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瘋癲與文明》讀書筆記

《瘋癲與文明》作為米歇爾·福柯的成名之作，在學界也產生了巨大的反響。讀罷該書，我也獲益匪淺，在此略微論述一二心得。

關于瘋癲的論述，古往今來不在少數。帕斯卡預言：“人類必然會瘋癲到這種地步，即不瘋癲也只是另一種形式的瘋癲。”陀思妥耶夫斯基呼吁： “人們不能用禁閉自己的鄰人來確認自己神智健全。”而福柯則直截了當地說道：“瘋癲不是一種自然現象，而是一種文明產物。沒有把這種現象說成瘋癲并加以迫害的各種文化的歷史，就不會有瘋癲的歷史。”與福柯同時代的思想家巴爾特評價：“它把‘自然’的一個片斷交還給歷史，改造了瘋癲，即把我們當作醫學現象的東西變成一種文明現象。……實際上，福柯從未界定瘋癲;瘋癲并不是認識對象，其歷史需要重新揭示;可以說，它不過是這種認識本身;瘋癲不是一種疾病，而是一種隨時間而變的異己感;福柯從未把瘋癲當作一種功能實現，在他看來，它純粹是理性與非理﹑觀看者與被觀看者相結合所產生的效應。”并且這一“瘋癲”話語只有且僅是在西方現代工業文明的歷史下所產生的“名詞”。雖然明代才子唐寅的《桃花庵詩》中“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見五陵豪杰墓，無花無酒鋤作田。”也有“瘋癲”一詞，不過這種“瘋癲”不是人類理性時代的精神術語，只是中國傳統社會中懷才不遇的隱逸文人的自我嘲解安慰而已。

也許讀者會疑問：為什么福柯會對“瘋癲”現象如此感興趣?這里便不得不提及福柯的童年經歷了。復旦大學哲學教授張汝倫先生在其《現代西方哲學十五講》一書中曾經介紹到：“福柯雖然出生在富貴之家，但他的青少年時代卻始終感到壓抑威脅和恐怖。他父親為了鍛煉他的勇氣，把他帶到醫院手術室看截肢手術，血腥的場面給一個孩子的驚駭是不言而喻的。他家鄉當地有一富人的女兒因未婚先孕，孩子出生后被溺死，她本人被宣布精神失常，先后被送進醫院和修道院，最后被關在一間黑屋子里。這些可怕的事情對福柯的一生的思想都有潛在的影響，他一生的思想和行動都是要反抗這種滲透在我們生活中的壓迫和恐怖。他的第一部著作《精神病和心理學》和他的博士論文《瘋癲史》就是這方面最初的努力。”結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我們不難知道福柯之所以關注“瘋癲”的緣由了。

通過對人類歷史文化的考察，福柯揭示出了：瘋癲與文明的對立不是天然的，而是人為的;不是在蒙昧的遠古，而是在理性的近代。在古世紀，麻風病曾被視為對社會的最大威脅。但到了文藝復興時期，隨著麻風病被逐步控制，瘋癲代替了原來麻風病的角色。但最初人們對瘋癲的態度還是曖昧的，瘋癲既是威脅，但也是達到某些真理的通道。“瘋癲在人世中是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符號，它是現實和幻想之間的標志錯位，使最大的悲劇性威脅僅成記憶。……它是理性的流動。”但是到了古典時代，瘋癲變成了一種需要用禁閉所來對付的完全的破壞力量和威脅，“文藝復興使瘋癲得以自由地呼喊，但訓化了其暴烈性質。古典時代旋即用一種特殊的強制行動使瘋癲歸于沉寂。” 到了18世紀末，人們從政治和經濟兩個角度對禁閉提出了批判，但批判沒有解除禁閉，而是用新的瘋人院的形式將禁閉進一步制度化。在瘋人院里，醫生借用科學的面具使自己成為最重要的角色，他對病人具有家長加法官絕對的權威。瘋人院不但沒有解放病人，反而使他們永遠處于一種屈辱的地位。并且隨著作為一種醫療機構的瘋人院的出現，非理性的存在也不再表現出來，它們只能在現代藝術中出現。“從此，通過瘋癲的中介，在藝術作品的范圍內，世界在西方歷史上第一次成為有罪者。現在它受到藝術作品的控制，被迫按照藝術作品的語言來規范自己，在藝術作品的壓力下承擔起認罪和補救的工作，承擔起從非理性恢復理性再把非理性交給理性的任務。”

在《瘋癲與文明》一書中，福柯運用知識考古學﹑譜系學方法深入分析了人類歷史中理性和瘋癲的形成過程，指出理性和瘋癲并不是外在于個人客觀的東西，而是一種反身性的社會現實，他們總是依賴于特定的社會情境而不斷地建構。相應地，人類社會的文明史也是在理性與非理性的批判過程中建構而成的。然而福柯也指出“這種結構既非一種戲劇，也不是一種知識，而是一個使歷史陷入既得以成立又受譴責的悲劇范疇的地方。”這也就體現了作者深沉的人文關懷。

也許，在福柯的研究中還存在著諸多尚待商榷之處，但他開闊了我們對西方文化的獨特認識，向我們提出了人類文明時代的瘋癲歷史這個話題，使得我們在理解事物的屬性方面也有不少啟迪作用。總而言之，這至少也能從側面表明《瘋癲與文明》不失為一本“智慧之書”。

第二篇：瘋癲與文明 福柯分析

瘋癲與文明

這對我來講不是一本好讀的書，福柯用了大量哲學般的抽象概念去闡述他關于瘋癲的認識而又沒有試圖去給它定位。它并不單純是一部關于瘋癲的歷史，毋寧說是圍著著瘋癲而串聯起來的林林總總的歷史場景（繪畫、文學、展覽、政治、醫學、宗教、經濟、精神病院等等）及其分析。在閱讀本書時，我認為不能照舊有的觀念只把瘋癲當做一種精神疾病或者其他異常、特殊的社會問題，而是當做一種現象，跟隨福柯去追尋這種現象從15世紀到19世紀人們對其的界定和認識的演變，從而對瘋癲有全新的認識角度。

在十五世紀，人們把瘋癲當做一種世界神秘力量、一種無法言說的可怕而由充滿吸引力的存在。在文學作品和藝術繪畫中，瘋癲的形象（比如半人半獸、貓頭昆蟲）被用來揭示那時人們心中無名的狂暴和瘋癲，它引領一切人類的弱點。這開始的時候，瘋癲多少有點反禁錮、反正統的感覺，所以他提到這時候文學作品、戲劇中出現大量瘋癲形象（如堂吉訶德）。漸漸地瘋癲開始被認為與人的弱點、夢幻和錯覺相聯系的，是每個人身上可能多少都存在的狀態。比如，自戀——正是人在對自身依戀中通過自己的錯覺而造成的瘋癲（人依戀自身，以至于一謬誤為真理，以謊言為真實，以暴力和丑陋為正義和美），自戀讓人盲目，盲目就變得愚蠢，所以他說「自戀是瘋癲的一個癥狀」。

再到17世紀，人們開始把瘋人和窮人、游手好閑者關押在一起，實行「大禁閉」，認為他們都屬于一類人——沒有勞動價值的“社會垃圾”。把窮人也包括在內是因為當時認為貧窮的普遍根源是紀律松散、道德敗壞，需要進行教育和改造。這種禁閉制度，標志著人們從貧困、沒有工作能力、沒有群體融合能力的社會角度認識瘋癲，開始被列為城市問題。如果說在15世紀的古典社會，人們對瘋癲的感情保持中立（只是弱點），這時候就開始劃出一條界線，城市的發展，對秩序的要求，使理性開始對瘋癲進行統治，禁閉意味著隔離與驅逐。

關這些“社會垃圾”的總醫院，就好像一個遮羞布，把城市無用的、見不得光的、有違社會秩序的群體藏匿起來了(被禁閉的人也包括道德敗壞者、放蕩的不孝子孫、褻瀆神明的人以及自由思想者等)，但是有一個例外——不需要遮羞，反而是展覽——就是瘋人。其他的非理性都藏匿起來，卻讓瘋人這個群體凸顯出來。瘋人被展示、成為景觀，就成了怪物。怪物從詞源上講，就是被展示的東西。

寫到這福柯分析了瘋癲與激情的關系以及瘋癲的各種呈現狀態。吸引我的地方是他提到瘋癲的論述話語：瘋癲狀態雖然是無意義的混亂，但是當我們考察它時，它會呈現完全有序的分類，是遵循某種明顯邏輯而表達出來的語言。（如果看過《天才在左，瘋子在右》會對此深有體會）。比如，一個人在睡夢中想象自己是玻璃做的，這很正常他沒發瘋。但是如果他相信自己是用玻璃做的，并得出自己易碎的結論，不能接觸任何硬物、應該靜止不動，那么他就是瘋了。但是在假設成立的條件下（盡管是虛妄），他的推理是完全符合邏輯的。這時候瘋癲（躁狂癥、憂郁癥、歇斯底里、疑病癥）的認識，多少都局限于體液說以及由此發展出來的情緒、體質等認識。由于這種認識，人們醫治瘋癲的辦法也是千奇百怪。如清洗法，進行換血、服用肥皂、用醋浸泡身體等，這樣都是基于把瘋癲當做物理機能的紊亂來進行改造治療的。心理上的比如有戲劇表演法，支持病人的某種相信進行治療。舉例，一個人認為自己已經死了拒絕再吃任何東西，變得生命垂危，這時給他舉行一場“死人”宴會，“死人”們都在吃喝很開心，于是他認為“死人”原來也可以吃東西呀，就開始吃喝，于是脫離生命垂危，恢復神志。

十八世紀末期對瘋癲的認識主要圍繞三個方面。第一，由于瘋癲長期被認為是英國人特有的，而英國崇尚商業自由，于是這種自由就成了滋生瘋癲的沃土。“商業自由使人的思想永遠不能接近真理，使人的本性必然陷入矛盾，使人的時間脫離四季的變化，使人的欲望趨從利益的法則。這種自由不是使人擁有自己，而是不斷使人疏離自己的本質和自己的世界；

它使人迷戀于他人和金錢的純粹外表，沉溺于不可自拔的感情和未滿足的欲望。”第二種是認為瘋癲是由于過分的虔誠和過于強烈的信仰產生的。皮內爾認為宗教事務因為本身的譫妄和幻覺性質而引發人們的譫妄和幻覺。第三種認為瘋癲是由于感官太強以及思維都用于了思辨，勞心不勞力。“讀書人的腦子首先硬化，使他們常常變得無法連貫地思維。知識變得越抽象復雜，產生瘋癲的危險性就越大。”另外，感受力上說，感情越不真實就越強烈，也越不受溫和的自然法則的控制，瘋癲就產生了。這三種認識，意味著人們不再把瘋癲視為原始墮落和神秘存在，而從人自身、環境、與他者的關系來考察它。

于是，被禁閉的群體也被重新劃分了。在最初把窮人也列為需要禁閉的對象是基于貧窮源于道德敗壞的認識，隨著經濟發展工業進步，人們認識到貧窮和道德無關，是由于商品和金錢的匱乏，而人口本身可以創造財富，于是窮人得到解放。此后，對付道德離軌、家庭沖突、輕微放蕩都盡可能少的實行禁閉。只有瘋癲，對瘋人的禁閉依然如故。瘋癲越來越明顯地被分離出來，成為理性審視和管制的對象。這樣，就需要有一個地方來專門安置瘋癲，專屬的精神病院就誕生了。瘋人院作為一個司法機構完全獨立，不承認其他權威，它直接判決，不許上訴。它是一個沒有宗教的宗教領域。不會去考慮頭腦中的宗教崇拜或者政治意見，而是研究是否有必要阻止可能由此產生的情緒亢奮。瘋人被至于一個天網恢恢的審判世界，被視為未成年人喪失一切權利。自十八世紀末起，非理性的在理性的社會中很少有存在感地閃現了。

瘋癲被文明認識的歷史，也就是瘋癲被清理被隔離被嘗試各種方法對待的演進史。作者開拓了我們認識非理性的視角，撥開偏見、條分縷析才能觸及問題的實質。今天我們對待瘋人的做法，有沒有可能非常、相當不合適并且加劇了瘋癲？思考太多會讓思維陷入抽象，抽象就是脫離現實，所以想要遠離躁狂、抑郁、歇斯底里等多種瘋癲的呈現形式，只要放下思考就好了？對于復雜的精神宇宙，我們知道的太少。作者探討問題的視角，讓我重新洗刷了對瘋癲和文明的認識。

最后，附上，魔鬼辭典里，對abnormal,的解釋：

abnormal，adj．

Not conforming to standard．In matters of thought and conduct，to be independent is to be abnormal，to be abnormal is to be detested．Wherefore the lexicographer adviseth a striving toward the straiter[sic]resemblance of the Average Man than he hath to himsel~~Whoso attaineth thereto shall have peace，the prospect of death and the hope of Hell．

第三篇：卓越即瘋癲

卓越即瘋癲

作者：郝亞洲 出處：中歐商業評論 發布時間：2010-4-2

3關于馬云領導力的思考與自我對話

每個人思考的時候，都會在內心深處分裂出來另一個自己，然后進行自我對話。網球也一樣，隔網相對的永遠是想象中的自己。因為，你要完全按照你的技術水準來制定戰術，把對手納入自己的軌道，用自己的方式將其擊敗。沒有伙伴、沒有教練、沒有和外界的交流，甚至沒有一個真實的對手，這是一項孤獨但讓人可以保持驕傲的運動。

我遠遠看到“他”在向“我”走來。和我穿一樣的衣服，留一樣的發型。

“等了很久了吧？”

“沒關系，你一直都這樣。只有在我極度沉醉的時候才出現。”

“看著和自己長得一樣的人在對面，也許不是一個愉快的經歷。因為你要面對真實的痛苦。”

平凡和焦慮才是企業家常態

我：你注意到沒有，網球是一項需要完全自我決策的運動。決策時間轉瞬即逝，就像有人說的，現代經理人只有30秒的時間作決定。同時，網球也是一個自我隔離，心靈封閉的運動。做企業是不是也這樣呢？企業家的心靈過程是復雜而不可感知的。就像做菜的時候，一般人只知道配料和比例，至于火候則是無法傳達的。甚至包括做飯者當時的心態，也會對菜品產生影響，比如周星馳在《食神》中做的那碗“黯然銷魂飯”。我們看到的只是成品，評價的也只是“感知”而已。最糟糕的是，我們經常欺騙自己，將沒有感知的視作不存在。

我覺得，企業家的孤獨是超越世人之上的。

他：人是生而孤獨，活于孤獨，死于孤獨的。中國有句老話，“高處不勝寒”。站在高處，一覽眾山小的代價，就是承受更多無法傾訴的痛苦。企業家是很可憐的，因為當今中國對于商業成敗的評價標準只有一個：業績。我最近一直在關注馬云和阿里巴巴。當馬云說出一個觀點的時候，大部分人都在追捧，都在預期未來將證明馬云的判斷如何英明。但如果阿里巴巴在某一個時點出了問題，這些公開發表的言論又必將成為人們抨擊馬云的證據。此時，也許99%的媒體都會針對馬云的所謂“錯誤判斷”去批判，卻不會去主動尋求馬云作出判斷的心理過程。話說回來了，企業家每一個決策中，示人的永遠都是思維最表層的些許碎片而已。我：去年在杭州的阿里巴巴十周年慶典上，我們已經強烈感受到了馬云“神”一樣的光芒和力量。我所擔心的就在這里。一個人或者組織出現的問題，往往不是由內部或者外部環境某一個單方面的因素敗壞所引發，而是因為內外的不匹配導致了失衡。人間沒有“神”，但中國歷史上的造神運動也不少，結果都顯而易見。

他：我明白你的意思。人在歷史的洪流中不能決定自己最終的歸宿。

我：但“本心”可以。

他：“本心”取決于自我認知和對天地認知的和諧，我不認為馬云達到這個境界了。我也不認為中國有企業家可以達到這個境界。現在中國商業環境很不好。只要看一看一個人所擁有的物質財富和其“本心”是否成正比就能知道。

我：所以有些覺悟的企業家愿意去做“悟道”的事情。

他：做企業沒有任何神話可言，創業初期的“冷遇”、“糾結”是必然的。人們永遠不要被“故事”所迷惑。現在坊間都在流傳馬云在十幾分鐘內搞定孫正義，在阿里內部發了一封關于“過冬”的信，這些不過是被放大的片斷。甚至出現了最近關于他大罵支付寶客戶體驗差的故事。你覺得這會是他做企業時的主流狀態嗎？

我：確實。記得張靚穎被邀請參加奧普拉的脫口秀時，用流利的英語闡述了自己為什么選擇唱歌。她說自己很小的時候，有一次經過一家音像店，立刻被里面傳出的瑪麗亞·凱麗的聲音鎮住了。她說那是一種難以置信的力量，從此自己走上了歌唱之路。于是，這個看似神奇且令人向往的“故事”脫離了過程，被大眾媒體放大，進而成為了“神話”。這樣的神話對于公眾來說，唯一的作用就是讓他們產生幸福的錯覺。

他：不管是關于馬云的創業神話，還是關于張靚穎的故事，都是人們對成功這個結果的闡釋而非成功的原因。假如馬云失敗了，他和孫正義的幾分鐘會面很可能成為笑柄，至少不會被人記起。每天有無數小姑娘會被某個人的聲音打動，她們卻無法成為張靚穎。神話不是企業家的常態，比普通人承受更多的平凡、等待和焦慮才是。

馬云只是“半瘋”

我：現在社會上充斥了很多成功企業家大肆投資的故事，似乎他們不管做什么，懂不懂某個行業，都能有所成。比如很多人都說，馬云不懂互聯網，卻成為了互聯網的巨頭。“看呀，誰說非要做自己熟悉的事情了？馬云一點也不懂技術，不是照樣成功了嗎？”

他：馬云在做阿里巴巴之前，在當時的外經貿部幫忙做網站，而且此前他一直對互聯網有所接觸，“黃頁”不就是他和何一兵一起做的嗎？做事情最終還是要遵循那個老理，不做自己不熟悉的事情。所謂的不懂互聯網，是指不懂互聯網技術，而不是人們通常宣揚的概念。

外界總在說馬云的核心競爭力就是忽悠。靠嘴吃飯的人有兩種：演說家和乞討者。會說不會說，都在于我有一個做事情的姿態。十年前，馬云招呼哥們兒幾個做一個并不清晰的產業的時候，哥們兒對他的信任不是因為這張嘴，而是因為他有過相關的實踐經歷。馬云是中國最早接觸互聯網的人，沒有理由不比別人看得更清楚。再舉一個例子。張朝陽回國創業的時候，只知道要在中國做互聯網，但具體做什么、怎么做，他是沒有思路的。可依然有人愿意給他投這筆錢，就因為他是一個知道互聯網的中國人。

我：有人問孫正義，你為什么把錢投給馬云？孫正義的回答很簡單，因為他是個瘋子。

他：我認為馬云還沒有達到“瘋子”的境界，也許尚處于聰明人和瘋子之間的狀態，或者叫“半瘋”吧。聰明人和瘋子之間的區別是什么？聰明人做事情永遠都不會出乎人們的意料，因為

他們最善于自我馴化。聰明人做事情會讓人覺得很舒服，到位。瘋子卻完全不同，不按照常理出牌，完全按照自我構建的思維導圖行事，往往和現實世界產生巨大的沖突。這就是理性和非理性的區別。理性的人讓自己成為了制度的重復者，他們會活在當下。非理性者會被大眾邊緣化，視為“瘋子”。可你發現沒有，每一段新的歷史都是由一兩個瘋子來書寫的，只不過在教科書中，我們將其稱為“英雄”或者“偉人”。

我：那你認為“瘋子”是一個很高的思想狀態了？

他：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自我”，大部分人將其隱藏得很深。聰明的人可以很好地控制囚禁“自我”的那道閘門，我們稱其為“潛意識”。瘋子則正好相反，他們完全釋放了內心的“自我”，但相應地，他們被這個社會囚禁。瘋子的偉大就在于沖破當下現有的牢籠。而馬云還遠沒有達到“瘋子”的狀態。

告別青春期

他：繼續就阿里巴巴的問題說下去，你會發現自始至終，它都在探尋兩個問題：領導力在哪里？客戶價值在哪里？回答第一個問題的時候，要從兩個方面來看。首先是什么是領導力，其次是誰擁有這個領導力。馬云在幾年前的一次講話中提到，領導力就是“有眼光、有胸懷、有實力”。這是愿景、價值觀和執行力的另一種表述。當初他堅持做電子商務，堅持做一個讓商家們可以網上交易的平臺，這就是愿景。此外還需要包容，我認為就是承認自己的弱點。阿里巴巴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開放的企業文化，蔡崇信、關明生、曾鳴的加入都是很好的證明。而對于執行力，一般人會解讀為變理想為現實的能力，我卻更看重這個過程中的執著。馬云曾經拒絕過38個投資商，這足以說明他的執著。

你看到沒有，愿景、價值觀和執行力是一個閉環。愿景驅動了價值觀，價值觀帶動了執行力，而執行力又反作用于你的愿景。

我：經你這么一說，我突然覺得馬云當初所謂的back to China是一件決策很復雜、也很難為情的事情。

他：的確如此，中國人好面子，潑出去的水，怎么能收回來呢？但是，面對大環境的變化，必須要問自己：企業到底要做什么，優勢在哪里，根基在哪里？如果沒有當初的撤退，我想阿里巴巴早就被自大和虛妄殺死了。毛主席對林彪說過一句話，“我們今天大踏步后退是為了明天大踏步地前進。”

我：看了一些相關傳記，我知道在阿里巴巴面臨生死抉擇的時候，關明生是一個關鍵人物。

他：有人甚至說，阿里巴巴明確價值觀的時刻應該是關明生加盟的那一刻。在此之前，阿里巴巴和大多數創業企業一樣，一群激情男人、女人在一起，沒事就喊個口號什么的，“今天你最紅！”“每天都是新的征程！”現在的保險公司都這范兒。激情是最容易消退的，當它退去的時候，靠什么來維系團隊呢？干勁十足的時候，什么矛盾都不是矛盾；困難出現，激情不再的時候，不是矛盾的事都有可能讓一個團隊散伙。關明生是一個很健談的人，他一來阿里巴巴就把西方百年企業賴以生存的秘密拿了出來—構建價值觀、明確使命、認定自我的價值。這些看似很虛的東西，幾乎將阿里巴巴的草莽精神完全再造。準確地說，那是一次阿里靈魂的塑造。

我：隨后，他又擔當了《在云端》里喬治·克魯尼飾演的解聘顧問的角色，對阿里巴巴進行全球大裁員。

他：企業和人的成長是一個路數，畢竟是人在做企業。所以，企業的成長就是心靈的成長。一個人在踏上理想之路的一剎那是興奮激動、干勁十足的；隨后看到了些許努力的回報，于是視覺開始產生誤差：把依然遙遠的目標看得近在眼前。內心的張狂無法掩飾，伺機宣泄。阿里巴巴當時的擴張就有些這樣的癥狀。有一段時間，馬云每天樂呵呵地帶著公文包跑到香港去上班。這樣的感覺，就好像你剛掙了點錢，就以為自己是有錢人了。

不過，誰不會在成長過程中遇到各種各樣的青春期問題呢？阿里巴巴的問題可能還算是小的。好像一個青春期的男生，如果刻意壓制自己的沖動就會導致心理郁結。我覺得，做企業也好，做人也好，犯錯誤不怕，怕的是找不到糾正錯誤的方法。你不是喜歡看網球嗎？費德勒就是一個壓抑自己青春沖動的很好案例。

一個人的權力

我：在剛才提到“誰擁有這個領導力”的時候，是否在暗示阿里巴巴領導權的歸屬問題？

他：領導力是什么？并不完全是一個企業領袖應該具備什么樣的素質，我認為有個經常被大家忽略的層面，就是如何獲取領導者的地位。雖然說領導力并不是針對企業一把手而言。

我：如何獲取領導者地位，豈不是和企業政治又掛上鉤了嗎？

他：企業政治沒什么不好，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歷史往往是一部個人史，企業史尤其如此。可能會有人研究優秀企業的基因組合、長盛不衰的機理，可是對于一個組織來說，源頭在哪里？難道不是這個企業的創辦者，以及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的領導者嗎？企業意志反映出來的大部分是個人意志。有的商人從商的目的就是為了掙錢糊口，達到這個目的之后就覺得滿足了。他的目的決定了他做企業的方式。

企業的成功往往是一個人的成功，失敗也是一個人的失敗。最終，權力都會在一個人的手中。現在挺立在公眾視野里的“大佬”都是戰斗過來的。假如他們在某一次斗爭中失敗了，就不會有這么多神話和故事出現了。所以，領導力最初就是體現在獲得權力的能力。獲得之后再去談“影響力”。

我：你認為這是常態嗎？明天馬云一場重病，下不了床該怎么辦？

他：幾乎所有的中國企業都存在這個問題：創始人如何從思維領袖向精神領袖轉變。中國人至今都沒有解決一個問題，到底是企業應該為人而存在，還是人為企業而存在。中國人的傳統思維傾向于前者，這是千百年來沿襲下來的。長久下來，組織的合法性就在于那個人的身上，功敗垂成、旦夕禍福，都由一人包辦。如果明天馬云不能下床了，阿里巴巴依然可以活102歲，這才叫真牛。

做一個“俠”商

我：可能是梁羽生去世的影響吧，我又開始把武俠小說拿起來讀了。在中國企業家里，公開宣稱喜歡武俠的寥寥無幾。我倒是有些憂慮。因為這意味著一種道義的缺失。

他：“俠”是什么？我認為兩肋插刀是俠，義薄云天是俠，浪子回頭是俠，遁隱山林是俠，信守承諾是俠，千里走單騎是俠，飛蛾撲火也是俠……“俠”是一種和正義、真情有關的精神。我們過去是缺少獨立精神和羞于表達真感情的。企業家談“俠”的意義在于用自身的影響力來告訴大家，“俠”并不存在于金庸的十四部小說里，也不存在于我們對大刀王五的崇敬里，它是真真切切的人本關懷，并且可以為你帶來經濟效益。

我：那你認為誰才是真正的“俠”呢？

他：田伯光。一個將愛埋藏得很深的浪子，對朋友更是兩肋插刀，而且敢于自我毀滅，就是為了一個誓言。

我：你的口味很變態。如果說現在祝福中國的企業家的話，你會說些什么呢？

他：最大的祝福就是保重身體了。他們的身體就是企業的未來。

第四篇：《東方文明》讀書筆記

《千年科舉》讀書報告

在寫這篇讀書報之前，我有必要對《千年科舉》這本書以及作者李兵做一些大致的介紹。《千年科舉》的作者李兵，為岳麓書院研究員，主要從事科舉史與書院史研究①。曾于2008年應湖南教育電視臺“湖湘講堂”之邀，主講《科舉古今談》。而《千年科舉》就是這次電視學術講座的講稿，以專題的形式講述科舉千年歷史，圖文并茂，增強了讀者的感性認識②。

了解了這本書及作者的后，接下來我就對書中幾個問題做一些總結及探討。

一．盤點歷史上部分名人志士們的科舉經歷

科舉制度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了1300多年之久（公元605-1905），那么他對中國古代教育的影響勢必是巨大的。在科舉的道路上，當然存在著古代大批知識分子不可磨滅的印記，就讓我先來盤點一些名人們的科舉經歷吧。

王維，憑借著出眾的才華以及在上流社會中的良好人際關系，接連考中了京兆府解試的解元以及進士科考試的狀元，成為唐代著名詩人中極少有的狀元③。

陳子昂，摔添加古琴而名聲鵲起，得到達官貴人們的賞識，于公元684年考中進士④。

白居易，通過行卷得到賞識，并在29歲時以第四名的成績高中進士⑤。

杜甫，多次行卷都是石沉大海，杳無音信，參加進士科考試亦名落孫山，一生科舉之路極具坎坷⑥。

唐寅，因涉嫌科舉考試作弊而被革除功名，終生不被錄用⑦。

張謇，因冒籍參加考試而被受盡凌辱，后發奮讀書，于光緒二十年殿試一舉奪魁⑧。

從歷史上這些名人們的科舉經歷中，我們可看出科舉考試能夠選拔出一定的人才，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公正性。然而，科舉制度并非完全公正與科學，它也埋沒了不少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暴露出不少的弊端。在接下來的部分，我將會分析科舉制度的好處與弊端。

二．通過科舉制度選拔人才的好處

科舉作為一種制度，在中國歷史上沿襲了上千年，必然具有它的優勢。

在探究科舉制度好處之前，我們先來看一下在科舉制度實行前的中國社會的人才選拔制度。

在上古時代，聯盟通過禪讓選拔部落聯盟首領。禪讓實際上包括了兩個重要的環節，一個是推薦，另一個是考察。這種選拔方式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局限性和主觀性，容易導致人才的埋沒。到了夏商周時代，人才選拔方式采用的是世卿世祿。這是以血緣關系為唯一標準的待遇制度，導致了官位的壟斷。而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為壯大實力，紛紛招賢納士。這些時期的人才選拔制度都只是統治者依據個人的設想進行的，并無形成嚴格、規范的制度。直至西漢時期，中國古代才建立了比較規范的文官選拔制度，即察舉制⑨。察舉的確能相當有效地選拔出人才，如董仲舒，司馬遷，東方朔等人都是通過察舉選拔出來的。但察舉的弊端也在實施的過程中不斷出現，主要表現為推薦范圍的局限性以及不公正性易導致權力的壟斷，而在操作過程中又難以形成客觀的、可操作性的衡量指標，這是察舉制的致命缺陷。

在這樣一種歷史背景下，社會呼喚著一種新的更具操作性、客觀性的人才選拔制度，那就是從隋唐時期開始實施的科舉選拔制度。隋代正式確立進士科舉，在允許自由報考的基礎上，以考試成績作為錄取與否的關鍵。在從此以后的一千三百多年里，無論考生的出生貴賤、貧富，只要答卷能讓主考官滿意，考生就有可能被錄取，這是科舉制度公正性最重要的表現，也是它能在不斷的改朝換代中卻能始終沿襲下來的基礎。科舉制度的實行，為1300多年以來廣大讀書人想要實現做官的理想提供了可行的途徑，在這個意義上講，科舉制度是空前偉大的，深刻的影響了中國古代歷史的各個方面。

三．不同時期科舉制度的各種弊端

相較于隋唐之前的人才選拔制度，科舉制度顯露出了他不少的優越性和公正性。然而，盡管科舉為廣大讀書人提供了踏上仕途做官的機會，但這機會對于每個人來說并非都是絕對意義上的平等的。歷史上有不少仁人志士在科舉制度下被埋沒，只能空嘆報國無門。

在隋唐科舉的初創時期，推薦制并未被完全廢除，而是與科舉制并存，其中以通榜與行卷制度為典型。這種制度雖然選拔出了王維，白居易等一批人才，但由于通榜制度的存在導致了讀書人能否及第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推薦者，而并不僅僅是由考試決定的，這使科舉的公正性受到很大的影響。從陳子昂摔天價古琴從而實現科舉夢想一事我們不難看出，在這個時期普通讀書人想要獲得推薦，實現金榜題名的夢想是很難得，并非僅僅有了才華就能得到推薦。在這種制度下，很多讀書人都不能平等的參加科舉考試，也就導致了不少人才的埋沒，如杜甫感慨“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但即便如此，他也得不到有效的推薦，導致了杜甫科舉的失敗。

從宋代開始，科舉考試終于允許了讀書人自由報考，而不需要達官貴人的推薦。但即便如此，并非所有報考的人都能到京城參加正式的科舉考試。因為按照科舉制度的規定，正式的科舉考試指鄉試，會試，殿試，而在此之前每個考生都需參加童試，即官學的入學考試，包括縣試，府試和院試這三個階段。但由于縣試和府試的考場環境條件參差不齊，加之考場紀律的松弛程度不一，不同地區的錄取名額有所差異，導致這時的科舉公正性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而實際上，盡管縣試、府試的制度并不完善，但從整體上不會影響科舉制度的公正性，因為大部分有真才實學的人還是能通過這些考試的。

到了明清時期，科舉考試的主要文體為八股文。即便在如今，我們只要一提到科舉，就總會自然而然的想到八股，因為八股在歷史上本身就充滿爭議性，也暴露了不少弊端。接下來，就讓我來探討分析八股文的功與過。

四．論明清八股的功用與弊端

八股文真正形成于明代，后發展為明清時期科舉考試的最主要文體。歷史上，八股文一直被人們所詬病，那八股文是否又真如人們所想的那樣一文不值呢？八股文又怎能在明清時期一直被沿用500多年呢？

單純從文學或語言學的角度而言，八股文是具有較高價值的。周作人⑩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中對八股文有很高的評價：“八股文是中國歷史上承先啟后的一大關鍵。八股文不但是集合古今駢散的菁華，凡是從漢字的特別性質演變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藝，都包括在內，所以我們說它是中國文學的結晶。”

而從政治功用而言，八股文極好的契合了統治者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明清八股文命題范圍和作答都有明確的要求，不允許考生自由發揮，這就要求了考生必須精通和恪守程朱理學家所信奉的孔孟之道。因此，八股文可用于統一人們的思想，有利于強化封建集權統治。除此之外，八股文固定的格式，不僅能提高閱卷者的效率，而且有利于考官公正、客觀地閱卷，符合科舉考試追求公正性的需求。

盡管八股文有如此功用，但從明朝后期開始，人們對八股文的批評就愈加頻繁與嚴厲。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愚以為八股之害，等于焚書。”而八股文的弊端主要表現在內容上于形式上。內容上，八股文要求答題必須以朱熹的《四書集注》等程朱理學的觀點為依據，且需模仿古人語氣“代圣人而言”考生不能闡述自己的觀點⑾，這就禁錮了讀書人的思想。而且，八股取士在選拔少量文官的同時，卻誘使成千上萬的讀書人專研這種應試文體，耗費了無數讀書人的時間與精力。形式上，八股文的題目要求只能選取“四書”“五經”中的一句話或幾句話，而為了避免命題的重復，考官們往往會耗費心思命出“截搭題”“割裂題”，加大了考生破題的難度，使得八股文更像一種文字游戲，很難達到考察讀書人真實水平的目的。

五．中國古代科舉制度對世界的影響

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不僅對國內的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產生深刻的影響，而且在世界范圍內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與推動作用。朝鮮、越南等國模仿中國古代科舉制度，也都在自己國內長期實行科舉制度選拔文官。不僅如此，中國古代科舉制度對西方的文官制度也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威爾·杜蘭⑿在《世界文明史》中如此寫道：“人類所發展出的選擇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贊賞的方法就是科舉制度。科舉制度后為西方文官制度所借鑒，其對世界文明的貢獻可與四大文明相媲美。然而，西方文官制度并非完全照搬中國的科舉制度，而是吸取了科舉制度的精華，即考試的公平競爭和擇優選擇的方法。但它并沒有像中國科舉制度一樣用死板的古典知識去考察讀書人。

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的確是一大創舉，對于這樣的創舉，我們應當公正客觀地去評判，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正如孫中山在《五權憲法》中所說：“現在歐美各國的考試制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的。窮流溯源，英國的考試制度原來還是從中國學過去的。所以，中國的考試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老的制度。”

注：①資料來源于百度百科。

②據《千年科舉》引子記載。

③據《集異記》以及《千年科舉》第一章記載。

④據《獨異志》記載，后《唐詩紀事》也轉引了改則故事。

⑤《幽閑鼓吹》以及《白居易集》都有白居易行卷的相關記載。

⑥《千年科舉》第一章中杜甫行卷的相關描述。

⑦⑧于《千年科舉》中均有記載

⑨這段時期內的各種制度于《千年科舉》第一章中均有記載。

⑩周作人，現代著名文學家。

⑾摘自《千年科舉》第六章。

⑿威爾·杜蘭，美國著名學者。

第五篇：瘋癲與革命--由《美狄亞》談女性的覺醒

瘋癲與革命

——由《美狄亞》談女性的覺醒

當古希臘的先知與詩人們終于發現人一生的掙扎或順從榮光或恥辱都不過是一場聲勢浩大的玩笑，在奧林匹斯光輝眾神的朗照之下，此處惟有命運而已，悲劇作為一種必然而誕生。于是，從阿伽門農到俄狄浦斯王，人類每一次逃避命運都只是使自身更加接近命運的軌道。然而，在男性英雄對命運敬畏的不斷書寫中，《美狄亞》卻以女性的身姿發出時代的強音。“在一系列婦女形象中，美狄亞不是以純潔和善良著稱，而是以性格的力量著稱。” ①她所制造的那些恐怖，不是由于命運的必然，而完全是她的憤怒和力量的結果。作為一個人，她厭棄等待“宙斯的公斷“的漫長與痛苦，拿起了神的利刃去奪取自己的正義；作為一個女人，她痛恨再祈求男人的垂幸，要用眾人的血祭奠她被侮辱了的愛情。這是雙重意義上的覺醒，其代價是女人雙重的不幸。但卻仍然是一場必要的革命，由美狄亞發端，女性開始覺醒為自在獨立之人，而不再是被搶奪的尤物或恭順的奴仆。

一 瘋癲——對“永恒女性”的反叛

“痛苦使我疲憊不堪。雖然我明白我要做一件多么殘暴的事，但憤怒勝過我的理智，而它往往是人們最大災難的根源。”

拋棄了祖國的美狄亞竟然被自己所忠誠的愛情拋棄，她要將他的憤怒訴諸暴力，要讓他的怒火焚燒世界。這樣的選則可推論一個常常被忽略的事實——對美狄亞而言，生命被侮辱的憤怒遠遠勝于失掉愛情的悲傷。“這正是顯露你的勇氣的時機！你本出自那高貴的父親，出自赫利俄斯，你看你受了什么委屈，你竟被西緒福斯的兒孫在伊阿宋的婚宴上拿來取笑！”這不是一個痛苦于失去所愛男人的女人的哭訴，而是一個戰士的宣言。她承認自己身為女性的弱勢地位，但堅決不放棄自己神之后裔的高傲尊嚴。

然而她所遭受的苦難是被如何慰藉的呢？科任托斯婦女的歌隊同情這“可憐的科爾喀斯女子”，她們如是歌唱：“即使你丈夫愛上了一個新人，——這不過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你也不必去招惹他，宙斯會替你公斷的！”這樣的言語本身就是對作為獨立女性的美狄亞的侮辱，更毋論伊阿宋無恥的種種狡辯。如果這世間的秩序便是父權文化對女性欲望自由和創造力的壓抑和戕害，那一切拒絕馴服的女人便只有瘋癲一途。強大的父權倫理體系將美狄亞置于絕境，她惟有毀滅了自己才能擾亂秩序，惟有消亡了美德才能解放靈魂。于是，作為順從的妻子的美狄亞死滅了，血腥恐怖的女巫重生。,“女巫、惡魔纏身的(瘋女人或歇斯底里患者)”、“對于女權主義批評作為一種竭力以某種升華的聲音表達的女性的象征來說,是至關重要的”。②福柯認為瘋癲是文明的產物和證明，而在這里進一步推論，女性的瘋癲是父權文化的產物和證明，它不再是一種個體的精神病變，而是女性群體的命運。

以往的男權話語所反復贊美的美善愛的永恒女性隱匿了，此處惟有復仇的女神要發泄女神那天然的嫉妒。美狄亞要以情敵的鮮血洗刷自己的屈辱。她選擇毒藥并不僅只是技術層面的考慮，這種神秘的力量是讓人的半神之性顯現的秘徑。美狄亞使用這種神的工具來實現自己的正義乃是對父權權威的最終超越。與其說他對那新婦的毒害是一個歇斯底里的女人沖動的情殺，毋寧說是一個以光榮為生命的英雄對自己領土的冷靜的捍衛。

美狄亞的瘋癲以破壞者的形象出現，其反叛永恒女性的手段便是將一切引向毀滅

二 革命——對永恒女性的重構

然而憤怒的美狄亞駭人聽聞的報復還沒有結束，他甚至還犯下了連她自己都不忍的罪行——他親手殺害了自己的親生子。如果只把這一令人發指的犯罪解釋為單純的對丈夫的情感上的報復，就低估了這位女神的覺悟。美狄亞的殺子，隱喻著自潘多拉便已被天然剝奪了的女性的獨立人格的最終歸位。潘多拉作為神報復人類的罪惡的禮物，被赫西額德詛咒為“饑餓的肚子“，在古希臘的理念中被惡毒的定位為生育的工具，至多是供人搶奪的藝術品。而生育這一女性的重要使命甚至也被貶低了價值，“ 真正的生育者被認為是父親，母親則被認為只

是父親的種子的培養者和保護者”。美狄亞結束了伊阿古孩子的生命，便是摧毀了男性通過生育實現永生的希望。她甚至拒絕男人埋葬孩子的要求，她要全然的占有自己孕育的孩子，不僅占有他們的生命，還要永世的占有對他們的祝祭。終于，女神釋放了一切罪惡，把她肚子中誕生的隱喻著希望的孩子留給了自己。她不再是某種附屬物，而是驕傲的可自立于人間的存在。

“瘋癲被設想為一種革命性因素,抑或又連接著烏托邦式的愿望”美狄亞悲劇中殺子的環節就是通過這樣一種幾乎是不可理喻的瘋癲行徑來實現對男權社會的暴力革命。女性不再是不斷被占有或被拋棄的無根之物，而是不僅可以把握自己生命，甚至還能夠勢均力敵得對男性宣戰的完全的獨立的人。作為一個女性的烏托邦，《美狄亞》重構了永恒女性的理念，女性不再是以往男性視角的從貞節的處女到賢妻再到良母的蒼白的角色轉換，而是自覺革命的半人半神，這種女性意識的覺醒雖在當時備受指責，但卻先知性的寓言了未來女性的榮光，如劇中的歌唱“從今后詩人會使我們女人的生命有光彩。”

1《美狄亞，凈化在美和樸素中》謝.伊.拉茨格

2凱瑟琳?Ｒ?斯廷普森:《任爾夫的房間,我們的工程:建構女權主義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