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一國兩制”的法哲學思考

2000年10月30日 09:39 西南政法大學 文正邦

隨著香港、澳門的陸續回歸以及海峽兩岸統一大勢的不可抗逆，一種罕見的政治法律現象就將呈現在世人面前，因為“一國兩制”的國家結構必然導致“一國兩法”（一國之內兩種社會性質的法律制度并存）和出現多個法域（祖國大陸主法域及我國香港、澳門等輔法域）的奇特法制體系的建立和形成。它的基本構架是：以憲法為龍頭，以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為紐帶，以社會主義法為主干，以上述特區的資本主義法為支干，并以它們彼此相互間的區際沖突法為膠合劑的，兩種性質的法律相得益彰，各法域共促共生的，多層次、多色調、多板塊，結構復雜，內容和形式異常豐富多彩的法制體系。這在中外法制史上都是史無前例的．對它的深入研究不僅將大大地豐富和更新我們的政治和法學理論、而且將促進我國的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的發展和創新，從而對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本文愿試作一些法哲學的思考和探究，以期能有助于中國法制發展的這一跨世紀戰略任務的解決。

一、“一國兩制”的法律意義和特征

“一國兩制”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就是一個統一的主權國家根據自己的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在本國的部分地區實行不同于國家主體部分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及生活方式。

眾所周知，“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為解決我國臺灣問題，恢復對香港、澳門行使主權，實現祖國和平統一所提出和制定的一項重大國策，它已以特定的方式載入了我國憲法。1982年我國憲法第31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而且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已使香港問題和澳門問題得到合理合法的解決。1984年12月19日和1987年4月13日中英兩國政府和中葡兩國政府分別簽署了具有法律效力的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和關于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各自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和1999年12月20日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并在1990年4月4日，七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1993年3月31日，八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從而使“一國兩制”的重大國策得以制度化、規范化，賦予了它以更加充分而深厚的法律依據和意義，使其具有合憲性、合法性和穩定性。盡管在香港、澳門回歸過渡時期，也可能出現一些干擾其平穩過渡的阻力，但只要我們嚴格依法辦事，就可以有理、有利、有力地推進和實現祖國統一大業。

由此可見，“一國兩制”的確定和實施，必須具有憲法和法律的依據和保證，而且也只有通過法律的手段和法制的形式，才能建立起祖國大陸與我國港、澳不同的社會制度地區間的穩定聯系，并妥善解決其間發生的某些糾紛和矛盾。“一國兩制”既涉及到國體，又涉及到國家結構和政體，既涉及到我國的經濟制度也涉及到我國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法與國家，法律與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總是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法制是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廣義的政治制度就包括了法律制度，經濟制度的穩定建立和發展，也離不開法律。因此，“一國兩制”的確立和實施，必然會引起我國法律制度或體制發生重大變化，這種變化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從單純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法律演變為祖國大陸社會主義法（占主體）與港、澳資本主義法并存，即“一國兩制”必然導致“一國兩法”；第二，從單一法域國家變成多法域國家，即形成祖國大陸（主法域）和我國香港、澳門等輔法域。由此派生出“一國兩制”法制體系下的諸多復雜現象和關系，也決定了其間所存在的法律沖突的復雜性及其解決的繁難度。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兩個方面中第一方面是首要的和基本的，也是最能體現我國“一國兩制”法制體系特色的。也就是說，我國“一國兩制”法制體系的基本特征，并不在于其多法域，而在于“一國兩法”。即在于兩種性質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法制制度的并存。這正是決定我們的“一國兩制”以及“一國兩法”在理論上和實踐中具有特殊復雜性的根本原因，也是同世界上其他一些多法域但卻仍是“一國一制”的國家結構和法制體系國家的最大區別。例如美國、瑞士、澳大利亞等都是這樣的多法域國家。美國有50個州，每個州都有自己的民法，然而它們都屬于在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的法制區別和法律沖突。這些多法域國家由于實行“一國一制”，因而各地區的法律其階級本質和基本原則相同，法律體系之間的共同點是主要的，不同點是次要的，出現的法律沖突也是淺層的，不能與我們“一國兩制”下祖國大陸同我國香港、澳門之間基于不同性質的法制區別和法律沖突相同日比擬。當然，我國“一國兩制”下的法制體系也有一般多法域國家法律沖突的某些共同特征，如所屬法系的不同與沖突，各法域之間的差異和沖突等，這就更增加了其復雜性和繁難度。

從縱向上看，“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雖然歷史上也不乏其例，但還沒有進展到建立起較穩定的法制體系并妥善解決其法律沖突的地步。我國歷史上社會制度形態比較落后的少數民族以武力征服了社會制度和形態比較先進的漢民族地區后，如蒙古族、滿族征服漢族，都出現過兩種不同社會制度（奴隸制與封建制）并存的情況。公元646年大化革新以后的日本，也存在過類似的情況。美國獨立戰爭后至南北戰爭以前，則出現過在北方發展資本主義的同時，在南方的幾個州保留奴隸制的狀況。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在西藏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暫時保留其原有制度至民主改革之前，實際上也是屬于“一國兩制”的特殊情況。上述這些情況由于是在改朝或改制的過渡時期出現的暫時現象，沒有具備充足的法律依據和保證，因而，缺乏穩定性和典型意義，雖可作為我們現今實行“一國兩制”的歷史依據，但卻不能與其深刻涵義和重大意義相比擬。

深入的研究和討論，故此只作簡略述及。

2．區際沖突法

我國區際沖突法產生和存在的必然性、必要性，是為了解決我國香港、澳門、臺灣等特別行政區建立后與祖國大陸之間以及這些特別行政區彼此之間所必然產生和存在的區際法律沖突。區際法律沖突是一個主權國家領土范圍內具有獨特法律制度的不同地區之間在同一平面上的法律沖突。一國內部各個具有獨特法律制度的地區一般稱為“法域”，各法域之間法律地位是平等的。而其內部具有數個法域出現區際法律沖突的國家稱為“復合法域國家”或多法域國家。“一國兩制”實現后的我國就是這樣的多法域國家，無論是我國香港、澳門及我國臺灣或是祖國大陸，從區際沖突法的視角看，都是相對獨立的法域。也就是說在“一國兩制”的國家結構和法制體系下，一方面，就行政關系而言，中央人民政府與特別行政區之間的關系是中央與地方的隸屬關系；另一方面，從區際法律沖突關系而言，祖國大陸、我國香港等法域都是相對獨立的法域，都允許保持性質不同，各具特色的法律制度。在這種情況下，隨著各地區人民間的交往就會產生大量涉外（法域）法律因素和法律關系，從而要求各法域互相承認外法域人的民事法律地位以及外法域的法律在自己區域內的域外效力。這就使區際法律沖突的產生具備了主客觀條件，而區際法律沖突的存在，又使以解決區際法律沖突為宗旨的區際沖突法具有了客觀必然性。

我國區際法律沖突的復雜性、特殊性決定了我國區際沖突法的復雜性、特殊性。因為：第一，我國區際法律沖突存在著不同階級本質的法律之間的沖突，而不同于“一國一制”下的一般多法域國家的區際法律沖突，后者的法律沖突往往是淺層次的，不涉及法律的本質方面。我國“一國兩制”條件下祖國大陸與我國港、澳、臺之間的社會主義法與資本主義法之間的沖突，由于體現了不同階級的利益和意志，其基本的法律原則和立法精神都存在重大差異，不可避免地存在許多不同規定甚至相對立的情況，因此其法律沖突在質上是深層次的，在量上也是相當廣泛的。第二，我國區際法律沖突體現了當今世界三大法系（社會主義法系、大陸法系、英美法系）之間的法律沖突，而不同于其他多法域國家多數是屬同一法系，只有極少數（如美國、加拿大）也僅有屬兩大法系之間的區際法律沖突。第三，我國區際法律沖突是特別單一制國家內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區之間的法律沖突，而不同于目前世界上區際法律沖突大都發生在聯邦制國家，并且聯邦法院常常具有協調成員邦之間法律沖突的職能。“一國兩制”條件下的我國，包括祖國大陸和特別行政區在內的各法域事實上都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這就意味著區際法律沖突是在沒有共同的最高司法機關進行協調的情況下展開的，這樣法律沖突不僅表現在一些低級規范上，而且也表現在一些重要原則上。第四，我國區際法律沖突還涉及到適用國際協定上的沖突，這也是由于“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包括享有部分對外事務的權力的結果。例如，根據《基本法》規定，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可以分別以“中國香港”和“中國澳門”的名義，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游、文化、體育等領域單獨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系，并簽訂和履行有關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的國際協定，中央人民政府可根據情況和香港及澳門和需要，在征詢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后，決定是否適用于該地區；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參加，但已適用于香港和澳門的國際協定仍可繼續適用。這就會出現一些國際協定適用于某地區而不適用于其他地區的情況，從而導致各地區的本地法同其他地區適用的國際協定之間以及各地區適用不同國際協定之間的沖突。而其他多法域國家的中央政府締結、批準或參加的國際條約適用于其全部領土，地方政府無權對外締結國際條約。為解決如此復雜的區際法律沖突，在如下三大層面上提出和展開的中國區際沖突法的主要任務和基本內容，即（1）管轄權問題，（2）法律適用問題，（3）判決的承認和執行問題（司法協助問題），當然也就十分復雜和極富有特色。為此，研制和發展我國的區際沖突法，就必須在堅持國家主權原則、“一國兩制”原則、平等互利原則以及有利于各法域經濟發展原則的前提下，遵循一定的途徑和適當的步驟。因為區際沖突法固然應是“一國兩制”實現以后，我國香港、澳門回歸祖國，我國臺灣和平統一后，解決祖國大陸和各特別行政區不同法域相互彼此之間民、商事法律沖突的必要而可行模式，但需要經過一個努力探索和積極籌備的相當過程，以有待于制定統一的區際沖突法的條件之逐漸成熟。在此之前，則還須探尋其他解決區際法律沖突的方式和辦法。例如可以考慮先制定一些有關的法律適用、管轄、裁判、執行（以及其他司法協助）的雙邊或多邊協定，以便于逐步過渡到制定全國統一的區際沖突法。

3．憲法

在“一國兩制”法制體系中，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國兩制”的根本法律依據，是“一國兩制”具有合憲性、合法性、穩定性和國家主權統一的基本象征。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一國兩制”的全面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的最終完成，不僅將大大地發展、豐富我國的憲政實踐和理論，而且必將促進我國現行憲法的進一步修改和完善，乃至于會出現制定一部“大憲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為此，筆者特提出一些探索性意見，以盡可能地為“一國兩制”的全面實施尋求更充分、完備的憲法依據，并就教于學術界。若有不當之處，權當一孔之見。

實現“一國兩制”后，就將使我國的國家結構從一般單一制變為多法域（或復合法域）的特殊單一制（即既不是聯邦制更不是邦聯制等復合制國家，又不是只有一個法域的一般單一制國家，而是在統一的主權下有多個獨立法域并存的特殊單一制國家），法制體系也將因大陸的社會主義法與特別行政區的資本主義法并存，以及出現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區際沖突法等嶄新的法律現象而趨于十分復雜。這樣，隨著我國香港、澳門的回歸祖國以及海峽兩岸統一大業的完成，“一國兩制”所引起的如此極其復雜而豐富多彩的政治法律現象，就必然使現行憲法第31條的有關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

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就顯得遠遠不夠。它既不能反映全面實現“一國兩制”后我國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發展狀況的全貌，又還不足以作為在此情況下諸特別行政區及其獨特法律體系存在之充分而完備的最高法律依據。而且如果更嚴格講來，從第31條的這一規定中，還不能必然得出“在特別行政區內可以實行與大陸地區的社會制度和法律制度性質不同甚至相矛盾的制度”的結論，還必須要靠正式的憲法解釋或配套立法，才可能具有這樣的涵義。然而即便是輔以憲法解釋，并對憲法第31條作出補充，明確規定“在特別行政區可以實行和保留其原有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制度”等，也還是不夠。因為最關緊要的是在什么情況（前提和條件）下才允許保留和允許在多大限度內予以保留，以及怎樣構設特別行政區的經濟、政治、法律制度及其權限。這些關系到國家根本政治結構和體制的重大問題，不能簡單、籠統地涉及，必須有極其明確、系統和普遍性的規定。也不能使這些重大任務，概由根本法之下的各個《基本法》來承擔，而應當率先在憲法中予以高度概括和總結。并還需要對“一國兩制”全面實現后我國的整個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發展、變化作出根本法的規定和概括。

為此，就需要對現行憲法作出重大修改和變動，使之無論在國家結構、國體和政體等重要方面都充分而明確地體現出“一國兩制”的重大國策及其全面實現。這必將引起我國憲政理論和實踐的重大變化和發展，乃至有必要和實際可能制定出一部體現和確認祖國統一、并鞏固統一成果的“大憲法”來，以作為大陸和各特別行政區均一體遵行、普遍實施的共同母法，為“一國兩制”及其全面實現提供更充分、明確、完備的根本法依據，從而改變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基本上（多數條款）不在特別行政區實施的狀況。

制定這部“大憲法”的總的指導原則就是堅持“一國兩制”，即在堅持“一國”的大前提和根本基礎上認真地實行“兩制”。堅持“一國”，即強調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以及各民族團結平等，實行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下的地方分權，堅持國家結構形式的單一制，不搞聯邦制，堅持規定統一的國旗、國徽、國都、國歌等。實行“兩制”，即既應堅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體部分實行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要允許特別行政區保留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制度，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包括其獨特的政治體制、司法制度、法律體系等）。即求同存異，在國家利益至尚和主權統一的大前提下承認不同地區制度發展的特殊性、不平衡性。為此，就應在憲法中從總體上較系統地規定特別行政區共同條款，以作為定立和實施各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更充分的法律依據；還應就解決祖國大陸和各特別行政區彼此間的區際法律沖突的總的指導原則作出規定，以便定立和實施區際沖突法有所依循。

三、“一國兩制”對我國民主、法制建設的拓展和促進

我們的理想目標是要建設高度民主、文明且法制完備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沒有民主也就沒有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民主要靠社會主義法制來保證，這是本世紀社會主義發展豪邁而艱辛歷程留下的最重要經驗和教訓之一。值此世紀之交和邁向21世紀之際“一國兩制”的歷史創舉，不僅給法學研究帶來了一系列全新的理論和實踐課題，而且對我國民主和法制建設既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又提供了難得的機遇；既是巨大的沖擊，又是有力的促進。關鍵是我們要有科學的態度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從而勇敢地迎接挑戰，善于抓住并利用這種機遇，就可能成為我國民主、法制建設新的發展契機和驅動力。

“一國兩制”對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的影響和促進是多方面的，除了以上所涉及到的之外，現專就下述系列問題作些探究和分析。

（一）“一國兩制”對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拓展和促進，主要還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一國兩制”為我國的國體和政體建設增添了新內容，使社會主義民主和資本主義民主兩種民主制度通過和平競賽，互相取長補短，從而有利于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

我國的國體是人民民主專政，其政體是采取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這都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表現和形式。“一國兩制”實現使特別行政區各階級在社會中的地位和政權組織形式將和國家主體部分不相同，在這些地區政權的性質是資本主義的，政權組織形式基本上是采用資產階級議會制，即實行資本主義民主制，從而使我國的國體和政體在特別行政區出現不一致，但又為整個國家的國體和政體服務，即形成國家主體部分的社會主義民主與特別行政區的資本主義民主并存，使這兩種民主制度在服從于共同目的--國家統一和富強的大前提下，可以通過和平競賽、互相取長補短、共存共榮，最終將有利于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因為民主作為一種制度乃是人類社會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發展的重要內容，它們除了有階級屬性和階級基礎的不同之外，還包含著人類社會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發展中的一些普遍要求和共同規律。特別是現代民主制度乃是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政治條件和保證，體現了市場經濟發展的普遍政治要求。例如自由平等原則，分權制衡原則、以法治國原則等等，這些無論是資本主義民主或是社會主義民主都不可回避（雖然有階級性不同），其經驗和成就是人類社會政治文明發展的共同財富。經過幾百年發展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已積累了這方面的若干經驗，于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建設不無啟迪作用。例如香港與貪污腐敗作斗爭的產物--廉政公署制度，就是其法治原則的重要體現，是維護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的有力武器，其峻法以反腐倡廉之經驗，很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當然，我們社會主義民主的真實性和廣泛性，也值得他們學習和借鑒。

第二，“一國兩制”引起了我國國家結構的新變化，是對國家高度集權的重大突破，便于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和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從而在一種新的構架上使國家權力得以合理分解、運行和制約，從而推進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

“一國兩制”的實行，將使我國從一般單一制國家變成為

特殊單一制國家，從而開創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結構新模式。因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等），這些權利和權力既大大超過了我國省級以及民族自治區政府的權力，又在許多方面甚至超過了某些聯邦制國家中成員邦政府的權力。從而使我國的國家結構具有了某些復合制的特征，但她仍然是單一制而不是聯邦制，更不是邦聯制，乃是一種特殊單一制。在這種特殊單一制下，我國的國家結構形式在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下將由三種地方行政單位構成，即普通行政單位、民族區域自治單位和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單位，由原來的兩種地方分權形式發展為三種地方分權形式，突破了單一制下地方政府傳統權力的范圍。這是符合當代國家結構發展的基本趨勢--是朝著深化國家權力分解程度的總方向發展的，即需要降低國家權力集中程度，改變國家權力過分集中，以便于發揮地方行政單位的積極性、主動性，有利于中央政府簡政放權，進行宏觀調控。這也是一種民主化的趨勢，便于在一種新的層面和構架上探尋如何使國家權力得以更科學、合理地分解、分配、運行、使用和有效監督及制約。而且享有高度自治權的特別行政區的行政、立法、司法經驗同內地行政單位之間可以互相借鑒和參考，以便建立一種高效率的，充滿生機活力的政治體制，促進我國的政治體制建設和改革。

第三，“一國兩制”擴大了我國愛國統一戰線，進一步發展了多黨合作制度，賦予人民民主專政階級聯盟新的形式和內容，有利于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實現強國富民。

“一國兩制”實現后，我國港、澳、臺地區存在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條件下的資產階級也加入愛國統一戰線，我國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使港、澳、臺階層人士及其政治代表都在愛國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團結起來，其代表人物參加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等政治機構之中，這樣，無論是祖國大陸還是我國港、澳、臺的所有公民都有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事務的平等權利，從而賦予人民民主專政的階級聯盟以新的內容和形式，有利于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振興中華、實現強國富民，也有利于促進和擴展社會主義民主。

（二）“一國兩制”對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以及法學理論的促進、豐富、深化和拓展，還比較集中地表現在以下諸多方面：

第一，在法的性質和規律性方面，充分體現出法的階級性與社會性的統一，并使法的類型和更替呈現出復雜性。

因為很明顯，“一國兩制”法制體系中的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區際沖突法等的階級屬性非常復雜，既不能把它們完全歸于社會主義性質的法律，又不能完全歸于資本主義性質的法律，也不能簡單地說是兩者廉而有之，或者概念化地稱為兩者的對立統一。這種復雜而奇特的法律現象，充分表明法既具有階級性，又具有其社會性，是階級性和社會性之不同形式的統一。固然很多情況下法律的階級性特別明顯，但以上這幾種跨法域的法律又是其社會性的突出表現，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法律與資本主義性質的法律發生交叉、滲透、重疊的結果。可見，法的階級性和社會性兩者相生相成，共同演現出人類社會豐富多彩的種種法律現象。“一國兩制”結構下的法制體系及其構成要件，就是法的階級性和社會性相生相成的生動體現。

不僅如此，在“一國兩制”的情況下，社會主義類型的法和資本主義類型的法將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相當長一個時期內合法地并存，都統一于有中國特色的當代法制的框架之內，成為其不可割裂的組成部分，而且還發生交叉、重疊出現一些新的法律現象。這也是人類法制史上的一種奇特景象。它表明不能把法的歷史類型和更替簡單化，既不必然是非此即彼，也不一定是純而又純，雖然其總的歷史發展趨勢不可規避，但在某種特定情況下，無論是剝削階級法之間以及剝削階級法與社會主義法之間都可能在時間和空間中并存，并會有所交叉和重疊。從而以新的事實證明法不僅具有歷史的繼承性，而且同一時空內不同類型的法也可以相輔相成。

第二，在法的體系方面，使法律體系既具有統一性，又具有差異性，多樣性，并大大豐富了我國法律體系。

在“一國兩制”的情況下，這種差異性和多樣性表現在：其一，各法域的法律體系所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的性質不同，祖國大陸法域建立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之上，其他三法域建立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基礎之上。其二，祖國大陸法域和其他三法域所反映的階級意志不同，前者主要反映工人階級的意志，后者主要反映資產階級的意志，當然也包括反映有其他階層和勞動者的意志。其三，它們各自的指導原則也不同，祖國大陸法域的指導原則主要是“四項基本原則”，同時也是“一國兩制”；而其他三法域的指導是“一國兩制”，不實行“四項基本原則”。其四，它們所屬法系及其所體現的法律文化背景和條件也殊有不同。這樣，我國的法律體系就會出現多樣性和多層次性，不僅有作為主體的祖國大陸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和特別行政區作為輔助的資本主義法律體系的重要區分，還有我國港、澳、臺各特別行政區之間基于現狀和歷史傳統的不同其各自的法律體系也有區別并相對獨立，而且這些自成體系的法律體系的內部又有其各具特征的層次結構性，以及不同部門法之間的分野。因此，“一國兩制”情況下我國法律體系的統一性和協調性問題就更加復雜并具有了新的意義。這種統一和協調乃是在具有極其多樣性和豐富差異性的情況下的統一、協調，是在“一國兩制”和發展市場經濟的基礎上的統一和協調。所以各法律體系之間既相互對立又統一，既相互沖突和獨立，又彼此聯系參照。因此如何解決它們之間的沖突，協調其間的矛盾，就是“一國兩制”情況下急待解決的重要法律問題。其中，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就起著統一和聯結的特殊作用，區際沖突法和區際司法協助就發揮協調的機制和功能。

第三，在立法體制以及法律解釋和法的淵源方面，都出現了多樣性、復雜性和特殊性。

由于享受有高度自治權的特別行政區享有立法權，這種立法權不完全同于祖國大陸的地方權力機關（包括民族自治地方）所行使的地方性法規的制定權。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權只受中央權力機關的有限監督，它顯然比祖國大陸地方權

力機關的立法權的權限要大些，范圍也要寬些，因為特別行政區權力機關還可以制定自己的民法、刑法，凡屬自治范圍的事項均可立法，制定的法律只要符合其《基本法》和法定程序均屬有效。這樣，我國的立法體制除了原有的在中央國家權力機關統一行使國家立法權的前提下，并賦予最高國家行政機關和地方機關制定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等權限的體制外，又賦予了特別行政區享有相當大的立法權；雖然這種立法權仍然屬于中央授予的地方立法權的范疇，但它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區的重要內容和體現。因而使我國立法體制具有了新的形式和特點。

依此道理，在法律解釋方面也出現了新情況、新特點。以香港為例，由于香港的法律制度遵循英美法系的判例原則，法律解釋一律由司法機關即法院在審判案件中作出。也就是說，我國香港只存在司法解釋，而不存在立法解釋和行政解釋；即不是象祖國大陸現有法律解釋體制那樣，在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立法解釋權為主導的情況下，再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行使司法解釋權，以及由國務院及其主管部門行使行政解釋權。因此，“一國兩制”實現后，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也行使法律解釋權，不僅可以解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而且也被授權可對全國人大制定的《基本法》依法進行解釋。突破了內地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就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問題進行解釋，而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無法律解釋權的狀況。可見“一國兩制”實現后，我國的法律解釋體制也將有所變化。

由于“一國兩制”的實現，將使我國的法律體系就其法律傳統而言，從單一的社會主義法系成為同時還存在大陸法系和英美普通法系，就會引起法的淵源從單一的制定法向同時還包括判例法、習慣法擴展。所以“一國兩制”實現后，我國法的淵源體系就頗具有復雜性、多樣性。它既是一元化的（即大陸和特別行政區的法的淵源都離不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大陸的各種法的淵源以及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據），又是多體系的（祖國大陸是以憲法為最高效力的，依次結成的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淵源體系；各特別行政區又以其《基本法》為首，形成各自特定的法的淵源體系）和多層次（不僅有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憲法與我國所有其他法律的層級區別，而且祖國大陸和各特別行政區的法的淵源體系，其內部又都有主從有序的、效力大小不同的層次區別）、多樣性的（既有制定法為主體，又有判例法，還有習慣法）。這無疑將有利于各具特色的法的淵源體系之間的相互比較、借鑒和吸收，從而促進我國法制的發展。

第四，在司法體制和法律適用方面，更出現了許多引人注目的新情況、新特點。

這是很明顯的。例如，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之規定及其精神，兩個特別行政區均各自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設立終審法院，法院都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員或法官履行審判職責的行為不受法律追究（即實行審判獨立并賦予法官享有司法豁免權）。香港特別行政區司法機關實行陪審制度和無罪推定原則，采取抗辯式訴訟模式，并遵循判例的原則；原在香港實行的司法體制，除因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而產生變化外，予以保留。澳門特別行政區也建立起獨立的、擺脫葡萄牙司法機關系統的，比較完備的司法制度，并設立行政法院，澳門原有刑事起訴法庭制度仍繼續保留。這些均表明兩個特別行政區都各自建立起獨立的司法制度和獨特的司法體制。不僅如此，由于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其法律體系也具有獨立性和獨特之處，全國性法律基本上不在這些地區實施（除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及其附件三所列的主要體現國家統一和國家主權原則的法律外），香港原有法律和澳門原有法律均基本保留（除同《基本法》相抵觸或經各自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這樣，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為：其《基本法》及其附件三所列，香港原有法律（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與習慣法），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為：其《基本法》及其附件三所列，澳門原有法律、法令、行政法規及其他規范性文件，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這些也會給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在法律適用方面帶來若干不同于內地的新情況、新特點。這種獨特的司法體制和法律體系及其運行機制，對我國司法體制的建設和改革以及法律適用的理論和實踐，亦不無啟迪和促進。

四、“一國兩制”實現過程中的“港澳模式”和“臺灣模式”的區別和聯系

所謂“港澳模式”，即香港和澳門是通過簽定中英和中葡聯合聲明這種國際協議為啟動，以制定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這種憲法性國內法律文件來完成其法律依據，同時要伴之以一系列相應的法律改革（廢、改、立）以及適時的區際沖突法和司法協助以完善之。并要到 1997年和 1999年“一國兩制”及其法制體系才在該兩地區從事實上相繼得以實現和實施。因此，這種“港澳模式”具有以下特點：

1．它適用的是國外用武力霸占（割讓）和武力威脅強租了我國領土后回歸祖國（收回主權）的這種歷史和現實情況。因而是通過簽定國際協議導向制定國內基本法的途徑，從而使之具有國內立法的約束力和可操作性，完成其回歸祖國的法律依據。

2．它是以中英、中葡相互承認（國家承認和法律承認）從而約束中方和香港、澳門之間政府和法律承認為前提，而且在這些地區的所謂“三通”、“四流”也早已進行。

3．它有一個我國在這些地區收回主權的確定的期限，從基本法生效到收回主權有一個明確的過渡時期。

正是在這三點上它與“臺灣模式”相區別：

1．我國臺灣問題是一國內的統一問題，而不是收回主權問題，屬于我國內政，不牽涉任何外國，也不容許任何國家插手，就談不上什么國際協議。當然也可以在條件成熟的時候，通過協商簽定關于兩岸統一

問題的聯合聲明，以便為制定我國臺灣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創造氣氛和前提。但這種方式只是一種預測和預期。

2．這些年來盡管我們黨和政府作了很大努力和讓步，采取了許多措施和“高姿態”致力于和平統一，我國臺灣方面也由于形勢逼迫采取了一些措施和姿態以緩和改善兩岸關系；但兩岸關系仍沒能有多少重大突破和實質性的進展。臺灣當局長期堅持以“三不”對“三通”，限制雙方的雙向交流，堅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還制造了各種事端，給祖國統一設置了種種障礙。臺灣當局雖然已宣布從1991年5月1日起終止所謂“動員戡亂時期”，同時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可是臺灣當局一些頭面人物依然聲言，這決不表示他們的政策有所改變，仍堅持敵視大陸的立場。尤其令人氣憤和需要高度警惕的是，這些年來，由于李登輝等人的縱容和支持乃至親自登臺表演，“臺獨”勢力和“獨臺”傾向日益囂張猖狂，就更增加了我國臺灣問題的復雜性和和平統一的繁難程度。

3．實現對我國臺灣的和平統一雖然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是歷史的必然，但這至今仍難以界定一個確切的期限，遠未進入已完成了法律依據的過渡時期，只能說還處于醞釀、準備時期、處于最初步的階段，遠未進入“一國兩制”的實現過程中，更未進入實際操作階段。而且兩岸關系還不斷有所反復和曲折。因此，如果從最積極的意義上講，雙方也僅還在探索和試探可以接受的實現統一的途徑、方式、條件和可能性。這就使我們對海峽兩岸關系法律問題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也處于探索階段，并不能不帶有某種超前和預測的性質，即最多也只能是在探尋可供選擇的具有一定可行性的方案。而不可能進入實質性過程和程序，更不可能進入實際操作階段。當然就難以界定確切的期限。這也是“臺灣模式”和“港澳模式”的一個顯著區別。

當然，“港澳模式”和“臺灣模式”也都有共同點和同一性，這除了它們都是在“一國兩制”方針指導下的產物以及都是“一國兩制”法制體系的動態環節之外，還具有以下共同性：

1．根據解決香港問題和澳門問題的可行辦法和經驗，一般說來，似都要通過制定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或采取其他法律形式來完成其法律依據，否則我國臺灣和祖國大陸的統一問題就不可能進入實質性的階段。當然，由于我國臺灣問題更具有復雜性，解決我國臺灣問題的方式和途徑都可能會更靈活些，而且允許統一后我國臺灣方面保留更大權力。因此，在法律形式上也會更具有其特殊性，既可能通過制定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方式來完成其法律依據，又可能采取其他形式來完成這種依據。

2．也都需要有區際沖突法和司法協助來解決大陸法域和特別行政區法域的法律沖突和協調問題，而且我國臺灣和祖國大陸之間的區際沖突法和司法協助尤其必要，并且數量會更大，內容和形式都會更為豐富和多樣。這不僅因為我國臺灣的面積、人口遠遠超過我國香港和澳門，而且是由于長期的隔絕、封閉更需要通過法律手段來溝通和協調。

3．都必然要引起相應的法律改革，即一系列法律法規的廢、改、立。例如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必會引導起香港現行法律的改革。首先，香港現行憲制性文件《英王制誥》和《王室訓令》將因基本法的存在而逐步被廢除。其次，香港部分原有法律，包括英國國會立法及香港立法中含殖民色彩的內容，如《英國法律確定法》、《英國殖民地法》、《引渡法》、《殖民地邊界法》等，也將被廢除。《人權法案》中不符合《基本法》精神的也要予以修改。目前，香港特別行政區臨時立法會正在對香港現行法律進行全面檢審。在這個問題上，我國臺灣現行法律的改革就更為必要，特別是那些早已過時，或名存實亡，或僅作茍延殘喘的所謂民國法，包括民國憲法以及適應“動員戡亂”體制的法律和法規，均須廢除。同時，還應有適應“一國兩制”的對法律的修訂和立定。當然，祖國大陸方面也應有相應的法律的立、改、廢，如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制定，憲法中有關“一國兩制”的規定的進一步完善，區際沖突法的應運而生，以及其他法律改革事宜等。然而這些都只能在條件成熟的時候逐步地實行。

當然，由于未來的我國臺灣特別行政區也將享有高度的自治權，那么也會象香港、澳門一樣建立起獨特的政治體制、司法制度和法律體系，從而享受獨立的司法權、終審權以及比內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更大的立法權；其原有法律除與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相抵觸外，也會基本保留；全國性法律除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及特別規定的少量法律外，也不在我國臺灣地區實施；其司法體制除一些不合時宜者需要改變之外，也會基本保留下來。

在此，還有必要談及曾一度成為解決海峽兩岸關系法律問題的一個熱門話題的“兩岸關系法”的有關意見。

這些年來，我國臺灣和祖國大陸有關方面都曾各自先后提出了多起“兩岸關系法”的草案或建議，以為解決海峽兩岸人民交往關系中的法律問題作嘗試和尋求一個可能的方案，無疑是含有其積極意義的。然而，一方面，由于我國臺灣方面提出的多個草案雖也體現了務實性、靈活性、兼容性，但又明顯地具有防御性、歧視性以及單向性和片面性的特征；祖國大陸方面有關研究機構提出的草案也未盡如人意。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正如前所述，由于和平統一我國臺灣問題的復雜性和繁難程度，現還未進入在我國臺灣實現“一國兩制”的實質性階段，還處于醞釀、預備時期，因此，“兩岸關系法”本身還帶有探索、試驗的性質，即使可行，也是一種處于過渡時期之前的準過渡性法律。所以，還很難斷定它能否成為“一國兩法”法制體系中的穩定構件。現在所設想的“兩岸關系法”的許多內容，有的可以被將來的我國“臺灣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所規定，有的可以被那時的區際沖突法所規定，有的還可以被一些專門法規和特別法規所容納。關鍵的問題是這類“兩岸關系法”不僅存在著“現有”和“應有”的矛盾，而且存在著可能性和現實性的矛盾。不僅很難達到符合各方面要求，為各方所接受和認可的程度，而且能否發生應有的法律效力且有效地實施，亦頗成問題。但這并不意味著制定這類“兩岸關系法”的努力意義不大，但它們作為探索解決兩岸關系的法律問題的一種方案，并非不可以試驗。通過這

種試驗，我們可以總結其中的經驗和教訓，以提出更加切實可行的方案，找到真正解決問題的途徑和辦法。而且通過這些努力，還可以為兩岸交流與合作創造一種氣氛，進行法律上的對話，甚至可能找到進一步改善兩岸關系的新的突破口和路徑。

該文《現代法學》1997年第3期發表，人大復印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1997年第4期轉載，獲重慶市（直轄）市政府1999年頒首次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評獎三等獎，本校1999年頒優秀科研成果評獎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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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有關權利問題的法哲學思考

2000年10月30日 09:41 文正邦

利益、行為自由和意志構成了權利要素；權利是一個主客觀統一的價值范疇和關系范疇，它依賴于社會經濟關系，既具有階級性，又有社會共同性．應有權利、法定權利和實有權利是權利的三種形態。法的本體是權利。權力與權利在本源上是一致的，即歸根到底都根源于社會經濟關系及其矛盾運動，無所謂誰先誰后。把權力看成是權利的淵源，只是形式上看問題．

馬克思曾經指出：“無產階級的第一批政黨組織，以及它們的理論代表都是完全站在法學的權利基礎之上的”。①權利，是法律機體的細胞，是法律大廈的基本構件，是真正的“法律上之力”，法的領域都為它所穿透和吸引。因此，幾乎可以這樣說，認識了權利也就認識了法，揭示了權利的真諦也就揭示了法的真諦。要深刻地認識權利，不能僅限于法學的領域，還有必要就權利的相關問題進行更加深入的法哲學探討。本文試圖對權利與義務、權利與權力的關系提出新的看法，以期引起關注和討論。

一、權利的組成盡管人們對權利概念的理解多有歧義，但對它的組成成分作如下分解，就可以發現：

權利的基本要素首先是利益，利益既是權利的基礎和根本內容，又是權利的目標指向，是人們享受權利要達到的目的（以及起始動機）之所在。所謂權利，實際上就是人們為滿足一定的需要，追求一定的利益而采取的一定行為的資格和可能性。

而利益既（主要）指物質利益，又包括精神上的利益即“道義”。道義要求或道德上的要求也是權利的基礎之一，并往往以所謂“應有權利”的形式存在和出現，其進一步發展就會成為“現有權利”或“法定權利”。當然這種要求歸根到底仍然是由物質利益而決定的。所以任何權利要求都有一定的功利目的，任何權利終歸聯結著某種利益。

其次，行為自由是權利的又一基本要素，是權利的存在形式和載體。因為，權利實際上就是一定社會中所允許的人們行為自由的方式、程度、范圍、界限、標準。所以權利法學和權利本位論認為，法不應該（或不僅僅）是限制人們行為自由的工具，而是（或主要應是，至少社會主義法應該同時是）人民群眾行為自由的保障，是“人民自由的圣經”。

行為自由既包括作為，又包括不作為。法之為權利既包括對行為自由的質的規定（既允許什么樣的行為自由），又包括對行為自由的量的規定的（即允許有多大的行為自由）。法規定人們的權利，既是對人們行為自由的資格、能力、可能性的認可，又是對這種行為自由的性狀和限度的界定。所以法賦予人們以權利并不意味著承認人們行為的絕對自由。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法所體現的社會必然性就是對自由的限定，即不得影響與危害他人和社會公眾的行為自由和利益，否則行為自由就會走向反面而喪失自由。因此權利必然與義務緊緊相聯，義務乃是行為自由的負值形態，是從相反的方面對行為自由的認定。履行義務，即遵循社會必然性而行為，它所維護的就不僅是行為人自身的利益，而且是他人、社會、公眾的利益以及自身的長遠利益。正因為這樣，所以義務也可以理解為一種特殊的權利，權利也可以理解為盡相關義務的能力，二者都以利益為基礎，以行為自由為存在形式和載體，只不過表現形態和價值傾向不同而已。

第三，意志也是權利的要素之一。權利并不純粹是一個實體范疇，它具有人的主觀意志性的特征，它必須符合一定社會的階級、集團和人們的意志傾向性，即符合一定的價值標準。所以寧可說權利是一個價值范疇更為確切，法定權利乃是以符合一定意志傾向的社會規范之要求為存在前提。因此并不是任何利益要求或道義要求都能成為權利，權利是人的利益要求或道義要求與社會的規范性要求的統一，是人的個體意志得到了社會的整體意志的許可或承認。而權利的這種意志性正好是法的意志性的基礎和前提，法的意志性是權利的意志性的升華和凝聚，它通過人們一系列的意志活動（立法、執法、守法等活動）使人的個體意志上升并實現為采取國家意志形式存在和起作用的統治階級的意志行為和過程，所以法具有階級性。

二、權利的性質和特征

從以上分析可見，權利是標示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行為自由的目標、方向及程度、范圍的法學范疇，而這種行為自由是符合一定社會規范所要求的，質言之，權利就是一定社會中人的規范性行為的自由度（行為自由的質與量的統一），它體現著作為社會化了的人的自主性和主體地位。

從哲學上說，權利既不純粹是一種實體范疇，也不單純是一種觀念范疇，而是一種價值范疇和關系范疇。它是主客觀的統一，這種統一就表現為人的行為自由或自由行為。即人們自覺地意識到或認識到了自身的正當利益，就要采取或表現為被社會所允許的一種積極主動的行動去獲取它。因此，從靜態上說權利就相當于利益加意志（價值取向），從動態上說權利就是為一定社會權威所許可的行為。

馬克思主義認為，權利和法一樣都屬于社會上層建筑并歸根到底是受社會經濟關系所制約和決定，“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②。法定權利不過是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形式即法權關系，所以權利始終是在關系中存在，權利義務關系，也即法律關系。這種法律關系并不是游離于其他社會關系之上，而是其他社會關系特別是經濟關系的一個側面，是以法權形式存在著的一種思想、政治關系，它的實際內容仍然是經濟關系和實際的社會關系，是以統治階級意志為焦點，對這些實際社會關系的折光、影象和反映。統治階級利用法律來確認人們的某種讓利，并給予法律上的保護，就可以維護、鞏固和發展有利于本階級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以實現其階級利益。正因為如此，權利總是具有對經濟關系的依存性，法定權利總是打上了統治階級意志的烙印。

那么，權利有無社會性（確切地說即“共同性”）呢？回答應當是肯定的。

這是由于在一定社會中，相對于同樣的社會歷史背景和生存條件，不同的利益群體和權利主體之間必然也有著某些共同的需要、利益和要求。這不僅指保護環境、維護生態平衡等，就如發展經濟和文化，維護社會穩定和安全方面等，也都關涉到人們若干需要普遍保護的利益和權利。正因為這樣，所以權利主體不僅是指單個的自然人，社會組織、機構、團體，甚至一個國家，在某些情況下也都可以作為權利主體。在國際法和在外層空間法中，國家作為權利主體已是事實，在未來的星際交往中，整個人類作為權利主體亦將被引起重視。總之，隨著法調整社會關系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之領域的擴大，權利的社會（共同）性問題將更加尖銳地擺在人們面前。

三、權利的形式和類型

權利有眾多的形式和類型，法定權利是其中之一種，當然也是其中最值得注意和需要認真研究的權利。法定權利又可作多種劃分，如：政治權利與民事權利，對世權與對人權，原權（或稱第一權利，如所有權）與派生權（如損害賠償請求權），主權利（如財產所有權）與從權利（如抵押權）…等等。

以上都屬于對權利（主要是法定權利）的傳統分類。它們是側重于從橫向上對法定權利的形式和類型作出的劃分。從法哲學的觀點看來，對權利的劃分應當堅持歷史與邏輯的統一，應當認清權利的三種最基本的存在形態及其相互間的聯系。

首先，權利的最初形態就是“應有權利”或“習慣權利”，即人們基于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而產生的權利要求，或公民作為社會主體在現實條件下和可以預見的范圍內應當具有的一切權利。它是人們的利益和需要的自發反映，是“自在”的權利。馬克思稱之為“已有的權利”或“習慣權利”，并認為法定權利即來源于這些“習慣權利”或“已有的權利”。所以他說：“各種最自由的立法在處理私權方面，只限于把已有的權利固定起來并把它們提升為某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東西，而在沒有這些權利的地方，它們也不會制定這些權利③。這同他在另一處所說的立法者不是在創造法律，而是在表述法律的思想是一致的。可見”應有權利“比起法定權利來說在內容和范圍上要豐富、廣泛得多。

”法定權利“作為權利的第二種存在形態，它是通過立法對”應有權利“的規定和確認，通過對”應有權利“的選擇和整理來對”應有權利“進行認定和分配，是集中化和系統化了的”應有權利“，是對人們利益和需要的自覺認識和概括，所以是”自為“的權利。

權利的第三種形態，即處于最后發展階段的”實有權利“。它是通過法律的實施，法律效果的實現，特定的權利義務關系的建立，而促成人們對法定權利的真正享有，對相應義務的確實承擔，它是人們權利和利益的實現和完成。

權利的以上三種存在形態或三個發展階段，在本質上都是人們利益和需要的自覺或不自覺的表現，它們之間乃是尚未被認定的權利和已經被認定的權利之間的關系，尚未實現的權利和已經實現了的權利之間的關系。三者在一定的條件下互相轉化，通過法的創制使”應有權利“轉化為”法定權利“，通過法律的貫徹實施又進一步轉化為”實有權利“；”實有權利“的獲得又將激發人們新的權利要求或對原有權利要求的可行性和合理性的重新估價，從而展開”應有權利“上升為”法定權利“并實現為”實有權利“的新的發展過程，這也就推動著法的不斷立、改、廢。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的重要任務就在于：一方面應大力探尋和發掘現實生活中人們在從事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各項社會活動中所出現的諸種”應有權利“，以擴大”法定權利“的基礎和來源；另一方面又應加強立法工作以科學地確認這些”應有權利“使之上升為”法定權利“，以有利于促進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同時還應大力加強法律的有效實施和貫徹，使”法定權利“不至成為一紙空文，而真正能成為人民群眾所享有的”實有權利“。

四、權利與義務的關系

在對權利的各種形態的研究和劃分中，還有一種最特殊的權利形態--義務，需要予以專門論述和說明。義務，在一些人的眼中總是把它看作是權利的對立概念，但也有學者把權利和義務視為相互”關聯“的概念④，強調權利與義務的聯系和同一性。

從辯證法的觀點看來，權利與義務這對矛盾的雙方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既有對立的一面，又有同一的一面，偏廢其中任一層關系都是不科學不全面的。一般說來，人們比較注意權利與義務的區別、對立以及相輔相成的關系，而較少注意它們之間更深一層的同一性關系，即在本原上的一致性。事實上義務并不是獨立于權利之外的一種異在物，而是發韌于權利大樹上的一簇分支，是權利的一種特殊形態，是對象化了的權利，是主體和內容發生了轉化的權利，每一權利主體只有盡其義務才有條件實現其權利并維護其權利。由此可見義務的實在內容和設定義務的目標指向仍然是一定的權利和利益，義務本身不過是為實現某種利益，享受某種權利而同時應盡的責任。從民法的角度看，權利是利益分配的法律技術手段，義務則是使這種利益分配能正常進行（只允許獲取正當利益）而設立的另一技術概念，所以義務是為權利設定的。權利界定利益，義務界定權利，義務設定的動機、目的、著眼點和落實點都是圍繞權利界定和利益分配這根中軸旋轉。法律上的各種禁止性規范、義務性規范都不是為義務而義務、為限制而限制。其目的是為了防止人們獲取非正當權利和人們的正當權利被侵犯。就是奴隸主以及許多封建統治者的立法，幾乎把一切義務推給被剝削階級，其目的也是為了維護剝削階級的權利和利益。這些都說明，相對于義務而言，權利更根本，義務是其派生，權利是目的，義務是手段。權利和義務并不是二元并列的，而是一元相生的。整個社會的權和義務體系構建成的大廈中，它的實體結構都是以權利相貫穿的。

由此可見，權利與義務作為一對矛盾，它們的對立統一關系不僅既互相區別和聯系（互相依存、不可分離、相輔相成），而且還有誰決定誰，誰派生誰，誰根源于誰的問題。正如物質與意識、存在與思維、實踐與理論、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等矛盾關系一樣，矛盾雙方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是平列、均衡的，還有一個第一性與第二性、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當然，我們認識到權利派生義務、義務是對象化了的權利，這并不意味著在法的歷史發展和實際運行過程中權利就一定在任何情況下都比義務更重要，而應看到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和具體條件下二者的主次地位可以發生易位。例如奴隸制法和封建制法就采取以義務為本位，資本主義法和社會主義法才提出了權利本位。又如在不同的部門法中（刑法和民法規范在權利和義務側重點上的顯著區別），二者的主次地位和作用也可能不同。但盡管如此，這些都不能改變權利決定和派生義務這一事實，正如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雙方在一定條件下的主次易位，不能改變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事實一樣。

權利和義務的這種深層次的復雜關系說明：法的本體是權利。法不過是經濟關系和其他社會關系的意志化形態，即按照社會主體的意愿對一定利益及其獲取方式的認可和規定。法的基礎終歸是利益（經濟關系），法的本體始終是權利（被許可的對利益的獲取）。所以在一些西方國家的詞源上權利即法、法即權利。蘇聯法理學界則認為，權利是主觀的法，法是客觀法（法律規范）與這種主觀法（主體權利）的統一。我國法學界所出現的”權利法學“大潮中，有識者也正是深刻地看到了權利之為法的本體的意義。可以預見，這一理論基點的確立，將引起社會主義理論法學的一場變革。

五、權利與權力的關系

權利和權力，既是法學和政治學中的兩個最基本的概念，也是社會法律和政治運轉所圍繞的兩個軸心。如，深入探索民主和法制的關系必將涉及權力和權利的關系問題。因此，正確認識和處理它們的相互關系，是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急需解決的重要課題。

權力之于政治猶如權利之于法一樣同等重要。政治在相當程度上實際就是不同的階級、集團和人們基于自身利益獲取、運用、改變和消滅權力的過程。馬克思主義認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斗爭的中心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而政治運行的杠桿就是政府權力，權力的階級歸屬就是國體，權力的組合方式就是政體，權力結構的不同形式和特點就形成了不同的政治體制。

權力并非是完全獨立于權利之外的東西，無論從每一社會的運行機制或是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長河來看，二者都是相互聯系并互相轉化的。正因為如此，有學者在權利義務關系式中把”權利“（狹義）同”權力“以及”特權“、”豁免“列為同層次的概念，而與”無權利“、”無能力“、”義務“、”責任“相對立；并且認為廣義的權利概念就包括了權力、特權、豁免這類相似概念。權利與權力的關系就象權利與義務的關系一樣，也有更深一層的同一性關系，即在本原上的一致性。這就涉及到權利與權力的淵源問題，同時也要解答權利與權力究竟誰源于誰、誰派生誰這一復雜問題。

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權利和權力都屬于社會上層建筑，它們歸根到底都根源于社會經濟關系及其矛盾運動。馬克思既反對”把權利歸結為純粹意志的法律幻想“⑤，也反對把權力作為國家和法的基礎。他認為”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是國家的現實基礎……這些現實的關系決不是國家政權創造出來的，相反地，它們本身就是創造國家政權的力量。“⑥恩格斯也在《反杜林論》中批判了杜林關于國家和法起源于暴力的謬論。

在人類社會的歷史長河上，權利和權力是同時產生和存在的，法定權利和政治權力則是隨著私有制、階級國家和法律的出現而同時出現的，無所謂誰先誰后，正象國家和法律的產生無所謂誰先誰后一樣。然而由于人類社會形態的更替一般是由革命的階級破壞了舊法統、打碎了舊的國家機器、用暴力奪取了政權之后，再制定新的法律來重新確認和分配人們的權利，這就容易形成一種錯覺，似乎奪取國家權力在先，獲得權利在后。因而權力是權利的淵源。

但這只是從形式上看問題，從實質上看問題就不難發現：權力乃是權利的一種衍生形態，國家權力的存在是以維護一定階級、集團和人們的權利為前提的。國家是一定區域內人們的一種共同體，馬克思曾把剝削階級的國家形式稱作”虛行的共同體“，國家如果離開了它的實體--人們的社會存在、社會活動和社會關系，那是不可想象的。國家權力決不會憑空產生，它是以公民的權利為中介對社會經濟關系的集中反映，經濟關系的人格化就是人們的利益和需要，利益和需要的意志化就是權利（首先是應有權利），權利要得到確認和保障就要靠權威和強制力，這種權威和強制力的最高形態就是國家權力。因此，權利之上升為法，實際上就把人們分散的權利集中化成為了國家權力，從而使權利具有了普遍性。所以權力的權威性和強制性不過是權利的集中化表現而已，即權力者具有支配和強迫他人的行為服從于自己的能力。這種能力也可視為一種權利，即在特定地位上的權利。

盧梭從社會契約論的觀點出發，認為國家權力是公民讓渡其全部”自然權利“而獲得的。雖然他這種設想帶有虛構的成分，但作為啟蒙思想家，他的確也看到了在民主制度下政府權力應當是公民賦予的（哪怕是形式上的賦予），這同他的”主權在民“的思想是一致的。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如我國是由人民選舉自己的代表，組成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代表大會授予政府以權力，這就展現出了權利（人民的選舉權以及其他各項應予保障的權利）產生出權力的真實過程。所以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連資產階級學者也得承認”人民是權力的唯一泉源“和”原始權威"。⑦

由此可見，在社會形態和國家政權更替的時候，出現新的國家政權制定法律規定人們的權利，并不能得出權力產生權利的結論。正象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政權制定新的經濟政策，建立新的生產關系，而不能由此得出上層建筑決定經濟基礎的結論一樣。因為革命之所以暴發，新的國家政權之所以出現，歸根到底仍然是社會經濟關系的矛盾運動而決定。何況人民奪取政權，建立新的國家和政府，也可以說是人民行使革命權、反抗壓迫權的結果。資產階級革命勝利時就曾把人民的這種革命的權利寫在了憲法上。

由于國家強制力是法得以存在和發生社會作用的必備條件，國家強制性是法的一個重要特征。這一事實也容易產生一種錯覺，似乎離開了國家強制力的創制和保護，便沒有權利的產生

第三篇：五分鐘法哲學讀后感

《五分鐘法哲學》簡潔明朗，在質樸的語言中，讀者能清晰把握作者拉德布魯赫對法律內涵的一種剖析。帶著矛盾、帶著期待當然也帶著清醒去向哪里？又與誰同行？

第一分鐘，從軍人命令和法律的比較入手引出法律和強制力的關系。當強調感覺經驗、排斥形而上學傳統的實證主義學說，占據或者說統治整個社會主流哲學觀點的時候，法學人士以及這個民族都缺乏思考法律內涵和意義的動機，這就很自然地認同了，法律之所以有效，因為它就是法律，往往就是由于存在強制力執行它，即得到認同。再進一步分析，處于此種狀態下的社會和民眾，主流意識對法哲學的不加約束，將會使得國家的強制力無限制擴張，對內的專制也好對外的戰爭也罷。總之，一系列連鎖反應，從自然法的衰退和消失，到逐漸的整個民族都喪失對殘暴、罪惡法律的抵抗。

第二分鐘，從邏輯學的角度論述了，“法者，于民眾有益之物也”命題的內涵。一方面，對民眾有益之物的標準存在不確定性，當將法和臆想的或者自稱的民眾利益等量齊觀，會造成權利掌有者的獨裁、程序的缺失、社會價值的歪曲等等問題，法治國的理想成為泡影。另一方面，“只有法，才是對民眾有益的”命題，表達了作者對未來法律發展的殷切期望，那些經得起歷史考驗，符合歷史發展規律，契合社會現實的真正意義上的“法律”才是我們真正應該追求的，真正對民眾有益的。

第三分鐘，主要談論法律與正義的關系。當正義的內涵被扭曲對異族人的殺戮視為正義；法律對正義的追求存在瑕疵或者法律有意識地否認對正義的追求時，那么一方面民眾就沒有義務來服從這些法律，另一方面作為法學人士還必須鼓起勇氣來否認這些本不屬于法律的特性。

第四分鐘，論述對法律內涵的經典解讀，基于人類的不完善，使法所有的價值不能和諧統一。為了作者認為的法存在的第一大任務法的安定性，即秩序和安寧，我們需要在某種程度上認為那些惡的、有害的或者不公正的法律應該是有效的，比如既判力原則。當然，對于超乎必要限度的非正義性和公共危害性的法律，我們也要毫不猶豫地去否認它。

第五分鐘，總結性地談到理想和實踐的差距。存在一些法律原則，它們比其他的法律規章更具有效力，以至于其他任何法律都不能與其相悖，人們將之稱為自然法或者理性法。然而，拉氏在其法哲學思想中是否認終極價值存在的，在這里我們僅僅看到的是，作者繁瑣用詞艱難承認的，經過幾個世紀的努力形成的一個穩定規模，廣泛協調集中在所謂的人權和公民宣言之中的價值，但是，這并非相當于承認理想的現實化，也只不過是歷史的產物。

第四篇：雷鋒精神哲學思考

命和建設的根本立足點,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實際工作中的具體運用。在

長期的革命實踐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成為我們黨解決一切問題的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 方法論原則。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指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 情況。又說,我們的方針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又指出, 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 革命。事實證明,象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必須也能夠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進行革命和建設。正如鄧小平同志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所說的:“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 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 點。”(《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一一九八二年>第372頁)這是總結我國長期歷史經 驗的一個基本結論。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糾正了閉關鎖國、盲目排外的錯誤傾向,把對外開放

作為黨的基本路線的一個重要方面。但這絲毫不意味著我們放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 則。當今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封閉起來,‘只能是作繭自縛,與世隔絕,落后于時代。.當 然,在對外開放中,也會帶進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腐朽思想和落后東西,國外的敵對勢力也 會乘機進行滲透、顛覆活動。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唯物辯證觀 點。只要我們保持清醒的頭腦,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自覺地進行反滲透、反顛 覆、反“和平演變”的斗爭,就能把獨立自主和對外開放辯證地統一起來。

黨中央已經向全黨、全軍干部提出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而又緊迫的任務。在 目前的形勢下,也是結合十年改革開放的實際,聯系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學習馬克思主義哲 學的極好時機。它既是反思過去,又是面對現實,探索未來。我們應當自覺地響應黨中央和 中央軍委的號召,扎扎實實地把學哲學活動開展起來,深入下去。學好哲學,打下理論根 底,必將受益匪淺,得力無窮。(作者本院哲學系副教授)責任編輯石必揚

遺產。雷鋒同其他一切最杰出的中國共產競人,都是偉大的典產主義者,也是最優

秀的中國人。從雷鋒的思想中,我們可以看到,占主導地位的是馬克思主義思想意識形態, 共產主義大公無私的奉獻精神,同時,她又處處浸透了中華民族古老人、生哲學中的優秀乳 汁,從而使雷鋒精神成為一種充滿中華民族氣息的共產主義精神。在雷鋒精神的各個主要方 面,我們處處可以看到中華民族古老人生哲學的影響和我們偉大先人生生不息、奉獻進取的 精神。

1、在人生責任上,主張“公爾忘私”、“優國優民”。在中國人生哲學中,整體乃至國

家的利益處于高于一切的地位,而個人的利益則是次要的。個人作為群眾這一倫理肌體上的 細胞,必須服從群體或整體,服從國家的最高利益,這是無條件的人生責任。“大道之行也, 天下為公”,“以私害公,非忠也”,“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以國家之務為己任”, ‘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說的都是這個思想。從屈原、岳飛到林則徐,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 的民族靈魂、精神支柱。它產生了巨大的向心力凝聚力。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 下之樂而樂”,成為中國人千古傳頌的絕句。中華民族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強烈的社會 責任感,源遠流長,.到了社會主義時代,在雷鋒精神中放射出了更加奪目的光輝。雷鋒說: “我活著,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做一個對人民有用的人,當祖國和人民處在最危急的關頭, 我就挺身而出,不伯犧牲。生為人民生,死為人民死。”1962年夏天,當他得知東南沿海形 勢緊張的消息后,立即寫了一份要求上前線的請戰書。他在1961年的一篇日記中寫道:“現 在,我們國家處于困難的時期。我們是國家的主人,應該處處為國家著想·一我們要奮發圖 強,自力更生,克服當前存在的暫時困難,堅決反對大吃大喝,力戒浪費。”他少領軍裝為 國家節省開支,把自已僅有的200元存款捐獻給災區。他這種為國分憂的精神,既是社會主 義時代主人翁思想的反映,又是中華民族古老的愛國主義精神跨越時代的生動體現。

2、在人生價值上,崇尚“自強不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地奮斗與獻身。人應該

怎樣活著才有意義?人生的價值是什么?秉承輕個人、重整體和.國家的思想,中國人生哲學 占主導地位的人生價值觀是:奮斗和獻身。“盤古開天”、“夸父逐日”、“精衛填海”、“女 娟補天”,都充滿了對奮斗和獻身精神的謳歌。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 索”,激勵著多少炎黃子孫為真理而求索和獻身。“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春蠶到死絲 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詩文,都謳歌了為事業而 獻身的崇高精神。每個民族英雄,也都給子孫后代留下了奮斗與獻身的悲壯而美麗的故事。這種精神,給雷鋒以巨大的影響。從他懂事的那天起,就立下了為革命事業而奮斗的雄心壯 志。他在小學時刻苦學習的態度,他在望城縣委當公務員時勤懇踏實的作風,他在當推土機 手時的革命干勁,他參軍后苦練殺敵本領和專業技術,他一心向著黨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他 爭。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傻子”精神,他干一行愛一行的“螺絲釘”精神,都淋漓盡致地表 現了他無私的追求和自強不息的奮斗。正如他所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為人民服 務是無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

3、’在人生境界上,重“義”、“謀道”,視個人名利如“浮云”。人為什么活著,人活著應該達 到一個什么樣的目標水平,這就是人們常說的人生應該有一個什么樣的境界。中國歷史上僅有

短暫的崇尚金錢富貴享樂的魏晉時期和明朝中后期。以儒、道、佛等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 歷來都是重“義”輕“利”的。孔子說:t.I義而富貴,于我如浮云”。孟子說:“生吾所 欲也,義亦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這種追求“理想”的人生境界,在 鋒身上被賦予嶄新的含義,得到了進一步升華。他說:“人生總有一死,有的輕如鴻毛, 有的卻重如泰山。我覺得一個革命者活著就應該把畢生精力和整個生命為人類解放事業一一 共產主義全部獻出。我活著,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做一個對人民有用的人。”雷鋒這種思想 境界繼承并超越了中國古代圣賢們的思想境界,是人類歷史最崇高的人生境界。

4、,在人生幸福上,注重精神的滿足與道德的完善。幸福,是人生追求的共同目標。在

人類歷史上,有多種多樣的幸福觀。對個人幸福與社會幸福、精神幸福與肉體幸福、幸福與 道德等,不同民族,不同社會,不同個人,’都作出了自己不同的解釋。在中國歷史上,絕大 多數思想家不否認人的物質需要,承認人的富足對人們精神生活的重要性,但更多地則是崇 尚精神的滿足與道德的完善。這種幸福觀滲透在人生責任、人生價值、人生境界、人生修養 等人生哲學的各個方面。古人提出“以德為樂”的思想,早在《大學》寫道:“德者,一本 也廠財者,末也。”“是故君子先慎乎德。”這些幸福觀念,深譯地滲透在祖國每一塊土地 上,因此也不育杯給雷鋒以巨大的影響。在雷鋒看來,人的一生什么最幸福呢?他說:“我 覺得一個革命者就應該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為黨的事業貢獻出自已的一切,這才是最幸 福的。_”他還說:“有人說,人生在世,吃好、穿好、玩好是最幸福的。我覺得本生在世, 只有勤勞,發奮圖強,用自己的雙手創造財富,為人類的解放事業—共產主義貢獻自·己的一切,這才是最幸福的。”雷鋒的這種幸福觀與中國傳統的幸福觀在許多方面是相通的。·

5、在人生修養上,注重“求知”與“修身養性”。中國人生哲學特別強調人要通過學習來提高自身的修養,實現人生的追求,達到理想的境界。“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 道”,“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都是中華民族婦孺皆知的千年古訓。“人好學,雖死猶存, 不學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耳”,揭示了學習與人生價值的關系。古人強調“學習”、“求 知”的重要性,還十分注重個人的修身養性。在個人修養方面,古人有許多主張:“積善而 不息,則通于神明,參于天地矣”;要講“信用”,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要“正 直少,如“中正無邪、禮之質也”;“立志”,如·“窮且益堅,不墮青云之志,’;要“慎 獨”,如“君子心慎其獨也”;要“自省”,如“吾日三省吾身”,“日省其身,有則改 之,無則加勉”;要勤儉,如“民生在勤,勤則不、匾”,“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 “儉節則昌,淫佚則亡”;要“謙恭”,“滿招損,謙受益”等等。中華民族的這些傳統美 德,在雷鋒短暫的一生中,都得到了體現和發揚。他酷愛學習如同酷愛生命一樣。他少年時 在學校是個好學生,參軍后時常在連部看書到深夜,有時上班口袋里還裝著書。也許同我們 民族在學習上求“道”有關,雷鋒以“釘子”的精神,刻苦學習社會真理。雷鋒還非常重視個 人道德品質的修養,對自已要求十分嚴格。他助人為樂,走到哪里好事做到哪里,他礴蒸-對人民、對同志襟懷坦白,光明磊落,他敢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他鼓勵自已要做暴風雨 里的“松柏”,不做溫室中的“弱苗”;他保持著勞動人民勤儉節約的本色,褲子、襪子補了 又補,節約一分錢、一滴水、一兩煤、一度電,他還時時告誡自己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他有句名言:“在土作上,要向積極性最高的同志看齊;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 齊。”死是由于雷鋒同志保持和發揚了中華民.族的這些傳統美德,因而深深得到了人民的懷 念和崇敬。

應當指出,中國許多傳統倫理道德,都是有階級局限的,如孔孟的“愛人”思想是與“君 君,臣臣,.父父,一子子”‘聯系在~起的;‘而雷鋒的愛,則是對人民共和國的忠誠和對人民大 眾的平等的同志式的愛,這就在采擷傳統思想文化中優秀成分的同時拋棄了糟粕,用中國古 代人生哲學豐富了共產主義的人生觀‘

以雷鋒精神為代表的新的中國人生哲學,是適合我國這個東方人口大國國情的人生觀。在我們這樣一個東方大國,需要什么樣的國民人生意識,實在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十年改革 開放的實踐證明,封建主義思想是中國現代化的障礙,但如果全盤否定中國思想文化傳統, 信奉西方的唯意志論和超人哲學,必然導致民族精神的全面崩潰,社會倫理道德的嚴重扭 曲。今天人們嘆息世風不良,就是深刻的教勺!I;o無數事實說明,中國的思想文化傳統及其文 明,不是夫上掉下來的.,它是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的東方大國數千年形成的,有牢固的社會 基礎,強大的民族向心力。其中強調國家和整體利益、主張大公無私和奮斗獻身、注重追求 理想與道德完善、重視學習、修身等思想,只要以堅持馬克思主義學說為核心,吸收其有生 命力的因素,可以適合我國現在的政治、經濟制度,為全國人民所接受。特別是在今天改革 開放新形勢下,我們民族精神的根底只能是馬克思主義加中國文明,這是我們的精神支柱與 生命之本。對雷鋒精神中的那些屬于我們民族優秀思想文化遺產的東西,’盡管文革時期有人

從“左”的方面予以否定,改革開放時期又有人從右的方面大肆攻擊,而雷鋒精神卻依然為 億萬人民群眾所懷念。從“雷鋒叔叔不在了”的嘆息中.,可以看到我們民族對生命之本的萬 也不劫的依戀。當然,我們要剔除中國古老的文明中的糟粕,要吸收世界現代文明的精華, 既反對民族虛無主義,也反對復古與閉國自大。總之,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文明一,都 必須扎根于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離開了這片沃土,是沒有生命力的。以雷鋒精神為代表的新 的中國人生哲學,就是在我們這片土地上成長起來的,她必將蓬勃參天。

毛澤東又多次提出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警惕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侵

蝕,反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等錯誤思想作風,并多次在全黨全軍范圍內進行艱苦奮斗的教 育,開展了一系列的整風、整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從而使艱苦奮斗的 思想深入每個軍人心中，.成為革命軍人的自覺行動和道德準則。

四、注孟革命軍人信念、理想、人格的培養和宣傳。革命軍人的理想、人格是人民軍隊 道德原則、規范在軍人身上的集中體現,它對軍人的行為有著耳大的作用。毛澤東歷來注重 革命軍人信念、理想、人格的培養和宣傳。白求恩、張思德、雷鋒等英雄人物就是毛澤東為 全軍和全國人民樹立的光輝榜樣。白求恩“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共產主義和國際主義精 神,張思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雷鋒“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言行一致的革命精 神,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風格,奮不顧身的無產階級斗志”都是革命軍人優秀品德的集中體 現。他們是在人民軍隊的斗爭實踐中產生的,是革命軍人思想道德的升華,因而必然成為無 數革命軍人為革命事業忘我奮斗、英勇獻身的強大精神動力和道德典范。

第五篇：哲學小品思考

古阿斯指環

恩格斯得帶了古阿斯指環，隨即他隱身了。開始幾個小時，他到處閑逛，測試自己的隱形能力。一個他偶爾咳嗽一聲，發現他也消聲了。一旦習慣于隱形生活，他就想著下一步可以做什么。讓他感到羞愧的是，第一時間在腦海里顯現的，并非只是美味佳肴，比如，他可以去女人浴室或者更衣室晃悠，他也完全可以輕而易舉的頭點東西，他還可以絆倒那寫西裝筆挺卻對著手機大聲嚷嚷的討厭鬼。

但他想抵制住這些低俗的誘惑，他想做些好事，然而他發現這方面的機會沒那么明顯。對于利用隱形能力去干那不那么有益的事情的誘惑，他到底還能忍多久呢？只要有一秒鐘的軟弱，所有的努力就都毀了，他將可能是這樣：偷窺裸體女人或偷錢。他有必要繼續忍下去嗎？ 我們可以把古阿斯指環看作道德素質的檢驗器。想象我們也有這樣一個指環，如果我們是誠實的，就可能暴露我們是多么令人失望地易于墮落。但是，這不等于說，我們事實上是墮落的。

或許這能讓我們去同情惡魔。例如，官干了壞事，就會招到百姓的譴責。但是，我們沒有想象，如果自己擁有滔天權利，擁有無盡的放縱的機會，阿諛奉承的馬屁又樂意迎合我們的每一個怪念頭。我們真的能確定，我們在此情況下不會使自己蒙羞。

這個問題，問別人和問自己得到的答案會不同。

你就糾結一回

馬克斯非常餓，因為他做了一個決定：做每一個決定必須是理性的。而他的尷尬就是：食物吃完了，他的家處于能獲得食物（唯一）的東西兩個菜場正中間。因而他沒有任何理由去任何方向，你能否幫幫他？

說了很多，其實很多問題都是被語言欺騙。

這話繞啊繞啊，心里就敬畏了，就覺得是很深刻的理論。且，語言本身表達的不完善與語言定義的問題就會產生很多錯誤，誤會。

現在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寫什么。

一頭想要被吃掉的豬

馬克做了40年的素食主義者，雖然一度想念肉食，但他原則總能戰勝欲望。而他現在可以問心無愧地吃肉了。

一周前，他碰到了一頭經基因改造過的豬，能講話，更重要的是他想被人吃掉。對馬克一述衷腸，馬克覺得不吃他就是不尊重他。

你的選擇呢：

沒有贏家

士兵瑞恩要做一件很不好的事，他被下令先強奸并殺死一個女囚徒，而這只是因為種族原因被抓來的無辜的平民。無疑，這是極不正義的罪行。

但他卻沒有二選。如果執行命令，尚可讓受害者不必承受更多不必要的折磨。他知道，如果違令，他自己將被處決，而這個囚犯還會被侵犯并殺害，可能還會更殘忍。所以他只能選擇最優解。但他的內心很不平靜。

把傷害降到最低似乎是道德上完美的事了，假如有人為他如此辯護，站后法庭會原諒他嗎？

我們可以看到道德是如此蒼白，但也說得過去，畢竟道德是后天產生的。

光釬傳送

電子傳送機通過分子掃描你的大腦和身體，毀滅她們，然后把信息傳到火星，再將你的身體在火星上重組。雖然火星上這人外貌感覺和思想都與在地球上被催眠并穿越時空的那個人是一樣的，但卻不可否認一個事實：你被謀殺了，然后被一個克隆人替代了。

體驗者認為這是荒謬的，因為他并未意識到自己死了，而在被分解的瞬間，又不可否認被謀殺的事實。

我們的存在依賴什么？

虛擬出軌

結婚20年，夫妻變成左右手。因為當迪克了解虛擬出軌公司，他興奮了。因為他還愛自己的妻子，又不愿背負現實出軌的道德譴責。而這個公司應他所需，提哦那個虛擬性愛服務。這并非網友一夜情，而是在虛擬環境下讓你和你的理想型共處。它讓你感到是如此真實。而實際上，卻是電刺激大腦形成的。它擁有出軌的快樂，卻不是真的不忠，迪克還有什么理由抵抗他的誘惑嗎？

可能在現實中，這樣的思想跳板就有，似是而非中讓你撤下道德高強和心理防線。來吧，找個跳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