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世界銀行關于中國GDP數據的調整及其存在的問題

（內容提要：論文深入研究了世行調整中國GDp數據的原因、方法和結果，系統地闡述了90年代初以來中國統計體系和價格體制改革所取得的巨大進步，以事實為依據，利用大量翔實的資料，對世行的調整方法進行了逐項剖析，揭示出其存在的問題，闡明了這種調整方法已經不符合中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世行不應再調整中國GDp數據的基本觀點。

本文發表在《經濟研究》1999年第6期。）

90年代初，世界銀行派代表團對中國統計體系進行考察之后，發表了一篇考察報告：《轉換中的中國統計體系》。報告認為，中國統計體系雖然進行了深入的改革，但其在基本概念、調查范圍、調查方法等方面仍存在著很大缺陷:基本概念仍深深扎根于傳統的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MpS），調查范圍仍主要限于物質生產領域，調查方法仍以傳統的全面行政報表為主；中國價格體制雖然進行了許多重大改革，但仍保留著傳統價格體制的許多本質特征，許多產品的價格仍然處于政府控制之中。這些情況導致中國官方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數據的低估和速度的高估。1994年，世行發表了一篇專題報告：《中國人均GNp》。它以上述考察報告為依據，對中國官方1992年GDp數據進行了較大幅度的向上調整。世行公布的1993-1997年的中國人均GNp數據是在其調整后的中國1992年GDp（注1）總量數據和中國官方公布的經濟增長率數據基礎上計算出來的。因此，世行公布的中國1992-1997年人均GNp數據遠大于中國官方人均GNp（注2）的美元折算數。本文闡述世行關于中國官方1992年GDp數據的調整及其存在的問題。

一、世界銀行關于中國官方GDp數據的調整

世界銀行對中國官方GDp數據的調整包括三個方面內容：一致性調整、范圍調整和估價調整，綜合調整比率為34.3%。其中一致性調整和范圍調整是關于統計體系的不完善所做的調整，估價調整是關于價格體制的影響所做的調整。

世行關于中國官方GDp數據的調整情況簡要概括在表1中：

表1：世界銀行關于中國官方GDp數據的調整

調整項目 調整幅度 對GDp的影響(%)

自產自用的糧食 上調20% +0.8

存貨增加 下調1/3-1.6

福利服務 10%企業勞動力從事福利服務 +1.6

虧損補貼 補貼視作政府最終支出 +0.8

一致性調整合計 +1.6

糧食產出 上調10% +0.9

蔬菜產出 上調30% +2.3農村工業產出 上調10-15% +0.6

農村服務業產出 上調50-60% +6.5

住房服務支出 上調40% +1.5

范圍調整合計 11.7

住房服務 179.8% 1.5

全部其他行業-12.1%-43.0% 16.6

估價調整合計 18.3% 18.3

總計 34.3

注：

1、農村工業包括農村煤炭開采業、紡織業、消費品制造業和其他工業

2、農村服務業包括人文服務業、原材料服務業和其他服務業

3、全部其他行業包括糧食作物種植業、其他作物種植業、煤炭開采業、紡織業、消費品制造業、其他工業、人文服務業、原材料供應業、其他服務業

（一）一致性調整

從表1可以看出，世行關于中國官方1992年GDp數據的一致性調整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農民自產自用的糧食

世行認為,中國統計體系以低于市場的價格估價農民自己生產自己消費的糧食。它假定對這部分糧食進行一致性估價將使其價值增加20%,這種調整使GDp上升0.8%。

2、存貨增加

世行認為，中國對不能銷售或不能按計算產出時所采用的價格銷售的產出存貨增加的計算存在嚴重的不一致性。它認為，一般來說，如果這些存貨結轉另一年，并最終被廢棄或按大打折扣的價格銷售，中國沒有對GDp中的存貨增加做相應的調整。因此，存貨增加大于采用一致性估價所應有的價值量。世行因此將中國的存貨增加調低1/3，導致GDp下降1.6%。

3、福利服務

世行認為,中國企業改革的最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是將目前企業對職工提供的諸如住房、醫療等福利性服務市場化。這種改革的結果將導致GDp上升。世行假定有10%的勞動力從事相應的服務,并假定這些服務轉向市場化。通過投入產出計算,這種假定使GDp 上升1.6%。

4、企業虧損補貼

中國統計規定,企業虧損補貼作為GDp的負項。世行認為,在許多情況下,企業虧損是政府價格政策的結果。從經濟觀點來看,這種補貼是對以優惠價格提供貨物和服務的補償,統計上應當處理為政府的貨物和服務購買和政府對相應接受者的分配,即不應當作為GDp的負項,而應當作為正項包括在政府最終支出中。世行對這種處理方法進行了調整，結果使政府支出增加7%,導致GDp上升0.8%。

綜合上述結果,世行將中國官方1992年GDp數據上調了1.6%。

（二）范圍調整

從表1可以看出，世行關于中國官方1992年GDp數據的范圍調整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糧食

世行認為,中國的耕地面積被低估了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與衛星測量的耕地面積相比）；同時，樣本產量可能被高估了,綜合兩方面因素,將中國的糧食產出調高10%，導致GDp上升0.9%

2、蔬菜

世行認為,中國蔬菜產出價值的計算沒有反映單位面積的蔬菜實物產量隨時間和收獲周期而變化以及市場力量正在鼓勵蔬菜的非旺季生產(此時價格較高)情況,同時,蔬菜耕地面積的測算也是不準確的。考慮以上各方面因素,世行將中國的蔬菜產出價值調高30%,導致GDp上升2.3%。

3、農村工業

世行認為,村及村以下工業的產出被低估,因為相應企業通常沒有完整的財務報表和不屬于國家統計局直接管理的統計調查系統。農村工業的迅速發展和一定程度的偷漏稅情況影響到產出的低估。某些迅速增長的農村工業,如建筑材料工業,高價格和高利潤鼓勵了產出的低估。利潤低的行業,如煤炭開采業,也有低報的刺激,因為煤炭的自由市場價格較高。另外,世行也指出,為了夸大地方官員的政績,農村工業也出現了高估產出的現象。綜合上述因素,世行將中國農村工業產出調高10－15%，導致GDp上升0.6%。

4、農村服務業

世行認為,農村服務業,例如農村卡車和拖拉機運輸服務業發展的非常迅速，但是中國沒有一套系統的測算方案;農村服務業統計基本上沒有包括臨時生活和工作在城市的農村人從事的服務活動，例如大量的個體維修店的修理人員、小販、餐館老板、理發師和家庭傭人,等等。考慮上述因素,世行將農村服務業產出調高50%-60%，導致GDp上升6.5%。

5、居民住房服務

世行認為,中國居民住房服務既存在范圍方面的低估，也存在價格方面的低估。從范圍方面講，城市和農村住房服務統計都不完整。中國的住房服務價值是通過住房面積、造價和折舊率等資料推算出來的，但住房面積資料不完整，城市住房面積調查資料沒有包括居住在城市里的農村居民住房面積，農村住房面積調查范圍的不完整性更加突出。世行假定國家統計調查網絡覆蓋了中國所有住房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進而把中國的住房服務價值調高40%,導致GDp上升1.5%。

綜合上述結果,世行將中國官方1992年GDp數據上調了11.7%。

（三）估價調整

世行認為,由于扭曲的價格體制和生產率方面的差異,中國工業的土地和資本回報率遠高于其他行業，消費品制造業的回報率最高,服務業和煤炭行業的回報率最低,農業的回報率也比較低，中國進一步的價格改革將改變行業的營利狀況。世行試圖將各行業的土地和資本回報率調整到全國的平均水平。由于紡織行業在中國對外貿易中很重要,世行在估價調整過程中,保持該行業的價格不變，將住房和其他房地產業的價格提高,紡織業以外的消費者制造業的價格降低。世行利用1987年投入產出表對GDp進行了調整,結果使GDp上調18.3%。

綜合上述三個方面的調整結果,世行將中國官方1992年GDp數據上調了34.3%。

二、世界銀行關于中國GDp數據調整存在的問題

世行關于中國GDp數據的調整是建立在它對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統計體系和價格體制的了解和判斷基礎上的。90年代初以來，中國統計體系和價格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進步。就統計體系來說，隨著國民經濟核算制度的改革，基本概念和基本框架已經基本上實現了向國民經濟核算最新國際標準--聯合國1993年SNA的轉換；統計調查范圍已經由傳統的物質生產領域擴展到非物質生產領域；全面行政報表的統計調查方法已經被以普查為基礎，抽樣調查為主體的調查方法體系所取代；開展了多項普查，包括農業普查、工業普查、第三產業普查、基本單位普查，等等；許多專業統計采用了抽樣調查方法，例如農產品產量調查、農村和城市住戶調查、價格調查，等等。這一系列統計改革，使中國統計體系得到不斷完善。就價格體制來說，中國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改革，目前，市場價格已經成為中國價格體系的主體。

具體說來，世行關于中國GDp數據的調整至少存在以下若干方面問題：

（一）一致性調整問題

1、農民自產自用糧食的估價

中國農業統計規定，農民自產自用糧食的價值，按出售的綜合平均價格計算，這種綜合平均價格綜合了國家收購價格與市場價格兩種因素。近些年來，中國糧食連續獲得豐收，為了保護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國家的糧食收購價格已經高于，而不是低于市場價格，因此，上述綜合平均價格不會低于市場價格。世行關于中國統計體系以低于市場的價格估價農民自產自用的糧食的判斷，已經不符合中國目前的實際情況。

2、存貨增加

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還有相當一部分企業只考慮生產不考慮市場需求和贏利情況。這些企業生產出來的部分產品可能銷售不了，只能被廢棄或按大打折扣的價格處理。因此，就當時的情況來說，世行把中國的存貨增加調低三分之一，可能是不過分的。但是，自從黨的十四大把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確定為市場經濟體制以來，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市場需求和贏利狀況已經逐步成為企業生產決策的主要考慮。因此，企業生產的產品被廢棄或按打折扣的價格處理的情況明顯減少。所以，世行的調整比率不再適合中國目前的存貨產品銷售的實際情況。

3、福利服務

近些年來，中國進行的一系列企業制度改革，正在推動企業的福利性服務逐步走向市場化，企業從事福利性服務人員的比例正在逐步下降。因此，至少對于中國目前的企業情況來說，世行假定企業有10%的勞動力從事福利性服務的比例太高了，相應地對GDp的調整比例也就不合適了。

（二）范圍調整問題

1、糧食

中國官方統計的耕地面積數據確實低于衛星測量數據，但是，衛星測量出來的耕地面積包括25度以上的坡地、河灘地、輪休地、溝渠和田間道路等等。這些地不能視同正常的耕地。所以，中國官方的耕地面積數據與實際耕地面積之間的差距不像世行估計的那么大。另外，除了農業統計包括糧食產量調查外，農村住戶調查還編制農村住戶農業生產情況表和農村住戶糧食收支平衡表，分別反映農村住戶糧食生產情況和年初糧食結存、年內糧食收入、年內糧食支出、年末糧食結存情況。這些不同類型調查能夠對糧食產量統計起到校對作用。根據以上情況，中國的糧食產出數據與實際情況應當是比較吻合的，世行將其調高10%，必將導致GDp數據的高估。

2、牧業

世行斷定中國統計數據低估了農業產出，事實上，中國的經常性農業統計還存在高估的成分。全國農業普查結果表明，1996年統計年報中的肉類產量高估了22%，豬、牛、羊存欄頭數分別高估了20.7%，、21.1%和21.8%。因此農業總產出和農業增加值被高估了。針對這種情況，GDp應當相應地向下調整。這是世行所沒有料到的。

3、農村工業

全國第三次工業普查結果表明：由農業部鄉鎮企業管理部門統計的農村工業總產值數據高估了18000億元（1995年），占全部農村工業總產值的40%。顯然，與世行的判斷恰好相反，農村工業產出應當向下調整，而不應當向上調整。

4、農村服務業

世行關于中國農村服務業統計不完善的判斷和數據調整對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國統計狀況來說，是不過分的。但是，中國在1993至1995年開展了首次第三產業普查，對包括農村服務業在內的全部服務行業進行了全面調查，同時，根據普查資料對GDp歷史數據進行了較大幅度的調整：

表2：第三產業普查關于服務業增加值和GDp數據的調整比率(%)

年度 GDp 第三產業 運輸郵電通信業 商業 非物質服務業

1978 1.0 4.4 0.0 0.0 9.3

1980 1.1 5.2 0.0 0.0 9.6

1985 5.1 20.6 0.0 52.2 11.9

1986 5.3 21.2 0.0 58.1 12.41987 5.8 23.0 0.0 62.3 13.2

1988 6.1 23.4 0.0 65.1 10.7

1989 5.7 20.3 0.0 66.7 8.8

1990 4.8 17.2 2.7 67.6 8.5

1991 7.1 24.7 10.4 67.6 13.9

1992 9.3 33.1 9.5 88.7 21.7

1993 10.0 32.0 11.7 73.4 24.8

注：本表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4》和《中國統計年鑒，1995》計算。

事實上，這種調整已經大大超過世行對農村服務業的調整。例如，世行對農村服務業數據的調整導致1992年 GDp數據上升6.5%,而第三產業普查之后，中國對同年GDp數據的上調比例達9.3%。因此世行對中國農村服務業統計的判斷和數據調整已經不再適合中國目前的實際情況。

（三）估價調整問題

90年代初以來，中國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價格體制的目標模式，價格改革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嚴重扭曲的價格結構得到明顯改善。例如，從1990年到1997年，世行認為土地和資本回報率最低的服務業和煤炭工業價格分別上漲了222%和206%，而屬于土地和資本回報率最高的消費品制造業的食品工業和紡織工業價格僅分別上漲96.8%和60.3%。特別重要的是，目前，市場機制在中國貨物和服務價格形成中已經起了主導作用。貨物的價格基本上由市場決定，除部分服務業，如居民福利性住房服務業仍偏離市場價格外，絕大多數服務業的價格也由市場決定。即使那些偏離市場價格的服務業也正在迅速向市場價格過渡。例如，隨著住房制度的改革，住房服務將市場化，福利性住房服務不久將不復存在。

另外，有關部門在對33種具有代表性的商品進行國內外價格比較時發現，1998年11月，國內價格高于國際價格的有22種，占69%，其中包括小麥、玉米、大豆、豆油等農產品，硫酸、鹽酸、尿素等化工產品，汽油、柴油等能源產品，鋁錠、生鐵等冶金產品，等等。

總之，在中國的價格形成機制、價格規模和價格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如果世行仍然依據1987年投入產出表對各行業進行價格方面的調整，也勢必導致GDp數據的高估。

注1： 由于中國官方GDp和GNp數據差距不大，世界銀行在計算中國官方人均GNp時是以中國官方GDp數據，而不是以GNp數據為基礎。由于同樣的原因，本文對GDp和GNp不加區別。

注2：中國官方人均GNp是按人民幣計算的。

參考文獻——

1.Document of the World Bank No.13580-CHA:China GNp per Capita，December15,1994.2.世界銀行文件：《轉換中的中國統計體系》，國家統計局內部翻譯件。

3.國家統計局1998年制定：《國家統計報表制度》。

4.國家統計局1998年制定：《農村住戶調查方案》。

5.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94,1995，1997，1998），中國統計出版社 1994、1995、1997和1998年出版。

6.許憲春著：《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改革與發展》，經濟科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

7.《價格監測與分析》1998年第22期

第二篇：中國歷年GDP增長數據統計(1949-2008)

中國歷年GDP增長數據統計（1949-2008）

（1977—2008）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率：

1977 10.7%

1978 11.7%

1979 7.6%

1980 7.8%

1981 5.2%

1982 9.1%

1983 10.9%

1984 15.2%

1985 13.5%

1986 8.8%

1987 11.6%

1988 11.3%

1989 4.1%

1990 3.8%

1991 9.2%

1992 14.2%

1993 13.5%

1994 12.6%

1995 10.5% 1996 9.6%

1997 8.8%

1998 7.8%

1999 7.1%

2000 8.0%

2001 7.5%

2002 8.3%

2003 9.5%

2004 10.1%

2005 10.4%

2006 11.6%

2007 13%

2008 9%

新中國以來至（1950—1976）年工農業總產值的增長率：（此時中國官方沒有計算國內生產總值，工農業總產值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

（1948年沒數據，所以不知道增長率）

1949年 466億元

1950 23.4%

1951 19%

1952 18.3(73.8%比49年）

1953 30.3%

1954 9.4%

1955 5.6%

1956 16.5%

1957(67.84%比52年）第一個5年計劃

1958 32.2%

1959 19.5%

1960 5.4%

1961-31.0%

1962-10.1%(3.4%比57年）第二個5年計劃

大躍進、三年人禍－1959年至1961年

1963 9.5%

1964 17.6%

1965 20.4%(55.04%比62年)

1966 17.3%

1967-9.6%

1968-4.2%

1969 23.8%

1970 25.7%(58.08%比65年)第三個5年計劃

1971 12.2%

1972 4.5%

1973 9.2%

1974 1.4%

1975 11.9%(45.28%比70年)第四個5年計劃

1976 1.7%

1977 10.7%

1978 11.7%(25.75%比75年)結束到改革開放前夕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1949年GDP基數為1.00；1957年為2.91；1978年為13.50；2007年為200.00

1978年GDP基數為1.00；2007年為15.00。

用1978年大陸人均GDP為200美元推算(倒推法沒考慮人口增長)：

1975年人均GDP為159美元 1970年人均GDP為109美元

1965年人均GDP為69美元 1962年人均GDP為45美元

1957年人均GDP為43美元 1952年人均GDP為25美元

1949年人均GDP為15美元 按黃金價格計算則約為現在的2000元，當時黃金大概35美元/盎司

1949年－1970年世界石油價格穩定在1.9美元/桶，1973年3美元/桶，1974年12美元/桶。

2006年中國大陸人均GDP為 2300 美元，2006年臺灣人均GDP為 16000 美元，2007年臺灣人均GDP是中國大陸人均GDP的7倍

在1820-1952年期間世界經濟取得了巨大的進步，而中國由于技術落后、內亂和外國列強入侵，人均GDP反而從600美元下降到538美元，中國占世界GDP的份額從1/3下降到1/20。

中國在1952-1978年期間實行了新的國家治理模式，經濟增長明顯加速，GDP增長了3倍；不過人均收入只增長了80%，年增長率只有 2.3%，慢于世界平均2.6%的水平。屢屢發生的政治運動和種種體制缺陷導致了生產率下降。而1978年以來的30年改革時期中國經歷了高速增長，在世界GDP中的份額從5%增長到15%，全要素生產率每年增長接近3%，人均收入增長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

中國在改革期間的經濟表現相當卓越。分析人士總結8條原因（參考）：1）農業改革先行；2）保持了國家完整統一；3）海外華人的投資；4）起點低的后發優勢；5）計劃生育控制了人口出生率；6）防止了俄羅斯那樣的惡性通脹；7）沒有像俄羅斯那樣通過大規模廉價出售國有資產、創造超級富豪的方法來推進私有化，而是讓非國有企業發展來自然取代國有企業；8）實現了與世界經濟的接軌。

2006年年末全國總人口為131448萬人

1949年 54167萬

1953 年58796萬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1953年6月30日24時，全國人口總數為601,938,035人，（含大陸港澳臺人口），其中28個省、市、自治區為為58260萬人（不含港澳臺人口）

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1964年6月30日24時，全國人口總數為72307萬人，其中28個省、市、自治區為69,458萬人，性別比為105.5，港澳臺和國外華僑為2,849萬人。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截止1982年6月30日24時，全國人口為100391萬人（不含港澳臺人口），性別比為106.3。

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1990年7月1日0時的113368萬人（不含港澳臺人口），性別比為106.6。

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0時全國總人口為129533萬人。其中：祖國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不包括福建省的金門、馬祖等島嶼）和現役軍人的人口共126583萬人，性別比為106.7。香港特別行政區人口為678萬人，澳門特別行政區人口為44萬人，臺灣省和福建省的金門、馬祖等島嶼人口為2228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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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GDP(億元)GDP指數 GDP增長率 人均GDP(元/人)美元/人

1978 3645.2億元 100.0 0.0% 381元 226美元

1979 4062.6億元 107.6 7.6% 419元 269

1980 4545.6億元 116.0 7.8% 463元 309

1981 4891.6億元 122.1 5.3% 492元 288

1982 5323.4億元 133.1 9.0% 528元 279 1983 5962.7億元 147.6 10.9% 583元 295

1984 7208.1億元 170.0 15.2% 695元 299

1985 9016.0億元 192.9 13.5% 858元 292

1986 10275.2億元 210.0 8.9%

963元 279

1987 12058.6億元 234.3 11.6% 1112元 299

1988 15042.8億元

1989 16992.3億元

1990 18667.8億元

1991 21781.5億元

1992 26923.5億元

1993 35333.9億元

1994 48197.9億元

1995 60793.7億元

1996 71176.6億元

1997 78973.0億元

1998 84402.3億元

1999 89677.1億元

2000 99214.6億元

2001 109655.2億元

2002 120332.7億元

2003 135822.8億元

2004 159878.3億元

260.7 11.3% 1366元 271.3 4.1% 1519元 281.7 3.8% 1644元 307.6 9.2% 1893元 351.4 14.2% 2311元 400.4 14.0% 2998元 452.8 13.1% 4044元 502.3 10.9% 5046元 552.6 10.0% 5846元 603.9 9.3% 6420元 651.2 7.8% 6796元 700.9 7.6% 7159元 759.9 8.4% 7858元 823.0 8.3% 8622元 897.8 9.1% 9398元 987.8 10.0% 10542元 1087.4 10.1% 12336元367 403 355 419 520 469 703 775 821 864 945 1041 1135 1273 1490 343 604

2005 183084.8億元 1198.7 10.2% 14040元 1739

2006

211923.8億元 1337.7 11.6% 16024元 2052

2007 249530.6億元 1496.9 11.9% 18868元

2005 183867.9 億元 1200.8 10.4% 14103元

2006 210871.0 億元 1334.0 11.1% 16084元

2007 257306 億元 13.0%

2008 300670 億元 9.0%

注：人均GDP反映一國人們的富裕程度

總量GDP反映一國的經濟實力和市場規模

1971年以來歷年官方美元兌人民幣均價(1美元兌換)

年份 價格 年份 價格 年份 價格

1971年 2.462 1985年 2.937 1999年 8.278

1972年 2.245 1986年 3.453 2000年 8.279

1973年 1.989 1987年 3.722 2001年 8.277

1974年 1.961 1988年 3.722 2002年 8.277

1975年 1.859 1989年 3.765 2003年 8.277

1976年 1.941 1990年 4.783 2005年 8.0702（年末價）

1977年 1.858 1991年 5.323 2006年 7.8087（年末價）

1978年 1.684 1992年 5.516 2007年 7.39 ?

1979年 1.555 1993年 5.762 2008年 —

2553

1980年 1.498 1994年 8.619 2009年 —

1981年 1.705 1995年 8.351 2010年 —

1982年 1.893 1996年 8.314 2011年 —

1983年 1.976 1997年 8.290 2012年 —

1984年 2.320 1998年 8.279 2013年 —

=======================================

韓國歷年GDP

從1962年到1989年，保持了平均8%的經濟增長率。1982年到1987年，平均增長率為9.2%；1986年到1988年，平均增長 12.5%（漢城奧運會刺激）。1997年金融危機幾乎摧毀韓國經濟，1999年韓國經濟復蘇，增長率為9%（1999年）和10%（2000年）。2001年開始全球經濟發展減緩（global 3.3%），韓國保持了5%～6%的經濟發展，歸功于出口產品中HDTVs和手機的大量需求（與中國貿易大幅增長）。

1963年，人均GDP 100美元，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

1977年，人均GDP 1000美元；

1987年，人均GDP 3000美元；

1997年，人均GDP 10000美元；

2007年，人均GDP 15000美元；

其1963年到1987年的經濟發展被稱為“Miracle on the Han River” Samsung Tower Palace（在韓國，被認為是財富的象征）

中國的2001年－2010年的發展相當于韓國的1977年－1987年，人均GDP很有可能從1000美元增長到3000美元，這黃金10年兩國旗鼓相當，只是晚了20年。

現在就看1987－1997年韓國人均GDP從3000美元增長到10000美元的時期，中國能否在2011年－2020年趕超？

第三篇：信息部存在問題及調整意見

信息部存在問題及調整意見

超市經營已經有月余，經過一個月的調整和時間，信息部已經基本進入正常化工作狀態，但是，目前還有很多問題存在著問題，這些問題直接導致超市經營狀態的好壞。關系到超市的每一個環節。

信息部與收貨部配合銜接中存在的問題

在信息入庫中，收貨部沒有正確執行公司的一些制度，沒有準確的按照公司采購部門出具的訂貨單據驗貨，往往按照供應商提供的隨貨單驗貨，條碼缺失，商品信息不準確，字跡模糊，數量不明確，大小包裝不標記。這些問題的存在，直接導致信息部工作量增大。信息部在沒有接觸商品的前提下，容易造成商品信息入庫不準確，造成負庫存。同時大小包裝也是造成負庫存的一個原因。

信息部與營運部門之間存在的問題

在活動商品錄入，商品物價調整等方面，公司沒有正確的管理制度，致使商品價格調整混亂，往往促銷員，理貨員直接來調價。同時活動商品不明確，導致商品促銷變價不及時，變價混亂。同時促銷商品信息不完整，有很多商品無進價，直接導致商品銷售負毛利銷售，同時活動方式無標記。信息部調整意見

1.由于前期商品把握不正確，造成商品信息負毛利銷售、信息負庫存銷售。必須在近期做一個盤點，正確調整庫存。調整商品信息。

2.信息部人員資源較少，工作量較大，商品信息入庫，調整商品信息，維護銷售系統安全，再人員配置中，稍顯欠缺，希望公司能考慮實際，增加一名工作人員。3.盡快出臺管理制度，完善公司管理體制。做到有條理可尋。提高工作效率。

百貨大樓生活超市信息部

2011.10.1

第四篇：世界銀行中國貧困評估報告

世行發布中國貧困評估報告?

2009-04-17 23:29文章來源：聯合國

文章類型：轉載內容分類 ：新聞

世界銀行4月8日發布的中國貧困評估報告指出，在過去25年里，中國這個人口大國在扶貧方面取得的進展讓人嘆服。按照中國官方貧困標準計算，中國農村 的貧困率從1981年的18.5%下降到了2004年的2.8%，農村貧困人口的數量從1.52億下降到2600萬。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計算，中國的扶貧 成就則更為顯著。從1981年到2004年，貧困率從65%下降到10%，貧困人口的絕對數量從6.52 億降至1.35億，5億多人擺脫了貧困。世界銀行指出，在同一期間，全部發展中國家貧困人口的絕對數量從15億減少到了11億。如果沒有中國的扶貧努力，在20世紀的最后20年，發展中國家貧困人口數量不會有所減少。不過，報告同時指出，由于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按照國際標準度量，中國的貧困人口人數仍然 很多，在國際上排名僅次于印度。

第五篇：中國商品交易所存在問題

一些地區為推進權益（如股權、產權等）和商品市場發展，陸續批準設立了一些從事產權交易、文化藝術品交易和大宗商品中遠期交易等各種類型的交易場所

證券和期貨交易更是具有特殊的金融屬性和風險屬性

建立由證監會牽頭，有關部門參加的“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部際聯席會議”（以下簡稱聯席會議）制度.對經國務院或國務院金融管理部門批準設立從事金融產品交易的交易場所，由國務院金融管理部門負責日常監管。其他交易場所均由省級人民政府按照屬地管理原則負責監管

不得將任何權益拆分為均等份額公開發行，不得采取集中競價、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進行交易；不得將權益按照標準化交易單位持續掛牌交易，任何投資者買入后賣出或賣出后買入同一交易品種的時間間隔不得少于5個交易日；權益持有人累計不得超過200人。

不得以集中競價、電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進行標準化合約交易。

（清整聯辦〔2015〕7號）

中央宣傳部、國家網信辦、高法院、高檢院、發展改革委、科技部、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財政部、國土資源部、環境保護部、農業部、商務部、文化部、人民銀行、國資委、工商總局、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林業局、知識產權局、法制辦、銀監會、保監會辦公廳（辦公室、秘書局、秘書行政司）：

為貫徹落實《國務院關于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切實防范金融風險的決定》（國發〔2011〕38號）、《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的實施意見》（國辦發〔2012〕37號）的規定，做好貴金屬類交易場所（包括專營和兼營貴金屬交易的場所）整頓規范工作，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部際聯席會議有關成員單位和相關部門商定，聯合開展貴金屬類交易場所專項整治工作，現將《貴金屬類交易場所專項整治工作安排》予以印發，請各單位按照職責分工抓好落實。

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

（中國證監會辦公廳代章）

2015年8月20日

貴金屬類交易場所專項整治工作安排

按照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部際聯席會議（以下簡稱聯席會議）統一部署，各省（區、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7至9月組織有關部門開展了各類交易場所現場檢查。檢查發現，經過清理整頓，多數交易場所能夠依法合規經營，發揮服務實體經濟的功能作用，但一些商品類交易場所存在違規行為死灰復燃問題，其中貴金屬類交易場所（包括專營和兼營貴金屬交易的場所）違規情形尤為嚴重。2015年以來，針對貴金屬等大宗商品類交易場所的信訪投訴劇增，反映出貴金屬類交易場所的整改規范進展遲緩。為有效遏制貴金屬類交易場所違規行為，防范金融風險，維護社會穩定，聯席會議有關成員單位和相關部門商定，聯合開展貴金屬類交易場所專項整治工作。專項整治的具體措施與職責分工如下：

一、指導和督促媒體加強自我管理，履行社會責任，維護社會公信力，不為違法違規交易行為提供任何信息服務。切實加強輿論引導，營造良好氛圍環境。（中央宣傳部）

二、協調從事廣告聯盟業務的互聯網企業以及主要網站、論壇停止為貴金屬類交易場所/ 4

及其會員、代理商、居間商進行廣告宣傳、業務推廣、行情發布、信息發布。督導各網絡媒體加強審發環節管理，不與未取得證券期貨業務資格的機構開展涉及證券期貨活動的商業合作，不為其提供證券期貨業務類廣告宣傳、信息發布等服務。協調提供搜索服務和即時通信、社交網絡工具的互聯網企業，在社會公眾搜索、使用某些敏感詞時，向其提示風險。（國家網信辦）

三、叫停除國務院或國務院金融管理部門批準設立的交易場所、依法設立的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以及專門從事貴金屬經營的實體店以外的各類交易平臺通過電視臺、電臺、報紙、期刊等媒體進行的貴金屬廣告宣傳、行情發布等推廣活動，包括交易平臺會員、代理商、居間商的貴金屬宣傳推廣活動。（新聞出版廣電總局）

四、加強廣告監管，依法打擊違法違規貴金屬交易廣告，加大違法廣告曝光力度，凈化廣告市場。（工商總局）

五、督促鄭大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北京金網安泰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北京時力科技有限公司、杭州高達軟件系統有限公司、恒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等企業所在地軟件產業主管部門采取約談等方式，要求上述公司認真清理自查已有交易軟件產品，對不符合國發〔2011〕38號、國辦發〔2012〕37號文件規定的，堅決從快予以整改完善。要求交易軟件提供商進一步加強自律，對違反規定的有關企業依法予以處理。（工業和信息化部）

六、督促銀行等金融機構、第三方支付機構落實國發〔2011〕38號、國辦發〔2012〕37號文件要求，不為違規交易場所提供開戶、托管、資金劃轉、代理買賣、支付清算、投資咨詢等服務。（人民銀行、銀監會）

七、部署查處一批貴金屬類交易場所涉嫌經濟犯罪案件。嚴厲打擊利用互聯網等渠道進行非法經營、詐騙等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破壞社會穩定的違法犯罪活動，依法嚴懲違法犯罪分子，并適時曝光典型案例。（公安部）

八、指導各地商務主管部門加強對白銀等貴金屬（黃金除外）現貨市場的行業管理，要求貴金屬類交易場所回歸現貨市場。貫徹落實《商品現貨市場交易特別規定（試行）》，做好全國商品現貨市場的規劃、信息、統計等行業管理工作，引導商品現貨市場規范發展。（商務部）

九、在牽頭擬訂或審查全國或區域性改革方案、發展規劃時，充分關注清理整頓有關政策，有關表述要與國辦發〔2012〕37號文件關于設立交易場所應當“統籌規劃、合理布局、審慎審批”的要求相一致，指導各地盡量依托現有交易平臺開展相關業務。（發展改革委）

十、配合有關部門研究推進證券期貨交易場所以外的其他交易場所監管立法工作，規范有關權益和商品交易活動，明確違法違規行為的法律責任等事項，逐步健全交易場所監管法規體系。（法制辦）

十一、做好聯席會議辦公室各項日常工作，與各單位積極溝通協調，推動專項整治工作有序進行。同時，督促各地政府落實屬地管理責任，完善長效管理機制，促進各類交易場所規范健康發展。（證監會）

大宗商品電子交易的現貨交易模式，與商品期貨交易模式的高度同質化問題，一直以來都成為我國大宗商品現貨電子交易市場，屢犯政策禁忌，并至今仍在不斷地被政策、法規“清理整頓”的主要誘因之一。

交易市場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隨著近年來國內各類大宗商品電子交易市場的快速發展，原本客觀存在的一些問題和風險也逐漸暴露出來。時至今日，筆者為您總結了大宗商品電子交易市場在發展中所暴露的主/ 4

要問題。

1、缺乏規范的法律、法規市場監管主體不明確

大宗商品電子交易市場在交易模式、風險控制、結算方式等方面，均效仿了期貨的相關機制，但卻缺乏類似《期貨交易管理條例》等具有法律效應的管理辦法來規范，準入門檻甚至低于傳統市場，風險承擔與其經營規模明顯不匹配。

此外，大宗商品電子交易市場缺乏統一的監管主體，政出多門。因此，多數情況下交易所本身具有較大的特權，隨意性較大，沒有能對市場行為實施有效監管的第三方。另外，還包括風險管理機制缺失。

2、對現貨市場的認識存在誤區

大宗商品現貨市場應該以服務大宗商品現貨生產及貿易流通為經營目的，然而，由于其采用的交易機制與期貨交易存在諸多相同之處，使得大宗商品電子交易被很多人稱為“準期貨”、“類期貨”，再加之很多市場管理者、經營者，還在經營過程中“有意誤導”。這些誤區、誤導，導致無論是投資者、還是市場的經營者，在市場運行過程中均未重視電子交易市場聯系現貨、服務現貨的特點，投資者甚至無法了解到期貨市場和電子交易市場的區別，而市場經營者則有意或無意地利用這一誤解以獲取大量盈利。

3、部分偽“非營利”模式導致市場存在利益糾葛。

現貨交易所雖然是非營利性機構，但還是有部分大宗商品交易市場為了追求贏利，放松了對市場會員的監督管理，降低了對交易者的硬性約束，鼓勵投機，造成了市場高成交、低交割，以及欺詐行為等問題的層出不窮。

這7家交易所分別是：天津貴金屬交易所、江蘇大圓銀泰貴金屬現貨電子交易市場、浙江新華大宗商品交易中心、遼寧東北亞貴金屬交易所、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北京石油交易所、深圳石油化工交易所。

在此之前，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將現貨白銀等八個交易品種停開新倉，26日起現貨電子交易業務停止交易商開戶。遼寧東北亞貴金屬交易所（下稱東交所）從26日起逐步提高貴金屬品種保證金至100%，停止建立新倉，并于11月16日強制平倉和下線，停止開展貴金屬交易業務，未來轉型為金融資產交易所。

10月30日，深圳石油化工交易所（下稱深油所）發布公告表示，包括“前海油10”等交易品種將陸續提高保證金，并自11月19日起停止創建新訂單，11月30日所有交易品種正式下線。

“保證金比例提高到100%，等于是沒有了杠桿，停止開倉、開戶也就等同于暫時關門了。”一位大宗商品現貨電子交易資深市場人士告訴界面新聞。

商務部尚未批準任何一家交易市場從事原油、成品油交易，而這些交易的實質是打著現貨交易名義進行電子期貨交易。

信訪投訴對象主要有天津貴金屬交易所、江蘇大圓銀泰貴金屬現貨電子交易市場、浙江新華大宗商品交易中心、遼寧東北亞貴金屬交易所、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北京石油交易所、深圳石油化工交易所等。

投資者反映的問題主要有“交易場所及會員機構、代理商開展違規交易”、“欺騙誤導消費者”、“操縱市場”、“部分地方政府及其有關部門不作為”等。

在這位資深市場人士看來，“在下發38號文（《國務院關于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切實防范金融風險的決定》）（國發[2011]38號）之后，各地確實關停了一批交易所，不過在這之后又迅速反彈，數量較整頓之前增加了五六倍。”他說，38號文確定了屬地管理的原則之后，/ 4

審批監管權力下放，這使得交易所的審批監管出現了各地為政的局面，權力下放后徹底失控，整頓進行了四年，現在嚴格按照“38號文”規定來檢查的話，沒有一家符合規定。/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