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國家與社會

論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國家與社會

[摘要]通過對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研究，發現國家在歷史上過多的干涉了社會的自主領域，并擔當起社會的公共職能，在市場中表現的尤為明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國家在市場這一社會公共領域的作用應該從直接干預轉變為宏觀調控，在加強國家權威性的同時提高社會自主性。

[關鍵詞] 國家；公民社會；市場經濟

國家與社會關系在中國被探討不是一種理論上的前瞻,而更多的是對現實的追思。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市場經濟的建立構成了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探討在中國興起的現實背景。研究國家社會二元化與市場經濟的關系，在本質上就是研究國家行為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也就是說國家的何種行為更有利于經濟、社會的發展。

一、社會、國家的歷史性考察

國家與社會兩只之間是一種矛盾的關系，既相互依賴又彼此制約。社會是共同生活的人們通過各種各樣社會關系聯合起來的集合，社會在現代意義上是指為了共同利益、價值觀和目標的人的聯盟，是以共同的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而相互聯系的人類共同體。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定義了共同體，可以理解為，有共同目標的人或物建立起來的組織，而其中的“善”可以理解為某種共同體內所有成員的共同利益。社會就是這個共同體的最初的模型，社會的基本職能就是為生活在共同體的個人的生活、交往和生產活動提供必要的空間、自由和機會。國家是社會在一定階段的產物，是一定范圍內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體形式。從本質上來說，“國家是一定階級的統治機關”，這就決定了國家的主要職能就是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

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中，社會是第一性，國家是第二性。社會是國家存在的基礎和前提，如果沒有社會，國家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正如恩格斯所概括的，國家是“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又如學者孫曉莉所述，“國家脫胎于社會，又在事實上成了高于社會的存在物。二者實質上既統一又對立。一方面，構成國家公民的主體和構成社會成員的主體基本上是吻合的。而且，國家的大量活動主要是依靠社會而開展的，沒有社會的存在，國家只會變

成一個空殼，這是國家與社會和諧的一面；另一方面，國家的管理對象就是社會成員及其行為。管理者和管理對象之間難免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緊張。”

社會在國家產生之前，有著自己的調節功能，它能夠維護自由生活、社會公正和社會發展。但是，隨著階級國家的產生，國家就把社會的這些公共職責轉移到自己身上，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博弈主要就是在本屬于社會的公共領域范圍內展開，國家權力潛移默化的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面，社會自主性隨之降低。

國家和社會的歷史表明，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的社會，社會有過可以自己完成管理協調自身矛盾的時期。在國家產生之后，因為有著維護階級利益需要等因素，造成了對社會公域的侵犯。尤其在我國這樣一個有著悠久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國家權力無處不在，控制了社會的各個層面，國家與社會成為一體化，這一歷史的積淀使得我們在具體操作和分析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時很難將其二者分開，但與此同時，國家在某些方面的調節失靈也說明了社會的發展需要國家權力的回收以給予社會一定的空間自主發展。

二、向市場經濟過渡過程中的國家權威性與社會自主性

市場屬于社會公共領域范疇，市場經濟是市場中最具有自身運作規律的活動，這一公域的出現及引起關注就意味著國家權力在社會領域的作用方式必須作某種程度的轉變，同時它也意味著，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必須圍繞如何是市場按照自身規律來做出新的格局調整，國家不再直接干預社會中的商品生產和交換，而應該由社會自身的自由交換來實現。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處在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下，國家權力高度集中，能夠集中最大化的資源來為經濟建設服務。從中央到地方,層層機構的主要目標是完成指標和實現社會控制,以履行國家職能為目標,國家的權力達到頂峰。這樣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能使政治系統發揮整合社會資源的最大能量,這是高度集中的國家社會“一元化”下的政策輸出結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確立了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由計劃經濟想市場經濟的過渡過程中仍舊伴有國家權力滲透的表現。

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家和社會的關系表現為通過自己的領導全面干預經濟,但是社會的事務是繁瑣和大量的，這種事無巨細的全面干預經濟的結果必然會導致政府失靈的情況，不僅是社會對國家政府的信任度降低，同時會給政府帶來大量的壓力和負擔。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形式已經發揮著基礎性的作用。但是,市場配置資源也會發生“市場失靈”的問題。國家與市場作為兩種基本的調節手段,其性質和作用是不同的。只有在社會再生產的各個環節和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實現兩種資源配置手段的最佳組合,做到用一方面的功能強①① 孫曉莉.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與社會走向[J].教學與研究.2000，（8）.點來抑制和消除另一方面的功能弱點,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市場調節與國家調節的耦合。奧斯特洛姆認為:“單中心政治體制重要的定義性特質是決定、實施和變更法律關系的政府專有權歸屬于某一機關或者決策結構,該機關或結構在特定社會里終極性地壟斷著強制權力的合法行使。在單中心政治體制中,擁有‘終極權威’的人和服從該權威的人之間決策權能的分配是極其不平等的。多中心政治體制重要的定義性特質是許多官員和決策結構分享著有限的且相對自主的專有權,來決定、實施和變更法律關系。在多中心的政治體制中,沒有一個機關或者決策結構對強力的合法使用擁有終極的壟斷。”①這表明,市民社會中社會主體多元化不僅能夠充分發揮以自己的力量來活躍市場經濟，補充國家宏觀調控的不足，同時，能夠抑制國家權力的過分滲透，建立國家、市場和社會的多元化互動模式,以有效地克服單一靠市場或國家來對公共事務進行治理的不足。這種社會權力的多中心化和政治權力的有限性是公民社會發展和市場經濟成熟的必然結果,它也將對民主政治的建設起到巨大的作用。市場經濟的繁榮發展對國家和社會的角色要求日益突出，國家社會二元化結構呼之欲出。

三、社會主義國家與社會二元化的特殊情況

所謂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化，即社會從依附于國家的地位獨立出來，形成與國家政治領域相并立，且相對國家政府而言居于本位的市民社會，國家只履行公共事務管理職能。

社會主義國家與社會二元化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化。歐洲現代化國家已經經歷過國家與社會二元化階段，“市民社會”的出現是自下而上推進的。從二元化的經濟基礎的產生來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在封建社會內部產生的，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產通過政治革命勝利后運用政權力量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自覺改造而產生的。馬克思認為，中世紀末開始出現的并且終于帶來了工業化和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是經濟活動領域緩慢地分化出來，成為獨立自主的領域。伴隨著這一過程出現了財產自主的社會道德規范。它使追求利潤的經濟活動合法化，不再受維護封建秩序的倫理、宗教和政治的束縛，為社會提供了投資的來源，使經濟活動得以滿足對工業產品需求的增長。馬克思借用黑格爾的術語，把這個獨立自主的領域稱作“市民社會”。

從二元化的實現途徑來看，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二元化，是資產階級政治革命的產物，社會主義國家與社會二元化，則通過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來實現。資產階級所完成的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化只是使資產階級的經濟自由得以保證。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平等只是法權關系上的平等，而不是事實上的平等。而在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水平低下，推行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化是自上而下的，國家經濟發展需要這種結構來為之服務，它的建立為商品經濟的發展提供前提。在社會主義現階段國①

②②③ 〔美〕麥金尼斯.多中心體制與地方公共經濟[M].毛壽龍,李梅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2000.李俊登.政府職能轉變的基本方向是國家與社會二元化[J].行政論壇，1994,（4）.③ 唐士其.“市民社會”、現代國家以及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J].北京大學學報，1996，（6）.家與社會一元化，不利于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和調動社會公眾的積汲性。所以發揮社會主動性，造就一個強大的獨立于國家政權的市民社會對于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和社會制度的穩固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葛蘭西關于何以20世紀初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獲得成功，而在德國卻遭到失敗的解釋，為我們提供了市民社會獨立化對國家政權穩定的絕好說明“在東方，國家就是一切，市民社會處在初生而未成形的狀態，在西方，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存在著調整了的相互關系。假使國家開始動搖，市民社會這個堅固的結構立即出面。國家只是前面的塹壕，在它后面有工事和地堡里的鏈條”。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社會二元結構是從市民社會中的孕育出來的，而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社會二元化是在政府主導下產生的，它的建立與發展本身就需要國家權力的干涉，國家賦予雙重身份，因此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社會二元結構更需要明晰國家在這個過程中的角色定位，使得國家與社會這種良性互動在社會主義國家面臨更多的挑戰。

四、市場經濟建立過程中國家的角色與社會的功能

中國市場經濟與西方國家市場經濟最大的不同在于，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及與之相適應的市場規則，市場秩序是自然形成的，而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是由政府來推動的，我們在分析當前經濟體制運轉的時候，不可追求一種可望不可及的理想狀態，而應著重注意到國家在市場經濟大潮中經濟職能的轉變和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

在我國，構建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二元良性互動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這一事實引起的，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國家在市場這一社會公共領域的作用應該從直接干預轉變為宏觀調控，應該在在加強國家權威性的同時提高社會自主性。

首先，市場具有兩面性,它一方面可以為國家提供經濟繁榮的基礎;另一方面市場不是萬能的，理論與實踐都證明了市場有其自身難以解決的問題。這就需要由作為公共權力的代表,國家,即政府進行適度的調控。在政府職能轉變中, 合理界定政府、市場、社會的邊界, 逐步推進國家權力向社會的轉移和回歸。充分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功能，有直接干預轉變為間接管理，重點做好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物品的職能。

其次，國家與社會的良性互動要求社會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各種非國家的社會組織在法律范圍內享有較為廣闊的自主活動領域,充分調動和發揮社會主體的積極性，廣泛參與到社會活動中來。國家作為社會總體利益的代表，在尊重社會及其各種組織法律上的獨立性的前提下積極介入社會生活過程,對后者的活動進行多種形式的協調與引導、或者為它們創造出適宜的活動環境與條件。對于社會自身不能解決的問題,國家則必須主動地予以解決。①① 〔意」葛蘭西.獄中札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參考文獻：

[1]孫曉莉.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與社會走向[J].教學與研究.2000，（8）.[2]李俊登.政府職能轉變的基本方向是國家與社會二元化[J].行政論壇，1994,（4）.[3]唐士其.“市民社會”、現代國家以及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J].北京大學學報，1996，（6）.[4]李國軍，王森.國家—社會關系視角中政府職能轉變的目標取向[J].陜西省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6，(8).[5]張衛海，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的新發展與中國構建“國家-社會”關系模式的現實選擇[J].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2011，（6）.[6]張勁松,納麒.從全能政治到有限政治:國家與社會關系的重大調整[J].思想戰線，2006，（6）.[7]蔣京議，現代社會發展的動力性資源—論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歷史發展[J].科學社會主義，2007,(6).[8]吳敬璉,中國:政府在市場經濟轉型中的作用[J].河北學刊，2004，（7）.

第二篇：論勞動價值論的現實意義及其與市場經濟發展的關系

論勞動價值論的現實意義及其與市場經濟發展的關系

2120130572陶智鵬

本文主要著眼于當前經濟發展實踐，聯系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內容以及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現狀論述勞動價值論在當今社會的意義及其與市場經濟間究竟是何種關系。商品作為用于交換的勞動產品具有價值與使用價值，它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生產力進步的條件下產生的盈余。商品是價值與使用價值的統一。商品的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因為商品是由勞動創造的，其價值與使用價值也應由生產商品的勞動二重性決定。

回首新中國成立之初，物質極度貧乏，經濟落后，生產力低下，因而商品種類也十分有限，凝聚于其中的勞動價值也是非常低的。馬克思說：“商品首先是一個外界的對象，一個靠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物。”當時的人們由于物質資源的貧乏，生活水平處于一個較低的標準，所需要的也就隨之處于與生活水平相適應的層次。勞動的低水平造就了商品的低水平，商品經濟的發展程度也就理所當然的處于低水平了。這種情況的結束，應該始于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大會提出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上來，這是一個轉折點。隨之而來的改革開放開啟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局面。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市場經濟的構想很快投入實施，極大改善了中國的經濟，生產力水平極大地提高，物質資源極大地豐富，人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由此而來的一系列需求也開始增多。經濟的改善促進科技的進步，更多的技術被應用于生產活動中，“勞動創造價值”的觀念也

更深入人心，這種概念也得到一次次的深化，由此人們也開始對生產性勞動做出新的界定。勞動的定義不僅僅局限于具體的體力勞動，還有抽象勞動。前面說到更多的科技被應用于生產中，與之相配套的必定是更科學的管理，因此科技人員和管理經營人員在社會生產和價值創造的過程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之前提到商品由勞動創造，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它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其中必會有諸多勞動要素的參與，如科技、知識、信息、管理等，這些生產要素在財富與價值的創造過程中有著相當中要的作用。價值被創造出來必定會參與分配，這就要涉及到以何種方法進行分配。我國現行的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法正是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結合中國國情的一次創新。在社會主義國家是如此的分配方式，在資本主義國家必定存在于其社會制度相適應的另一種分配方式，而且分配方式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這是人類對勞動價值論認識的深化。商品的剩余會引起交換的需要，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勞動產品還沒有產生極大的剩余，實現按需分配還有較長的路要走。因此商品需要依靠市場實現自身價值的轉變。2001年，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基本建立，我們可喜地看到社會物質資料極大地豐富。這與市場經濟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我們可以看到不是只有資本主義才有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同樣有市場經濟，這同樣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結合中國具體實際的偉大創造，同時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也在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不斷得到深化和補充新的內容。因此，我們可以說勞動價值論與市場經濟是相互促進發展的。

第三篇：論經濟發展

稅源管理是稅收管理的基礎，是決定稅收征管水平的重要方面。與此同時，稅源管理也是依法治稅、依法征管的基礎。離開了稅源管理，稅務部門就會喪失依法征稅的主動權，提高稅收征管水平也就無從談起。因此，稅務部門要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提高稅收征管水平，就是要按照科學化、精細化管理的要求切實做好稅源管理工作，落實稅源管理的各項措施，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努力提高稅收征管的質量和效率。

首先，加強稅收經濟分析。稅收經濟分析是稅源管理的重要內容，做好稅收經濟分析，既要關注稅收收入總量增減的變化，更要重點分析稅收收入相對于經濟的變化，以及各稅種收入與相關經濟指標之間的關系，分析影響稅收收入變化的經濟、政策和征管等方面因素，科學判斷稅收收入增減的原因；既要分析稅收收入計劃完成進度，更要加強宏觀稅負和稅收彈性分析，對不同地區、產業、行業和重點稅源企業的稅負水平進行橫向和縱向比較，分析各主要稅種、稅目收入增長與相關經濟指標之間的彈性；既要作一般性分析，又要注意收入增長中一些特殊因素的影響，還應注意剔除特殊因素后的宏觀稅負和增長彈性情況，以免因特殊的因素而掩蓋了其他方面存在的問題；既要有稅收宏觀分析，還要有稅源的微觀分析，要善于將一個地區稅收增減的總體狀況，分解剖析到具體稅種、具體行業和企業等微觀方面，及時發現稅收政策執行和稅收征管中存在的問題，并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及時解決。要建立完善定期稅收分析制度，建立健全稅收分析檔案，及時掌握影響稅收收入變化的相關因素，積極采取應對措施。

其次，扎實推進企業納稅評估。對企業進行納稅評估是強化稅源管理，提高稅收征收率的有效途徑，是實現科學化、精細化管理的重要內容，是稅務機關特別是基層稅務機關稅源管理部門和稅收管理員的一項重要工作職責。要認真貫徹落實納稅評估管理辦法，結合實際，建立科學、實用的納稅評估模型和細化的納稅評估指標體系，綜合運用不同稅種的分析評估方法，有針對性地對企業尤其是重點企業開展納稅評估。通過建立行業平均增值率、平均利潤率、平均稅負、平均物耗能耗等指標體系，對比分析行業總體指標與納稅人個體指標之間的差異，具體分析企業相關稅種納稅情況與其銷售收入、實現增加值、實現利潤等指標的對應關系，分析企業納稅情況，發現問題及時處理。

第三，抓好納稅人戶籍管理。戶籍管理是稅源管理的基礎工作。加強納稅人戶籍管理，要抓好以下幾個環節：一是按照新修訂的稅務登記管理辦法，嚴格做好開戶、變更、停復業、注銷、外出經營報驗登記管理工作，加強非正常戶的認定和處理。二是注重實地巡查，加強納稅服務，了解納稅戶增減變化實際情況，減少漏征漏管戶，并定期開展檢查和換證工作，摸清納稅戶底數。三是依托信息化進一步落實納稅人戶籍資料的“一戶式”管理，及時歸納、整理和分析戶籍管理的各類信息，建立健全戶籍管理檔案。四是加強稅務部門與工商、金融、質檢、民政、公安、統計等部門的協作，充分利用政府經濟、社會管理的信息，構建納稅人戶籍管理的信息網絡。五是進一步完善國、地稅局在戶籍管理上的協調配合機制，聯合辦理稅務登記證件，實現戶籍管理信息共享，齊抓共管，防止出現戶籍管理盲點，使戶籍管理措施落到實處。

第四，積極實施屬地管理基礎上的分類管理。要根據不同行業和類別企業的特點，建立分類管理資料，合理確定管理的方法，逐步建立完善分類管理制度。要加強上下級稅務機關之間的協調配合，強化對大企業和重點稅源的管理，不斷提高管理水平。要認真落實集貿市場稅收分類管理辦法，進一步規范集貿市場稅收征收管理。完善個體戶定期定額管理辦法，進一步規范和完善個體稅收征收管理。積極推進納稅信用等級評定管理制度，對不同等級的納稅人采取相應的管理辦法。

第五，積極推廣應用稅控收款機，加強發票管理。推廣應用稅控收款機和加強發票管理是稅務機關及時、準確掌握納稅人生產、經營信息，強化稅源監控、堵塞稅收征管漏洞的重要手段。商業零售、飲食、娛樂、服務、交通運輸等行業以及小規模工業企業，具有一定規模

和固定經營場所的納稅人，都要按規定安裝稅控收款機。運用稅控收款機和統一發票的目的，既可以監控企業銷售情況和營業情況以及相應的流轉稅，也能控制企事業單位成本、費用，防止假票列賬偷稅，同時還可以提高企業和稅務機關管理效率。為此，稅務機關要嚴把兩道關：一是以票控稅，按稅控機開票數計征增值稅或營業稅，并處理好與定額的關系，同時要運用這一銷售(營業)信息評估企業所得稅，加強企業所得稅管理；二是發票發售，必須驗舊售新，就是要檢查舊發票開具的金額是否申報納稅了，也就是必須經過第一道關之后才可發售新的發票。按照以票控稅的要求，在申報納稅時必須進行表卡(票)比對，充分發揮發票在稅收征管中的作用，使稅源監控和稅款征收真正結合起來。

第六，完善稅收管理員制度，加強稅收管理員隊伍建設。新的稅收管理員制度是實行稅收管理科學化、精細化的重要保證。充分發揮稅收管理員的作用，必須遵循管戶與管事相結合、管理與服務相結合、屬地管理與分類管理相結合的原則。稅收管理員的主要職責是按片負責對納稅戶的稅源管理和咨詢服務工作，不直接從事稅款征收、稅務稽查、審批減免緩抵退稅和違章處罰等工作。

稅務機關將加強稅收管理員制度建設，增強稅收管理員的責任感和事業心，著力培養一支高素質的稅收管理員隊伍。通過規范稅收管理員的工作，建立稅收管理員監督制約機制，加強教育培訓，積極運用信息化手段不斷提高稅收管理員的業務能力和管理水平。要選拔懂企業生產經營、具備一定財會知識、熟悉稅收業務、責任心強的稅務人員擔任稅收管理員，進一步充實基層稅源管理力量。同時，要積極摸索建立稅收管理員的考核激勵機制，充分調動和發揮稅收管理員的積極性。

第七，加強各級稅務機關之間、內部職能部門之間的協調配合。要在合理界定征收、管理、稽查職能的基礎上，加強業務聯系，既有分工又要合作，既有制約又要協調，實現三者的有機結合。要進一步完善制度，明確各環節銜接方法和配合內容，暢通各環節聯系渠道和聯系手段。通過信息化手段，以現有綜合征管軟件為支撐，形成各個環節之間既相互銜接、密切配合又相互監督制約的協調、高效運行機制。要通過部門的配合協調，信息共享，互相促進，不斷提高稅收征管的質量和效率

第四篇：論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與現狀

論述中國社會經濟發展

摘要:新中國成立，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我國經濟制度經過了怎樣的變遷，社會經濟的發展又是如何，以及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生活的變化，2012年后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趨勢又將如何。

關鍵詞: 形成，比較，發展，2012總體思路。

我國的經濟制度

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以及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全面展開，我國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

20世紀50年代，計劃經濟體制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整個國民經濟實力非常弱小的條件下，我國能夠集中主要力量開展以156個重大項目為中心的工業建設，比較迅速的建立起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并在此基礎上初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運行過程中也暴露出了很多弊端：政企職責不分，條塊分割，國家對企業統得過多過死，權力過于集中，忽視商品生產，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義嚴重。造成了企業缺乏應有的自主權，企業持國家“大鍋飯”，職工吃企業“大鍋飯”的局面，嚴重壓抑了企業和廣大職工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使本來該生機盎然的社會主義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針對經濟建設中出現的這些問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對如何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經濟體制進行了積極地探索。但由于在思想上沒有擺脫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分別看作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基本特征的束縛，當時提出的改革措施至多只是加強一些市場調節的力度和作用，不可能突破計劃經濟體制總的框架。

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就已經提出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關系問題。1979年，他提出社會主義應當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才能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

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提出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方針。雖然這一提法仍然堅持計劃經濟主體框架不變，但它允許市場調節存在和發揮作用。

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首次提出“在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新概念，明確肯定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主要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

隨著社會主義改革實踐的進一步發展，黨的十三大提出了，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計劃和市場的作用范圍都是覆蓋全社會的”，新的運行體制總體上來說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后來又提出“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

1992年，鄧小平于南方談話中明確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①】這一精辟論述，從理論上破除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制度屬性的陳舊觀念，從根本上解除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屬于社會基本制度范疇的思想束縛，為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根據這一思想，1992年6月，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上的講話中第一次提出了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建立新經濟體制的建議。黨的十四大明確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使我們黨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上實現了又一次重大突破。

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進一步明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其基本內容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培育和發展市場體系，建立健全宏觀經濟調控體系，建立合理的個人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經過20世紀90年代的不斷深化改革和建設，20世紀末，我國已經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形成和發展

長期以來，不論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學都一直認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征。根據這一理論認識，我國在20世紀50年代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這一體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經濟發展曾起過積極作用，但隨著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展開，生產的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經濟關系日益復雜化，這一體制日益顯現出它固有的弊端，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從根本上制約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和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充分發揮。

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但盡管如此，由于傳統理論和傳統觀念的束縛，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仍然得以延續。

（1）改革開放實踐發展的必然結果。

從20世紀70年末開始，我國逐漸走上市場取向的改革之路。①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鄉鎮企業的興起，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加速了農村經濟市場化的進程。②隨著企業自主權的逐步擴大和經營機制的逐步轉換，多種經濟成分參與的流通體制的逐步形成，促進了物資、勞動力、資金、技術、信息在城鄉市場的流動，初步顯示了市場的作用和活力。③特區經濟蓬勃發展，對外開放從沿海向內地擴展，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經濟與國際市場的銜接。事實說明，市場作用發揮比較充分的地方，經濟活力就比較強，發展態勢也比較好。正是這些市場取向的改革，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模式的確立提供了實踐基礎。

（2）理論探索的成果。

鄧小平在總結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經驗教訓和改革開放實踐中的新鮮經驗的基礎上，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沖破禁區，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鄧小平指出：“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這是社會主義利用這種方法來發展社會生產力。把這

當作方法，不會影響整個社會主義，不會重新回到資本主義。”1992年初南方談話中，鄧小平明確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鄧小平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奠基人。江澤民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并在黨的十四大得到確認。2007年，黨的十七大根據在新的歷史時期要實現的經濟發展目標，提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要取得重大進展的要求，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學發展的宏觀調控體系。

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在哪里？就在四個堅持。”【②】江澤民也強調：“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這幾個字是不能沒有的，這并非多余，并非?畫蛇添足?，而恰恰相反，這是?畫龍點睛?。所謂?點睛?，就是點明我們市場經濟的性質。”【③】

總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和發展的成功經驗，就是必須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市場配置資源的有效性，使全社會充滿改革發展的創造活力。30年來，我們既在深刻而廣泛的變革中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又創造性地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們生活水平，更好的實現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任務。

改革開放以來的比較 “從1978年到2008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由3645億元增長到300670億元（圖1），年均實際增長9.8％，是同期世界經濟增長率的3倍多。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5780元（圖2），農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761元（圖3），農村貧困人口從2.5億減少到1400多萬。城鄉居民儲蓄存款由210.6億元增加到21788.5億元，貨物進出口總額由208億美元增加到25616億美元，外匯儲備由1.7億美元增加到19460億美元，財政收入從1132億元增長到61316.9億元；外貿進出口總額從206億美元增加到25616億美元。中國的經濟總量在世界經濟總量中所占位次，由第10位上升到第3位，僅次于美國和日本。國有經濟不斷發展壯大，在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實力和控制力進一步增強，在國民經濟中發揮著主導作用。到2007年，國有工商企業資產總額超過35萬億元；銷售收入達18萬億元，利潤總額超過1.6萬億元，上繳稅金超過1.5萬億元。城鄉集體經濟、合作經濟也迅速發展。同時，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也在快速發展，成為中國重要的經濟增長點、提供新就業崗位的主渠道和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多樣化物質文化需求的生力軍。2008年，全國登記個體工商戶2917．33萬戶，私營企業657.42萬家。城鎮非公有制單位就業人員的比例，從1978年的0.2％增加到2007年的75.7％。

論述中國社會經濟發展

第五篇：國家治理與社會治理

芻論國家治理與社會治理的關系

李新廷，朱凱（中共中央黨校研究生院，北京100091）

摘要： 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國家治理體系和社會治理體制是治理中重要的概念和形式，它們之間有著內在的緊密聯系。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領域，社會治理的主體、社會領域的問題以及社會治理的價值都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當下，我們應以社會治理體制的創新作為突破口，通過理順政社關系、激發社會組織活力、推進基層自治和底層參與、創新社會矛盾體制、創新社會治理方式、構建多中心的治理模式等途徑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奠定重要的社會基礎。

關鍵詞： 國家治理； 社會治理 中圖分類號： C91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1-6183（2014）04-0008-04 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除了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設定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外，還提到了政府治理、社會治理、社區治理、治理體系、治理能力、治理體制、治理結構、治理方式等概念，并把“創新社會治理” 體制單獨列為一節。那么，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之間存在怎樣的聯系和區別？ 辨析這兩種治理關系對我們進一步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國家治理與社會治理

國家治理體系是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文件中第一次出現的，這一概念在我國以往的官方規范文件中并未出現過。但是在十八大報告中提出了“國家治理” 這一概念，“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被寫入了“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1］ 部分中。可以看出，在十八大報告中，國家治理與社會管理并列一起。這里的國家治理和之后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的國家治理體系并非同一概念，而是從一個相對狹義的范疇上界定的，是與社會管理相對的。《決定》中的國家治理體系無疑是一個更為寬泛的概念，是將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包括在內的治理體系。不僅如此，在《決定》中國家治理體系的范圍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和黨建等領域，可以說是全方位的。也正因為如此，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才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2］ 3。總書記也對國家治理體系作了進一步的闡述： “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 ［3］

國家治理體系是國家治理的體系化狀態。國家治理既表明了治理的主體是國家，也表明了治理的范圍是在國家的領域之內。而國家本身就是一個較為宏觀的概念，這一宏觀性也表明了國家治理的宏觀性。何增科認為： “國家治理是國家聯合市場和社會力量對社會公共事務的合作管理。國家治理可以從多種維度去分析。從橫向來看，可分為經濟治理、政治治理、社會治理、文化治理、生態治理等。從縱向來看，可分為基層社會治理、地方國家治理、全國性國家治理、國家參與區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等。” ［4］ 郭小聰認為： “所謂國家治理，是指主權國家的執政者及其國家機關（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機關）為了實現社會發展目標，通過一定的體制設置和制度安排，協同經濟組織、政治組織、社會團體和公民一起，共同管理社會公共事務、推動經濟和社會其他領域發展的過程。它是多層管理主體共同管理社會公共事務、處理社會沖突、協調不同利益的一系列制度、體制、規則、程序和方式的總和。” ［5］

綜上所述，國家治理的主體和方式都是多元性的，政府和執政黨是治理的重要主體，社會也是重要的治理主體。國家治理的范圍也深入到社會的各個公共領域。《決定》中有關治理的重要論述除了國家治理體系之外，較重要的概念就是社會治理。《決定》的第十三部分涉及的就是“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社會治理的提出取代了以往的社會管理以及社會管理創新，也是對十八大報告以及之前所提的社會管理體制的進一步完善和提高。社會治理針對的是社會領域中的社會問題。姜曉萍認為： “社會治理是以實現和維護群眾權利為核心，發揮多元治理主體的作用，針對國家治理中的社會問題，完善社會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平、推動社會有序和諧發展的過程” ［6］。社會治理重視的是多元化的社會治理主體。《決定》中從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體制、健全公共安全體系四個方面來闡述社會治理體制的創新，可以說是抓住了社會治理的重點和核心，體現了國家治理體系中對社會多元力量的重視。我們也可以明顯地看到，社會治理體制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具體來說，社會治理和國家治理的關系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社會建設是國家建設的基礎，因而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存在著不同的類型。在學界已有的研究中，往往根據國家的強弱和社會的強弱將國家與社會關系分為四種類型①：即強國家—強社會、強國家—弱社會、弱國家—弱社會、弱國家—強社會。然而，這種分類容易將國家與社會對立起來，造成一種不是國家統治社會就是社會壓制國家的研究狀況，不利于國家與社會的協同。我們國家在對國家與社會關系上逐漸改變了以往的國家對社會的控制與維穩的社會管理體制，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下的社會治理體制創新，強調社會建設對于整個國家治理的重要意義。十八大報告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都對社會建設予以重視，注重在改善民生和創新管理中加強社會建設，重視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深化社會體制改革。社會建設關切民生等重大領域，社會治理體制創新表明了國家對社會領域的重視。社會治理的成效在社會意義上決定了國家治理的成效。

二是社會治理領域問題的診斷及其解決是國家治理的主要內容。隨著現代化的推進和社會轉型的深入，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以及經濟結構的調整，社會結構性的矛盾和問題日益凸顯，對民生問題的關注和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成為我國國家建設和治理的主要內容。當前我們處在社會轉型和國家建設與治理的關鍵時期，社會結構性問題的凸顯不可避免。我們在國家治理方面存在的不足主要是對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復雜問題的診斷不夠準確，從而影響了治理的效果。國家治理的主要內容就是要判斷當前社會轉型關鍵期的這一事實，診斷這一大轉型過程中凸顯的各種社會問題，從而能夠有效的進行國家治理。

三是社會治理的主體即多元化的社會力量是國家治理的重要主體。國家治理包括多種類型，存在多種維度，因而在治理的主體上也是多元化的，這是國家治理的一大特征。國家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意味著公共權力并非唯一的主體，國家治理必須要從政府向社會傾斜，政府必須協同多元化的社會主體形成多元化的治理力量。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也指出： 要“改進社會治理方式”，“堅持系統治理”，“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的參與，實現政

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激發社會組織活力”，“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由社會組織承擔”，“支持和發展志愿服務組織” ［2］，等等，這些社會治理的主體也是國家進行治理的重要主體。

四是社會治理追求的價值也是國家治理追求的價值。社會治理并非一種單純的治理過程，這一過程貫穿著它自身的價值追求。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定有序、充滿活力是社會治理的價值訴求。社會治理主張多元社會力量的參與，主張社會力量對公權力的監督，堅持人民的主體地位，這些體現的是對民主的追求。《決定》還提出治理要依法進行，做到依法治理，依法保障公民和社會組織的各項權利。社會治理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化解社會矛盾、協調社會關系、整合不同的利益訴求，保證發展的成果和社會秩序的公平正義。多元化的社會主體在社會治理過程中不可能沒有利益的沖突，社會治理的過程就是將這種沖突的過程在一個安定有序的狀態下進行調節，因而社會治理最基本的要求是保證社會的安定有序。社會治理的另一價值追求是充滿活力，這不僅是指多元主體在參與治理過程中充滿生機活力，而且也指治理主體的活力能夠讓社會治理的整個過程也充滿活力。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定有序、充滿活力是社會治理的價值追求，更是國家治理的價值追求。

二、以社會治理創新為突破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社會治理體制的創新對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有著重要的意義。楊雪冬認為：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一個長期過程、系統工程，也需要確定階段性任務，明確工作重點。當前以及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應該加快推進執政黨以及政府治理的現代化，選擇社會治理領域作為突破口” ［7］。

第一，社會治理體制的創新，要理順政府和社會的關系，實現政社分開。政府應實現服務型政府的轉型，退出社會領域的直接管理。2013 年，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的說明》，進一步闡述了政府機構改革的藍圖和路線，指出社會領域自治的重要性，讓人民群眾通過社會組織實現自我治理。社會組織的培育發展對于社會治理體制創新來說意義重大。社會公共領域是國家與個體之間的中介，而社會組織是社會領域的中介和載體。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指出了社團組織對于民主和社會自治的重要意義。因此，要大力培育多元化的社會組織，激發社會組織的活力，提升社會組織的自治功能。《決定》也指出，要“支持和發展志愿服務組織”，“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由社會組織承擔”，“限期實現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真正脫鉤，重點培育和優先發展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成立時直接依法申請” ［2］ 50，等等。

第二，社會治理體制的創新，離不開基層的自治和底層的參與以及社會矛盾機制的有效預防和化解。基層是社會治理的重點領域。社會轉型期，基層利益糾葛問題的處理和社會矛盾的化解有利于整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基層治理的重點在于基層的自我治理和底層的政治參與，通過這種自治和參與的方式才能調動基層多元利益主體和治理主體的積極性，才能在自治的過程中化解矛盾，將各方的利益凝聚于治理的過程中。基層的自治和底層的參與本身就意味著一種多元化治理方式的形成。當今多元化的社會，利益、價值、需求、矛盾多元化要求社會治理的多元化，只有多元化的力量才能有效地應對這些多元化的要求，維護社會的穩定。底層力量參與社會治理可以為自身創造活力，緩解政府面臨的社會壓力，讓政府真正地集中于頂層設計，從而壯大公民社會的力量，不斷促進公民社會的成熟，不斷提高社會治理的質量。因此，要健全基層自治和底層參與的制度渠道和服務體系，健全解決群眾合理訴求的機制，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的體制。

第三，創新社會治理方式，構建多中心的治理模式。社會治理體制的創新關鍵在于改進社會治理方式，創建一個多中心、協同性的治理模式。正如《決定》中指出，要堅持系統治理，加強黨委領導，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2］ 49。社會治理體制既要頂層設計又要底層參與，發揮政府和多元化社會治理主體的協同作用。政府掌舵，制定社會治理的相關規則，明確多元主體的主體地位、職責和手段，協同好政社關系，協調好多元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積極地致力于維護社會秩序，保障社會的有序運行，保證社會的和諧穩定，為社會的良性運行提供基本的秩序。同時，提高基層和底層參與社會事務的能力，引導社會組織在治理中的積極作用，構建一個多中心的具有協同性的治理體制。這一體制還要依法治理，在法律保障下，綜合協調各方利益，標本兼治，綜合治理，實現整體性的利益共贏。

總而言之，社會治理體制的創新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具有重要的意義，以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為突破口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當下的一個重點。因此，將充滿活力的多元化社會力量整合到社會治理體制和國家治理體系中來，能夠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奠定重要的社會基礎。

注釋：

① 對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研究的代表人物為美國學者

喬爾·S·米格代爾，相關著作有《社會中的國家》、《國家權力與社會力量》以及《強社會與弱國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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