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社會成本問題》讀書筆記
《社會成本問題》讀書筆記
《社會成本問題》是科斯1960年發表在《法和經濟學》雜志上的一篇經典文章,和《企業的性質》(1937年)一起成為科斯的經典論文。在這篇文章中科斯提出了兩個被世人稱為“科斯定理”的重要結論:一,在零交易費用的假設前提下,權利的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基本前提,資源配置最終結果與法律的判決無關;二,一旦考慮到進行市場交易的成本,合法權利的初始界定則會對經濟制度運行的效率產生影響。
《社會成本問題》以一個有待分析的問題入手,指出傳統經濟學家因襲庀古在其《福利經濟學》中提出的觀點對處理外部性問題(或者說科斯在文章中所說的“有妨害后果行為”問題)采取簡單地限制制造外部性問題者或那些責任者的方法并不合適,科斯認為它們所導致后果不是人們所需要的,甚至通常也不是人們所滿意的。科斯在文章第五節的最后一句話中指出“本文的主旨在于說明應該用什么樣的經濟方法來研究問題。”科斯相信“經濟學家未能對解決有害效果問題得出正確結論,并不簡單是因為方法上的欠缺,而是根源于目前福利經濟學的方法中存在的基本缺陷。”(21頁第三段)他指出“我們需要的是研究方向上的改變。”(同上)
正如我在開頭中指出的那樣,《社會成本問題》中涉及科斯定理的兩個重要結論成為經濟學家津津樂道的話題。誠然,這兩個結論的提出對現代經濟學產生了重要影響,在科斯世界(即零交易費用的世界)里,權利的清楚界定能夠使得資源配置自動達到最優,而法律的判決
或指說第三方,或者說政府機構的介入并未能對資源配置的最終結果產生影響,這為西方經濟學所力圖證明的自由放任的經濟制度,建立在私有產權基礎上的經濟制度能夠達到帕累托最優提供了有力的佐證;而更接近于現實世界的,交易成本為正的,同時也是科斯真正強調的符合實際情況的世界里,合法權利的初始界定會影響經濟制度運行的效率,這也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交易成本的存在,甚至相當高的交易成本往往會使許多契約安排,有關措施無法實施而束之高閣。但是,就想科斯自己所指出的那樣,他寫作本文的主旨在與針對庀古以稅收或獎勵的方法解決侵害效應的欠缺提出自己認為的合意的解決方法。因此,我認為這種研究問題的經濟方法,研究取向上的改變才是文章的精髓所在。仔細分析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我們可以發現,一種使社會福利最大化的解決方法是考慮制度安排或社會安排的總的效果,即使凈得最大化,正如科斯指出的那樣“顯然只有得大于失的行為才是人們所追求的”(23頁最后一段)這就不限于僅僅對產生侵害效應的責任者的懲罰了,或者說應該考慮的問題是侵害者是否有權利繼續其侵害行為以及受侵害者是否有權利避免受到侵害,問題的關鍵在于“衡量消除侵害效果的收益與允許這些效果繼續下去的收益。”(同上)
我想這種分析方法上的創新顛覆了傳統福利經濟學的分析范式,這種新的分析范式如果用簡單的術語來概括,我想應該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成本—收益”比較的分析方法(值得注意的是這也是企業經濟學所經常使用的分析范式),只不過在此之前人們忽視了它的應用。
人們習慣于用規范研究的視角分析問題,從社會倫理的角度看待問題必然得出哪些行為是應該的,哪些行為是該被禁止的,因而在面對侵害效應的問題時,人們思維定勢地認為應該采取稅收的方式來約束侵害行為的實施方,而不考慮這一行為的凈效益,正如科斯指出的那樣“我們在處理妨害后果的行為時所面臨的問題,并不簡單地是限制那些有責任者。必須決定的是,防止妨害的收益是否大于作為停止產生該妨害行為的結果而在其他方面遭受的損失。”
第一次認真拜讀大師的文章只為其嚴謹的邏輯及獨特視角所折服,已不用說能提出什么批評性的意見,能夠掌握文章的精髓已是慶幸。相信隨著深入的學習和研究,重讀科斯的這兩篇文章說不準也能捕捉到其理論或分析過程的欠缺。這都有待于理論水平的提高。
第二篇:社會成本問題讀書筆記
讀書筆記:科斯的《社會成本問題》
科斯的《社會成本問題》是一篇討論產權的法律界定的論文,構筑了以“科斯定理”為核心的產權理論分析框架。科斯在1959年在弗吉尼亞大學任教時,曾對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進行研究,并發表了論文《聯邦通訊委員會》,提出無線電頻譜的使用應服從價格機制給予出價最高者,無線電領域混亂的根本原因是沒有在稀缺性資源中建立產權,并進一步指出產權的界定有賴于法律。這篇文章關于產權分析的初步嘗試引起了經濟學界的廣泛爭論。很多經濟學家均參與了這場大論戰,為了說服這些經濟學家,科斯在1960年發表了《社會成本問題》一文。
科斯寫作《社會成本問題》的最初目的,是暴露庇古所提的解決有害效果問題的方法的根本缺陷。科斯認為“這些解決辦法并不合適,因為它們所導致的結果不是人們所需要的,甚至通常也不是人們所滿意的。”
科斯提出有害效果問題是具有相互性的,“傳統的方法掩蓋了不得不做出選擇的實質”,“必須決定的真正問題是,是允許甲傷害乙,還是允許乙傷害甲?關鍵在于避免較嚴重的損害。”在分析問題時,有必要知道損害方是否對引起的損失負責,因為沒有這種權力的初始界定,就不存在權力的轉讓和重新組合的市場交易。科斯說“必須從總體的和邊際的角度來看待這一問題。”為了說明這一問題,科斯舉出了一個例子:失散牛群毀壞鄰近土地作物的例子。并從假設養牛者對毀壞作物負責以及養牛者對毀壞作物不負責兩個角度,分別闡述了如果定價機制的運行毫無成本,最終都能實現產值最大化的結果,并且不受法律狀況的影響。這個結論即被斯蒂格勒稱為“科斯定理”。這個定理的主旨就是,只要市場交易的費用為零,無論產權屬于何方,通過協商交易的途徑都可以達到同樣的最佳效果。這種使資源利用達到最佳效率的結果與產權的歸屬是無關的。
但是,當加入對市場交易成本的考察時,合法權利的初始界定會對經濟制度的運行效率產生影響。科斯早就在《企業的性質》一文中指出,市場交易是有成本的,所以科斯更傾向于將“科斯定理”看作是“分析具有正交易費用的經濟路途中的一塊墊腳石,以便進一步分析一個有正交易費用的經濟”。在正交易費用的情況下,法律在決定資源如何利用方面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之后在本文的第五節中科斯研究了權力的初始界定和進行某種既定的市場交易的成本。在交易費用為正的情況下,不同的權力界定會帶來不同效率的資源配置。對解決有害效應問題的方法做了具體的分析。
運用交易費用的分析方法首先分析了作為市場的替代物的企業。“顯而易見,采用一種替代性的經濟組織形式能以低于利用市場時的成本而達到同樣的效果,這將是產值增加。正如我多年前所指出的,企業就是作為通過市場交易來組織生產的替代物而出現的。在企業內部,生產要素不同組合中的討價還價被取消了,行政指令替代了市場交易。”“當然,這并不意味著通過企業組織交易的行政成本必然低于被取代的市場交易的成本。”
“但是,企業并不是解決該問題的唯一可能的方式。”“一種替代的辦法是政府的直接管制。”政府可以強制規定各種生產要素如何使用,他有能力以低于私人組織的成本進行某
些活動。但有時它的成本也大的驚人,所以,直接的政府管制未必會帶來比由市場和企業更好的解決問題的結果。
對于有害效應問題,關鍵在于如何選擇合適的社會安排來解決有害的效應。所有的解決辦法都是有成本的,區別在于相對成本差異。科斯認為我們應該做的是進行詳細的研究,分析和比較,比較個方式的成本與收益。本文的主旨就是在于科斯想要說明應該用什么樣的經濟方法來研究問題。
文章的第六節闡述的是“權力的法律界定及有關經濟問題”,科斯說“法院在有關妨害的案件中,實際上做的是有關經濟問題的判決,并決定各種資源如何使用”,“問題的關鍵在于衡量消除有害效果的收益與允許這些效果繼續下去的收益。”交易及其成本取決于財產權利如何被界定以及轉移的條件和權利接受者所提供的保證。
科斯揭示了庇古對于問題的看法及經濟學分析方法存在著根本的缺陷,庇古的傳統是錯誤的,科斯指出經濟學家未能對解決有害問題得出正確結論,根源是福利經濟學方法中的根本缺陷,需要做的是改變方法:
第一. 當經濟學家在比較不同社會安排時,適當的做法是比較這些不同的安排所
產生的社會總產品,而對私人產品和社會產品做一搬的比較則沒有什么意
義。
第二. 通過將自由放任狀態和一些理想世界的比較來進行分析,但由于理想世界的不確定性,使得這種分析對經濟政策沒有太大的幫助,應該將分析的出
發點定在現實存在的情況上。
第三. 對于生產要素的錯誤概念。通常認為要素是實物而不是行使一定行為權利,如果將生產要素是為權利,做生產有害效果的事的權利也是生產要素,這
就容易理解多了。
科斯的《社會成本問題》啟發了人們對產權法律界定的首次思考,是產權與制度研究領域的經典之作,其主要思想被總結為我們所熟知的“科斯定理”。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于在揭示傳統教條的錯誤時,提出了權利的界定和權力的安排在經濟交易中的重要性。科斯自己曾說過:“在一篇文章(是指《企業的性質》)中,交易費用是用來表明,如果交易費用沒有包括在分析之中,那么企業就沒有存在的意義;而在另一篇文章(即是指《社會成本問題》)中我指出,如果交易費用沒有引入分析之中,從問題的范圍考慮,法律就沒有意義。”科斯此文雖然沒有將產權的概念上升到理論的高度來進行綜合性的闡述,但他為后繼者提供了一種新的分析問題的視角和方法。
科斯在本文中采用了邊際分析方法,提出了交易費用分析方法。
但是科斯定理還是遭到了批評,這個定理一直被認為是帕累托最優狀態的同義反復。但其實正如科斯所說,可以將其看做是研究正交易費用的基礎,科斯定理的貢獻恰恰是其反面,在正交易費用的情況下,法律在決定資源如何利用方面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科斯認為,在交易費用高昂,使得交易無法達成的情況下,由法官通過計算產值,讓產值更低的一方承擔責任,科斯提出的這一原則既與法的 精神相違背,在經學上也無法成立。
一直有反市場的人士說,由于市場存在信息不對稱,政府干預就是合理的。而科斯的由法官計算產值和由計委官員計算產值,其內在思路是一致的。兩者都面臨同樣的困難:無論是計委官員,還是法官,他們都無法全面了解價格等市場信息,他們的計算,注定是失敗的計算。
青年經濟學家莫志宏從奧地利學派主觀價值的角度,批評科斯的“計劃者視角”,我很贊同她的批評。本文要說的是,即便純以芝加哥學派的視角看,科斯對侵權責任的分析,乃至后來波斯納等人建立的責任原則,也是完全無法成立的。
總之,雖然科斯的《社會成本問題》一書受到了許多的批評,但能夠取得這么重大的影響,也證明了這本書的確有他存在的意義,這也是科斯對人類社會的最大貢獻,是脫離哲學確立了社會終極正義的科學標準,所以從這方面看,《社會成本問題》也是一本值得我們學習的一篇好文章。
第三篇:科斯《社會成本問題》讀書筆記
《社會成本問題》讀書筆記
一、有待分析的問題
引出問題:如何處理工廠(甲)對居民(乙)的煙塵污染問題?庇古,《福利經濟學》:賠償、征稅或責令工廠遷出。科斯認為這些辦法并不合適,這類問題有待分析。
二、問題的交互性質
甲對乙的污染或侵擾固然是一種侵害。但,如果不讓甲侵害乙,會使甲受到侵害。問題具有交互性,處理這個問題要全面權衡利害關系,“必須從總體的和邊際的角度看待這一問題”。
三、對損害負有責任的定價制度
羊牛者(甲)對農夫(乙)所造成的損害承擔責任。“賠償費用的支付額取決于農夫與養牛者進行討價還價的本領。但這筆費用既不會高得使養牛者放棄這個地點,也不會不隨牛群規模而變”。“這種協議不會影響資源的配置,但會改變養牛者與農夫之間的收入和財富的分配”。簡單地說,養牛者支付給農夫m1,而m1大于農夫放棄土地耕種的收益m2,但m1小于養牛者由此新獲得的收益m3。
前提:交易成本為0。
四、對損害不負責任的定價制度
由農夫承擔責任。農夫會付給養牛者l1作為補償養牛者減少牛群數目的損失,而l1大于養牛者的損失l2,但小于農夫由此而獲得的收益l3。
前提:交易成本為0。
*兩種方式都導致一種結果:雙方都盈利,雙方都滿意,產值、利潤最大化,資源配置最優化。
五、問題的重新說明
科斯以四個實例論證其觀點的本質,并表明其普遍適用性。
甲對乙的侵害對乙來說是損失,但,如果不讓甲侵害乙,同樣會對甲造成損失。
如果甲勝訴,乙會找甲談判,表示:如果甲放棄對乙的權利,乙會給甲補償,而且補償大于甲不放棄權利的收益。(乙對甲的補償小于乙因此帶來的收益。)這樣,甲乙可以達成協議。
如果乙勝訴,甲會找甲談判,表示:如果乙放棄對甲的權利,甲會給乙補償,而且補償大于乙不放棄權利的收益。(甲對乙的補償小于甲因此帶來的收益。)同樣,甲乙可以達成協議。
因此,無論如何,在交易成本為0的情況下,甲乙都會通過談判實現產值、利潤最大化,資源配置最優化。
六、對市場交易成本的考察
第三、四、五部分都隱含了一個前提:在市場交易中是不存在成本的。但這不是現實,是個假定。通常交易成本很高,使交易根本無法進行。“一旦考慮到進行市場交易的成本,那么顯然只有這種調整后的產值增長多于它所帶來的成本時,權利的調整才能進行”。“在這種情況下,合法權利的初始界定會對經濟制度的運行效率產生影響”。
“問題在于如何選擇合適的社會安排來解決有害的效應。所有解決的辦法都需要一定成本,而且沒有理由認為由于市場和企業不能很好地解決問題,因此政府管制就是有必要的”。
七、權利的法律界定以及有關的經濟問題
“當市場交易成本是如此之高以致于難以改變法律已確定的權利安排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此時,法院直接影響著經濟行為”。
“我們在處理有妨害后果的行為時所面臨的問題,并不是簡單地限制那些有責任者。必須決定的是,防止妨害的收益是否大于作為停止產生該損害行為的結果而在其他方面遭受的損失。在由法律制度調整權利需要成本的世界上,法院在有關妨害的案件中,實際上做的是有關經濟問題的判決,并決定各種資源如何利用”。
八、庇古在《福利經濟學》中的研究
九、庇古傳統
庇古的觀點認為,解決的辦法是對侵害者(甲)征稅。
科斯認為,單方面征稅是不對的。即使征稅,也應該建立一種雙重的征稅制度。因為甲對乙的侵害對乙來說是損失,但不允許甲侵害乙,同樣會對甲造成損失。但“我無法想象如何得到這樣的稅收制度所需要的數據”。“就我的目的而言,只要表明這種稅收一定帶來最佳狀況就足夠了”。
十、研究方法的改變
研究問題的方法必須改變,要考慮總的效果:社會成本和社會利潤。
斯蒂格勒概括的“科斯定理”:
1、如果交易成本為0,不管權利如何進行初始配置,當事人之間的談判都會導致使這些財富最大化的安排。
2、交易成本不可能為0,不同的權利界定會帶來不同效率的資源配置。
3、產權制度的供給是人們進行交易、優化資源配置的基礎。
第四篇:社會成本問題讀后感
《社會成本問題》讀后感
暑假拜讀了科斯的《社會成本問題》,而第一次接觸科斯的理論是在學習微觀時,在實際經濟活動中,往往存在外部影響,即單個消費者或生產者的經濟行為對社會上其他人的福利有影響,包括“外部經濟”和“外部不經濟”。科斯定理的提出從而解決了私人解決外部性的這條途徑。在研讀《社會成本問題》之后,對這一問題體會更加深刻了。
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中所述的就是“外部不經濟”的情況。對這種情況,傳統的經濟學分析遵循庇古在《福利經濟學》中提出的觀點,關于私人產品和社會產品之間的差異的例子,抓住私人產品和社會產品的矛盾,得出了要排煙的廠主應賠償損失,或對他課征“庇古”稅,或令他遷走的糾正辦法,而科斯認為,把這種問題歸結為由于甲損害乙,所以應該制止甲的傳統做法,錯誤地掩蓋了問題的實質。實際上這種外部效應問題具有相互性,又稱不兼容性。如果單方面的避免甲對乙的損害,將會使甲遭受的損害,而這種損害是否值得,這是需要相互權衡的,“不言而喻,必須從總體的和邊際的角度來看待這一問題。”科斯反復強調這個觀點,在最后一節《方法的改變》中又寫道:“顯然,只有得大于失的行為才是人們所追求的。但是,當在各自為改進決策的前提下,對各種社會格局進行選擇時,我們必須記住,將導致某些決策的改善的現有制度的變化也會導致其他決策的惡化。而且,我們必須考慮各種社會格局的運行成本(不論它是市場機制還是政府管理機制),以及轉成一種新制度的成本。在設計和選擇社會格局時我們應考慮總的效果。這就是我所提倡的方法的改變。”
首先是“對損害負責任的定價制度”,科斯以剖析“走失的牛損壞鄰近的土地的谷物生長一案”作為分析的起點。作者先提出了一系列的假設,再列出了走失的每頭牛對谷物造成的邊際損失。接著科斯即從養牛者(對損害負責)的角度以及兩者能夠達成協議的條件下,討論各自的收益和成本。
在后一章節里,是“對損害不負責任的定價制度”,科斯是站在農夫的角度,此時的引起損害的一方——養牛者,無需對損害承擔責任,是農夫對養牛者支付減少養牛數的賠償。“一旦交易達成,結果是農夫最終將放棄在的土地上的耕作行為。所以科斯在本章結尾說道“有必要知道損害方是否對引起的損失負責,因為沒有這種權利的初始界定,就不存在權利轉讓和重新組合的市場交易。但是,如果定價制度的運行毫無成本,最終的結果(產值最大化)是不受法律狀況影響的。
可以舉一個我們身邊的例子來解釋一下這個問題:
現在國家積極鼓勵大學生創業,許多大學生也積極相應國家的號召。紛紛在大學校園內擺起了小攤,許多的在街兩旁做起了小生意。但事實上,這種“路邊攤“是遭到部分學校抵制的,時常會有保安巡邏并阻止。
原因可能是學生擺攤影響了店鋪老板的生意或是影響校園的有序管理,那這樣是不是就該趕走學生,不讓他們擺攤呢。用科斯的社會成本論來理解,這種方法是不合適的。雖然學生擺攤影響了商店的生意,商店的利益受到損害,但如果不讓學生擺攤,學生的權益也會受到損害。所以‘問題具有相互性’,處理這個問題要全面權衡利害關系。
那就要考慮交易成本,即商店老板與擺攤學生的談判成本,如果交易成本為零(科斯第一定律),那么讓學生擺攤和不讓學生擺攤的經濟結果都一樣。如果讓學生擺攤,那么商店老板就會找學生談判(這里只是假設,一般老板都會找學校解決)商店老板答應給學生100元讓找一個其他地方做生意,如果學生答應了他就可以在之前利潤不變的情況下多賺100元。商店老板因為少了競爭對手,也多賺了300元,扣掉100元還多賺了200元。這樣兩者都滿意。這就是‘對損害不負責任的定價制度’。如果不讓學生擺攤,那么學生就會找老板談判(一般這都沒用,談也是白談),學生答應交400元當租金。如果老板答應了他就可以多賺100元。學生想先賺少一些,等經驗更加豐富,自己商品的名氣更大時就可以帶來比之前更高的利潤。這樣兩者也都會滿意。這是‘對損害負責的定價制度’。當然這些都是在交易成本為零的基礎上進行的。(還有‘問題的從新說明’就是再舉一個例子來進行說明)
如果交易成本不為零(科斯第二定律),還要對市場交易成本進行考察。有時交易成本會很高,使得學生和商店老板的談判進行不下去。這就是‘對市場交易成本的考察’。在最后,成本論問題強調,研究這類經濟爭端問題(例如擺攤學生與商店老板)的方法需要改變。不能再一味的遵循庇古的傳統。要考慮總的效果——社會成本和社會利潤。
在剛看完科斯的《社會成本論問題》時,我并沒有完全理解科斯想要表達的核心觀點,它的確是一篇不易讀且需認真讀的論文,于是去查閱有關資料,豐富對它的理解。讓我驚訝的是,在網上有很多批評科斯的言論,這也使得我重新來看待科斯以及《》,而不是先前的盲目追尋。
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科斯所提出的應從總體的和邊際的角度來看問題的方法已經在經濟學領域達成了一致的共識,也的確有助于解決我們現實中的一些問題。但在現實中,我們也會發現如果僅從總體的角度看問題,在設計和選擇社會格局時僅考慮總的效果,也會出現理論和現實不一致的情況。一項制度或政策,若只從總體的角度來進行理論論證可能是完美的,但在執行時卻不見得是有效的。
例如,經濟學的一個核心思想是自愿交換對交易雙方都有利。國際貿易——商品和服務跨國界的交換作為交換的基本原理的擴張,從理論上來說自由貿易或自愿貿易可以使雙方都受益。而自由貿易的觀點也是從總體的角度來進行論證得出的,也印證了自愿交換對雙方都有利的經濟學核心思想。既然自由貿易必然是互利的這一論點如此有說服力,那么在現實中,為什么美國和其它國家中還經常會有非常強烈的反貿易情緒?為什么保護主義的傾向依然存在?為什么會出現理論和現實的相互矛盾的情況?因為我們在進行理論研究的時候僅僅是從總體的角度考慮的。從總體的角度看,在許多情況下,一個國家從自由貿易中獲益的人之所得要超過受損者之所失。
另外,關于產權的初始界定,盡管對效率毫無影響,但卻影響到了收入分配。而收入分配不公,往往又是社會矛盾的導火線。對如此重要的問題,科斯只是一帶而過,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
所以對于《社會成本問題》,我們每個人都應形成自己獨特的理解,并不斷去完善它,沒有哪部著作是生來完美的,感謝科斯,又給了我們一個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機會。
第五篇:社會成本問題讀后感
《社會成本問題》讀后感
《社會成本問題》是科斯贏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代表作,其核心思想就是 “科斯定理”,這是一篇不易閱讀又必須認真讀一讀的論文。說實話,這本書很多地方對于我來說理解起來十分的困難,整體感覺也不是很懂,所以這篇文章也只有我自己方面對這本書的理解,很多錯的地方還希望老師指導。讀過這篇文章之后,我被科斯的獨特視角與分析折服了。他的分析方法與分析方式由淺入深的解釋了他的觀點——生產者與生產者、生產者與平民、政府機構與人民和分部分發達國家法律對于此類事情的一些要求和條約以及缺陷等。
這本書基本分四個方面,本文一開始提到的對他人產生有害影響的工商企業的行為(如工廠放出的煙塵對鄰居的影響)。對于這種情況,科斯認為,把這種問題歸結為由于甲損害乙,所以應該制止甲的傳統做法,錯誤地掩蓋了問題的實質。這本書的第二個方面,提出了看待此類問題的另一種視角——問題的交互性。即如果避免了甲對乙的損害,將會使甲遭受損害,所以如果我們真正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必須清楚的是哪方面的危害更大,這樣我們才能通過比較得出結論,把危害降到最低。
起初見到這本書的標題,我以為說的是關于國家發展的成本或者是社會總體成本等。當然這些可能也與我的思維定向有關。他的說明方向是由淺入深,從微觀到宏觀的說明方法。
這個觀點有點相對論那樣形式的說明,主要體現在問題的出現是對雙方面對立,通過雙方面的思考與參照,找到一個雙方互利的辦法來解決。但往往現實中這樣的事物不多,更多的是如何減少雙方的損失,以及對于整體成本的節約,從兩個人的故事到社會成本逐步闡述主題。
《社會成本問題》這本書給我最大的感觸就是舉了一系列的例子,從“斯特奇訴布里奇曼”、“庫克訴福布斯”到“布賴思訴勒菲弗”和“巴斯訴雷戈里”科斯通過這四個案例繼續闡述他的觀點,用事實說話,而不是空洞的說理。并且生動形象的說明了法院在這里的作用,法院的存在不是判定哪個人能做什么,而是決定了哪些人可能做什么,有權做什么。
本文的第三部分討論了存在于前幾節中的“市場交易中不存在成本這一不現實的假定”。科斯還討論了我們在研究實際問題時如何選擇三種交易制度—— 市場,企業和政府。他認為選擇的標準是比較它們之間在組織某些活動或交易時的成本,因此市場,企業和政府三者任何一個都沒有天然的優越性,我們無法知道事先它們的分界線定在哪里。第四部分則在本文中提出了新視角和新方法:即在分析問題時,需要在更廣泛的范圍內考慮各種社會安排的操作成本及其總的效應,而且應該將“分析的出發點定在實際存在的情形中來審視政策變化的效果”,應該從理想世界轉向現實世界。
對于這本書,后來的人根據理解總結出了科斯的二條基本且重要的定理。科斯的這篇文章對以后的制度經濟學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雖然科斯的《社會成本問題》一文,并沒有徹底解決社會成本問題。但是,科斯的工作,無疑在真理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一步,通過對這本書的閱讀,更生動形象的讓我更多的了解了科斯定理的含義,讓我懂得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