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論我國當代司法制度改革

淺談我國司法體制改革

法政學院06法61班06033068王銀生

【摘要】本文對我國司法制度存在的一些諸如司法權地方化、司法權行政化等問題進行了分析和思考，并在此基礎上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提出了改革、完善我國司法制度的方法和對策。

【關鍵詞】司法改革司法公正司法體制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政治經濟形勢和社會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現行的司法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日益顯露出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滿足市場經濟的需要。目前，司法改革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越來越多的人們對所謂的司法不公、司法腐敗表現出的強烈不滿，為司法改革提供了難得的契機與動力。司法改革已經成為時下整個社會的強烈期待。因此，盡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發揮司法職能為市場經濟服務，成為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

一當前我國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司法權地方化

由于我國現行的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區域設置的，司法機構的人、財、物等有形資源均由各級行政機關支配和管理，具體表現為：一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經費依靠地方政府供給；二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人員編制由地方政府決定，法官及院長由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工作條件的改善、裝備的更新依賴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的批準。這種體制上的弊端導致司法機關在適用法律解決案件時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潛在的威脅。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喪失了作為國家司法機關應有的中立性而淪為保護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國家的司法活動地方化，使國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僅嚴重制約了審判工作的發展，而且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一，直接影響國家法律的權威。

（二）司法權行政化

由于受到傳統文化的制約，我國的司法體制、運行過程帶有明顯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國家機關的外部關系上，法院往往被視為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的一個專門負責司法活動的職能部門，它和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的其他下屬部門之間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機關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從法院內部結構看，司法行政化表現為從檢察長（院長）、副檢察長（副院長）、處（科、庭）長到普通檢察官、法官形成一個等級體系，這種等級是按照行政官員的職級套用的。工資獎金也一律只與其行政級別掛鉤。行政性職級成為檢察官、法官能力與水平高低的計量器。從而使司法過程貫穿著強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難以獨立、自主的進行審理，必然影響司法公正的實現。

(三)法官素質不高

我國的法官隊伍基本上形成于《法官法》頒布以前。當時以工代干的人可以成為法官，法院的司機、打字員能提成法官，還有復轉軍人等皆可輕而易舉地成為法官。《法官法》將法官入門的起點規定為大學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國法院符合規定的卻不足三分之一。長期以來人們對法官職業認識上的偏差，導致了法官選拔標準與程序上的偏差，表現為：一是準入條件過低，導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國，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試和人大任命審判員考試內容難度尚不及律師資格考試，無論是否經過正規的法律 教育，是否有從事法律職業的知識背景，是否從事審判工作，有無審判職稱等，都屬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國法官絕對數量龐大，與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較低，不利于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審判員由同級人大常委會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夠高。而且，助理審判員由本院院長任命，而助理審判員也屬于法官，這樣無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實際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質的法官給法院工作帶來了很不利的影響，直接產生兩個方面的惡果。一方面是錯案往往難免，由于一些法官素質不高，對法條理解能力偏低，對證據的判斷失誤，不能勝任高度專業化的審判工作；辦案水平低，超審限辦案問題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對審判技能的熟練掌握和運用，審判技能較差，無法獨立地、高質量地處理復雜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賦予的公正司法的職責；另一方面是法官違法違紀情況時有發生。有的法官甚至貪贓枉法，辦“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殉私舞弊。這兩個惡果已嚴重危害了法院的權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四）審判方式不科學

1、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審判方式是法官職權主義，由法官一手操作立案、調查取證、審理、裁判等全過程。而這種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閉進行，從而使審判權的行使得不到監督和制約，給法官偏袒一方創造了條件，這種“暗箱操作”難以保證實體公正的結果。

2、在我國，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都是審判組織。合議庭負責審理絕大部分案件，審判委員會則對合議庭審理的重大、復雜、疑難案件進行討論并作出決定。但在實踐中，許多合議庭只是負責審查事實，提出適用法律的意見，最終判決則是通過請示領導等方式得到了最終結論后才能作出和宣判，從而導致了“先定后審”的走過場現象；法官對案件只有審理的權力，而無裁判的權力，審判委員會集權太多，討論案件過多，而審判委員會成員又大多不參予具體案件的審理，這就形成了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判分離的現象；這不僅不利于調動審判人員的積極性，還人為地延長了審判時間，導致超審限現象的出現。由于集體討論，責任分散，出了錯案無人負責，違法審判的責任追究落實不了。

3、法院的審判結果最終要體現在裁判文書上。而過去裁判文書存在的突出問題是不講理，既不講判決的道理，也不講判決的法理，使當事人不信服，導致上訴、申訴居高不下。因此，為了實現審判結果的公正，體現裁判結果的法律文書的改革勢在必行。

（五）“執行難”問題

生效的判決應當執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應當受到保護，這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項重要職能。但多年來，法院“執行難”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已成為困擾法院工作，影響國家改革開放

經濟建設的突出問題。執行機構互不隸屬，力量分散，裝備薄弱，嚴重制約執行效率，影響執行效果；整個社會的協助執行觀念仍很淡薄，對生效的法律文書缺乏應有的尊重；少數領導干部濫用權力，以權壓法，公然非法干預人民法院的執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書得不到執行，就會動搖人民群眾對國家法律的信心，損害法律的尊嚴。當發生糾紛時，許多當事人要么是“屈死不告狀”，自認倒霉；要么是以私了方式解決；更有甚者，雇傭社會黑勢力，以“黑”對“黑”，因經濟糾紛引起殺人越貨、綁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時有發生，“執行難”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大痼疾。

（六）司法腐敗嚴重

司法腐敗，是對當今社會危害最大的腐敗，因為它危害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公平正義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敗表現在個人身上，就是將公共權力私有化；表現在地方，是將公共權力地方化。國家賦予司法人員的職權，成為個人、地方謀取個人私利、部門利益、行業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動被用作權錢交易的工具。近幾年來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賄受賄，執法犯法，貪贓枉法；有些法院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導致司法不公的問題較突出。比如200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受賄一案，就是明顯的司法腐敗的案件。這些司法腐敗現象，引起了社會的強烈不滿，不僅嚴重地損害了司法機關的形象和司法的權威,而且嚴重地敗壞了黨和國家的崇高威望。已經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二、關于我國司法制度改革的幾點思考

1、改革司法體制，確保司法獨立

司法獨立是司法的內在規律,也是現代司法的一項基本原則。盡管我國在1954年憲法中就明確規定了審判獨立的原則,在1982年的憲法里再次規定了這一原則.但從1954年到現在，50多年過去了,這一原則的實現情況卻很不理想。實現司法獨立是我們實現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國家的司法審判權只能有國家的司法審判機關來行使，其它任何機關均不得行使這項權力。為了使法院擺脫行政的束縛，就必須改革現有法院的組織方式、司法人員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變各級地方司法機關的財政體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機關按行政區劃設置的體系，創制出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可使司法機關免受利益誘惑和其他地方權力影響的司法體系。同時還必須改革現行司法機關的財政、人事體制，讓司法機關擺脫在經費上對地方上的依賴，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在于：（1）改“平行管理”模式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級行政機關對司法機關人、財、物的決定權和供應權，改由中央統一管理。地方不再負擔司法機關的經費。充分發揮中央對地方司法權的支配作用，從而實現國家法制的統一。（2）將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務分中央和地方兩級進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的管理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的管理權。

2、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審判人員的整體素質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從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據審判規律而形成的模式轉換，全面提高司法人員的隊伍素質，建立嚴格的選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資格取得的難度，嚴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選拔關，要嚴格按照修正

后的法官法、檢察官法和國家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選拔、任用、管理法官、檢察官，要大力拓展經過正規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進入司法機關的渠道，建立一套從律師隊伍中選拔檢察官、法官的制度，堅決杜絕非專業人員進入司法隊伍從事司法工作。調離、辭退業務能力低下的檢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級選任，縮減法官人數，實現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訓機制，實行法官輪訓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業務、熟悉國際貿易規則、懂外語的專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會的優秀人才充實到法官隊伍中來。在法院組織體系、人事體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與地方政府發生脫離，通過人事制度改革以減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

3、改革審判方式，確保程序公正

審判方式的改革首先應以審判公開為核心，公開審判的實質就是要當庭舉證、質證、認證和裁判，案件事實調查和認定的整個過程都應當在法庭公開。其次要改革審判方式：一是庭審方式要從詢問制向對抗制轉變，強調當事人舉證，加強對證據的質證和開庭辯論，充分發揮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參與訴訟的積極性。把開庭審理的過程真正變成調查案件事實、核實證據和雙方當事人說理辯論的過程；二是審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獨立負責的責任制，改革現行合議制與審判委員會制，建立主審法官制。改變現行中的審判集體負責制，要改變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與判脫節的狀況，取消層層審批制度，使參加案件審理的主審法官享有獨立裁判的權力，同時讓其真正獨立地負起責任。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應對主審法官起監督和指導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審法官承擔責任，一旦出現錯案，應由主審法官個人承擔責任。同時還要確定法官獨立審判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并且對違反該行為規范的后果作出具體規定，從而在制度上確保審判是在嚴格遵循訴訟程序的前提之下實現的。三是簡化訴訟程序，真正體現“兩便”原則，避免重復勞動，以最少的訴訟消耗，取得最佳的審判效果。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實現案件繁簡分離，從機制上確保案件審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經濟糾紛，能得以及時處理，及時解決。四是凡是能夠調解，當事人也愿意調解的，開庭前可以調解，庭上庭下也可以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由審判庭予以受理和審判，不應久調不決。

4、切實解決“執行難”

切實解決“執行難”，維護法律的權威，使審判的正義、高效、有序落到實處，必須加快建立執行工作的新體制和新機制，設立獨立執行局，對執行工作實行統一管理和協調，統一調度指揮執行裝備和力量，組織進行集中執行；確定執行重點地區、重點案件，組織、實施對重大案件的專項執行。各級法院還要積極探索解決執行難的有效途徑，強化執行措施，加大執行力度，依法懲處拒不執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為，維護案件勝訴方的合法權益。規范執行程序和秩序，對秩序中應當公開的事項一律公開，增大執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覺將人民法院的執行活動充分置于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同時，加大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執行救濟，提高執行的公信度。

中國當前正在進行的司法改革既是制度性法律文化的一次變革，又是觀念性法律文化的一次重大革命。這種文化轉折的雙重性決定了中國司法改革的進程必將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注釋：

1、有的學者認為，司法獨立可以在不同的層面上討論，在初級層面上，整個司法

體系獨立于外部干預是最基本的。但是，假如沒有不同審級法院以及各個法官之間的相互獨立，司法獨立仍然是不完整的。因此，為擺脫地方干預而改由上級法院“領導”下級法院，多多少少有以一種錯誤的實踐為另一種同樣錯誤的實踐辯護的傾向。見賀衛方：《司法的理念與制度》，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134頁。應該承認，建立一種完全的、不受任何外界和上級法院干預和“領導”的法官個人獨立審判的制度，在中國是一種較為理想化的理論假設，因為我們的司法不可能脫離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而我們提出變當前的 “塊塊領導”為“條條領導”，正是在充分慮及中國國情的基礎上改進和完善黨對司法工作領導的一種較為穩妥、可行的方案。

2、有的學者認為：當我們希望改進中國的法律和司法制度時，法官這一職業是特

別需要關注的。法官基于職業的原因，使他比立法者和學者更能具體地、直接地了解現行法律中的問題，只有法官才能在程序內，通過技術化的方法平息爭紛，協調各種不同利益，使社會平穩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司法改革中，法官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法官形成一個職業群體，中國才可望實現法治。參見李盾《法官培訓與司法改革》載《程序、正義與現代化——外國法學家在華演講錄》，宋冰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86頁。

有的學者認為：在法官法頒布之前，我國法官來源主要以調干和復員轉業軍人為主體，這就造成了法官群體在知識結構上的不合理和理論水平上的參差不齊，這種結構性缺陷表現為：1成人教育培養的多，正規院校培養的少。成人教育培養出來的法官具有三個局限性，即缺乏寬厚的人文素養、缺乏扎實系統的理論功底、未養成以法律的概念去思考問題的習慣。2經驗型的人多，知識型的人少；3單一型的人多，復合型的人少。參見李漢昌：《司法制度改革背景下法官素質與法官教育之透視》，載《中國法學》2000年第1期。

有的學者認為：中國的司法改革應當走“從技術到制度”的道路，即要求每一個司法技術問題趨于合理化，從而象建筑施工一樣，由一塊塊合理化之磚而奠定司法大廈的合理化基礎。見龍宗智：《相對合理主義》，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頁。季衛東先生認為：我國并非沒有程序。問題是這些程序太薄弱，而且沒有經歷過現代意義上的合理化的過程；甚至即使在有程序的方面，許多人也不按理出牌。形成這種無視規矩的局面，其原因十分復雜，其歷史也非三年五載。因此，要建立和健全現代程序并且行之有效并非易事。見季衛東著《法治秩序的建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頁。

3、4、

第二篇：美國司法制度對我國司法制度改革的影響

美國司法制度對我國司法制度改革的影響

一、美國司法制度

美國屬于普通法法系國家，普通法法系是指英國中世紀以來的法律，特別是以它的普通法為基礎發展起來的法律的總稱，普通法又稱判例法，法官在法律創制中發揮著主要作用。19世紀中葉普通法在美國得以確立，美國法的成文憲法、聯邦法律和各州法律并存等獨創性制度對世界各國法律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美國的陪審團制度

陪審團制度是美國訴訟程序中的代表制度，表達了美國司法制度的特征。美國陪審團制度是指國家審判機關依據法律或者民間慣例，吸收非職業法官的普通民眾作為陪審團成員，與職業法官共同行使審判權的一種司法民主制度。1《美國憲法》第六修正案規定：“在一切刑事訴訟中，被告有權由犯罪行為發生地的州和地區的公正陪審團予以迅速和公開的審判。”當事人有權要求法院使用陪審團審判。在庭審調查和法官指示結束之后，由陪審團成員對案件進行評議，陪審團評議后投票作出裁決。如果達成了一致意見或符合制定法所規定的不一致意見則作出裁決并告知法官，由法官審查裁決書的形式要件后交由陪審團長或由法官本人在庭上公開宣讀。訴訟雙方有權要求法官在公開的法庭上詢問每一位陪審團的成員，讓他們各自回答裁決結果。2

在美國的司法發展史中，陪審團制度因其獨特的功能和價值而意義重大，對美國訴訟制度的建構和運行起到了塑造性和支柱性的作用。這個制度不但作為程序的一部分而且有其自身的重要性，它影響了法庭程序的很多方面，美國法律的許多特點都是與陪審團制度環環相扣的，他們相輔相成、共同促進。現代美國陪審團的責任是從證據中找出并認定事實、證據和事實裁決案件，具有明顯的自我保護功能、教育功能和增強民眾民主意識的作用。

（二）美國的法院系統設置

美國法院系統分為聯邦和各州兩大系統。名稱和審級不盡相同，管轄權限錯綜復雜。法院一般是民事刑事兼理，均采取陪審制。檢察官受司法部領導，配屬 12 錢弘道：《英美法講座》，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93 《聯邦訴訟程序規制》第31條(C)規定，“宣告裁決時，在裁決記錄到案之前，如經一方當事人要求或法庭仔細決定，可以逐一詢問陪審員” 于各級法院。聯邦系統法院管轄的案件主要為涉及聯邦憲法、法律或國際條約的案件、一方當事人為聯邦政府的案件、涉及外國政府代理人的案件、公海上或國境內供對外貿易和州際貿易之用的通航水域案件，不同州之間，不同州公民之間的爭議以及州政府向它州公民提起訴訟。聯邦系統法院包括聯邦地方法院、聯邦上訴法院、美國最高法院和專門法院。州系統法院包括基層法院、州上訴法院和州最高法院。美國的法院系統具有多層次多層級各司其職的特征，保障了美國司法系統的有效運行。

二、我國現行司法制度存在的問題

我國現行司法制度是在新中國成立后逐步建立和發展起來的，由于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我國現行司法制度因其自身的缺陷已難以適應我國法律的有效實施和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需要。

（一）司法權的地方化

從司法機關與其他國家機關或組織的關系上看，司法機關在人、財、物等方面受制于其他國家機關和組織。特別是由于地方司法機關受制于地方政府、地方權力機關和地方黨委，由此導致了司法權的地方化。我國是單一制國家，各級司法機關應是完整統一地行使國家司法權，只有這樣才能維護國家法制和司法權的統一。然而在現行體制下，統一的司法權被地方黨委、地方權力機關、地方行政區域所分割，各級地方司法機關已演變成“地方的”司法機關。在現行體制下，地方司法機關人、財、物都依賴于地方政府，要求司法機關獨立、公正的行使司法權具有障礙

（二）司法機關系統內缺乏監督

我國司法系統內的監督主要有檢察機關對審判機關的檢察監督和上級審判機關對下級審判機關的審級監督。但在實踐中，檢察機關的權威性和有效性難以真正實現，主要表現在檢察監督的力度疲軟、檢察監督局限于事后監督和檢察機關缺乏監督易造成監督權的濫用。

（三）司法機關不遵守程序現象普遍

與英美法系國家“程序優先”的法律理念不同，我國有重實體、輕程序的法律傳統，往往把法律程序視為形式主義。由于我國在立法中輕程序以及程序法中國家本位主義的思想，有些司法機關及司法人員甚至認為程序法只是約束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司法機關可以不受法定程序和制度的約束。我國司法錯案的發生大多出現在程序法的執行不嚴格和程序法本身不完善上，程序不嚴謹必然導致執法不規范、司法不公正。

（四）法官缺乏獨立審判權

由于長期受到行政管理方式的影響，我國司法機關基本上是以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司法工作。在我國的審判機關中，法官始終作為法院工作人員而不是法官個人身份出現在審判程序中，法官在具體案件審理中無權獨立對外做出裁判。目前有相當一部分法院的裁判權由審判委員會壟斷，無論案件是否重大疑難，案件裁決均要通過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合議庭失去了原有的職能作用，形成了“審者不判，判者不審”的局面，導致審理與判決嚴重脫鉤。隨著近些年案件數量的大幅增多，法院的工作效率越來越成為法院發展的障礙，法院系統內的現行管理方式又導致了法官責任心的缺乏和審判工作的低效率，導致了整個社會對審判機關的信任危機。

（五）司法人員專業水平低司法腐敗現象嚴重

我國司法系統中司法人員法律專業水平偏低，在全國法院系統25萬多名法官中，本科層次的只占5.6%,研究生僅占0.25%，全國檢察機關系統中，本科層次的只占4%。我國司法系統中，復轉軍人、通過社會招考進入司法機關的人數遠遠超過政法專業的畢業生。近年來我國司法腐敗的現象日益嚴重，出現了違法違紀領域越來越寬，非法所得數額越來越大的現象，嚴重損害了司法機關的形象，破壞了法制的權威。

三、從美國司法制度探究我國司法制度改革方向

（一）建立獨立的司法系統，確保司法權統一

司法統一原則是現代法制國家所遵守的基本準則，在美國的司法制度中，除了存在一個州司法系統外，還設置了一個統一的聯邦司法系統。在聯邦司法系統中，將整個國家劃分為93個司法區，每個區包含一個聯邦區法院它是聯邦司法系統內行使一般權限的一審法院。3同時根據美國憲法規定，對于一審法院受理 3(美)羅伯特`考特等著:《法和經濟學》，張軍等譯，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 的案件，在經過各州最高法院審理后，還可以依法通過上訴和調卷令的形式要求聯邦最高法院審理。盡管美國是一個聯邦制國家，但其統一的司法系統有效的維護聯邦法制的實施和司法權的統一。在我國面臨的司法體制改革中，改革目前的人事、財政、領導體制，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一個統一而又獨立的司法系統以確保司法權和國家法制的統一。

（二）改革監督體制，確保司法獨立

美國司法體制中的三權分立體制，將國家權力分為立法、行政、司法權力，權力之間互相監督制約。根據美國憲法規定，司法權由國家司法機關獨立行使，司法機關和法官在行使司法權時只服從法律不受行政機關和其他意見的影響，司法權力須受到其他權力的制約。而我國的司法獨立是相對于行政機關的行政活動而言的，是在國家權力機關監督之下的司法獨立，司法機關依法行使司法權時應完整地置于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之下。在司法改革的過程中，首先要建立起一套真正獨立于行政機關和各級地方政權的司法系統，建立完善的司法監督機制，有利于我國司法系統的有效發展。

（三）改革司法機關內部管理體制，實現依法裁判

在美國審判制度中，陪審團審判更是體現了美國的民主制度，“遵循先例”是司法程序中一個最為普遍的原則，意味著某個法律要點一經司法裁判所確立，便構成一個日后不能背離的先例。在我國的司法機關內部，出現了審判委員會包攬過多的現象。人民法院組織法明確規定審判委員會的任務是總結審判經驗，討論重大或者疑難的案件和其他審判工作的問題。但在實踐中，一部分法院出現了審判委員會對全部案件加以討論的現象，造成了審理與裁判的分離。因此必須改變審判委員會包攬過多的現狀，加強合議庭的職能做到審理與判決的統一。

第三篇：淺談我國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及冤假錯案的防范

淺談我國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及冤假錯案的防范

通過這幾次對刑事訴訟法的學習，使我了解了新、舊刑法之間的區別，明確刑事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性。近年來，我國各地頻頻爆出冤假錯案，如：聶樹斌、念斌案、呼格吉勒圖案、張氏叔侄案，它們使得許多無辜的人受到刑事追責，而有罪的人卻逍遙法外。形式冤案不僅侵害了當事人的合法利益，破壞的社會的安定和諧，更嚴重的是使人民群眾喪失了對司法公正的信任和對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信賴，冤假錯案儼然已成為社會各界討論反思的沉重話題，引起黨中央的高度重視。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指明了刑事司法體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標，為防范冤假錯案提供了重要保障。

國家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強調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職權,并建立冤案、錯案責任追究制度。刑事錯案責任追究制度就是在加強對刑事司法工作人員監督及約束的要求下應運而生的,針對在辦案過程中出現違法違規行為并造成錯案的司法人員,追究其相關違法責任。建立刑事錯案責任追究制度,旨在加強各級司法機關廉政建設,加強辦案人員責任,從而提高執法水平,保證辦案質量,為司法公正提供強有力的制度保障。由于其特定的目標和作用,必然就會有其相應的一些特點。我國如今處在一個高速發展的社會轉型期,司法工作在社會變革過程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期間也滋生出很多司法腐敗現象,如此就直接觸及了國家法律的權威,影響了司法公正。由于近年來冤假錯案持續發生,刑事錯案責任追究制度不合理運行的一些弊端也顯現出來,甚至出現了背離其初衷的負面作用。考慮到提升司法隊伍整體水平,全面建設法治中國離不開制度保障,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國現行刑事錯案責任追究制度的實際運行情況,并不斷對其加以完善。制定錯案責任追究的統一法典勢在必行,為制度順利運行提供法律依據和全面保障;應當轉變以實體錯案為標準的錯誤觀念,樹立以過錯責任為基礎的錯案責任追究理念;明確刑事錯案的認定機構及錯案責任追究機構;劃定錯案責任承擔范圍和追究程序;保障司法人員合法權利,建立審查聽證和異議申訴程序。總之,就是要全面構建科學合理、公平有效的錯案責任追究制度體系,為深化司法改革,提高司法人員辦案水平,維護司法公正,重塑司法權威提供制度保障。刑事錯案、冤案是多種復雜的原因相互影響、共同作用形成的結果。這些冤案的發生有歷史的原因，有現代科技的原因，有主觀方面的原因，有客觀方面的原因，如取證技術落后、自然規律的影響；有法律實體上的原因，如事實認定的錯誤、法律適用的錯誤；有法律程序上的原因，如司法程序錯誤、訴訟機制不健全等等。

一、刑事冤假錯案的成因

按照我國刑訴法規定,公安機關是案件的偵查機關,檢察機關是批捕、公訴機關,法院是審判機關。一起案件經過不同的訴訟階段,在每個階段都有可能造成冤假錯案。

就公安機關來說,多年來形成的重打擊犯罪分子,輕保障公民合法權利的觀念很難一時消解。在很多基層公安單位,包括分局、縣局、派出所、刑警隊每年都有考核指標,這些指標包括打擊處理數(刑拘數、逮捕數)、破案率,于是導致了抓人越多、破案率越高,就容易立功受獎。此外,還有“命案必破”等要求。同時,重口供,輕證據,搞刑訊逼供,也是導致冤假錯案的重要原因。刑訊逼供,在一定階段是一些公安機關的頑疾,屢禁不止,甚至致人重傷死亡,導致了冤假錯案的發生。公安機關內部分工過細,多頭辦案,加上一些民警業務素質不高,同時又缺少內部監督制約機制,也是造成冤假錯案多發的原因之一。十幾年來,公安機關內部分工越來越細,辦案部門越來越多,除了傳統的刑偵部門辦案外,還有國保、經偵、治安、交通、消防、禁毒、邊防、緝私、網監等部門都有偵查權,都在辦案。特別是1997年在公安機關改革過程中,公安機關取消了預審部門,直接影響了公安機關的辦案質量。

就檢察機關來說,審查批捕、提起公訴是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主要職責。檢察機關在履行法定職責時,本應把好案件的事實關、證據關和法律關,但有時會因為種種原因屈從于公安機關或其他有關部門的壓力,更看重于什么批捕率、起訴率等指標,不該捕的捕了,不該訴的訴了,只起到了個“二傳手”作用,這也是造成冤假錯案的原因之一。

就人民法院來說,不能完全堅持“疑罪從無”的原則,而是搞“有罪推定”,或者“疑罪從輕”,審判不獨立,有時還會由于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對一些明顯的冤假錯案不敢堅持正確的意見,這同樣是導致冤假錯案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律師方面來說,也存在一些問題。1997年刑訴法修改后,規定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即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幫助。2012年刑訴法修改后,進一步加大了律師參與刑事訴訟的力度,規定在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即可聘請律師作為其辯護人,律師可以自由會見嫌疑人,無需經過辦案單位同意,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律師會見需要經偵查機關許可。由于部分刑辯律師業務素質不高,加上“偽證罪”等罪名的影響,律師不敢調查取證,不敢作出無罪辯護或者向偵查機關提出無罪的意見,或者律師提出了無罪意見或者

做了無罪辯護,也不為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和人民法院所采納,使庭審走過場,辯護流于形式,導致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作用得不到發揮,也是導致冤假錯案發生的原因之一。

二、健全冤假錯案有效防范機制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要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要完善確保依法獨立公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制度,健全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司法行政機關各司其職,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執行權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體制機制。加強人權司法保障。強化訴訟過程中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知情權、陳述權、辯護辯論權、申請權、申訴權的制度保障。健全落實罪刑法定、疑罪從無、非法證據排除等法律原則的法律制度。完善對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偵查手段的司法監督,加強對刑訊逼供和非法取證的源頭預防,健全冤假錯案有效防范及時糾正機制。

我認為,從制度上防范冤假錯案的發生,應當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堅持刑訴法確定的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堅持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原則；堅持罪刑法定、疑罪從無的原則。公安機關辦理的刑事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該撤案的撤案,該放人的放人。檢察機關對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堅決不批捕、不起訴。人民法院審理刑事案件時,對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堅決按無罪判處,不能搞疑罪從輕判處。司法機關應當追求法律上的正義,而不是事實上的正義。

二是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人民法院在審理刑事案件中,要堅持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原則,不能因為輿論炒作,當事人上訪鬧事和地方維穩等壓力,就枉法裁判；對定罪證據不足的案件,依法宣告被告人無罪,不得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決；對罪與非罪界限不清,是經濟糾紛還是經濟犯罪難以確定的,一律按無罪判決。

三是修改刑訴法,建立沉默權制度。沉默權,又稱反對自我歸罪權, “你有權保持沉默,但是你說的一切可能在法庭上用作對你不利的證詞。你有權聘請律師,審訊時可以有律師在場”。沉默權的實施,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利,促使司法機關徹底摒棄以口供為中心的取證原則,制止刑訊逼供行為的發生,從而減少和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

四是進一步改革公安工作,恢復預審機構和預審工作制度。1997年公安部取消了各級公安預審機構和預審工作制度,是一種違反刑事訴訟法的行為,必須盡快糾正。預審機構恢復后,公安機關各警種辦理的刑事案件,拘留、逮捕后一律移交預審機構辦理,并由預審機構一個口對應檢察機關的批捕和公訴部門,徹底改變目前公安機關存在的多警種辦案,多口對接檢察機關的混亂局面。通過預審制度,可以有效減少和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

五是進一步發揮刑辯律師在刑訴中的作用。按照刑訴法規定,不論是在偵查階段、批捕起訴階段,還是審判階段,律師都是辯護人身份。律師應當認真履行職責,搜集犯罪嫌疑人無罪或者罪輕證據,向辦案機關提出法律意見書,并在法庭上做無罪辯護或者有罪從輕辯護。要切實保障刑辯律師的合法權利,取消刑法第306條規定的“辯護人偽證罪”。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和人民法院要充分聽取刑辯律師的辯護意見,形成法律職業共同體,最大限度地避免和減少冤假錯案的發生。

六是進一步減少使用死刑,加快最終廢除死刑的步伐。在大量的冤假錯案件中,最令人痛心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冤殺。近年來,我國通過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大幅度減少了適用死刑的罪名,但總的來看,死刑的罪名仍然偏多,與國際接軌差距較大。建議盡快啟動刑法修正案,大幅度地削減死刑罪名,并最終廢除死刑。

因為總體而言，“警檢一體化”是一種發展趨勢，它們都代表著控方，整個偵查活動的目標也都是為了查明案件事實，并最終服務于對犯罪行為的有效指控。但控辯雙方與法院之間卻應該形成一個完整、合理的訴訟結構，法院應該依法獨立地進行裁判。而現在，人們幾乎都看到了在整個刑事訴訟中辯方的“弱者”地位。因此，不斷提高被告人及其辯護一方在刑事訴訟中的實際地位，進一步從體制、機制上保證法院依法、獨立、公正、權威地行使刑事審判權，才是現今我國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標和當務之急。

第四篇：試論司法經費保障制度改革

試論司法經費保障制度改革

目 錄

寫作提綱 內容摘要 關鍵詞 正文 引 言

一、充分而有力的司法經費保障是司法公正的核心基石

二、司法經費分級負擔是當前司法改革縱深發展的主要障礙

三、司法經費由中央財政負擔是不同法域的通行做法

四、司法經費保障制度改革應循序漸進

五、司法經費保障制度改革是改善黨的領導的有效途徑 余 論 參考文獻

試論司法經費保障制度改革

寫作提綱

引言

一、充分而有力的司法經費保障是司法公正的核心基石

（一）司法經費是司法機關開展工作的前提基礎

（二）司法經費是司法官員職業對價的物質保障

（三）司法經費是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的橋梁紐帶

二、司法經費分級負擔是當前司法改革縱深發展的主要障礙

三、司法經費由中央財政負擔是不同法域的通行做法

四、司法經費保障制度改革應循序漸進

五、司法經費保障制度改革是改善黨的領導的有效途徑 余論

試論司法經費保障制度改革

邱 娟

【內容摘要】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后保障，是人們權益訴求得以實現的最普遍、最重要的途徑。而各種合法權益得到及時公正的司法保障，是民生概念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民生問題的重要內核。司法經費不繼，一方面造成司法工作必要的物質裝備與基礎設施投入不足，嚴重制約司法職能的發揮，致使人民群眾的利益得不到及時有效的保護；另一方面也造成許多地方司法機關隊伍不穩、優秀司法人才不斷流失。改革和完善司法財政保障機制，讓司法工作沒有后顧之憂，不但是司法工作本身的內在要求，更是保障公民權益和社會正義有效實現、維護社會穩定和諧的必然要求。從這個角度說，改革和完善司法財政保障，就是改善和保障民生利益。

【關鍵詞】司法經費 司法改革 中央保障 黨的領導 引 言

最近，有兩則關于法官工資的消息對筆者觸動很大。一則是河北省阜平縣法院數名法官10年“有編制無工資”。在這幾名法官的上訪記錄中寫著，1999年之前他們既無工資也無生活費：2000年，院黨組開會決定，從訴訟費中挪用部分經費，每人每月可得200元生活補貼。他們平時靠養甲魚、開玩具店、賣水果、開貨車等經營小本生意養家糊口。另一則是一位法官網友在著名的天涯論壇上發言說，他在通過五百里挑一的公務員考試并司法考試成為一名基層法院法官后，每月的工資只有1300元，低于同單位同工齡的法警工資不說，甚至低于當地的保姆平均工資。

我國的法官工資低原本也不是于什么新聞，但是當聞知有些地方法官的工資低于保姆、有些法官10年有編制無工資的時候，筆者的心里還是忍不住地愣了一下。職業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筆者在此也絕對沒有貶低保姆之意，但職業是有可替代性強弱之分的。司法權的核心是審判權，法官是審判職能的實際的直接執行者，法官通過判決確立的規則與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民眾通過判決來尋找法律的可預期性。因此無論從任職條件、專業知識的角度還是從責任承擔、社會作用的角度，法官職業的不可替代性都遠高于保姆。在一個健康的社會形態里，根據樸素的分配公平理念，職業的不可替代性強弱是決定社會成員收入多寡的主要因素。當不可替代性很強的職業的從業者的收入低于不可替代性很弱的職業的從業者的收入的時候，那就一定是分配制度出了問題。除了工資低之外，基層法院的法官的工資還經常被拖欠。全國僅有北京、天津、上海沒有出現拖欠法官工資的情況。

我國司法機關中法官、檢察官的工資低已經是公認事實，基層司法機關自身的辦公、辦案、基建經費嚴重短缺也成了普遍現象，有些甚至是捉襟見肘、入不敷出。許多地方法院特別是基層法院院長上任后往往第件事就是要拜見“財神爺”，為辦公樓跑經費，為人員跑工資。法院、檢察院欠債成被告也經常見諸報端。以陜西省白河縣法院為例，該院干瞥57人，由于所有支出靠收費維持，2006年厲行節約，全年辦公、辦案、基建等一切支出54萬元，而收費僅23萬元，向上級爭取10萬元，縣財政給付2萬余元,尚欠外債18萬元。重慶市巴南區人民檢察院每月的資金缺口均在2萬元以上，以致于時常造成干警的差旅費、水電費等正常辦公費用不能及時支付報銷。云南省維西縣人民檢察院，至今還在一棟破舊的清朝建筑物里辦公。

由此可見，我國的司法機關特別是基層的法院、檢察院普遍存在經費保障不足的問題，這樣嚴重影響了司法機關工作的開展和司法公正形象的樹立。

一、充分而有力的司法經費保障是司法公正的核心基石

（一）司法經費是司法機關開展工作的前提基礎 根據辨證唯物主義的物質第一性原理，充分的物質保障始終是進行一切活動的基礎。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進步，社會關系、價值觀念、利益訴求的多元化，人民群眾的司法需求也日益增長。公平、正義、人權保障等司法目標能否實現，都需要一定的經費作保障。而司經費不繼，必然造成司法工作必要的物質裝備與基礎設施投入不足，嚴重制約司法職能的發揮，致使人民群眾的利益得不到及時有效的保護。人民法院的經費保障，是審判工作順利進行的必要的基本物質條件。建立與人民法院事業發展相適應的經費保障機制，是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客觀要求，也是推進審判事業發展過程中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檢察機關的經費保障是關系檢察工作正常進行和不斷發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礎。檢察工作能否正常開展、檢察職責能否正確履行，物質因素問題不容忽視。做好經費保障工作對于保障檢察機關全面、正確、有效地履行法律監督職能，意義重大。法院、檢察院的辦案辦公經費得不到充分保障，就無法充分發揮人民法院、檢察院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應有作用。

（二）司法經費是司法官員職業對價的物質保障 法治社會的實質是良法之治，良法之治的重要體現在于作為有“法律的守護者”之美譽的法官、檢察官有很好的保障。作為一種復雜勞動的法官審判活動和檢察官的職業活動，理應獲得較高的物質補償。

1、從準入門檻上看

法官、檢察官的任職條件較一般公務員要嚴苛得多。根據我國現行法律，要想成為法官、檢察官，首先必須參加法、檢機關的公務員錄用考試。雖然公務員考試可以用“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來形容，但過了公務員考試還無法成為法官、檢察官。以法官的任職條件為例，根據《法官法》的規定，擔任法官必須具備下列條件：??

（二）年滿二十三歲??〔六）本科畢業，從事法律工作滿二年，??通過國家統一司法考試??普通的公務員過了試用期之后從理論上講就有晉升的機會，而基層法院的書記員要想成為初任法官，從考進法院起最少需要3年的時間才有機會。以致在法、檢機關當了七八年書記員才晉升法官的大有人在。

2、從社會作用上看

法官、檢察官相對于行政人員來講，他們的工作不是簡單的法律操作，而是一項復雜的技術性勞動，對社會有特殊意義。在有些學者的眼里，法官職業的不可替代性甚至高于救死扶傷的的醫生。醫生的行為通常只涉及個別病人，他的失誤只會給特定病人及其家庭帶來損害，而法官的失誤卻會產生更廣泛的社會影響。司法官員不只處理糾紛，其行為本身便是在表達著正義的風紀。司法機關的行為是否正當，直接關系到人們對他們所在國家的政治制度的評價，影響到一國社會風尚的趨向。

（三）司法經費是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的橋梁紐帶 我國當前的司法經費保障制度的弊端主體主要體現在經費保不足和經費保障不均。造成經費保障不足和經費保障不均的主要原因是現行的“分級管理、分灶吃飯”的司法經費保障制度。經費完全仰仗地方則政，司法天平就難免向地方利益傾斜。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屢禁不止就不足為奇了。

然而司法機關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呼喚充足保障。司法經費保障有力，司法資源就必然充足，在案件追蹤、實務研究和辦案過程中引入高新技術，可以提高效率，進而更好地實現司法職能。單一制國家法制的統一性和司法官員準入門檻的一致性呼喚均等保障。雖然我國的經濟發展很不平衡，但這不應該成為司法資源不平衡配置的應然性緣由。司法官員高薪不僅能提高職業尊榮感、吸引優秀人才加盟，而目是鞭策司法官員拒腐防變的重要法寶。盲目的要求固守清貧，那是對從業者的道德苛求。司法機關財政預算的獨立是司法公正的基本前提之一。如果司法機關在賴以運轉的司法資源的配置上有求于當地政府，地方司法受制于地方就難以避免了。只要司法行為涉及到地方利益，就會有來自于地方的種種壓力與阻力。因此，司法體制獨立首先意味著司法機關在人事和財政上的自立，司法經費保障的充足與否直接決定司法獨立的程度，司法獨立的程度則直接決定司法公正的程度。

二、司法經費分級負擔是當前司法改革縱深發展的主要障礙

當今世界，司法改革浪潮此伏彼起。我國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特別是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提出司法改革的口號之后，司法改革已經成為當今時代的熱門話題。不僅法學界對此給予前所未有的關注，就連廣大民眾在議論起司法改革時也是津津樂道；不但最高司法機關紛紛出臺了相應的改革方案，據以指導各自系統內的改革，而且地方性的司法改革也是異常活躍。名目繁多、形式各異的改革舉措頻頻登臺亮相，其中雖然不乏一些求真務實的改革舉措，如司法威儀、案件管轄、機構設置、司法培訓、案例指導、庭審方式等改革都取得了積極的效果。但是表面上如火如茶的改革措施仍然缺乏深度。我國司法制度中長期存在的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等許多積弊依然冥頑不化。其成效的微乎其微似乎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已經出臺的司法改革措施缺乏統一的部署，基本上保持一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零打碎敲狀態。2002年的國家統司法考試制度推行之后，我國的司法改革再沒邁出什么有實質性意義的步伐，總體上可以用“雷聲大，雨點小”來形容。這直接導致了我國的司法改革雖然耗費了相當大的資源，但是仍然進展緩慢。

最大限度地實現司法公正是司法改革的核心問題和終極目標，也是指引司法改革繼續前進的永明燈塔。司法官員非職業化、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是司法改革所面臨的“三座大山”，應當承認這三者間是有順位性和遞進性的。國家統一司法考試的推行，標志著司法改革在面對司法官員非職業化這一大山上的完美跨越，法官、檢察官基于知識背景、訓練方法、法律思維方式的一致要求，已凝聚并形成一個“解釋的共同體”。

司法地方化之弊除是司法行政化之克服的先決條件。目前，我國司法體制是采“條塊”管理相結合，以“塊”為主的管理方式；即各級司法機關的黨組織受同級地方黨委領導，司法官員歸同級黨委及其組織部門挑選和管理、由同級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和任免。以“塊”為主的管理方式，導致司法官員為了增資晉升對猶如鏡花水月、空中樓閣般的司法官員等級和司法官員津貼興趣索然，而對地方黨委和政府手握的行政級別和行政于資趨之若許，進而導致行政化管理在司法機關內大行其道。因此，司法地方化不弊除，司法行政化的克服只能是紙上談兵。一些學者如王利明等早已對此提出檢討、評淪。

司法地方化又可分解為財政權的地方化和人水權的地方化，而財政權的地方化問題的解決（即司法經費保障制度改革）又是解決人事權的地方化的先決條件。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說過，就人的本性而言，對于一個人的生存有控制權，就等于對個人的意志有控制權。司法賴以運轉的資源由同級人民政府及其財政部門劃撥這種管理體制是滋生地方保護主義的溫床，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一，削弱了法官對國家整體的認同感和使命感，認為自己只是地方的法官，而不是國家的法官。效忠于地方也就成了絕大多數法官的最高理淪。司法機關的財力依賴于當地政府，這就必然要維護當地利益，因為經費是司法機關的命脈，法院吃的是地方的飯，用的是地方的錢，政府財政狀況的好壞直接關系著法院工作能否正常運轉。法院與當地政府是利益共同體，同進同退，加上財政吃緊，法院要自找辦案經費，故在審判、執行中不能吃里扒外、胳膊往外拐，法院乃成為地方利益的“保護傘”、地方保護主義的積極實施者。即使富裕地區法院，經費完全仰仗地方財政，司法天平也難兔向地方利益傾斜。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10月12日即以法發[1999]28號頒行《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其中嚴正指出：“司法活動中的地方保護主義產生、蔓延，嚴重危害我國社會主義法制的統和權威”。正是這種對司法機關在人、財、物上的分級管理制度，特別是司法經費的分級保障制度已被普遍認同為司法改革在推進過程中步履緩慢的最主要障礙。司法獨立缺乏有力保障，很難實現司法公正。

三、司法經費統由中央財政負擔是不同法域的通行做法 聯合國《關于司法機關獨立的基本原則》第7條規定：“向司法機關提供充足的資源，以使之得以適當地履行其職責，是每一會員國的義務”，上述“資源”包括提供需要的辦公條件、辦案費用等。放眼全球，司法經費保障制度以中央（或聯邦）財政負擔的一級管理制度為通例，以中央（或聯邦）和次一級地方的財政負擔的二級管理制度為例外。美國聯邦法院的預算和資金由國會批準和撥款，聯邦法官的報酬由國會規定，并且在法官任職期間的報酬不得減少。在美國，司法部在法院司法行政管理和經費預算中不起任何作用，而由美國司法會議制定和審批，法院在立法和財政撥款問題上直接與國會溝通。對司法部門的經費預算由司法會議預算委員會首先審查，然后由司法會議批準向國會報告。州法院的經費則由州議會批準撥款。2001年美國各州法院的經費預算上百億美元。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為例，加州法院實行垂直領導的財務管理制度，由最高法院按統一編制財政預算，經州司法會議批準后實施。為個州范圍內審判機關提供了穩定、有保障和較高數額的經費。改革后的如2001-2002加州法院財政預算達25億美元，占州財政預算的百分之二。人均年經費達l2.5萬美元，遠遠高于其他國家機關。

日本從最高法院到簡易法院，其法官工資、法院建設、輔助人員費用等都由中央政府支付。德國聯邦司法部負責管理聯邦法院、聯邦檢察院的經費。每年年初，聯邦各法院及檢察院提出經費預算送司法部，由司法部審查，商財政部綜合平衡后，報請聯邦議會批準。法國司法部負責全國普通法院系統的經費預算編制和管理。各基層法院向上訴法院提出每年所需經費預算，上訴法院匯總后報司法部，司法部對最高法院和上訴法院的經費預算進行審查，并商財政部綜合平衡，最后報議會批準。在我國臺灣地區，司法院提出的概算，行政院不可以刪減，只能加注意見。

與經費多由中央或次一級的則政負擔相配套對應的是世界許多國家法官的物質待遇都比較優厚。英國各級法官的年薪都相當可觀，在英國屬高薪階層。法官被任命后，任何機關不得對且報酬和其他職務條件（包括退體金在內）作出不利于他的變更。根據《英國經濟學周刊》公布的資料，英國大法官年薪高達5.93萬英鎊，竟然比同期首相年薪高出1.03萬英鎊。日本國憲法第七十九條第四款規定：“最高法院法官均定期接受相當數額之報酬。此報酬在任期中不得減額。”第八十條第三款對下級法院法官的薪金作出相同規定。最高法院院長的薪金同總理大臣的薪金額相等，其它14名法官同國務大臣的薪金額相等。日本檢察官的工資法規定，日木檢察官的工資待遇要比普通公務員高出百分之三十。在日本，檢察官貪圖經濟利益而違法犯罪的情況很少，這與其較高的工資待遇是有關系的。奧地利檢察宮的工資水平在國家公務員中是最高的，要平均高出百分之十五左右，與法官比較，雖然工資級別標準相同，但工資起點甚至高于法官。泰國最高法院院長的工資與總理、議長相等，最高法院高級法官的工資與副部長相等，最高法院普通法官的工資與曼谷市長的工資相等，地方法院普通法官的工資與縣長的工資相等。新加坡政府公務員的工資水平高于社會平均水平，法官的薪金又比公務員高出50％左右。

近代以來，我國在司法經費保障問題上也曾經采以中央財政負擔的一級管理制度，如1941年以后，南京國民政府將各省司法經費一律改為由中央國庫直撥，盡管適逢國難當頭以及之后惡性通貨膨脹，還是取得一定效果。而時至今日，我國現行的四級經費保障制度在全球背景下愈顯突兀，司法官員待遇的低下，跟其準入的高門檻己形成巨大的反差，這將陷入司法保障不足——司法官員待遇低下——人才外流——隊伍不穩——司法能力下降的惡性循環中而不能自拔。

四、司法經費保障制度改革應循序漸進

司法經費保障制度改革的宗旨就是，既要保證司法機關能夠獲得來自立法部門或行政部門的有效物質支持，又要避免與其公正裁判者的角色可能發生的沖突。如前所述，在很多國家，全國各級司法機關的經費開支都是由中央則政負擔，并以法律的形式確保司法機關經費充足，確保司法官員相對高薪。但由于我國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嚴重不平衡，如果無視客觀條件，試圖一蹴而就，簡單地采取“拿來主義”，囫圇吞棗、生搬硬套式地沿用外國法律制度，那就很可能造成“水土不服”。一步到位式地推行各級司法機關的經費開支都由中央財政負擔的一級管理制度，那就很可能在實踐中偏離改革的初衷，甚至還有可能造成司法官員的擅權專橫。因此司法經費保障制度改革的現實做法是分步推行、循序漸進。這樣既可以在推行過程中不斷總結提高，又可以降低改革成本，減小改革阻力。

第一步，實行司法經費保障“一級管理體制”，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經費由中央財政負擔，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檢察院的經費全部由省級財政負擔。司法經費的“收支兩條線”并未真正嚴格落實，“政法機關一律吃皇糧”這本好經，在施行過程中常常被念歪。究其原因也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收支兩條線”的經費主動權仍然掌握在地方司級則政部門手中。故應實行司法經費省級統籌，省級財政統一預算撥付,省級法院、檢察院統一管理。地方各級法院、檢察院的經費由省級法院、檢察院根據需要和財力可能，編制經費預算，由省級財政部門納入省級財政預算之中，報省級國家權力機關審議批準后，由省級人民法院、檢察院統一管理、使用。杜絕市、縣兩級司法機關對同級財政的依賴，逐步相對克服地方保護主義的影響，從制度上保障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權。實行司法經費省級統籌后，為減輕省級財政的壓力，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中央財政進一步加大對司法機關專項轉移支付力度，中央財政對貧困地區的辦案經費、裝備費和基建費給予特別補助。二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依法收取的訴訟費，司法機關辦案中追繳的贓款等收入，統一由省級財政管理，統一補助基層司法機關辦案費。第二步，實行司法經費保障“一級管理體制”，即全國范圍內的各級法、檢機關的經費統由中央財政負擔。我國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建立的就是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國家。長期的歷史傳統，決定了我們必須采用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統一的司法權應當有統一的經費保障，這是單一制國家的通例。因此，“司法經費省級統籌”的“二級管理體制”不是司法經費保障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筆者建議通過立法賦予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統一的財政控制權和物資調配權，實行司法經費財政單列，中央則政統一預算撥付,兩高統一管理。即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及省、市級司法機關內部設立經費預算委員會，每年省、市級的司法機關根據工作的實際需要各自編制出經費預算，各自報或層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經費預算委員會審核，兩高匯總后各自編制的經費預算商財政部后納入國家預算，交人大審核通過后由中央財政全額撥付。財政部如果對兩高編制的預算有異議，可會同兩高共同呈請國務院總理裁決,若兩高對國務院總理的裁決不服，可要求全國人大成立司法經費臨時審核委員會審核，并做出終局決定。司法經費從中央財政撥歸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后，由兩高下撥并監督使用。財政部負責貫徹而無權刪減或扣截該經費預算和撥款。

第二步，逐步實行司法官員高薪制。高薪不一定能養廉，但低薪一定不能養廉。”要想讓社會上的優秀人才愿意從事法官、檢察官工作，必須使法官、檢察官這一職業有足夠的吸引力。只有在物質上給司法官員提供一個可與其他職業競爭的高報酬，才能把優秀人才吸引來。正是基于此理，在許多國家，法官、檢察官的待遇一般較普通公務員要優厚，即使將其視為公務員的國家也是如此。而且在現階段實行司法官員高薪制也有一定的群眾基礎。法官、檢察官職業收入缺乏保障、物質待遇偏低，一方面難以提升法官、檢察官職業的神圣感和自豪感，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法官、檢察官面對各種利益誘惑的自律能力。只有對司法官員實行高薪制度，才能養成其廉潔的法律人品質，才能有足夠的底氣抵御外來的影響和干預。在美國200多年的歷史中，只有13名法官被彈勃，并且其中只有7名被定罪。而我國法官違法犯罪行為屢禁不止，很大一部分都是為了金錢挺而走險。以法官為例，《法官法》第34條規定：“法官的工資和工資標準，根據審判工作特點，由國家規定。”這一規定將法官工資與行政人員的工資序列相互分開，在法律上建立了法官獨特的工資制度。但是時至今日這一規定并未落實。究其原因，說到底是法官職業的特殊性仍未被社會認同。單獨的工資制度是提高法官待遇的一個前提。法官工資制度應充分反映法官工作很強的不可替代性和勞動強度，體現公、平合理、勞酬對等的原則。此外還應實行定期增資制度，不得隨意減少法官的薪水和福利待遇。如果法官薪水受到不法克扣，可以準許其訴諸法律程序請求其應該獲得的薪水。如果能做到各級司法官員之間的待遇相差并不大、經濟利益方而的刺激和誘惑很小，司法官員對升遷并無多大的興趣，那么，司法官員的工資待遇改革基本上就可以說就大功告成了。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綜合國力不斷提升，中央財政收入每年都大幅度增加，特別是國家實行分稅制改革后，中央財力增長尤為迅速，由中央財政負擔地方法院經費的能力和條件已基本具備。根據兩高近期公布的數據，我國的法官總數為21萬，檢察官總數為15萬人，在國家機關公職人員隊伍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其全部經費支出占中央財政支出的比例并不高。以2002年為例，全國法院系統支出約176億元，其中財政撥款78億元，從訴訟費收人中補充98億元。如果全國法院系統的訴訟費用收入全部上繳中央財政后，中央財政對法院系統全年的撥款只要78億元，約占中央財政轉移地方支出的1%(2002年中央轉移地方財政支出為7362億元)。檢察系統的經費支出低于法院系統，以2006年為例，檢察系統全年支出160億元左右，占2006年全國財政收入39343.62億元的0.40%。中央財政只要付出不大的代價，就可以為人民法院、檢察院創造良好的執法環境，從完善我國的司法制度來說，這點代價是值得的，產生的社會效益是無法估量的。

五、司法經費保障制度改革是改善黨的領導的有效途徑 早在1957年，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董必武同志就提出要力爭法院“垂直領導管理”，事實上在1957年之前，法、檢系統就是實行的“條條”領導的垂直領導管理模式。司法機關掌握生殺予奪大權，與工商、稅務、海關等機關相比，對促進依法治國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垂直管理的意義也應當更加重大。地方司法機關的經費由省級財政保障或直接由中央財政保障有利于司法機關職能的更好發揮是顯而易見的，其中末必蘊含多么高深的法理，那為什么維持了幾十年之久的地方分級保障制度至今還沒有被打破呢？筆者認為這與部分決策者存在的司法機關實行經費垂直將削弱黨的領導的認識誤區有關。

現實中，人們習慣把法院、檢察院與公安機關一并稱呼，俗稱“公檢法”或政法機關。一提到司法機關經費垂直管理，就不自然地聯系到政法機關經費垂直管理。其實司法機關的垂直管理與政法機關的垂直管理完全是兩個概念。政法機關中公安機關當然不能搞垂直管理。試想，如果地方黨政無法駕馭以維持社會治安為主要任務的公安機關，那將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后果，直接危及黨的執政、領導地位。而法、檢機關則剛好相反。法、檢機關如果受地方黨政擺布，那么法院的天平將不可避兔地發生傾斜，檢察院查處職務犯罪的職能發揮也將大打折扣，這都與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相悖。司法機關改“塊塊領導”為“條條領導”，本質上都是黨的領導，只不過是為了防上地方司法機關唯當地黨委、政府馬首是瞻而改為由更高層級的黨委領導而已，絕不是削弱黨的領導。經費垂直保障、垂直領導更能把握司法機關工作的特點，更能保證在審判、檢察工作中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單一制國家中，司法屬于中央事項，并基于事權與財權統一的原則，司法經費由中央財政負擔。“條條管理”后黨的領導方式將表現得更加科學合理，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執政理念也將得到更好的實質體現。這也與我國單一制國家結構的設置初衷相符。

余論

司法機關在建設法治國家的進程中，肩負著重大的歷史使命。司法經費是司法機關用于維護社會穩定、保障經濟發展、打擊犯罪、保護公民權利的專用經費，改革完善司法經費保障機制，是保證司法獨立、促進司法公正、保障民生利益、利國利民的重大舉措，必將為司法機關正常履職、順利完成黨和人民交付的司法工作任務奠定重要基礎。目前，基層司法機關改革熱情高漲，新的改革創舉不斷涌現，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并帶動了整個國家司法改革進程，但由于在司法經費保障制度這一節點的改革上沒有根本突破，致使整個司法改革幾乎仿徨不前。司法體制的核心關聯到司法機構與其他國家機構之間的權力關系，所以司法體制改革與政治改革、行政改革互為因果，是一場“牽發而動全身”的系統工程。在推行司法經費保障制度的改革的問題上應考慮協調并進。可以借鑒日本等國成立專門司法改革委員會，統領司法制度革新的做法。我們還必須克服“自行其是”的“自我式”司法改革的弊端，最好由全國人大設立專門的司法改革委員會，制定相關的“司法改革法”，統籌兼顧地推進系列司法體制改革。

司法經費保障制度改革阻力不小，中國的法治建設也正在走向攻堅時期；雖然社會己經發生了滄海桑田般的變化，但是我們法律人還是承擔著在一個尚未實現法治的國度里建設法治社會的使命；這使命神圣而艱巨，關山阻隔，困難重重；但是知識、智慧和鍥而不舍的毅力永遠是我們取得勝利的重要保障。我們堅信，只要以司法經費保障制度的改革為契機，逐步推進其它相關制度的改革，司法公正的燦爛陽光必將灑滿神州大地，灑向千家萬戶。對于改革的探索者而言，面對著的前方也許仍然是漆黑的一片，但是，他們能夠得到的最好獎賞就是，當回首身后，看到的已經是燈火闌珊的世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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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范愉著：《司法制度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9月版。

第五篇：我國再審制度改革之我見

重構中國再審制度的具體規則，已是學界和實務界的共同呼聲。然而，如何重構﹖朝何方向重構﹖相對于具體制度設計本身而言，關涉制度設計的理念顯得更為重要。中國再審制度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訴訟理論的更新和訴訟觀念的轉變。本文擬就我國再審制度改革的基礎觀念略抒己見，以求教大方。

一、價值衡平觀念

近代西方刑法學說中有兩大相互對壘的學派——刑事古典學派和刑事實證學派，他們在各自的研究領域內均達到了驚人的“深刻”。然而，站在當代立場上觀察，這種“深刻”又僅僅是片面的“深刻”。因為，在意志自由論與意志決定論、道義責任論與社會責任論、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一般預防主義與特別預防主義、報應刑主義與目的刑主義等關系范疇的認識上，兩派學者各執一端、勢不兩立。隨著時間的推移，新、舊兩派各自的“深刻”和片面均為后來者所洞察。因此，及至二戰之后，兼采兩學派之長的綜合主義理論日漸取得多數學者的贊同，同時，揚棄兩學派之爭的“揚棄說”也被提出。

上述這段學說史發展進路對我國再審制度改革極具啟示意義，那就是：改革中國再審制度，應當摒 棄現行再審制度構筑的單向度價值選擇，即應當在一系列相關甚至相互沖突的價值范疇之間進行價值衡平，綜合考量，以獲得一種觀念上和制度上的統一。

我國現行三大訴訟法典關于審判監督程序的規定，集中體現的是“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思想，其蘊涵的價值選擇就是公正(而且主要限于實體公正)。問題是，在法律價值體系中，公正并非唯一的構成要素。秩序、自由、正義和效率等均應是現代社會法律的基本價值。而且，訴訟程序又有其自身的價值目標。對此，學界一般表述為公正性、正當性、效率性、效益性、迅速性、經濟性等。正如社會穩定和社會發展作為法律價值的兩極應當保持平衡的道理一樣，訴訟程序的上述價值目標應當是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相互支持、協調統一的。可是，我國現行法關于再審制度的設計對實體公正的單向追求，自然將其他應予同時考慮的價值棄置一邊，沒有體現價值平衡觀念，由此必生關聯負值。以民事再審為例：確有重大瑕疵的生效裁判經過再審改判，可以滿足相關當事人對公正遲到的公正本文來自文秘之音網，在百度中可以第一位搜索到文秘知音網站的要求。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同時必須看到的是，鼓勵、促進、加速民事領域的交易應當是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下法律的重要目標之一。作為交易主體，誰都不希望長期陷于糾紛之中，遇到糾紛，亦希望中立的第三方現代社會主要是法院和仲裁機構盡快給出終結性的權威說法。因此，如果單純為了十全十美的裁判結論，對已經終審的案件又可以高比例地啟動再審程序，無止境地去探求某一具體案件的“客觀真實”，勢必會使民事權利義務關系長期處于不確定狀態，使當事人在社會生活中處于不安定、不安全的狀態，嚴重危及整個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從制度設計的這一關聯負值，自然不難得出如下結論：訴訟經濟、解紛的迅速性等價值觀念，亦應成為重構我國民事再審制度的重要理念之一。基此觀念，在民事再審制度安排上，對不少情形，就可以限制再審程序之啟動。茲舉如下幾例：

１.未上訴。包括兩種情形：一是一審判決送達后，案件各方當事人均未上訴；二是一審判決作出后，部分當事人上訴，部分當事人未上訴，而且，與一審判決比較，二審判決并沒有增加不利于未上訴的當事人的判項。在上述兩種情形中，未上訴應該成為阻卻再審程序啟動的事由，即不應為了未上訴的當事人的利益啟動再審程序。因為，基于訴訟經濟、解紛的迅速性的價值觀念，將民事再審的對象作如下限制是合乎正義的：即當事人已經窮盡了法院審理程序的內部監督機制而未能加以糾正的裁判。

２.怠于舉證。即當事人能在一、二審中向法院提供相關證據而未向法院提供，原判生效后，該證據不能成為啟動再審程序之事由。我國現行民訴法典采證據隨時提出主義，這種證據提出模式的最大弊端就是有違訴訟效率原則。近幾年，關于建立舉證時效制度的普遍呼吁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重視，最高院新近出臺的《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對旨在促進當事人及時、積極舉證的舉證時限制度作了一系列相關規定。尤為引人注目的是，該規定對可能啟動再審程序的事由之一——民訴法第１７９條第１款第１項規定的“新的證據”作了縮小解釋，即限定為“原審庭審結束后新發現的證據”。這種限制解釋排除了原審中當事人能提供而未提供的證據引起再審的可能。因其符合訴訟效率的價值觀念，故十分可取。只是這種司法解釋性規定應盡早上升為程序法典的規則。

３.超過法定期限。我國民訴法雖規定了當事人申請再審，應當在判決、裁定發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內提出，但由于法院、檢察院啟動再審根本無時間限制，故前述二年期限的規定形同虛設。從糾紛應盡快終結的觀念出發，在制度上宜作如下設計：即當事人申請再審或司法機關為了公益需啟動再審，均應在原裁判生效后的一定期限內進行，超過此期限，即不應引起再審。而且，法律對此期限不宜規定過長。

４.已經再審。即原裁判生效后，如符合再審條件，啟動再審也只能限于一次。具有中國特色的“無限申訴”、“無限再審”的做法，應當由立法者對公正、訴訟經濟等價值觀進行綜合考慮后通過新的制度改造劃上句號。

以上舉例旨在說明公正不應成為我國再審制度設計的唯一價值選擇，取而代之的應當是多維的、衡平的、綜合的價值觀念。

從上述觀念出發，如下傾向同樣不值提倡——那就是，在對現行再審制度檢討的各種聲音中，有人主張取消再審制度。筆者以為，“取消說”屬法治理想主義主張。因為，立法固然可以吸收超前價值觀念，但不能完全不考慮現實之需。近十年，中國司法進步雖然成績斐然，但畢竟現時還是過渡時期，法官整體素質、執法環境、國民法制觀念等均存在不如人意之處。對法官作出的存有重大瑕疵的裁判，在制度上除了其他可以考慮的合理選擇外，不通過再審改判，無以體現作為法律價值體系中的元價值——公正。

總之，一邊倒、走極端的價值選擇應為新的再審制度設計所不取。因為，非此即彼式的價值選擇固然可以強化司法權在特定層面對社會生活的調整力度，但在總體上限制了司法權能獲得更為豐富的對社會生活進行調整的正當性資源。正如美國學者伯爾曼在論及法律發展趨勢時所言：新的時代是一個“綜合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非此即彼”讓位于“亦此亦彼”。

二、規則協調觀念

規則協調是相對于規則沖突而言的。在法律文件中，規則沖突往往防不勝防。但好的立法應該最大限度地回避規則沖突。

從規則協調視角討論中國再審制度改造并非高談闊論。我們面對的現實是，我國三大訴訟法典關于再審制度的規定所顯示的規則沖突已不可小視。所謂沖突，不限于規則文本含義的對立或不協調，還包括規則所體現的立法理由的對立或不協調以及應有規則的缺位。這種沖突既有內部沖突，也有內外沖突，既有顯形沖突，也有隱性沖突。試舉幾例：

例１.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上訴不加刑原則第１９０條。該原則的立法精神在于：保障被告人的上訴權，保證上訴制度和兩審終審制度的貫徹執行。但是，由于我國刑事再審程序不受“禁止刑事不利的變更原則”的限制，司法實踐中，常常出現此類現象：在只有被告人上訴的案件中，二審法院對一審判決量刑畸輕的，往往先裁定維持原判，而在二審裁判剛一生效，即通過再審改判，對被告加刑。這種頗有兒戲感的做法，源于制度設計。如果單從再審規則方面審視，則應作如下檢討：由于刑事再審規則體系中相關規則的缺位，使上訴不加刑原則的立法精神并不能真正、徹底實本文來自文秘之音網，在百度中可以第一位搜索到文秘知音網站現。正如有的學者所批評的，上述做法“實際上規避和損害了‘上訴不加刑’，使其形同虛設。”這就是沖突。即再審規則與二審規則在立法理由上的不協調。如何達致協調﹖如果保持上訴不加刑現有規則不變，則宜在再審規則中增設如下內容：刑事一審裁判作出后，只有被告人上訴的，二審法院按上訴不加刑原則作出的裁判生效后，除非出于有利于被告人之考慮，不得針對原生效裁判再審。

例２.世界各國刑法都有關于時效制度的規定。時效制度的立法根據或立法理由，國外刑法理論有不同學說。我國“７９刑法”(第一編第四章第八節和“９７刑法”)第一編第四章第八節都規定了追訴時效。所謂追訴時效，是指法律規定追究犯罪人刑事責任的有效期限，超過法定期限，就不得再對犯罪人提起訴訟。一般認為，我國刑法的追訴時效是基于以下幾方面的考慮而規定的：一是符合我國刑罰預防犯罪的目的；二是有利于司法機關集中精力打擊現行犯罪；三是有利于社會的安定團結。］上述立法理由實際上表明了經過法定期限后，國家和社會對實質上的犯罪行為的寬容態度。然而，刑事實體法上追訴時效制度的立法精神并沒有在作為程序法的刑事再審制度領域得到貫徹。因為，按現行法規定，只要發現生效刑事裁判“確有錯誤”，在任何時候都可能引起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審。這是一種典型的隱性、內外規則沖突。筆者以為，針對上述沖突，實現規則協調，可以考慮在刑事再審制度中，對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審作出時效的明確限制，這種時效期間可以設計為刑事裁判生效后的一定期限內。

例３.處分原則是民事訴訟的重要原則之一。其內涵是當事人有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對自己的程序利益和實體利益作出安排，法院應當尊重當事人的選擇。處分原則的直接根據就是私法自治理念。我國民事訴訟法用專條明確規定了處分原則(第１３條)，而且根據該法，對一審程序或二審程序之啟動，當事人具有程序選擇權。然而，根據該法規定，在再審程序的選擇和利用上，當事人卻不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倒是法院和檢察院享有相當大的程序決定權，形成了審判監督權和當事人處分權的沖突。解決這種規則沖突，在重構民事再審制度時，可設如下條款：再審程序原則上因當事人再審申請而啟動，僅當原生效裁判損及國家、社會或第三人(案外人)利益時，法院、檢察院才可依職權發動該程序。

限于篇幅，不多舉例。發現規則沖突，就不能等閑視之。正因如此，才強調“規則協調觀”應是重構我國再審程序的基礎觀念之一。為真正貫徹此基礎觀念，在規則重構中，至少應該遵循以下要點：１.堅持再審制度內部規則之間的協調。２.堅持再審規則與其他程序規則(包括一般程序規則)之間的協調。３.堅持再審規則與相關實體法規則的協調。４.合理解決現有規則沖突時，要防止新的規則沖突出現。５.規則協調不是無原則的調和，而是依循規律、基本法理如私法自治前提下的協調。

三、特別程序觀念

兩審終審制是我國三大訴訟法的基本制度之一。再審程序是為糾正生效裁判的錯誤而設立的救濟程序，不屬案件審理的通常程序，與一審、二審程序設置的目的有明顯的區別。

強調再審程序是特別程序的觀念，有兩方面現實意義：其

一、維護法院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其

二、合理利用司法資源。對前者，學界多有論證，此不贅述。關于后者，即再審程序作為特別程序與合理利用司法資源之間的關聯，歸結的最后話題就是應該“重心前移”。

有法學專家在評論“廉政帳戶”現象時指出：“從廉政帳戶的實踐來看，有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那就是我們的反腐倡廉的防線實際上是后移了。但從犯罪學的角度講，這個防線應該前移，不能后移。廉政帳戶實際上是讓你先把賄賂收下來，然后再交出去，這就等于用事后的補救措施代替了事先的防止措施。”筆者無意在本文評說廉政帳戶，但專家的前述評論讓筆者聯想到審判工作的重心是應該前移還是后移的問題。前已述及，將再審程序作為特別程序看待，自然應該是重心前移。因為，任何時期，司法資源包括人力、物力、時間等總是有限的，如果再審程序能夠輕易啟動，則此類案件數就越多，投入到再審中的司法資源相應也越多，而投入到一、二審等正常審級的資源必然就少，正常審級的審判質量就會越低。進而，又會導致再審的更頻繁的啟動。這種惡性循環，既無益于維護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又是對司法資源不必要的損耗和浪費，降低了訴訟效率和效益。

從特別程序觀念出發，改造我國再審制度，除了前已述及的價值觀的重新定位、注意規則協調等可能涉及的再審規則的內容重整外，還應當對再審事由、再審的對象、再審的管轄等更多的事項作出符合現代程序法制發展要求的明確界定。這種界定的方向就是再審司法的有限性。

另一方面，再審程序作為特別程序的觀念，同時內涵了如下要求，即有必要在立法上進一步加強正常審級的制度建設。應當說，近幾年的司法改革，自上而下進行了有益的探索，有些重要規則如民事證據制度已被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固定下來。這些都為正常審級制度改革在立法做了鋪墊工作。總之，只有當正常審級制度建設臻于完備，再審亦有其合理界域時，才能真正在制度層面體現再審的特別程序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