的問題越來越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自從黨的十六大提出“更加關注社會公平”的觀點以來，對效率與公平關系問題的爭論就沒有中斷，而且隨著我黨科學發展觀和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提出，如何對待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問題儼然成為一個關系國家民族命運的關鍵問題。筆者也在不斷地思索，時而有一些想法，在此提出，希望有助于這個問題的深入探討。

筆者的基本觀點是：公平與效率的辯證統一是具體的和歷史的統一，而不是抽象的僵死的和非歷史的統一；二者在統一過程中何者“優先”、何者“兼顧”必須視具體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條件而變化，而不能一成不變。

一、中國的國情：探討效率與公平問題的具體的社會歷史背景

我們不能照搬西方的有關理論，在一種純粹抽象的經濟學理論或經濟統計數學模式中推演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公式，即使推演出來了也沒有什么實際意義。因為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從來都不是存在于所謂一般的、理想的或線性的經濟環境中，而是存在于非常具體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環境之中的。所以，筆者認為，如今我們探討二者的關系，一定是在二者關系在某種環境中遇到了困難的時候和條件下，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中國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和民族復興的過程中。這一社會歷史背景和具體國情絕對不能舍棄。中國的國情不是可有可無的外界變量，二是內在于效率與公平的辯證關系及其歷史變遷之中的，或者說二者的本質關系只有在中國具體的、變化中的國情之中、日益逼近的現代化目標的實現之中，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需求在不斷變化和提升之中，才能實現和展開。任何脫離這一具體的社會歷史背景和國情來談論二者的關系，無論其數學模型如何精致、邏輯推理如何縝密，也是沒有意義的，難聽點說，不是別有用心就是教條主義（或者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或者是教條化了的馬克思主義），不僅理論上是錯誤的，實踐上也是有害的。

需要高度關注的是：我們有十三多億的人口，城鄉、地區和社會階層的差異巨大，龐大的經濟總量與極小的人均產值，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的顯著的不平衡，我們所處的國際環境的二重性，我們在體制上、政策上高風險的嘗試性探索等等因素，都會使得任何科學的理論在實踐中變得面目全非。這是我們在研究和實施效率與公平關系的理論和政策措施時所必須高度關注的；再說一遍：這些因素不是無關的可以忽略不計的“噪音”，而是我們必須實踐于其中的條件、環境和背景。

二、共同富裕：效率與公平統一的基礎和目標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的價值目標是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我們的一切發展都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認真分析可以得知，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一個效率與公平相統一的目標。“富裕”指示著效率，沒有效率的發展不可能實現富裕——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增加，而效率無非是以最少的代價（時間、資源、人力等）取得最多的收獲，無效率的經濟過程至多是簡單再生產的維持，而不可能有財富的增加。有效率就會有富裕，這具有必然性。為了富裕必須追求效率，這是追求富裕的歷史規律的客觀要求；舍棄效率不僅違背實現富裕的規律，而且任何其他的方法和路徑都只能是緣木求魚。這一點無須多加言說，無數的經濟學著述對此作過有說服力的論證。

筆者所強調的是，我們的目標不只是富裕，而是“共同”富裕，“共同”就是“公平”的體現。沒有“共同”的“富裕”只能是“不共同”的富裕：部分人的富裕——少數人的富裕——極少數人的富裕，從而也是部分人的貧窮——多數人的貧窮——絕大多數人的貧窮。這毫無疑問也是歷史的規律。這個“共同”就是全體人民平等地享有致富的機會、條件和環境，平等地享有共同發展的成果，這就是公平。為此我們在政策的決定和執行上、制度建構上、運作體制上、激勵機制上都要使全體人民在平等的起點上、在平等的條件下，平等地享有公共資源、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如果沒有這樣一種公平，就不可能有“共同”富裕。富裕本身沒有社會性質的差異，但富裕不是無主體的富裕，它在社會成員中的分配和存在狀態卻是有社會制度之別的，而“共同”則從生產關系上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特征，只有“共同”富裕才是社會主義的富裕，才從本質上體現社會主義的價值觀。貧窮固然不是社會主義，富裕也不一定就是社會主義，只有少數人的富裕就不是社會主義，只有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才是社會主義。因此，效率與公平的統一首先表現在二者都以共同富裕為目標，具體地統一在實現共同富裕的歷史實踐之中。離開共同富裕談論二者的關系就是抽象的、無益的。

對此還可以從另外兩個角度來理解：其一，共同富裕是從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統一的高度規定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只有大力發展生產力才能實現財富的增加，才能達到富裕；只有堅持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堅持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互助合作關系，堅持產品的“按勞分配”，才能有基本的公平、“共同”的富裕。為了發展生產力必須追求效率，而為了保持和提升、完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就必須追求公平；沒有效率就沒有生產力的發展，沒有公平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和鞏固。效率與公平的統一就是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沒有效率的公平和沒有公平的效率都是違背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的，也就不能實現共同富裕。因此我們必須在共同富裕這一社會主義的本質方面來理解和把握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不利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自我完善和實現共同富裕的效率寧可不要。

二是，單純從經濟制度意義上來看，我們將近30年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就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可以單純機械地理解為它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一步說就是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或者就是服務于、服從于并以社會主義為目的的市場經濟——顯然這兩種理解在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主從關系上是有區別的，暫且不論；另一方面，如果說社會主義的本質趨向是公平——全體勞動人民的當家作主，按勞分配，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等，市場經濟的本質趨向就是效率——通過市場的資源配置機制高效率地獲取（創造和分配）財富，那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上就會有不同的實際表現：或者是講究公平的效率，公平服從效率，效率是目的，公平是手段（學界大多數論述均屬此類：公平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為它在有限范圍內能夠提高效率）；或者是講求效率的公平，效率服從公平，公平是目的，效率是手段（對此學界的論述較為罕見）。筆者認為，由于社會主義對于我國國家和社會制度的總體性、決定性和統帥性，市場經濟僅僅局限于經濟領域（就連市場經濟極為發達的西方也在高喊“只要市場經濟，不要市場社會”的口號），因此總體上講，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應該是后者：效率為了公平，效率服從公平——這也符合鄧小平同志關于“先富”和“共富”關系的論述，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通過先富帶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顯然部分先富就是講求效率的結果，而部分先富的目的只是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的公平即實現共同富裕；否則共同富裕對于廣大勞動人民來說就是烏托邦。

三、不同“經濟單位”的不同組合：效率與公平統一的共時具體性

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的現狀錯綜復雜：歷時性的不同性質的生產力共時存在并相互滲透、相互影響，這使得整體的生產分工鏈條上的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部門、不同產業、不同企業、不同的人（生產要素的所有者）之間存在巨大的差別。既然任何經濟單位都必須面臨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問題，那么就有一個具體地如何處理的問題：簡單地說就是二者之間“何主何從”的關系。通過體制改革，就是要讓那些有條件并誠實勞動、合法經營的地區、行業、部門、產業、企業和人（簡稱為不同的“經濟單位”）高效率地先富起來；而對于國家來說，這部分地先富絕不是最終目的，而只是為進一步實現全體共富創造條件。不服從公平的效率即不服從全體共富的部分先富必然造成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協調、不平衡和不可持續，其后果已經有幾千年的人類歷史以為佐證。

再細致些說，效率與公平的幾種關系組合——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公平優先、兼顧效率，抑或統籌兼顧效率與公平，把二者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等等，不但不是“一刀切”式、“一窩蜂”式的關系，而且即使對于同一個“經濟單位”也是靈活的、變化的、具有策略性的。在國家發展的同一個時間點上，不同的經濟單位可以靈活地采用上述關于效率與公平的不同關系組合，在確保微觀效率的前提下，通過效率與公平的不同關系組合也就是公平的量的積累來推進公平的實現。因此筆者反對那種中央一說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就一陣風地全國上下、各經濟單位都爭先恐后地惟效率馬首是瞻，中央一說“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就一窩蜂地都無效率地“注重”公平，等等。中央是從總體高度，根據發展中出現的關鍵和突出問題來明確二者在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這個具體階段的一般關系，各個“經濟單位”則應該在有利于實現國家根本目標的前提下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選擇適宜的關系組合。這就叫實事求是、因情而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樣看來，任何把二者關系公式化、機械化、教條化的做法都是違背辯證法的，因而在實踐上是十分有害的。

四、不同歷史階段的不同組合：效率與公平統一的歷時具體性

以上論述表面：只要為了共同富裕，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可以進行靈活地組合。改革之初，突出的問題是整體上缺乏效率，因此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部分先富的政策就是十分正確的。而當那些先富起來的部分已經足夠地富，而未富起來的部分已經極端地貧，以至于先富部分已經不能夠再繼續保持富裕，或者蘊藏著極大的社會穩定危險的時候，就說明效率與公平的矛盾已經到了十分尖銳的程度，不及時恰當地解決這一問題就必然導致先富和未富部分兩敗俱傷、前功盡棄，這時旗幟鮮明地提出并實施“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口號和措施就是必然的。但現實的歷史進程不會這么機械，筆者認為，在大多數時候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應該是基本平等的：公平是目的，但必須通過有效率的手段來實現，效率雖然是手段，但當不講求效率連生存也有問題的時候，效率就是至高無上的；但這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是動態的而不是靜態的，它要隨著共同富裕的發展進程而變化。

共同富裕的確首先是一個目標，但不是所謂“最終的”、與具體過程無關的“目標”。共同富裕也是一個發展過程，是這個過程中追求共同富裕之各個環節的必然結果，因而也必然規定整個過程的本質；一個與共同富裕無關的社會歷史過程，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共同富裕固然是目的，但恐怕也不是通過任何手段就可以實現的；不通過與共同富裕有本質聯系的手段，也斷然無法實現這一“目的”，共同富裕的歷史過程是共同富裕的手段和目的的統一。鄧小平社會主義本質論就深刻表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手段，是必要手段，但不是充分手段，更不是唯一手段；消滅剝削和消除兩極分化也是達到共同富裕即實現公平必不可少的手段，是充要手段之一。這種手段和目的的關系實際上也是效率與公平的關系，隨著共同富裕的發展水平以及所突現的不同問題，而決定效率與公平關系的不同組合，這也是實事求是、因情而異。那種把鄧小平同志“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教條化的做法是違背鄧小平理論的思想精髓的。

總之，筆者認為，在目前的情勢下，從國家和社會發展整體上考慮，根據共同富裕的目標要求，把社會公平放到更加重要的地位，無疑是符合我國國情及其變化和社會主義發展實際的明智之舉，否則將鑄成中華民族歷史性的災難。目前及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至少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統籌兼顧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使二者保持適當的歷史張力，處理好二者之間的共時性和歷時性的具體關系，在必要的時候、必要的領域、必要的“經濟單位”實行“公平優先、兼顧效率”，只要有利于實現共同富裕就是合理的、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