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所思考的 關于“一國兩制”問題

我所思考的

——關于“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科學構想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

現實意義

內容摘要：1982年一月，鄧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了“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而“和平統一”更是黨的各界領導人堅定不移的信念。“一國兩制”這一戰略思想在香港、澳門這兩個特別行政區的成功實施證明了它的正確性；而大陸和臺灣關系的進一步發展也讓我們看到了“和平統一”思想的必要性。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構想的基本內容有以下十個方面：（1）一個中國。這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核心，是發展兩岸關系和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2）兩制并存。（3）高度自治。（4）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但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5）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寄希望于臺灣人民。（6）積極促談，爭取通過談判實現統一。（7）積極促進兩岸“三通”和各項交流，增進兩岸同胞的相互了解和感情。密切兩岸經濟，文化關系，為實現和平統一制造條件。（8）堅決反對任何“臺灣獨立”的言行。（9）堅決反對外國勢力插手和干涉臺灣問題。（10）集中力量搞好經濟建設，是解決國際國內問題的基礎，也是實現國家統一的基礎。

從以上十條內容中，我們可以看到國家對臺灣問題的嚴肅態度。臺灣，從古至今一直是我們中國的領土，雖然曾經經歷過短暫的分別，但我們堅信，經過黨和國家的不懈努力，臺灣終究會回到祖國的回報。這幾年，我們看到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科學國祥所產生的積極效果：2008年12月，中國將命名為“團團”、“圓圓”的兩只大熊貓送到臺灣，當地媒體和政府對這件事給予了很大的關注。“團團圓圓”是黨和國家以及全體人民對臺灣問題的殷切希望，也是臺灣問題的最終結果；2008年，在兩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中斷了近十年的兩岸制度化協商得以恢復，進而推動了大陸居民赴臺旅游以及兩岸民眾苦盼了30年得“三通”基本實現；2000年11月，全球已有三十五個國家或地區成立了五十七個致力于推進中國和平統一，反對“臺獨”的民間團體。2005年，《反分裂國家法》成立，黨和國家再一次明確臺灣問題的解決方向。

臺灣為題的日趨解決以及香港、澳門這兩個特別行政區的繁榮發展讓我們看到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這一科學構想的而現實意義：

第一，“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構想創造性地把和平共處五大原則用之于解決一個國家的統一問題。和平共處是處理國際關系必須遵守的普遍準則，“一國兩制”構想將這一準則的精神應用于解決一個國家內部不同社會制度的地區之間的關系，以解決祖國的和平統一問題。

鄧小平說：“根據中國自己的實際，我們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同一問題，這也是一種和平共處。” 第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構想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歷史的范疇，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第三，“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構想體現了既堅持祖國統一，維護國家主權的原則堅定性，也體現了照顧歷史實際和現實可能的策略靈活性，可以避免武力統一會造成的不良后果、在國家統一的問題上，所謂原則堅定性，就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堅持中國國家主權的領土統一與領土的完整不受侵犯。

第四，“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構想有利于爭取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所需要的和平的國際環境與國內環境。

第五，“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構想為解決國際爭端和歷史遺留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世界上一系列爭端都面臨著用和平方式解決何用非和平方式解決的問題，總得找出個辦法來，新問題覺得用新辦法來解決。香港問題的成功解決，這個事例可能為國際上許多問題的解決提供一些有益的線索。”

我堅信，只要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不動搖，臺灣一定會回到祖國的懷抱，祖國一定能實現和平統一，而這樣的日子就在不久的將來。

第二篇：關于“一國兩制”的法哲學思考

2000年10月30日 09:39 西南政法大學 文正邦

隨著香港、澳門的陸續回歸以及海峽兩岸統一大勢的不可抗逆，一種罕見的政治法律現象就將呈現在世人面前，因為“一國兩制”的國家結構必然導致“一國兩法”（一國之內兩種社會性質的法律制度并存）和出現多個法域（祖國大陸主法域及我國香港、澳門等輔法域）的奇特法制體系的建立和形成。它的基本構架是：以憲法為龍頭，以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為紐帶，以社會主義法為主干，以上述特區的資本主義法為支干，并以它們彼此相互間的區際沖突法為膠合劑的，兩種性質的法律相得益彰，各法域共促共生的，多層次、多色調、多板塊，結構復雜，內容和形式異常豐富多彩的法制體系。這在中外法制史上都是史無前例的．對它的深入研究不僅將大大地豐富和更新我們的政治和法學理論、而且將促進我國的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的發展和創新，從而對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本文愿試作一些法哲學的思考和探究，以期能有助于中國法制發展的這一跨世紀戰略任務的解決。

一、“一國兩制”的法律意義和特征

“一國兩制”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就是一個統一的主權國家根據自己的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在本國的部分地區實行不同于國家主體部分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及生活方式。

眾所周知，“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為解決我國臺灣問題，恢復對香港、澳門行使主權，實現祖國和平統一所提出和制定的一項重大國策，它已以特定的方式載入了我國憲法。1982年我國憲法第31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而且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已使香港問題和澳門問題得到合理合法的解決。1984年12月19日和1987年4月13日中英兩國政府和中葡兩國政府分別簽署了具有法律效力的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和關于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各自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和1999年12月20日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并在1990年4月4日，七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1993年3月31日，八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從而使“一國兩制”的重大國策得以制度化、規范化，賦予了它以更加充分而深厚的法律依據和意義，使其具有合憲性、合法性和穩定性。盡管在香港、澳門回歸過渡時期，也可能出現一些干擾其平穩過渡的阻力，但只要我們嚴格依法辦事，就可以有理、有利、有力地推進和實現祖國統一大業。

由此可見，“一國兩制”的確定和實施，必須具有憲法和法律的依據和保證，而且也只有通過法律的手段和法制的形式，才能建立起祖國大陸與我國港、澳不同的社會制度地區間的穩定聯系，并妥善解決其間發生的某些糾紛和矛盾。“一國兩制”既涉及到國體，又涉及到國家結構和政體，既涉及到我國的經濟制度也涉及到我國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法與國家，法律與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總是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法制是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廣義的政治制度就包括了法律制度，經濟制度的穩定建立和發展，也離不開法律。因此，“一國兩制”的確立和實施，必然會引起我國法律制度或體制發生重大變化，這種變化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從單純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法律演變為祖國大陸社會主義法（占主體）與港、澳資本主義法并存，即“一國兩制”必然導致“一國兩法”；第二，從單一法域國家變成多法域國家，即形成祖國大陸（主法域）和我國香港、澳門等輔法域。由此派生出“一國兩制”法制體系下的諸多復雜現象和關系，也決定了其間所存在的法律沖突的復雜性及其解決的繁難度。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兩個方面中第一方面是首要的和基本的，也是最能體現我國“一國兩制”法制體系特色的。也就是說，我國“一國兩制”法制體系的基本特征，并不在于其多法域，而在于“一國兩法”。即在于兩種性質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法制制度的并存。這正是決定我們的“一國兩制”以及“一國兩法”在理論上和實踐中具有特殊復雜性的根本原因，也是同世界上其他一些多法域但卻仍是“一國一制”的國家結構和法制體系國家的最大區別。例如美國、瑞士、澳大利亞等都是這樣的多法域國家。美國有50個州，每個州都有自己的民法，然而它們都屬于在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的法制區別和法律沖突。這些多法域國家由于實行“一國一制”，因而各地區的法律其階級本質和基本原則相同，法律體系之間的共同點是主要的，不同點是次要的，出現的法律沖突也是淺層的，不能與我們“一國兩制”下祖國大陸同我國香港、澳門之間基于不同性質的法制區別和法律沖突相同日比擬。當然，我國“一國兩制”下的法制體系也有一般多法域國家法律沖突的某些共同特征，如所屬法系的不同與沖突，各法域之間的差異和沖突等，這就更增加了其復雜性和繁難度。

從縱向上看，“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雖然歷史上也不乏其例，但還沒有進展到建立起較穩定的法制體系并妥善解決其法律沖突的地步。我國歷史上社會制度形態比較落后的少數民族以武力征服了社會制度和形態比較先進的漢民族地區后，如蒙古族、滿族征服漢族，都出現過兩種不同社會制度（奴隸制與封建制）并存的情況。公元646年大化革新以后的日本，也存在過類似的情況。美國獨立戰爭后至南北戰爭以前，則出現過在北方發展資本主義的同時，在南方的幾個州保留奴隸制的狀況。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在西藏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暫時保留其原有制度至民主改革之前，實際上也是屬于“一國兩制”的特殊情況。上述這些情況由于是在改朝或改制的過渡時期出現的暫時現象，沒有具備充足的法律依據和保證，因而，缺乏穩定性和典型意義，雖可作為我們現今實行“一國兩制”的歷史依據，但卻不能與其深刻涵義和重大意義相比擬。

深入的研究和討論，故此只作簡略述及。

2．區際沖突法

我國區際沖突法產生和存在的必然性、必要性，是為了解決我國香港、澳門、臺灣等特別行政區建立后與祖國大陸之間以及這些特別行政區彼此之間所必然產生和存在的區際法律沖突。區際法律沖突是一個主權國家領土范圍內具有獨特法律制度的不同地區之間在同一平面上的法律沖突。一國內部各個具有獨特法律制度的地區一般稱為“法域”，各法域之間法律地位是平等的。而其內部具有數個法域出現區際法律沖突的國家稱為“復合法域國家”或多法域國家。“一國兩制”實現后的我國就是這樣的多法域國家，無論是我國香港、澳門及我國臺灣或是祖國大陸，從區際沖突法的視角看，都是相對獨立的法域。也就是說在“一國兩制”的國家結構和法制體系下，一方面，就行政關系而言，中央人民政府與特別行政區之間的關系是中央與地方的隸屬關系；另一方面，從區際法律沖突關系而言，祖國大陸、我國香港等法域都是相對獨立的法域，都允許保持性質不同，各具特色的法律制度。在這種情況下，隨著各地區人民間的交往就會產生大量涉外（法域）法律因素和法律關系，從而要求各法域互相承認外法域人的民事法律地位以及外法域的法律在自己區域內的域外效力。這就使區際法律沖突的產生具備了主客觀條件，而區際法律沖突的存在，又使以解決區際法律沖突為宗旨的區際沖突法具有了客觀必然性。

我國區際法律沖突的復雜性、特殊性決定了我國區際沖突法的復雜性、特殊性。因為：第一，我國區際法律沖突存在著不同階級本質的法律之間的沖突，而不同于“一國一制”下的一般多法域國家的區際法律沖突，后者的法律沖突往往是淺層次的，不涉及法律的本質方面。我國“一國兩制”條件下祖國大陸與我國港、澳、臺之間的社會主義法與資本主義法之間的沖突，由于體現了不同階級的利益和意志，其基本的法律原則和立法精神都存在重大差異，不可避免地存在許多不同規定甚至相對立的情況，因此其法律沖突在質上是深層次的，在量上也是相當廣泛的。第二，我國區際法律沖突體現了當今世界三大法系（社會主義法系、大陸法系、英美法系）之間的法律沖突，而不同于其他多法域國家多數是屬同一法系，只有極少數（如美國、加拿大）也僅有屬兩大法系之間的區際法律沖突。第三，我國區際法律沖突是特別單一制國家內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區之間的法律沖突，而不同于目前世界上區際法律沖突大都發生在聯邦制國家，并且聯邦法院常常具有協調成員邦之間法律沖突的職能。“一國兩制”條件下的我國，包括祖國大陸和特別行政區在內的各法域事實上都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這就意味著區際法律沖突是在沒有共同的最高司法機關進行協調的情況下展開的，這樣法律沖突不僅表現在一些低級規范上，而且也表現在一些重要原則上。第四，我國區際法律沖突還涉及到適用國際協定上的沖突，這也是由于“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包括享有部分對外事務的權力的結果。例如，根據《基本法》規定，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可以分別以“中國香港”和“中國澳門”的名義，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游、文化、體育等領域單獨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系，并簽訂和履行有關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的國際協定，中央人民政府可根據情況和香港及澳門和需要，在征詢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后，決定是否適用于該地區；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參加，但已適用于香港和澳門的國際協定仍可繼續適用。這就會出現一些國際協定適用于某地區而不適用于其他地區的情況，從而導致各地區的本地法同其他地區適用的國際協定之間以及各地區適用不同國際協定之間的沖突。而其他多法域國家的中央政府締結、批準或參加的國際條約適用于其全部領土，地方政府無權對外締結國際條約。為解決如此復雜的區際法律沖突，在如下三大層面上提出和展開的中國區際沖突法的主要任務和基本內容，即（1）管轄權問題，（2）法律適用問題，（3）判決的承認和執行問題（司法協助問題），當然也就十分復雜和極富有特色。為此，研制和發展我國的區際沖突法，就必須在堅持國家主權原則、“一國兩制”原則、平等互利原則以及有利于各法域經濟發展原則的前提下，遵循一定的途徑和適當的步驟。因為區際沖突法固然應是“一國兩制”實現以后，我國香港、澳門回歸祖國，我國臺灣和平統一后，解決祖國大陸和各特別行政區不同法域相互彼此之間民、商事法律沖突的必要而可行模式，但需要經過一個努力探索和積極籌備的相當過程，以有待于制定統一的區際沖突法的條件之逐漸成熟。在此之前，則還須探尋其他解決區際法律沖突的方式和辦法。例如可以考慮先制定一些有關的法律適用、管轄、裁判、執行（以及其他司法協助）的雙邊或多邊協定，以便于逐步過渡到制定全國統一的區際沖突法。

3．憲法

在“一國兩制”法制體系中，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國兩制”的根本法律依據，是“一國兩制”具有合憲性、合法性、穩定性和國家主權統一的基本象征。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一國兩制”的全面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的最終完成，不僅將大大地發展、豐富我國的憲政實踐和理論，而且必將促進我國現行憲法的進一步修改和完善，乃至于會出現制定一部“大憲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為此，筆者特提出一些探索性意見，以盡可能地為“一國兩制”的全面實施尋求更充分、完備的憲法依據，并就教于學術界。若有不當之處，權當一孔之見。

實現“一國兩制”后，就將使我國的國家結構從一般單一制變為多法域（或復合法域）的特殊單一制（即既不是聯邦制更不是邦聯制等復合制國家，又不是只有一個法域的一般單一制國家，而是在統一的主權下有多個獨立法域并存的特殊單一制國家），法制體系也將因大陸的社會主義法與特別行政區的資本主義法并存，以及出現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區際沖突法等嶄新的法律現象而趨于十分復雜。這樣，隨著我國香港、澳門的回歸祖國以及海峽兩岸統一大業的完成，“一國兩制”所引起的如此極其復雜而豐富多彩的政治法律現象，就必然使現行憲法第31條的有關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

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就顯得遠遠不夠。它既不能反映全面實現“一國兩制”后我國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發展狀況的全貌，又還不足以作為在此情況下諸特別行政區及其獨特法律體系存在之充分而完備的最高法律依據。而且如果更嚴格講來，從第31條的這一規定中，還不能必然得出“在特別行政區內可以實行與大陸地區的社會制度和法律制度性質不同甚至相矛盾的制度”的結論，還必須要靠正式的憲法解釋或配套立法，才可能具有這樣的涵義。然而即便是輔以憲法解釋，并對憲法第31條作出補充，明確規定“在特別行政區可以實行和保留其原有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制度”等，也還是不夠。因為最關緊要的是在什么情況（前提和條件）下才允許保留和允許在多大限度內予以保留，以及怎樣構設特別行政區的經濟、政治、法律制度及其權限。這些關系到國家根本政治結構和體制的重大問題，不能簡單、籠統地涉及，必須有極其明確、系統和普遍性的規定。也不能使這些重大任務，概由根本法之下的各個《基本法》來承擔，而應當率先在憲法中予以高度概括和總結。并還需要對“一國兩制”全面實現后我國的整個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發展、變化作出根本法的規定和概括。

為此，就需要對現行憲法作出重大修改和變動，使之無論在國家結構、國體和政體等重要方面都充分而明確地體現出“一國兩制”的重大國策及其全面實現。這必將引起我國憲政理論和實踐的重大變化和發展，乃至有必要和實際可能制定出一部體現和確認祖國統一、并鞏固統一成果的“大憲法”來，以作為大陸和各特別行政區均一體遵行、普遍實施的共同母法，為“一國兩制”及其全面實現提供更充分、明確、完備的根本法依據，從而改變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基本上（多數條款）不在特別行政區實施的狀況。

制定這部“大憲法”的總的指導原則就是堅持“一國兩制”，即在堅持“一國”的大前提和根本基礎上認真地實行“兩制”。堅持“一國”，即強調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以及各民族團結平等，實行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下的地方分權，堅持國家結構形式的單一制，不搞聯邦制，堅持規定統一的國旗、國徽、國都、國歌等。實行“兩制”，即既應堅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體部分實行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要允許特別行政區保留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制度，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包括其獨特的政治體制、司法制度、法律體系等）。即求同存異，在國家利益至尚和主權統一的大前提下承認不同地區制度發展的特殊性、不平衡性。為此，就應在憲法中從總體上較系統地規定特別行政區共同條款，以作為定立和實施各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更充分的法律依據；還應就解決祖國大陸和各特別行政區彼此間的區際法律沖突的總的指導原則作出規定，以便定立和實施區際沖突法有所依循。

三、“一國兩制”對我國民主、法制建設的拓展和促進

我們的理想目標是要建設高度民主、文明且法制完備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沒有民主也就沒有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民主要靠社會主義法制來保證，這是本世紀社會主義發展豪邁而艱辛歷程留下的最重要經驗和教訓之一。值此世紀之交和邁向21世紀之際“一國兩制”的歷史創舉，不僅給法學研究帶來了一系列全新的理論和實踐課題，而且對我國民主和法制建設既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又提供了難得的機遇；既是巨大的沖擊，又是有力的促進。關鍵是我們要有科學的態度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從而勇敢地迎接挑戰，善于抓住并利用這種機遇，就可能成為我國民主、法制建設新的發展契機和驅動力。

“一國兩制”對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的影響和促進是多方面的，除了以上所涉及到的之外，現專就下述系列問題作些探究和分析。

（一）“一國兩制”對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拓展和促進，主要還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一國兩制”為我國的國體和政體建設增添了新內容，使社會主義民主和資本主義民主兩種民主制度通過和平競賽，互相取長補短，從而有利于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

我國的國體是人民民主專政，其政體是采取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這都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表現和形式。“一國兩制”實現使特別行政區各階級在社會中的地位和政權組織形式將和國家主體部分不相同，在這些地區政權的性質是資本主義的，政權組織形式基本上是采用資產階級議會制，即實行資本主義民主制，從而使我國的國體和政體在特別行政區出現不一致，但又為整個國家的國體和政體服務，即形成國家主體部分的社會主義民主與特別行政區的資本主義民主并存，使這兩種民主制度在服從于共同目的--國家統一和富強的大前提下，可以通過和平競賽、互相取長補短、共存共榮，最終將有利于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因為民主作為一種制度乃是人類社會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發展的重要內容，它們除了有階級屬性和階級基礎的不同之外，還包含著人類社會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發展中的一些普遍要求和共同規律。特別是現代民主制度乃是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政治條件和保證，體現了市場經濟發展的普遍政治要求。例如自由平等原則，分權制衡原則、以法治國原則等等，這些無論是資本主義民主或是社會主義民主都不可回避（雖然有階級性不同），其經驗和成就是人類社會政治文明發展的共同財富。經過幾百年發展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已積累了這方面的若干經驗，于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建設不無啟迪作用。例如香港與貪污腐敗作斗爭的產物--廉政公署制度，就是其法治原則的重要體現，是維護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的有力武器，其峻法以反腐倡廉之經驗，很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當然，我們社會主義民主的真實性和廣泛性，也值得他們學習和借鑒。

第二，“一國兩制”引起了我國國家結構的新變化，是對國家高度集權的重大突破，便于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和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從而在一種新的構架上使國家權力得以合理分解、運行和制約，從而推進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

“一國兩制”的實行，將使我國從一般單一制國家變成為

特殊單一制國家，從而開創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結構新模式。因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等），這些權利和權力既大大超過了我國省級以及民族自治區政府的權力，又在許多方面甚至超過了某些聯邦制國家中成員邦政府的權力。從而使我國的國家結構具有了某些復合制的特征，但她仍然是單一制而不是聯邦制，更不是邦聯制，乃是一種特殊單一制。在這種特殊單一制下，我國的國家結構形式在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下將由三種地方行政單位構成，即普通行政單位、民族區域自治單位和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單位，由原來的兩種地方分權形式發展為三種地方分權形式，突破了單一制下地方政府傳統權力的范圍。這是符合當代國家結構發展的基本趨勢--是朝著深化國家權力分解程度的總方向發展的，即需要降低國家權力集中程度，改變國家權力過分集中，以便于發揮地方行政單位的積極性、主動性，有利于中央政府簡政放權，進行宏觀調控。這也是一種民主化的趨勢，便于在一種新的層面和構架上探尋如何使國家權力得以更科學、合理地分解、分配、運行、使用和有效監督及制約。而且享有高度自治權的特別行政區的行政、立法、司法經驗同內地行政單位之間可以互相借鑒和參考，以便建立一種高效率的，充滿生機活力的政治體制，促進我國的政治體制建設和改革。

第三，“一國兩制”擴大了我國愛國統一戰線，進一步發展了多黨合作制度，賦予人民民主專政階級聯盟新的形式和內容，有利于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實現強國富民。

“一國兩制”實現后，我國港、澳、臺地區存在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條件下的資產階級也加入愛國統一戰線，我國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使港、澳、臺階層人士及其政治代表都在愛國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團結起來，其代表人物參加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等政治機構之中，這樣，無論是祖國大陸還是我國港、澳、臺的所有公民都有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事務的平等權利，從而賦予人民民主專政的階級聯盟以新的內容和形式，有利于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振興中華、實現強國富民，也有利于促進和擴展社會主義民主。

（二）“一國兩制”對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以及法學理論的促進、豐富、深化和拓展，還比較集中地表現在以下諸多方面：

第一，在法的性質和規律性方面，充分體現出法的階級性與社會性的統一，并使法的類型和更替呈現出復雜性。

因為很明顯，“一國兩制”法制體系中的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區際沖突法等的階級屬性非常復雜，既不能把它們完全歸于社會主義性質的法律，又不能完全歸于資本主義性質的法律，也不能簡單地說是兩者廉而有之，或者概念化地稱為兩者的對立統一。這種復雜而奇特的法律現象，充分表明法既具有階級性，又具有其社會性，是階級性和社會性之不同形式的統一。固然很多情況下法律的階級性特別明顯，但以上這幾種跨法域的法律又是其社會性的突出表現，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法律與資本主義性質的法律發生交叉、滲透、重疊的結果。可見，法的階級性和社會性兩者相生相成，共同演現出人類社會豐富多彩的種種法律現象。“一國兩制”結構下的法制體系及其構成要件，就是法的階級性和社會性相生相成的生動體現。

不僅如此，在“一國兩制”的情況下，社會主義類型的法和資本主義類型的法將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相當長一個時期內合法地并存，都統一于有中國特色的當代法制的框架之內，成為其不可割裂的組成部分，而且還發生交叉、重疊出現一些新的法律現象。這也是人類法制史上的一種奇特景象。它表明不能把法的歷史類型和更替簡單化，既不必然是非此即彼，也不一定是純而又純，雖然其總的歷史發展趨勢不可規避，但在某種特定情況下，無論是剝削階級法之間以及剝削階級法與社會主義法之間都可能在時間和空間中并存，并會有所交叉和重疊。從而以新的事實證明法不僅具有歷史的繼承性，而且同一時空內不同類型的法也可以相輔相成。

第二，在法的體系方面，使法律體系既具有統一性，又具有差異性，多樣性，并大大豐富了我國法律體系。

在“一國兩制”的情況下，這種差異性和多樣性表現在：其一，各法域的法律體系所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的性質不同，祖國大陸法域建立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之上，其他三法域建立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基礎之上。其二，祖國大陸法域和其他三法域所反映的階級意志不同，前者主要反映工人階級的意志，后者主要反映資產階級的意志，當然也包括反映有其他階層和勞動者的意志。其三，它們各自的指導原則也不同，祖國大陸法域的指導原則主要是“四項基本原則”，同時也是“一國兩制”；而其他三法域的指導是“一國兩制”，不實行“四項基本原則”。其四，它們所屬法系及其所體現的法律文化背景和條件也殊有不同。這樣，我國的法律體系就會出現多樣性和多層次性，不僅有作為主體的祖國大陸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和特別行政區作為輔助的資本主義法律體系的重要區分，還有我國港、澳、臺各特別行政區之間基于現狀和歷史傳統的不同其各自的法律體系也有區別并相對獨立，而且這些自成體系的法律體系的內部又有其各具特征的層次結構性，以及不同部門法之間的分野。因此，“一國兩制”情況下我國法律體系的統一性和協調性問題就更加復雜并具有了新的意義。這種統一和協調乃是在具有極其多樣性和豐富差異性的情況下的統一、協調，是在“一國兩制”和發展市場經濟的基礎上的統一和協調。所以各法律體系之間既相互對立又統一，既相互沖突和獨立，又彼此聯系參照。因此如何解決它們之間的沖突，協調其間的矛盾，就是“一國兩制”情況下急待解決的重要法律問題。其中，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就起著統一和聯結的特殊作用，區際沖突法和區際司法協助就發揮協調的機制和功能。

第三，在立法體制以及法律解釋和法的淵源方面，都出現了多樣性、復雜性和特殊性。

由于享受有高度自治權的特別行政區享有立法權，這種立法權不完全同于祖國大陸的地方權力機關（包括民族自治地方）所行使的地方性法規的制定權。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權只受中央權力機關的有限監督，它顯然比祖國大陸地方權

力機關的立法權的權限要大些，范圍也要寬些，因為特別行政區權力機關還可以制定自己的民法、刑法，凡屬自治范圍的事項均可立法，制定的法律只要符合其《基本法》和法定程序均屬有效。這樣，我國的立法體制除了原有的在中央國家權力機關統一行使國家立法權的前提下，并賦予最高國家行政機關和地方機關制定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等權限的體制外，又賦予了特別行政區享有相當大的立法權；雖然這種立法權仍然屬于中央授予的地方立法權的范疇，但它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區的重要內容和體現。因而使我國立法體制具有了新的形式和特點。

依此道理，在法律解釋方面也出現了新情況、新特點。以香港為例，由于香港的法律制度遵循英美法系的判例原則，法律解釋一律由司法機關即法院在審判案件中作出。也就是說，我國香港只存在司法解釋，而不存在立法解釋和行政解釋；即不是象祖國大陸現有法律解釋體制那樣，在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立法解釋權為主導的情況下，再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行使司法解釋權，以及由國務院及其主管部門行使行政解釋權。因此，“一國兩制”實現后，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也行使法律解釋權，不僅可以解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而且也被授權可對全國人大制定的《基本法》依法進行解釋。突破了內地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就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問題進行解釋，而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無法律解釋權的狀況。可見“一國兩制”實現后，我國的法律解釋體制也將有所變化。

由于“一國兩制”的實現，將使我國的法律體系就其法律傳統而言，從單一的社會主義法系成為同時還存在大陸法系和英美普通法系，就會引起法的淵源從單一的制定法向同時還包括判例法、習慣法擴展。所以“一國兩制”實現后，我國法的淵源體系就頗具有復雜性、多樣性。它既是一元化的（即大陸和特別行政區的法的淵源都離不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大陸的各種法的淵源以及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據），又是多體系的（祖國大陸是以憲法為最高效力的，依次結成的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淵源體系；各特別行政區又以其《基本法》為首，形成各自特定的法的淵源體系）和多層次（不僅有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憲法與我國所有其他法律的層級區別，而且祖國大陸和各特別行政區的法的淵源體系，其內部又都有主從有序的、效力大小不同的層次區別）、多樣性的（既有制定法為主體，又有判例法，還有習慣法）。這無疑將有利于各具特色的法的淵源體系之間的相互比較、借鑒和吸收，從而促進我國法制的發展。

第四，在司法體制和法律適用方面，更出現了許多引人注目的新情況、新特點。

這是很明顯的。例如，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之規定及其精神，兩個特別行政區均各自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設立終審法院，法院都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員或法官履行審判職責的行為不受法律追究（即實行審判獨立并賦予法官享有司法豁免權）。香港特別行政區司法機關實行陪審制度和無罪推定原則，采取抗辯式訴訟模式，并遵循判例的原則；原在香港實行的司法體制，除因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而產生變化外，予以保留。澳門特別行政區也建立起獨立的、擺脫葡萄牙司法機關系統的，比較完備的司法制度，并設立行政法院，澳門原有刑事起訴法庭制度仍繼續保留。這些均表明兩個特別行政區都各自建立起獨立的司法制度和獨特的司法體制。不僅如此，由于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其法律體系也具有獨立性和獨特之處，全國性法律基本上不在這些地區實施（除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及其附件三所列的主要體現國家統一和國家主權原則的法律外），香港原有法律和澳門原有法律均基本保留（除同《基本法》相抵觸或經各自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這樣，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為：其《基本法》及其附件三所列，香港原有法律（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與習慣法），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為：其《基本法》及其附件三所列，澳門原有法律、法令、行政法規及其他規范性文件，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這些也會給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在法律適用方面帶來若干不同于內地的新情況、新特點。這種獨特的司法體制和法律體系及其運行機制，對我國司法體制的建設和改革以及法律適用的理論和實踐，亦不無啟迪和促進。

四、“一國兩制”實現過程中的“港澳模式”和“臺灣模式”的區別和聯系

所謂“港澳模式”，即香港和澳門是通過簽定中英和中葡聯合聲明這種國際協議為啟動，以制定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這種憲法性國內法律文件來完成其法律依據，同時要伴之以一系列相應的法律改革（廢、改、立）以及適時的區際沖突法和司法協助以完善之。并要到 1997年和 1999年“一國兩制”及其法制體系才在該兩地區從事實上相繼得以實現和實施。因此，這種“港澳模式”具有以下特點：

1．它適用的是國外用武力霸占（割讓）和武力威脅強租了我國領土后回歸祖國（收回主權）的這種歷史和現實情況。因而是通過簽定國際協議導向制定國內基本法的途徑，從而使之具有國內立法的約束力和可操作性，完成其回歸祖國的法律依據。

2．它是以中英、中葡相互承認（國家承認和法律承認）從而約束中方和香港、澳門之間政府和法律承認為前提，而且在這些地區的所謂“三通”、“四流”也早已進行。

3．它有一個我國在這些地區收回主權的確定的期限，從基本法生效到收回主權有一個明確的過渡時期。

正是在這三點上它與“臺灣模式”相區別：

1．我國臺灣問題是一國內的統一問題，而不是收回主權問題，屬于我國內政，不牽涉任何外國，也不容許任何國家插手，就談不上什么國際協議。當然也可以在條件成熟的時候，通過協商簽定關于兩岸統一

問題的聯合聲明，以便為制定我國臺灣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創造氣氛和前提。但這種方式只是一種預測和預期。

2．這些年來盡管我們黨和政府作了很大努力和讓步，采取了許多措施和“高姿態”致力于和平統一，我國臺灣方面也由于形勢逼迫采取了一些措施和姿態以緩和改善兩岸關系；但兩岸關系仍沒能有多少重大突破和實質性的進展。臺灣當局長期堅持以“三不”對“三通”，限制雙方的雙向交流，堅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還制造了各種事端，給祖國統一設置了種種障礙。臺灣當局雖然已宣布從1991年5月1日起終止所謂“動員戡亂時期”，同時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可是臺灣當局一些頭面人物依然聲言，這決不表示他們的政策有所改變，仍堅持敵視大陸的立場。尤其令人氣憤和需要高度警惕的是，這些年來，由于李登輝等人的縱容和支持乃至親自登臺表演，“臺獨”勢力和“獨臺”傾向日益囂張猖狂，就更增加了我國臺灣問題的復雜性和和平統一的繁難程度。

3．實現對我國臺灣的和平統一雖然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是歷史的必然，但這至今仍難以界定一個確切的期限，遠未進入已完成了法律依據的過渡時期，只能說還處于醞釀、準備時期、處于最初步的階段，遠未進入“一國兩制”的實現過程中，更未進入實際操作階段。而且兩岸關系還不斷有所反復和曲折。因此，如果從最積極的意義上講，雙方也僅還在探索和試探可以接受的實現統一的途徑、方式、條件和可能性。這就使我們對海峽兩岸關系法律問題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也處于探索階段，并不能不帶有某種超前和預測的性質，即最多也只能是在探尋可供選擇的具有一定可行性的方案。而不可能進入實質性過程和程序，更不可能進入實際操作階段。當然就難以界定確切的期限。這也是“臺灣模式”和“港澳模式”的一個顯著區別。

當然，“港澳模式”和“臺灣模式”也都有共同點和同一性，這除了它們都是在“一國兩制”方針指導下的產物以及都是“一國兩制”法制體系的動態環節之外，還具有以下共同性：

1．根據解決香港問題和澳門問題的可行辦法和經驗，一般說來，似都要通過制定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或采取其他法律形式來完成其法律依據，否則我國臺灣和祖國大陸的統一問題就不可能進入實質性的階段。當然，由于我國臺灣問題更具有復雜性，解決我國臺灣問題的方式和途徑都可能會更靈活些，而且允許統一后我國臺灣方面保留更大權力。因此，在法律形式上也會更具有其特殊性，既可能通過制定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方式來完成其法律依據，又可能采取其他形式來完成這種依據。

2．也都需要有區際沖突法和司法協助來解決大陸法域和特別行政區法域的法律沖突和協調問題，而且我國臺灣和祖國大陸之間的區際沖突法和司法協助尤其必要，并且數量會更大，內容和形式都會更為豐富和多樣。這不僅因為我國臺灣的面積、人口遠遠超過我國香港和澳門，而且是由于長期的隔絕、封閉更需要通過法律手段來溝通和協調。

3．都必然要引起相應的法律改革，即一系列法律法規的廢、改、立。例如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必會引導起香港現行法律的改革。首先，香港現行憲制性文件《英王制誥》和《王室訓令》將因基本法的存在而逐步被廢除。其次，香港部分原有法律，包括英國國會立法及香港立法中含殖民色彩的內容，如《英國法律確定法》、《英國殖民地法》、《引渡法》、《殖民地邊界法》等，也將被廢除。《人權法案》中不符合《基本法》精神的也要予以修改。目前，香港特別行政區臨時立法會正在對香港現行法律進行全面檢審。在這個問題上，我國臺灣現行法律的改革就更為必要，特別是那些早已過時，或名存實亡，或僅作茍延殘喘的所謂民國法，包括民國憲法以及適應“動員戡亂”體制的法律和法規，均須廢除。同時，還應有適應“一國兩制”的對法律的修訂和立定。當然，祖國大陸方面也應有相應的法律的立、改、廢，如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制定，憲法中有關“一國兩制”的規定的進一步完善，區際沖突法的應運而生，以及其他法律改革事宜等。然而這些都只能在條件成熟的時候逐步地實行。

當然，由于未來的我國臺灣特別行政區也將享有高度的自治權，那么也會象香港、澳門一樣建立起獨特的政治體制、司法制度和法律體系，從而享受獨立的司法權、終審權以及比內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更大的立法權；其原有法律除與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相抵觸外，也會基本保留；全國性法律除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及特別規定的少量法律外，也不在我國臺灣地區實施；其司法體制除一些不合時宜者需要改變之外，也會基本保留下來。

在此，還有必要談及曾一度成為解決海峽兩岸關系法律問題的一個熱門話題的“兩岸關系法”的有關意見。

這些年來，我國臺灣和祖國大陸有關方面都曾各自先后提出了多起“兩岸關系法”的草案或建議，以為解決海峽兩岸人民交往關系中的法律問題作嘗試和尋求一個可能的方案，無疑是含有其積極意義的。然而，一方面，由于我國臺灣方面提出的多個草案雖也體現了務實性、靈活性、兼容性，但又明顯地具有防御性、歧視性以及單向性和片面性的特征；祖國大陸方面有關研究機構提出的草案也未盡如人意。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正如前所述，由于和平統一我國臺灣問題的復雜性和繁難程度，現還未進入在我國臺灣實現“一國兩制”的實質性階段，還處于醞釀、預備時期，因此，“兩岸關系法”本身還帶有探索、試驗的性質，即使可行，也是一種處于過渡時期之前的準過渡性法律。所以，還很難斷定它能否成為“一國兩法”法制體系中的穩定構件。現在所設想的“兩岸關系法”的許多內容，有的可以被將來的我國“臺灣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所規定，有的可以被那時的區際沖突法所規定，有的還可以被一些專門法規和特別法規所容納。關鍵的問題是這類“兩岸關系法”不僅存在著“現有”和“應有”的矛盾，而且存在著可能性和現實性的矛盾。不僅很難達到符合各方面要求，為各方所接受和認可的程度，而且能否發生應有的法律效力且有效地實施，亦頗成問題。但這并不意味著制定這類“兩岸關系法”的努力意義不大，但它們作為探索解決兩岸關系的法律問題的一種方案，并非不可以試驗。通過這

種試驗，我們可以總結其中的經驗和教訓，以提出更加切實可行的方案，找到真正解決問題的途徑和辦法。而且通過這些努力，還可以為兩岸交流與合作創造一種氣氛，進行法律上的對話，甚至可能找到進一步改善兩岸關系的新的突破口和路徑。

該文《現代法學》1997年第3期發表，人大復印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1997年第4期轉載，獲重慶市（直轄）市政府1999年頒首次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評獎三等獎，本校1999年頒優秀科研成果評獎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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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拆遷問題所引發的社會思考 原創

拆遷問題所引發的社會思考

近日，蘇州南環橋附近的居民住宅正在進行拆遷，南環橋屬于蘇州的老城區，靠近南門車站和觀前街，交通便利，經濟發達。近日來的拆遷工程，致使曾經的老城區滿目瘡痍，由此引發的種種問題亟待解決。

不僅如此，沈陽暴力拆遷、甘肅省蘭州市紅古區政府野蠻拆遷、北京野蠻拆遷、南京玄武區拆遷辦等近年來違法違規強制拆遷的事件此起彼伏，然而這只是經過媒體發掘的一部分，由這些現象可以看出，如何正確調節拆遷問題，已經刻不容緩。

經濟的發展促使我國的城市化進程明顯加快，伴隨著舊城改造，由拆遷帶來的糾紛呈上升趨勢。并且在一些地方出現了由拆遷帶來的較為激化的矛盾。在依法治國的今天，拆遷這一關系人民根本利益的領域承待法律規范。

惡性拆遷問題的惡劣影響顯而易見，這些拆遷矛盾的原因又有哪些？究其原委，有以下幾點原因：

一 社會變化引起《拆遷條例》的誤用

2、公民的私權利意識尚未強化，只要政府提出拆遷，被拆遷人極少反對；

3、商業化的房地產開發企業尚未大量出現，更未形成為一個產業，地方的財政收入并不依賴房地產開發，《城市房地產管理法》1994年7月頒布，《城市房地產開發經營管理條例》至1998年7月才頒布；

4、當時的拆遷目的多以城市的道路交通和市政建設為主，被拆遷的私人房屋的數量少；

5、房地產的價格低，補償的價款與重新購買的差額不大。

（引自《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

二 法律體制方面的缺陷

各地政府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依據此條例制定了當地的拆遷管理規定。不同地區的法律條文不同，導致行政管理的混亂。關于拆遷補償方法，規定也比較混亂，沒有形成統一性的規范規定，因此帶來了實際操作中難以預料的混亂現象。同時，拆遷實踐中的“釘子戶”這一詞就反映著拆遷者與被拆遷者的對立關系，暴露出立法理念的落后。

三 執法及行政手段

拆遷辦公室是專門管理拆遷事務的機構，執掌著拆遷人權。目前存在著較多的違反法律程序、野蠻拆遷等情況，執法水平低。這在一定程度上傷害了被拆遷人的感情導致了此類矛盾的激化。（摘自互聯網）

以上的種種，即是導致拆遷問題難以妥善解決的原因。抗法和暴力執法的問題，已經或正在發展成為一個社會問題。首先就體現出對私有財產的保護不夠和不尊重私有財產權。因為拆遷不當所引起的各種悲劇值得人們深思。要想緩解城市建設中的拆遷所引發的問題，從根本上保護公民的權利不受侵害，僅靠行政命令是不夠的。

由此，提出幾條觀點，以緩和拆遷所引發的社會矛盾：

1.樹立正確的立法理念，完善我國現行的有關拆遷的法律法規

首先，頒布正確的法律是維護拆遷正常進行的重要保障，也只有完善的法律規章制度，才能維護公民的利益，也可以促使拆遷工作的順利進行。更為重要的是，斷絕了不法分子利用法律漏洞謀取私利的途徑。

2.就政府而言，應嚴格依法行政。

政府的相關機構必須嚴格依法行政，才能使被拆遷人信服，也只有這樣，才能緩解糾紛，不少地方政府走的是“強硬派路線”，以權壓人，以勢欺人，根本沒有把拆遷戶放到平等的談判位置，這樣是把人民放在對立面上，不能正常進行的拆遷工程可想而知。這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途徑。

3.疏通被拆遷人的權利救濟渠道。

現實中的種種悲劇都是由于沒能妥善解決拆遷矛盾所造成的，能夠與被拆遷戶進行合理平等的協商是最后的途徑，畢竟被拆遷戶屬于弱勢群體，我們應該站在他們的立場上考慮，換一個角度看問題，才能得到出乎意料的成果。

拆遷引起的社會問題已不容我們忽視，及時采取適當有效的措施是政府緩解拆遷引起的社會問題的當務之急。同時，作為良好公民的我們也不能鉆法律的空子，在有關拆遷的制度尚不完善的當今，我們要理解政府的安排，遵守公民道德，盡力配合拆遷事宜。但當自己的權益受到侵害時，一定要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維護自己的權益。

以上僅我對現在身邊拆遷問題引發的社會思考，希望今后這些問題能得到妥善的處理。

第四篇：毛概論文——關于一國兩制的思考

《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課程論文

一國兩制：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新模式

論文題目：

姓名：池芳婷 學號：20150960103 院系：建筑學院 專業：城鄉規劃 一、一國兩制的理論概述

關鍵詞：一國兩制 和平統一 鄧小平港澳臺 社會主義制度

“一國兩制”提出的歷史背景:一國兩制的構想首先針對臺灣問題提出來。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表達了大陸人民對臺灣同胞的思念之情。1981年9月，就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問題提出了九條方針政策，這出國家統一后，臺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并可保留軍隊。鄧小平后來正式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

“一國兩制”的主要內涵：“一國兩制”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鄧小平同志針對港、澳、臺地區特殊的歷史與現實，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后，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提出的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偉大理論。“一國兩制”的基本涵義是：在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部分堅持社會主義，香港、澳門、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它們作為特別行政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國兩制”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既考慮到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的必然選擇，又照顧到港、澳、臺地區的具體情況，是和平統一祖國的唯一正確選擇。二、一國兩制的實踐 香港、澳門問題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產物，臺灣問題是國內戰爭遺留下來的問題。維護民族團結，捍衛祖國統一，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在中華文明史上，無數英雄志士為這一傳統不惜血灑疆場，獻身祖國。港、澳、臺地區與祖國長期分離是違背民族意愿的，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包括臺灣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由于港、澳、臺地區與祖國長期分離，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形成了目前的狀況：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人們的生活水平普遍較高，香港還是遠東的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轉口貿易中心。如果以社會主義制度統一中國，必然導致港、澳、臺地區的劇烈社會動蕩，影響當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以資本主義制度統一中國，讓大陸放棄經過實踐檢驗的唯一可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實行不適合國情的資本主義制度，“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地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甚至連溫飽問題都不可能解決。” 因此，統一祖國不能采取傳統的“一國一制”的方法，必須另辟溪徑。如果說在世界上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可以和平共處，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能夠互相交流和滲透，彼此借鑒對方的長處，彌補自己的不足，即“一個地球，兩種制度”，那么，在一個國家之內，兩種社會制度之間也應該能夠和平共處，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在一國之內應該更能互相交流、互相借鑒、互相合作、互相促進。因此，鄧小平同志以巨大的理論勇氣和政治勇氣，開創性地提出了用“一國兩制”的方針解決祖國統一問題。詳解“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

“一國兩制”顯示強大生命力：

香港回歸7年的歷史，也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歷史。7年來，香港經 受了不少風雨，盡管受到亞洲金融風暴的沖擊、全球經濟放緩以及非典疫情的嚴重影響，但是香港人經受住了種種考驗。

在“一國兩制”方針的指導和基本法的保障下，港人依然保持著原有的生活方式，享有充分的民主。特區政府施政透明，市民得以更多參與香港政務。人權和新聞自由得到充分保障。目前，香港每天有50多份報紙出版、170個頻道廣播，充分反映著社會多種聲音和不同階層的意見，香港人均擁有報紙的比率依然在世界城市中名列前茅。香港回歸以來的成功實踐，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和贊揚。英國首相布萊爾在去年訪問香港時表示，他相信香港能夠繼續保持繁榮。

香港經濟迎來復蘇的曙光：

香港經濟在經過6年多的陣痛后，終于迎來了復蘇的曙光。

今年首季香港經濟增長達到6.8%，是自2000年第四季度以來最強勁的增長。眾多機構和專家預測，接下來的第二季度將有望達到或接近兩位數的增長。

統計顯示，從去年7月開始開放的內地“個人游”，令香港酒店、零售業、餐飲業“人財兩旺”，香港旅游業已成為率先復蘇的行業。

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房地產市場今年也重揚升勢。5月恢復賣地以來，兩次賣地成績相當理想。業內人士分析，這顯示香港經濟基調向好，發展商對未來樓市感到樂觀。至今年5月，失業率已從去年同期的8.7%下降至7%。最新統計顯示，各大企業招聘員工的意愿已達到4年來的最高，增加員工薪酬也已成為超過半數企業明年的計劃。三、一國兩制中需要完善的問題

香港和澳門經濟對西方國家的依賴性都比較大，因而經濟基礎也比較脆弱，兩個地區內部也存在著一些不利于經濟發展的抑制因素。雖然，它們憑借前述多種積極因素，使它在發展經濟方面獲得了遠遠超過自身所具有的能量，并且避開了有些固有的不足和弊端，取得了不同凡響的成就。然而，其固有的弊端和不足畢竟是一直存在的問題。而且，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它們對經濟發展的抑制作用便日益突出了。地域狹小，是兩個地區本身無法解決的致命弱點，它對經濟發展所起的抑制作用是人所共知。

其實同為中國南部的沿海小城，香港和澳門隔海相望，地理位置十分接近，更重要的是，歷史上香港和澳門都曾有西方國家管治的地區，直接接受了外來民族殖民文化的影響，而如今，它們先后于1997年和1999年回歸祖國，成為中國僅有的兩個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保留了原來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同屬于國際自由市場經濟體系，同是全方位開放的國際自由港和單獨關稅區。作為祖國領土上的兩塊寶地，港澳的協調發展與經濟整合將深深影響到華南經濟圈乃至國家的繁榮興旺。因此，“一國兩制”制度存在著自身的局限性。四、一國兩制對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作用

在近、現代國際法上，用和平方法解決國家之間的重大歷史領土遺留問題，從來都是實行的“一國一制”，即當一個國家的部分領土原先被非正義地剝奪、其后又被正義地收回時，無論該部分領土在被非正義剝奪期間實行的是何種社會制度、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在其被正義地收回時，都一律實行其母國的社會制度、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另外，當一國的一部分領土甚至全部領土和平地并入另外一個國家時，或者相鄰的兩個國家之間在平等自愿的基礎上交換一部分領土時，所涉領土都無例外地實行與主國相同的制度，即“一國一制”。前者如1990年10月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并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后者如1965年10月中國與緬甸簽訂邊界條約，中國將中緬邊界猛卯三角地220平方公里的土地，與緬甸189平方公里的班洪、班老兩部落相交換。以和平的方式變更國家領土尚且如此，那么，在非和平方式之下所涉及的領土變更就概莫能外了。1940年，波羅的海三個國家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被合并于前蘇聯時，大多數國家認為是非和平的合并。這三個國家都實行了與前蘇聯相同的社會制度、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的提出并成功實踐，從根本上突破了國際法現有的和平解決國家之間重大歷史領土遺留問題的方式，樹立了一種全新的國際法觀念，為國際上類似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光輝典范，在國際法的實踐中有突出的示范和借鑒作用。我們知道，研究國際法與國內法的關系問題，就是要解決國家如何在國內執行國際法的問題。我國憲法對國際法與國內法的關系沒有直接規定，但從我國頒布的《民法通則》、《刑法》、《海商法》、《民事訴訟法》等規定的內容來看，我國所締結或參加的國際條約的效力是高于國內法的，國際習慣的效力則低于條約和法律。另外，我國還通過制定專門的法規，將國際法規范轉化為國內法，如1986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特權與豁免條例》，就是我國參加的1961年《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的國內法化。但無論如何，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如何在一個國家內施行，用于解決國內問題，這在任何一國的實踐中都不曾遇到過是任何一個國際法理論都未曾涉足的新領域。和平共處原則乃公認的國際法基本原則，在“一國兩制”方針的指導下，在港、澳、臺問題上和平共處原則的確立，開了用國際法基本原則解決國內問題的先河，是國家在國內執行國際法的新嘗試，也是“一國兩制”下解決國家之間領土主權爭端的必然要求。為此，鄧小平對“一國兩制”解決國際爭端的意義作了精辟而深刻的闡述，他說：“世界上一系列爭端都面臨著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還是用非和平方式來解決的問題。總得找出個辦法來，新問題就得用新辦法來解決。香港問題的成功解決，這個事例可能為國際上許多問題的解決提供一些有益的線索。” “解決國際爭端，要根據新情況、新問題，提出新辦法。‘一國兩制’，是從我們自己的實際提出的，但是這個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國際問題的處理上。”

第五篇：一個優秀的公務員所應該思考的問題

一個優秀的公務員所應該思考的問題

一個優秀的公務員，他腦袋里只能想三件事情。

第一：如何更快地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

孔子講：“仕而優則學。”工作的富余時間，要加強學習，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以便讓自己所學服務于人民，一個沒有工作能力的公務員是不合格的公務員。

第二：如何更好的為人民服務。

孔子講：“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公務員把自己的區域管理得好，拿薪水心安理得，是我們應該的；但如果沒治理好也拿獎金，那就是恥辱，一個不懂廉恥的公務員是不可能有前途的！是最終要被人民，被領導所拋棄的！

第三：如何盡快的升職。

論公，這可以為人民承擔更重要的責任；論私，這可以更大程度展示自己的能力。

不想做元帥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快速升職的公務員不是好公務員，對于一個公務員而言，只有時想著升職，才能時刻想著學習以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才能時刻想到為人民承擔了更重要的責任以獲得人民的認可。

人生在世，無論從事何種行業，都要樹立自己的價值觀，我們先哲講，偉人有三大事業：立德、立功、立言。這是對的，人類文明社會的三千年里，最受人尊敬的的確是這三類人。

孔子、摩西、耶穌、穆罕默德屬于立德者；

李世民、鄧小平、華盛頓、俾斯麥、戴高樂屬于立功者；

亞里斯多德、伽利略、牛頓、司馬遷屬于立言者。

除此之外，不可能有第四種人可以流傳千古，作為新世紀的公務員應該向這三個目標奮進！

我是一名新進公務員，最近認真學習了《公務員法》，通過學習，我對國家的公務員制度有了更深的認識，提筆寫下這篇心得。

《公務員法》是我國第一部關于干部人事管理的綜合法律，它的頒布實施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中的一件大事，標志著我國干部人事工作在法制軌道上邁進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是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貫徹依法治國方略，推進干部人事工作科學化、民主化、制度化的重要舉措，對于進一步完善干部人事管理體制、規范公務員的行政行為促進勤政廉政、提高工作效能等都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第一、作為一名新進公務員，我最直接的感受是該法盡顯人文關懷。主要體現在：一方面公務人員服從和執行上級依法做出的決定和命令是公務員的基本義務，不得拒絕執行上級依法做出的決定或者命令。但同時也規定，當公務員認為上級的決定或者命令有錯誤時，可以向上級提出改正或者撤銷該決定或命令的意見。這種規定實際上是賦予了公務員拒絕服從錯誤命令和決定的權利，公務員法既為公務員在實際工作過程中履行職責提供了法律準繩，也切實保護了公務員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將對機關工作和領導人員提出批評和建議、提出申訴和控告等規定列為公務員享有的權利，既充分體現了國家對公務員的愛護和尊重，又體現了公務員的權責統一。

第二、公務員進口管理規范化。公務員法增加了我國公務員的入口渠道。新法在第二章中，明確規定了公務員應當具備的七項條件，增加了公務員的入口渠道。對于不同類別的公務員，可以采用選任、委任和聘用的方式。該法肯定和堅持了我國實行公務員制度的一項突出和受到普遍好評的重大舉措，即公開考試、競爭擇優的錄用制度。具體而言，新法要求錄用擔任主任科員以下及其他相當職務層次的非領導職務公務員，采取公開考試、嚴格考察、平等競爭、擇優錄取的辦法。對于領導職務的任用，則首次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近年來各地各部門積極探索的內部競爭上崗和面向社會公開選拔的改革成果。在第十六章中還首次明確了機關設立聘任制公務員職位，并為此建立了相應的人事爭議仲裁制度。

第三、公務員晉升渠道科學化。過去公務員主要依靠職務的晉升來提高自己的待遇，現在設立了職務與職級并重的雙梯制晉升制度。對于一名要求改變現狀的公務人員來說，即使得不到職務上的提升，也可以通過職級的晉升，來提高自己的待遇。以法律推動職務晉升的公開化、科學化、民主化，杜絕了暗箱操作，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跑官要官的現象。

第四、公務員管理模式多元化。公務員法第三章特別規定公務員職位按照它的性質區別劃分為綜合管理類、專業技術類、行政執法類，并且國務院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建立新的職位類別。為公務員提供了職業發展階梯，有利于促進綜合管理類、專業技術類、行政執法類等不同類型公務員的成長。如設置專業技術類，不但有利于穩定和吸引科技人才，而且也有利于培育一支高素質公務員科技專家隊伍。

面對公務員制度的不斷完善，我既看到了工作中的壓力，但更找到了工作的動力。我想在今后的工作中，除了抓緊充實執行XX任務所需要的專業知識外，更應該努力將《公務員法》的精神實質貫徹到工作中去，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及三個代表思想，密切聯系群眾，時刻關注國家大政方針的具體落實，及時反饋關乎國計民生的各項信息，做到實事求是，恪守職業道德，為國家的社會主義事業多薦言獻策。

公務員初任培訓有感

如若用一句話來總結這21天的公務員初任培訓，那便是——出發時輕松的，是心情；歸來時沉甸的，是收獲。臨行前，我們充滿期待，步履輕快飛揚；培訓后，我們多了理智和思考，腳步成熟而堅定。通過學習生活，我們進一步認識了自己，認識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21天里，我們系統學習了公務員必備的理論知識。“群眾路線是黨的生命線“、“創新社會治理，加強社會建設“等主題講座，“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法治襄陽建設總體方案》解讀“等專題科目，使我們比較全面地掌握了系統理論知識，領悟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精神實質，增強了我們的歷史責任感與使命感。“不能不了解的襄陽歷史文化“講座，使大家加深了對襄陽發展的了解，更堅定了大家扎根襄陽、立足本職、勇于奉獻的決心。

21天里，我們基本掌握了公務員必備的專業技能。“公務員法與公務員制度“、“黨風廉政建設教育講座“等專題培訓使大家從理論和實踐上對合格公務員的標準有了深刻的認識。“行政公文的撰寫與處理“、“公務員禮儀“等科目使我們了解和掌握了今后在崗位上必備的一些基本技能。而前天下午舉行的演講比賽，更為大家提供了一個交流展示的平臺，同學們用質樸的語言、真摯的情感和飽滿的熱情，在比賽中學習，在學習中領悟，在領悟中成長。

21天里，我們加速增進了學員之間的團結友愛。學生會在各班班委的配合下，組織了各項活動，完成了院校領導布置的各項任務。學習宣傳部對各班的交流研討內容進行了匯總整理和評選匯報，組織大家撰寫了廉政教育心得和廉政

承諾書，并對各項活動進行了及時宣傳；文體生活部組織了男女4人混合籃球賽，讓大家鍛煉了身體、促進了認識；組織紀檢部對各班的出勤情況進行了抽查整理和匯總，保證了教學秩序和課堂紀律的有條不紊。來自不同系統、不同崗位、不同地域的我們，因為學習凝聚在一起，互相關心，互相幫助，互相學習，無論是策劃活動，還是上課培訓；無論是外出拓展，還是撰寫心得筆記，隨處能看到大家并肩戰斗的身影，我們收獲了純美的友情甚至是愛情。

培訓即將結束，但我們學到的知識必將受益終生。離開黨校，回到本職崗位的我們，應以這次培訓為契機，找出自身差距，盡快實現角色轉變。而要成為一名讓黨和國家放心、人民滿意的合格公務員，可以從以下幾點做起：

加強學習，謙虛謹慎。“人不學不知義“,我們應把學習當作一種責任、一種素質、一種覺悟、一種修養和一種習慣，不斷加強政治理論學習和法律知識學習，不斷提高工作能力以適應現實需要。

胸懷感激，踏實工作。成長離不開支持和幫助，我們要從點滴小事做起，從現在做起，時刻牢記領導們的諄諄教誨和殷切希望，腳踏實地快速成長，成為專家甚至是多面手。

牢記誓言，開拓創新。“忘記就意味著背叛“,我們應在深刻理解領悟公務員精神的基礎上，解放思想、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用實際行動證明我們的價值。

廉政自律，一心為民。公務員是人民的公仆，要時刻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增強廉政意識，踏實做事，清白做人。今后，我們將銘記肩上的重任，切實履行“廉潔自律，從我做起“的莊重承諾，奮發拼搏、開拓進取，一心為民！

我們對干部人事制度的理解和把握的角度審視，公務員法體現了在總結近二十多年來的理論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新的認識。該法的頒布和實施必將開啟我國公共

人力資源管理的新階段。公務員法將有力地促進我國公務員的隊伍和人才建設。

首先，公務員法增加了我國公務員的“入口”渠道。新法在第二章中，明確規定了公務員應當具備的七項條件，增加了公務員的“入口”渠道。對于不同類別的公務員，可以采用選任、委任和聘用的方式。該法肯定和堅持了我國實行公務員制度的一項突出和受到普遍好評的重大舉措，即公開考試、競爭擇優的錄用制度。具體而言，新法要求錄用擔任主任科員以下及其他相當職務層次的非領導職務公務員，采取公開考試、嚴格考察、平等競爭、擇優錄取的辦法。對于領導職務的任用，則首次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近年來各地各部門積極探索的內部競爭上崗和面向社會公開選拔的改革成果。在第十六章中還首次明確了機關設立聘任制公務員職位，并為此建立了相應的人事爭議仲裁制度。

其次，公務員法明確規范了公務員的“出口”。新法在第十三章中以較大的篇幅，列明了公務員“不得辭去公職”、“予以辭退”、“不得予以辭退”的具體條件或情形，既確立和彰顯了公務員管理的嚴明紀律，又保護了公務員的個人權益不受侵犯。尤其是針對領導干部，公務員法還引入了“引咎辭職”和“勒令辭職”制度。

再者，公務員法把公務員的交流與培訓提升到了突出的位置。第十章規定了對公務員的分級分類培訓，并將公務員的培訓情況和學習成績與公務員的考核、任職、晉升掛鉤。第十一章中規定了國家公務員的交流制度，公務員交流可以在內部進行，也可以在國有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和群眾團體工作人員之間進行。

公務員法將促進對公務員的全面管理

第一，公務員法完善了公務員的分類管理制度。《暫行條例》中沒有對公務員進行分類管理的規定，公務員法第三章特別規定公務員職位按照它的性質區別劃分為綜合管理類、專業技術類、行政執法類，并且國務院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建立新的職位類別。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分類方法，不同于世界上許多國家采取的政務類和業務類公務員的劃分形式。

第二，公務員法中對公務員的嘉勉、晉職、升級、工資、福利待遇等一系列權利規定得更為明確、具體；同時細化了對公務員的責任與義務規定，列舉了33個小項、15個大項的行為屬于違紀行為，必須受到相應的懲戒或處罰。具體內容包括貽誤工作、打擊報復、弄虛作假、壓制批評、欺騙群眾、揮霍公款、濫用職權、侵犯群眾利益、參與或支持黃賭毒、經商辦企業或參與贏利經營性活動等。并相應地規定了違反紀律應給予的六種處分形式，而且在處分期間對受處分者在享受晉升、工資待遇方面有所限制。

第三，公務員法突出了對公務員的嚴格管理，一是規定了嚴明的行為規范和考核、懲戒制度，規定了公務員的9項基本義務、16項基本紀律，同時要對公務員進行嚴格的考核；二是增加了對主要領導成員的管理規定，反映在領導成員的引咎辭職和責令辭職制度上；三是對公務員的離職從業進行嚴格地限制，即公務員辭去公職或退休的，原系領導成員在離職3年內，其他公務員在離職兩年內，不得到與原單位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的經營活動，違反者要給予處罰。同時，公務員法還規定，公務員因工作需要在機關外兼職，應當經有關機關批準，并不得領取兼職報酬。

我作為**區2011招考錄用的新公務員中的一員參加了由區人事局和**市委黨校聯合舉辦的2010年**市第*期公務員初任培訓，在為期一周的培訓中，培訓班緊緊圍繞“快速適應崗位，爭當合格公務員”這一主題,精心安排慶陽市委黨校學識淵博的教授專家開展深入淺出地授課，使我較為系統的學習了《公務員法》、《公文寫作》、《成就事業的五大要素》、《從和諧自我到和諧社會》、《經濟法》、《我國的法治體系》等一些與實際工作密切相關的理論知識。通過培訓學習，我認清了這次培訓的重大意義、認清了公務員崗位的重要、認清了自身的不足和努力方向，更使我深刻的認識到，要成為一名合格的公務員，只有全方位提高自身的素質能力，嚴格遵守《公務員法》的要求，在創新中不斷迎接新時期社會發展的各種挑戰。

一是明確了黨的大政方針，政治理論素養有了很大提高。

作為一名合格的公務員，必須提高自身的政治理論素養。應該熟知黨的各項方針政策，認清各種當前社會政治、經濟形勢，要善于把握正確的前進方向，要毫不動搖的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只有首先解決好方向問題我們才能夠走的穩，走的遠。而過硬的政治素質，高尚的政治情操是保證我們正確方向的根本。培訓期間，通過對必備理論的學習，認真解讀了

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法治國家等理論知識，對《公務員法》的認真學習和細心揣摩，讓我深刻領會了公務員的內涵，進一步樹立了人民公仆意識，為任職后依據公務員法干好工作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這些理論知識為我消除了迷惘心理，照亮了前進努力的方向。使我深刻的了解到公務員精神就是：熱愛祖國、忠于人民、廉潔奉公、求真務實、開拓創新、顧全大局，團結協作。具體到工作當中首先應盡職盡責，公務員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權力，管理社會公共事務。因此，要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的責任意識，盡職盡力地履行自己的職責。其次要廉潔奉公。要有良好的情操，廉潔奉公，不謀私利。同時，在履行職責過程中做到依法行政，公正辦事，努力實現和維護社會公平。最后要團結協作。單位的工作是一個整體，部門的劃分是為了在分工的基礎上提高工作效率。因此，公務員要有大局意識和團結協作精神，這樣才能更好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質量。

二是明確了公務員初任培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極大提高了思想認識。

通過學習，我明白公務員培訓不僅僅是法定要求，更是公務員轉變角色，走上工作崗位，履行職責，為人民服務的要求。這種思想上的轉變不僅要快更要徹底，要從根本上克服自身意識上潛在的優越感，樹立責任意識，這對于我今后的成長、發展都有重大意義。使我學到和掌握了實用的工作技能和方法，指導了以后的實踐，從而嚴于律己，嚴格遵守紀律，踏實學習，以良好的品德樹立個人良好的形象。在工作崗位上準確正確的定位自己，用開放的心態，實干的精神，做好本職工作，真正做到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努力學習，提高素質。爭做一名合格、優秀公務員。

三是明確了學習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樹立終身學習的理念。

此次培訓重視對新錄用公務員的基礎培訓和整體培訓。課程內容十分豐富，注重基礎理論的同時更強調與實際結合，與實用融合。尤其是“從和諧自我到和諧社會”、“學習、忠誠、敬業、執行、創新——成就事業的五大基本要素”等課程的設置。通過解讀“和諧”、“自我”等含義，我逐漸明晰了認知自我、重塑自我、管理自我、成功自我、創新自我、發展自我以及人文自我的深刻內涵，使我認識到要提高綜合能力，一是要提高學習能力。學習能力是一項基本能力，也是公務員順利成長、不斷進步的動力源。新任公務員要向書本學習，在閱讀中提高智慧能力；要向實踐學習，在工作中提高適應社會的能力；要向同事學習，在溝通中提高協調能力；要向群眾學習，在聯系中提高調查研究的能力；要向領導學習，在觀察中提高分析問題的能力；積極參加各種專業的培訓，多途徑提高自身能力。二是要加強反應能力。提高公務員的反應力，就是要加強應對復雜局面能力的鍛煉。作為司法行政系統的公務員，首先要增強對各類破壞社會穩定的相關突發事件的應急能力。在各種錯綜復雜的矛盾面前，要臨危不懼，要承受得起各種壓力，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化解矛盾。其次，要增強對不同類型重大變化的應變能力。要力求做到及時反應、準確反應，動態把握變化趨勢，科學掌握變化規律，提前預見可能出現的問題，防患于未然，積極應對變化。三是要加強執行力。黨的執政能力集中體現為公務員的執行力。要增強時間觀念和效率意識；要確保質量，注重實效；要善于選擇

最佳執行路徑；要建立和完善執行體系和機制，擴大執行力的效能。四是要加強實踐。勤于實踐鍛煉是公務員提高工作本領、做好本職工作的重要途徑。在實踐鍛煉中提高分析判斷能力。科學的管理和有效的服務，建立在對客觀實際情況正確把握的基礎之上。將理論學習與工作實踐有機結合起來，用理論指導自己的工作實踐，用實踐豐富自己的理論知識。在實踐中，要敢于嘗試，勇于創新，善于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從而在實踐鍛煉中提高工作本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