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稅法學研究的現狀與反思

中國稅法學研究的現狀與反思

【內容提要】本文認為，中國稅法研究目前仍然處于較低水平徘徊的狀態，而基礎理論研究重視不夠、研究方法尚顯單

一、研究人員知識結構不合理，以及缺乏可供挖掘的理論資源等是造成這一結果的主要原因。為此，首先應當加強稅法學界的研究合作，發揮中國稅法學研究會的主體作用，通過研討會、課題協作、創辦《稅法論叢》的形式促進中國稅法研究的進步；其次應當重點培養稅法學教學和科研的高級專門人才，重視基礎理論的研究和運用，為稅法學的發展壯大夯實必要的基礎；最后應當??

一、中國稅法學研究落后的成因分析

稅法在現行法律體系中是一個特殊的領域，它不是按傳統的調整對象的標準劃分出的單獨部門法，而是一個綜合領域。其中，既有涉及國家根本關系的憲法性法律規范，又有深深浸透宏觀調控精神的經濟法內容，更包含著大量的規范管理關系的行政法則；除此之外，稅收犯罪方面的定罪量刑也具有很強的專業性，稅款的保護措施還必須借鑒民法的具體制度。因此，將稅法作為一門單獨的學科加以研究不僅完全必要，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當憲法學熱衷于研究國家根本政治經濟制度而無暇顧及稅收行為的合憲性時，當經濟法學致力于宏觀調控的政策選擇而不能深入稅法的制度設計時，當行政法學也只注意最一般的行政行為、行政程序、行政救濟原理而難以觸及稅法的特質時，將所有的與稅收相關的法律規范集合起來進行研究，使之形成一門獨立的法學學科顯得尤其重要。這樣可以博采眾家之專長，充分借鑒相關部門法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使稅法的體系和內容更正完整和豐富。

然而，當前我國稅法學研究的現狀是，主攻方向不明確，研究力量分散，研究方法單一，學術底蘊不足，理論深度尤顯欠缺。經濟學者只重視稅收制度中對效率有重大影響的內容，法學家們也只滿足于對現存規則就事論事的注釋，稅法在法學體系中基本上屬于被人遺忘的角落。隨著社會主義法治進程的深入，依法治稅越來越成為人民日益關心的現實問題。人們不僅關心稅收行為的經濟效果，更關心如何通過周密細致的法律措施保證自己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稅法的功能不僅在于保障政府正當行使職權，同時也在于以法律的形式對相關主體的行為進行約束和監督，使其在既定的框架中運轉，不至于侵犯公民的權利和利益。恰恰在后一點上，我國稅法學的研究相當薄弱。如稅收法定原則的貫徹落實，稅收征管程序優化設計，納稅人權利的保護等，都是我國財稅法學研究亟待加強的地方。

所以，總體來說，中國稅法學目前仍然在較低水平上徘徊。由于中國稅法立法數量多，涉及面廣，其中法律規范的內容還有一些與眾不同的特性，所以人們勉強還能接受稅法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法律部門而存在，不管在位階上它是屬于財政法、經濟法抑或行政法；然而，就現狀而言，中國稅法學能否成為一門獨立的研究學科的確令人擔憂。作為一門獨立的研究學科，首先，應該具有獨立的研究對象；其次，應該形成比較完整的學科理論體系；再次，還應該產生一批高質量的研究成果；最后，該學科應該具有豐富的、可待挖掘的理論資源和廣闊的發展前景。對照這些要求，我們慚愧地發現，中國的稅法學研究的確剛起步，用“幼稚”一詞進行描述并不過分。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的法學研究自20世紀70年代以后才進入現代法的復興和發展時期。而其中稅法學的研究更是晚了將近10年，從80年代中期才開始產生和發展。（注：倘僅從時間上看，我國第一本專門的稅法學著作應為1985年由時事出版社出版的、劉隆亨編著的《國際稅法》，但一般認為，1986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劉隆亨所著：《中國稅法概論》一書標志著我國稅法學的形成。參見劉劍文：《中國稅收立法研究》，載《經濟法論叢》（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頁。），不過，這雖然是中國稅法學研究滯后的一個客觀原因，但是我們認為其并不足以解釋全部現象。因歷史原因耽誤的法學學科并非只有稅法學，刑法學、民法學等傳統學科同樣難逃厄運，可是它們現在卻得到了欣欣向榮的發展。10年來法學研究最引人注目的領域是行政法學，它的起步可能比稅法學更晚。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時候，行政法學還只是停留在利用教科書對現行行政法進行注釋的階段，而今行政法學碩果累累，傲然屹立于法學之林。除此之外，還有環境法學等新興學科的興起和發展也都說明了歷史原因并不是中國稅法學研究落后于時代、落后于其他學科的最主要原因。我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稅法基礎理論研究重視不夠。稅法學并不是不能夠從事現行法律規范的解釋工作，相反，解決稅收立法、執法和司法過程中的現實問題是中國稅法學的天職。稅法的解釋，既有利于法律自身的完善和發展，又有利于稅法的普及，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同時也是每一個國家法制和法學發展史上一個必經的階段。但是稅法學者在參與稅法活動的各個環節時應該有自己獨特的視角，這種視角不一定與立法者、執法者和司法者、乃至守法者的視角完全吻合，這樣才能保證它作為一門研究學科得以存在的價值和意義。而且總體來說，稅法學的視角應該比參與稅法活動的其他任何人的視角更能把握問題的實質。要鍛造稅法學這種與眾不同的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方法，必須有賴于稅法學基礎理論研究的加強。只有稅法學基礎理論，才能將稅法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使之不僅關心在征納過程中稅款的計算、稅收優惠的程度等具體的問題，更會著意將自己置于整個國家法律體系的大環境中，關心自己在法律體系的地位，關心自己與其它法律部門如何協調等；也只有稅法基礎理論才能夠使稅法內部發展成為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科學體系，使概念與概念之間、原則與原則之間、制度與制度之間環環相扣卻又畛域分明。可以說，稅法基礎理論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決定了稅法學能否獨立地成為一門法學學科，也決定了稅法學自身研究的進展和步伐。反觀中國稅法學界，有關基礎理論研究方面的成果寥若晨星，只是在稅法基本原則、稅收基本法方面有一些介紹性的論述（注：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劉隆亨等：《制定我國稅收基本法應具備的特征》，《法學雜志》第1997年第1期；劉劍文、熊偉：《也談稅收基本法的制定》，《稅務研究》1997年第5期；劉劍文：《西方稅法基本原則及其對我國的借鑒作用》，《法學評論》1996年第3期；張守文：《論稅收法定主義》，《法學研究》1996年第6期；張宇潤：《論稅法基本原則的定位》，《中外法學》1998年第4期；陳學東：《淺論稅收基本法的調整對象》，《楊州大學稅務學院學報》1997年第4期；李剛：《對稅收基本法幾個問題的認識》，《財經研究》1996年2期；華國慶：《制定我國稅收基本法芻議》，《安徽大學學報：哲社版》1998年第3期；郭勇平：《關于我國稅收基本法中稅收司法體系的立法思考》，《楊州大學稅務學院學報》1998年第1期；徐志：《我國稅收基本法之研究》，《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999年第1期。），稅收法律關系的研究才剛剛起步（注：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劉劍文、李剛：《稅收法律關系新論》，《法學研究》1999年第4期；張登炎、侯緒慶：《論稅收法律關系的構成要素》，《湖南稅專學報》1995年第1期；何小平：《稅收法律體系論要》，《政法論壇》1996年第4期；賀玉平：《論稅收法律關系》，《貴州大學學報：社科版》1998年第1期；王成全：《論稅收法律關系主體之間法律地位的不平等性》，《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1997年第4期。），稅法與其它法律部門的互動研究也只是在借鑒民法債權制度方面有一些初步成果。（注：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首聞：《略論納稅人的退還請求權》，《法學評論》1997年第6期；張守文：《論稅收的一般優先權》，《中外法學》1997年第5期；楊小強、彭明：《論稅法與民法的交集》，《江西社會科學》1999年第8期；楊小強：《論稅法與私法的聯系》，《法學評論》1999年第6期；楊小強：《日本地方稅法中的民法適用及啟示》，《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1998年第4期；程信和、楊小強：《論稅法上的他人

責任》，《法商研究》2000年第2期；費錦紅：《試論稅收優先權與抵押擔保債權》，《浙江經濟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999年第6期。）至于國內目前唯一的一本基礎理論方面的專著，也只能看成是有關稅收基本法的論文集，其內部的體系還有待完善，且總體來說，說理尚不夠透徹，受稅收實務部門起草的《稅收基本法（草案）》所定框架的影響過大。（注：參見涂龍力、王鴻邈主編：《稅收基本法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但不管怎樣，這些成果畢竟對中國稅法基礎理論的研究起到了較好的示范作用，有助于中國稅法學的理性成熟。（注：值得一提的是，有些稅收經濟學者結合自己的專業也在關注稅法學的進步，并取得了令人稱許的成績。其中有代表性的如許善達等著：《中國稅收法制論》，中國稅務出版社1997年版；許建國等編著：《中國稅法原理》，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2.稅法學研究方法尚顯單一。這首先表現為稅法學對稅收學的長期依賴狀態。從學科關系上看，稅法學和稅收學分別站在不同的角度研究同一個對象，其內在的相通性是毫無疑問的。由于稅收學的研究較稅法學的研究起步早、成果多，因此在稅法學剛剛起步的時候有意識地合理借鑒稅收學的研究成果是非常正確的，它有助于節省時間、加快進程。再加上稅法學本身的特性所致，很多問題必須進行經濟分析才能更清楚地辨析其中的利害關系，所以稅法學的發展離不開借鑒稅收學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然而，這二者畢竟分別屬于法學和經濟學兩個不同性質、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學科。稅法學應該有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它所關心的焦點可以在某一點上與稅收學相同或相通，但是在更多的方面，應該是不同于稅收學的。從稅法學的研究整體及其發展過程中來看，稅法學研究長期過分依附于稅收學研究，連許多稅法學研究的成果都是稅收學界的人士在專攻稅收學的同時附帶地作為一個新領域開拓出來的，這就難怪人們善意地責怪稅法和稅法學“活性”不強了。（注：參見劉劍文、李剛：《二十世紀末期的中國稅法學》，《中外法學》1999年第2期。）的確，僅僅從稅法學的角度研究稅法問題會不可避免地受到學科局限性的影響。因此，應當從稅法學自發的需要出發，在研究過程中合理借鑒和參考稅收學的內容，而不是從稅收學的角度出發去裁剪稅法學，這樣才能真正做到從法律角度研究稅收問題。

如果說以上所述的稅法學在處理與稅收學的關系時是過于機械的話，那么，稅法學在處理自己與法學其他學科的關系時就是失之狹隘了。實際上稅法與法理學、憲法學、民法學、行政法學、刑法學、訴訟法學、國際投資法學、沖突法學等部門法學的關系非常密切，稅法學應該善于站在法理學和憲法學的高度處理稅法問題，稅法學也應該吸收和借鑒民法學和行政法學中的具體概念、原則、制度等研究成果；此外，作為宏觀調控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經濟法的國家依法調控經濟之理念也應隨時指導稅法學的研究和實踐。總而言之，稅法不是一個孤立的學科，它必須借鑒其他法學學科乃至于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的成果才能不斷發展和完善。稅法每天面對的都是日新月異、快速運動的社會經濟生活，各種新事物層出不窮，稅法學首先必須借助于相關學科的知識對其加以理解和接受后，才有可能回到自己的領地上研討出科學合理的應對之策。如果稅法學研究時帶有明顯的學科狹隘性，就稅法論稅法，而沒有將其放到與其他學科的廣泛聯系中，或是更廣闊的理論背景中加以分析，所得出來的結論必定有失允當，難以為整個國家的法律體系所認可。我國稅法學研究長期以來的確表現出缺乏兼容性的弱點，很少有人主動地開拓自己的研究領域，相反卻總是愿意亦步亦趨地圍繞著現行稅法，要么著力論證變革舊稅制，實施新稅法的合理性，要么對現行稅法提出一些修修補補的意見。這充分說明了稅法學缺乏學術遠見、安于現狀，同時也再一次展示了中國稅法學的不成熟。

3.稅法學研究人員知識結構不合理。雖然我們對于稅法學機械地照搬照抄稅收經濟學的內容持批評態度，但是研究稅法學又的確不能不掌握稅收經濟學，否則研究不可能深入下去。

這主要是因為稅收立法關于稅種選擇、稅率確定以及減免稅的幅度等方面的決策都必須要考慮它們可能帶來的經濟效果，而稅收經濟學對此已經有成熟系統的研究，因此稅法學完全可以合理借鑒。比如稅收經濟學對各種稅種之優劣比較、稅收公平和效率原則的具體衡量及其演變，稅收的宏觀與微觀經濟效果、不同歷史時期稅收的職能之發揮，以及課稅的理論依據等方面都已經取得了很好的成績，而這些對于稅收立法觀念的形成意義重大。（注：從某種意義上說，筆者以為，稅收學與稅法學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對同一個問題進行研究，因為稅收法律關系與稅收關系從來就是合二為一的整體，理論上所謂稅收法律關系是對稅收關系進行法律調整的產物的提法只是學者們為了顯示自己學科的特定價值而人為的區分。所以，完全可以說，稅法學是研究如何對稅收關系進行法律規范的學科，稅收學是研究如何對稅法進行經濟分析的學科，二者研究對象重疊，研究視角各異，研究內容各有側重，但研究成果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共享。參見劉劍文主編、熊偉副主編：《財政稅收法學者參考書》，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7頁。）稅法學者所要作的，不否定稅收經濟學，而是在充分理解和掌握的基礎上超越它，以一種批判的眼光積極主動地運用這些知識填充自己的體系大廈。為了使稅法學學者的眼界開闊，擺脫狹隘性的束縛，首先“當然要致力于本部門法、本學科的研究，要鉆進去；但也需要顧及相關和相鄰的部門法和學科，要研究它們的相互關系，為此，有時需要跳出來，站在更高、更廣的角度統觀整個法的體系和法律科學體系的全局。”（注：漆多俊：《經濟法基礎理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頁。）要做到這一點，必然要求稅法學者的知識結構不能過于單一，不能因為研究稅法就不愿意涉獵其他領域。如果不具備深厚的法理學基礎，如果不能夠站在財政憲法的高度考察稅法的本質要求，如果不能理解稅法從民法、刑法、行政法或訴訟法、國際私法中借用過來的概念、制度的準確含義，稅法學在這些學者眼中無非只是如井底之蛙所能看到的天空一樣。同理，稅法學內部的研究分工也不宜太細，研究稅法學基礎理論的學者，必須同時對各個具體稅種法或程序法有所了解；專攻稅法學各專門領域的研究人員，也不僅應當從整體上把握稅法學研究狀況，還應當適當掌握稅法學其他部分的研究信息。而我國稅法學研究人員在這些方面都比較欠缺，國際稅法國內稅法和外國稅法不能連為一體，不愿意橫向地學習其他領域的知識，導致高質量的研究成果難以產生。

4.稅法學研究缺乏理論資源。同樣是受“文革”的影響，民法學和刑法學在停滯十余年后能夠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而蒸蒸日上，行政法學也能在短時間內發展壯大，這與重視理論資源的挖掘和利用是有著很大的聯系的。以民法學為例，民法已經有二千多年的發展史，國外的法典、學術史料浩如煙海，新中國成立前也有過短暫的繁榮時期，而臺灣地區對民法學的研究從未間斷過，且早已達到很高的水準，這些都是民法學能夠在短時期內恢復活力的重要條件。中國民法研究恢復起動后，民法學界非常關心挖掘這些理論資源并孜孜不倦地加以學習和汲取。翻譯外國著名民法典和民法學著作，校勘民國時期的歷史資料，引進臺灣的專門著述，使得民法學有條件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有所突破。這是任何一個學科都不可能超越的發展規律。稅法學并不是沒有理論資源。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稅法首先在德國獨立以來，稅法學的研究已經取得了很多頗具價值的成果，其中德國的稅法學者研究最為透徹，日本次之。我國臺灣法學界于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重視稅法學的研究，并迅速在基礎理論、稅收實體法、稅收程序法等領域出版了大量的文章、專著，其研究偏重于理論概括和邏輯統一，深受稅收法定主義思潮的影響。（注：參見楊仁澤：《現代“租稅法”之評介與研究》，載臺灣朝陽大學《法律評論》第33卷第4期。）發展至今天，臺灣稅法學者更傾向于站在財政憲法的高度，利用稅收法定主義的內在要求，對各種現行立法全面進行理論檢討和得失評點。（注：參見葛克昌：《稅法基本問題》（財政憲法篇），中國臺灣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這些都是稅法學寶庫中的瑰寶，是我們繼續從事深入研究寶貴的理論財富，不千方百計地試圖挖掘其合理內核，卻完全不顧其存在而只是在一些細節末節上隔靴搔癢，這是一件十分令

人痛心的事情。遺憾的是，中國稅法學界很少有人專治于外國稅收學名著的翻譯，至今為止只有日本學者金子宏的《稅法原理》在大陸翻譯出版。（注：參見［日］金子宏：《日本稅法原理》，劉多田等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9年版。）而臺灣學者的著述則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難以與大陸讀者見面。這樣一來，一方面是已有資源的無端浪費，另一方面是中國稅法學研究的低水平徘徊，這對有志于繼續從事稅法學研究的學者們提出了嚴峻的挑戰。當然，我們沒有絲毫理由責怪他人不去從事經典文獻的翻譯和挖掘工作，因為外語是稅法學研究者知識結構中不言而喻的重要組成部分，稅法學者最起碼應該掌握一門外語才有可能深入從事研究，其中尤其德語和日語為最佳。而何況，真正應該去嘗試翻譯的艱辛，為稅法學的繁榮興旺修橋鋪路的，應該是稅法學者們自己，而不是他人。

二、加強中國稅法學研究的對策與方略

面對嚴峻的深層次問題，稅法學實在再不應該為其表現的出版繁榮而盲目樂觀。驀然回首，人類歷史上影響巨大的20世紀已悄然隱退，稅法學與稅法學者們都已經沐浴在新千年的曙光中。要想使稅法學在新千年和新世紀的滾滾長河中有所發展，稅法學界任重而道遠！就其近期規劃而言，我們主張加強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以期促進稅法研究盡早走向正軌：

1.加強合作研究。為了適應依法治稅的需要，促進稅法學研究水平的提高，有的學者主張“團結全國現有的從事稅法教學、研究工作者與從事稅收法制建設的實際工作者，把現有比較分散的、小規模的研究轉化為方向明確、有規模效益的研究，把過去院校研究和業務部門相脫節的情況轉變為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使教學科研部門和業務部門密切聯系，把零星的間斷的對外聯系變成有組織的、系統的對外交往。”（注：見劉隆亨：《中國稅法學研究會籌備工作的報告》，《稅法研究》1998年第4期。）的確，中國稅法學界面對稅法的落后狀況，迫切需要以合作的形式增加科研投入，發揮規模效應和避免重復研究。合作的形式多種多樣，只要有助于開闊思維，知識互補就行，如：(1)加強課題合作。下達科研課題的單位不妨有意識地設置優先考慮條件，鼓勵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的研究者們開展橫向合作。通過這種合作有助于集思廣益，加強研究人員的凝聚力。且因為研究的需要自愿組合，優勢互補，并無操作上的困難之處。(2)發揮中國稅法學研究會的職能，通過年會、小型研討會、項目論證會以及創辦刊物支持出版等工作，將之建設成中國稅法學研究的一個堡壘，為科研合作提供條件和機會。（注：中國稅法學研究會已于1998年3月28日成立，它是全國稅法學界教學、科研和實際工作者自愿參加的全國性社會團體和學術團體。見《稅法研究》1998年第4期。）

(3)創辦《稅法論叢》，使深入細致的研究成果能夠及時集中地得以發表，發揮理論輻射作用。《稅法論叢》應該保持高規格、高起點，代表著中國稅法學研究的最高水平和發展方向，使之變成中國稅法學者的一個繁榮溫馨的理論家園。

2.培養稅法人才。稅法教育在各個綜合性重點大學的法學院系和各專門政法院校中的本科階段很難進行得非常深入系統。在有限的課時內要求將稅法總論、稅收實體法、稅收程序法等由點到面地全部講透不大現實，只可能走馬觀花，難于深入。而在專門的稅務院校和財經院系里又不大可能對稅收從法學的角度涉及太多。但是隨著稅法的日益復雜以及稅法與其它法律部門聯系的日趨緊密，涉稅訴訟的增加和稅法風險防范意識的加強，稅務部門、企業對高層次的稅法專業人才的需求將會越來越大。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建議在本科教育階段加大稅法學的課時量，而在教學內容的安排上強調更側重于通過對基礎理論的灌輸培養學生自覺的稅法思維習慣和解決具體稅法問題的分析理解能力。這樣做一方面滿足了實務部門對真正的稅法專業人才的需要，另一方面也為這些人繼續進行研究生階段的教育奠定了扎實的基礎。而稅法學科研人員的培養主要還是要通過研究生教育的形式，以碩士、博士、博士后的縱向梯次結構引導有志之才不斷攀登，培育稅法學研究的后繼人才，為稅法學在不久的將來之興旺發達積聚力量和資源。

3.重視基礎理論。我們一再提到基礎理論研究的重要性是因為，一旦缺少它，稅法將只

是一具沒有靈魂的軀殼，生命與活力再也與它無緣。基礎理論的研究，首先應當重視法理學，實際即是要進行“稅法的法理學研究”，將稅法理論及其研究條理化、體系化和規模化。一方面要將法學上的一些共性問題，如價值、效力、功能等放到稅法的具體環境中深入研討，使其為稅法理論的完善做出貢獻；另一方面也要著力從稅法學自身出發，對稅收及稅法的起源、原因、性質以及主體間的相互關系等展開法理分析，為其尋找法理淵源。在這種方法的指導下，抽象的法理可以用來指導具體的稅法活動，而從具體的稅法制度和概念中也能總結出一般的法理，這樣才可能引導稅法學走向成熟。重視稅法基礎理論的研究還需要關注稅法在憲法上的含義和要求。隨著稅收法定主義思想在各國的普及，憲法對稅法的要求越來越具體和規范，稅收立法、執法的每一個環節不僅要考慮是否合法，更要考慮是否合憲。不少學者站在財稅憲法的角度研究稅法，不少國家有專門的機構對稅收立法和執法過程中是否違憲進行審查。如果這種觀念也能夠通過稅法學者的研究和宣傳在中國得以普及，稅收法治將不會再是一個遙遠的夢。當然，除了增加理論深度的法理學和提升效力位階的憲法學以外，稅法基礎理論還應該多借鑒國學說、政治學、公共選擇理論、社會學等相關科學的先進成果，以豐富自己的理論殿堂。

4.挖掘學術資源。如前所述，稅法學雖然在歷史上出現的時間并不長，從整體上看其理論深度和學科完善性都不能與源遠流長的民法等學科相媲美。但是經過幾十年的努力，稅法學也已經積累了可觀的學術成果和立法資料，這是中國稅法學應當充分挖掘和利用的學術資料，是中國稅法學走向成熟的不可逾越的必經之路。面對國內外稅法學研究水平的巨大反差，作為中國唯一的全國性稅法學理論研究團體，中國稅法學研究會應當責無旁貸地挑起這副歷史重擔，在挖掘學術資源，承繼學術傳統方面不遺余力地調兵遣將、組織實施。對于國外的學術專著和具體代表性立法文件，應全面收集，建立外文稅法資料中心。對其中特別具有理論價值和參考意義的，應當積極組織人員翻譯出版。由于這決不僅僅是翻譯者個人完成科研任務的問題，而是關系到中國稅法學整體的發展，因此凡是有能力的個人或單位都應該積極支持這一項偉大的事業。至于我國臺灣、香港、澳門地區以及其他華語國家的稅法資料也應該利用各種機會收集和整理，并建立中文稅法資料中心。設想中的這兩個資料中心不應為某一個或幾個單位所壟斷，而應該面向中國稅法研究會的全體會員開放。如果因為資金、設備、場地、人員等原因而無法接納太多的研究人員時，最起碼在短期內應該向全體理事開放，并通過理事輻射全國。

5.拓寬研究領域。作為稅法學研究對象的稅收法律關系本來就復雜多樣，現有國際稅收分配法律關系，也有國內稅收法律關系；既有稅收憲法性法律關系，又有稅收行政法律關系和稅收征納法律關系（注：參見劉劍文、李剛：《稅收法律關系新論》，《法學研究》第21卷第4期。），稅法學沒有理由厚此薄彼，而應當滿懷熱情地將它們納入自己正常的研究范圍中來。在研究的過程中，不同的研究者在不同的時期可以根據自己的特長和優勢進行研究重點定位和調整，但是不能從整體上割裂各個部分之間的有機聯系。與此同時，稅法學還應當注意加強與法學其他學科的聯系，加強彼此之間相通點的研究。這方面稅法與民法之間關系的研究已經進步，并且有了一些較高質量的成果，與其他學科的聯系研究還遠遠不夠，稅法與憲法（如稅收權利的憲法保障、稅收立法等）、稅法與刑法（如各種稅務違法犯罪行為等），稅法與外國投資法（如稅收國民待遇等）、稅法與訴訟法（如稅收行政訴訟中的舉證責任等）、稅法與國際私法或沖突法（如大陸稅法與港、澳、臺三地稅法間的沖突與協調等）其實都能找到跨部門合作研究的共同關心的問題。今后稅法學必然在繼續加強自身基本理論研究和制度建設的基礎上，在跨學科研究方面不斷深入發展。除此之外，中國稅法學還應該大力加強外國稅法和國際稅法的研究，通過比較、借鑒和參考國外稅收立法和實踐的先進經驗，豐富和發展迫切渴望進步的新世紀的中國稅法學

第二篇：中國系統法學研究回顧與展望

中國系統法學研究回顧與展望

一、系統法學流派的興起與現狀

將系統科學引入法學領域的嘗試，自系統科學問世之初就已經開始。一般認為，控制論創始人維納所著《人有人的用處——控制論與社會》一書，是系統科學與法學的最早結合。維納運用控制論的一般原理對有關法律、正義、道德、社會控制等問題所作的“純技術性解釋”，為人們從全新的角度追蹤、控測、確定和把握復雜紛紜的法的現象勾畫出了另一番圖景。

1979年11月10日，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發表了《大力發展系統工程、盡早建立系統科學體系》的文章，將法治系統工程列入了系統工程體系，從而為系統科學引入法學指出了方向。1981年11月，吳世宦發表了《建立我國法治系統工程學的淺議》，率先倡導運用系統科學分析法學的一些基本問題。隨后，《潛科學》登載了李克強的《關于法治系統控制過程的探討》，《法學雜志》發表了羅輝漢的《關于開展法治系統工程研究的芻議》、《略論法治系統工程的特點和方法》，《法學季刊》刊出了李昌麟、周亞伯的《怎樣運用系統論研究法學問題》等，拉開了我國法學界引進系統科學及方法的帷幕。

1985年4月，在中國政法大學召開了“全國首次法制系統科學討論會”。會議討論的主題包括：

1、關于我國法學落后的原因和法制建設、法學研究的現代化、科學化問題。代表們認為，法學落后于現實的一個根本性的原因是受了蘇聯研究模式的影響，滿足于線性的“分析-綜合”式研究方法，忽視對法和法律現象作系統的、整體的和多層次的分析。必須引進現代科學方法和最新科技成果以實現法制建設和法學研究的現代化；

2、關于把現代科學方法和最新科技成果引進法學研究和法制建設領域的問題。代表們提出，為了實現法制建設和法學研究的現代化，需要引進電子計算機等科技裝備，建立法制信息庫、資料檢索中心等，需要引進系統論、控制論和信息論為主要標志的現代科學方法；

3、關于法制系統科學和法學流派問題。代表們認為，法制系統科學作為法學的一門邊緣學科已經形成，它有自己的研究對象、方法、內容，不能納入傳統法學的分類體系。有些代表明確指出，自1979年以來，法學界已經崛起一個新的法學流派，即“系統法學派”。由此我們可以認為，在某種意義上，1985年是我國“系統法學”誕生之年，“全國首次法制系統科學討論會”是系統法學誕生的標志性事件。

此后不久，在一部分法律學者，尤其是中青年法律學者中間，形成了一種“言必稱系統，動輒談信息”的熱潮，討論法學系統方法和理論的文章日漸增多，人們熱切期望法學與系統科學之間的邊緣學科的產生，從而給尚處于潛科學狀態的研究方向分別命名為“法制系統科學”、“法治系統工程學”、“數量法學”等。曾經一度，系統法學的風行成了法學界矚目的焦點。在技術層次上，從事系統法學研究的學者們確曾為系統科學與法學的結合作過力所能及的努力。

應當說，這場主要由中青年學者發起的系統法學運動，為傳統法學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在傳統法學理論與方法的更新方面獨辟了一條新的道路。自從系統科學引入法學后，法學理論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都有了比較明顯的改觀。至少，法學界認為以系統論、控制論和信息論為代表的新的科學，特別它們的一些思想、概念和方法，如整體性、目的性、定量化等，對法學研究來說，是有啟發的，有助于法學研究者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研究法律現象。然而，“系統熱”象其他法學熱潮一樣，在一段時間的“喧囂”之后逐步趨向沉寂，并受到所謂的法學“假系統”、“偽系統”的指責。這就迫使我們反思：在法學研究中到底能不能運用系統科學理論和方法？應該在何種層次和水平上使法學與系統科學“合流”？怎樣尋找兩者合流的技術性關節點？

現在來看，當時的法學系統熱或者系統法學熱的興起與沉寂都是很好理解的。當時我國的法學理論仍然是以階級斗爭為主要內容的理論，西方法學思想和法學流派還沒有更多地進入中國，中國法學界有所介紹的西方法學思想和理論也常常被視為“腐朽的”、“反動的”或“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的”。與政治距離比較遠又具有思想解放和學術創新意義的系統法學觀點自然會形成一種熱點和焦點。20世紀80年代，我國法學界的核心任務是恢復法學學科建設和打破思維禁區，任何法學理論創新都不可能真正實現。應當說，系統法學的興起的真正意義在于解放思想和對蘇聯法學傳統進行批判，是對我國法學理論以及法學方法更新與創新的一種深沉的呼喚。那時的系統法學是一顆種子，還缺乏茁壯成長的各種環境因素。

研究系統法學，我們應當注意到我國學者熊繼寧是重要的倡導者之一。他是將系統法學作為一種法學流派和法學理論進行研究的。在他的為紀念全國首次法制系統科學談論會召開15周年而寫的XX年發表的《系統法學在中國》一文中，[1]他闡述了對系統法學的一些認識，可以說構建了一個龐雜的系統法學理論框架。

熊繼寧認為：以系統科學為代表的現代科學方法和以計算機為代表的現代科學技術，在法制建設和法學研究中引進所形成的學術思潮，被譽為“系統法學派”。系統法學是一個方法學派。遵循其工作范式，在研究中將會出現以下特點：從單因素、單方向的思維過渡到系統、綜合、整體的思維；從靜態的分析過渡到動態研究；從單純進行質的描述，過渡到輔之量的說明；從過去→現在，過渡到過去←→現在←→未來；從傳統哲學結論的簡單演繹，過渡到在系統哲學原理的指導下，使用現代科學方法解決問題；并力求規范研究、行為研究和價值研究三者的統一，理論研究和政策研究的結合，決策研究和對策研究的關照。在此，熊繼寧肯定系統法學是可以進行價值研究的，這與下文將提到的有的學者對系統法學能否進行價值研究的懷疑有所不同。熊繼寧認為：對系統法學的目標描述可從學科結構和實踐效果兩個層次進行。從學科結構目標來看，由于系統科學在法學研究和法制建設中的引進有三個層次，即系統學、系統技術學和系統工程，相應地，系統法學內部結構也有三個層次，既法系統學、法系統技術學和法制/法治系統工程。從實踐效果目標來看，系統工程運用于法制建設，可以實現六大目標：法制信息庫、計算機法律咨詢中心、法律專家系統、系統識別、立法系統工程、法制和法治系統的體系。系統工程方法和系統學（系統工程的理論）運用于法學研究，需要完成四大任務：法學研究與行為科學、系統科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相互滲透、建立社會行為控制模型、建立法制-法治系統工程的專門研究機構、人才培養。上述學科結構的三個層次和實踐效果的六大目標和四大任務，構成了系統法學的目標系統。

總體而然，熊繼寧的研究成果并沒有超出20世紀80年代我國法學界對系統法學的探討，沒有解決很多具體問題。可以說系統法學作為一種法學理論和法學流派，在20年左右的時間里并沒有實質性的進展，還不能成為一種嚴格的法學理論和法學流派。但是，我們應當注意到，熊繼寧在《系統法學在中國》中充分體現了一個執著的學者對系統法學流派和系統法學理論的熱切期望。他說：

20年過去了。當一批“初生牛犢”，已歷經風雨、飽嘗艱辛，且面臨嚴峻挑戰時，系統法學是否還是那樣充滿自信、雄心勃勃、矢志不移呢？

于洪軍也是我國系統法學流派和系統法學理論的倡導者之一。在其《系統法學大綱》中說道：我是主要運用系統科學的方法，將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人類社會作為各個相對獨立的系統，在這種不斷運轉著的系統中觀察和研究法現象的。這樣觀察研究的結果，便是新的法的概念的形成，同時又看到了法是根源于多數人意志的；看到了法的社會系統運行唯一依據的功能；看到了社會系統的依法運行方式及運行基本規律。這時再回過頭來審視法學這門科學，便又對法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法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于是便形成了我的“系統法學”理論。誠然，這一理論尚需充實和完善，但我深信它對人類社會的法的解釋是更為合理、更為科學的。它理所當然為我所鐘愛，不過，我同樣會為它可能遭到證偽而高興的，因為這甚至也是一種科學上的成就。于洪軍在他的這篇論文中的有關論述既沒有運用系統科學的概念和術語來說明和解釋有關的法的現象，也沒有將他的有關論述歸結為一些系統科學的原理和原則，雖然他提出了一些新的法學概念，而且有關法學觀點確實有獨到之處，但是他的這篇論文還不能稱為嚴格意義的系統法學的研究，而是一種具有相當的實證主義法學色彩的研究。[2]

二、關于系統科學方法的探討

雖然我國法學界很少有學者將系統法學作為一種法學流派和法學理論而致力于深入和系統的研究，但是，10多年來，在法學方法論范疇內，系統科學方法和系統法學一直受到了我國法學界的關注。不過很多關于系統科學方法的介紹和探討并沒有表現出應有的前后相繼的狀態，在后的介紹和探討未必比在前的更為合理和全面。而且在總體上是在一般系統論和控制論范疇內來介紹和探討系統

科學方法。這些研究成果的角度和著重點雖然各有不同，但是都構成我們今天深化系統法學研究和構建系統法學論述體系的基礎、出發點或參考資料。

XX年出版的卓澤淵主編的《法學導論》介紹了許多法學方法，包括哲學方法、歷史方法、比較方法、經濟分析方法、價值分析方法等，系統科學方法是其中之一。《法學導論》認為，以“系統”范式為核心和主軸的系統思維，可以引發法學理論的某種程度的變革：通過引入系統思維方式，從總體上改革由單線思維方式所決定的法學理論框架和法學理論模式。“系統”概念發展到今天，已不僅僅是看起來平淡、抽象而空洞的概念，而是充滿了隱秘、內涵和爆炸的潛力，是一個新的科學范式，它區別于古典科學的分析性、機械性和單因果關系模式，而在世界觀和思想方法方面進行重新定向，并孕育著難以估量的前景。[3]系統科學方法是包括系統論、控制論和信息論在內的現代科學方法，這種方法具有整體性、關聯性、綜合性和最優化等特點。系統科學方法與傳統的因素分析法和單線因果模式相比，具有根本不同的分析框架和思路。因素分析-線性組合的傳統認識程序，不同于系統綜合-系統分析-系統協調的現代認識程序。這是方法論和認識程序上的重大變化。根據系統科學方法的原則和程序，結合法學研究運用系統科學方法的實際情況，系統科學方法的應用范圍和思維優勢，主要包括下列四個方面：[4]

第一，把法、法制、法治看作是一個有機整體，而不是機械整體；用法的多維聯系模式，如功能聯系、結構聯系、層次聯系、信息聯系、反饋聯系取代法的線性因果模式，或用多向的因果聯系代替單向的因果聯系；用動態的觀念代替靜態的觀念，把法、法制、法治既理解為歷史的運動過程，也理解為橫向的遞進、演化過程。例如，研究法治問題，依據系統哲學觀和系統方法的基本原則，可以建立多種模型理論：

1、“社會-法治”模型，分析法治與社會的整體聯系和相互作用的模式，解決法治的社會化和社會的法治化問題。

2、“法治價值-法治技術”模型，探索法治的結構、要素和橫向的整合問題。

3、法治發展的動態模型，運用前兩種模型理論，探討法治的實現機制和過程等。

第二、定量分析。現代系統科學的重要基礎，就是現代科學技術所提供的一套數學理論和運算工具。這些數學理論和運算工具可以定量地處理系統各組成部分的聯系，精確地描述它們之間的關系，使系統科學成為定量化的科學理論和方法。在法學研究中運用系統科學方法，是實現法學定量化的主要途徑之一。如通過灰色系統數學模型進行犯罪預測；根據法律的數目，法院人數、收案數、結案數的歷年變動情況，計算出法院系統的承受能力，并做出今后變化的趨勢預測，為司法改革提供可靠的依據。

第三、系統工程方法的應用。即通過專門的工程技術建立法制運動的可操作機制，如法治系統工程、綜合治理系統工程、犯罪預防系統工程和行為控制系統工程等。系統科學方法既是認識法制（法治）實踐的方法，也是調控法制（法治）實踐的方法。理論認識和實踐調控在系統科學方法和系統工程技術的內在邏輯機構中統一起來，為理論的實踐化和實踐的科學化開辟了新的途徑。

第四、追求和實現最大優化。系統科學方法應用的目的在于實現法、法制、法治的最優結構、最優運行、最優效果。系統科學方法不僅是抽象的思維方法，而且是為追求和實現最優化目標而建立起來的具體方法、技術和手段。

《法學導論》中對系統科學方法的上述認識基本上沒有超出20世紀80年系統法學興起時的水平，這種認識大致與熊繼寧在《系統法學在中國》一文中的觀點相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法學導論》認為，系統科學方法作為現代法學方法體系中的一種重要方法，既有獨特功能，也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如法治的價值基礎問題，法治與人性、法治與權利、法治與人治的關系等等問題，就是系統科學方法所無法說明的。[5]

在XX年出版的田成有所著的《法律社會學的學理與運用》中，田成有認為，目前西方法律社會學研究中常用的法學方法有功能主義、現象學、結構主義、系統論、沖突論、進化論、行為主義。系統論作為一種法學方法，主要是通過分析作為研究對象的系統的內在結構、機制及其與外部系統（環境）的關系，對法律的社會效果進行宏觀的、動態的觀察和描述。由于系統論的方法借助于系統、分系統、輸入、輸出、反饋等一系列獨特的概念、范疇和理論，“可望排除法學研究中由于使用普通語言所造成的混亂和誤解，使紛紜復雜的社會法律現象得到清晰、全面、準確的概括和分析”。系統論方法在西方法學研究中雖然受到了比較普遍的重視，但是主要限于實證操作方面，尚難以獲得更高層次的發展。[6]

比較而言，1992年出版的《中國法理學研究綜述與評價》關于系統科學方法的探討和見解確是更為深刻的，更有學術價值的。對于現實的還沒有確立和完善起來的系統法學而言，這本著作中的有關系統科學方法以及系統法學的探討和見解是超前的。如果能夠適當地解決和回答這本著作中提出的一些問題，系統法學就可以在相當程度上確立和完善起來。我們有理由這樣設想：如果系統法學能夠真正發展成為一種法學流派和法學理論，那么，《中國法理學研究綜述與評價》中對系統法學的研究和探討是具有里程碑性質的。

《中國法理學研究綜述與評價》認為：法學吸收新科技成果，引進系統科學方法，不是任何法學家主觀好惡的表現，而是文理滲透、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合流、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統一的大趨勢在法學領域的反映。但是，如果法學研究者不能清醒地把握我國法學研究發展的脈絡及現狀，不能詳盡地估計到法學研究者的知識結構、研究能力和水平等素質，不能處理好系統科學方法與傳統法學方法的關系，那么可以想象，引進系統科學的努力將成為不能實現的良好愿望而已。正像系統科學的整體特征一樣，系統科學方法相對于其他方法來講也具有“橫斷聯系”的特征。它在體系上不是拘泥于某一特定的方法形態，而是為各種科學方法提供相互交流的網絡和渠道，系統科學方法引入法學研究領域，必然促進傳統法學方法形成有機統一的體系。被系統科學豐富和發展了的哲學方法用來指導我們的法學研究，肯定會擴大傳統法學的研究視野，拓寬新的研究領域。系統科學方法可能會推動傳統法學研究方法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一個能包容自然科學和法學的更大的發展空間和一個更高的層次上去。系統科學方法的引進，不可能在形式和內容上完全取代傳統的法學研究方法。很明顯，系統科學方法要實現這種企圖，至少面臨兩個嚴峻的事實：它必須逾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鴻溝”；它必須突破傳統法學理論和方法的滯阻力。看來，任何人都還不能武斷地對系統科學方法的能量做出樂觀估計。[7]我認為，《中國法理學研究綜述與評價》似乎間接地表達了一個大膽的觀點：如果系統科學方法能夠在相當程度上逾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鴻溝，并突破傳統法學理論和方法的滯阻力，就可能實現一種企圖，就是說可能在形式上和內容上相當程度地取代傳統法學研究方法和傳統的法學理論。

《中國法理學研究綜述與評價》還認為，法學引進系統科學方法，不是簡單照搬而是主動改造。在法學研究中，如果生搬硬套甚至錯用系統科學、自然科學的術語和概念，就會降低了系統科學方法引進法學領域的水平和層次，就會不自覺地失去了一部分人對系統科學引進的關注和支持，就會使系統法學走上“玄學”的道路。所以，要根據法學的特點對系統科學理論和方法進行加工改造，從而為系統科學與法學的結合找到切實可行的基點或接口。這種基點和接口有這樣幾個方向：在法哲學研究方向，系統科學的一般原則、概念、原理等，具有重要的方法論價值；運用系統思想來探討法的質的規定性問題，則可能開辟新的研究途徑，開啟新的研究思路，從而完善法哲學這種定性描述的假說體系。在實證法學（法的專門理論）方向，運用系統科學及其它自然科學成果，以幾個簡單的概念、原則出發，推演出各個層次的法律概念、定義、原則，在概念的演化過程中，就能夠形成法學范疇、概念的邏輯體系。可以認為，具有這種邏輯體系的實證法學理論，在理論的清晰方面達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為建立法學定量分析的公理體系鋪平道路。在法社會學方向，法學家與自然科學家可以通力合作，直接引進系統科學及其它有關的自然科學，建立相應的法律系統工程，如綜合治理工程，犯罪控制工程等，從而完成法社會學理論從概念推演的公理體系向定量分析的公理體系的轉變。[8]

寧杰在其《系統論在法理學研究中的運用初探》一文認為：系統論作為一種思想范式，在法學研究中已得到越來越廣泛的應用，而建立系統論視角下的法理學則是進行系統法學研究的基石。從系統論的角度看，法律是維護社會有序化的一個重要序參量，是反映社會中心系統意志、具有有效糾偏機制的由符號所建立的制度化的信息空間。系統法學與其他學科和其他的分析模型必須有機結合，這樣才能有效推動法學的發展。將系統論運用于法學研究的思路有二：一是將它運用于法的基本理論研究，從系統論的視點出發來觀照法的基本范疇，提出一套系統論視角下的法的分

析框架；二是著眼于其技術應用，在具體操作層面上運用系統方法，如法治系統工程、應用法學中的系統研究等。前者是運用系統思想建立一種法哲學，而后者則是用系統方法解決具體問題，二者同等重要。但我們也應看到，由于系統論是有別于經濟的、社會的或語義的分析方法的一種全新的分析范式，而每種分析范式都會有自己的一套分析范疇、語言和邏輯規則，因此準確定義系統論中法學的基本范疇，確立一種系統論的法律觀，也就是上述第一種研究方向就成為全部系統論法學的基石。德國法學的系統理論所做的正是這種努力。但我國20年來的系統法學研究則幾乎全部集中于后者，真正運用系統論于法理學研究的極少。在未確立起系統論范式下的法學基本范疇和分析框架的情況下，直接運用系統論于具體操作層面，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造成在研究的出發點即在基本理論范疇上仍不得不沿用非系統論的模式，從而限制和影響了系統論原理的運用，這是當前我國系統法學研究的一個很大的制約因素。將系統論應用于法學研究，特別是法理學研究時至少應注意以下問題：應將系統論與其他學科，特別是與社會學結合起來。系統論提供的僅僅是一種思維分析框架，在應用到具體學科時，還必須與具體學科的知識結合起來，才能進行有效地分析。在進行系統論的法學研究時，法學知識的運用自不待言，但尤應有意識地結合社會學來進行考察。無論是早期維納的關于法律的觀點，還是盧曼的法律與社會理論，法律系統與社會系統的關系都是理論基礎之一，法是在與社會系統的互動關系中顯現出其本質的，因此，系統論的法律觀離不開社會學的考察。只有有意識地、自覺地運用社會學，當然同時也結合其他相關學科知識，才有可能真正取得富有意義的成果。[9]

可以看出，寧杰的上述觀點，與《中國法理學研究綜述與評價》中的一些觀點有相通之處，并且體現了我國法學界新近對系統科學方法和系統法學的進一步深入探索。

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我國學者季濤在分析了我國“文革”后的法學方法更新與法學理論發展之間的關系后認為，僅僅引進西方的法學方法和法學理論，“總讓人覺得少了些什么”，如果我們只能做到這一步的話，那無疑將被鎖進別人的路徑，失去“無限風光在險峰”的趕超機會。在現時代，無論誰創造了一種新穎的法學方法，也不管這種創造是在哲學層次上還是在更為具體的層次上，也不管這種創造是否涉及價值觀念，它都能為人類所共享。當然，重視這個大趨勢，并不是說可以忽視另一個小趨勢，即在發揮我國民族性思維習慣的基礎上強調法學法學方法論的創新。尤其在哲學層面上，中國哲學博大精深，其中許多思想精華是令西方人嘆為觀止的，比如：西方流行的系統論、混沌理論、整體性科學等學科便深受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之啟發，這也說明中國的思維習慣也許存有一定特殊優勢。再比如：中國人生哲學中講究的“圓通”，與西方實用主義哲學多少有些異曲同工之妙。因此，我們理應正視自己民族思維的優勢，在法學方法論上力求創新。可惜，在這一點上下功夫的學者太少了，似乎只有一個不可忽視的江山作了一點這樣的工作。他的《法的自然精神導論》可以說對中西哲學的優缺點進行了獨到的評價，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法學思想。要使中國法學全面走向成熟，并能給整個世界法學帶來啟迪，就必須同時重視西方法學方法的引進與立足民族思維的自我創新，從而使中國法學的傳統、重構、解構、建構工作整合起來，最終完善中國的法學理論。[10]我不認為西方的“系統論”、“混沌理論”和“整體性科學”等學科與中國的古代哲學有任何實質性的聯系，沒有事實證明前者受到過后者的啟發。這些學科作為法學方法在我國法學中的運用，顯然不是立足民族思維的自我創新，也不能視為對西方法學方法的引進。雖然季濤在這里并沒有明確提出系統科學方法和系統法學。但是，季濤明確提出了可以考慮運用“系統論”、“混沌理論”和“整體性科學”這些顯然屬于系統科學的理論來進行法學方法創新，這是一個非凡的見解。在這里，季濤從一個特殊的角度間接地提出了系統科學方法以及系統法學，這個角度與《中國法理學研究綜述與評價》中所說的可以運用系統科學進行法哲學方向的研究是一致的，這意味著系統法學可以成為一種法的一般理論和基礎理論。

三、系統科學方法的實際運用

1985年以來，雖然倡導系統法學的研究者沒有按照自己以及法學界對系統法學的基本勾畫建立起來比較成熟的系統法學理論，但是，很多法學學者在法學研究中實際上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了系統科學方法，運用系統科學的原理和基本概念對一些法的現象進行分析和描述。這種運用構成了一些學者有關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或一個方面，深化了對一些法的現象、問題或命題的認識。這種運用，也構成了系統法學我國法學中的一種重要的存在或表現形態和方式。在我國法學研究領域，系統法學決非有觀點所說的那樣，“成為了昨日黃花，到現在僅僅作為眾多的法學方法之一保存了下來，并且未能青春常駐”。[11]相反，我國法學研究領域的很多角落都散落著系統法學的鮮花，生機勃發，欣欣向榮。把這些鮮花按照一定科學和美學原則匯集在一起，就是一道壯美的風景。

葛洪義認為：“研究法的現象，不僅要從法的現象內部的各要素去認識它，更要從各要素之間的關系去認識它，要從結構的整體去認識。”“以結構的觀點分析法的現象雖屬鮮見，但對法的現象的全方位考察卻由來已久。”“法的現象是一個整體的結構性的范疇，法的現象是有意義的，其意義來自于它的結構。這種結構關系決定了一定社會的法治模式。法的現象與意義的聯結考察，還使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系列推論：（1）特定社會法的現象的特殊性取決于其內部的組合形式；（2）法的現象的不同組合性是決定了法在不同的社會處于不同的地位、發揮不同的作用；（3）法的現象是一個自律體系，其中任何一個要素的變化都足以引起法的現象的結構性變化，決定了法的意義的變化；（4）加強社會主義法制應是一種法的現象領域的全方位的綜合變革，其中重要內容之一就是法的現象的結構性調整。”[12]在這里，葛洪義的上述關于研究法的現象的觀點體現著鮮明的系統思想。

季衛東認為：“鑒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需要，在法制程序化的過程中，應該著力于把程序與反思理性結合起來。嚴格的程序比較容易理解，而反思程序則較難把握。所謂反思程序，主要指法制各個子系統內部反思過程的程序化整合、以及國家和法對于社會環境的反饋結構調整的程序前提這一問題。”[13]卓澤淵在其《中國法治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一文中認為：“法治是一個整體。是一個由法治原則、法治制度、法治組織、法治觀念、法治過程共同構成的整體；是一個由合乎法治要求的立法、執法、司法、守法、法的監督共同構成的整體，甚至是法治內部各元素及其機制與社會協調統一的整體。它需要各個要素的共同作用和有機協調。任何一個方面或幾個方面的發展，都不可能帶來真正的法治。法治發展過程應該是其內在各要素的整合發展過程，是其內在各要素的一體化共振共進過程。法治是一個內在有機聯系的系統，不是簡單的機械模仿就可以建立的”。[14]可以看出，這兩個例證體現了一種比較自覺地運用系統科學方法的思維方式。

我國法學界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系統科學方法進行法學思考和研究的情況有許許多多，以上僅是有限的幾個例證。但是，直接宣稱自己的觀點或理論是基于系統科學方法的還是很少見的。以下是這方面的兩個例證。

程竹汝從政治學與法學相結合的角度對我國的司法改革進行了深入研究。他認為：“從系統論的視角出發，我們可以將司法看做是政治系統中的一個特定的結構，這個結構自然存在著自身內部的諸種關系，以及與系統其他部分之間的結構性關系。”[15] “本文在對所研究問題的宏觀把握上，一是將政治發展看做是由各個履行著特定功能的變量（要素）互動的歷史過程；而是將司法看做是存在于政治系統中的一個完整的結構，它與政治系統的其他部分完全處于一種結構性關系之中；三是將司法定義為由價值、制度、機構、角色構成的一個完整的系統。本文中“司法結構”一詞就是在上述系統論的意義上使用的。”[16]

1987年，我國刑法學學者何秉松為了克服傳統犯罪構成理論的基本缺陷，開始運用現代科學系統觀來研究犯罪構成概念，我們可以推斷這應當與那時的“系統熱”和系統法學的興起有關。1993年，何秉松將重新構筑的犯罪構成理論體系稱為“犯罪構成系統論”。[17]他認為：“既然事物是作為系統而存在，犯罪構成這一事物也是作為系統而存在。事實上，犯罪構成就是由主體-中介-個體三個基本要素相互作用的過程系統，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系統。因此，就必須如實地把它作為一個系統整體并且用系統的觀點對它進行觀察和研究。犯罪構成系統論的全部理論觀點，都是這種觀察和研究的結果。犯罪構成系統論與我國傳統的法罪構成理論以及他國的犯罪構成理論的最主要區別，就在于它是建立在唯物主義辯證法的系統觀和系統方法論的理論基礎上的。”[18]

另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近年來，國際法研究的一種新動向是運用系統方法研究國際法。有志于開創這片新天地的是兩位不算年輕但非常活躍的國際法學者——法國的基斯教授和美國的謝爾頓教授。這兩位教授認為，面對當今世界的巨大變化，產生于17世紀的傳統國際法理論已顯得相當落伍，面臨著一系列的挑戰。盡管近年來國際法理論界對這些挑戰作出了一定反應，但這些反應只是零打碎敲，其結果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不能令人滿意。為找尋解決諸多問題的辦法，有必要建立一個符合當前國際現實的新的國際法理論框架；而將系統分析的方法適用于國際法也許會有所幫助，因為這個方法著眼于具有能動性的相互關系，而當今國際社會的特點則體現為相互依賴性，即所謂“全球化”。[19]

系統科學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同樣受到我國的經濟學的高度重視。將系統科學引入經濟學研究，同樣是經濟學理論的一個研究方向，并且可以形成一種系統經濟學理論或學說。我國有學者已經作了這方面的探索和努力。我國經濟學學者劉永佶將貝塔朗菲提出的一般系統論以及其后的發展稱為“現代系統論”。劉永佶從“現代系統論”的角度，從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角度，對系統科學方法進行了深刻的闡釋。我國法學界應當從中借鑒有價值的研究成果。

對于現代系統論的性質，劉永佶認為：首先，現代系統論屬于一般方法論范疇，它不具體研究任何專門的自然或社會現象，而是以如何探討現象間的一般關系為目的；第二，現代系統論具有橫向性，它所研究的系統結構的規定性、類型、機理和運動規律貫穿在自然界和社會各領

域的系統之中，其概念、理論、方法，都是從各個領域和學科（主要是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的成果中概括出來的；第三，現代系統論具有綜合性，它綜合了各門學科的研究方法，并從方法論的角度把各門學科整合、融匯、溝通起來；第四，現代系統論具有功能行為性質，它不僅要研究“是什么”，還探討“做什么”，而且以后者為主，探求在人的參與下如何變革對象系統的結構，形成有利于人發揮其系統功能的條件、程度和界限，在一定意義上具有“人為科學”的性質。劉永佶認為，現代系統論表明：原來人們認為互不相關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是有一般意義上的共同點的，首先在于各自對象的結構與功能，以及存在的系統性上。雖然各種系統的結構有所差異，但都需要對之進行結構和功能的系統研究，而且研究的方法又有共同性。劉永佶從經濟學方法論的角度對系統科學方法的闡釋啟發我們，正是由于系統科學的一般方法論特點，它對法學研究是有指導意義的。系統科學方法在我國法學研究領域雖然只有20多年的歷史，而且至今對于很多法學研究者來說還是比較陌生的，但它豐富的內容和新穎的思路，卻對法學研究有著強烈的吸引力。從方法論的角度，吸收并運用系統科學方法，使之在我國法學的發展中起到充分的作用，是一項非場重要的任務。[20]

系統科學方法在我國法學研究領域的實際運用，對于我們今天構建系統法學論述體系是非常有意義的，而且這種意義是多方面的。第一，表明系統科學方法確實得到了我國法學界長期的不間斷的重視；第二、表明系統法學以某種局部的、零散、隱現的、潛在的方式一直存在和成長著，對于我們今天研究系統法學是一種精神上的支持；第三、那些直接聲稱運用了系統科學方法的法學研究，對于我們今天研究系統法學是一種巨大的精神上的鼓舞；第四、由于我國法學界在種種自覺或不自覺的程度上實際地運用了系統科學方法，這使得某種系統法學理論可以被我國法學界正確對待，而不至于因為陌生而受到漠視或不當非議。第五、已有的具有系統法學意義的觀點，對于在構建系統法學理論過程中有關概念、范疇、命題和論題的確定，具有很大的啟發性。系統法學不可能不去研究上述有關學者從系統科學角度提出的法治、司法等重大問題。這也使某種系統法學理論與我國的現有的法學研究成果必然有一定程度的吻合和關聯關系。第六、有學者運用系統科學方法探討新的刑法理論，這對如何構建系統法學理論是很有參考意義的，同時也進一步說明系統法學可以成為一種法學的一般理論、基礎理論和方法論。

作者email:lijingju@

參考文獻

[1] 原文參見《政法論壇》，XX年第6 期第21-33頁。轉引自《法理學、法史學》，XX年第4 期第2-14頁。

[2]（參見：北大法律信息網，）

[3] 參見：《法學導論》，卓澤淵主編，法律出版社，XX 年1月第3版，第 309頁。

[4] 參見：《法學導論》，卓澤淵主編，法律出版社，XX 年1月第3版，第331-332頁。

[5] 參見《法學導論》，卓澤淵主編，法律出版社，XX 年1月第3版，314頁。

[6] 參見：《法律社會學的學理與運用》，田成有 著。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XX年6 月第1版。第 23-24頁。

[7] 參見：《中國法理學研究綜述與評價》，王勇飛、張貴成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12 月第1版。第43-45頁。

[8] 參見：《中國法理學研究綜述與評價》，王勇飛、張貴成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12 月第1版。第43-44頁。

[9] 參見：法律圖書館網，p>

第三篇：中國反腐敗現狀研究

中國反腐敗現狀研究

（班級：12物本一

姓名：劉樹聰

學號：2012294119）

摘要：2012年底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后，習近平當即向全黨發出警示：“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我們要警醒啊。”隨即，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會議上，習近平又發出“打虎”宣言：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的決心，既堅決查處領導干部違紀違法案件，又切實解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若把省部級及以上的貪腐高官稱之為“老虎”，以十八大為開端，中共反腐大幕由此拉開。從四川省原省委副書記李春城落馬開始，至今已有19名省部級高官落馬，“打虎”碩果累累。

關鍵詞：中國

反腐敗

現狀

一、中國最近幾年重大反腐敗案件

李啟紅，廣東中山市長，利用土地和股票斂財，知情人稱其家族資產保守估計有20個億

張曙光，鐵道部運輸局局長，在美國洛杉磯有三處豪宅，在美國和瑞士有存款28億美元

劉志軍案，除受賄5000余萬人民幣外，還有美元、歐元、港元，共計金額約6000萬元人民幣。濫用職權罪則是涉嫌幫助丁書苗非法獲利30億余元

***：認定法院受賄財產共計2179萬余元

**，解放軍總后勤部副部長，中將軍銜。谷涉案金額200多億，房產300余處。自住7000多平米小樓，護工60余人。5個情人，其中一歌星、倆影視小星、一主持人、一高級白領。2013年初，武警共出動4輛軍用卡車從**山西家中拉走包括大金船、金臉盆、大量高端白酒在內的贓物。據知情者稱，**任職期間，軍隊住房標準大幅度提高。軍營第四次大規模擴建及營具全面升級換代，**從中尋租。在不少位于城市黃金地段的軍方土地出讓中，**亦收受巨額回扣。

**的前任原海軍副司令王守業因貪污1.6億元人民幣及包養情婦，2006年被軍事法庭判處死緩，二人都曾任解放軍總后勤部基建營房部部長

***案：港媒《東方日報》消息：***被抄家，私建軍火庫，資產過千億：326套住宅；黃金白銀逾四十二公斤；現金人民幣1.57億，名貴轎車62輛；名家字畫55幅，市值10億人民幣；名牌手槍3只，子彈一萬余發；凍結930個賬號，總額377億人民幣；凍結證券，市值513億人民幣；美金275萬，歐元66萬，英鎊11萬，瑞士法郎55萬，債券1.7億，住宅市值17億。

二、中國最近幾年反腐敗措施

1.八項規定出臺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中央政治局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分析研究2013年經濟工作。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會議一致同意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

2.中央紀委巡視組

中紀委和中組部將派出中央巡視組到各地、各單位檢查監督反腐倡廉工作。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要求中央巡視組到各地去當中央的“千里眼”，找出涉嫌腐敗的“老虎”和“蒼蠅”。

3.解決四風問題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工作會議上強調這次教育實踐活動的主要任務聚焦到作風建設上，集中解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這“四風”問題。

4.頒布10余道禁令

打擊會所歪風、公款購贈年貨禁令、購卡禁令；月餅禁令、規范黨政機關國內公務接待管理，厲行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加強黨風廉政建設；節約反對浪費：表明加強作風建設已經上升到黨內法規的高度。包括這一規定在內，2013年出臺的官場“禁令”無一不切中時弊，令黨風政風耳目一新，也帶動了社風民風的好轉。抵制腐敗、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漸成社會各界的普遍共識。

5.清卡行動

中紀委決定在紀檢監察系統開展會員卡專項清退活動。此前，中央紀委已下發相關通知，要求本系統在職干部職工在6月20日前自行清退所收受的各種名目的會員卡，做到“零持有、零報告”。在當前形勢下，中央紀委向自身“開刀”，既是紀檢監察隊伍的一次“自我凈化”，也再次向全黨全社會表明了決心，展示了反腐工作的清晰思路。

6.探索實行官邸制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規范并嚴格執行領導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準多處占用住房和辦公用房，不準超標準配備辦公用房和生活用房，不準違規配備公車，不準違規配備秘書，不準超規格警衛，不準超標準進行公務接待。探索實行官邸制。

7.個人事項報告

中共中央組織部近日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不斷強化對領導干部的監督，進一步做好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工作，開展領導干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抽查核實工作。專家指出，已經走過１８年的領導干部個人事項報告，應當在進一步細化、制度化、體系化的基礎上繼續探索前進，使之真正成為反腐敗的利器。

三、中國反腐敗的法制建設：

1.財產公示

財產公示乃大勢所趨

世界銀行金融市場透明局局長吉恩?佩斯姆（JeanPesme）就認為公務員財產公示是有效的反腐手段：“財產公示制度使腐敗官員掩蓋犯罪活動或隱匿非法所得更加困難。公眾和反腐機關應支持20國集團呼吁的公務員財產公示制度，因為這是把公務員盜賊訴諸法律審判的一個有效措施。”

誰該公示財產

從各國立法實踐看，公務員財產公示是“由上而下”推行的，先從高級公務員和議員（人大代表）開始，然后逐步推廣到普通公務員。這是因為高級公務員掌握著更大的權力，一旦腐敗，給公共利益造成的損失也更大。俗話講“正人先正己”，財產公示從高級公務員開始，領導以身作則，自然便于把這項制度貫徹下去。

公務員財產公示，并非限于公務員自己，還應包括公務員的配偶、子女，甚至還包括父母，而不論其國籍。如果只公示公務員自己的財產，他可以把貪污、受賄的財產放到配偶、子女和父母名下，甚至轉移到海外，這就讓公務員財產公示流于形式，起不到遏制腐敗的作用。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2012年12月發表國情咨文時強調，公務員財產公示要從高級領導人做起，例如總統、總理和他們的家人。普京說：“如果一名官員在公開贊許俄羅斯偉大的同時，卻將資產轉移到海外，人們如何信任他”。在俄羅斯，必須公布財產的公務員部門，分為民政部門、軍事部門和具有潛在腐敗風險的其他聯邦機關等系統，官員以司局級以上的領導為主，腐敗風險大的部門職務相應降低。國有企業、基金會的高管也納入財產公示范圍。

哪些財產該公示

公務員應該公示的財產應包括一切收入、投資收益、動產、不動產、所收禮品、受到的款待等。

美國規定，公務員必須報告的財產信息包括所有收入及累計超過100美元的酬金，要詳細寫明來源、時間和數額。對從親屬以外的人那里獲得交通、住宿、食品、消遣等，也要折合成貨幣價值，累計超過250美元就要報告。收到的任何禮品按市場價格超過35美元，則必須上報。

除了公示財產外，有的國家還禁止公務員及其家屬在境外擁有任何財產和銀行賬戶。2012年12月23日，俄羅斯國家杜馬以437票贊成、1票棄權的表決結果一致通過一項法案，禁止所有公務員、軍人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在境外擁有任何財產和開設銀行賬戶，禁止購買或持有外國公司的有價證券。如違反上述規定，判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以500萬-1000萬盧布的罰款，3年之內不得擔任公職。國家杜馬制憲和國家建設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維亞切斯拉夫?雷薩科夫說：“公職人員不允許一條腿在俄羅斯，另一條腿在國外。”

如何財產公示

“公示”與“申報”是有區別的。“公示”就是把自己家庭的所有財產、收入和支出信息向公眾展示，任何人都可以查閱，其目的就是落實民主監督制度。隨著電子政務的推廣，公務員財產信息放到網上，大大方便了公眾的查詢監督。公眾可以通過財產公示材料，發現公務員有沒有隱瞞財產，收入與支出是否相符，如發現公務員的財產信息不實，便可揭發、舉報。而“申報”只是把自己家庭的財產信息向上級報告，然后就被鎖進了保險箱，沒有幾個人會知道，我們目前實行的就是財產申報制度。但是如果知道該信息的官員也是貪官，那就必然會官官相護，這當然也就起不到民主監督的作用，更達不到反腐的目的。

財產公示一般每年進行一次，少數國家在公職人員參選前申報，任職時公示一次，卸任時再公示一次，如果任職期間財產有重大變動，還要及時公示。烏克蘭則要求高級公務員在離職10年內仍須每年報告個人財產。

美國規定，公務員財產報告在當年的5月15日截止日后的15日內向全社會公開，任何人都可以查閱這些信息。公眾出于維護公共利益和反腐的目的，也可索取公務員財產報告的復印件，起到民主監督作用。報告持續公示6年，滿6年后，銷毀這些信息，但正在進行調查的繼續保留。欺瞞行為必須嚴懲

公務員財產公示不是反腐的目的，而是反腐的手段。通過公示，如果發現貪腐問題，必須及時調查處理。

土耳其規定，如果應該公示財產的公務員任職期間未按規定時間提交財產報告，將被解職，并可處以3個月至1年的監禁。提供虛假報告者被處以6個月至5年的監禁，沒收非法所得，并判罰金500萬-1000萬里拉，如果非法所得被轉移或使用，則用合法財產補足差額。對獲刑者，刑滿后終身不得被錄用公職。“財產公示”絕不能空談

聯合國《反腐敗實際措施》認為：規定公務員全面公示個人所有財產、債務和社會關系，以及每年的全部收入和經營活動，這是很有效的反腐手段。2003年12月10日，中國在《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上簽字，這展示了中國政府反腐敗的決心與承諾，表達了在反腐敗中加強國際合作的愿望。世界銀行建立了各國財產公示數據庫，但世界銀行金融市場透明局局長吉恩?佩斯姆稱，從未收到過中國提出的協助反腐請求。

看執政黨是不是踐行“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看政府是不是有反腐決心和廉政誠意，看公務員是不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能否建立公務員財產公示制度就是最好的試金石。

據報現在有些地方已開始針對新提任的領導干部試行財產申報和公示制度，這是一個好的開端。官員財產公開等制度喊了十幾年，都沒有實行，其中提出2020年之前要建立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實現互通共享依法查詢住房信息聯網，用身份證就可以查詢名下所有房產，有人評價說如果立即實行（技術上是沒問題的），會引發“拋房潮”，因為貪官房產太多，所以設了個緩沖期，到2020年才完成互通共享依法查詢住房信息聯網。

2.司法獨立

反腐還要求確保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院獨立行使檢察權。我國對貪污案受賄案進行立案偵查的職權依法由各級檢察院行使，但實際上一些法外規則使得各級檢察院事實上無權自主立案調查轄區內較高級別的官員，立案調查轄區內較高級別的官員往往需要經由本地黨委或紀委的決定或同意。而法院行使審判權有時也受到“以黨代法”的困擾。所以，反腐與司法體制改革必須協調地進行。

更艱難的一項工作是減少和消除選擇性辦案，維護司法公正。在較多官員都或多或少有些問題的情況下，選擇性辦案往往造成嚴重的不公正：誰受到調查誰倒霉，沒有受到調查的人就平安無事。而調查誰不調查誰，又往往是有一個地方最有實權的一個人或少數幾個人決定的。這就不僅容易造成反腐過程人治壓倒法治，客觀上也會形成一些反腐行動整治不到的死角。所以，應該有制度化措施防治選擇性辦案。同時，也應該明確地反對辦理刑事案件“講政治”。

3.民間反腐、社會輿論監督

互聯網時代，網民的火速圍觀，輿論監督力量的強大，使得傳統反腐路徑正向著網絡反腐轉化。現在流行的發帖、人肉、知情人舉報等方式，“小三反腐”“給官太太上廉政課”等反腐手段，逐漸成為有別于傳統反腐監督的新方法。然而，反腐是一場持久戰，真正杜絕腐敗現象的出現，不僅需要反腐新手段，更應該回歸于常態化的反腐監督。不僅如此，讓群眾廣泛參與反腐，將反腐納入法治化、制度化軌道才是長遠之計，唯此，社會監督的正能量才能得到進一步釋放。

要形成鼓勵公民運用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和言論出版自由，在媒體上揭發、曝光官員的腐敗行為的穩定制度。個人在媒體上揭發、曝光官員的腐敗行為，是目前同權力反腐格局并存的少許民主反腐因素，特別是網絡的力量，應該珍視和保護。

參考文獻

1．《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黨員干部學習讀本》出版社：新華社

出版日期：2014年3月1號

2《腐敗與反腐敗 當代國外腐敗問題研究》

作者:王滬寧編；竺乾威等譯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1

3《《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與我們職務犯罪偵查研究》主編：樊崇義

王建明出版社中國方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年11月

第四篇：閱讀書目 稅法學

稅法學閱讀書目

1.北野弘久：《稅法學原論》，中國檢察出版社2001年版。

2.金子宏：《日本稅法》，戰憲斌、鄭林根譯，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3.詹姆斯 ? M ? 布坎南：《民主過程中的財政——財政制度與個人選擇》，上海三聯書店1992年版。

4.哈維 ? S ? 羅森：《財政學》，馬欣仁、陳茜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2年版。

5.詹姆斯 ? M ? 布坎南、理查德 ? A ? 馬斯格雷夫：《公共財政與公共選擇》，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年版。

6.理查德 ? A ? 馬斯格雷夫：《比較財政分析》，董勤發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

7.維克多?瑟仁伊.《比較稅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8.布倫南、布坎南：《課稅的權力》，殷乃平譯，（臺）財政部財稅人員訓練所1984年版。

9.葛克昌：《國家學與國家法——社會國、租稅國與法治國理念》，月旦出版社1996年版。

10葛克昌：《稅法基本問題》，月旦出版社1996年版。

11.陳清秀：《稅法總論》，三民書局2001年版。

12.黃茂榮：《稅法總論》，植根法學從書編輯室2002年版。

13.莊義雄：《我國租稅處罰法規析論》，臺灣凱倫出版社1986年版。

14.劉劍文主編：《稅法學》（第2版），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5.劉劍文、熊偉著：《稅法基礎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6.劉劍文主編：《WTO體制下的中國稅收法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7.劉劍文主編：《國際稅法學(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8.劉劍文：《財稅法學研究述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9.劉劍文：《走向財稅法治:信念與追求》，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1版。

20.劉劍文：《財稅法專題研究》（研究生法學系列教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21.張守文：《稅法原理》（第3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22.張守文：《財稅法疏議》，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23.徐孟洲：《稅法案例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24.孫健波：《稅法解釋研究: 以利益平衡為中心》，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25.黃俊杰：《稅捐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26.施正文：《稅收程序法論: 監控征稅權運行的法理與立法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3年版。

27.靳東升：《稅收國際化趨勢》，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28.高培勇：《西方稅收——理論與政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3年版。

29.平新喬：《財政原理與比較財政制度》，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0.張馨：《公共財政論綱》，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

31.顏慶章：《租稅法》，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

32.劉小兵：《中國稅收實體法研究》，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33.岳樹民：《中國稅制優化的理論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34.劉劍文主編：《財稅法論叢》各卷，法律出版社。

第五篇：中國民營企業文化現狀與發展研究

中國民營企業文化現狀與發展研究

一、中國民營企業文化建設主要問題

中國民營企業真正發展時間只不過是十多二十年時間，相對于國有企業與外資企業而言，它的企業文化建設只是剛開始，不確定因素很多，目前并不存在一種權威的理論模式能夠成為民營企業文化建設的典范。總結起來有如下幾個問題：

1、中國民營企業文化建設總量不足但亮點紛呈

從目前對企業文化建設的投入程度以及在企業管理中的重視程度比較，民營企業文化在以上幾種類型的企業文化中屬于最弱。國有企業向來重視思想教育工作，加上近來中央對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視，國有企業文化建設總體規模及其重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而外資企業和合資企業因為母公司的管理模式較成熟，對企業文化建設相對也比較成熟，因此總體是比民營企業文化建設要更加重視。民營企業中除少數大型民營企業對企業文化建設很重視外，大部分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型民營企業可能連企業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更加不要說是加大對企業文化建設的投入了。

但從當前對中國企業文化建設有影響的企業文化建設案例分析，大部分企業文化建設案例卻是以民營企業文化建設為主，主要是大型民營企業一旦重視企業文化建設，其投入的程度以及將企業文化應用到管理模式的深入程度是以上幾種文化所不可比擬的。外資公司雖然重視企業文化，但他們對企業文化的理解程度相對沒有中國企業深入，他們強調地是制度建設，而不是軟性的文化管理。國有企業受到體制的限制，一定程度上對企業文化的深耕細作不可能像民營企業那樣得心應手。

從以上分析得知，中國民營企業文化建設在總量上是不及其它類型企業文化建設，但從影響力和對中國企業文化建設的作用來說卻是相當重要。未來中國企業文化建設的標桿將會出現在民營企業文化建設身上，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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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次創業型的企業文化變革使民營企業文化走向深入

中國大部分民營企業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成立的，經過十多年時間的發展，能夠生存下來的基本屬于民營企業的姣姣者，我曾經說過一句話，中國民營企業能夠在中國生存十多年并繼續發展，是值得我們尊敬的，中國過渡發展時期的不確定因素隨時可以讓一家大型民營企業一夜間化為烏有，因此他們要承受的風險和磨難比其它類型的企業都要多很多。這些民營企業目前都處于由第一階段發展時期向第二階段發展時期轉變，即是我們說的二次創業階段。第一次創業階段的民營企業基本上是企業家靠機會加勇氣，悟性加能力而成功的，但隨著企業不斷發展、市場變化以及管理模式的轉變，民營企業的管理需要提升，那些還停留在原來的思維慣性，采用舊的管理模式，或者小富既安，不思進取而跟不上時代發展的企業便逐漸被市場淘汰。而繼續生存并發展壯大的民營企業得到了更好的發展機會，他們已經意識到必須由以前的粗放式管理向科學化管理轉變，大規模地企業變革需要文化變革支撐，特別是新一代的高素質、年輕、充滿激情的民營企業家的崛起，更是民營企業文化建設的推動者。他們對企業文化建設的需求更多是來自管理的內在需求，企業內部管理需要提升，要求他們將更多的精力集中在人的建設上，因此屬于對人的精神管理的企業文化就自然成為他們的一個重要工作之一，企業文化的內化，實效性是他們對文化管理的內在需要。

3、企業家精神與職業化文化之間的博弈是當前民營企業文化建設的難題

在中國，企業文化建設有一個悖論，就是企業文化是不是等同于老板文化？從理論上分析，企業家精神主導一個企業文化的主要性格，但它不能簡單等同于企業文化，畢竟企業文化是一個群體概念，而企業家精神是一個個體概念，兩者之間不是簡單的算術問題。我們分析，之所以中國企業文化建設會出現這個問題，關鍵是大部分中國企業管理模式處于人治階段，企業家決定了企業的主要管理模式，法治或者說是制度建設停留在原始階段，因此出現個人精神等于集體精神的現狀就不足為怪了。從企業發展階段分析，這種現狀的存在有其合理性，由經驗管理、科學管理、文化管理逐漸提升是一個企業的必然發展階段，中國當前企業管理主要是由經驗管理向科學管理過渡，因此企業家在管理中的作用自然是起到決定性作用。但這種現狀正在逐漸改變，隨著企業戰略發展需要，企業從一個人管理或信息來源湖州人才網www.tmdps.cn，更多資訊請上湖州人才網。者家庭式管理向職業化團隊管理是大勢所趨，許多民營企業都在這方面做出嘗試，盡管目前由于職業化經理人團隊并不是很成熟，出現了許多困難和失敗案例，但總體趨勢還是不變。職業經理人團隊的加入，使得原來單一的人治文化出現了微妙的變化，職業經理人所帶來的新理念、新管理模式，逐漸改變了原來單一的以企業家為首的管理模式，因此文化管理模式也就隨著加入了更多新的管理因素。在此過程中，存在著許多管理的博弈，例如企業家與職業經理人之間，新員工與老員工之間，新老管理模式之間，無論在理念上、管理工具上、管理模式上，都存在著諸多的差異，他們之間的這種博弈，關鍵取決因素是企業家對未來的戰略性思考，對變革的果斷性，以及職業經理人對中國式管理的理解程度，如果這些因素能夠協調發展，那么文化變革就能夠取得成功，否則將會使企業又走回原來的出發點，這將對企業造成更大的傷害。

4、制度文化與精神文化之間的協調是民營企業文化建設的主要困惑

文化務虛，制度務實，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是長期困擾中國企業管理的主要問題。管太嚴會管死，管太松會失控，到底采取什么樣的管理模式比較適合，是企業家最關心的問題。中國民營企業由以前的人治管理向法治管理轉變過程中，通常會有以下兩大傾向：一是過度強調制度建設而導致機制疆化，二是過度強化人性管理而導致組織失控。過度強化制度建設的企業一般會認為，西方的管理模式之所以成功，是他們什么都通過制度來管理，通過寵大的制度體系來管人，所以人的因素在管理當中占較少比例，這正是當前大部分民營企業家所向往的。多年的市場拼搏讓他們感到疲憊不堪，通過制度化平臺，引入職業化經理人，復制西方管理模式成為他們的理想。但他們忽略了中國民營企業管理平臺與西方成熟企業管理平臺之間的差距，這種差距不僅僅體現在管理體系、管理技能、管理能力的差距上，更重要的是在管理理念上的差距而形成的管理文化差異。因此過早將西方管理制度復制到企業管理中很容易產生管理不適應，例如ERP、人力資源BSC等管理模式的導入，經常會因為企業管理體系不到位而造成最終結果失敗。而過度強化人性管理的企業則過分強調中國文化的特殊性而經常給自己找理由，認為中國式管理是以中庸文化為主，以靈活善變的中國人特性為基礎，以老板駕馭人的權謀能力為榮，導致制度管理流于形式，甚至出現公司政治主導的文化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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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種情況形成了部分民營企業將企業文化虛化，認為企業文化是給別人看的，企業要以制度管理人，有了制度就足夠了，最終形成員工積極性低下，工作創新性缺乏的局面。而另一種情況則是視制度管理而不顧，認為文化能夠解決所有問題，將企業存在的所有問題都歸結到企業文化身上，而形成精神至上的誤區。

經盛管理咨詢認為，在企業文化管理模式中，制度建設是基礎，文化管理是導向，我經常說的一句話是：制度是讓想犯錯的人犯不了錯，文化是讓想犯錯的人不愿意犯錯！

二、中國民營企業文化建設發展趨勢預測

經盛管理咨詢認為，文化是因管理而生，為管理服務，以管理績效為最終檢驗標準的高級管理模式，因此企業文化的發展趨勢必須是如何與管理結合，支撐管理而又提升管理的。中國民營企業文化發展趨勢有它的客觀規律和內在特點，我們總結有以下幾個方面：

1、企業家的文化變革決定了企業文化變革的關鍵因素

從相當長時期來說，民營企業家的文化性格決定了民營企業文化的關鍵因素，企業文化的變革其實質是民營企業家的變革，是生意人還是企業家？是個人成功經驗還是企業成功經驗？這將是民營企業文化變革的關鍵取決因素。心胸與眼光、長期與短期、物質與理想，這將是企業家必須做出正面回答的問題。在此過程中，將逐漸會出現兩種傾向，一種是有夢想、重管理、眼光長遠、心胸廣闊、關注人性的企業家以及在他們帶領下而形成的企業文化，這將是中國民營企業文化的標桿。另一種是以關注短期利益、胸懷狹窄、表里不

一、狂傲自大的企業家以及在他們影響下形成的企業文化，這種企業文化將導致企業逐漸走向絕路。從這種意義上說，民營企業文化是：優秀的老板不一定能形成優秀的企業文化，但優秀的企業文化一定需要一個優秀的老板。

2、職業經理人融入的文化因素成功與否決定了企業文化升級的最終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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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企業還是一幫人的企業，一個人的精神還是一幫人的追求，一個人的管理還是一幫人的制度，這是民營企業文化升級的必答題。建立職業化、制度化、規范化、科學化的管理平臺，融入更多人的理想，搭建平臺帶團隊，這是新時期民營企業文化建設的趨勢。方向是明確的，道路是坎坷的。當然，中國職業經理人的團隊素質，職業化道德水平，也是這場變革的另一個關鍵因素。不要先提出問題，而要先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不要先挑毛病，而要看到原有企業與人員的優點；不要太急于求成，而要先學會融入；不要采取一刀切的治理辦法，而要采用逐步過渡；不要光批評人，而要學會提攜人。或許這才是中國式管理的真正內涵吧。

3、戰略導向型與應用型企業文化建設是主流

中國民營企業向來不缺乏戰略思想，但缺乏戰略規劃。中國民營企業向來不缺乏文化意識，但缺乏文化管理的能力。從戰略梳理和管理流程入手，結合人力資源管理的企業文化建設將是民營企業文化建設的主要需求。建立戰略導向型企業文化，強調企業文化提升管理理念，通過核心理念與管理制度規范要求相結合，講究實效性、戰略性、管理型的文化應用，回歸文化管理的本質，這將是民營企業文化建設訴求與其它文化類型的主要差別。但這種趨勢的發展瓶頸將在民營企業管理基礎的薄弱上，許多民營企業的基礎管理平臺較低，而好高騖遠的想法使得許多民營企業期望通過一兩次管理體系的導入而得到重生，更為重要的是，對管理意識的薄弱導致中民營企業戰略缺失，人力資源管理體系基本沒有，這樣的管理基礎必然使得民營企業文化虛化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形式比內容重要，市場比管理重要，從而形成了“說起來重要，忙起來次要，做起來不要”的局面，這種意識下的企業文化建設毫無疑問會讓民營企業文化建設道路更為艱辛。

4、品牌文化建設與企業文化建設內外兼修是文化實用主義的體現

中國民營企業文化建設實用導向主義將越來越明顯，務實的文化需求不僅希望將內在文化應用到管理當中，更加需要將內在文化與外在的品牌文化相結合，因此CI式的企業文化建設與管理型的文化建設將成為中國式企業文化的主要模式之一。在這過程中，需要提醒的是民營企業文化建設要將內信息來源湖州人才網www.tmdps.cn，更多資訊請上湖州人才網。在文化既管理文化作為核心，以外在品牌文化為輔助，一定不能將品牌文化凌駕于管理文化之上，這樣會造成文化虛化更為嚴重。以內定外，以外助內，內外兼修，這將是中國式企業文化的形式之一。

5、多元文化以及跨文化管理將是民營企業文化的熱點

多元文化和跨文化是兩個不同概念，多元文化是一個相對廣泛的定義，它指的是一元文化以外的多種文化融合，既它包括了跨文化以及同一文化范圍內的多種文化內容，而跨文化一般指的是在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差異與交流問題。民營企業在多元化文化問題上可能會遇到幾種情況，一種是由于企業發展需要，不同企業或者地方來的新員工與老員工之間的融合問題，一種是企業地域發展而導致的不同地方文化的融合問題，一種是家庭文化與職業文化之間的融合問題。而跨文化問題則更多是大型民營企業由于國際業務發展需要，在不同國家之間進行投資經營而形成的不同國家民族之間的文化管理問題，這本質上也是多元文化的問題。

以上是我們總結的中國民營企業文化建設未來可能的發展趨勢，但這僅僅是滄海一粟，在一篇文章想將全部的趨勢進行概括難度較大，因此本文僅點到既止，希望能夠給中國民營企業文化建設拋磚引玉。中國民營企業發展問題是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關鍵問題，民營企業文化問題是民營企業發展的核心問題。抓住民營企業的文化建設問題，就抓住了民營企業發展的核心問題，也就解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問題。

發展取決戰略，戰略重在思路，思路來源文化，文化取決老板。老板不同而文化不同，素質不同而老板不同。素質源于夢想，夢想決定文化。這就是中國民營企業文化的真實寫照。讓我們重溫：“人類因夢想而偉大，企業因文化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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