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議稅收效率與公平

《稅收學》 課程結課論文

論文題目: 淺議稅收效率與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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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一、稅收公平與效率的內涵

稅收公平的內涵

稅收效率的內涵

稅收的行政效率

稅收的經濟效率

稅收的社會生態效率

二、稅收公平與效率的關系

公平與效率的相容性

公平與效率的不相容性

三、稅收公平與效率關系的處理

四、影響稅收公平與效率的因素及其處理建議

影響稅收公平執法的因素

地方政府行政干預稅收職能的實施

擅自越權制定減免稅優惠政策

地方稅收任務層層加碼

政企不分，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婆媳關系沒有得徹底解決

稅務機關執法中也存在不少問題

執法不嚴，以補代罰，以罰代刑現象仍然存在稅務案件處罰方面有的未及時執行到位，有的甚至無法履行

過分注重加大征管力度，不注重法律程序與政策

影響稅收效率問題的因素

稅收機構龐大，執法水平和征管技術不高

納稅人素質不高

稅收環境不夠理想

影響稅收公平與效率的處理建議

針對影響稅收公平執法的因素采取的對策

加強稅收宣傳，強化服務意識

內部加強法制培訓教育，提高執法人員素質

建立稅收征管法律體系

針對影響稅收效率因素采取的對策

樹立正確的稅收效益觀念，加強對稅收成本的管理

改革稅收行政

摘要：本文通過對稅收效率與公平內涵的闡述，進而說明兩者之間的緊密關系，并提出了如何處理兩者之間關系。本文重點則是通過對前文的闡述，揭露目前我國稅收中影響公平效率各種因素，并筆者提出解決意見。

關鍵字：稅收 效率 公平因素 建議

一、稅收公平與效率的內涵

1、稅收公平的內涵 公平是稅收的基本原則。在亞當·斯密的稅收四原則中，公平原則列為首位。稅收公平，首先是作為社會公平問題而受到重視的。稅收本來就是政府向納稅人的無償征收，雖然有種種應該征稅的理由，但從利益的角度看，征稅畢竟是納稅人利益的直接減少，因此，納稅人對征稅是否公平、合理，自然就分外關注。在現代經濟中，稅收公平原則事實上不僅包括社會公平，還包括經濟公平。稅收的經濟公平包括兩個層次的內容：首先是要求稅收保持中性，即對所有納稅人同等對待，以便為其創造一個合理的稅收環境，促進經營者進行公平競爭。其次是對于客觀上存在的不公平因素，如資源稟賦差異等，需要通過差別征稅實施調節，以創造大體同等或說大體公平的競爭環境。

2、稅收效率的內涵。稅收效率原則指的是以盡量小的稅收成本取得盡量大的稅收收益, 它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稅收的行政效率。它要求稅收的征管費用和奉行費用最少, 即必須建立簡便高效的征收管理制度;

（2）稅收的經濟效率。它要求征稅所帶來的超額負擔最小和額外收益最大, 即在市場機制生效時保持稅收中性, 使資源按照市場規律得到有效配置, 盡量不產生稅收的超額負擔;當市場失靈時,運用相對的稅收中性, 即適當的稅收調節來彌補市場缺陷, 以獲取盡可能多的稅收額外收益, 從而促進市場經濟體制的有效運轉;

（3）稅收的社會生態效率。在社會主義條件下, 經濟發展應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為最終目的, 因此作為經濟調節手段之一的稅收必須具有前瞻性, 要考慮到生態環境的改善和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 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稅收效率與公平的關系

1、效率與公平的相容性。稅收的效率與公平是密切相關的，甚至可以認為它們是互為前提、互相促進的。一方面，效率是公平的前提。沒有效率，公平只是淺層次的公平，即使形式上留有公平的痕跡，也不過是無本之木。另一方面，公平也是效率的前提。因為失去了稅收的公平就不可能實現經濟的高增長，效率的標志就無法反映。可見，效率與公平的選擇不能顧此失彼，應該將相容性發揮得淋漓盡致。

2、公平與效率的不相容性。公平與效率歷來是一對難解的矛盾，其間存在著很深的排他性。要么強調效率以犧牲公平為代價，換取效率的提高；要么強調公平，以犧牲效率為代價，換取公平的實現。

三、稅收公平與效率原則關系的處理。

我國正處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起步階段，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是我國的根本任務。因此，只有效率優先，低消耗、高產出，保障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高水平的公平。只有經濟效率提高了，可供分配的財富增加了，全體社會成員收入水平的提高才有物質基礎，國家才有可能通過國民收入的再分配，調節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使貧困地區的人民早日擺脫貧窮，并通過福利、救濟等辦法來保障低收入者的生活。堅持效率優先，并不是說公平不重要，更不能以犧牲公平為代價來換取效率的提高。事實上，公平和效率都是社會主義持續、穩定和協調發展的基本保證，沒有效率就沒有高水平的公平，而社會的不公平也制約和阻礙著效率的提高。第一，收入差距過大，兩極分化，會導致占比重相當大的低收入者有效購買力低，有效需求不足，使生產力發展受到制約：第二，實現高效率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建立合理的激勵機制。如果低收入者通過主觀努力和勤奮勞動不能改善自己的處境，便會損害效率，甚至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和動蕩。現在，我們一方面應堅持不懈地發揮稅收促進經濟發展和效率提高的作用，堅持公平稅負，鼓勵競爭；另一方面，要強化稅收在實現社會收入公平分配方面的功能，調整稅制結構。

四、影響稅收公平與效率的因素及其處理建議

1、影響稅收公平執法的因素

（1）地方政府行政干預稅收職能的實施

擅自越權制定減免稅優惠政策。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需要大量的外資投入，政府作為招商引資的代言人往往需要一些政策支持，地方政府或出于加速地方經濟的發展，或在招商引資，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的過程中需要出臺一些保護政策，有“優惠政策”就來投資，必然造成不公平的社會投資競爭環境。

地方稅收任務層層加碼。稅收計劃是各級稅務機關每年既定的工作目標，但一些地方政府為了保證財政收支平衡，往往忽視經濟增長因素，不問稅源多少，層層加碼，年年無條件遞增，導致稅務部門的壓力逐年增大，越窮越收，越收越窮。

政企不分，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婆媳關系沒有得徹底解決。盡管各級政府普遍進行了全民普法教育，稅務部門也采取多種形式的稅法宣傳，人們的依法納稅意識還是很淡薄。在稅收執法過程中有個別甚至是政府的領導出面打招呼、說情，其目的很明確，就是阻撓稅務部門依法做出的處理決定無法執行，造成行政執法不到位。

（2）稅務機關執法中也存在不少問題

執法不嚴，以補代罰，以罰代刑現象仍然存在。有些稅務機關執行征管法規定的加收滯納金、處以罰款等規定不嚴格，處罰不力。個別稅務人員政治、業務素質不高，對法律的理解有偏差，執法程序不正確，導致納稅人對稅務機關提起行政訴訟有所增加，稅務機關稅務行政訴訟案件增加。

稅務案件處罰方面有的未及時執行到位，有的甚至無法履行。在實際稅務執法過程中，一些納稅人，尤其是個人承包，被發現偷稅或其他違法行為不能及時追征，執法者很少依法運用《征管法》賦予的強制執行措施、稅收保全措施等該用的執法手段。

過分注重加大征管力度，不注重法律程序與政策。稅務部門組織征收的稅款收入是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每年稅收任務的增長幅度均比較高，長期以來，我們的稅收計劃不是根據GDP發展變化來確定，而是根據上年實績加上計劃增長率來編制下達。

2、影響稅收效率問題的因素及處理建議

與國外相比，我國的稅收效率偏低，稅收管理潛力仍然很大。從稅收征收成本看，申報納稅、繳納稅款、聘請代理、咨詢服務等方面的開支很驚人。另外，從稅收征管質量來看，也亟待提高，如每年由于從偷漏騙逃稅和越權減免導致的稅收流失都在上百億元，無疑也說明征管質量差，稅收效串很低。

造成稅收效率不高的原因很多，主要是：

（1）稅收機構龐大，執法水平和征管技術不高。現在全國省以下稅務機關設置兩套機構，本己龐大，而一些地方的征收機關還是按行政區劃設置，稅務人員數量一再擴充，1994年以來已基本翻了一番。但稅務人員的業務素質及征管水平卻不盡如人意，不能做到應收盡收影響了征管效率。稅務稽查計算機選案無法完全實現。現代化征管要求與落后的技術水平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客觀上制約了稅收征管的效率和質量。

（2）納稅人素質不高。雖然經過多年稅收宣傳，全社會整體納稅意識有所提高，但在市場化進程中，許多新辦企業、新興業戶對稅收的本質功能仍缺乏應有認識。農村地區、零星稅源分散隱蔽很多私營業主、個體業戶賬證不全，遲遲不辦理登記。使稅務機關無法實行稅務監控。納稅人素質參差不齊、影響了整體納稅質量，干擾了市場經濟要求的公平競爭秩序，是制約稅收征管效率的主要因素。

（3）稅收環境不夠理想。從經濟環境看，在走向市場經濟之初的現實經濟運行中，滋生了大量的“地下經濟”，由于信息不靈、政策的貫徹難度大，給稅源的監控帶來很大困難。從文化環境看，由于尚有很多納稅人法制現念和納稅意識很差，稅收法規的執行不僅得不到納稅人和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反而有人千方百計地逃避納稅義務，有的甚至抗拒、敵視稅務執法行為。

3、影響稅收公平與效率的處理建議

（1）針對影響稅收公平執法的因素采取的對策

加強稅收宣傳，強化服務意識。全社會都要重視稅法宣傳，把稅收法律納入全社會普法教育內容，使稅收法規家喻戶曉，人人皆知，使不知稅法的人知道稅法的人更加熟知，并幫助他們了解稅稅收規定的義務和責任，讓公民真正認識到依法納稅是一個公民應盡的義務。在加大稅法宣傳力度的同時，要為納稅人提供優質而便捷的服務，以便每一個納稅人都能及時、準確地了解、掌握自己應盡的義務以及如何履行其義務，促使納稅人更加關心稅法的變化和結果，及時自覺地申報納稅。

內部加強法制培訓教育，提高執法人員素質。針對執法者執法手段不硬不敢執法的問題，開展法制教育，提高執法人員法治意識，克服畏難情緒，增強執法者的事業心、責任感；要求執法人員熟知國家稅法、行政法規和執法程序，提高執法人員的綜合素質。

建立稅收征管法律體系。稅收征納行為要以稅收法律為準繩，其前提就是要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建立與我國國情相符合的，反映稅收征管規律的，科學嚴密、切實可行的稅收征管法律體系，使稅收征管全過程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2）針對影響稅收效率因素采取的對策

樹立正確的稅收效益觀念，加強對稅收成本的管理。征稅成本是社會演源的一種虛費，應盡可能降低到最小跟度。鑒于現實狀況，提高稅收效率，至關重要的是以法的形式，規定整個稅收征管活動。所以應盡快出臺稅收的根本大法一一《稅收基本法》，修訂現行《稅收征收管理法》及配套各項法規。使稅收效率的提高有一套法律法規作保障。還要改變實際工作中單純“以收入論英雄”的做法。把稅收效串作為考核稅務部門政績的一項重要指標，建立評價稅收效率的措施體系。

改革稅收行政。①合理調整機構，推進人事制度改革，提高稅務人員素質。解決好機構林立。人浮于事的問題是降低稅收成本、提高稅收效率的必由之路。應按經濟流向，本著精簡機構、便于管理、經濟科學的原則，收縮基層征管機構。②加快微機開發利用進程。改善稅收征管條件。以微機技術代替手工勞動，可提高工作效率，減少工作中的隨意性。③推行稅務代理，健全協稅護稅網絡。隨著經濟的發展，稅務機關的工作量及管理難度都在加大，推行稅務代理制度，把本該由納稅人自己辦的事，從稅務機關分離出來，把服務工作推向社會，減輕稅務部門自身負擔，相應減少了稅收成本。另外，由稅務代理人向納稅人提供專業服務。雖也要收費、但比納稅人自己去納稅要有效、簡約和順利多了，從而節約了納稅費用。從另一側面提高了稅收效率。

參考文獻:

1、《試論實現公平與效率稅收調節機制的演進》；王俊。焦作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3 卷, 第4 期, 2002 年12 月Jour nal of Jiaozuo I nstitute of T echnolog y(Social Sciences), Vol 3, No4, Dec 20022、《稅收效率和公平原則的理論與稅收完善》邱泰如 中圖分類號： F810．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2382（2008）12－0039－053、《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稅收效率與公平原則》馬發驥 王順安 《稅務研究》 Collections of Main Arguments 2005年第8期 總第243期

4、《稅收公平與效率關系再認識》 呂偉 四川財政 西南財經大學財稅學院

5、《影響稅收公平執法的因素及對策》 2004-5-14 13:17 來源：稅收法規網

6、《關于稅收效率問題的探討》2006-4-4 0:07、《淺議稅收的公平與效率及其關系》

第二篇：稅收的效率和公平論文

《稅務研究》2005年第8期 總第243期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稅收公平與效率原則

馬發驥王順安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稅收工作必須遵循公平與效率原則，而這兩大原則的貫徹是在稅收作為經濟杠桿不斷對經濟進行調控的過程中最終得到實現的。

一、稅收公平、效率原則的理論內涵

（一）公平是稅收的基本原則

在亞當· 斯密的稅收四原則中，公平原則列為首位。稅收公平，首先是作為社會公平問題而受到重視的。稅收本來就是政府向納稅人的無償征收，雖然有種種應該征稅的理由，但從利益的角度看，征稅畢竟是納稅人利益的直接減少，因此，納稅人對征稅是否公平、合理，自然就分外關注。在現代經濟中，稅收公平原則事實上不僅包括社會公平，還包括經濟公平。稅收的經濟公平包括兩個層次的內容 ： 首先是要求稅收保持中性，即對所有納稅人同等對待，以便為其創造一個合理的稅收環境，促進經營者進行公平競爭。其次是對于客觀上存在的不公平因素，如資源稟賦差異等，需要通過差別征稅實施調節，以創造大體同等或說大體公平的競爭環境。

經濟的發展使各類經濟組織成為重要的納稅主體，與個人相比，它們要求經濟方面的公平比社會公平更迫切、更現實。而且，經濟公平也是稅收效率原則的必然要求。稅收公平，特別是經濟公平，對我國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的稅制建設與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因為，我國市場發育還相當不健全，導致不公平競爭的外部因素較多，同時，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稅制體系也有待進一步完善，因此，如何使稅制更具公平，為市場經濟發展創造一個公平合理的稅收環境，是我國進一步改革稅制的重要研究課題。

（二）稅收不僅應是公平的，而且應是有效率的這里的效率，通常有兩層含義：一是行政效率，也就是征稅過程本身的效率，它要求稅收在征收和繳納過程中耗費成本最小 ； 二是經濟效率，就是征稅應有利于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或者對經濟效率的不利影響最小。遵循行政效率是征稅最基本、最直接的要求，而追求經濟效率，則是稅收的高層次要求，它同時也反映了人們對稅收調控作用認識的提高。

二、稅收公平與效率原則的關系及處理方法

（一）稅收公平與效率原則的關系

稅收的公平與效率原則是既矛盾又統一的，矛盾性表現在：在具體的稅收制度中往往很難兼顧公平與效率。公平原則強調量能負擔，而效率原則強調稅收應盡量避免對經濟產生干擾，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的穩定與增長，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可能拉開貧富差距，從而破壞公平原則。但從整個經濟運行的方面來看，公平原則是實現稅收效率原則的前提。只有以達到一定程度的公平原則為前提，才能談及效率問題。如果不以一定的公平為前提，政府征稅就不會為納稅人接受進而影響市場的公平競爭，扭曲經濟活動主體的經濟行為，當然也就無法提高效率。從另一方面看，效率原則為公平原則的實現提供了動力。效率的提高可以保障公平更好地實現。盲目的平均主義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平，只有在整個經濟都很活躍的時候，人們的生活提高一個層次，公平程度也就會向前邁進一步。

（二）稅收公平與效率原則關系的處理

我國正處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起步階段，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是我國的根本任務。因此，只有效率優先，低消耗、高產出，保障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高水平的公平。只有經濟效率提高了，可供分配的財富增加了，全體社會成員收入水平的提高才有物質基礎，國家才有可能通過國民收入的再分配，調節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使貧困地區的人民早日擺脫貧窮，并通過福利、救濟等辦法來保障低收入者的生活。堅持效率優先，并不是說公平不重要，更不能以犧牲公平為代價來換取效率的提高。事實上，公平和效率都是社會主義持續、穩定和協調發展的基本保證，沒有效率就沒有高水平的公平，而社會的不公平也制約和阻礙著效率的提高。第一，收入差距過大，兩極分化，會導致占比重相當大的低收入者有效購買力低，有效需求不足，使生產力發展受到制約 ： 第二，實現高效率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建立合理的激勵機制。如果低收入者通過主觀努力和勤奮勞動不能改善自己的處境，便會損害效率，甚至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和動蕩。現在，我們一方面應堅持不懈地發揮稅收促進經濟發展和效率提高的作用，堅持公平稅負，鼓勵競爭 ； 另一方面，要強化稅收在實現社會收入公平分配方面的功能，調整稅制結構。

三、在稅收實踐中實現稅收效率與公平原則

完善的稅制可以使稅收的公平與效率原則得到充分的體現，更好地發揮稅收宏觀調控的作用，但

只有完善的稅制，卻不能有效地執行，也是不夠的，稅收征管對稅收公平與效率原則是有很大影響的。由于我國稅收征管中存在很多漏洞，每年都有大量稅款流失，這不僅降低了稅收效率，而且影響了稅收的公平。本該納稅的人沒有納稅，這對于相同條件的已納稅人來說就是不公平的。造成這種情況的具體原因有：公民的納稅意識淡薄，缺乏良好的全民納稅風氣 ； 稅務機關工作人員主觀故意或由于本人業務能力的限制，不能發現錯誤申報。針對這種情況，要強化稅法宣傳，增強人們的納稅意識，在全社會形成一個強大的輿論宣傳攻勢 ；要通過提高稅務人員的素質和科學化、精細化的稅收管理；通過稅收征管現代化手段的應用，特別是實行國地稅信息共享，對納稅人的經營行為實行信息全面覆蓋 ； 通過電子化結算手段，避免通過現金賬外經營，規范一切經營行為和個人收入監督等措施，借鑒發達國家的管理經驗，加大查處力度，使征納行為更加規范、合法。長期以來，稅收成本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重視與研究，造成稅收效率低下，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為改變這種狀況，首先應大力推廣現代化的征管方式，具體內容包括普遍建立納稅人自行申報制度 ； 建立稅務機關與社會中介組織相結合的稅務服務體系 ； 完善稅務代理業務等。還應該運用現代化的征管手段，建立一條稅務信息系統網絡，將納稅人的賬目如銀行存款、租賃收入等，納入稅務信息系統網絡，對異常情況，隨時抽查、協查，通過現代信息技術在稅收征管上的全面普及，降低征納成本。

從效率與公平角度淺析稅收對于增進社會福利的意義

王慧潔, 田金玲

哈爾濱商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 期

[摘要] 福利經濟學主要研究如何進行資源配置以提高效率;如何進行收入分配以實現公平。資源的最優配置意味著效率,國民收入分配的均等化意味著公平, 所以,公平與效率是福利經濟學所追求的基本目標。稅收對于資源配置與國民收入合理分配這兩方面的調節作用直接影響到效率與公平的實現, 進而影響到國民的福利。

[關鍵詞] 稅收;效率;公平

福利經濟學是從經濟福利角度, 對經濟體系的運行進行研究和評價, 主要研究:如何進行資源配

置,以提高效率;如何進行收入分配, 以實現公平。因此公平與效率是福利經濟學所追求的基本政策目標。一方面, 福利經濟學派的創始人庇古認為,要改善經濟福利就必須增加國民收入總量。為使社會一定總量的生產資源所產出的國民收入達到極大值,就應當使這些生產資源能合理的在各個生產部門之間進行分配, 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另一方面, 凡能夠增加國民收入總量而不減少窮人的絕對份額或者增加窮人的絕對份額而不影響國民收入總量的,都意味著社會經濟福利的增加。市場作用失靈的存在使得稅收成為政府介入經濟的有效杠桿。無疑, 稅收對于資源配置與國民收入合理分配這兩方面的調節作用直接影響到效率與公平的實現, 進而影響到國民的福利。

一、稅收與優化資源配置

優化配置是資源配置的基本原則。在市場機制下, 自由競爭可能造成邊際私人純產值與邊際社會

純產值不一致的情形,在邊際私人純產值大于邊際社會純產值的情況下, 就不能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使社會經濟福利達不到極大值。因此,應當由國家采取適當調節措施, 矯正資源配置的失調狀態。稅收可以利用稅種設置、稅目、稅率的調整影響資源配置的結構和規模, 通過價格信號影響生產者的資源配置行為。

1.資源配置對稅收的要求

資源的稀缺性要求有效地配置資源, 資源配置的目標是使社會資源實現最佳組合并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以滿足整個社會的需要。一般而言,之所以謀求資源的最優配置源于一個既定的事實— 資源是稀缺的。這就決定了資源配置的必要性,即人們必須在有效的資源范圍內,對資源配置的方向和數量進行有序的排列組合, 以便使有限的資源滿足人們無限增長的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現代經濟學多以帕累托效率作為效率的衡量標準。所謂帕累托效率是指資源配置達到這樣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下,沒有一種資源的重要調整可以不使某境況變壞而使他人境況變好。帕氏效率包括這樣三層涵義:一是如果某人的境況變好使更多的人境況變壞, 這種資源配置不符合帕氏最優;二是如果一個人的境況變壞,使更多的人境況變好,這種資源配置也不符合帕氏最優;三是如果一些人的境況未變,另一些人的境況變好, 這種資源配置也不符合帕氏最優, 通常將其稱為帕累托改進。實現帕累托效率,必須具備一定的前提條件, 即經濟處于完全競爭并且不存在外部經濟影響。由于帕累托效率的限定條件非常苛刻,除了完全競爭市場沒有外部經濟影響外, 其中包含一些隱性的前提假設, 如沒有壟斷、信息貧乏、優效品與劣效品等市場失

效因素, 也包括沒有來自制度或政策方面的扭曲因素。所以在微觀經濟運行中,把效率的衡量標準用最佳商品數量來代替。就是說,效率問題可以歸結為商品的最佳數量問題,最佳數量就是有效率,非最佳數量就是缺乏效率或無效率。現代經濟分析證明: 最佳的商品數量就是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時的數量。所謂邊際收益,是指最后增加一單位商品所獲得的收益;所謂邊際成本, 是指最后增加一單位商品所支付的成本。在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點上,無論是要素所有者、生產者或是消費者都處于最佳狀態,即對生產者來說,能夠實現利潤最大化;對消費者來說,能夠滿足效用最大化;對政府來說, 能夠體現全社會的福利最大化。

發揮稅收作用實現資源有效配置,在經濟學看來只是一種理想的抽象狀態。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即可,這就是我們常說的資源配置的次優狀態。在市場機制能夠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情況下,稅收應當保持 中性 , 即不應干擾市場機制的運行,否則就會使資源配置偏離最優狀態。而在市場機制無法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情況下,稅收就應當為 非中性 ,即介入市場機制以矯正市場失敗, 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現實經濟生活中, 公共物品的供應只能由政府部門來提供,這是導致市場失靈的經濟根源之一。經濟中一旦出現外部性、風險與不確定性、收入再分配以及失業和通貨膨脹等一些問題, 就要求政府通過間接調控手段(如稅收)予以矯正。因此, 發揮稅收的宏觀調控以矯正市場失效, 實現資源有效配置,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

2.稅收對資源配置的調節

(1)對用在傾向于發展過度的事業上的資源,課以適當稅率的稅收, 并以這筆收入對那些用在相反

方向上的各類資源給予適當比例的津貼。

(2)政府還可以對污染環境的生產廠家征收排污稅(費),以限制這類企業的發展,促使這類企業將

生產資源從有害于邊際社會純產值的部門轉向其他有益于社會用途的方面。政府再以征得的稅(費),用于資助社會醫療、保險事業的發展或環境污染治理等。這樣, 就可以促進邊際私人純產值和邊際社會純產值趨于一致, 增進全社會的經濟福利總量。

(3)在征稅方式的選擇上,可以通過向資源的某些特定用途的征稅方法矯正。進一步分析,如果對

用于矯正目的的稅種已經選擇, 征稅數額已經確定, 那么, 應當采取什么樣的征稅方式,是對所有的課稅對象實行統一的征稅辦法, 還是實行差別課稅辦法? 如何作出這種選擇對社會經濟福利有重要影響。

(4)就應稅商品的供需彈性來說,對商品課稅會引起商品價格的變動,從而影響這種商品的供給量

和需求量。但是, 由于不同商品的不同供需彈性決定了征稅對不同商品的生產和消費數量變動的不同影響,因此對經濟福利的影響也不盡相同。假定有兩種商品: A 的需求有彈性, B 的需求無彈性, 兩者均在有固定報酬的條件下生產。如果B 的需求彈性為零, 稅收收入為一既定量, 那么, 在下面兩種征稅方式下, B 的供給仍然會以同一數量生產出來,人們也會做同一數量的工作。這兩種方式其中的一種是以統一的稅率向A、B 雙方同時征稅;另一種是采用較高稅率只對 B 課稅, 對A則不予征收。雖然不論選擇哪種征稅方式均不會影響稅收總量, 但不同方式對資源配置和經濟福利的影響卻是不同的。在前一種征稅方式下,人們會減少對A 的需求,導致部分資源因稅收的干擾而從A 生產部門撤出;在后一種征稅方式下,則不會影響B 的需求, 因而也不會對資源配置和經濟福利產生扭曲性的影響。

二、稅收與收入分配

稅收作為一種調整收入分配的有力工具, 越來越受到關注是不足為奇的。因為政府通過稅收不僅

可以對高收入者課以高稅, 而且還通過籌集占GNP很大份額的資金, 把資源轉移給政府, 然后再通過預算程序, 用于有益于貧困者的支出上,明顯地改善收入分配狀況應當是可能的。有些經濟學家甚至說, 現行的稅制在決定收入分配中起著決定全局性的作用。

1.稅收分配在國民收入分配體系中的定位及效用

國民收入分配是由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三個層面共同組成的復雜系統和過

程。收入分配的差別則是分配公平與否的最終綜合反映。

(1)經濟公平與稅收中性。稅收分配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定位及效用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領

域即經濟活動之內的分配領域, 個人負擔相同的稅收,即實現稅收的橫向公平,為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提供稅負公平的外部環境, 促進經濟增長。

(2)社會公平與稅收調控。在國民收入再分配即經濟活動之外的分配領域, 政府是收入分配的主體,按照政治上的公平原則進行分配,即國家運用各種經濟手段調節收入與財富的分配,達到社會公平分配的目標。

(3)政府稅收分配的定位是借助于稅收非中性原則的實施和效用, 實現稅收的縱向公平與政府分配的社會公平目標保持一致。收入分配差別既是市場效率的源泉和動力, 也是市場效率的結果。但收入

分配差別過大,既有悖社會公平, 也同樣會損害市場效率。效率只有在穩定的社會環境中才能實現。稅收作為政府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國民收入再分配領域理當承擔起干預和調節收入分配的重任, 即主要按生產要素的貢獻進行分配。

(4)稅收分配的定位還是借助于稅收中性原則的實施及效用,實施所得稅、財產稅等非中性的稅

收政策, 對收入分配結果、收入的使用、收入的財富積累與轉讓等進行全面橫向公平即經濟公平,與市場經濟的效率目標保持一致,使具有不同負擔能力的納稅人能夠合理負擔稅收。市場經濟是一種有效率的經濟制度,實現稅收的縱向公平,滿足政府的社會公平目標是經濟的內在要求, 市場經濟效率與經濟公平是內在統一的。

2.稅收對收入再分配的調節

在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下, 人們之間的收入水平和經濟地位會出現較大差別。從有利于合理分配

財富和增進社會經濟福利的角度看,選擇什么樣的征稅制度或方式,是采取差別稅制還是實行統一稅制,哪一種才能夠更好地實現上述目標?一種是對收入水平相同但居于不同經濟地位的人如何對待問題。對所有的人應該均等課稅,但對他們在經濟地位上的差別應采取區別對待措施予以調整;對于經濟地位較強的人,可以在征收一般所得稅的基礎上, 再對其奢侈支出課征一定的特別稅;對于經濟地位較弱的人,可以在稅基上給予適當寬免。另一種是對收入水平不同但居于同等經濟地位的人怎樣對待問題。應當根據量能負擔原則,收入愈高的征稅愈重。具體措施如:累進的所得稅、財產稅或遺產稅,以及對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分別設計高低不等的稅率。

總之, 稅收對于資源配置與收入分配的調節有利于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平與效率的實現,有利于社會整體福利的增進,這符合新舊福利經濟學派的稅收思想體系。同時,資源的有效配置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加國民收入的總量,而國民收入總量的增加為收入分配的公平實現創造了前提。此外,公平的實現也為效率的優先奠定了基礎,這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從效率與公平角度重視稅收對于增進社會福利的意義有助于我國經濟的發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創造一個高效運轉、和諧發展的社會。

論稅收的公平與效率原則及稅制設計

王 宇

改革研究 理論導刊 2004.11

摘 要：稅收是市場經濟下政府組織財政收入的主要手段，一國稅制設計應在滿足財政收入前提下，盡量滿足稅收的公平與效率原則。稅制設計如何在這二者之間取舍，經常引起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的爭議。發達國家關于最優所得稅制的理論應該對我們有所借鑒。

關鍵詞：稅收公平；稅收效率；稅制設計；信息不對稱

一、稅收公平原則

如何征稅對納稅人才是公平的，首先應該界定公平的涵義。一般而言，公平是與價值判斷相聯系的社會倫理道德范疇，是國家想要達到的社會目標之一，對公平的追求是以承認現有社會分配“不合適”為前提的。按要素分配是市場經濟下的分配原則，要素的價格即是該要素獲得的報酬，而要素的價格是要素市場供給和需求共同作用的結果。在這種分配原則下，要素所有者在初始稟賦上的差異必然導致分配結果上的差異，因而市場經濟下不可避免的存在著公平與效率的矛盾，通過國家的再分配對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進行調整是協調這一矛盾的主要方式。

稅收作為國家再分配的基本工具，自然應該體現國家追求社會公平的意圖。體現稅制設計公平原則的“納稅能力說”正是這一意圖的表現。“納稅能力說”指就某一確定的財政總收入，每個納稅者應按他的納稅能力納稅，擁有相同能力的人必須繳納相同的稅收，而具有較高能力的人則必須繳納更多，前者稱之為橫向公平，后者則稱之為縱向公平。無論是橫向公平還是縱向公平，都要求有一種對納稅能力進行衡量的數量標準。理想的標準應能反映每個人在所有可供選擇的機會中得到的全部福利，包括消費、財富的占有和對閑暇的享受，但這種全面的衡量標準不太現實，因為納稅能力高低是納稅者私有的信息，或者說征稅者與納稅者在納稅能力高低方面存在著信息的不對稱。征稅者只能通過觀察納稅人的行動來大致地確定其能力高低，在實踐中，收入水平是一種次佳但又可用的標準，因而成為“納稅能力說”中最適用的納稅依據，個人所得稅是最能反映“納稅能力說”的典型稅種。但收入作為衡量納稅能力的次佳標準產生了一個問題：納稅人收入水平的高低不僅取決于他的納稅能力，而且取決于其工作的努力程度，而納稅人是否努力工作，則又取決于其稅后收入水平。假定其稅前收入不變，此時，政府稅率的高低將影響納稅人工作的努力。如果稅率過高，納稅人寧愿多休閑而少工作。此時，個人所得稅在公平原則與效率原則上出現了后文所說的矛盾，稅制設計特別是邊際稅率的確定變得重要。

稅收的公平原則不僅體現在“納稅能力說”中，同時還體現在“受益原則”中。即每個納稅人根據其從公共勞務中得到的受益而相應納稅，誰受益，誰納稅。在該原則下，公平的稅制依支出結構的不同而不同。“受益說”僅適用于繳納的稅收直接對應著某項公共品服務，其應用的范圍如對汽油課稅等很窄的領域。在市場經濟下，稅收往往并不直接對應某項公共品，人們繳納稅收的多寡也并不必然與其享受到的公共品成比例，這正是稅收三性“無償性”所隱含的意義：無償性并非意味著人們納稅是無償的，從廣義上來講，人們向政府繳納了稅收，同時享受了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如國防、司法、教育等服務，因而，稅收是人們享受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代價。從這個意義上說，納稅并非是無償的。然則稅收三性中“無償性”主要是區別于其他財政收入形式如收費而言的，即政府提供的大部分公共產品具有純公共晶特征，為這種公共品籌資更多是量能納稅的。“受益說”不能處置這一類的公共品籌資，也無法實現社會公平所要求的再分配目的。

二、稅收效率原則

稅收的效率體現在三個方面：征稅的行政管理費用應盡量節約；對納稅人的從屬費用不應毫無必要地增加；最后，稅收的“超額負擔”必須盡可能的小。由此，稅收的效率體現在如何設計稅制以降低這三種成本之和。

行政費用：對稅收金額的確定與征收需要行政人員與相應設備，這一活動形成了一個重要的公共勞務部門即稅務部門。有效率的稅務部門應該以最低的成本取得某一確定的稅收收入。這里，行政費用既受制于該行政部門工作效率的高低，還受到該國稅制結構的影響，如對個人所得稅征收的費用高于其他流轉稅的費用，而人頭稅的費用最低。

從屬費用：即納稅人的奉行征納費用，指私人部門按稅制的要求納稅所付出的費用。降低該費用的方法是盡可能簡化稅制，使納稅人易于理解并執行。

超額負擔：稅收的超額負擔是指稅收將會干預經濟決策，并扭曲原有有效率的選擇，從而對社會福利帶來損失。因此，有效率的稅制應使超額負擔盡可能的小。避免這一代價的最簡單的方法是采取課征人頭稅的方式來獲取全部財政收入，讓每個人繳納相同的稅收，這樣做會避免所有的額外負擔。然而，從公平的角度，這是無法接受的。如果要使稅收與納稅能力聯系起來，它就必須與收入、消費或財富等經濟指標相結合。因此，公平的稅收必須以經濟活動作為基礎，而這不可避免地會干預經濟決策，從而引起超額負擔。現實中，按照課稅對象的不同，稅收一般可以分為商品稅與所得稅，商品稅就支出征稅，所得稅就收入征稅。由于商品稅直接涉及到商品交易的價格，從而會扭曲市場價格損害市場效率。在這點上，所得稅則因不涉及價格從而不存在這種超額負擔被認為優于商品稅，但正如上面所說，在不完全信息下，以收入為課稅基礎的所得稅的超額負擔表現在稅收同樣扭曲了納稅人的工作決策，使高能力者選擇工作更少時間。

三、稅收公平與效率的關系

稅制設計的公平與效率原則之所以會引起取舍和爭議，正是因為稅收公平與效率原則之間存在著矛

盾，這種矛盾既體現在由于現實中的信息不對稱，稅收公平與效率難以兼顧，也體現在具體的稅種上。

1、信息不對稱下所得稅公平與效率的矛盾

所得稅因為最能體現量能納稅原則被認為是公平的稅種，同時因其不會扭曲市場價格也不存在商品稅的超額負擔問題，由此所得稅被認為是兼具公平與效率的優質稅種。但是莫里斯教授 1971年發表在《經濟研究評論》的“最優所得稅理論探討”證明，在不完全信息下，所得稅同樣存在公平與效率的矛盾，因而政府的稅制設計對于兼顧效率和公平非常重要。按照前面關于稅收公平的探討，我們知道，滿足公平的稅收應該體現量能納稅原則，即能力高的人繳納更多的稅收，而能力低的人則更少繳稅或免稅。如果政府對納稅人的能力有完全的了解，就可以根據能力對不同的人征收不同的稅，這樣既保證了社會公平也不損害效率。但在現實中，政府對納稅人能力的大小是不清楚的，或者說，在納稅能力方面，政府處于信息劣勢而納稅人處于信息優勢。在能力不可觀察時，只能選擇能夠大概反映能力的收入水平征稅。但如果對高收入的人征高稅，有能力的人就會假裝能力很低，使政府征不到稅，從而政府通過再分配調節收入的初衷難以實現。莫里斯教授關于最優所得稅制的研究表明，不完全信息下政府實現最大稅收的政策是規定最高收入的邊際稅率為零。考慮到政府能夠通過轉移支付將支出用于有利于窮人的項目，這種稅制對低收入者也是有利的。因而，在不完全信息下，公平與效率的兼顧不能僅從稅收的量能納稅單方面考察，而應該結合財政支出進行評價：政府通過最優稅制設計誘使高能力者選擇有效率的工作時間，并據此獲得最大的財政收入，而增加的財政收入對于窮人來說也是有好處的。

2、稅收公平與效率在具體稅種上的矛盾

上面我們假定政府以所得稅獲取全部財政收入，以及在此假定下，效率表現為稅收政策應盡可能不

扭曲當事人的工作努力決策，由此我們探討不完全信息下稅收公平與效率的矛盾。然而正像我們在稅收效率中所表述的，稅收效率不僅表現為所得稅所產生的超額負擔，而且還涉及到行政費用、從屬費用，稅收效率應表現為這三者總和盡可能的低。在此產生的稅收公平和效率的難題是，稅收公平與效率在具體稅種上可能是矛盾的。通過前面的考察我們發現，累進所得稅制對納稅人工作努力的負激勵使其同樣存在超額負擔的效率問題，并因此與公平目標產生矛盾，如果說最優稅制設計為解決這一矛盾提供了一條思路的話，那么所得稅因高額的征收費用和從屬費用所產生的效率問題往往使發展中國家望而生畏，從這個意義上說，所得稅同樣存在公平與效率的矛盾。對于商品稅而言，雖然其征收和從屬費用可能小于所得稅，但其對市場價格的扭曲所產生的超額負擔是顯而易見的，從另一方面，商品稅所具有的累退性從稅收公平方面是難以讓人滿意的。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增值稅作為商品稅中的獨特稅種，其“中性”特征作為區別于其他商品稅的最大的優勢被認為是克服了商品稅的超額負擔問題，但從公平的角度，這種高效率的稅種同樣也未能避免商品稅所共有的缺憾—累退性。由此我們看到，在具體的稅種上，公平與效率往往難以兩全。

稅收公平與效率的矛盾要求政府必須重視稅制的具體設計及稅種的選擇。現時，國際上一般認為，在復合稅制的基礎上按照各類稅種在財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小，各國的稅制體系可分為兩大模式：一種是以所得稅為主體的稅制模式，另一種是以商品及勞務稅為主體的稅制模式。實行第一種模式的大多是經濟發達國家，其特點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高，具有征收所得稅的基礎。據有關資料，世界上以所得稅為主要稅種的國家有 30 多個，包括美、加、英、日等國。第二種模式主要為發展中國家所采用。世界上 100 多個發展中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低于 300 美元的低收入國家占三分之二，這些國家人均可支配的收入極少，因而沒有征收所得稅的基礎，財政收入主要靠貨物稅、關稅甚至古老的農業稅。由此可見，稅制設計和稅種選擇首先應依據于一國經濟發展水平及相應的產業結構，整體而言，所得稅在公平和效率方面雖然優于商品稅，但并非所有的國家都適宜采用，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一則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限制了所得稅的稅基，二則所得稅高昂的征管和從屬費用相對于發展過國家較低的所得稅稅基也得不償失，結果很可能是政府根本不足以籌措到足額的稅收來應付必要的開支。由此，討論稅收的公平與效率必須基于現實的經濟發展水平，稅收的功能首先是組織財政收入，因而應在滿足財政收入的基礎上才談得上公平與效率的問題。最優所得稅制的設計其實就是針對以所得稅為基礎的發達國家如何更好地兼顧公平與效率的問題，而以商品稅為主體稅種的發展中國家則更應傾向于如何加強商品稅的橫向公平及稅收“中性”，并逐漸過渡到以所得稅為主體稅種的稅制體系。為此，增值稅在橫向公平及“中性”方面的優勢成為世界銀行向發展中國家推薦的優質稅種。

四、稅收公平與效率原則對我國稅制改革的啟示

我國94稅制改革的背景是承包制下兩個財政比例的持續下降，另一個大的背景是中國的改革正決心朝著市場經濟邁進。這兩個背景注定改革的首要目的是提高兩個財政比例，并強化市場經濟下稅收在組織財政收入和調節經濟方面的功能。在此基礎上，94稅制改革確立了以增值稅和消費稅為主體稅種的復合稅體系。今天看來，94 稅改革的最大意義首先在于打破了承包制下政府與企業不規范的分配關系，第一次明確了稅收作為組織財政收入的主體地位，這與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是一致的。其次，考慮到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國情，不管是在經濟發展水平，還是法律、制度和管理水平方面，都不可能支持以所得稅為主體的稅制體系。首先較低的經濟發展水平限制了稅基，由于個人的剩余收益很少，即使政府的起征點很低，也難于保證足夠的財政收入。其次，政府對居民收入信息的不完全有可能使本來就程序復雜、計算繁瑣的所得稅征管費用和從屬費用大大提高。再次廣大的納稅人納稅意識淡薄，自我申報難以進行。考慮到以上客觀因素，以所得稅為主體的稅制并不適應我國當時的國情，實行寬稅基、低稅率的以商品稅為主體的稅制體系是比較現實的選擇，這不僅是因為流轉稅，特別是增值稅在組織財政收入方面功能更強，而且其征稅行政費用和奉行費用也更低。增值稅所體現的“中性”則可以較好地克服商品稅的超額負擔問題。94稅制改革過去 10余年，實踐證明其在增加財政收入方面效果顯著，稅收收入年年捷報頻傳，年平均增長在 1000 億以上，2003 年稅收總額首次突破2 萬億。然而，十年來，伴隨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斷上升以及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斷擴大，所得稅在調節縱向公平方面的優勢使人們對其期盼甚殷，逐漸強化所得稅在組織財政收入及調節收入分配不公的作用被提到議事日程，此時，發達國家關于最優所得稅制的理論應該對我們有所借鑒：在不完全信息下，過高的邊際稅率可能帶來效率與公平的矛盾，公平不單要從收入考慮，同時也要結合有助于窮人的財政支出項目予以考察。

第三篇：淺談公平與效率

淺談公平與效益

2006年10月召開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放棄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強調要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十七大報告進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第一階段(1978—1987年)的核心內容是“認真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第二階段(1987—1993年)提出“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第三階段(1993年至今)的提法是“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確立并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

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分配尺度、分配過程、分配規則的公平，而不是單純的結果公平。對個人來說，即使參與分配的機會均等、公平競爭，而實際分配的結果也可能是不均等的。

“公平優先”的平均主義分配原則。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實現，國家采用沒收、贖買、公私合營等手段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在當時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和經濟條件的影響下，在經濟體制上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與之相適應，在公平與效率關系的處理上采取了“公平優先”的平均主義分配原則。但很快這種積極性就下降了。平均主義是假公平，它只講結果的公平，不管生產過程中規則的不公平。干好干壞，干與不干都一樣，分配享受相同的物質財富，這對勞動者是不公平的。這種平均主義的公平不是真正的公平，它在使經濟失去效率的同時也失去了公平，結果使效率與公平“雞飛蛋打”一場空。設計新的分配制度，按勞分配在這種情況下提出來。

“公平效率二者兼顧”的按勞分配原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引入市場機制，建立了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初期。在公平與效率關系上采取了“二者兼顧”的原則。提出了要“克服平均主義”，推行家庭承包責任制，開始從根本上打破農村的平均主義分配方式。后來，先富帶動后富。這時，勞動好的，生產多的，多得獎金，收入增加。分配制度的調整調動了人們生產的積極性，生產效率提高了，但由于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強調計劃與市場的內在統一，而人們對此理解和強調的重點不同，因而帶來了改革實踐中的搖擺和反復。在當時這種經濟制度下，我國實行按勞分配的客觀經濟基礎不完備，計劃制造成的行業間收入差距，企業收入不公平就顯現出來。就出現有些企業收入多，有些企業虧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則。黨的十五大，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前提下，“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分配原則上要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具體實現機制，使效率與公平的關系表述得更為明確、實現途徑更加具體。“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發揮市場的作用，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調節差距過大的收入”。

人們之間的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城鄉之間、不同地區之間、不同部門和行業之間、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的收入差距越來越懸殊，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已經超出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貧富懸殊已成為影響當前社會和諧與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如果貧富懸殊的趨勢繼續發展下去，有可能出現兩極分化，這就意味著社會主義的變質和改革開放政策的失敗。為了使改革獲得更廣泛的支持，當前和今后應更加注重有利于社會和諧和穩定的社會公平。同時，我國目前已經具備了解決社會公平問題的現實性。已有一定的物質基礎和能力，逐步解決多年來累積形成的貧富差距。

“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

為了在公平與效率之間尋找最優平衡點,求得社會和諧,需要在收入分配政策上進行調整，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公平與效率是矛盾關系，而這對矛盾又是處在動態的變化之中。隨著我們對公平與效率關系認識的發展變化，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日益深化并不斷完善，分配制度和公平與效率相互促進，推動我國經濟改革的向前發展

黨的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鼓勵競爭，明確在經濟體制上要以市場經濟為制度取向。而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則明確提出“兼顧效率和公平”，這確實令人耳目一新

公平正義，貧富差距，分配政策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也常常成為人們討論的話題，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之下，我國經濟騰飛，貧富差距驟然拉大，城鄉之間、不同地區之間、不同部門和行業之間、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的收入差距越來越懸殊，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已經超出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人民生活受到沖擊，隨之而來的還有對分配政策和公平正義的爭議，其中也不乏怨言和質疑。面對這樣的情況十八大報告中強調，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到“兼顧效率和公平”，這幾個字的微妙變化，正是我國進一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堅持社會公平正義的體現。

但政策的推行和落實首先要被人民大眾所了解、接受，大家是否了解十八大對公平與效率的調整呢？又是通過什么渠道？調整之后的“兼顧公平與效率”是否得到人民認可？在人們心中，“兼顧”二字可否在現實中實現？會不會人們把“兼顧”只當成是無法實現的理想狀態？帶著這樣的顧慮和問題，我們對不同職業、年齡、性別的116人進行了問卷調查。

從統計結果中可以看出，明確知道我國十八大關于公平和效率關系調整政策的僅有13人，占總人數的約十分之一，足可見我國政策的推廣工作還待提高。如果推廣工作未做好，人民不了解新政策，政策和人民自然就會出現隔閡，政策的實施缺少了群眾基礎，也就缺少人民的支持和監督，同時，人們還停留在不合時宜的舊政策方針上，怨言不斷，負面心理會愈加濃重。從調查中還可以得到，有將近一半的人得知十八大政策調整是通過課堂學習，也許有調查對象主要集中于高校的緣故，但可以看出高校教育的作用。其次，約三分之一的人是通過網絡媒體得知十八大政策調整，應利用網絡媒體的便利性，擴大宣傳“兼顧公平與效率”的新方針，以得到更多認可，推進實施。

“公平與效率在現實中能否實現”的問題統計消除了我們的顧慮，80%的人認為在現實中公平和效率可以兼顧，這為十八大提出的“兼顧公平與效率”獲得群眾認可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公平與效率不是相互對立的，二者事實上總是相輔相成、相互依存的。而美國和瑞典之所以成功，不是因為他們只關注了其中之一，而是一直都兼顧了公平與效率。同時，

第四篇：百家講壇《公平與效率》

085公平與效率

演講人簡介：談松華，中國教育學會常務副會長，1988年起起草中國教育改革的發展綱要。呂型偉，中國教育學會顧問。

我們在這里，討論一個全球普遍關注的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教育在21世紀，將會經歷一種什么樣的變革和創新，這里用的是國際化和數字化。和全球化信息化是一個意思。

那么在討論全球化信息化這個背景下的教育，很自然地，會聯系到21世紀的教育的價值追求或者叫教育理想，那么很多方面，討論，涉及了比如說，科學和人文的關系，國際化和本土和的關系，繼承和創新的關系，實際上這些問題都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21世紀教育面臨的很多選擇。也是對20世紀教育一種反思，那么我現在選擇的題目是公平與效率。我覺得，這也是在中國目前，現階段的教育發展中間，帶有一種價值追求的這樣一個性質的問題，因為，全球化和信息化，給人類，帶來了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但是，在這個同時，也擴大了國家之間，地區之間，人群之間的貧富差距。

全球化這把雙刃劍，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它會帶來加快經濟發展的機遇，同時，處在世界貿易體系中間的不利地位這種情況下，也會可能產生很多新的挑戰和困難。數字化的發展，它大大地加快了人類經濟社會的發展，但是，又擴大了數字化的鴻溝，所以在世界范圍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貧富差距在拉大，我上個星期參加北大論壇，討論21世紀人文與社會這個問題上，中國證監會的首席顧問，原來香港證監會的主席，他提供一個材料，他說，現在全球25％的人，掌握了75％的財富。而且，根據預測，在知識經濟的背景下在數字化鴻溝拉大的情況下，這種差距有可能不是縮小，是拉大，所以，我認為，作為發展中國家，面對這種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冷靜地思考，我們在這樣一個浪潮中間，我們將會面臨什么樣的機遇和挑戰，那么，教育它可以成為縮小這種差距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如果，我們加快教育的發展，我們能夠在縮短知識差距上，我們贏得時間，那么，我們有可能縮短和發達國家的差距。但是，如果我們的教育的決策不是很審慎，也可能會拉大這種差距，成為拉大這種差距的一個因素。

所以我認為，教育的公平和效率問題，是我們在考慮21世紀教育問題的時候，應該加以考慮的。我總的一個框架是這樣，在提綱上是這樣，第一個我講的是教育公平和社會公平的問題，主要是講，中國現實的社會公平狀況對教育的影響，教育，在這種社會狀況下它應該做出一種什么樣的選擇，第二個問題我想分析一下，在公辦教育中間的公平和效率問題，第三個問題我想說一下，在民辦校園中的公平和效率問題。第四個就是政府和市場在協調公平和效率關系上它應該起一種什么樣的作用，我想先講第一部分，教育公平和社會公平的問題。

教育公平，從根本上講它是受社會公平的影響，也就是說教育，面對著社會公平的狀況，它必然要影響到教育公平的程度，而教育公平的實現程度它和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的現實是有直接的關系。當然，教育的公平，反過來講它也會影響社會公平，它可能會起縮小社會差距的這種作用但是它可能也會教育上的一些決策問題，它也會拉大社會差距。所以，我想分析，中國現在社會公平的狀況，中國是一個二元結構的社會，從歷史上看，城鄉之間，地區之間，是存在著明顯差距的。這種差距和發達國家，有一點不一樣的它是跨越歷史階段的差距，在東部一些沿海城市，正在討論向知識經濟，向知識社會發展的時候，在西部的很多農村地區，它還沒有開始工業化它還處在前工業社會，所以它這個落差是非常大的這是一個歷史現實，我們不可能在短期內，認為地去拉平這種差距。

現在一個新的情況是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發展，效率優先在整個的經濟發展中間，已經占了主導地位，那么在這樣情況下，既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同時也拉大了地區和人群之間的差距，實際上在整個80年代和90年代這種差距是不拉大的。我想不舉這個具體數字，我只講一點，就是說，按照世界衡量貧富差距的一個指標，經濟系數，這個經濟系數在中國，現在，梁定邦先生說的是40，我看到的材料是46。什么概念呢？就是說，中國現在的貧富差距是處在世界中上水平，也就是說是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的，所以這就是我們教育現在面對的社會的一個公平的實際。這樣一個實際。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教育必然會受到社會目前這樣一種貧富狀況，或者說，社會分層的這種現實的影響。

同時，中國教育在公平和效率上，還面臨一個兩難的選擇，因為，中國在現階段，它存在著教育供求的一種明顯的不平衡。就是，教育的供給不能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教育需求。尤其是高層次，高質量的教育，和供求矛盾是十分尖銳的。而且，在短期內，我們還不可能完全緩解這種矛盾，等談不上從根本上馬上解決這個矛盾，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教育，如何處理好公平和效率的關系呢？我覺得，中國要解決教育上公平和效率這樣一對矛盾，它首先要建筑在加快教育發展，這樣一個基點上，因為，沒有教育事業的加快發展，就沒有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公平和效率的矛盾。也可以說，如果經濟上講，發展是硬道理的話，道理也應該說，發展是硬道理，只有通過加快發展，才能緩解供求矛盾，才能從根本上逐步實現公平和效率之間的協調，那么，要加快發展，就必須要采取各種有利于教育事業發展的各種政策和舉措，這就需要效率的原則。

我們過去只靠政府，這樣來辦教育，現在看來這個供求矛盾是不可能得到環節的，所以，要用效率的原則，用市場的機制，來擴大教育資源，來緩解供求矛盾，我想這是我們現在所要采取的這樣一種教育發展上的決策，但是，在實施這樣一種利用市場機制，擴大教育資源的同時，又帶來了教育上差距的拉大，和教育不公平問題的顯露，這已經引起了教育界和其他方面的一種關注，所以，在注重到教育發展過程中間，我們應該盡可能在目前這種狀況下，保持最基本的教育公平。所以，我覺得，現階段的選擇，我是把它概括成這樣，就是保證基本教育的公平。，同時，要盡可能地實現使盡可能多的人，在優質教育和高層次教育上的機會均等。我想這是我要講的一點。

第二，就是公辦教育中的公平和效率問題，我們國家目前的教育資源關系，公辦教育資源，現在遠不能適應社會的這種需要，那么，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我想，我這個報告里面，我舉個四個方面的關系，就是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農村和城市，一般和重點，弱勢群體和強勢群體，我決定現在在公辦教育中間，面臨著這四個問題上如何選擇。

我認為，公辦教育中間，第一個首先是要保證基本教育的機會公平，要努力實現基本教育的普及目標，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要使得所有的人，能夠都接受基本教育。這是聯合國全民教育大會提出來的目標，這個目標，本來應該在20世紀實現的，現在我們事先兩基也就是說在大多數地區，初步實現了這個目標，但是，全國還沒有。我想這個不去分析，目前我們普及教育的狀況，但是，應該看到的一點，目前在普及教育上的城鄉矛盾，地區之間的這種矛盾，是越來越顯露的90年代中期以后，農村教育的滑坡，這個問題到實際末已經顯示出來了。目前，明顯地表現出來的大面積拖欠教師工資，初級輟學率的明顯上升，危房的明顯增加，這許多問題，表現了一點就是中國的農村教育，面臨著嚴重的困境，如果這個問題不引起整個教育決策上的關注，就有可能是整個農村教育在我們世紀初滑坡這樣一種滑坡會加大城鄉之間的教育矛盾，會使農村的廣大居民得不到基本的教育機會，我認為這在21世紀的情況下是不應該這樣的，所以我認為，現在應該盡可能做到實現普及教育，這個普及教育，從現在來講，多數地區是9年，極少數地區5年到6年，也是一種普及教育的機會，我認為這是我們應該盡可能做到的。

第二，公辦教育中，就是要通過市場和競爭的機制，實現有重點的非均衡的發展，提高公辦教育的辦學效益，就是我們在教育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我們適當地加強一點非義務教育階段的重點建設，這對提高我們有限教育資源的效率，是必要的。特別是根據很多國家的經驗，公辦教育，如果不引起競爭機制，投資效益是不高的。有人說，現在我們公辦學校弄得不好，就走到國有企業的困境里邊去，所以，引進一點市場和競爭機制，來促進公辦教育之間的競爭，我認為這是提高公辦教育辦學效益的一個很重要的一種政策舉措。

那么現在，我們是在進行重點建設，我這里提出一個觀點，政府現在有限的教育資源，在公辦教育投資上，現在是向某一些學校和學科傾斜，這種傾斜，我認為，對一個大國來講，是有必要的。完全平均的這樣來使用我們的資源，有可能會延緩我們的發展，尤其是我們需要一些參與國際競爭的這樣的高層次人才，不用這種重點傾斜的辦法，它是很難在短期內出這種效益的，所以我是贊成，有重點的非均衡發展，這個是有必要的。但是問題是用什么機制來有重點和非均衡的發展，是認為的把一些資源，向少數學校傾斜，這樣傾斜以后，實際上出現什么結果？就是學校之間很難競爭，它實力之間差得太大。

我特別覺得現在在高中階段，搞示范性高中，這個是看怎么建設，如果說，正確確定了一些學校，我就把這個錢一億兩億甚至三億投下去，這樣來建設，建設示范性學校還是在同樣的辦學條件下，我們選擇一些真正能夠起示范作用的學校來重點扶持，這樣，應該是流動的。這樣，我說可以鼓勵公辦學校之間，辦出水平，辦出質量來。我覺得，我贊成有重點，非均衡發展，但是，要引進市場競爭機制。

第三個問題就是在公辦教育里面，政府和學校，要特別在公辦教育中間，要考慮到社會的處于不利地位的地區和人群，他們的基本教育需要，民辦教育，我應該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那么，在民辦教育中間，我想首先的一點，就是要擴大教育市場的準入程度，要以多種形式，加快民辦教育的發展，到目前為止，盡管我們90年代以后，民辦教育有了一個好的發展態勢，但是，到現在為止，民辦教育的學生數和在校生數，如果我們統計，不包括幼兒園，是大中小學，高等教育只統計有發學歷資格的這一部分，40多所學校，那么，看起來，大概2％多一點，占整個公辦教育，民辦教育的經費數，也占整個教育經費的2％多一點。

所以說，目前，中國民辦教育的這樣一種規模，我認為，還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不能適應整個社會對教育的需求。所以，我覺得，要擴大教育市場的準入程度這個準入程度，我想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創造一點公辦教育和民辦教育共同發展的政策環境。要創造一種公平競爭的，這樣一種政策環境。

因為，中國的民辦教育和很多有幾百年歷史的私立學校歷史的情況不一樣，中國有著龐大的公立教育系統它有著長期辦學經驗的積累，有這樣一種學校的聲望，而民辦教育不過就是十幾年，最多1、20年的時間，無論從資源的積累，無論從辦學經驗的積累和聲譽的這種形成，都還有個過程，所以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如何創造一種環境，使得民辦教育的發展和公辦教育之間，有一種公平競爭的這一種環境，那么我想一些具體的問題，因為，正在有關立法機構，正在討論民辦教育法，還正在研討過程中間。我覺得，寄希望于我們民辦教育法，能夠一方面，為中國民辦教育發展，提供一個法制化的這樣一種依據，同時，又能夠進一步地鼓勵和促進，中國民辦教育的發展。

那么最后一點，我想歸納一下就是在中國這樣一個現實的環境里，要迎接國際化，數字化的這一種挑戰，那么，教育，我想應該說，肩負著兩個方面的任務，一方面，是要造就能夠參與全球國際化，數字化時代的這種競爭的高層次的高水平的人才，使我們國家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不斷地提高，同時，我覺得教育和肩負著提高全民知識水平，提高國民素質整體水平，這樣的一個任務。把這兩者很好地結合起來，我們在迎接國際化和數字化的這種挑戰中間，才能有全面的這樣一種基礎和優勢。

那么，實現這兩個方面，要實現教育的公平和效率的協調，我覺得，政府和市場要發揮協同的作用，尤其是政府，我覺得，政府首先是要政府，在發展教育中間的責任要到位，保證教育公平，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責任，政府如何盡可能為最大多數的人，提供平等的教育機會，我想這一點，是解決教育公平的一個前提。那么，我想這里，要說的一點，就是說，中國目前政府的投資增長的速度，是快的，90年代以來，財政性教育經費的增長是三倍，應該說是快的。但是，和教育事業發展的要求來看，它是有距離的。特別是中央財政在9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財政的比例不斷上升，地方財政比例下降的情況下，中央財政，如何更多地轉移支付來支持地方發展農村教育，來解決廣大農村居民的基本的教育需求問題，我認為這是保證教育公平性的非常重要的一點。

另外，政府要創造一種市場競爭的一種政策環境，要保證教育市場的一種公平，公開公正的一種競爭，使得在這樣一種環境下，不管是公辦教育和民辦教育不斷地提高它的效率，提高教育資源的使用效率，使得中國的教育，能夠建設成為在世界上，高水平的高效率的又是體現教育公平的這樣一種新的教育。謝謝各位。

問：2005年，大概有4000萬人就是高中生的高峰到來，但是，我們國家從明年開始，高等院校的招生，相對平緩地要給予限制，那么，剛才又聽了談教授的有關的講話，研究基礎教育的就說的一個公平，銷售教育，效率和平等這樣的關系，那么，在這樣一個問題上今年高等院校，學生進校的壓力，我是武漢理工大學的，高校今年可以說在招生上不堪重負，明年又要下降，面對著中國家庭的這樣一種需求，我想請談教授，想請問您一下，在這方面，教育家有何良策，因為可能遇到非常大的矛盾，就是社會上的這樣一個群體，對我們國家教育制度，以及對高校的要求這樣一種挑戰，謝謝您

答：這恐怕就是我們中國教育目前發展中間，面臨的最難的一種選擇。就是說，按照滿足廣大社會各方面的教育需求來看，我們要盡可能地擴大我們的教育規模，來滿足社會各方面的需要，那么現在這兩年的高校擴招，實際上是受到這種推動的，除了拉動經濟增長，這個經濟學界這種觀念以外，教育界很大程度是因為社會對高校的發展要求太迫切，而我們前幾年控制規模，造成了一個很尖銳的矛盾，所以這兩年擴招實際上是這樣一個背景。

但是，我認為在中國目前這個條件下，發展，總是有一種現實的依據，這個依據就是供求的關系，就是你這個社會要有供給能力，我們有多大的供給能力，能夠滿足社會多大的需求，我認為這是我們現在叫適度超前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思想。教育要超前發展，但是，為什么提出適度呢？因為，發展要根據我們現在可能提供的人力物力財力，這樣的基礎上發展，現在的問題是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就是現在我們的教育供給是不是已經充分調動了，就是說，社會可以向教育投入的，我們是不是用市場機制，把它能夠最大限度吸納，各種財力，來投資于教育，我認為這個仍然是我們要努力的，所以說我們教育要進一步發展，應該要進一步擴大教育供給，但是我認為即使這樣的話，中國現階段是不可能充分滿足社會各種高等教育需求的高等教育在目前來講，還只能是滿足最基本的，或者是急需的。

所以，我想，要根據供求關系來確定我們發展的規模。還有一個問題，我認為，中國現在高等教育發展，盡管市場機制已經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行政主導性的影響，還是存在的。因為，如果說一個正常的市場調節的話，那么，人們要不要受高等教育，他家庭有選擇，個人有選擇，因為他有機會成本的問題，如果說，我上了大學，我就來就業和收入和我原來預期的希望有很大的差距的話，那么有很多家庭可能會選擇去上中等職業教育，或者經過培訓以后，工作，工作以后再過一段時間，再來上大學，我們現在是長期沿著一個高中畢業非要找一個大學機會，然后，上了大學以后，各種問題都解決了。這樣一種體制背景下，有刺激高等教育盲目發展的因素在里面。

我倒不是說完全是這樣，有這樣一個因素，所以我說，一方面要盡力地擴大規模，另外一方面，要進一步完善市場對高等教育的這種調節機制，我想通過這種調節，我想，高等教育會慢慢地實現供求的平衡。我個人這樣看。

呂：

可能我講的內容，同這個主題有點不大符合，因為，現在的主題是現代化，全球化，國際化，網絡化，都是這么幾個化，我，想講一講，是不是什么東西都要全球化？有沒有中國是要保留的，是要堅持的東西。我就想講一講，中國，不管怎么進步，中國還有應當保留的東西，這就是我今天想講的現代化與人文精神，第一點，講了我對21世紀教育的考慮。我認為，21世紀的教育，主要在建立兩個基礎之上，一個，就是信息技術為基礎的教育現代化。

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教育現代化，或者以網絡為基礎的教育現代化，第二是以腦科學為基礎的教育科學化，我覺得，現在對信息技術講得很多，而對腦科學的研究，重視程度，還是遠遠不夠，而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你搞什么技術，搞什么網絡，歸根到底是要開發每一個人腦的潛能，歸根到底落實到這一點上，你如果光研究網絡，研究什么不研究腦科學，那你怎么行？當然我們對腦科學的知識，了解得極少，19世紀，腦科學的知識是個黑箱，20世紀是個灰箱還是還是半透明的，但是我相信21世紀的腦科學會有非常迅猛的發展，進成為我們教育科學的一個支柱，一個基礎。所以我認為，21世紀教育兩大基礎。

這兩大基礎結合起來，就能夠充分開發每一個人的潛能，充分發展每個人的個性，這是我們的目標，這是我講的第一個觀點。

第二個觀點，這兩個基礎，我是持樂觀的態度的。信息技術肯定要發展，網絡技術肯定要發展，而且要普及，包括西部地區，那么，國家也要重點幫助它。早一點實現網絡化。腦科學，不斷多少困難，多少深奧，肯定也會發展，現在，人類駕馭自然的能力是空間提高，但是，人類駕馭自己的能力在不斷滑坡，自己管不了自己。這次9.11事件發生，我是在思考的，我覺得這恐怖行動是人類道德的破產。所以，全世界應該反對的，但是，我也反對用恐怖來反對恐怖。我這里引了西方著名哲學家尼采的一句話，上帝死了，人類沒人管了，但是，西方的學者都說了，中國道德不是由上帝管的。所以，他們要向中國來請教，幾千年來，中國沒有一個上帝，但是中國人的道德，為什么5000年一直綿延不絕？很好，所以，他們要到中國，到東方來請教。

英國的有名的歷史學家，湯因比，他也講，21世紀的希望，在中國。他主要是從這個角度上，因為，科學技術肯定中國要發展，他們把希望寄托在希望。西方把希望寄托在中國，中國又如何？所以我們在討論21世紀教育的時候，大家都把目標集中在網絡化技術化這個對的。也有一部分人想到了腦科學的發展，這也對的，但是，德育問題怎么辦？我今天講現代化的德育問題，就是這么來的。

那么，為什么德育問題解決不了我覺得，在我們國家來說，主要是三個問題。這在我們的提綱里面講了一個就是對于工作的觀念保守，我們老是老的標準，來衡量新的問題，德育觀念是在發展的，比如說，中國人強調忠，過去強調忠是忠于皇帝，忠君是最高的道德，但是，后來就批判了，當然后來有個回潮，但是也很快就過去了，大家知道，忠概念不是忠于皇帝，而是忠于我們的國家，忠于我們的民族，忠于我們的人民，這個概念就起變化了。比如說，競爭，我們中國人歷來是主張謙讓，現在，提倡要競爭，我也想過，機關改革的時候，干部要競爭上崗，他跑到臺上去就要講，我有什么能力，如果我擔任這個工作，我如何如何，他這樣講，他不能說，我這個人不行的，我能力也不行，經驗也不行，大家說，你自己都認為不行，誰選你？所以一定要講自己很行，所以，觀念在變化。

第二，對德育的內涵，理解得太狹隘了，我們不是把德育當成思想自治教育，就把它當成一個行為規范教育，其實，德育的概念是很大的。不僅僅是思想政治教育。也不僅僅是行為規范。我認為，德育的內涵應該擴大到我這個標題里面講到的人文精神的培養。這個下面還要說到。

第三是方法簡單，我們德育工作方法就是灌輸，就是社教，我們錯誤地理解了列寧的一句話，列寧講，馬克斯思主義要靠灌輸，這個話是對的。有灌輸因素，但是，德育不能僅僅靠灌輸。

第四個問題我就講，應該把德育工作，建立人文精神建設的沃土上，我把它用沃土兩個字，人文精神是一片土壤，德育是種在里面的一顆莊稼，我是這樣來比喻的，當然任何比喻都是樸素的我想這樣的比喻也可以考慮，人文精神是一片土壤，而德育是種在里面的莊稼，你不在土壤的上面下工夫，你光去搞莊稼，這個莊稼是長不好的。

當然，什么叫人文精神呢？這個問題要回答那么我自己的解釋就是人文精神，應當包括文化品位，心理素養，人生態度，道德修養，愛國情懷，精神世界，價值觀，人生觀，等等都應該包括在里頭。

道德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內涵，但是它不是唯一的。人文精神是一種歷史的積淀是長期形成的文化傳統，有它的民族特色，有國家特色，甚至有地方特色，這種地區的特色，主要表現在人文上。它在一代一代地起作用，一代一代地培育這個地方的人，人文，我認為這是好事，正因為有這個，所以，中國的道德能夠2000年5000年延綿地發展。

中國從秦始皇統一，到現在2000多年了，國家政治統一了，教育統一了，文字統一了，通婚交流非常頻繁，但是，我剛才講到的吳越文化，齊魯文化，嶺南文化，巴蜀文化，還是有各自的特色。2000年都沒有化掉。那么，所以我就預見，今后1000年，中國的人文精神在世界上，會不會化掉我想不會，不但不會，我們還有意識地要保留，要發展，要弘揚它。這并不等于不要吸收外來文化，比如科學精神，民族精神我們肯定要吸收。

所以，我最后一個觀點提出來就是人文精神會不會全球和，我的答案是幾百年里頭，甚至上千年里頭，會不，我這個結論，比較武斷，向大家請教。

第五篇：公平與效率論文

公平與效率：具體的歷史的統一

〔摘要〕探討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不能脫離中國的具體國情和社會歷史發展階段，共同富裕是實現率與公平統一的實踐基礎和目標，應該在二者關系的共時性和歷時性的不同維度來把握二者的辯證關系，任何將二者關系機械化、教條化的做法都是錯誤的。

〔關鍵詞〕效率與公平，國情，共同富裕，共時性，歷時性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漸深入和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貧富差距愈益拉大的問題越來越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自從黨的十六大提出“更加關注社會公平”的觀點以來，對效率與公平關系問題的爭論就沒有中斷，而且隨著我黨科學發展觀和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提出，如何對待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問題儼然成為一個關系國家民族命運的關鍵問題。筆者也在不斷地思索，時而有一些想法，在此提出，希望有助于這個問題的深入探討。

筆者的基本觀點是：公平與效率的辯證統一是具體的和歷史的統一，而不是抽象的僵死的和非歷史的統一；二者在統一過程中何者“優先”、何者“兼顧”必須視具體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條件而變化，而不能一成不變。

一、中國的國情：探討效率與公平問題的具體的社會歷史背景

我們不能照搬西方的有關理論，在一種純粹抽象的經濟學理論或經濟統計數學模式中推演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公式，即使推演出來了也沒有什么實際意義。因為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從來都不是存在于所謂一般的、理想的或線性的經濟環境中，而是存在于非常具體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環境之中的。所以，筆者認為，如今我們探討二者的關系，一定是在二者關系在某種環境中遇到了困難的時候和條件下，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中國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和民族復興的過程中。這一社會歷史背景和具體國情絕對不能舍棄。中國的國情不是可有可無的外界變量，二是內在于效率與公平的辯證關系及其歷史變遷之中的，或者說二者的本質關系只有在中國具體的、變化中的國情之中、日益逼近的現代化目標的實現之中，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需求在不斷變化和提升之中，才能實現和展開。任何脫離這一具體的社會歷史背景和國情來談論二者的關系，無論其數學模型如何精致、邏輯推理如何縝密，也是沒有意義的，難聽點說，不是別有用心就是教條主義（或者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或者是教條化了的馬克思主義），不僅理論上是錯誤的，實踐上也是有害的。

需要高度關注的是：我們有十三多億的人口，城鄉、地區和社會階層的差異巨大，龐大的經濟總量與極小的人均產值，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的顯著的不平衡，我們所處的國際環境的二重性，我們在體制上、政策上高風險的嘗試性探索等等因素，都會使得任何科學的理論在實踐中變得面目全非。這是我們在研究和實施效率與公平關系的理論和政策措施時所必須高度關注的；再說一遍：這些因素不是無關的可以忽略不計的“噪音”，而是我們必須實踐于其中的條件、環境和背景。

二、共同富裕：效率與公平統一的基礎和目標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的價值目標是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我們的一切發展都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認真分析可以得知，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一個效率與公平相統一的目標。“富裕”指示著效率，沒有效率的發展不可能實現富裕——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增加，而效率無非是以最少的代價（時間、資源、人力等）取得最多的收獲，無效率的經濟過程至多是簡單再生產的維持，而不可能有財富的增加。有效率就會有富裕，這具有必然性。為了富裕必須追求效率，這是追求富裕的歷史規律的客觀要求；舍棄效率不僅違背實現富裕的規律，而且任何其他的方法和路徑都只能是緣木求魚。這一點無須多加言說，無數的經濟學著述對此作過有說服力的論證。

筆者所強調的是，我們的目標不只是富裕，而是“共同”富裕，“共同”就是“公平”的體現。沒有“共同”的“富裕”只能是“不共同”的富裕：部分人的富裕——少數人的富裕——極少數人的富裕，從而也是部分人的貧窮——多數人的貧窮——絕大多數人的貧窮。這毫無疑問也是歷史的規律。這個“共同”就是全體人民平等地享有致富的機會、條件和環境，平等地享有共同發展的成果，這就是公平。為此我們在政策的決定和執行上、制度建構上、運作體制上、激勵機制上都要使全體人民在平等的起點上、在平等的條件下，平等地享有公共資源、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如果沒有這樣一種公平，就不可能有“共同”富裕。富裕本身沒有社會性質的差異，但富裕不是無主體的富裕，它在社會成員中的分配和存在狀態卻是有社會制度之別的，而“共同”則從生產關系上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特征，只有“共同”富裕才是社會主義的富裕，才從本質上體現社會主義的價值觀。貧窮固然不是社會主義，富裕也不一定就是社會主義，只有少數人的富裕就不是社會主義，只有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才是社會主義。因此，效率與公平的統一首先表現在二者都以共同富裕為目標，具體地統一在實現共同富裕的歷史實踐之中。離開共同富裕談論二者的關系就是抽象的、無益的。

對此還可以從另外兩個角度來理解：其一，共同富裕是從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統一的高度規定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只有大力發展生產力才能實現財富的增加，才能達到富裕；只有堅持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堅持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互助合作關系，堅持產品的“按勞分配”，才能有基本的公平、“共同”的富裕。為了發展生產力必須追求效率，而為了保持和提升、完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就必須追求公平；沒有效率就沒有生產力的發展，沒有公平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和鞏固。效率與公平的統一就是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沒有效率的公平和沒有公平的效率都是違背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的，也就不能實現共同富裕。因此我們必須在共同富裕這一社會主義的本質方面來理解和把握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不利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自我完善和實現共同富裕的效率寧可不要。

二是，單純從經濟制度意義上來看，我們將近30年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就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可以單純機械地理解為它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一步說就是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或者就是服務于、服從于并以社會主義為目的的市場經濟——顯然這兩種理解在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主從關系上是有區別的，暫且不論；另一方面，如果說社會主義的本質趨向是公平——全體勞動人民的當家作主，按勞分配，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等，市場經濟的本質趨向就是效率——通過市場的資源配置機制高效率地獲取（創造和分配）財富，那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上就會有不同的實際表現：或者是講究公平的效率，公平服從效率，效率是目的，公平是手段（學界大多數論述均屬此類：公平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為它在有限范圍內能夠提高效率）；或者是講求效率的公平，效率服從公平，公平是目的，效率是手段（對此學界的論述較為罕見）。筆者認為，由于社會主義對于我國國家和社會制度的總體性、決定性和統帥性，市場經濟僅僅局限于經濟領域（就連市場經濟極為發達的西方也在高喊“只要市場經濟，不要市場社會”的口號），因此總體上講，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應該是后者：效率為了公平，效率服從公平——這也符合鄧小平同志關于“先富”和“共富”關系的論述，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通過先富帶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顯然部分先富就是講求效率的結果，而部分先富的目的只是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的公平即實現共同富裕；否則共同富裕對于廣大勞動人民來說就是烏托邦。

三、不同“經濟單位”的不同組合：效率與公平統一的共時具體性

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的現狀錯綜復雜：歷時性的不同性質的生產力共時存在并相互滲透、相互影響，這使得整體的生產分工鏈條上的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部門、不同產業、不同企業、不同的人（生產要素的所有者）之間存在巨大的差別。既然任何經濟單位都必須面臨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問題，那么就有一個具體地如何處理的問題：簡單地說就是二者之間“何主何從”的關系。通過體制改革，就是要讓那些有條件并誠實勞動、合法經營的地區、行業、部門、產業、企業和人（簡稱為不同的“經濟單位”）高效率地先富起來；而對于國家來說，這部分地先富絕不是最終目的，而只是為進一步實現全體共富創造條件。不服從公平的效率即不服從全體共富的部分先富必然造成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協調、不平衡和不可持續，其后果已經有幾千年的人類歷史以為佐證。

再細致些說，效率與公平的幾種關系組合——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公平優先、兼顧效率，抑或統籌兼顧效率與公平，把二者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等等，不但不是“一刀切”式、“一窩蜂”式的關系，而且即使對于同一個“經濟單位”也是靈活的、變化的、具有策略性的。在國家發展的同一個時間點上，不同的經濟單位可以靈活地采用上述關于效率與公平的不同關系組合，在確保微觀效率的前提下，通過效率與公平的不同關系組合也就是公平的量的積累來推進公平的實現。因此筆者反對那種中央一說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就一陣風地全國上下、各經濟單位都爭先恐后地惟效率馬首是瞻，中央一說“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就一窩蜂地都無效率地“注重”公平，等等。中央是從總體高度，根據發展中出現的關鍵和突出問題來明確二者在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這個具體階段的一般關系，各個“經濟單位”則應該在有利于實現國家根本目標的前提下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選擇適宜的關系組合。這就叫實事求是、因情而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樣看來，任何把二者關系公式化、機械化、教條化的做法都是違背辯證法的，因而在實踐上是十分有害的。

四、不同歷史階段的不同組合：效率與公平統一的歷時具體性

以上論述表面：只要為了共同富裕，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可以進行靈活地組合。改革之初，突出的問題是整體上缺乏效率，因此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部分先富的政策就是十分正確的。而當那些先富起來的部分已經足夠地富，而未富起來的部分已經極端地貧，以至于先富部分已經不能夠再繼續保持富裕，或者蘊藏著極大的社會穩定危險的時候，就說明效率與公平的矛盾已經到了十分尖銳的程度，不及時恰當地解決這一問題就必然導致先富和未富部分兩敗俱傷、前功盡棄，這時旗幟鮮明地提出并實施“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口號和措施就是必然的。但現實的歷史進程不會這么機械，筆者認為，在大多數時候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應該是基本平等的：公平是目的，但必須通過有效率的手段來實現，效率雖然是手段，但當不講求效率連生存也有問題的時候，效率就是至高無上的；但這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是動態的而不是靜態的，它要隨著共同富裕的發展進程而變化。

共同富裕的確首先是一個目標，但不是所謂“最終的”、與具體過程無關的“目標”。共同富裕也是一個發展過程，是這個過程中追求共同富裕之各個環節的必然結果，因而也必然規定整個過程的本質；一個與共同富裕無關的社會歷史過程，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共同富裕固然是目的，但恐怕也不是通過任何手段就可以實現的；不通過與共同富裕有本質聯系的手段，也斷然無法實現這一“目的”，共同富裕的歷史過程是共同富裕的手段和目的的統一。鄧小平社會主義本質論就深刻表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手段，是必要手段，但不是充分手段，更不是唯一手段；消滅剝削和消除兩極分化也是達到共同富裕即實現公平必不可少的手段，是充要手段之一。這種手段和目的的關系實際上也是效率與公平的關系，隨著共同富裕的發展水平以及所突現的不同問題，而決定效率與公平關系的不同組合，這也是實事求是、因情而異。那種把鄧小平同志“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教條化的做法是違背鄧小平理論的思想精髓的。

總之，筆者認為，在目前的情勢下，從國家和社會發展整體上考慮，根據共同富裕的目標要求，把社會公平放到更加重要的地位，無疑是符合我國國情及其變化和社會主義發展實際的明智之舉，否則將鑄成中華民族歷史性的災難。目前及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至少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統籌兼顧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使二者保持適當的歷史張力，處理好二者之間的共時性和歷時性的具體關系，在必要的時候、必要的領域、必要的“經濟單位”實行“公平優先、兼顧效率”，只要有利于實現共同富裕就是合理的、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