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貧富差距問題淺析

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貧富差距問題淺析

摘要：我國的經濟狀態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在經濟態勢處于較好的情況下，貧富差距的拉大變成了我國現階段社會中的重要難題。由基尼系數來看，我國貧富差距早已到達了較危急的狀況。我們務必要密切注意我國這一差距不停拉大的問題。本文通過分析我國于經濟發展歷程中顯露出的貧富差距的狀況，揭露了它內在的根本原由，進而依據我國的整體境況，對于這個難題找到解決的辦法。

關鍵詞：經濟發展；貧富差距；分配制度

中圖分類號：F124.7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7）012-00-02

我國經濟發展的重點是針對幫助基層群眾處理基層群眾生活上的難題，而不僅僅限制在宏觀的指標上。改革開放初級階段，為沖破我國經濟發展的束縛，使經濟?M步快速起色，我國支持一些人、一些地區優先富裕起來，優先富裕的再拉動后面的富裕起來，最后達到共同的富裕。此方針的實施讓一些群眾的確走上了富裕的大道，但是貧困的人依然還處于貧困狀態，共同富裕并非為小部分人的富裕，“先富拉后富”好像變成了擺設。

一、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貧富差距拉大

大家都知道，在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進步的火焰不斷燃燒。然而，與耀眼的成就一同出現的還有進步期間顯露的問題。居民的收入配置系統處于不斷的轉變中，收入之間距離的增大從未停止。基尼系數遠超戒備紅線已經成為現實。到2013年1月為止，我們國家的基尼系數就達到了0.59的高度。我國已然步入了全球貧富差異程度最深的國家隊列之中。我國貧富差距已超越了合乎常理的范圍。

（一）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明顯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擁有近十億的農民。城市與農村兩個元素結合的經濟體系為中國基本國情。在經濟出發點低的農村，傳統的農事勞動率很低，但是城市里的高科技產業鏈的勞動生產水平高。城市與農村間的收入差距存在非常大的距離，前者的經濟條件遠超后者。

（二）行業收入差距明顯

各行各業間收入差距的問題已成為全球將要面對的難題，例如美國，他們的軍事工業團體與華爾街的金融財政團隊之間的收入水平已經比普通行業高出很多。而在我們國家，改革開放以前因為實施計劃經濟的公正配置，薪資酬勞級別間的差距很小，而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的市場經濟正式設立，國家支持非公有的經濟要素的進步，私營企業業主等部分人的收益，比普遍拿穩定工資的社會工人要高這一現象已經非常顯著。根據考察，我國收益頂峰與底谷的行業間的差異距離達15倍之多。

（三）區域收入差異明顯

我國沿海地區因為地理位置有利，所以受到了國家經濟投資策略的照顧，快速地在開放政策后走上了致富之路。上海、深圳等一線城市的發展狀態與如今所得到的成就便可窺見一斑。但總的來說，我國華東區域的經濟狀況比較中西部區域來說要好，沿海地區的經濟狀況比較內陸地區來說要好。

二、我國貧富差距大的根本原由：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

胡錦濤同志于十八大報告中提出：“務必要堅定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就是共同富裕。要做到堅決執行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政策與分配政策，整理人民群眾的收入配置結構，增加再次分配的調劑力度，著眼于處理收入配置距離較大的難題，讓發展的勝利果實更加公平，更加多地受益于全國百姓身上，向著共同富裕的目標，邁著穩健的步伐走上前”。盡管黨與政府都注意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也提出了許多對應的改善方針?？墒撬自捳f得好：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們國家目前的收益配置政策仍有部分不夠完備。

（一）壟斷行業職工收入過高

目前我們國家收益配置區域中出現的一個嚴重問題是產業壟斷的程度過高。產業的控制和獨占、政府政策的保護和企業在管理上的疏忽，都是造成壟斷行業職員獲益過高的重要原由。

（二）勞動所得報酬并非完全市場化

改革開放后，我們國家的國民基本收益在初次配置的市場化進度中已具有非常大的提升，然而勞動工作者計算薪資的體系還并不完善，其重要的表現在于勞動工作者的薪資非全部市場化。第一，還不能夠參照勞動者的勞績多少來開展價值公平的配置。國有企業的勞動者薪資大部分由國家來監管。盡管我們國家有很多勞動力，但是擁有高文化水平的工作者取得的勞動業績較多且稀少，而大多數此類工作者的收益卻與其付出的巨大努力不相符，沒能獲得相對的收益。第二，我國部分工人聯合會形同虛設，形式上存在，卻不起實際作用。工作者與資本方一對比，明顯處于不利的位置，無法上升到與資本方公平商議的位置上，工作者不能通過工人聯合會等渠道獲取自身的利益。第三，是我國一部分規范體制不完備，工作者的薪資做不到按時到賬，更有甚至出現故意拖延以及克扣員工工資的情況。

（三）未形成大規模的可持續的群眾性消費

距我國改革開放已過去三十年，我國正處于市場經濟的背景下，商品是否擁有銷售渠道，這對經濟的進步是首要的，是否擁有固定且連續的需求，這對經濟的持續發展十分主要，但要變成連續且固定的需求，在于是否能成為大范圍的可持續的群眾性消耗。雖然我們國家最近這些年的政府政策在推動消費以及加大消費范圍等方面予以了大力扶助，不過僅僅是針對少數的工作類別，這一政策并未受到大范圍的側重。收益低的群眾依然很多，群眾沒有多余的費用來做大范圍消費。致使部分公司的商品賣不出去，薪資鏈阻斷，最后破產倒閉。

三、解決貧富差距過大的措施

我國收益分配機制的先決條件是經濟上的改革與進步需先獲得成果，之后再使群眾享用其成果。也就是說我們要先制作完成一個蛋糕，再來分享它。但假如蛋糕劃分的不合乎理法，貧富差距的難題不能夠很好得解決，那么必然會影響到社會的和諧與安定，這和我國一直提倡的構建和諧社會的準則相背離，同樣和我國社會主義體制的終極奮斗目標相悖。所以，我國應該把收益分配機制改革的腳步加快，構建新的收益分配政策。經過收益分配機制的改變，盡早實現胡主席指出的將我國建設成世界上中等發達國家之一。

（一）縮小城鄉經濟差距

用遠少于成本得農村生產基本要素與城市工業化的進步相互替代，進一步拉動國民經濟效益的進步，成為我國近20年來前進的主要方向。恰恰是這樣舍棄農村進步的政策導致城鄉經濟的巨大差距。由于城鄉經濟的明顯差距，導致鄉村居民大多往中心城市遷移，造成鄉村居民減少、缺少勞動力以及經濟不景氣等情況發生。減少城鄉經濟差異應著眼于提升我國城鎮化、提升農民的收益以及大力開發農村經濟?！叭r”難題一貫是黨與政府密切關注的，使農民群眾減輕負擔，推動農民收入增加，對農業增大投資，提升農業化水準，商品化進程，加大力度開發農業產業，令鄉鎮居民同樣可以體驗到越來越多城市居民所體驗到的好處。

（二）縮小行業差距

改革開放以后所引進的市場經濟體制，讓一部分國有公司丟失了原本應有的政策上的庇護與壟斷等方面的好處，“三資”公司與私營公司因為享受到許多政府政策的優待和照顧，促使職員的收益大大超越一些國企職員。國家應提升部分收益低的企業薪資，同時提升個人所得稅的起始征收線，用以保護低收益群體的權益。完善公司審計會計機制，建立單獨的督查實施部門，從嚴執行法規，以縮小非法獲利以及以鉆機制漏洞來獲取不正當利益的幾率。

（三）縮小東西部經濟差距

我國東西部地區經濟差距關鍵在基礎建設、政府策略以及高素質人才等方面。要想增強西部地區的發展速度，國家應該從政治策略上作出恰當的處理。首先，我國需要增加針對基建方面的財力投資，基建是經濟進步的基礎；其次，要想吸收引進國內外投資方與資本，應當設置部分特殊的優待方法；最后，高素質的人才是經濟進步得根基，高素質人才同樣是經濟進步的先決條件。予以西部地區優秀人才的惠及策略，必然會吸引大量應屆畢業的大學生到西部地區工作。

（四）促進大規模的可持續的群眾性消費的形成想要公司改變為國民經濟中流砥柱的企業，必然就要擁有大量的、大范圍的以及穩定的花費。改革開放后我國實施市場經濟體制，供求是市場經濟的主要方面，經過有成效的供給加大就業量，自然能推動經濟連續上漲，經過整理收益分配機制，加大內部需求，中等收益水平的開銷群眾增多，當然會拉動開銷。有需求，產業有勞動的推動力，就能加快公司進步的速度，進而加大了資金收益。如此不僅僅提升了群眾的生活水準，起到良好統籌兼顧的成效，也處理好了貧富差距大的難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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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國貧富差距問題分析!!!

我國收入分配制度還存在巨大差距，城鄉，地區，行業、及行業內部不同崗位之間收入分配不均等，產生這一問題主要體現在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收入分配方式多樣和生產要素不同，受金融危機影響農業人口大量失業，行業壟斷行為屢見不鮮，對中小企業發展支持力度不夠，新型產業吸收傳統勞動力能力減弱，農資成本增高導致農民收入降低，企業內部薪酬和考核制度不合理等幾方面。政府對于改善收入分配制度的工作，還要進一步提高，構建合理分配體系，讓人民群眾滿意。

針對如何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構和諧穩定社會，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第一方面 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力度，通過個稅改革，加強中央轉移支付力度，擴大社會保障覆蓋人群等措施，促進公民個人財富增長。

第二方面 對壟斷行業加大管控力度，強化落實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健全分配監管體制，縮小壟斷企業和非壟斷企業間的收入差距和內部各層人員的收入差距，從企業本身入手，著實解決分配不均問題，實現企業之間，企業員工之間的利益均衡。

第三方面 改善農民收入環境，通過開展規模性就業培訓，提高農民勞動力競爭能力，維護農業市場銷售價格與成本價格合理性，促進農民增收，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第四方面 建立健全的企業薪酬考核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完善考核機制和獎勵辦法，使各個崗位之間收入達到均衡。

政府應積極構建合理收入分配 制度，做到還富于民，國民共進 多途徑促進公平分配是統籌縮小貧富差距的必由之路

1.加大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力度，完善市場準入機制

資源壟斷、不公平競爭和機會不均等是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重要原因，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規范行政許可，規范國有企業職責，規范收入分配秩序，減少行政性壟斷和地區性壟斷，完善市場準入機制。政府應為人口、土地、資本自由有序流動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城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資源價格改革，從根本上消除造成城鄉居民收入不合理差距的體制性障礙。通過戶籍制度改革，促進勞動力流動，減少就業壁壘，縮小地區之間的收入差異；通過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促進土地自由流轉，縮小城鄉之間的收入差異；通過資源價格改革，促進資源的合理流轉，縮小行業之間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異。特別是要在壟斷行業引入競爭機制，進一步打破行業壟斷。只有充分競爭，才能減少不合理的壟斷利潤，形成公平的收入分配秩序。

2.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完善收入分配機制

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任務是要通過增加居民總收入來完成的。重點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職工工資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政府要加強對企業工資的調控和指導，建立健全職工工資形成機制、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從制度上確保職工工資不斷提高。初次分配與再分配體制應聯動改革，通過完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機制，使廣大居民勞動收入和財產性收入雙增長，不斷擴大中等收入者隊伍。

必須果斷切斷權力與資本的利益鏈條，防止權力、壟斷、地位、投機成為獲取財富的主要手段，鼓勵并倡導勤勞致富。只有當勞動成為獲取財富的重要手段時，才能真正形成中等收入占多數的“橄欖型”收入分配格局。

3.有效調節高收入，完善稅收調控機制

要充分發揮稅收杠桿的調節作用，有效調節高收入群體，切實扶助低收入群體。加強對壟斷行業收入分配的調控，特別是要發揮資源稅的調節作用，對于土地、礦產、森林等國有資源，其增值收益應由全社會共同均等享有，不應該也不能由占有或使用這些資源的企業坐享其成或獨享超額壟斷利潤。當前，土地、煤炭等已經成為暴富的重要工具和途徑，應該引起足夠的警覺和關注。

只有建立合理的稅收體系，才能對居民收入進行公平的分配和再分配。合理設計個人所得稅的稅基和扣除項、起征點及稅率，扣除項應綜合考慮家庭收入、家庭人口、贍養負擔等情況，起征點應與物價水平上漲等因素掛鉤，稅率應體現收入貧富的差異化，減少中低收入人群的稅賦，加強對高收入人群的稅收征管，調高高收入者的累進所得稅率。適時有序開征房地產稅，完善資源稅，從財產方面調節貧富差距，有效縮小高收入與低收入之間的差距。

4.切實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完善社會保障機制

完善相關法律法規，通過法律手段，確保勞動力報酬，特別是低水平勞動力報酬在合理的水平線之上。以法律法規的形式，明確企業最低工資標準的制定程序和動態公布機制，明確職工所應享受的補貼、保險和福利。正常情況下，最低工資標準應每年調整一次。

在低收入群體中，農民占絕大多數。解決農民收入低的問題，對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及縮小貧富差距至關重要。要積極推進農產品價格改革，完善資源價格和農產品價格機制，促進農業產業化和規?；?，加快小城鎮建設，加大農業和農村發展投入，協調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村現代化，千方百計地增加農民勞動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切實減少低收入人群的數量。

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是解決失業、疾病、機會不均、資源分布不均因素帶來的貧富不均問題的重要途徑。應當建立起全面、適度、公平和有效的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加強公共衛生體系建設，促進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增加社會保障基金的積累，提高城鄉居民最低生活標準，健全失業人員的失業保險制度，建立被征地農民的養老保險制度，完善貧困者的社會救濟制度。特別是要解決好保障性住房問題，尤其是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的住房問題，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權益。財政性社會保障支出應向低收入人群傾斜。

5.精心營造機會均等的發展條件，完善公共教育機制

要合理征稅，更要合理使用稅收，再分配應更加注重公平問題。政府在二次分配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應科學決策，把握好分配的原則和調控的力度。稅收使用應更加注重公共衛生、公共教育、公共設施等。通過財稅收入的轉移支付，注重保障設施建設和勞動者素質教育，以提高勞動者創造價值和積累財富的能力，確保低收入者進入中等收入者隊伍的渠道暢通。

公平的教育機會是公平的收入分配秩序的起點。一般來說，居民收入水平與其受教育程度總體上是呈正相關的，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獲得高收入的可能性也越大。應該穩步增加財政性教育經費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合理配置教育資源，保障公民受教育機會均等，完善義務教育制度和機制，教育經費和師資力量應有意識地向經濟發展水平落后地區傾斜。努力促進教育公平，教育公平是縮小不同群體貧富差距的重要途徑。

一定要重視公共服務的提供和完善，為全社會創造機會均等的發展空間。應鼓勵和支持中低收入者創造和積累財富，構建良好的就業和創業外部環境。想方設法提高國民素質和勞動者就業能力。解決就業問題，關鍵是增加就業崗位，開展就業培訓，讓貧窮者有通往富有的途徑和機會。鼓勵并宣傳勞動致富，在脫貧和扶貧問題上，應培育并完善致富機制，從根本上擺脫造成貧窮的困境。

第三篇：中國貧富差距問題研究

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問題，已引起了國內國際各界的廣泛關注。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在2011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55，已經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在當今社會，這個話題越來越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雖然這在中國好像已經不是什么新聞了，但在不同收入群體所受的不公正待遇的問題上，在縮減貧富差距的問題上，已經勢在必行。因此，我謹結合一些社會上的觀點，從我的觀點尋找問題的辦法，從而解決或緩解這個問題。

關鍵詞：貧富差距原因對策

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貧富差距在不斷拉大，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之間卻呈現出了明顯的背離。如果任由這個趨勢繼續下去，將會影響到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而且更棘手的是，這一趨勢最終也將會影響中國社會的長治久安。在經濟學上，貧富差距過大會直接影響到社會的消費需求，而在目前的中國，情形遠遠不止如此，貧富差距過大已經直接引起了許多相關的社會問題?！案蝗擞绣X無處花，窮人有錢不敢花”的現象已經出現。一：我國目前貧富差距現狀

根據查得的資料，我國現在的貧富差距可以分為如下兩個方面：

1：城鄉分化

先不說農村，僅中國城市在資源的配置上，就處于一個不平等的局面：資源優勢集中于少數幾個大城市，而且其他中小城市很難得到處國家分配以外的資源；再者是其他中、小城市僅是服務于這幾個大城市，城市的功能單一。而他們自身的城市化發展則被置于計劃外發展的狀態下。當把農村和鄉鎮考慮進來時，從城鄉收入差距方面來看，如果扣除農民用于擴大生產的費用，再把城市居民各種福利也計算進來，那么中國的城鄉差距實際已經達到了5：1。這個數字差不多居世界之首。

2：地區差距

中國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擴大的現象，最突出地表現在不同地區之間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從全國來說，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的差距有所擴大。在一個省內不同地區的居民收入差距也有明顯擴大的趨勢。造成東部與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經濟發展速度。改革開放以來，不論東部沿海地區或中西部地區，都出現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但是與廣東等沿海地區相比，差距迅速拉大。這樣就得出一個判斷，中國地區差異的擴大，是在各地區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發生的，是前進中的問題。

二：造成中國貧富差距的原因如下：

中國廣大農民的貧困是因為落后的生產力，這是正常的。不少農民還在用手刨食，和兩千年前的農民沒有根本區別。只要中國農業不實現大規模機械化的規模經濟，農民相對于其他階級只會越來越窮。

1.分配原則的變化

當前,我們放松了對其他分配方式的限制,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同時并存”“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的分配方式。這不僅使分配原則更接近市場經濟通行的分配法則,而且正式承認了非勞動收入的合法性,從而調動了不同階層經營者的積極性,促進了生產效率的提高。但必須看到,這種改革也使得非勞動收入在個人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迅速上升。而非勞動收入的獲取條件是不一樣的,諸如居民選擇職業的自由度、經營能力的大小、占有資金的多少、文化程度的高低等,并不是每位居民均等擁有。因此,居民所得的非勞動收入也不均衡。擁有條件相對較好的居民收入就多一些,反之則少一些,甚至沒有。獲取非勞動收入條件的差異性,造成收入的多寡不同,無疑拉大了居民間的收入差距。

2.國家政策的調整

改革開放后,我國實行區域經濟梯度開發戰略,對東部沿海地區實行政策傾斜,在稅收、信貸、投資等方面,給予了區別于中西部地區的許多優惠政策,加之東部地區的經濟和地理優勢,使其獲得快速發展,東部地區的人均收入也隨之大幅度提高。同時,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由農村轉移到城鎮,企業擁有較大的自主權,在分配上實行了靈活多樣的工資獎金制度,城鎮經濟快速發展;而在同一時期,農業制度變遷的作用逐漸減弱,農業的增長速度相對放慢,這種工農業增長速度的差異,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增速不同,從而使收入差距隨之拉大。在農村,國家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由于資金和技術的差異,農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這些改革政策也是居民貧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

3.市場經濟的弊端

市場經濟是調節資源優化配置的有效途徑,但優勝劣汰的市場經濟又具有導致貧富分化的自發趨勢,會使各種利益主體的收入趨于分化,從而形成一種“馬太效應”:即窮者越來越窮,富者越來越富。一些個人承包的大企業,因使用國家幾十年巨額資金投入所形成的龐大固定資產,使得這些企業和其他企業相比,在同等經營水平和經營環境下,生產成本較低,從而獲取巨額的壟斷利潤。而那些規模小、設備陳舊的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或者將被淘汰,職工面臨失業的危險。特別是當前我國正處于新舊體制轉軌時期,政府矯正市場弊端的能力還比較差,宏觀調控措施還難以全部到位,會致使一些單位或個人利用非法手段,使大量國有資產流入私人腰包。市場經濟體制的不完善,也是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

4.社會保障的落后

社會保障是國家依法對城鄉居民基本生活予以保障的社會安全制度。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面太窄,只有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和部分集體企業職工享受,而民營企業、鄉鎮企業、外資企業的中方職工卻很少享受,尤其是占我國人口70%以上的農民,幾乎沒有享受社會保障,甚至一些農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社會保障、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等。城鄉居民在享受社會保障方面的非均等性,是國家長期執行偏向工業的政策造成的,從而使城鄉居民、黨政機關、全民企事業與其他企業職工之間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三：對策：

1.加快經濟發展,擴大就業渠道

充分擴大就業,是解決貧困的根本手段。只有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才能更多地吸納勞動力就業,才能逐步減少貧困人口的數量。特別是在當前經濟轉型時期,我們保持經濟的適度增長,努力擴大社會就業,對社會的協調和穩定都是十分必要的。一批人就業了,有了收入,就要消費,消費就會促進生產和銷售,另一些人的就業機會也就增多了。這是一個良性循環,也是提高收入水平、解決社會貧困的前提。因此,應把積極創造就業和再就業,列為國家宏觀調控戰略的重要內容,實行就業導向戰略,合理調整產業結構。應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和第三產業,鼓勵民營經濟的發展,以便創造更多的社會就業崗位。通過政府投資和對企業推行鼓勵性政策,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開發高素質的人力資源,使擇業人員的素質跟上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增強他們自身的競爭能力。

2.加快分配制度改革,縮小過大的收入差距

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大小參與分配的原則,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同時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既要提倡奉獻精神,又要落實分配政策;既要反對平均主義,又要防止收入懸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收入再分配要注重社會公平,加強政府對收入再分配的調節職能,調節差距過大的收入。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合理調節少數壟斷性行業的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使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社會群體之間收入差距趨向合理,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

3.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構建社會安全網

社會保障體系是市場經濟的安全網,是調節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要繼續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盡快建立一體化、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堅持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原則,完善城鎮基本養老和醫療保險制度,健全失業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確保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和退休人員養老金的正常發放,使符合條件的城鄉居民都能拿到最低生活保障金;有條件的地方,應建立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實行農村養老和醫療保險金制度。同時,努力拓寬融資渠道,逐步實現社會保障稅費征收的法制化?？梢詮膰匈Y產產權中適當轉讓一部分,由社會保障基金機構持股分紅;政府的工商稅收入,也可以作為調節社會保障基金狀況的財力后盾。建立全國統一協調的社會保障管理機構,加強制度建設,提高社會保障體系的管理效率。加強社會保障的立法建設和預算、財務制度建設,提高保障基金的使用率。

4.運用法律武器,規范收入分配行為

依法規范分配行為,就是用法律制度、規則去規范和約束收入分配行為。法律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主要表現在立法和司法兩個方面。針對法制不完善的現狀,應積極采取各種措施,加快立法步伐。盡快制定《最低工資法》《養老保險法》《醫療保險法》等法律法規,真正實現有法可依。加快推進收入工資化、工資貨幣化進程,逐步擴大貨幣性收入,減少實物發放,增加收入的透明度,擴大國家對工資的宏觀調控范圍。在司法方面,應加大執法力度,監督好已有法律法規的貫徹執行,及時處理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方面的各種爭議。如果執法力度不夠,對各種違法犯罪行為懲罰過輕,就不能起到法律的威懾作用。因此,應繼續加強法治,嚴厲打擊非法經營,抑制非法收入。對于那些貪贓枉法、偷稅漏稅、欺行霸市者,要重拳出擊,嚴懲不貸。以法律的震懾力遏止不法行為,維護經濟秩序,最終實現社會公平。

總之,只有做到財富的切實增加和合理轉移,我國社會的貧富差距才能得到有效調控,才能有利于改革向縱深推進,有利于社會的穩定和繁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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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當前中國貧富差距問題分析

中山大學社會科學教育學院2012級國外馬克思主義專業碩士研究生課程論文

當前中國貧富差距問題分析

韓偉 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 學號12212078 摘要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得到了迅猛發展的同時，中國貧富差距問題日益顯著。本文主要闡述當前我國貧富差距問題的現狀及其原因，并根據我國當前的國情提出了一些解決貧富差距問題的對策和建議。

關鍵詞 貧富差距 成因 對策

一、當前我國貧富差距問題的現狀

（一）貧富差距概念的界定

貧富差距是指由于各個社會成員所處的具體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環境不同，而形成的實際占有社會財富的差距。它表現為一定量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貧富差距包括財富差距和收入差距兩部分。前者主要屬于經濟問題，是狹義的概念；后者用個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養、知識產權、社會知名度等來表示，通過一定時期各種社會關系諸如個人的社會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狀況等的綜合反映，主要屬于社會問題，是廣義的概念。我們在這里主要涉及狹義的概念，貧富差距表現為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狀況。

（二）貧富差距的表現

現在國際上衡量貧富差距的主要指標是基尼系數，一般認為0.3以下為平均狀態，0.3-0.4為合理狀態，超過0.4表示該國貧富差距過大，超過0.6說明該國已經嚴重兩極分化，處于社會動蕩的邊緣。我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基尼系數為0.28，在當時我國還是一個收入分配比較平均的國家，進入90年代后我國的基尼系數急劇上升，早在1993年我國的基尼系數就已經達到0.4的國際警戒線，2004年上升到0.47，2008年就已經達到0.53，到2012年，當我國的GDP位于世界第二位時，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61，我國的貧富差距已經是當今世界上公認的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同時，貧富差距問題還表現為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的狀態，即分配收入的“馬太效應”。我們國家的貧富差距現象從目前的狀況來看很值得引起我們的警惕，如果再不對這種現象加以遏制和改善的話，整個社會就會出現兩極分化，也即意味著我們國家的貧富差距問題發展到了最為嚴重的地步。這一現象因當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當前我國貧富差距的現狀主要表現在城鄉間差距、地區間差距、行業間差距三個方面。

1、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經濟發展很不平衡，其中農民占據全國人口總數的62%左右，所以農村的發展、農民的收入問題直接關系到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從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上看，1990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510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686元，前者為后者的2.2倍，而到了2007年，這一比例擴大到3.7倍。2011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1810 元，同期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6977元，城鄉居民收入比達到3.3倍。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分析，城鄉居民的財產差距高達15倍。因此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已經非常明顯。

2、地區之間收入差距加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各地區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有了明顯提高，但是，提高幅度的差異卻很大，各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一般來說，低收入增長地區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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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中西部。據學者研究，2008年，我國地區之間收入差距對全國總體收入差距的貢獻率已達到26%，而如果從城鄉收入差距中各地區對全國的相對貢獻率來看，西部地區已高達58.3%，東部地區為37%，這表明，越是相對落后的地區，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就越加明顯。據統計，2007 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上海市，為 23622.73 元，最低的是甘肅省，為 10012.34 元，兩者相差近2.36 倍;而農村的差距則更大，農村人均純收入最高的是上海市為10144.6 元，最低的是貴州省為 2373.99 元，兩者相差近4.27 倍。

2、不同行業之間的職工收入差距懸殊

20世紀 80 年代，中國行業間工資收入差距基本保持在 1.6～1.8 倍之間。90 年代以來，中國收入分配向資本密集型產業和新興產業傾斜，行業收入差距表現出逐步擴大的態勢。2005 年，石油、煙草、電信、水電氣供應、金融等壟斷性行業的職工總數不足全國職工總數的8%，但其收入卻相當于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且收入中相當部分來自行政壟斷。至 2010 年，平均工資最高的金融業和平均工資最低的農林牧漁業的收入差距已擴大到4.2倍之多，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 5～10 倍之間。壟斷行業憑借其在市場中占有的壟斷地位而獲取了大量壟斷利潤，其壟斷行業的職工也相應獲得了較高的工資和福利待遇。壟斷行業高收入問題以及行業間工資差異呈持續擴大的趨勢，已經引起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

二、我國貧富差距問題的成因

（一）自然歷史原因

1、自然地理差異

一個地區的區位環境、自然資源、人口素質及原有的經濟發展基礎都是該地區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我國東部地區背負大陸，面臨海洋，地勢平緩，區位優越，交通便利，開發時間長，人們的文化素質較高，人口密集度高，需求量大，所以，東部地區的經濟基礎較好，各方面生產條件比較優越，可以吸引大量投資，使得資本充足，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從而使得人均收入高。而中西部地區地形復雜，交通不便，通訊落后，自然資源缺乏，人口相對稀少，開發難度大，缺乏投資資金，地區經濟發展相對緩慢，人均收入偏低，從而形成貧富差距。

2、歷史積淀的因素

（1）我國文化傳統中有“不患寡而患不均”，崇尚大同的平均主義思想較為強烈。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前，雖然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但是在平均主義思想的影響之下,中國老百姓的幸福指數要高于全體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今天，這是屬于一種“不正常”的狀態和“不正?！钡陌l展。改革開放30多年以后，整個社會獲得了一種正常的發展，并從某種意義上講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貧富差距擴大的現象。這樣就激發了民眾的不公平感和被剝奪感，傳統的平均主義觀念受到強烈沖擊。

（2）我國的改革開放首先從經濟體制改革入手，逐步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取代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價值規律為基本規律的市場經濟本來就具有使收入差距擴大的動力，它使商品生產者、經營者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不斷改進技術，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生產和經營效益。這種依照優勝劣汰規則展開的競爭，必然形成各企業及勞動者之間在收益上的差距和在富裕速度與程度上的差別。鄧小平提出的“先富帶后富”的提議，鼓勵一部分人先富帶后富，再拉動他人共同致富國家制定發展政策時，對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和沿海開發區等地區，在稅收、信貸、投資和對外開放等方面實行了區別于中西部地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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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優惠政策。這樣促使這些地區經濟迅猛發展，必然使得地區間國民個人收入之間的差異性明顯。

（3）20世紀50年代形成的城鄉二元體制，從政策和體制上將城鄉分割為完全不平等的兩部分，不論在社會地位上、經濟地位上還是政治地位上，城市居民都高于農村居民。為了優先發展城市工業，國家通過農業“剪刀差”的形式來為城市的工業化聚集資金，其主要方式是國家通過人為壓低農產品收購價格和人為提高其工業產品銷售價格的方式來獲得“剪刀差”，從而把農業產品的利潤轉化為了工業產品的利潤，國家通過這種方式來為工業化聚集原始資金，使得城市的工業化水平迅速提高。然而這種方式扭曲了農業產品和工業產品的價值，使得農業產品的價值被人為低估，造成農民的收入水平低并且長期得不到提高。并且我國農業主要集中在種植業，而畜牧業和農村加工業都不發達，這都與我國長期實行城鄉“二元經濟”戰略，對城市建設投入過多，而對農村發展投入過少造成的。同時，我國的城鄉戶籍制度也阻礙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農村進城務工人員不能享受到和城市居一樣的福利待遇，這也在客觀上決定了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另外，教育因素對貧富差距的影響，也從隱性轉變為顯性，中國城市和鄉村的教育設施、科技設施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城市內部教育氛圍良好、注重人文素質的培養，而鄉村教育設施不齊全，農民對教育重視程度不夠，導致鄉村的人均受教育程度遠低于城市，從而產生區域的文化思想差異，帶來的經濟發展效率也有很大程度上的差異。因此城鄉二元經濟的壁壘不僅嚴重阻礙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使得農民增收難，同時逐漸擴大了城鄉收入的差距。

(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弊端

1、國有壟斷行業不規范

我國在經濟上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對于那些關系到國計民生的行業實行國有壟斷經營，這對于國民經濟的穩定和安全有著重要意義。這些行業包括供電、供水、電信、郵政、鐵路運輸和金融保險等部門。這些國有壟斷行都受國家的高度保護和控制，甚至還被國家賦予一定的行政權力，國家對于這些行業也有著很高的進入標準。因此，這些壟斷行業憑借著這種壟斷優勢而獲得了超額壟斷利潤，而且在行業由于政府實行行政性價格管制而出現虧損的情況下也可以獲得政府的財政補貼。而這些高額壟斷利潤和財政補貼中的一部分就轉化為了壟斷行業職工的高收入和高福利，這使得壟斷行業職工的收入水平和福利與一般行業相比明顯拉大，加劇了收入分配的不公。有公開資料稱，石油、電力、電信、煙草等行業的員工從業人數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8％其收入相當于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60％左右。與此同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石化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

2、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

我國實行的是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社會生產活動中，人與人之間是有差別的，個人的受教育水平和各種素質和能力的差異，就決定了人與人之間在收入水平上即使按勞分配也必然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其中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原則，由于對資本等生產要素占有量的不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資本等非生產要素所帶來的非勞動收入自然也存在差異。同時我國政治體制改革走的是一條漸進性的道路，制度的不完善為各種權力尋租和貪污腐敗提供了體制性空間。政府配置資源的紊亂和監管的不到位是權力尋租產生的根源，權力尋租會產生大量灰色和黑色收入。通過“設租”“尋租”交互運動的方式用資本換取國家領導干部手中的所掌控的經濟優勢獲準權，這樣一方面加劇了企業之間因不公平競爭而導致的收入差距的擴大，同時也使一些官員在行賄過程中獲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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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額的灰色收入，進一步加劇了我國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

3、我國的稅收制度不完善

由于我國稅制不完善，稅收征管上的漏洞較多，稅收不但沒有達到有效控制貧富差距的效果，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貧富差距的繼續擴大。首先是稅種設置不合理且調節不到位。目前我國對個人收入調節的稅制比較單一，主要是依靠個人所得稅，其他的相關稅種要么沒有建立，要么功能不夠，如財產稅、遺產稅、社會保障稅等等。其次對偷逃稅行為打擊不力。由于全社會缺乏依法納稅的氛圍，加之執法方面的原因，我國在稅收過程中，對各種偷稅、漏稅、逃稅等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不夠，致使一些人通過偷稅、漏稅等手段非法致富。這種不健全的稅收制度，一方面使一部分人的財富迅速加大，另一方面又使國家缺乏進行必要再分配的資金和能力，不能及時有效地援助弱勢群體，從而加大了人們貧富之間的差距。

4、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

市場經濟是風險經濟，它本身不會導致人們收入差距的無限拉大，真正導致社會成員貧富差距懸殊的是我國市場體系還不健全，和市場經濟配套的相關體制還沒有建立起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保障滯后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就不能對市場競爭中的弱者進行及時的保護，就會導致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社會現象。我國原有的社會保障制度是以國家包攬為特征的單一型社會保障制度，這種保障制度覆蓋小，資金渠道狹窄，管理服務社會化程度低等，沒有能力也沒有辦法兼顧社會公平，無法適應新體制的需要，致使我國社會保障供需失衡的矛盾十分突出。目前，我國城市居民的貧困問題主要靠工作單位來解決，而一旦面臨失業，他們的生活馬上就沒有了保障;而農民家庭主要靠自己解決，實際上有相當一部分農民自身根本就沒有能力解決，再加上鄉村貧困人口最低生活保障還沒有制度化，致使部分地區貧困者甚至連基本生活都難以維持;到目前為止，全國還有8006的勞動者與老年人沒有基本養老保險，90%的人缺乏基本醫療保障，大多數產業工人缺乏工傷保險，絕大多數女職工沒有生育保險，而面向老年人、殘疾人、婦女兒童的社會福利則更加顯得比較欠缺等等。雖然各地均出臺種種社會保障政策，但往往是因為投入不足、管理不嚴、落實不到位，只能是形同虛設。由于這些群體在市場競爭中本身就處于弱勢地位，社會又不能夠對他們進行及時的救濟和保護，就必然進一步導致了他們生活的貧困。

三、縮小我國貧富差距的基本對策

（一）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統籌城鄉間、區域間的和諧發展

1、統籌城鄉發展，貫徹實行“三農”政策

統籌城鄉發展，促進農村發展，關鍵是要貫徹執行“三農”政策，在發展城市經濟的同時，更快地推進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最終實現城鄉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城市工業已經初步建成了相對完善的體系，已具備自我發展能力，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明顯加快，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條件已基本成熟，總體上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在這一發展階段，首先應深化農村的各種制度改革，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戰略規劃和政策措施，打破城鄉二元結構，消除城鄉壁壘。通過戶籍制度的改革，疏通人口城鎮化的渠道，促進就業結構的調整，從而實現城鄉勞動力的合理分工。其次要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科研生產技術的投入，提高公共服務水平的同時，促進鄉鎮企業的發展，從而提高農民收入。最后要加快城鄉一體化的發展的戰略，促進農業人口向城市轉移，提高城市化率，讓農民和城市居民享有一樣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

2、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統籌區域間發展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統籌區域間的協調發展，關鍵是要打破空間阻隔、地方壁壘，第 4 頁 中山大學社會科學教育學院2012級國外馬克思主義專業碩士研究生課程論文

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首先要繼續推進西部大開發，加快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和科技教育發展，發展重點工程和開發優秀特色資源，加強西部人才開發，加大東中西協調互動力度。其次要積極推動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支持企業聯合重組和裝備研發制造，推動產業優化升級，發揮地區優勢。再次要落實中部崛起，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加快發展交通運輸業，承接東部地區和國外產業轉移。最后鼓勵東部地區不斷推動體制創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堅持公平與效率的統一

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時說：“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要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辈娬{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就要求我們初次分配也要體現公平，在堅持效率優先的同時，要逐步加重公平的分量。因此，首先，要完善要素價格形成機制并健全要素分配制度，充分發揮市場調節收入分配的基礎性作用。同時要加大薪酬調整的初次分配薪酬調整的力度，我國對于傳統農業以及一些依靠人工勞動力的工作的薪酬分配相對較低，應該適當的修改相關制度，對農業以及以人工勞動力為主的工作進行薪酬的上調。其次，要積極推進稅制改革，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使得偷稅漏稅的行為大大減少，適當修改個稅在各薪酬的納稅比值，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以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福利水平，從而對窮人進行有效合理的保護，對富人進行更為合理的稅的征收。再次，要完善再分配調節機制，更加注重公平。

1、加大政策扶貧力度，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國家要加大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力度，增加對地方財政的稅收返還和補助支出，幫助地方重建公共財政。各級財政要提高社會保障支出、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用在財政支出的比重，完善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相銜接的社會保障體系，擴大社會保障的范圍，特別是要將農村人口納入國家財政支持的社會保障范圍內。

（三）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規范政府和市場行為

首先，要加快制定行業規范和市場準入法律的規定，加強對壟斷行業的監管，確保市場公平競爭，對政府壟斷的行為和價格加以限制。提高一些壟斷行業的市場準入程度，引入競爭機制，縮小國家壟斷行業的范圍，減小壟斷行業和非壟斷行業的差距。其次，要加強市場監管，嚴厲打擊走私販私、假冒偽劣等違法行為；完善權力制約機制，增強執行公務的透明度，對公務員實行財產申報制度，嚴懲貪污腐敗、行賄受賄的不正之風。因此我國一方面要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玩還是那各種社會制度，加強對行政權力的監督和制約從而堵住權力尋租的漏洞，從根本上防止腐敗蔓延和非法非正常收入的產生。另一方面要繼續加強法治，嚴厲打擊非法經營和非法收入，以法律的威懾力遏制不法行為，規范政府和市場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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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國的貧富差距問題

中國的貧富差距問題

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問題，已引起了國內國際各界的廣泛關注。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在2005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47，已經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在當今社會，這個話題越來越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雖然這在中國好像已經不是什么新聞了，但在不同收入群體所受的不公正待遇的問題上，在縮減貧富差距的問題上，已經勢在必行。因此，我謹結合一些社會上的觀點，從我的觀點尋找問題的辦法，從而解決或緩解這個問題。

現在，有一種看法，認為我國“目前的貧富差距是新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時期”，而我國“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嚴重的國家”，這在社會上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共鳴。如何看待這兩個最基本的判斷呢？需要指出的是，這兩個判斷在總體上是不甚準確的。

關于第一個判斷，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也存在著相當大的貧富差距，只是在“二元結構”和“城鄉分治”的條件下，這一差距不僅非常復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被掩蓋起來，使得人們一般不去注意它罷了。

我們現在面臨的情況是，由于市場機制的建立和社會階層構成的多樣化，過去被掩蓋了的貧富差距顯性化和階層化了，當然在某些領域內也相對地拉大了。過去，你和你周圍的人相比，差距不大；農民多么困難似乎與你無關。

關于第二個判斷，應當說，與國外一些國家相比，中國并不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嚴重的國家。貧富差距，實質使用一定的方法，在規模均衡，比例對等的社會成員之間，對收入和財富積累驚醒比較所得出的差距，不是有兩個人或兩個群體，拉出來一比就是貧富差距。同時，應當指出得失，中國目前的實際貧富差距，特別是鄉村內部和城鎮內部的貧富差距，比改革開放以前確有拉大，但在國際上還是屬于中等程度?？紤]到中國在人口、幅員、區位（一端臨海，一端處于大陸深處）等方面的具體情況，考慮到正處于社會全面轉型和經濟發展中的最敏感階段這一事實，這種程度的差距應當說是仍處在可接受的范圍以內。領導干部要樹立新的市場經濟理念

中國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二十多年，在這二十多年中逐步轉向市場經濟，世界的市場經濟也在不斷發展。人們，尤其是廣大領導干部在堅持自立、平等、競爭、效率、求利、開拓等市場基本理念前提下，需要形成對市場經濟新的認識、新的理念，以便更好地前進。我認為，與其他國家經歷的相同時期相比，中國收入分配差距過分擴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種。

1，中國經濟發展的特殊性

在中國的國有企業帶有統得過死，政企不分，管理層缺乏管理藝術等弊病，沒能夠承受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大潮的沖擊，破產，虧損。連帶地造成了城市貧困人口的增加。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在經濟結構調整和企業經營機制轉換過程中，出現了一大批破產企業和停產、半停產企業的職工以及下崗人員，收入低，生活困難。加上一些離退休人員和無業人員形成了城市居民中新的貧困人口。

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私有資產得到快速發展。于是，中國最先富起來的這一批人，在富營養化的投資創業環境重完成了最初的累，并有相當一部分人成為了現在中國的有產階級的中堅力量。但是這些企業多半都有家族式管理，缺乏現代企業制度等先天缺陷。這些企業除了有以上特征之外，由于規模所限，通常使用的是非常扁平的單線管理結構，即老板——工長——工人。沒有或很少有專業技術，管理人才，而這些正是中產

階級的重要來源。工人從事的大多是技術含量低，同質化程度高，報酬低的工作。老板和打工族收入差距懸殊。

2，中國宏觀調控措施不力。

政府的一大職能，是調節社會貧富差距，緩和社會矛盾。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尤應如此。但是從目前情況來看，政府的宏觀調控仍然無法有力實施到位。國家應該對高收入階層征收比率更高的稅，輔以其他政策，削減其最終所得。同時對低收入群體進行補助。但是這一行政職能很明顯履行的不盡如人意。兩會代表十分關注的一個問題就是“兩個40%”。即全國40%的財產集中的1%的人手里，而40%的所得稅款是由工薪階層繳納的。

與大家所想象的不太一樣，中國西部的貧富差距比東部更為明顯。這主要的原因是：在東部，政府的調控能力比西部強，加之東部經濟較西部發達，政府有更多的公共財政能力進行社會收入再分配和調節。其中政府調節的價值就體現了出來。但是整體來說，公權調節在中國的起的效用還是很有限，遠遠沒有達到其應有的效果。

3，腐敗問題

腐敗問題是中國的一大毒瘤，對中國所起的影響是巨大的。但是，很多經濟學家在把腐敗和社會貧富差距加大相聯系的時候，僅僅看到腐敗造成的數額巨大的灰色收入在基尼系數上的影響，而沒有看到腐敗背后的延伸。

腐敗在本質上是為了私利濫用，出賣公權的行為。他在給公權交易雙方帶來不法利益的同時，嚴重阻滯了公眾權力和政府行政職能的行使，交易是以普通公眾或者弱勢群體的利益為代價的。更為嚴重的是腐敗的存在把整個行政職能顛倒了過來。本來，政府的職能之一就是減小社會貧富差距。但是，當權利交易產生時，必定導致有權有錢者進一步把權錢轉化為實利，而令弱勢群體日益陷入困境。例如，領導腐敗導致企業虧損，職工下崗，權錢交易造是富裕者逃避其應負的社會義務（如納稅）等等。孫子兵法有云：食敵一鐘當吾二十鐘。關鍵就在于此消彼長。我們應當看到，貪污腐敗的每一塊錢的交易，就會對社會利益造成10塊甚至更多的損失。因此，緊抓腐敗問題也是解決中國貧富差距問題的一個當務之急。

縮減貧富差距勢在必行

第一，落實國家對企業的征稅。就目前的情況說，我國法律對企業的征稅是是不輕的。但問題是，稅收效率不高，企業偷稅逃稅現象嚴重；另外，在個人收入所得稅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對高收入群體稅收的征繳存在很多漏洞，個稅還未形成調節貧富差別的有效機制，甚至起的是相反的作用。政府必須加大對于個人所得稅的征收，同時考慮提高個人所得稅的征收起點和提高個人所得稅的稅率。還有就是，我相信大多數人都是通過正當手段富裕起來的，但是，也確實有個別人不是這樣的。特別是一些人在淘“第一桶金”時，出現的問題較多。有人提出了不追究這批人的“原罪”的觀點。其實，關鍵是看有沒有罪，如果有罪，為何不追究，不追究就是對整個社會的不公，對全體人民的犯罪。

第二，是國家財政用于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的資金比重較小，大量的資金用在政接投資、改善投資環境和行政支出上因此，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首先是要改善國家的再分配。在最近的兩年中，國家再分配有向農村和城市弱勢群體傾斜的跡象，但力度仍然有限。現在迫切的問題是要增加政府財政對社會保障和農村基礎教育及醫療的投入，企改革過

程中的資產轉移的規范化。

第三，在對國有企業實行股份制改造、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出售國有資產過程中，如果符合以下條件，則可以保證國有資產不發生量變，不發生國有資產流失，堵住國有企業改制和戰略重組中可能發生的私有化漏洞。公正評估國有資產，公開轉讓國有資產，收回的國有資產用于再投資，建立復式財政預算制度。國企改革問題，必須迅速建立國有資產轉移的法律，使它有法可依。國有企業的改革改制措施必須體現競爭、透明、公開的要求，必須讓公眾有參與的機會?？赡苡行┤藭f，一旦有公眾參與，各個利益集團討價還價，可能使問題復雜化，決策的成本會大大地提高。但是，它帶來的是相對公平，后患比較少，從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來看，應該是值得的。

第四，法治約束下的機會平等 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有助于抑制這種活動和實現機會平等，因此既有利于效率提高，也有利于收入平等的實現。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正是要激勵那些勤于勞動、善于經營的人能夠發揮他們的才能，在市場活動中為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如果不是這樣，不是去推進我國的法治市場經濟的制度建設，而是讓少數人憑借行政權力進行尋租活動，甚至靠鯨吞國有資產和掠奪大眾而暴富，效率和平等的狀況都會惡化。所以，以分配狀況惡化為由來反對我國市場取向改革的大方向，是沒有道理的。我們應當通過市場取向的改革，進一步鏟除尋租的土壤，既推進平等，又促進效率的提高。

改革開放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全民的富裕，為了達到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社會，因為改革而產生的貧富差距問題也必須通過改革而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