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讀書筆記

《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講述了作者塞繆爾·亨廷頓關于冷戰格局瓦解后國際政治將如何演進而提出的文明的范式和思維框架。在20世紀80年代末蘇聯奔潰，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宣告了冷戰格局的崩潰。意識形態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和影響力已經不再重要，為此人們需要一個新的框架來理解政治，而與此同時伴隨著民族國家的重新抬頭。在這樣一個前提下，作者提出了文明的沖突的模式，強調文化在國際政治中起到的是主要作用。即冷戰后的世界，人民之間最重要的區別不再是意識形態的，政治的或經濟的，而是文化的區別；沖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世界的將是“文明的沖突”。

在這樣一個范式下，世界格局的決定因素表現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華文明，日本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印度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其中，不難預見西方文明在未來一段時間里依舊是最強大的文明，但是它的杈力相對于其他文明的確是在下降的，西方和非西方間力量的相互作用成為未來國際關系的主軸，同時也是未來國際沖突的主要根源。

引用作者自己的話，可以將文明沖突論概括為“文化和文化認同（最廣泛層面上的文明認同）形成了世界上的結合、分裂和沖突模式”

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亨廷頓是這樣用五部分來闡述這一命題的推論的：

第一部分:歷史上,全球政治第一次成為多極的和多文明的狀態;而現代化有別于西方化,它既未產生任何有意義的普世文明,也未產生非西方社會的西方化。

第二部分:文明之間的均勢正在發生變化:西方的影響在相對下降;亞洲文明正在擴張其經濟、軍事和政治權力;伊斯蘭世界正在出現人口爆炸,這造成了穰斯林

國家及其鄰國的不穩定;非西方文明一般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價值。

第三部分:以文明為基礎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現:文化類同的社會彼此合作;從一個文明轉變為另一個文明的努力沒有獲得成功;國家圍繞著它們文明的領導國家或核心國家來劃分自己的歸屬。

第四部分:西方國家的普世主義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沖突,最嚴重的是同伊斯蘭和中國的沖突;在區域層面的斷層線上的戰爭,很大程度上是穆斯林同非穆斯林的戰爭,產生了“親緣國家的集結“和更廣泛的逐步升級的威脅,并因此引起核心國家努力制止這些戰爭。

第五部分:西方的生存依賴于美國人重新肯定他們對西方的認同,以及西方人把自己的文明看作獨特的而不是普遍的,并且團結起來更新和保護自己的文化,使它免受來自非西方社會的挑戰。避免全球的文明戰爭要靠世界領導人愿意維持全球政治的多文明特征,并為此進行合作。

起初閱讀此書時，實話說我的內心是十分抵觸的。一方面是由于這本書晦澀難懂的專有名詞和冗長的定語復合句，這讓我的閱讀造成相當大的障礙；另一方面，總所周知，在處理國際關系的問題上，我們往往認同并習慣采用國家利益的沖突和意識形態作為我們的切入點，而作者卻另辟蹊徑，提出了文明沖突論，即沖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的觀點，與我對國際關系的固有認知產生了強列的矛盾，因此坦白來說我是不很認同此書的。但在閱讀過程中隨著思考的逐漸深入，我逐漸對作者的文明沖突論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也認識到了作者的觀點實際上是立足于理論層面的邏輯假設，我們所要做的是去理解和領域文明沖突理論的邏輯優美之處和精髓，而不應當僅僅跟據現如今與其理論相悖的現象或事實而加以否定，否則就會犯邏輯假定的錯誤。

縱觀全書，我認為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對于西方和非西方關系間的判斷。一方面是作者關于西方化和現代化的關系問題的判斷。作者認為，西方化這一概念其實來自于傳統的白人種族中心觀念。西方種族中心論者將世界分成了“我們”與“他們”，指出西方世界有義務將外部世界同化。

“現代化”則應該是另一個層面上比“西方化”更具有普遍意義的概念，其主要關注的是經濟方面的內容，包括工業化與城市化、富裕程度、教育水平、社會分工程度等等。盡管早期西方通過工業革命實現了飛速發展和資本的快速積累，使西方文明在18、19世紀成為了世界的中心。作為工業革命的起源地，西方世界率先完成了現代化進程，從某種程度上說現代西方文化可能是最接近“現代文明”的文化模式了，而事實上，作者認為西方化和現代化之間并無必然聯系，他甚至反對將西方文明和現代文明直接劃等號的。其原因在于“西方文明是誕生于現代文明之前的文明形態，其區別于其他文明的特質也是在之前確立的，兩者之間可以說是同胞兄弟，有很多相似之處，但是絕對不能簡單畫等號。”

從這一角度看自然而然，普世文明也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作者始終認為西方相對于非西方，其影響力確實是在不斷下降的，西方文明正在喪失世界的中心地位，非西方文明正在逐漸復興。在世界局勢上，目前幾乎所有國家都在推進自己的現代化進程。尤其是20世紀中后期東亞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

“東亞的經濟發展正改變著亞洲與西方的均勢，具體講是與美國之間的均勢。成功的經濟發展給創造出和受益于這一發展的國家帶來了自信和自我伸張。當東亞人在經濟上獲得更大成功時，他們便毫不猶豫地強調自己文化的獨特性，鼓吹他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優越于西方和其他社會。亞洲社會越來越無視美國的要求和利益，越來越有能力抵制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的壓力。”而毫無疑問，正是東亞的快速現代化為反西方提供了強大的自信來源。

這一點在中華文明的核心國家中國，和日本文明的典型代表日本身上體現得最為明顯，作者甚至流露出：中國將是美國未來最大的敵人的觀點。

由此可見，作者對西方文明的前景實際上是較為悲觀的，一方面他否定了普世主義和文化侵略，另一方面他主張西方人團結起來應對非西方文明的挑戰。而許多學者之所以抨擊文明沖突論，僅僅是將目光狹隘地放在作者文明沖突的假設前提，并無深刻探究作者理論的精髓。

總而言之，作者所提出的既不過于簡化也不過于復雜的文明沖突論的范式，為解釋戰后世界格局的演化提供了具有強大說服力的范式為我們的國際關系的研究和判斷提供了有益的理論支持，是一種十分有見地，有深度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