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舊制度與大革命

舊制度與大革命

目錄 概述 內容梗概 創作歷程

1.2.寫作背景 寫作初衷 點評鑒賞

1.2.內容探討 學者評論 成就與影響

概述

《舊制度與大革命》是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著作，探討的是法國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敗和不得人心而崩潰，但社會動蕩卻并未帶來革命黨預期的結果，無論是統治者還是民眾，最后都被相互間的怒火所吞噬。原著出版于1856年。

內容梗概

《舊制度與大革命》探討的是法國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敗和不得人心而崩潰，但社會動蕩卻并未帶來革命黨預期的結果，無論是統治者還是民眾，最后都被相互間的怒火所吞噬。

法文原本名稱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1856)，英文版名稱有兩個：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和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創作歷程

寫作背景

《舊制度與大革命》寫于1851年到1856年之間，當時的法國正處在拿破侖三世發動政變建立和鞏固第二帝國的時代，信奉自由主義的托克維爾對之悲觀失望，成為“國內流亡者”，《舊制度與大革命》就是在這段政治大變動時期醞釀成熟的，其中浸透著對法國命運的深沉思考，和對拿破侖三世專制政權的強烈仇恨。

寫作初衷

托克維爾的初衷是以十年帝國時期（1804—1814）作為主題，不是重寫一部梯也爾式的帝國史，而是試圖說明帝國是如何產生的，它何以能在大革命創造的社會中建立起來，憑借的是哪些手段方法，創立帝國的那個人（拿破侖）的真正本質是什么，他的成就和挫折何在，帝國的短期和深遠影響是什么，它對世界的命運，特別是法國的命運起了什么作用??

總之，托克維爾企圖解釋那些構成時代連鎖主要環節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質、意義，而不是單純地敘述史實。雖然托克維爾后來放棄了對第一帝國的研究，把注意力移向大革命的深刻根源——舊制度，但是他的分析方法并未改變。用托克維爾自己的話說，他要把“事實和思想、歷史哲學和歷史本身結合起來”。他要以孟德斯鳩為榜樣，寫一部像《羅馬盛衰原因》那樣的著作，“為后世留下自己的痕跡”。盡管他也參政議政，但他自信“立言”比“立功”更適合自己的性格。

點評鑒賞

內容探討

1、法國大革命革命緣于三中心共振，文化中心、經濟中心、政治中心疊加在一個首都，三中心疊加，有一個中心發生危機，立刻引起另兩個中心共振。美國經濟中心在紐約，政治中心在華盛頓，學術中心在波士頓，開車都是一天可達。鬧**，基本上在波士頓；經濟出危機，紐約震蕩；政治有風潮，亂在華盛頓。三者分離，不會疊加在一起引起共振。

當時的法國，路易十四奠定了幾個中心疊加在一起的大巴黎，一出事就出大事，全法國跟著起事。到了十九世紀中期，一個學建筑出身的警察局長，奉拿破侖的侄子小拿破侖之命重新規劃巴黎市。他既有建筑師的專業眼光，也有警察局局長的職業需求，故而將巴黎改建為適宜和平居住不適宜起義巷戰的城市，將那些適于打巷戰的彎彎曲曲小街小路，統統拉直，把馬路打寬，一旦有事，不可能像電影《九三年》、《悲慘世界》里面描繪的那樣——革命青年一喊，小街兩頭一堵，就是現成的一個街壘，馬隊難以沖進去。他吸取大革命和此后不斷革命的教訓，把巴黎改造成現在的樣子。今天你們看到的巴黎已經不是大革命時期的巴黎，而是被警察局長改造過的巴黎。但巴黎的規模以及巴黎和法國的關系他畢竟改不過來。從路易十四以來巴黎人非常驕傲，一直到現在都這么牛，他們有一句名言，“法國嘛？法國是巴黎的郊區！”中央與地方關系在這里呈現出病態扭曲。

這是信奉全能主義統治哲學必然帶來的后果，一個超級首都，遲早要出大事，而且已經出過了。在和平時期似乎可以夸耀，一旦動蕩，如此規模就是你的墳墓。

2、革命與改革的不解之緣。

三千貴族遷居于凡爾賽，路易十四有政治目的。貴族分散于各地，與地方勢力結合，這是古今中外朝廷心腹之患。中國歷史上打豪強、削藩鎮，不絕如縷，屢見史乘。從秦始皇開始，皇帝坐穩的人首先要削藩，削藩有武力削藩，有和平遷藩。把貴族統統給我搬到我眼皮底下，可謂和平遷藩。你們在我眼皮子底下花天酒地，最好是醉生夢死，但不能分散到全國各地區，走出我視野。

下一個皇帝就是路易十五。一個花花公子，他爹留下來這樣一個花團錦簇的帝國夠他消費了。盡管他知道這樣下去不行，但是不妨礙眼前每一分鐘的享樂。所以他這個時代留下的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樣了，叫做“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用俗話來說就是擊鼓傳花，這盤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行。

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開明的。巴士底獄沒有政治犯，如果路易

十四、路易十五時期關進去某某某這樣的人物，到路易十六也早就把某某某放走了。但是1789年7月14日，大革命的民眾還是要攻占巴士底獄。為什么要攻？因為老百姓在流傳這里面還有政治犯。打下來以后才發現沒有，只有幾個精神病。其次，他接受啟蒙哲學。啟蒙哲學最富有民粹主義情結的是盧梭，盧梭認為上流社會最腐敗，下流社會最干凈，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那么高貴者怎么變得聰明起來？應該向底層社會學習，每一個人習得一門手藝，做木匠、種地，都可以。路易十六還真信這個，他習得的手藝是做鎖匠，開鎖。全法國各種疑難雜鎖都收集來，一把一把琢磨著打開。可是最后一把鎖他打不開了，那就是法國的中央集權。[1]

3、“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

1789年7月革命開始，路易十六一直搖擺不定，有時同情巴黎，有時厭惡巴黎。所以革命的第一階段的成果是君主立憲，不廢君主，是要制定一部憲法，君主聽憲法的制約就行。這個階段維持了一年多。這是資產階級和自由派貴族能夠控制局面的一年。這一年通過很多法律，最著名的《人權宣言》，最著名的1791年的憲法，以及重新規劃法國的行政區域，把法國劃為81個省等等，都是這一年做的。這一年的革命可稱小革命，有建設性。但問題來了，國王招來第三等級開會，給前兩個等級施加壓力，而第三等級后面跟來了“第四等級”。當時的“第四等級”男人叫無套褲漢，女人叫編織婦。按照盧梭哲學的“直接民主”，不要當中一層過濾，國民公會開會、制定憲法、討論議程，要敞開大門，無套褲漢與編織婦都要沖進去吶喊。

大革命一浪高過一浪。吉倫特派執政時發生了國王叛逃案，把國王拉回來，要不要判決國王？國王一下子變得形象猥瑣，要上法庭，成了被告，而且要判死刑。比吉倫特派更加激進的小資產階級，則是羅伯斯庇爾——盧梭的粉絲。他們投了死刑票，而且認為此前兩個階段都保守、都局限，沒有徹底地改造法國。學者評論

從2012年年末開始，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持續大熱，這本十九世紀中期出版的老書在市面上幾次脫銷。2012年11月30日中紀委召開專家座談會，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向參加座談會的專家推薦：“我們現在很

多的學者看的是后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家看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

作為一本探究18世紀法國大革命起源及特點的著作，能在中國引起廣泛關注，除了高層領導人的推薦外，2013年1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報評論道，更大的原因是書中內容與當下中國的關聯性。當前中國社會背景復雜和社會矛盾激化的處境，與法國大革命時期有某種相似性。對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膽而審慎。可以說，經由改革達成代價最小的現代化道路，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問題在于改革怎樣推進、制度怎樣變革，《舊制度與大改革》這本書能帶給我們一些啟示。

成就與影響

《舊制度與大革命》在1856年出版時，托克維爾對此書的命運憂心忡忡，他寫信給他的英國妻子說：“我這本書的思想不會討好任何人：正統保皇派會在這里看到一幅舊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畫像，虔誠的教徒??會看到一幅不利于教會的畫像，革命家會看到一幅對革命的華麗外衣不感興趣的畫像；只有自由的朋友們愛讀這本書，但其人數屈指可數。”

出乎作者的意料，到托克維爾逝世那一年（1859），此書在法國已印行了4版共9000冊，到1934年已印16版，共計25000冊，在英國、美國、德國都極暢銷。

托克維爾的著作1870年后被冷落了七八十年后，近幾十年來在西方突然走運，隨著保守的自由主義思想的抬頭，托克維爾的政治觀點重新受到了重視。《托克維爾全集》在1952年出版第一版后，至今已印行第三版。1979年在美國成立了托克維爾學會，出版《托克維爾評論》。

第二篇：舊制度與大革命

舊制度與大革命簡介

《舊制度與大革命》(TheOldRegimeandtheFrenchRevolution)在中國被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推薦，引起熱讀，很大程度上與中國當下的改革處境有關。

這本書是法國歷史學家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deTocqueville)的經典名著，原著出版于1856年，中文版1992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近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主持聽取專家學者對反腐敗工作的意見和建議的座談會上說：“我們現在很多的學者看的是后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家看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

中國的改革，我們常常聽到“改革進了深水區”，“改革到了攻堅期”等說法，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所剩不多，改革導致了人們普遍對改革產生緊迫感乃至焦慮感。政治高層拋出“改革紅利說”，似乎要堅定將改革進行到底的決心；同時政治高層公開推薦閱讀《舊制度與大革命》，似乎擔心改革不成功，反而引發革命。

托克維爾所說的舊制度下的法國，就是一個通過改革不斷產生“紅利”、不斷改善法國人民生活的政府；同時卻也是一個因為改革而不斷引發難以滿足的改革訴求，致使社會矛盾激化，最終走向革命的政府。改革可以產生紅利，但改革本身絕不必然就是紅利。怎樣使改革之利最大化、改革之弊最小化，無疑是對執政者的執政水平與政治智慧的重大考驗。

但是，在談論“改革”時，非常有必要區分兩種“改革”：一種是“革命前的改革”，一種是“革命后的改革”。簡單地把中國當下的改革事業比附為法國舊制度下的改革，其實并不允當。有人把當下中國的改革與晚清政府推行的改革相提并論，顯示了同樣的思維錯亂。實際上，中國的革命已經發生了，“新中國”已經建立了，當下中國的改革是革命后的改革，是新制度的自我完善。

該書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界說大革命的歷史意蘊及其基本內容；第二部分分析大革命古老的、一般的原因；第三部分則分析大革命特殊的、較晚近的原因。它是托克維爾生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本書，但它是一本未竟之作。顯然，托克維爾在書中致力于發掘大革命的原因，但他更關心的問題——大革命的后果，卻未及展開。不過，從他對拿破侖帝國與1848年革命的態度上，不難發現他對革命的后果并不滿意。法國在大革命后出現的政體更迭與社會動蕩，離他想望的一個自由的民主國家相距甚遠。

對托克維爾而言，法國大革命本身只是此前一系列已經開始展開的趨向的最終完成而已。只不過，民主革命雖然把君主制推翻了，但真正的民主制并沒有建立起來；民主革命使得平等觀念深入人心，但在民主社會怎樣保有自由，卻成了更大的難題。

因此，真正值得中國讀者關注和思考的是：大革命所創造的新制度如何不斷獲得自我完善？面對法國大革命造成的種種不良后果，托克維爾致力于探究民主社會中“自由的技藝”，這實質是“革命后的改革”所要面臨的問題。

托克維爾最糾結最痛苦的莫過于，他意識到民主是一種出于天意的歷史必然趨勢，浩浩蕩蕩，無可阻擋，但他又想不到法國人如何在這種趨勢下保持貴族式的自由。早先他曾認為美國民主比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對民主持有積極樂觀的態度，但1848年爆發的民眾情緒和急劇高漲的社會主義革命熱潮，使得民主在法國呈現出新的面貌，這一面貌使托克維爾對民主感到恐懼。他在另一本著作《回憶錄》(Recollections)中說得尤其直白：“在思想上我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卻是一個貴族——這就是說，我蔑視和懼怕群眾。”這實際凸顯了自由與民主之間所具有的張力。而此張力，本質上也就是“貴族制的自由”與“民主制的平等”之間的張力。托克維爾所熱愛的自由，并非后來所說的“消極自由”，而是具有積極政治參與意味的共和主義的自由，是一種具有高貴男子氣的政治德性，顯示了人性本身的卓越，故而他所期待的民主社會，是一個貴族式的自由得以普遍化、公民普遍享有并實踐政治自由與共和美德的社會。這種主張是因為，與民主相生相隨的平等精神會對人性產生一種夷平化的效果，使人的品格趨于同質的平庸。然而，如果人性所具有的卓越光輝越來越黯淡，以致放棄了對于高貴事物的追求，又怎么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呢？

雖然熱愛貴族式的“自由”，但托克維爾同時也愿意承認，大革命的必然趨勢是誰也無法抗拒的，不能因為革命后的不良后果而否定大革命本身的意義。正是大革命使“民主”成為唯一正當的現代政治，而革命后的制度建設、改革與自我完善，實際上也就是后來所說的民

主化之后的“民主鞏固”問題。

法國大革命這一事件本身所經歷的時間并不算長，但如果從大革命給法國與世界帶來的深遠影響看，我們甚至可以說，大革命仍然尚未終結。法國在大革命之后經歷多次的政體更迭，帝制復辟與共和再造反復進行，直到1958年建立“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才算告一段落。有一種說法是，1971年，當尼克松向周恩來詢問對于法國大革命的看法時，周恩來淡淡地回答：“現在下結論還為時太早。”最近，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基辛格在他的新著《論中國》(OnChina)中對此作了更正，認為周恩來所指的是1968年巴黎運動，但這豈非恰恰說明了1968年依然受到1789年精神的感召？

大革命推動產生了世界性的民主化潮流，直到今天，人們所呼吁的民主化改革，源頭上仍與法國大革命構成精神性的關聯。在法國大革命之后發生的中國革命，也與法國大革命分享了共同的民主革命精神，但卻試圖建立一種不同于資本主義民主的“社會主義民主”，一種更新的新制度。同樣，社會主義革命也不能畢其功于一役，革命也可能產生不良后果，革命后的新制度建設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在二十世紀同樣經歷了“漫長的革命”，1949年建國后仍一度堅持“不斷革命”，甚至改革開放也被認為是“第二次革命”。

今天，我們不能假設，舊制度下的法國君主如果更為審慎就能避免法國大革命的發生；也不能假設，舊制度下的滿清政府如果更為審慎就能避免中國革命的發生，因為從君主主權到人民主權的根本變

遷，乃是托克維爾所說的“天意”。但如果革命所希望建立的新制度尚未建成，那我們就不能說革命真正獲得了成功。中國在1949年之后對于新制度的建設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并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一直到當下的改革，中國仍處于這一新制度的自我完善過程之中。改革所產生的焦慮與困惑，只有通過新制度的不斷更新、創造才能最終消解掉。

托克維爾所提出的自由與民主的矛盾問題，中國固然也需要面對，但中國需要面對的更大的矛盾，乃是當年嚴復就為之苦惱的富強與自由的矛盾問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已被提上政治日程，這是近代以來無數中國人的夢想，不過中國革命追求的社會主義事業還稟有一種更高的使命，那就是建設一種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新制度，這無疑與托克維爾所期盼的有助于塑造卓越人性的自由技藝有相通之處。這恰恰是社會主義政治哲學與改革事業面臨的最大難題之一。

第三篇：舊制度與大革命

《舊制度與大革命》的讀書筆記

詹媛

201302405159

剛開始接觸這本書時，我本以為是簡單的描寫法國因為陳舊的封建制度而引發的一場革命，可能因為我天分不足，加之對法國的歷史并不了解，所以讀了一遍下來，我并沒有像大多數的學者一樣為當今中國的現狀而擔憂，其實簡單的說來就是覺得這是一本描述法國歷史的一本著作而已。正當我為自己的淺薄而苦惱時，我只好耐著性子將托翁這本精華之作再細品了一遍，可以明顯的感受到這本書真如王岐山先生所說的，當前中國社會背景復雜和社會矛盾激化的處境，與法國大革命時期有某種相似性，是值得我們去學習、去借鑒的。

《舊制度與大革命》是托克維爾于1856年出版，以“把事實與思想、歷史哲學與歷史本身結合起來”為目標的評價歷史著作。這本書著眼于對法國大革命前舊制度下政治、社會生活畫面的剖析，并由此闡明舊制度是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基礎和決定性因素，同時亦是大革命后人民重新建立起來并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制度原型。點明法國大革命真正的目的，是摧毀封建等級制度，實現平等。

一、《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寫作手法與內容概述。

《舊制度與大革命》分為三編。主要是采用了問答式的寫作手法，就如托翁所說的，他從事的是“關于法國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寫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問題，所以從各章題目就可明了作者要解決的是那些問題。從方法論來說，這也就是后來“學鑒年派”創導的問題史學。這種寫作方法是很值得我們這些初學者學習的，這樣寫出來的作品能使讀者更好的理解作者所表達的內容。同時這樣表達更能體現出文章的內容且對各方面的描寫都更加全面、明了邏輯性更強。

《舊制度與大革命》第一編就大革命本身特點展開探討，顛覆了人們對大革命的一貫認知，指出大革命的根本取向是消滅貴族特權和等級制度，是實現人民對平等的追求。在這一編中，我認為第五章是本編的重點，如托翁說的，前面所有的論述只是為了闡明主題，第五章作者基于對整個歐洲制度、社會結構的相似性的分析和比較，發現封建制度衰落的地方，民眾對其仇恨越大。同時得出，法國大革命特有的功績，是企圖用平等、一致的社會政治秩序來取代統治整個歐洲的封建制、貴族制的政治制度。

第二編講述大革命得以發生的基礎——舊制度的種種機制。通過對每個機制的運行、發展的闡述得出，法國國王的中央集權制是所有機制如此變化、存在和運行的根本原因。而大革命的敵人--貴族統治的封建等級制度，很早就被國王的中央集權制架空，在大革命開始前已經開始崩潰。在這一編中，我對十一章的內容感觸較深，第十一章闡釋了隱藏的大革命力量：人們的自由性格。一方面，政府貪婪撈錢的欲望損害了它的控制力，而且它的集權經驗不足，不自信，行政風格上也受到司法習慣的影響，并不是絕對的專橫跋扈。另一方面，雖然被大量剝奪，貴族、教士、資產者、司法機構，還都保持著一些自由的性格。它表明法國人并沒有完全心甘情愿的服從于專制的奴役。當然，托翁說，這種“病態的自由”雖然有助于法國人推翻專制制度，但它也使得真正“自由的法治國家”更難于建立了。從而舊制度塑造了大革命。

第三編主要從思想動因及其相關因素方面進行了補充性的分析闡述，進一步對革命發生的順序、邏輯和較為淺顯卻直接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而在第八章中，作者對大革命從舊制度種自然發生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總結，并再一次闡述對于自由的熱愛，并指明之追求平等的革命得到的結果可能是平等的奴役，只有追求自由的革命才會換來真正的平等、民主和自由。

全書論述了大革命與舊制度之間的聯系，即舊制度塑造大革命、大革命繼承舊制度。從而揭示了大革命爆發的真正原因，以及其背后深刻的歷史基礎和歷史動力。

二、法國大革命與傳統的革命的時代背景比較。

在歷史教科書里總結革命爆發的原因，無外乎國王獨裁專制，政府腐敗，苛捐雜稅，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見的說辭。我們也自然而然的覺得，肯定是官逼民反，老百姓覺得無路可走了所以才起來鬧革命。然而真相卻不是這么回事。

在考察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歷史背景時，托克維爾還觀察到了另一個“悖論”：大革命前二十年，社會財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財富增長得更快。國家因戰爭負債累累；但是個人繼續發財致富，他們變得更勤奮，更富于事業心，更有創造性”；“公共繁榮在大革命后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樣發展迅速。” 本來人們認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處于水深火熱民不聊生的時候發生的，但歷史證明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那為何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托克維爾的判斷是：革命的發生并非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此前人們對未來無所期望，現在人們對未來無所畏懼，一心朝著新事物奔去。伴隨著社會繁榮，國家財產和私人財產從未如此緊密混合。國家財政管理不善在很長時間內僅僅是公共劣跡之一，這時卻成了國民的私人災難。也就是說，改革已經開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沒有改的這一部分顯得分外觸目，更令人無法忍受，后者堅持不改，這個時候革命悄然而至。

三、思考與感悟

老實的說，從《舊制度與大革命》的這本書中我學到的知識挺多的，但我也同大多數人一樣陷入疑惑當中，那就是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到底是必然還是偶然的結果呢？為了解決我心中的疑惑，我從網上看了一些名家對這本書的見解，很多學者認為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并無其必然性，因為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并不容易，卻著實激烈、徹底。正如托翁所言：“只有法蘭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場如此突然，如此徹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滿反復、矛盾和對立的革命。”認為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不易，主要依據是四個穩定的階級：國王與教士（第一等級）、貴族（第二等級）、資產階級、農民（第三等級）。而以上階級形態的構成，究其根源，均落腳于封建專制主義的舊制度的影響。

因為貴族在遭到集權權力較為充分的剝奪后，安于守住其經濟特權度日，資產階級則在積極爭取后實際掌握國王權力中心以外的大小官職和權力，并成為貴族以外享有特權最多的階級，對現狀較為安逸，他們被壓迫和貧困牢牢拴在偏遠的土地上，遠離公共生活，從不參與政治。因此，環顧各階級的境況，無論哪個階級，都沒有進行革命的直接動機。因此，法國大革命爆發并沒有其必然性。可是，革命還是似乎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因為法國人民追求自由、平等的生活，各種舊制度對他們的生活、思想都有一定的限制。托克維爾有詩意的描述法蘭西民族來進行解釋：“它從未自由到決不會被奴役，也從未奴化到再無力量砸碎桎梏。”所以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實屬偶然，但當回望法國這片孕育革命的土壤上所發生的，又會發現其必然性。必然性首先要存在，才得以在適當的時機得以爆發。就像托翁所言：“但是必須承認，所有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釋法國以外類似的革命。”

“以史為鑒”是古人提出來學習歷史最為主要的用途，所以了解過《舊制度與大革命》后，再從王岐山先生等名家將中國現狀與1789年的法國相比的而發出的言論來看，當今中國，在經歷了改革開放和幾十年的快速發展后，開始面臨一些轉型難題。利益分化嚴重，貧富差距加大，階層固化、社會不公、政府腐敗等現象，都是中國現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視的挑戰和考驗。

當前中國與大革命前的法國都處于最繁榮的時期，物質財富的增加，催促了人們權利意識的覺醒和敏感，隨著物質生活的富足，人們開始追求更多的表達權、批評權。尤其是隨著新興網絡文化的發展以及人們知識的增加，人們對于對特權、腐敗、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中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改革勢必會遭到特殊利益集團的阻礙，尤其那些依靠權力尋租、依賴特權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犧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礙會很大。但是如果停滯、不改革，忽視社會的公平正義，只會增加群眾的不滿情緒，甚至使社會陷入動蕩的危險境地。借用托克維爾的話“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那么中國現在政府不斷強調政治體制改革說明中國社會也處在非常危險的地步。因此法國革命的歷史告訴我們，在經濟繁榮期，政府應十分關注人們的態度，對民眾不滿的地方要及時回應，及時疏導民眾的情緒。要真正實踐科學發展的理念，使發展的紅利人人得以分享，使發展的代價降到最低。

寫完關于《舊制度與大革命》的這篇讀書筆記，如果單純的只是寫關于對文中的內容的話，以我現在的水平來說，可能我很多都是摘抄原文而已，所以在我的這份讀書筆記可以說是借鑒網上各學者的一些觀點所寫的。因而望老師切勿責怪。

第四篇：舊制度與大革命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舊制度與大革命

Why some think China is approaching a political tipping point 為什么有些人認為中國已經到了傾覆的邊緣？

Mar 16th 2013 |From the print edition

FOR some of China’s more than 500m internet users the big news story of the week has not been the long-scheduled one that their country has a new president, Xi Jinping, who already has more important jobs running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chairing its military commission.Rather it was the unscheduled, unwelcome and unexplained arrival down a river into Shanghai of the putrescent carcasses of thousands of dead pigs, apparently dumped there by farmers upstream.The latest in an endless series of public-health, pollution and corruption scandals, it is hard to think of a more potent(and disgusting)symbol of the view, common among internet users, that, for all its astonishing economic advance, there is something rotten in the state of China, and that change will have to come.對中國5億多網民中的一些人來說，本周的大新聞不是他們的國家有了個新的主席。這早是預料之中的事情。在習近平擔任國家主席前，他已經擔任更為重要的職務—黨總書記和軍委主席。對這些網民來說，更大的新聞是數千頭死豬腐爛的尸體，沿江而下，毫無征兆和解釋的出現在上海。很明顯，這些不速之客是被上游的農戶丟棄的。此次事件是一連串沒完沒了的公共衛生、污染和腐敗丑聞中的最新一樁。很難想出還有更有力的證據表明，盡管中國取得了讓人驚訝的經濟成就，但是在中國有些東西已經開始腐爛，改變必將到來。該觀點在網民中非常普遍。

Many think it will.According to Andrew Nathan, an American scholar, “the consensus is stronger than at any time since the 1989 Tiananmen crisis that the resilience of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in…China is approaching its limits.” Mr Nathan, who a decade ago coined the term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to describ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ability to adapt and survive, was contributing, in the Journal of Democracy, an American academic quarterly, to a collection of essays with the titillating title: “China at the tipping point?” Ever since the death of Mao Zedong in 1976, foreigners have been predicting the demise of one-party rule.Surely a political system designed for a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with virtually no private sector cannot indefinitely survive more or less intact in the vibrant, open new China.In 1989 China went to the brink of revolution.When reform came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satellites, for a while China seemed like the next domino, waiting to topple.很多人認為改變會到來。美國學者Andrew Nathan認為，“中國獨裁政權的韌性已經接近了它的極限，這種共識比1989年的天安門危機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強烈。”十年前創造了“獨裁韌性”來描繪中國共產黨適應和生存下來能力的Nathan先生，在美國學術季刊《民主雜志》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文章的標題讓人感到刺激，“即將傾覆的中國”。自1976年毛澤東過世之后，國外人士一直在預計一黨統治的死亡。在開放和充滿活力的新中國，一個為實際上沒有私營部門的中央計劃經濟設計的政治體系，肯定不能無限期地幾乎毫發無損的生存下來。1989年當變革席卷蘇聯及其衛星國時，中國走到了革命的邊緣，一段時間內中國好像要成為下一塊即將倒下的多米樂骨牌。

But the party proved far more durable—and popular—than seemed possible in 1989.And as China’s economy soared and the Western democracies floundered, authoritarianism proved more resilient than ever.With China booming, few tried to emulate the Arab spring of 2011.They were easily dealt with by the pervasive “stability-maintenance” machinery.但事實證明，在1989看起來可能要倒臺的共產黨，其實更具有持久性，更得人心。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西方民主國家陷入困境，獨裁主義被證明比以往更具有韌性。由于中國經濟的繁榮，很少人嘗試效仿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運動。他們可以輕易地被無孔不入的“維穩”機器處理掉。

No single change explains why China might be nearer to a tipping point now.Bu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s eroding some of the bases of party rule.Fear may be diminishing.Nearly 500m Chinese are under 25 and have no direct memory of the bloody suppression of the Tiananmen protests: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its best to keep them in the dark about it.A few public dissidents still write open letters and court harassment and jail sentences.But millions join in subversive chatter online, mocking the party when not ignoring it.沒有某個變化可以解釋為什么中國可能更加接近傾覆的臨界點。但是中國社會的不斷進步正不斷侵蝕著一黨統治的基礎。恐懼可能正在消失。近5億中國人的年齡在25歲以下，他們對天安門的血腥鎮壓沒有直接的印象：政府竭盡所能使他們對此事件一無所知。盡管一些持不同政見人士仍然寫公開信，對法院不公正的判決緊咬不放。但是數以百萬計的人會選擇上網，聊一些顛覆性質的話題，如果不忽視共產黨的存在，嘲笑它。

“Mass incidents”—protests and demonstrations—proliferate.Farmers resent land-grabs by greedy local officials.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workers staffing the world’s workshop in eastern China are more ambitious and less docile than their parents.And the urban middle class is growing fast.Elsewhere, the emergence of this group has brought down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rough people-power(in South Korea, for example)or negotiation(Taiwan).And much of China’s middle-class seems discontented, furious at the corruption and inequality the party has allowed to flourish, and fed up with poison in their food, asphyxiating filth in their air and dead pigs in their water-supply.The internet and mobile telephony provide tools for spreading news and anger nationally.The party has to work hard to make sure that they do not also help unite all these atomised grievances into a concerted movement.It has a lot of hammers and a lot of nails.But it is still hard to pin jelly to the wall.“群體性事件”——抗議和游行——不斷擴散。農民們憎惡貪婪的地方官員無恥地攫取他們的土地。比起他們的父母來說，在中國東部—世界工廠—工作的農民工二代們多了些野心，少了些溫順。同時城市的中產階級正在快速的成長。在世界其他地方，這一階級的出現已經通過人民的抗爭（例如，在韓國）和談判（臺灣），推翻了獨裁政權。而且很多中國中產階級人士好像，對被共產黨縱容泛濫的腐敗和貧富差距問題，深為不滿和憤怒，對食物中的毒素，空氣中令人窒息的煙塵和水供應中的死豬，感到厭煩。網絡和手機為在全國范圍內傳播新聞和憤怒提供了工具。共產黨必須想盡辦法，確保這些零碎的不滿不聯合成協調一致的運動。它有許多“錘子”和“釘子”，但是要想把“果凍”釘在墻上，仍然是困難的。

The other reason for expecting change is that Mr Xi and his colleagues profess to know all this and to be serious about political reform.It has been a recurrent theme at the annual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NPC), China’s Potemkin parliament, under way this week.期待變化的另一個理由是習先生和他的同事們都自稱對這些情況很了解，而且要在政治改革上動真格。政治改革一直是人民代表大會上反復出現的主題。人民代表大會是中國波特金式（表面文章和弄虛作假的代號）的國會，本周正在舉行。

What looks like a serious purge on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by freeloading officials suggests the party begins to get it.The “streamlining” of government by merging ministries shows a new willingness to take on powerful vested interests.Mr Xi has urged the party to be brave in tackling reform: “like gnawing at a hard bone and wading through a dangerous shoal”(chewing gum while walking is for wimps).共產黨對愛揩油官員奢侈性消費的嚴肅整頓，暗示其要開始政治改革行動。通過部門合并來“精簡”機構，表明了政府要與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進行較量的意愿。習先生要求共產黨要勇敢的面對改革問題：“敢于啃硬骨頭，涉險灘”（邊走路邊嚼口香糖，那是膽小鬼做的事）。

Reform, however, does not mean tampering with one-party rule.Rather, as Fu Ying, spokeswoman for the NPC, put it: political reform is “the self-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ut another way, it is about strengthening party rule, not diluting it.Mr Xi seems to agree.A New York-based website, Beijing Spring, has published extracts of a speech he made on a tour of southern China late last year.He affirmed his belief in “the realisation of Communism”.盡管如此，改革并不意味著要改變一黨統治。恰恰相反，正如人民代表大會新聞發言人傅瑩所說“政治改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換句話說，政治改革是要加強黨的統治，而不是消弱黨的統治。看上去，習先生也同意這種觀點。紐約一家網站“北京之春”登載了去年底習近平在中國南方考察中一次演講的節選。他表明了“實現共產主義”的信念。Democracy in China 中國的民主

Mr Xi also spelled out the lesson his party should draw from the failure of its Soviet counterpart: “we have to strengthen the grip of the party on the military.” He is right to pinpoint the willingness or not of the army to shoot people as the cruc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Soviet experiences.It is hard to think of a sobriquet Mr Xi would find more insulting than “China’s Gorbachev”.From where he sits, the career of Mikhail Gorbachev is an object lesson in failure.習先生也清楚地講明了中國共產黨應該從蘇聯共產黨的失敗中吸取的教訓：“我們必須加強黨對軍隊的控制。”清楚地指出軍隊是否愿意對人民開槍是中國和蘇聯經驗的關鍵區別，在這一點上他是對的。很難想到有比“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更讓習先生感到受辱的綽號了。從他的立場看，戈爾巴喬夫的生涯是一個失敗的教訓。

There is a vogue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s for reading Alexis de Tocqueville’s1856 book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The argument that most resonates in China is that old regimes fall to revolutions not when they resist change, but when they attempt reform yet dash the raised expectations they have evoked.在中國知識界，閱讀1856年托克維爾寫的關于法國大革命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是很時尚的事情。書中最能在中國引起共鳴的觀點是：舊政權由于革命而倒臺，不是在其抗拒變革時，而是當他們試圖改革，但卻無法滿足他們喚起的期待時。

If de Tocqueville was right, Mr Xi faces an impossible dilemma: to survive, the party needs to reform;but reform itself may be the biggest danger.Perhaps he will see more fundamental political change as the solution.But then pigs will no longer rot in rivers.They will fly.如果托克維爾是對的，那么習先生就得面臨一個不可能的兩難處境：為了生存，共產黨需要改革；但是改革本身可能是最大的風險。可能他將把更根本的政治變化作為解決方法。但是到那時，豬將不再在河里腐爛了。他們將會飛。

第五篇：舊制度與大革命

繼續有關法國大革命的閱讀，這次看的是托克維爾的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書也是魏老師指定的閱讀書籍之一。托克維爾一生經歷豐富，歷經第一帝國、復辟王朝、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國和第二帝國五個時期，并且有著多年的從政經驗，這使他具備了很強的分析能力。從1851年起即開始著手對法國大革命的研究，到1856年本書出版，共耗時5年時間，期間查閱了大量檔案、文書等一手資料，使得本書更具科學性和嚴謹性。在托克維爾之前，已經很多人就法國大革命撰寫了大量的著作，因此托克維爾沒有在敘述和描寫具體事實上下功夫，而將主要精力轉向了探討大革命的根源，也就是它與舊制度的關系問題，這就使得在兼顧歷史事實的同時更具理論深度。

就方法論而言，張芝聯教授認為托克維爾類似年鑒學派的問題史學，他所提出來的各種問題，如為何最繁榮的路易十六時期反而加速了革命，為何同樣的制度下法國首先爆發革命等，有助于引導人們重新思考現象背后的秘密，進而探尋歷史發展的真相。雖然不同的人會對法國大革命進行不同的解讀，但不可否認的是，托克維爾力求客觀分析這一歷史的努力是最有成效的。他重視各國間的比較，指出“誰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國，誰就永遠無法理解法國革命”，正是通過對其他國家的考察，托克維爾認識到法國革命的獨特原因以及它在全歐洲的影響。他還重視通過辯證法來分析法國革命，一方面他強調民族特征、舊制度傳統對革命興起以及革命后政治制度構建的巨大影響，另一方面又特別重視偶然因素，如路易十六時期的改革加速了法國社會矛盾的激化。托克維爾認為“即使沒有革命，革命所作的一切也會產生”，這是整個法國歷史發展的結果，但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加速了這一過程，使得中央集權制由此得到鞏固。另外，托克維爾還使用了階級分析法，正如他所說的，“人們會拿但個人的例子來反駁我；我談的是階級，唯有階級才應占據歷史”，他將貴族、資產者、農民等視為階級貫穿了他的整個論述過程，通過分析階級間的矛盾來探究整個社會的矛盾，進而發現導致社會變革的原因。當然，這里也不能不提他難以擺脫的貴族性，托克維爾盡管有意識的試圖客觀的對大革命進行分析，但他仍然時時流露出他對貴族政治優越性的判斷，認為貴族制是實現地方自治的保障，或許那些認為其是吧保守主義者的人就是從這里得出自己的論斷的（與之相對的則是托克維爾也高度重視平等和自由，并將個人的獨立和自由視為法國人一貫具有的特質，從這里或許還可以將其歸為自由主義者）。

通觀整本書，可以發現托克維爾的最核心觀點在于大革命后中央集權制的確立和加強并非是大革命的直接后果，而是舊制度下王權和中央集權制發展的必然結果，大革命只是加快了這一結果的到來，本書的各個篇章也都是圍繞這個核心觀點展開。在第一編中，托克維爾首先指出法國大革命采取了一種宗教革命的形式，一方面從形式上說，它利用信仰的力量，使人們共同為自由和平等的理想而追求，這里就類似宗教戰爭那樣采取了精神力量的形式；另一方面，法國大革命確實將宗教特別是教會視為其反對的對象之一，因為教會作為特權階級，引起了人們的憤恨并且阻礙了人們的發展。然而，托克維爾深刻地指出，法國大革命僅僅是一種采取了宗教形式的政治社會革命，因為它最終所要改變的是社會和政治，宗教僅僅是其中的一個方面。由于舊制度已經生產出了社會變革的力量，這種力量通過革命集中爆發出來，實現整個社會的大變革，并通過一種普遍的價值傳播到整個歐洲。

第二編涉及更多的關于舊制度的細節問題，托克維爾通過描述舊制度中產生的新現象論證了他的核心觀點，即舊制度已經產生了革命后得到鞏固的中央集權制。1789年之前很長的時間里，法國就經歷著巨大的社會變革，農民成為土地所有者，貴族失去了政治權力，資產者日益富裕等等。但是，盡管農民成為小地產主，他們卻仍然受到日益沉重的剝削，他們要負擔軍役稅、道路通行費、集市稅、市場稅、土地轉移和變賣稅等等，還要向領主交納地租和年貢，并且仍然需要承擔徭役和兵役。更遙遠的過去領主和農民的矛盾還不是這么激烈，因為前者掌握著統治權時還負擔著救濟貧民的責任，并且他們擁有很大的財政自主權。但王權集中后，一切都改變了，貴族和教士通過特權免去這些負擔，資產者通過避居城市減少這些壓榨，而政府為了獲得財政收入只得將注意力集中到農民身上，于是作為最窮且享受公共福利最少的群體，卻不得不承受最沉重的負擔，這必然激起了他們的強烈不滿。與此同時，貴族的日子也不是很好過，因為他們失去了政治權力，作為補償他們獲得免稅等特權，但這只會增加第三等級對他們的嫉妒和憤恨。并且出于尊嚴和身份的考慮，以及受到傳統觀念的影響，他們不屑于和資產者以及平民官吏為伍，這樣他們不僅失去了政治權力，還失去了創造財富的機會，很多貴族日益走下坡路，變得日益貧困。教士的日子也是如此，他們的土地被剝奪，并且開始繳納一些稅賦。資產者由于財富日益增加，開始慢慢提高自己的勢力，由于國王為增加收入而大肆賣官鬻爵，使得擁有財富的資產者得以通過這個機會進入政治統治的領域，他們中很多人很快變成了行政官吏，而后來真正掌握權力的那些官吏很多都是出自這個階級，并且他們中的很多人由此還變成了新貴族。

在社會結構發生巨大變革的過程中，政府行政管理體制也在發生著巨大的變革。王權日益加強，中央專制能力不斷提高，御前委員會控制了全國大大小小的一切事務，而國王就是這個委員會的主宰。為了加強對地方的統治，國王向各地派遣總督作為各省的最高管理者，而總督又派遣總督代理管理各個教區。傳統的三級會議（這里朗格多克省或許可以作為一個特例，這在作者的附錄中得到清楚的描繪）或者議會等機構難以與之抗衡，而只能徒具其名。事實上，法國各個地區由于傳統的原因建立了名稱各異、模式多樣的行政體制，但這些都在不斷加強的中央集權控制下名存實亡，中央的直接控制成為唯一的行政模式。在這個過程中，巴黎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發展，成為整個法國的核心，盡管國王采取種種措施限制巴黎的擴大，但行政資源的集中必然導致整個社會資源向巴黎的集聚（現在中國大城市特別是北京的膨脹遵循的是同樣的道理，不緩解中央對地方的強控制無法從根本上限制這些大都市的發展）。王權以及中央權力的急劇增強還導致了司法權力的萎縮，盡管經常出現國王委托司法機構立法的現象，但這只能充其量將之視為國王逃避責任的一種形式，更重要的表現則是國王通過調案使得行政案件以及所有與行政有關的案件都從司法機關轉移到行政機關手中，這更加強了行政權力的擴大。另外，正是這種單一形式的行政控制導致了法國各地方的趨同，人們變得日益相似，但正是專制權力的加強，人們逐漸喪失了自由，人們變得互不來往，不同階級之間乃至同一階級內部都不會相互協作。而正是這種自由的喪失，使得舊制度變得難以維持，因為它只會加劇社會的分裂，而難以促進社會的進步。

舊制度的毀滅需要推手，而文人適時的走上了歷史的前臺。不像英國文人那樣干預政治，又不像德國文人那樣沉湎于哲學思考中，法國文人喜歡通過文學的形式探究政治，并高度重視理性和自然法則的作用。他們的學說甚至吸引了無所事事的貴族，他們更引起廣大民眾的認同。而經濟學派更注重實際，他們要求改革，并逐步形成了對自由的追求。這個時候路易十六的改革措施盡管是在減輕人民的負擔，卻反而激起了人們更大的不滿，因為他使人更清楚的感受到社會的不公平以及他們改變現實的可能性。于是就出現了這樣一個悖論，即在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托克維爾在這里提出了后來政治科學研究發現的一個定律：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隨著路易十六所采取的政策日益導致不滿，原本已經集聚起來的可以導致巨大社會變革的各種誘因終于集中爆發，于是法國大革命也就不可避免了。

通過托克維爾的分析可以看出，早在大革命之前許多世紀，法國就已經產生了大量的社會和政治的變革，它們為后來的進一步變革提供了準備。歷史總是相互聯系的各個事件匯集而成的，沒有哪個事件是憑空產生的，它總能從歷史上找到它的蛛絲馬跡，正如托克維爾所言：“歷史是一座畫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復制品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