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文明的交鋒讀書筆記

《文明的交鋒》讀后感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上我選擇的書目是《文明的交鋒》，本書的作者喬治·林奇是來自英國的戰地記者，他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從踏上中國上海寫起，直到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結束，記下了隨軍進京的所見所聞，集成了此書。

這本書最先吸引我的一點是：他并不是被派來中國的，而是自愿來的，究竟是什么原因讓他來到中國記錄這場戰爭呢？

我在書中找到了答案。對于八國聯軍侵華戰爭，西方列強用了兩個根據來說明這次戰爭的正義性。其一是國際法：國際法保護外交使團和使領館，也保護僑居他國的外國公民的人身與財產安全。中國侵犯了使館，毀壞了財產，還殺了外國人，應當受到制裁并進行賠償。這一條是好理解的，換做是我們，雖然不至于發動戰爭，但也免不了要進行譴責和抗議。其二是：西洋國家作為先進文明的代表有義務和責任去曉諭世界其他地區文明程度不夠的居民并設法改進他們的野蠻狀態。這一條在當時的中國顯然是荒謬的，但在當時的西方世界卻頗受贊同。于是基于“正義性”，這場戰爭打響了。但當作者和其他一些西方人了解到他們的外交官、士兵、傳教士和平民在這場號稱“正義”的戰爭中的野蠻表現時，產生了疑問：中國政府要遵守有關戰時行為與平時行為的標準法則，聯合干涉中國的列強就不應當遵守嗎？就西方軍隊及其他一些人的野蠻表現來看，西方文明真的比東方文明先進嗎？于是他決定親自來中國尋找事情的真相。就這點來看，作者并沒有民族的偏見，相反，他在努力從客觀、平等的角度評價事件，這對

一個記者而非學者來說是難得可貴的。

本書中有幾個方面讓我感觸深刻：

作者在本書的開始對自己的一生作了評價。少年時代對藝術品莫名的崇拜，跟鄉親們一同嘲笑一位德國人（猜測是瓦格納）的音樂粗野低俗，后來發現除了嘲笑自己當年的可笑，已經無法再笑了；后來在古巴經歷了美西戰爭，身邊的人議論著敵人的種種惡行，屠殺傷兵、凌辱死尸，但他親自查看了傷員與尸體，發現一切只是謠傳；在布爾戰爭中，在成為俘虜一段時間內，他更加了解到萬事都有兩面，只有兼聽則明，“經驗似一道拱門，讓光亮照徹未知的世界”。我想這也是他選擇來到中國的原因吧。兩個民族相隔甚遠，清朝又是實行閉關鎖國，知之甚少，文明也截然不同。作為一個西方人，自然會以西方的文明尺度來衡量我們中國。他不想被蒙蔽于一面之詞。如此看來，西方人在近代史上對我們做的一些事也不是那么難以忍受了。大清朝把清朝以外視為蠻荒之地，把以外的人叫做蠻夷，而西方認為我們處于野蠻狀態，需要先進的文明來改進。大家都是一旦發現非我族類，馬上就給他們貼上野蠻愚昧的標簽，只是對待難以理解的事物解決方式有不同，西方人顯然更具有侵略性。我想當我們審視歷史的時候，也要拋棄我們作為中國人的偏見，當然有些事情，無論從何種角度看都是錯誤的。

書中有作者對所看到的戰爭中的中國的描述，也讓我印象深刻。“只是昏睡在英格蘭的夢想中假如真的浮現出一幅幅真相影像，那將是什么樣的夢魘呀！聯軍所經之處，一座座村莊化為一炬，一船船無助的苦

力死于河口，一群群父女為免受侮辱而投河自盡！西方殘忍的十字軍一路重復著暴君尼祿在古羅馬所施過的暴行，像利刃直插北京的心臟，在皇宮漢白玉地面上踐踏出一雙雙軍靴的掌印！雄偉的城墻和碉樓彈痕累累，但屹立如故——恰如中華帝國，雖然低頭，但并未崩潰——城頭浮現出那位舉世無雙的奇女身影：中國的皇太后，葉赫那拉氏。”在對戰爭的描述中，我最喜歡的便是這一段。作者將真實的場景與內心的感受相結合，向我們描述了一個在西方殘忍侵略下的中國。他不但沒有美化西方軍隊，而且飽含對中國人民的同情，同時堅信中國不會崩潰，正如他在本書開始說到的一樣“這些難以理解的事物有時候會頑強的抵抗、堅決的存在，直到最終被理解，就如那個德國人和他的音樂?！睆倪@段文字中，我認為他對慈禧太后是崇敬的，至少是尊敬的，而不是譯者所言“他對清廷，尤其是對慈禧太后的評語，充滿誤解”。

書中的“翰林院之毀”同樣讓我印象深刻。翰林院緊挨英國公使館。在風朝著公使館吹的那一天，中國人放火燒了整個翰林院。但翰林院著火后不久風向就變了，朝另一個方向吹去，再加上當時英國人的努力，使得火勢并未向公使館蔓延。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為先人的抵抗外敵的決心感到自豪，為把外國侵略者驅逐出境，先人們愿意付出這所獨一無二的翰林院作為代價；但同樣也有一種可悲的感覺，翰林院中藏有中國近五千年積累下來的珍貴的書籍資料，它承載了我們的文化，連我們中國人自己都可以將翰林院燒毀，將民族的文化放棄，又該站在何種立場指責外國人洗劫了紫禁城，火燒了圓明園呢？我想只有我們國人更加珍重我們民族的文化，才能要求其他民族的人尊重我們的文化。

當然，在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西方列強的確作為侵略者，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他們輕視我們的國家、人民和我們引以為豪的文化。書中關于“強盜拍賣贓物”的描述讓我感到憤慨。兩匹上好的綢緞四元便成交，原本價值100英鎊的衣服以20元成交··比起真正有價值的東西，那些新奇的東西往往出價更高。人們在談笑中競拍，更準確的說是公然的系統化的掠奪，每件物品都已極低的價格起價，最后以極低的價格成交。面對外國人如此的蔑視，我想不僅是中國人，任何重視文化的人都會感到憤怒。作者在描述這部分時也表達了他的憤怒，“無恥地”、“這場遠征中國事件是皮耶羅時代之后最大的搶劫之旅”·當然，他對英國軍隊的行為幾筆帶過，甚至在某些方面贊美了英軍，這的確是不太公正、客觀的。但俗話說“弱國無外交”，作為弱者，即使再不公平，我們也沒有發言的立場，更不要說改變局勢。只有我們我們國家自己強大起來，才有言語權與行動權。

書中還有對義和團的描寫，使我在教科書之外了解到了更加具體生動的歷史。在一位中國文人川生的記述中我看到了義和團的另一面?！八麄兘涍^時碰到兩個懷抱嬰兒的女教徒，就在他們要對這兩個教徒進行行兇時，我的悲哀讓我無法承受眼看著她們死去··我在主街上看到幾具尸體，聽說是被義和團殺死的?！薄傲x和團在放火燒門外大柵欄的藥鋪··他們說火只會燒到他們想燒的房子，不會危及其余··但是另外兩三家也開始著火了，義和團在黃紙上寫下符咒，聲稱他們把符咒貼在哪

里，哪里的火就會滅掉··幾分鐘后，火勢蔓延開來··一個男人試圖用污水滅火，這下義和團有了借口。他們說污水觸怒了火神爺，因此大伙才會殃及無辜店鋪?！白罱x和團獲得了隨心所欲殺人的能力，在路上”

看到任何他們厭惡的男人、女人或者孩子他們會就地殺掉。”

第二篇：交鋒三十年 讀后感

《交鋒三十年: 改革開放四次大爭論親歷記》讀后感

歷史見證人的現身說法，往往給人的印象是真實。自改革開放以來，已經有了不少“親歷、親聞、親眼見證”的“三親”著作。大學以來，喜歡上了鳳凰衛視，喜歡它的真實、深刻、簡約不簡單。因此一知道本書的作者馬立誠先生曾任鳳凰衛視評論員，立刻毫不猶豫拜讀了起來。

歌曲《春天的故事》唱到“1979年，那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神話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跡般地聚起座座金山……”，1978年至2008年，這是神話般的三十年。把這本《交鋒三十年》翻開，一行一行讀過去，頓生滄海桑田之感。馬立誠先生，自1978年進入新聞界，所經歷的，正好就是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縮影?！督讳h三十年》中，馬先生用有別于官話套話的表達方式講述了親身經歷的改革，披露了大量鮮為人知的事實，打開了另一個觀察三十年歷史的視角：比如五個1號文件出臺的來龍去脈，比如私營企業家能否入黨的激烈爭論，比如鄧麗君演唱的是不是黃色歌曲……

《交鋒三十年》全書充滿了這樣的小故事大爭論，從中不難看出，每一次歷史點滴的進步都是各方力量艱苦博弈的過程。正是有了這么一次一次的小成果的累積，中國才能在改革開放后穩步向前發展，國人的信心也在逐步增加。三十年過去了，有人開創它，有人記錄它，但所有努力都是為了指向更美好的未來。那么未來的中國可能會是什么什么樣子呢？我們能不能從這三十年中梳理出有用的線索呢？

在這個日新月異的社會中，每一天，每一小時，甚至每一分鐘都會發生改變。大到斗轉星移，一個國家名族的盛衰興亡，小到每個人的改變，在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塑造下，已經使人們的利益趨向多元化。從觀念之爭到利益之爭，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沖破個人崇拜，第二次沖破計劃經濟崇拜，第三次沖破所有制崇拜，馬先生認為，凡做事貫穿適中的一條主線。在西方國家，左是激進的代名詞，右翼執政，左翼只能成為提倡社會改革的激進派；而到了中國，一些事情似乎顛倒了過來，共產黨長期執政，左派成了保守派，右派倒成了提倡經濟改革的激進派。

有些人弄不清楚中國的左與西方的左是什么關系，說白了，中國的左在西方叫做極左，中國的右在西方叫做中左，中國的資本家代言人在西方叫做右翼。中國的左右交鋒，其實主要是激進與保守的爭鋒。激進的是要求進一步放開市場，吸收資本主義的文明；保守的是要限制市場，維護社會主義原則。當然，后來又出現了另一種的說法，實行市場經濟以來，反對現有市場弊病的成為激進，要求維護現有市場政策的成為保守。中國的左與右，保守與激進，已經隨著時代的變化被賦予了太多的中國特色，實在不是很容易界定清楚。因為我們的黨是人民黨，這兩派共存于一個黨內，都以“人民”代表自居。究竟哪一方才是正確，哪一方才代表著“人民”的利益，相信不同的“人民”會有不同的認識?，F在中國人民已經出現了分化，新興的民族資本者與中國的廉價勞力都被稱作“人民”。

在早期，意識形態色彩比較濃厚，而越到后來，利益的較量越來越突出，思想紛爭和利益訴求糾結在一起，情況也越來越復雜。前三次爭論，因為有偉人在，可以一錘定音，而在今天，眾生喧嘩莫衷一是。這樣一種從單純到復雜，從思想到利益的變化，其實與人們的生活感受是符合的。80年代是理想主義時代，是詩歌的時代；進入九十年代之后，人們越來越功利，即便有夢想也與詩歌無關了，甚至也與真理無關了。正如作者所說的那樣：“第一次大爭論的一個突出特點，是雙方的較量從思想觀念和意識形態展開，有人說是從哲學開頭，有人說是文章救國。今天的人回憶起來，也許會驚異于那時候一篇篇文章的震撼力。因為在今天，實際利益的紛爭漸漸成為了焦點，人們對哲學與文章的興趣與注意力減弱了?！?/p>

改革都是由大膽說到小心做，有學者指出，中國的改革其實是從政治體制改革開始的，意思即是從粉碎四人幫到突破兩個凡是以及相應的權利調整開始的，這話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上述作為只是撥亂反正，恢復秩序，似乎還談不上改革。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應該從鄧小平1980年的講話《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開始算起，而馬先生也為此專門寫了一節，即“政治體制改革的第一道閃電”。時至今日，這篇講話最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鄧小平把政治上的種種弊端歸結為制度問題，這一高度后者尚未超越。作者稱，鄧小平的這個講話，是中國共產黨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專門報道。講話強調了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論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意義和主要內容，并且就改革的具體操作和突破口提出了設想，理論界普遍認為這個講話拉開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序幕。

另外，從本書所提供的線索，也可以看出關于各種社會現象或者路線選擇的討論，關于《鄉戀》的爭論就很有代表性。現在的影視圈叫做“娛樂圈”，我們這個年齡的人很少知道改革開放初期，一首歌曲或一部電影很可能就是政治大事件?！督讳h三十年》中披露，曾經圍繞李谷一唱的《鄉戀》、劉曉慶的自述文章《我的路》以及陳凱歌導演的電影《黃土地》，先后發生了三次爭論，其中以《鄉戀》的爭論最激烈。作者本人是《鄉戀》、《我的路》和《黃土地》的支持者，不免和同

事

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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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

紅

脖

子

粗。

打開國門之初，港臺流行歌曲伴隨著磚頭式錄音機和盒式錄音帶進入大陸。這些流行歌曲一反“高、快、響、硬”的特點，表現為“低、慢、弱、軟”。臺灣歌星鄧麗君的歌即是代表。由此引發了強烈批評。1983年，中央電視臺舉辦的第一屆春節聯歡晚會，成為《鄉戀》等港臺流行歌曲解禁的日子。不光是《鄉戀》，連港臺流行歌曲也漸漸為民眾接受，在20世紀80年代日益紅火地傳播開來。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2008年5月12日發表王宏甲的文章《歌聲啟蒙——紀念鄧麗君》。文章說，鄧麗君的歌聲傳播的是濃濃的中國情懷、中國生活、中國人傳承悠久的價值取向。她的歌聲在1978年后那一段特殊歲月給了人們一種啟蒙?！八齽撛斓闹袊囆g形象，播揚的始終是人類情感世界的真善美?！?/p>

最后再來看作者的立場及論述手法。春秋筆法，在褒善揚惡，我承認本書非常出色地完成了這一點。書中幾乎每一篇涉及到對手的文章，都是欲抑先抑，見不到半點兒惡語，卻把對手“丑惡”暴露無遺。都說文心周納，此話看來不假。作者唯恐給對手作免費宣傳，除了為問題展開不得不點出對方名字之外，從不肯浪費一筆一劃指出名字來。與之相反的是，每逢己方陣營人士出現，介紹的詳詳細細，生恐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他寧可寫出日本首先吉田康茂，寧可不憚其煩點到“蛇口**”參與者，包括那些名不見經傳的青年，寧可一次又一次提到傅天琳、楊煉這些不為大眾所熟知的人士，卻不肯指明到底是誰在反對“星星美展”，誰在抵抗私營經濟，哪個又在挑戰鄧小平……改革派人士皆是人中龍鳳，反對派和質疑者全是一個個模糊的身影。當然也有例外，那就是竹立家。竹立家先生曾經認為改革共識已經破裂，后來轉變過來。作為同一陣營之內，作者顯然并不滿意竹立家先生當時的消極情緒，于是一開始就引用他的話說：“我從不看電視，但關于大國崛起的話題可以說幾句……”隨后又諷刺道：從不看電視的竹立家卻知曉天下事。這是全書中唯一一處欲揚先抑的地方。

于是，改革者形象“高大全”，他稱之為左派的人士成了一股神秘、頑固而又無處不在的陰謀力量。改革者步履維艱，甚至冒著殺頭的危險；左派無時不刻搞著破壞改革開放的陰謀，像一個幕后黑手，更是一暗黑勢力。正像作者為吳敬璉辯護一樣，左派以往的正直正義光明形象完全改觀！作者一方面指出，改革者對舊思想舊體制的突破是可歌可泣的，胡耀邦、趙紫陽、孫長江、袁庚、劉心武、朦朧詩作者群等等對舊有一切的沖擊是毫無疑義、完全合法；而左派對改革開放的質疑是根本不可忍受的。作者說道：我真不知左派為何有那么大的勇氣和力量，敢于一次又一次挑戰最高權威。殊不知當年改革者正是從挑戰權威開始的。

縱覽《交鋒三十年》，人們的利益趨向于多元，三十年的改革塑造了一批有獨立思想并且能夠為群體利益積極爭取的人，他們正在中國舞臺上不斷地閃現著，書寫著共和國的今天。今天，三十六年過去了，期間有人在開創，有人在記錄，我們正踩在前人的腳印上學習。以史為鑒，學著總結，學著創造，學著擁抱新中國更美好的未來。

第三篇：交鋒三十年讀后感

1978年至2008年，神話般的三十年。把這本《交鋒三十年》翻開，一行一行讀過去，頓生滄海桑田之感。前《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馬立誠，自1978年進入新聞界，所經歷的，正好就是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縮影?！督讳h三十年》中，馬立誠用有別于官話套話的表達方式講述了親身經歷的改革，披露了大量鮮為人知的事實，給讀者提供了另一個觀察三十年歷史的視角：比如五個1號文件出臺的來龍去脈，比如私營企業家能否入黨的激烈爭論，比如鄧麗君演唱的是不是黃色歌曲??

從本書所提供的線索，也可以看出關于各種社會現象或者路線選擇的討論，關于《鄉戀》的爭論就很有代表性。現在的影視圈叫做“娛樂圈”，很多的年輕人恐怕不知道改革開放初期，一首歌曲一部電影很可能是政治大事件?！督讳h三十年》中披露，曾經圍繞李谷一唱的《鄉戀》、劉曉慶的自述文章《我的路》以及陳凱歌導演的電影《黃土地》，先后發生了三次爭論，其中以《鄉戀》的爭論最激烈。馬立誠是《鄉戀》、《我的路》和《黃土地》的支持者，不免和同事鬧得臉紅脖子粗。

打開國門之初，港臺流行歌曲伴隨著磚頭式錄音機和盒式錄音帶進入大陸。這些流行歌曲一反“高、快、響、硬”的特點，表現為“低、慢、弱、軟”。臺灣歌星鄧麗君的歌即是代表。由此引發了強烈批評：

歌名就不正經。什么《甜蜜蜜》、《初吻》，“情操低下，革命意識喪失殆盡！”

再說，“用的是氣嗓子”，“離不開麥克風”，“裝腔作勢勾引青年”!

更何況，鄧麗君竟然重唱30年代的漢奸歌曲《何日君再來》，是可忍，孰不可忍？

典型的批評就是：“有少部分青年人沒有理想，對祖國的前途也失去信心，思想空虛，就尋求精神刺激，某些海外流行歌曲正投其所好?！?/p>

在人人喊打的氛圍中，《北京晚報》于1980年7月28日發表文章說，《何日君再來》實際上是進步電影《孤島天堂》的插曲，是鼓舞抗日青年上前線的歌曲。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鄉戀》的爭論發生了。

《鄉戀》是一首懷念故鄉的抒情歌曲，是中央電視臺1979年錄制的風光片《三峽傳說》的插曲。誰知《鄉戀》流行開來，卻變成了罪孽。由于這首歌溫情款款，又使用了輕聲、氣聲，有些人就將其歸入“低、慢、弱、軟”的港臺流行歌曲一類，說“格調低下”，是“黃色歌曲”。長達一年多報刊上大量發表對《鄉戀》的批評文章。有的說《鄉戀》“嗲聲嗲氣，矯揉造作”；有的說《鄉戀》“同咖啡館、酒吧間、歌舞廳、夜總會等資本主義社會的娛樂生活是一個味道”；還有的文章對演唱時離麥克風的遠近、喘氣次數的多少、樂器的伴奏等一一提出商榷。李谷一從受人歡迎的“歌壇新秀”一下子變成了“黃色歌女”，變成了“大陸上的鄧麗君”。有文章甚至說她是“資產階級音樂潮流和靡靡之音的典型代表”，是“腐蝕青年人的罪人”。

在第四屆全國音樂創作會議上，對《鄉戀》展開“殺氣騰騰”的圍攻。李谷一也被要求交代為什么要這樣唱，李情緒激動地說：“說我拼命地學港臺歌星，我在怎么學？我的工資只有四十九塊五，連一臺錄音機都沒有，忙得又沒有時間，拿什么去學？我在《鄉戀》中主要用的是輕聲，不是氣聲，能不能搞清楚了再批！我在《絨花》中用了輕聲和氣聲，為什么用？我想到革命先烈為了解放全中國付出鮮血的代價，他們的精神感動了我，這是表達感情的需要。我唱的歌有歌頌領導的，有贊美軍民關系的，有表現兄妹之情的，有歌唱祖國山河的??說我是黃色歌女，我的歌黃在哪里？”

在一片批判聲中，支撐著《鄉戀》創作人員的是熱心的觀眾和聽眾。1980年夏天，就在《鄉戀》遭到猛烈攻擊的時候，李谷一來到天津演出。那天節目單上沒有《鄉戀》，到謝幕時，情切切的觀眾大聲喊“《鄉戀》！《鄉戀》！”李谷一演出所到之處，觀眾無不表現出對《鄉戀》的巨大熱情。

用音符體現政策、用旋律區分路線的時代逐漸淡出。1983年，中央電視臺舉辦的第一屆春

節聯歡晚會，成為《鄉戀》解禁的日子。

不光是《鄉戀》，連港臺流行歌曲也漸漸為民眾接受，在20世紀80年代日益紅火地傳播開來。

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2008年5月12日發表王宏甲的文章《歌聲啟蒙——紀念鄧麗君》。文章說，鄧麗君的歌聲傳播的是濃濃的中國情懷、中國生活、中國人傳承悠久的價值取向。她的歌聲在1978年后那一段特殊歲月給了人們一種啟蒙?！八齽撛斓闹袊囆g形象，播揚的始終是人類情感世界的真善美。”

《交鋒三十年》全書充滿了這樣的小故事大爭論，讀者可以理解，每一次歷史點滴的進步，都是各方力量艱苦博弈的過程。也正是有了一次又一次的小成果的累積，讓我們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了信心。

三十年過去了，有人開創它，有人記錄它，都是為了指向更美好的未來。

那么未來的中國可能會是什么樣子呢？我們能不能從這三十年的歷程中梳理出一些有用的線索？縱覽《交鋒三十年》，人們的利益趨向于多元，三十年的改革塑造了一批有獨立思想并且能夠為群體利益積極爭取的人，他們將是未來中國舞臺上不斷的閃現者。

第四篇：《東方文明》讀書筆記

《千年科舉》讀書報告

在寫這篇讀書報之前，我有必要對《千年科舉》這本書以及作者李兵做一些大致的介紹?！肚昕婆e》的作者李兵，為岳麓書院研究員，主要從事科舉史與書院史研究①。曾于2008年應湖南教育電視臺“湖湘講堂”之邀，主講《科舉古今談》。而《千年科舉》就是這次電視學術講座的講稿，以專題的形式講述科舉千年歷史，圖文并茂，增強了讀者的感性認識②。

了解了這本書及作者的后，接下來我就對書中幾個問題做一些總結及探討。

一．盤點歷史上部分名人志士們的科舉經歷

科舉制度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了1300多年之久（公元605-1905），那么他對中國古代教育的影響勢必是巨大的。在科舉的道路上，當然存在著古代大批知識分子不可磨滅的印記，就讓我先來盤點一些名人們的科舉經歷吧。

王維，憑借著出眾的才華以及在上流社會中的良好人際關系，接連考中了京兆府解試的解元以及進士科考試的狀元，成為唐代著名詩人中極少有的狀元③。

陳子昂，摔添加古琴而名聲鵲起，得到達官貴人們的賞識，于公元684年考中進士④。

白居易，通過行卷得到賞識，并在29歲時以第四名的成績高中進士⑤。

杜甫，多次行卷都是石沉大海，杳無音信，參加進士科考試亦名落孫山，一生科舉之路極具坎坷⑥。

唐寅，因涉嫌科舉考試作弊而被革除功名，終生不被錄用⑦。

張謇，因冒籍參加考試而被受盡凌辱，后發奮讀書，于光緒二十年殿試一舉奪魁⑧。

從歷史上這些名人們的科舉經歷中，我們可看出科舉考試能夠選拔出一定的人才，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公正性。然而，科舉制度并非完全公正與科學，它也埋沒了不少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暴露出不少的弊端。在接下來的部分，我將會分析科舉制度的好處與弊端。

二．通過科舉制度選拔人才的好處

科舉作為一種制度，在中國歷史上沿襲了上千年，必然具有它的優勢。

在探究科舉制度好處之前，我們先來看一下在科舉制度實行前的中國社會的人才選拔制度。

在上古時代，聯盟通過禪讓選拔部落聯盟首領。禪讓實際上包括了兩個重要的環節，一個是推薦，另一個是考察。這種選拔方式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局限性和主觀性，容易導致人才的埋沒。到了夏商周時代，人才選拔方式采用的是世卿世祿。這是以血緣關系為唯一標準的待遇制度，導致了官位的壟斷。而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為壯大實力，紛紛招賢納士。這些時期的人才選拔制度都只是統治者依據個人的設想進行的，并無形成嚴格、規范的制度。直至西漢時期，中國古代才建立了比較規范的文官選拔制度，即察舉制⑨。察舉的確能相當有效地選拔出人才，如董仲舒，司馬遷，東方朔等人都是通過察舉選拔出來的。但察舉的弊端也在實施的過程中不斷出現，主要表現為推薦范圍的局限性以及不公正性易導致權力的壟斷，而在操作過程中又難以形成客觀的、可操作性的衡量指標，這是察舉制的致命缺陷。

在這樣一種歷史背景下，社會呼喚著一種新的更具操作性、客觀性的人才選拔制度，那就是從隋唐時期開始實施的科舉選拔制度。隋代正式確立進士科舉，在允許自由報考的基礎上，以考試成績作為錄取與否的關鍵。在從此以后的一千三百多年里，無論考生的出生貴賤、貧富，只要答卷能讓主考官滿意，考生就有可能被錄取，這是科舉制度公正性最重要的表現，也是它能在不斷的改朝換代中卻能始終沿襲下來的基礎?？婆e制度的實行，為1300多年以來廣大讀書人想要實現做官的理想提供了可行的途徑，在這個意義上講，科舉制度是空前偉大的，深刻的影響了中國古代歷史的各個方面。

三．不同時期科舉制度的各種弊端

相較于隋唐之前的人才選拔制度，科舉制度顯露出了他不少的優越性和公正性。然而，盡管科舉為廣大讀書人提供了踏上仕途做官的機會，但這機會對于每個人來說并非都是絕對意義上的平等的。歷史上有不少仁人志士在科舉制度下被埋沒，只能空嘆報國無門。

在隋唐科舉的初創時期，推薦制并未被完全廢除，而是與科舉制并存，其中以通榜與行卷制度為典型。這種制度雖然選拔出了王維，白居易等一批人才，但由于通榜制度的存在導致了讀書人能否及第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推薦者，而并不僅僅是由考試決定的，這使科舉的公正性受到很大的影響。從陳子昂摔天價古琴從而實現科舉夢想一事我們不難看出，在這個時期普通讀書人想要獲得推薦，實現金榜題名的夢想是很難得，并非僅僅有了才華就能得到推薦。在這種制度下，很多讀書人都不能平等的參加科舉考試，也就導致了不少人才的埋沒，如杜甫感慨“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但即便如此，他也得不到有效的推薦，導致了杜甫科舉的失敗。

從宋代開始，科舉考試終于允許了讀書人自由報考，而不需要達官貴人的推薦。但即便如此，并非所有報考的人都能到京城參加正式的科舉考試。因為按照科舉制度的規定，正式的科舉考試指鄉試，會試，殿試，而在此之前每個考生都需參加童試，即官學的入學考試，包括縣試，府試和院試這三個階段。但由于縣試和府試的考場環境條件參差不齊，加之考場紀律的松弛程度不一，不同地區的錄取名額有所差異，導致這時的科舉公正性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而實際上，盡管縣試、府試的制度并不完善，但從整體上不會影響科舉制度的公正性，因為大部分有真才實學的人還是能通過這些考試的。

到了明清時期，科舉考試的主要文體為八股文。即便在如今，我們只要一提到科舉，就總會自然而然的想到八股，因為八股在歷史上本身就充滿爭議性，也暴露了不少弊端。接下來，就讓我來探討分析八股文的功與過。

四．論明清八股的功用與弊端

八股文真正形成于明代，后發展為明清時期科舉考試的最主要文體。歷史上，八股文一直被人們所詬病，那八股文是否又真如人們所想的那樣一文不值呢？八股文又怎能在明清時期一直被沿用500多年呢？

單純從文學或語言學的角度而言，八股文是具有較高價值的。周作人⑩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中對八股文有很高的評價：“八股文是中國歷史上承先啟后的一大關鍵。八股文不但是集合古今駢散的菁華，凡是從漢字的特別性質演變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藝，都包括在內，所以我們說它是中國文學的結晶。”

而從政治功用而言，八股文極好的契合了統治者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明清八股文命題范圍和作答都有明確的要求，不允許考生自由發揮，這就要求了考生必須精通和恪守程朱理學家所信奉的孔孟之道。因此，八股文可用于統一人們的思想，有利于強化封建集權統治。除此之外，八股文固定的格式，不僅能提高閱卷者的效率，而且有利于考官公正、客觀地閱卷，符合科舉考試追求公正性的需求。

盡管八股文有如此功用，但從明朝后期開始，人們對八股文的批評就愈加頻繁與嚴厲。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愚以為八股之害，等于焚書?！倍斯晌牡谋锥酥饕憩F在內容上于形式上。內容上，八股文要求答題必須以朱熹的《四書集注》等程朱理學的觀點為依據，且需模仿古人語氣“代圣人而言”考生不能闡述自己的觀點⑾，這就禁錮了讀書人的思想。而且，八股取士在選拔少量文官的同時，卻誘使成千上萬的讀書人專研這種應試文體，耗費了無數讀書人的時間與精力。形式上，八股文的題目要求只能選取“四書”“五經”中的一句話或幾句話，而為了避免命題的重復，考官們往往會耗費心思命出“截搭題”“割裂題”，加大了考生破題的難度，使得八股文更像一種文字游戲，很難達到考察讀書人真實水平的目的。

五．中國古代科舉制度對世界的影響

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不僅對國內的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產生深刻的影響，而且在世界范圍內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與推動作用。朝鮮、越南等國模仿中國古代科舉制度，也都在自己國內長期實行科舉制度選拔文官。不僅如此，中國古代科舉制度對西方的文官制度也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威爾·杜蘭⑿在《世界文明史》中如此寫道：“人類所發展出的選擇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贊賞的方法就是科舉制度?？婆e制度后為西方文官制度所借鑒，其對世界文明的貢獻可與四大文明相媲美。然而，西方文官制度并非完全照搬中國的科舉制度，而是吸取了科舉制度的精華，即考試的公平競爭和擇優選擇的方法。但它并沒有像中國科舉制度一樣用死板的古典知識去考察讀書人。

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的確是一大創舉，對于這樣的創舉，我們應當公正客觀地去評判，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正如孫中山在《五權憲法》中所說：“現在歐美各國的考試制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的。窮流溯源，英國的考試制度原來還是從中國學過去的。所以，中國的考試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老的制度。”

注：①資料來源于百度百科。

②據《千年科舉》引子記載。

③據《集異記》以及《千年科舉》第一章記載。

④據《獨異志》記載，后《唐詩紀事》也轉引了改則故事。

⑤《幽閑鼓吹》以及《白居易集》都有白居易行卷的相關記載。

⑥《千年科舉》第一章中杜甫行卷的相關描述。

⑦⑧于《千年科舉》中均有記載

⑨這段時期內的各種制度于《千年科舉》第一章中均有記載。

⑩周作人，現代著名文學家。

⑾摘自《千年科舉》第六章。

⑿威爾·杜蘭，美國著名學者。

第五篇：交鋒：當代中國的八種思潮

交鋒：當代中國的八種思潮 作者：馬立誠

（原載《同舟共進》2010年第1期）

中國經濟迅猛發展，鄧小平思想功不可沒；“老左”與“新左”呼喚“文革”，自由主義“擠出門縫”又進“夾縫”；民主社會主義剛剛抬頭，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殺聲一片”；新儒家卻在提倡尊孔子為全民導師……各種思潮的喧囂與交鋒正使中國進入“春秋時代”。喧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理性聲音被淹沒，理性變革得不到積極推進。

“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這是英國歷史學家科林伍德的話，他提供了一種認識歷史的角度。

歷史事件已永遠逝去，絕無可能在今天原原本本復現。歷史事件是人的思想對象。比如，很長時間里，對王安石變法是贊頌的。改革開放以來，新銳歷史學者否定了王安石變法，指出他的路徑依賴和增長模式問題嚴重：連一個梳子、一把芝麻都必須由官方銷售，對民間竭澤而漁。再看抗日戰爭，究竟國內不同力量在抗日過程中起了什么樣的作用，不同地域、不同時段有不同的解讀，甚至出現很大差異。改革開放史也是如此，在一些“左派”眼里，改革開放是“勞動人民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

不同歷史敘述的背后是什么？是認識和思考，是思想。認識歷史思想，思考社會思潮的交鋒，是理解歷史的一把鑰匙。

改革開放30多年，現代化發展產生的各種矛盾和問題促使人們的思考不斷突破既有觀念框架，尋求對癥良方。這就是當代中國各種社會思潮蓬勃興起、交匯博弈的原因。由此起步，中國思想界開始進入一個群雄初起的“春秋時代”。

這是一個重大的話題，限于篇幅，筆者只能粗線條地勾勒當代中國的八種社會思潮。這八種思潮，或部分重合，或彼此分立，或激烈爭辯。透過這八種思潮，可以使我們認識和把握中國的過去和現在，也有助于我們探知中國的未來。

鄧小平思想——我們今天仍生活在南方談話的延長線上

改革開放30多年，鄧小平思想成為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

鄧小平登上領導舞臺，結束了“以階級斗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為中國發展打開新篇章。鄧小平力倡的改革開放，成為中國的基本國策。30多年來，中國經濟迅猛發展，民眾生活大幅改善，鄧小平思想功不可沒。

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突破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也是世界經濟思想史及世界經濟史的一大突破。連哈耶克也一直認為，社會主義就是計劃經濟，資本主義就是市場經濟，兩者涇渭分明。南方談話是鄧小平對中國的突破與發展作出的最大貢獻，我們今天仍然生活在南方談話的延長線上。

在中共領導人中，鄧小平第一個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議題。1980年8月18日，他在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把中國政治體制的弊端歸結為“制度問題”，這是空前尖銳而深刻的論斷。但是，在1980年代中期的講話中，鄧小平把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限定為“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調動基層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積極性”。這說明了鄧小平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的謹慎小心。

經濟改革的大膽突破和政治改革的慎重設限，是鄧小平思想的特點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實踐過程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又出現了腐敗蔓延、分配不公、環境惡化等諸多問題，引發了動蕩風險，并催生多元思想問世，各自開出“藥方”。老左派仍以階級斗爭為綱

老左派的抗爭，伴隨改革開放的全過程。

起始階段，改革開放并未占據主導地位，改革者頂著“上面”的壓力冒險犯難，自然遭到老左派咒罵。

當時，許多人心有余悸，不免按照“組織原則”和老規矩辦事，自覺不自覺站在“兩個凡是”一方，懼怕甚至抵制新生事物。1980年9月，中央召開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會議討論農業問題，只有三個省的領導明確支持包產到戶——這說明了“老左”的威力。

之后，改革開放聲勢不斷壯大，“老左”的吸引力有所降低，但還有很大影響。再加上一些起初追隨改革的人因利益目標未遂反過來成為“左”的重要人物，使老左派更新換代之后仍具實力。他們不時借著“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自由化”的機會猛烈反擊，形成拉鋸戰。

隨著鄧小平思想明確成為全黨指導思想，隨著市場經濟深入發展難以逆轉，隨著改革開放成就斐然眾所公認，年事日高的老左派漸漸只剩一批“鐵桿”，但他們不屈不撓，在每個轉折點都高分貝發聲，留下鮮明印記。請看：

提出“兩個凡是”，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抵制對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批評；打壓包產到戶、個體私營經濟和鄉鎮企業，指責經濟特區；壓制作家藝術家自由探索；批判商品經濟，凡事問一問姓社姓資姓公姓私；維護計劃經濟反對市場經濟；以多份萬言書反對私營企業主入黨；反對《物權法》平等保護公有財產和私有財產，指責中國全面復辟資本主義；一直發展到公開批評鄧小平、批評黨中央的“路線錯誤”，盛贊“文化大革命”并要求為“四人幫”平反……這些都是過來人耳熟能詳的記憶。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社會不公導致民粹主義崛起，目前老左派的市場反而有所擴大。

老左派陣營不是清一色。有些人并非出于利益計算，而是出于傳統信仰，自始至終堅持己見。盡管你不一定贊同他們的觀點，但這樣的人格值得尊重。有的人則翻云覆雨，倒非為是，隨時變臉，深淺莫測，自另當別論。當然，他們也有表達主張的權利。

老左派的主張，一言以蔽之：堅持毛澤東晚年思想，“以階級斗爭為綱”。

他們的表達方式，頗得當年大批判和大字報的真髓，情緒十足，連批帶罵，頗具殺傷力。但眾多讀者讀后覺得有“過氣”之感，無說服力。

老左派也受到壓力，日趨邊緣。他們的語調也許過激，但他們提出的一些問題很值得思考，如兩極分化、官商勾結、腐敗日甚、壓制不同意見等。自由主義在“夾縫”中承受壓力

1970年代末及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和啟蒙運動，挑戰現代造神運動和個人迷信，批評極左僵化教條和精神禁錮，呼喚思想解放，呼吁獨立意識、個人價值和權利意識，引進西方思想和著作，蔚為大觀。這一切，昭示了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長期中斷之后新的發端。1980年代的改革突破，是鄧小平思想與自由主義部分重合協同致力的結果，日后二者漸漸拉開距離。

1980年代末**之后，自由主義陷入低潮。但1990年代中國啟動了市場化改革，自由主義輾轉往復，再度以學理形式登臺。1998年5月，北大百年校慶，劉軍寧編輯《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一書，李慎之為之作序《弘揚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文中說：“世界經過工業化以來兩三百年的比較和選擇，中國尤其經過了一百多年來的人類史上規模最大的試驗，已經有足夠的理由證明，自由主義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價值?！边@一年，李慎之為《顧準日記》作序，為顧準思想定位，說顧準“追求的是自由主義”。這兩篇序言，被朱學勤稱為自由主義“擠出門縫”的標志。

1998年12月，朱學勤發表《1998：自由主義學理的言說》，文中說：“自由主義究竟是什么？它首先是一種學理，然后是一種現實要求……它的變革觀是漸進主義的擴展演化，與激進主義的人為建構相對而立。它在經濟上要求市場機制，與計劃體制相對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議制民主和憲政法治，既反對個人或少數人專制，也反對多數人以公意名義實行群眾專政；在倫理上它要求保障個人價值，認為各種價值化約到最后，個人不能化約，不能被犧牲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边@是對自由主義思想的簡要概括。

與此同時，徐友漁發表《重提自由主義》一文，說：“自由主義的核心就是對個人價值和尊嚴的肯定，對個人權利和利益的尊重與保護?！?/p>

自由主義反對壟斷，要求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以及社會生活的干預，以消除腐敗，并且大力呼吁言論自由，特別是強烈要求推進政治改革建立憲政民主國家，因而與主流意識形態發生分歧，遭到抑制。

劉軍寧在《私有財產權：憲政的命門》一文中說：“財產權是民主的前提條件……財產權與民主的相關性，根本一點在于，財產權改變了公民與國家的關系……財產權開辟了屬于公民私人的自治領域，在這一領域之內，公民可以享有自由，而政府不得任意侵入?！弊杂芍髁x要求繼續推進市場體制改革，深化產權改革，反對國進民退，要求推動私有領域不斷擴大。自由主義贊同全球化，支持中國加入WTO。自由主義認為阻礙中國進步的不是跨國公司，而是內在陳舊的體制與意識形態，并且認為中國并沒有進入后現代時代。自由主義不贊成毛澤東晚年思想和“文革”，認為這并不是掃除腐敗的正確途徑。凡此種種，自由主義與新左派、老左派發生了激烈爭論。

自由主義不贊成“群眾大民主”式的民粹行徑，也不贊成義和團式排外的“亢奮的民族主義”，因而與民族主義對立。

朱學勤說：“因為自由主義同時抵制上述種種危險傾向，在兩面陡壁的夾縫中反復述說，故而它在正面承受威權壓力的同時，又必然在側面遭遇來自知識界內部一部分朋友的誤解甚至猛烈抨擊?！?/p>

新左派學者說，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與正在形成中的新的資本勢力有著天然的聯系，自由主義為之代言，扮演著哺育新階級意識的乳母角色；另一方面，蒸蒸日上的新階級又為自由主義提供著肥沃的土壤和資源，鼓舞著自由主義成長。新左派“本身就是疾病，不是藥方”

與老左派不同，1990年代后期開始登場的新左派思想內容多為舶來品，“與西方接軌”。接什么軌？ 西方左翼思想及后現代理論的軌。如果說老左派表述方式多是過去大批判的遺音，那么，新左派的語言則比較西化。很多讀者認為新左派的文章“食洋不化”、晦澀難懂。

一般認為，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論爭，是從汪暉發表在《天涯》雜志1997年第5期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和現代性問題》一文而起。隨后雙方激烈爭論，在世紀之交達到高潮，至今余波綿綿。

如同自由主義者的思想譜系極其復雜一樣，新左派內部的思想取向也五光十色，既有海外留學生和國內學者之分，又有理論左翼和文學左翼之別等。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涉及全球化與中國發展、中國社會性質、中國與西方關系、市場經濟與社會公正、自由與民主、中國現代化道路等諸多重大問題。

新左派對全球化持質疑或反對態度。他們認為，在全球化過程中，西方以經濟殖民主義盤剝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就是經濟侵略和盤剝的工具。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日益邊緣化，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發展只能是一個夢。新左派不贊成中國加入WTO，認為WTO是西方套在中國脖子上的絞索，兇多吉少。新左派還集中火力批評“基于經濟自由主義的市場拜物教”，批評“全球資本主義”。

一些新左派人士引用后現代理論，對諸如文明、理性、科學、民主、啟蒙等“現代性概念”進行批判與質疑?！笆裁词菃⒚?？啟誰的蒙？誰有資格啟蒙？”這是他們發出的詰問。新左派認為自由主義是在“復制西方”，并進一步指責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大通病，就是從西方話語中尋找精神資源（如自由、民主、法治等），實際上是“被殖民了”。

就國情來看，新左派認為，中國已經演變為市場社會或資本主義社會，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一部分。西方跨國公司掠奪中國資產，奴役中國民眾。中國市場導向的改革弊端叢生，致使中國出現貧富分化等一系列“丑惡的現實”，難以實現社會公正和社會平等，特別是國企改革，黑箱作業鯨吞全民資產，造成了嚴重后果。但是，這些弊病是怎樣產生的呢？新左派很少剖析國內政治體制方面的弊端，也很少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

自由主義者認為，中國并未變成資本主義社會，也沒有進入后現代。新左派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語

境來處理中國問題，是文不對題，當了“郵差”。當下中國社會的弊病不能簡單地比附成“西方病”、“市場病”。阻礙中國進步的不是跨國公司，而是陳舊的權力體制與市場機制并存?！爸袊　钡母词顷惻f的體制寄生于市場，扭曲市場甚至壓制市場所產生的“權力病”。朱學勤說：“當新左派朋友們提倡批判市場機制的時候，自由主義則在呼吁政治體制改革，這是雙方分歧的根本。其他分歧恐怕都是由此派生?！弊杂芍髁x者秦暉則認為中國是“后共產主義轉型社會”，中國的情況有別于傳統體制，又異于自由民主社會。

新左派開出怎樣的藥方？他們提出，為了解決發展過程中的問題，必須要根治“西方病”和“市場病”。他們批判現代性，批判“私有化”。就解決手段而言，甚至不妨訴諸“大民主”。新左派不少人士贊同“文革”，認為“文革”是“繼續革命”的偉大嘗試。他們肯定“文革”的“正面因素”和“積極作用”，提出應該從中吸取群眾運動的經驗，學習大民主。新左派重提階級和階級斗爭，并通過贊揚格瓦拉稱頌革命。就上述主張而言，新左派和老左派合流了。

吳稼祥說：“新左派本身是就是疾病，不是藥方?！边€有學者指出：“新左派……陷入了和老左派同樣的困境：他們沒有提出解決辦法，沒有什么建設性?！?民主社會主義走出“叛徒”形象

很長時間里，民主社會主義在國人心目中是負面形象，是“叛徒”。

1960年代，中蘇決裂。中國發表“九評”，批判現代修正主義。批“蘇修”的同時，又挖祖墳追溯到“老牌修正主義”者伯恩施坦、考茨基，連帶西歐各國社會民主黨，統統“一鍋熬”，痛加批判，全面否定，指為馬克思主義的叛徒。從此，社會民主黨、民主社會主義在中國聲名狼藉，談虎色變。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蘇東劇變，有人擔心這股浪潮波及自己，于是再度批判和打壓民主社會主義。當時全國各地出版了十幾種討伐民主社會主義的書籍，單篇文章更是不可計數。

長達幾十年的大批判，自然引起一些人的研究興趣，私下討論很多，但是鑒于壓力，沒人敢于公開正面地為民主社會主義以及社會黨辯護。

直到2007年2月《炎黃春秋》發表謝韜文章《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首次公開明確地提出民主社會主義是中國的前途，引發爆響。

該文要旨：

一、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說，股份公司是“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把資本主義的私有產業揚棄”。這樣，資本家成了企業股東之一，實現了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這是一場和平革命。謝韜認為資本主義就這樣完成了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

二、恩格斯晚年有反思，強調在選舉中取得成功。謝韜說，這是恩格斯去世前幾個月發表的文章，是他最后的意見。這就告訴我們，通過合法斗爭取得政權，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是正統馬克思主義。

謝韜認為，蘇維埃采用暴力奪取政權，粉碎私有制，則是錯誤的，是從“左”邊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瑞典等西歐國家的社會民主黨人接過民主社會主義旗幟，通過和平方式演變到社會主義，并與前蘇聯的暴力社會主義展開競爭，并最終取得了勝利。

民主社會主義模式是民主憲政、多黨制、三權分立、混合所有制、市場經濟、福利保障。謝韜認為，中國自改革開放起，就已經走上了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民主社會主義是中國的前途。

謝韜文章遭到老左派猛烈抨擊。京、滬、杭先后召開10個會議批判謝韜，指謝韜“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篡改馬克思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妄圖打倒共產黨”。

京城盛傳，上面對此保持冷靜，來自高層的意見是：不轉載、不批判、不爭論，個人可以對此表態。

2007年5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答讀者問”，題為《如何看民主社會主義》，顯然針對謝韜一文。文章不贊同民主社會主義的主張，但語氣溫和，沒有像過去那樣殺氣騰騰，而且還說民主社會主義“有一定借鑒意義”，透出微妙變化。

雖然有老左派興師問罪，但不少媒介大量發表介紹民主社會主義的文章，還發表了諸多研究瑞典、挪

威社會狀況的文章，甚至請西歐各國駐華代表現身說法評介民主社會主義。

有學者說，民主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區別在于，自由主義側重個人權利，民主社會主義側重群體福利。他們引用東歐劇變之后從共產黨改名而來的東歐各社會黨的綱領說明這一點。保加利亞社會黨說自己是“一個群眾性的黨，代表并捍衛勞動群眾的利益，為低收入階層提供社會保障，反對失業和貧困化”。羅馬尼亞社會民主主義黨強調“應實行真正的社會保障”。波蘭社會民主黨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說，必須重視三種力量：第一是工人，第二是農民，第三是青年；要“維護勞動權和社會保障權”。這里不是散發著濃濃的社會主義味道么？

民族主義非理性亢奮并非中國福音

有學者說，這幾年，民族主義洶涌澎湃。

我手里有兩個黃色棉布錢包，是朋友送的。一個錢包上印著“中國人必須領導一切”，另一個印著“全世界必須說中文”。朋友說這是在他家附近商店買的。我不知道別的國家有沒有出售這種產品的，印象中沒有。這可以作為上面那位學者的話的注腳。

美蘇冷戰結束之后，全球化加速，民族主義也趁勢而起。

最早是何新在1990年提出民族主義主張，要求反擊西方顛覆陰謀，加強愛國主義。

《戰略與管理》雜志在1994年和1996年分別發表兩組關于民族主義的討論，意見分歧。有學者提出，冷戰后民族主義思潮重新蔓延，“民族主義成為一種選擇”。

1994年創刊的《原道》雜志公開申明秉持文化民族主義立場：“從中國歷史的內在性和一貫性來理解和認識中國，積極探索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化表達方式，即是《原道》的追求目標?！鄙院缶謩e有學者發表文章論述文化民族主義，提出中國文明優越論。

1996年出版的暢銷書《中國可以說不》，掀起情緒化民族主義沖擊波，使民族主義議題從學界進入大眾領域。該書說：“美國正加緊組建反華俱樂部”，“蒼天當死，黃天當立”，“21世紀將是一個屬于中國人的世紀”，“世界上的一切和平進步，無一不得惠于中國的功德”，“我號召中國人要記住仇恨”，“我們要準備打仗！不要忌言準備打仗，不要怕這種自豪感會刺激什么人！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同年，還有主旨類同的《妖魔化中國的背后》一書問世。

2003年，有學者發表文章《走向政治民族》，提出在經濟轉型的同時實現政治轉型，要塑造一種新的政治機制，以適應社會結構變動，使多元分散利益凝聚為全民族利益和向心力，使中華民族成為政治成熟的民族。有人稱之為政治民族主義。

2009年，《中國不高興》一書問世，可看作《中國可以說不》的續作，書中說：西方對中國的圍堵越來越明目張膽，應該選擇同西方“有條件決裂”，“持劍經商”是崛起大國的制勝之道，應該勇于在國際上“除暴安良”……

奇妙的是，與《中國可以說不》出版時受到熱捧不同，《中國不高興》沒有得到媒體好評，頗多媒體甚至對此書持嘲諷態度。有文章解釋說，知識界經歷了啟蒙、加入WTO和奧運的歷練，多數認同全球化，現實中又從全球化受益，因此多多少少都有世界主義情懷，民族主義在他們那里沒有多少市場。

概括起來看，當下民族主義的諸多訴求中，反西方和抵制全球化是最突出的兩條。有學者評論說，民族主義有很強的非理性一面，現今中國的民族主義是長期積弱一朝發達的亢奮。中國經濟蒸蒸日上，經濟規模馬上要躍居世界第二，亢奮的民族主義只會加劇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緊張關系，只會有助于“中國威脅論”擴大市場，并非中國的福音。新儒家要求以儒學為官學，以儒教為國教

1980年代中后期，海外新儒家陸續介紹進來，刺激并促進了大陸新儒學繼梁、熊、馮、賀之后的再生。大陸一些新儒家認為，目下金錢至上、禮崩樂壞、人心淪喪，馬列主義不再有吸引力。可是人總離不開信

仰和精神支柱，因此儒學復興順理成章。

經過一段時間起步、研究、撰述之后，2003年至2005年，內地部分儒家學者正式提出建立儒教和儒家政治制度，引起激烈爭議，是為近年文化保守主義復興一大高潮。爭論的激烈程度，遠超此前關于讀經、國學熱、儒家私塾、改穿漢服的爭論。這是一個節點。以此為標志，大陸新儒學開始突破安身立命、成圣成德的個人心性儒學范疇，直指國家政治權力核心，因而發生了質的跳躍。

大陸儒教的倡導者要求把儒學樹為官學，以儒教為國教，建立儒家政治制度。因此，他們要求廢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把堯舜孔孟之道作為國家根本指導原則寫進憲法，上升為國家指導性意識形態。

還有儒家學者提出在中央層面成立元老院、通儒院，指導政治運行。有人要求舉行國祭，祭祀孔子，正式恢復孔子“大成至圣先師”封號，成為全民導師。

在財政方面，他們要求國家征收儒教遺產使用稅（包括歷代文廟、孔廟、城隍廟等大約40萬處），解決推進儒教的費用。在官員選拔方面，他們要求成立各級考試中心，有志者需通過“四書五經”考試才能取得做官資格。在教育方面，他們要求用儒教經典取代各級學校的意識形態經典，中小學都應讀經。

以上是所謂上行路線。

下行路線則是在全國民間普遍建立儒教社團，成立儒教協會，開展活動，鼓勵民眾建立儒教信仰，建立儒家生活方式。

有人提議恢復家族制。為了規避風險，減少阻力，建議先從韶山毛氏家族、四川廣安鄧氏家族、四川儀隴朱德家族做起，把族人管起來……

蔣慶認為，科學與民主是西化的表現，不是儒學原生內容。儒家強調道德責任而不贊成強調個人自由，儒家亦不贊成基于個人利益訴求的人權。如果實施西方自由民主，中國文化的根就消亡了，中國文化也就消亡了。蔣慶說，儒家最高政治理想是王道政治。王道政治不是由民作主，也不是以民為本，而是“為民而王”，也就是君王為民眾利益而治國平天下。

蔣慶不諱言，他這一套說法遭到“多數人激烈反對”。當然，本文中提到的其他各種思潮也都不贊成蔣慶的主張。

民粹主義破壞性手段終將使民眾受傷害

毛澤東曾說“民粹主義在中國與我們黨內的影響是很廣大的”，“在農民出身的黨員占多數的黨內是會長期存在的”，“所謂民粹主義，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經濟發展到社會主義經濟，中間不經過發展資本主義階段”。（《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毛澤東還說，民粹主義最終會變成反革命。毛澤東對民粹主義的認識，與俄國革命相關，來自列寧的論述框架。

1999年，胡繩發表文章批評孫中山和毛澤東的民粹主義。胡繩說，在中國革命過程中，一味斥責資本主義的罪惡，呼喚立刻實行社會主義，就是“染了民粹主義的色彩”。比如孫中山說，趁資本主義還少甚至還沒有的時候，趕快搞社會主義革命。至于毛澤東，1953年就宣布全面社會主義改造，步驟過激。還有就是1958年，工業化才發端，就說人民公社能夠進入共產主義，這種“窮過渡”是民粹主義。

胡繩還指出，太平天國消滅工商業和殺富濟貧的絕對平均主義，也是民粹主義。

胡繩的觀點遭到老左派公開抨擊。

目前，對民粹主義的認識、解釋與研究，已經超越了俄國理論框架。有學者說，目前世界正處于第三次民粹主義復興高潮。前兩次民粹主義代表性運動，一是19世紀末，美國西南部人民黨的激進運動和俄國知識分子“到民間去”鼓動農民革命的風潮；二是20世紀中葉，拉丁美洲的庇隆和阿連德所領導的民眾運動。目前，民粹主義再度成為人們關注熱點。

概括起來說，民粹主義的基本含義有以下幾項：

一是極端平民主義。以窮人的是非為是非，“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強調服從大眾情緒，反對精英主義，否定精英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認為合法性存在于群眾運動之中。

二是反對在間接民主基礎上的代議制民主。要求普通民眾直接參與政治決策過程，要求直接的“大民主”。

三是要求“均貧富”?！巴瑯邮侨?，有人富甲天下，有人一貧如洗，這太不公平了”，不惜以無償沒收等暴力手段實現均富目標。

四是視革命道德至高無上。認為道德只存在于底層大眾之中，底層大眾的裁決就是正義；認為道德高于法律，高于程序，特別崇拜那些從底層崛起的道德型、魅力型領袖。

五是訴諸街頭運動，訴諸暴力，熱衷于“推翻”、“革命”。多數人的行動，哪怕殺人放火，也是正義。

有學者指出，十月革命也給中國送來了民粹主義。過去中國經濟體制中的大鍋飯、平均分配、壓制市場競爭、“割資本主義尾巴”，都有民粹主義的濃重味道。

有學者說，所謂“知識越多越反動”，認為發明創造都是來自非知識階層，指知識分子為“臭老九”，把他們趕到農村和工廠接受再教育等反智主義，也是民粹主義。

社會轉型期正是民粹主義高發期。在中國實現市場經濟轉型的今天，民粹主義再度高漲。最具爆炸性的收入分配不公、官黑勾結、貧富分化等熱點，形成了有利于民粹主義滋長的土壤和氣候。一段時期以來，在老左派咒罵當今中國已經復辟資本主義的背景下出現的“毛澤東熱”、“文革熱”，以及老左派主張的“沒收私營房地產商的房子和財產，無償分給最需要房子的窮人”、“無產階級群眾運動萬歲”、“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資派”，就是民粹主義崛起的例證。

還有學者指出，重慶“釘子戶”事件中，法學家江平主張按照法院的裁決辦事，結果遭到網上痛罵；經濟學家茅于軾提出“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遭到炮轟，以及轟動一時的“富人原罪論”，都是活生生的民粹主義案例。

網絡已經成為充斥民粹主義話語的暴力場。貴州一官員全家被殺，網上歡呼：“只要是殺官家，我就舉雙手贊成！”

民粹主義當然是對社會不公以及腐敗的抗爭手段，但是它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常有破壞性，結果將給民眾帶來更大的傷害。民粹主義更多是激情的、浪漫的、非理性的。它在表面上是激進的，而在骨子里面，是害怕競爭的保守力量，因而具有深刻的反市場傾向和反現代化傾向。尤其當大眾被某些魅力型領袖控制利用的時候，群眾運動往往成為強制意志統一、壓制個人權利的反民主的專制手段，而對少數人的寬容和保護恰恰是民主的重要內容。

“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精英主義。中國改革的最大變化之一，是以精英主義取代民粹主義，結果是財富噴涌，經濟暴漲。但是，精英群體也魚龍混雜。當精英聯手維護自身利益，走向特權和腐敗的時候，也會刺激民粹主義，給社會造成很大危害。

就社會變革而言，精英的主張常常是溫和的漸進的，但這并不是維護特權、拖延變革的借口。中國歷史反復告訴我們，如果不積極推進理性變革，未來有可能出現大的動蕩，精英群體也將遭遇重創。

（作者系政論家、文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