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舊制度與大革命書評

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四個概念

——《舊制度與大革命》書評

《舊制度與大革命》不是我們所熟悉的那種傳統的法國革命史著作。作者托克維爾從貴族自由派的立場出發，對舊制度與大革命在政治文化上的某種歷史關聯做出了許多獨到的分析。以該書的舊制度、大革命、中央集權、政治自由四個核心概念為支點探討托克維爾對“舊制度何以引發大革命”這一問題的解說或許對我們有所啟示。

關鍵是這本書涉及法國革命史。而法國革命史這門學問，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的學術問題，它是和政治問題密不可分地攪在一起的。

首先是“舊制度”。1789年的法國革命者都把革命前的法國喚作“舊制度”，這和我們把1949年之前的中國喚作“舊社會”基本上是一個意思。“舊制度”主要指的是1789年大革命前法國一種存在了兩三百年的號稱“絕對君主制”的政治體制。所謂“絕對君主制”，是一種類似于秦始皇廢分封設郡縣的中央集權制度它興起于15世紀末的西歐各國，并在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1643—1715）達到了巔峰形態。

法國王朝政府實施的這種中央集權化，剝奪了大部分地方貴族的行政管理權同時又保留了大量封建殘余，其中最根本的是一種把全體社會成員劃分為教士、騎士和平民這三個等級的社會等級制度。該制度是在中世紀期間按天主教神學理論設計的：教士被尊為第一等級，是因為他們負有引導人們的靈魂升人天堂的職責這在天主教西歐自然是最重要、最崇髙的事業；騎士，以君主為首的武士階層通常意義上的軍功貴族，承擔著為上帝的光榮而戰的軍事職能，因而貴為第二等級；第三等級一平民包括第一第二等級之外的所有社會成員，其職能是從事生產活動以滿足第一第二等級的物質需求。三個等級的情況都相當復雜，而且隨著時代的演進變得越來越復雜，表現為各等級內部都存在著許多不同的階層或集團，如教士等級上下層的境況有天壤之別，下層教士雖貴為第一等級，實際地位跟第三等級無異；第二等級也有類似的階層分化，并出現了一個不同于傳統的軍功貴族（即所謂“佩劍貴族”）的文職貴族（叫做“穿袍貴族）集團；第三等級內部 情況就更復雜了，上有工商業資產者，中有自耕農、小工商業者下有佃農、雇工和仆役等。另外，這種三等級劃分其實也就是兩等級即特權等級和無特權等級的劃分：第一第二等級屬于特權等級，他們僅占人口的不足2%，而他們享受的特權除了各種殘留的封建特權之外，還包括擁有大規模地產而不用繳納財產稅以及國家高官顯爵的壟斷權，這就使占人口98%以上的廣大無特權的平民處于非常悲慘的受剝削、受壓迫的地位。

所以，由于這種封建殘余的存在，舊制度法國社會呈現的顯然是一種不平等的金字塔結構。但托克維爾卻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反復強調這時的法國已經是一個“平等的”甚至是“民主的”社會了這又是為什么呢？這就涉及托克維爾那種獨特的民主觀了。托克維爾承認，在18世紀末法國，權力與地位的不平等原則仍然支配著政治社會。法國不僅有建立在等級劃分基礎之上的貴族制，而且貴族占有政治上的絕對統治地位。為國家服務的人必須是貴族，沒有貴族身份的人很難接近國王，而這種等級制原則是滲透在國家制度的方方面面的。但托克維爾又強調指出這樣一個事實：很久以來法國就在向民主邁進，表現為教士喪失信譽，貴族貧困衰落，第三等級財富和知識日進，領主大地產瓦解，中等財富激增，同時啟蒙思想在公開流行、深入人心，并認為這一事實足以表明法國已是歐洲真正最民主的國家。他還強調說18世紀末的法蘭西民族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少大貧大富和大弱大強，平等理論已在人民的思想中扎根，人民雖然在服從一個強大的中央政權，但他們的這種服從中仍摻有某種獨立自由的個性他們絕不會真正服從一個不值得尊重的政權，所以自由精神在這里仍然生機勃勃，這個社會是“民主的”。由此看來托克維爾民主概念是一種非常模糊的、以趨勢為判斷標準的東西，它把一個趨于人人平等的社會看作趨于民主的社會，而趨于民主的社會也就是民主社會了。而這實際上也就告訴我們托克維爾所說的民主社會是一種動態的演進過程，大體上相當于我們所說的“現代化進程”。

舊制度法國正處于這種“現代化進程”之中。那是當今世界現代化進程的最初階段，是一種“原發型”現代化，它與后來的“后發型”現代化可能有諸多差異，但在本質上卻并無不同。所謂現代化，無非是一種思想文化上的科學化或理性化、物質生產手段上的工業化和政治制度上的民主化的三位一體的有機結合。原發型現代化尤其是它的早期階段即舊制度法國所處的階段，其間現代化的各個 要素都尚未最終成型，還在醞釀或發展的過程中但發展趨勢已經顯現。習慣于從長時段看問題的托克維爾于是便把舊制度法國歸于正在現代化的社會，并將它大體上等同于“民主社會”了，盡管嚴格意義上的現代民主，在這里其實連影子都沒有。

其次是“大革命”。關于大革命的主旨盡管有許多爭議但這一點恐怕是最少爭議的那就是要為法國的現代化進程“清障”。法國并不是第一個需要通過革命來為現代化開辟道路的國家。在它之前，如果撇開過早的尼德蘭不說至少還有英國和美國這兩個先例。但較之英國和美國的革命法國的革命有一個特別顯著也最受爭議的特點，那就是它的非同尋常的激進性或暴烈性，表現為它對平等有一種狂熱和近乎徹底的追求以至于招來國內外整個歐洲貴族勢力的圍攻，而為了應付內憂外患的緊張局勢，革命者不得不一步步實施最廣泛的民眾動員，甚至一度順應民眾要求搞起了“恐怖統治”。結果雖然阻滯法國現代化進程的各種封建障礙被徹底清除了但法國人民為之付出的代價極其慘重，不僅犧牲了大量的生命和財富，而且還將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里飽受種種激進革命后遺癥的折磨，包括承受專制政治和革命沖動之間的反復震蕩。

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是懷有一種愛恨交織的矛盾心理的而他對大革命的“恨”，主要還是它過于慘烈以及它引發的“無政府狀態和人民專政”為拿破侖獨裁創造了機會。實際上整個《舊制度與大革命》，都只是在討論大革命的遠期的和中期的原因當然這些討論也預示了大革命的某種“可避免性”——“沒有我所陳述的那些原因法國人絕不會進行大革命”，托克維爾在書的末尾如是說，只是這種“可避免性”與大革命前夕政治領袖的決策似乎并無關聯，因為到那個時候才考慮如何去避免革命，其實早已來不及了。

此書的第三個核心概念應是“中央集權”。實行中央集權、消滅地方封建割據以建立統一的主權民族國家，是西歐中世紀末期出現的歷史發展趨勢它理應被視為一種進步因為全部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就是由此肇始的。而托克維爾對于這種中央集權也是大體上持肯定態度的。托克維爾所說的“政府集權”指的是中央政府作為國家主權者，對一切涉及國家主權的事務包括國家的統一、秩序和對外關系的掌控，而他所說的“行政集權”，則是中央政府以國家主權者的名義對國內 一切局部性和地方性事務的掌控。在托克維爾看來舊制度時代歐洲大陸的中央集權實行的都是政府集權與行政集權的結合，其中法國更是最突出的典型而導致大革命的種種社會弊病，其實都是由此發端的。

與“中央集權”觀念息息相關的另一個觀念是“政治自由”。即所有社會成員的個人參政議政權包括思想、言論、出版、結社等自由。托克維爾對這種自由的珍視和熱愛，在他的所有著作中都隨處可見，實際上構成了他的政治思想的靈魂他看到在這種社會里人們相互間再沒有傳統社會里的那些“種姓、階級、行會、家族”之類的任何聯系，大家都只關注個人利益而完全不講公德；而熱衷于以行政集權為手段來實現政府集權的“專制制度”又在大行其道，這種制度非但不與這種狹隘的個人主義傾向作斗爭，反而通過剝奪人們的政治參與權。

也就是說只有在能夠享受政治自由的情況下，人們才能成為情操高尚、富有社會責任感和愛國主義精神的真正的公民。

第二篇：舊制度與大革命書評

尊敬的各位讀者，本次推薦的書目是法國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首先請允許我介紹一下托克維爾其人。托克維爾(1805(乙丑年)-1859)，法國歷《論美國的民主》第二卷、《舊制度與大革命》。出身貴族世家，經歷過五個“朝代”(法蘭西第一)。前期熱心于政治，1838年出任眾議院議員，1848年二月革命后參與制訂第二共和國憲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長。1851爾對政治日益失望，從政治舞臺上逐漸淡出，并逐漸認識到自己“擅長思想勝于行動”。但是如果讓我撰寫托克維爾的墓志銘并且用一句話就可以概括其成績：一言以蔽之，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論美國的民主的作者。可見這兩本書對于作者的重要性，可以說沒有這兩本書就沒有托克維爾。

那么讓我們了解一下這位傳奇作家的傳奇書籍。首先請允許我隆重的介紹這本書。之所以這樣隆重的介紹這本書原因有三:一與個人，作為政治專業的學子，理應學習一些與本專業相關的書籍，而本書堪稱政治學類書籍的經典著作。二與國家本書的破題口與我當代的社會改革具有極大的相似性，目前我國改革進入深水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曾經將改革比做觸動人的靈魂還要難，而本書正是要觸動人的靈魂，在甩開膀子的同時更要瞪大要珠子，積極從外國革命斗爭中學習經驗。三與時代 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王岐山為代表的中共高層曾經大力推薦這本書，2012年11月30日中“我們現在

很多的學者看的是后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家看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日前，我黨的十八大在京閉幕，貫徹落實學習十八大精神，緊緊跟進黨中央的的政策精神，并以此為基礎參與社會，增加當代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社會參與感，緊緊遵從習總書記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的指示，對于前事不忘，方可成就中國夢這種后起大事。綜上三點，便是小編極力推薦這本書的原因。接下來言歸正傳，該談談這本書的內容。首先我們從這本書的名字談起，什么是舊制度，什么是大革命。按照正常人的思維，大革命自然是所謂的法國大革命，自然，舊制度就出來了，封建專制制度。本書是關于法國大革命的經典著作。作者摒棄了時人常用的“大革命史”的寫法，而將本書定位為“關于法國革命的研究”，把法國大革命置于整個法國史之中來觀察，以問題主導模式來剖析大革命。

作者盡力以不偏不倚的態度、嚴肅的社會學分析方法以及對史料文獻的調查，對舊制度之下的社會和大革命進行客觀的描述和分析；通過將法國與美國、英國、德國進行比較，更深刻地提示了大革命爆發的原因，提出了許多關于革命的新觀點。與革命倡導的民主平等的價值觀不同，作者更強調自由的價值。

通過本書，你就可以了解一個真正的法國，一個在太陽王余輝照耀下垂死掙扎但無力擺脫逐步走向沒落的法國。

在這里筆者推薦帶著一個問題來讀這本書：作者在文中曾經提到：民主和自由是不可以兼容的。民主政治帶來的只是圖有序表的自由。為什么民主和自由

是不可以兼容的。怎樣可以兼容，西方現代民主政治實現了民主和自由的兼容嗎。這對于我們黨進行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又有怎樣的意義。

一周后，我在這里等你的答案。

撰稿人：曲阜師范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政治二班

知行

2013--4---6篇二：《舊制度與大革命》讀后感

皇權主導的改革和民間醞釀的革命的賽跑中，改革在中途跌到，革命率先達到終點。法國大革命的悲劇原因與其說是革命者的非理性，不若說是改革者沒能盡早行動和改革的無 能。————題記

通讀了《舊制度與大革命》，我感觸很深刻。托克維爾并沒有寫出一部“大革命史”，而從研究者的角度分別剖析了大革命產生的背景：舊制度，大革命如何產生，又如何發展，最終又帶來了什么影響。

托克維爾的研究讓我明白：以良好目的出發的行動不一定帶來良好地結果。法國大革命就是這樣的典型例證。法國大革命雖然成功的推翻了原有的封建制度，但社會動蕩卻并未帶來革命黨預期的結果，革命走向了無序、失控和暴力，曾經追求的民主與自由最終帶來了兩次君主制復辟以及兩次法國革命，無論是統治者還是民眾，都陷入了仇恨與反仇恨、專制與革命的惡性循環。

研究歷史的目的之一在于服務于現在與將來。法國大革命這段歷史和托克維爾的研究對于當今中國的發展思路有很強的借鑒意義。經歷的近三十五年的發展，中國的改革已走到一個關鍵的時期，國家命運處在關鍵的十字路口，“改革如果破滅，革命必然發生”，如何避免革命，堅持改革，需要以史為鑒，避免重蹈覆轍。

一、改革應堅持漸進性、有序性

“對于一個內部壓力很大的政權，開始改革之時往往也是覆滅之時”。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原因之一就是改革的失控。

和歷朝歷代被顛覆的政權一樣，路易十六國王在下臺以前，面對財政危機與經濟危機，做出了很大的改革努力與妥協讓步，然而這些改革或者不徹底、或者半途而廢，反而引起了更大的動蕩，直到改革失控，革命的火焰無法阻擋。

例如，路易國王曾先后起用了重農學派經濟學家杜爾哥、銀行家內克、圖盧茲大主教布里埃納等人主導財政改革。改革的核心內容就是包括特權階級在內的一切等級均需納稅。這項改革影響的利益過大，程度過于激進，嚴重觸犯了特權階級的既得利益，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在特權階級的壓力下，這些“救火隊長”相繼被免職，改革數次流產。這種政令頒布沒多長時間又收回，再次頒布，再次收回的窘境，對于國王的公信力產生了巨大的打擊，人民的對于改革的耐心逐漸被消磨，改革逐漸失序，革命的火種在這時其實已經點燃。

而接下來召開的三級會議，三個等級利益沖突嚴重，第一、第二等級又可以聯合起來，輕易否決第三等級的議案，第三等級淪為擺設，問題依舊無法解決。改革的希望終于破滅，欺騙性的“三院制”議會組織形式，終于成為引爆大革命的導火索。革命的大火迅速熊熊燃燒、勢不可擋。

當革命的狂熱勝過了理性，一切的秩序就不復存在，剩下的只有壓倒一切的狂風驟雨和暴力血腥。

改革失序引發革命的慘痛教訓對于當今中國的改革十分有借鑒意義。在經歷了80年代末的激進改革導致的經濟波動甚至社會動蕩，90年代末的大批下崗分流的社會陣痛以后，改革者們及時吸取了經驗教訓。如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實際效果為依據，采取穩定優先、漸進式的改革路線已經成為朝野共識，改革、發展與穩定的辯證關系也成為改革過程的核心議題和中國改革的最成功經驗之一。唯有繼續堅持改革的漸進性、有序性，才能保證國家的穩定與改革的成功。

二、防止既得利益集團綁架國家命運

“舊制度”的法國是個“等級”社會：教士是第一等級，其次是貴族，最后是所謂的第三等級，它包括教士和貴族之外的所有居民。由于國王通過與貴族和教士達成協議，以貴族和教士免稅為條件，換取國王對其他人征收人頭稅的權力，因此，幾乎完全豁免了貴族和教士的稅收，而第三等級幾乎承擔國家稅收的全部重負。

在舊制度瓦解的前夕，法國國家的財政已處于崩潰的邊緣，貴族和教士的免稅特權根本無力維持，幾乎誰都清楚，只有重新改革財稅制度，互相妥協讓步，才能繼續維系既有格局，否則無論是國王、貴族還是教士都不會有好結果。

然而，由于貴族往往習慣了懶散的生活，面對征稅的要求，貴族的反應似可用“強硬”兩字來形容。他們寧可和國家這條“大船”一同傾覆，也不愿意做出一定犧牲，以維持現有體制的生命的延續。正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團為了自己階層的利益，綁架了整個國家的利益，造成了大革命前夕的“囚徒困境”：大家都只看到了自己階層的利益而置國家利益于不顧，于是好，大家一起走向滅亡。

當今中國的改革和當年路易國王遇到的困境如出一轍：隨著我國三十多年經濟發展的積累，已經形成一批既得利益集團，包括權貴集團、國有壟斷集團及相關人員等，這些曾經的改革最大的受益者已經成為繼續改革的最大反對者和主要阻力來源。這些階層就好比法國大革命前夕的貴族和教士階級一樣，既有能力、又會想方設法的維護現有制度和自己的既得利益，阻撓改革向“深水區”的繼續進行，并置國家利益于不顧。

因此，改革者的當務之急是以史為鑒，能夠有勇氣、有能力說服既得利益集團，為了國家也為了自己的長遠利益做出讓步，重新凝聚改革共識，喚醒大多數人對改革的支持，防止“囚徒困境”的悲劇在中國發生。

三、唯有堅持改革，才能避免革命

路易十六上臺的時間可以用“悲劇”來形容。他的前任給他留下了一個爛攤子：處在破產邊緣的國家和所剩無幾的改革時間。最終，雖然他盡力了，但皇權主導的改革和民間醞釀的革命的賽跑中，改革在中途跌到，革命率先達到終點。法國大革命的悲劇原因與其說是革命者的非理性，不若說是改革者沒能盡早行動和改革的無能。

中國的漸進式改革的成功經驗和法國大革命革命的慘痛后果說明，如果可以選擇，改革一定優于革命。因為改革是主動的、可選擇的、可設計的、過程可調節的、后果可控的，而革命是被動的、不可選擇的、無法預計的、后果完全不可控的。

我認為，唯有堅持改革，才能避免革命。現實的中國有很多有識之士在推動以公平正義為核心的改革共識，探索憲政民主之路。前車之鑒，歷歷在目，避免革命、堅持改革才是正道。繼續改革需要的不僅僅智慧與勇氣，更需要利益集團看得更加長遠，主動做出妥協于讓步，以更加建設性的態度參與到這個進程中來。

最后重述我的觀點：改革如果破滅，革命必然發生。中國的國家命運處在關鍵的十字路口，如何避免革命，堅持改革，需要以史為鑒，認真思考，不可以讓法國大革命的悲劇在中重演。篇三：舊制度與大革命-讀后感

舊制度與大革命讀后感

《舊制度與大革命》原著出版于1856年，135年后才有漢譯本，作者托克維爾，其成名作是1835年問世的《論美國的民主》，次年他就榮膺法蘭西學院院士，僅36歲。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作者提出的五個現象具有啟發意義，值得思考。

一、革命往往是在對苛政“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 托克維爾在書中說到：“革命的發生并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人們耐心忍受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路易十六最輕微的專橫舉動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個專制制度更難以忍受。” 1 我們即將出臺的有些管理制度就有可能遇到以上矛盾，比如供電公司領導干部職級調整，照理說，這對供電公司全體領導干部都是一項利好政策，但卻激起了供電公司領導干部的普遍非議，我認為這其中存在溝通上的問題，在任何一件事情改革之前，要讓被改革的人明白為什么要改革，明白改革不能一步到位，改革會讓大家變得越來越好??，只有贏得了被改革的人的支持，改革的效果才會更好。

二、經濟繁榮卻加速了革命的到來

在考察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歷史背景時，托克維爾觀察到：大革命前二十年，社會財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財富增長得更快。??國家因戰爭負債累累；但是個人繼續發財致富，他們變得更勤奮，更富于事業心，更有創造性”；“公共繁榮在大革命后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樣發展迅速。”

在革命爆發前的20年里，政府一方面積極鼓勵民眾發家致富，另一方面則發起各種新興事業，成為國內市場最大的消費者，民眾與政府之間的貿易關系以驚人的速度增長。但結果民眾收獲了更大的失望，因為政府殘留了太多專制時代的毛病，民眾“用自己的資本去買政府的公債，他們絕不能指望在固定時期獲得利息多”；民眾“為政府建造軍艦，維修道路，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們墊出的錢沒有償還的擔保，也沒有償還期限，他們不得不算計與大臣簽訂的合同運氣如何，就像搞冒險貸款一樣”；?? 2 所以，托克維爾總結道：“一場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個民族，其中發財欲望每日每時都在膨脹；另一方面是一個政府，它不斷刺激這種新熱情，又不斷從中作梗，點燃了它又把它撲滅，就這樣從兩方面催促自己的毀滅。”

我們生活中，現在看起來雖不會發生大革命這樣的悲劇，但職場上偶爾也有類似的“悲劇”發生。我們每年推選一次后備干部，這為更多人進入組織的視野創造了條件，但往往在這過程中，也打擊了部分人的工作積極性。有的人也許努力工作就只是一種責任、一種習慣，但被推選為后備干部后，心態就發生了變化，目標就開始調高，開始自以為是，開始更嚴格的要求，更拼命的工作，一旦多年不被啟用、或某一年落選，打擊實在太大，還不如不被選入后備，也許工作的激情還可能保持得更長久。因此，我認為后備干部的選拔工作要嚴肅，納入組織視野的人選可以多一點，但進行公示確認的，一定要量出為入，寧缺勿濫，要拿出選拔干部的標準和態度來選拔后備干部，提高后備干部的使用率，對整個干部隊伍建設和員工發展可能會更好。

三、專制社會里，民眾無法參與公共事務，彼此孤立，最終只會變得越來越自私自利

專制政體與社會道德水準之間的關系，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說得非常精辟：

“在專制社會中，人們相互之間再沒有種姓、階級、行會、家庭的任何聯系，他們一心關注的只是自己的個人利益，3 他們只考慮自己，蜷縮于狹隘的個人主義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專制制度非但不與這種傾向作斗爭，反而使之暢行無阻；因為專制制度奪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處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動的機會，專制制度用一堵墻把人們禁閉在私人生活中。人們原先就傾向于自顧自，專制制度現在使他們彼此孤立；人們原先就彼此凜若秋霜，專制制度現在將他們凍結成冰。”

“在這類社會中，沒有什么東西是固定不變的，每個人都苦心焦慮，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錢已成為區分貴賤尊卑的主要標志，還具有一種獨特的流動性，它不斷地易手，改變著個人的處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幾乎無人不拼命地攢錢或賺錢。不借一切代價發財致富的欲望、對商業的嗜好、對物質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為最普遍的感情。這種感情輕而易舉地散布在所有階級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與此無緣的階級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會使整個民族萎靡墮落。然而，專制制度從本質上卻支持和助長這種感情。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對專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們的思想從公共事務上轉移開，使他們一想到革命，就渾身戰栗，只有專制制度能給它們提供秘訣和庇護，使貪婪之心橫行無忌，聽任人們以不義之行攫取不義之財。”

在國有企業，管理的方法與書中說的有點類似，不斷鼓勵員工在事業上“努力超越、追求卓越”，讓員工全心全意將精力撲在事業上，追求進步，對維護企業上下貫通的管理 4 大有裨益，員工沒有時間去深入思考管理上的對與錯，大部分人也沒有足夠的膽量站出來去指責對與錯，說什么就做什么，看起來執行力很強，但在政策的層層傳遞中，往往偏離了決策的初衷。

在托克維爾看來，醫治這種因專制而導致的社會道德墮落的辦法，只有給予公民真正的“自由”：

“只有自由才能在這類社會中與社會固有的種種弊病進行斗爭，使社會不至于沿著斜坡滑下去。事實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擺脫孤立，促使他們彼此接近，因為公民地位的獨立性使他們生活在孤立狀態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們感到溫暖，并一天天聯合起來，因為在公共事務中，必須相互理解，說服對方，與人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們擺脫金錢崇拜，擺脫日常私人瑣事的煩惱，使他們每時每刻都意識到、感覺到祖國高于一切，祖國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夠隨時以更強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對幸福的沉溺，使人們具有比發財致富更偉大的事業心，并且創造知識，使人們能夠識別和判斷人類的善惡。

第三篇：舊制度與大革命三千字書評

《舊制度與大革命》

一、內容概述

《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書主要是研究法國大革命，從社會學、歷史學、經濟學、政治學等多個方面，各個角度仔細分析了法國大革命，為我們揭示了一個深刻而復雜的法國大革命真相。

第一部分宏觀卷詳細介紹了法國大革命的本質、使命與功績。在這一部分中，作者直接談論大革命本身，通過查閱研究大量的名著、公共文告和政府檔案等，簡明扼要地指出：法國大革命并非以推翻宗教權力和削弱政治權力為最終目的，而是一場以宗教革命形式進行的政治革命。這場革命推翻了統治法國長達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震撼了整個歐洲的封建統治秩序，建立起主張人人平等的新的社會政治秩序。

第二部分中觀卷“大革命緣起之政治體制性誘因”在這一部分中，作者托克維爾揭示了這樣一個悖論：大革命居然不是在那些舊制度殘余最多，人民受苛政壓迫最深的地方爆發，相反，它是在一個人民被折磨的相對較輕的地方爆發的。他提出了一個個印發后人深思與體悟的“托克維爾之問”之后，作者在這一部分中，嘗試找出導致大革命的爆發在制度方面的原因。在前五章中，描述了大革命之前的法國舊制度框架，權利構成等。仔細的描寫了當時法國社會的舊制度體制以及人們的社會生活。在后幾章中，描述了這種中央集權制在舊制度下帶來的種種后果。立法混亂，執法懈怠，當時的法國十分不重視法律，法律被無視和扭曲。托克維爾提出，人們開始相互孤立，各階層開始只注重自己的利益，不再關心他人，社會中的人們出現集體失語癥，人們變得沉默、彼此孤立，社會狀況堪憂。

第三部分微觀卷“大革命緣起之社會民情風尚誘因” 在這一卷中，作者指出：.18世紀中期時，國家首要政治家是一些從來沒有從政經歷的文人；在法國人身上，非宗教情緒占上風；人們追求平等卻對自由并不那么真正的熱愛等等現象。并通過這些現象，深刻探究在舊制度中是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原因。同時作者在這一卷的最后對前述各個章節進行了匯總，指出法國大革命正是從這舊制度中的一點一滴中產生的，并再一次分析了平等和自由這兩種價值觀在大革命中的不同命運。

總的來說，這本書中作者實際上是想要解決這樣一個歷史悖論：“為什么在一個還不算最黑暗的國家，在并不是最黑暗的時代，觸發了反抗性最強、最令人慘厲的大革命，而革命的結局最終拋棄了他們的最初目的忘卻了自由，只想成為世界霸主的平等仆役”。作者試圖站在中立的角度，通過研究革命前的舊制度找出革命爆發的原因，是今天的人們產生警醒。

二、啟發和意義

托克維爾出身于法國貴族，曾任法國外交部長，一生都致力于民主和自由的研究。托克維爾曾經提倡：“要判斷歷史事件，近看不如遠觀來的清晰準確。”他在研究法國大革命時，就很注重從遠處看，從客觀中立的角度看，從全面的高度看。他并沒有一種貴族階級的眼光來看待大革命，他說“在我出生時，貴族制已經日薄西山，但民主制還沒有誕生，所以，我的本能引領我既不盲目傾向前者，也不會傾向后者。我更像是一個徹底站在過去與未來的中間人，我不會輕易偏向這兩種制度的任何一種。”托克維爾正是以這樣一種客觀的，超脫的立場，對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社會政治現象進行客觀全面地研究。我認為這種對待歷史，分析歷史的角度、客觀全面研究問題的方式，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借鑒的。比如在今天面對日本南京大屠殺這一歷史事件來說，我們應該冷靜的客觀的來看待，而不只是一味的指責、憎恨。我們不能忘記歷史，更不能虛造歷史，而是應該從歷史中反思，得到教訓，從而更加珍惜今天的和平。

閱讀整本書，不難看出作者托克維爾對自由的強烈熱愛對專制的憎恨。在前言中他提到：“只有自由才是人類社會中種種弊端天然的克星，只有自由才能讓社會不至于沿著斜坡一路墮落。”看到這我在想，那么自由到底是什么？是個人的行為不受約束還是其他什么？我們一直都在追求自由，那自由可以帶給我們什么？書中托克維爾舉了貴族階層、資產階層、教士階層和司法機構的例子說明，即使是在專制君主的統治下，自由精神依然以一種畸形的方式斷斷續續的保存著。也正是這些種子“為我們培養了一大批高傲的戰士、熱血的天才，最終成就了偉大的法國大革命。”正是對自由的渴望，成就了法國大革命。也就是說僅僅是對自由的追求就給了我們無限的力量更不用說自由本身。官方定義自由是個人財產、言論、精神獨立不受侵犯。失去自由，一切平等與公平都無從談起，一切高貴的品質都會淪喪，最后整個民族都會陷入淪喪。然而在當時的法國，有著最完善的封建制度，人們固守社會現實而不敢追尋社會理想，眼中只剩赤裸裸的利益，成為金錢的奴仆，他們并不追求真正的自由。他們把平等，革命看得比自由更重要。“他們有這樣的設想：只承認人民的存在….只有一個唯一的政府，它擁有無限的權力，唯獨它能夠領導國家，保護個人。他們既想要自由，又絲毫不愿拋開這個擁有無限權力的國家。”自由與平等本應該是兩個不分先后的事物，但在這里追求金錢權利的平等卻明顯的占了上風。因此即使法國大革命鬧得如此激烈，革命之后的自由政府建立的如此頻繁，卻始終沒能出現像美國1215年《自由大憲章》那樣的約束王權的法律條文，也沒有培養出真正的熱愛自由的傳統。真正的自由應該是毫無附加條件的，這樣的民族注定會是可悲又可恨的。

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法國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公共繁榮和經濟的增長使法國人民對精神方面的追求有所提高，希望尋求更多的平等和自由。同時思想啟蒙運動在法國也在逐漸的開展、滲透，天賦人權、自由和平、三權分立等原則意識不斷深入人心。但是與此形成矛盾的是，當時的法國社會中，個人主義盛行，文人成為首要政治家，公共道德喪失，每個階層的人們都忙于攝取私利。因此不同利益階級、集團就很容易爆發矛盾。而此時法國大革命的主力農民階級，陷入了孤獨的絕境，集體失語。托克維爾提出一個觀點：這些農民受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壓迫：“但是所有其他階級的人都離棄他們，他們處境之孤獨也許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僅見。這是一種新奇的壓迫。”窮人和富人之間沒有了共同利益、共同抱怨，彼此冷漠。窮人沒人關心，沒有發話語權，被所有階層拋棄，最后平民階層在沉默中爆發。托克維爾在書中提出：“中央政府能夠換一種方式，減輕當時壓在農業之上的重荷，縮小不同群體之間負擔上的不平等，那成效就會好很多。”那么，窮人到底需要什么，人民正真需要政府做的是什么的，這是托克維爾留給我們的一個值得深思的命題。

對比中國，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飛速增長，中國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另一方面，貧富差異的逐漸擴大也暴露出了許多的社會問題。農村人口的收入普遍偏低，國家總收入的增速和農村居民收入增速不協調、農村保障體制不健全等問題帶來大量農村人口涌向城市，造成城市問題。所以我認為，國家在促增長的同時更應該保民生，重視民生問題，加強對農村弱勢群體的重視，尋求協調發展。完善城鄉保障體制制度，促進城鄉一體化，縮小貧富差異都應該是政府重點關注的方向。在經濟發展特別是城鎮化的過程中要正確解決好農村經濟衰敗的問題，農民的轉移問題，不能把農民趕進絕望的處境。將某一社會階層推入孤立失語的困境，很可能就等于把他們推入革命。

當前中國社會背景復雜和社會矛盾激化的處境，與法國大革命時期有某種相似性。對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間就可以實現，政治改革需要大刀闊斧然而更需要小心謹慎。改革怎樣推進、制度怎樣變革，《舊制度與大改革》這本書也學能帶給我們一些啟示。《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書原著出版于1856年，而中文譯本卻是在1992年才出版，說明初期，托克維爾的研究并沒有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然而到了今天，中國的改革在轟轟烈烈的進行，也面臨著許多各方面的問題，或許我們在追求改革結果的同時也應該慢下腳步仔細看看這本書，仔細想想托克維爾帶給我們的思考。

第四篇：舊制度與大革命

《舊制度與大革命》的讀書筆記

詹媛

201302405159

剛開始接觸這本書時，我本以為是簡單的描寫法國因為陳舊的封建制度而引發的一場革命，可能因為我天分不足，加之對法國的歷史并不了解，所以讀了一遍下來，我并沒有像大多數的學者一樣為當今中國的現狀而擔憂，其實簡單的說來就是覺得這是一本描述法國歷史的一本著作而已。正當我為自己的淺薄而苦惱時，我只好耐著性子將托翁這本精華之作再細品了一遍，可以明顯的感受到這本書真如王岐山先生所說的，當前中國社會背景復雜和社會矛盾激化的處境，與法國大革命時期有某種相似性，是值得我們去學習、去借鑒的。

《舊制度與大革命》是托克維爾于1856年出版，以“把事實與思想、歷史哲學與歷史本身結合起來”為目標的評價歷史著作。這本書著眼于對法國大革命前舊制度下政治、社會生活畫面的剖析，并由此闡明舊制度是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基礎和決定性因素，同時亦是大革命后人民重新建立起來并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制度原型。點明法國大革命真正的目的，是摧毀封建等級制度，實現平等。

一、《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寫作手法與內容概述。

《舊制度與大革命》分為三編。主要是采用了問答式的寫作手法，就如托翁所說的，他從事的是“關于法國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寫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問題，所以從各章題目就可明了作者要解決的是那些問題。從方法論來說，這也就是后來“學鑒年派”創導的問題史學。這種寫作方法是很值得我們這些初學者學習的，這樣寫出來的作品能使讀者更好的理解作者所表達的內容。同時這樣表達更能體現出文章的內容且對各方面的描寫都更加全面、明了邏輯性更強。

《舊制度與大革命》第一編就大革命本身特點展開探討，顛覆了人們對大革命的一貫認知，指出大革命的根本取向是消滅貴族特權和等級制度，是實現人民對平等的追求。在這一編中，我認為第五章是本編的重點，如托翁說的，前面所有的論述只是為了闡明主題，第五章作者基于對整個歐洲制度、社會結構的相似性的分析和比較，發現封建制度衰落的地方，民眾對其仇恨越大。同時得出，法國大革命特有的功績，是企圖用平等、一致的社會政治秩序來取代統治整個歐洲的封建制、貴族制的政治制度。

第二編講述大革命得以發生的基礎——舊制度的種種機制。通過對每個機制的運行、發展的闡述得出，法國國王的中央集權制是所有機制如此變化、存在和運行的根本原因。而大革命的敵人--貴族統治的封建等級制度，很早就被國王的中央集權制架空，在大革命開始前已經開始崩潰。在這一編中，我對十一章的內容感觸較深，第十一章闡釋了隱藏的大革命力量：人們的自由性格。一方面，政府貪婪撈錢的欲望損害了它的控制力，而且它的集權經驗不足，不自信，行政風格上也受到司法習慣的影響，并不是絕對的專橫跋扈。另一方面，雖然被大量剝奪，貴族、教士、資產者、司法機構，還都保持著一些自由的性格。它表明法國人并沒有完全心甘情愿的服從于專制的奴役。當然，托翁說，這種“病態的自由”雖然有助于法國人推翻專制制度，但它也使得真正“自由的法治國家”更難于建立了。從而舊制度塑造了大革命。

第三編主要從思想動因及其相關因素方面進行了補充性的分析闡述，進一步對革命發生的順序、邏輯和較為淺顯卻直接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而在第八章中，作者對大革命從舊制度種自然發生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總結，并再一次闡述對于自由的熱愛，并指明之追求平等的革命得到的結果可能是平等的奴役，只有追求自由的革命才會換來真正的平等、民主和自由。

全書論述了大革命與舊制度之間的聯系，即舊制度塑造大革命、大革命繼承舊制度。從而揭示了大革命爆發的真正原因，以及其背后深刻的歷史基礎和歷史動力。

二、法國大革命與傳統的革命的時代背景比較。

在歷史教科書里總結革命爆發的原因，無外乎國王獨裁專制，政府腐敗，苛捐雜稅，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見的說辭。我們也自然而然的覺得，肯定是官逼民反，老百姓覺得無路可走了所以才起來鬧革命。然而真相卻不是這么回事。

在考察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歷史背景時，托克維爾還觀察到了另一個“悖論”：大革命前二十年，社會財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財富增長得更快。國家因戰爭負債累累；但是個人繼續發財致富，他們變得更勤奮，更富于事業心，更有創造性”；“公共繁榮在大革命后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樣發展迅速。” 本來人們認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處于水深火熱民不聊生的時候發生的，但歷史證明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那為何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托克維爾的判斷是：革命的發生并非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此前人們對未來無所期望，現在人們對未來無所畏懼，一心朝著新事物奔去。伴隨著社會繁榮，國家財產和私人財產從未如此緊密混合。國家財政管理不善在很長時間內僅僅是公共劣跡之一，這時卻成了國民的私人災難。也就是說，改革已經開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沒有改的這一部分顯得分外觸目，更令人無法忍受，后者堅持不改，這個時候革命悄然而至。

三、思考與感悟

老實的說，從《舊制度與大革命》的這本書中我學到的知識挺多的，但我也同大多數人一樣陷入疑惑當中，那就是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到底是必然還是偶然的結果呢？為了解決我心中的疑惑，我從網上看了一些名家對這本書的見解，很多學者認為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并無其必然性，因為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并不容易，卻著實激烈、徹底。正如托翁所言：“只有法蘭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場如此突然，如此徹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滿反復、矛盾和對立的革命。”認為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不易，主要依據是四個穩定的階級：國王與教士（第一等級）、貴族（第二等級）、資產階級、農民（第三等級）。而以上階級形態的構成，究其根源，均落腳于封建專制主義的舊制度的影響。

因為貴族在遭到集權權力較為充分的剝奪后，安于守住其經濟特權度日，資產階級則在積極爭取后實際掌握國王權力中心以外的大小官職和權力，并成為貴族以外享有特權最多的階級，對現狀較為安逸，他們被壓迫和貧困牢牢拴在偏遠的土地上，遠離公共生活，從不參與政治。因此，環顧各階級的境況，無論哪個階級，都沒有進行革命的直接動機。因此，法國大革命爆發并沒有其必然性。可是，革命還是似乎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因為法國人民追求自由、平等的生活，各種舊制度對他們的生活、思想都有一定的限制。托克維爾有詩意的描述法蘭西民族來進行解釋：“它從未自由到決不會被奴役，也從未奴化到再無力量砸碎桎梏。”所以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實屬偶然，但當回望法國這片孕育革命的土壤上所發生的，又會發現其必然性。必然性首先要存在，才得以在適當的時機得以爆發。就像托翁所言：“但是必須承認，所有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釋法國以外類似的革命。”

“以史為鑒”是古人提出來學習歷史最為主要的用途，所以了解過《舊制度與大革命》后，再從王岐山先生等名家將中國現狀與1789年的法國相比的而發出的言論來看，當今中國，在經歷了改革開放和幾十年的快速發展后，開始面臨一些轉型難題。利益分化嚴重，貧富差距加大，階層固化、社會不公、政府腐敗等現象，都是中國現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視的挑戰和考驗。

當前中國與大革命前的法國都處于最繁榮的時期，物質財富的增加，催促了人們權利意識的覺醒和敏感，隨著物質生活的富足，人們開始追求更多的表達權、批評權。尤其是隨著新興網絡文化的發展以及人們知識的增加，人們對于對特權、腐敗、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中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改革勢必會遭到特殊利益集團的阻礙，尤其那些依靠權力尋租、依賴特權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犧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礙會很大。但是如果停滯、不改革，忽視社會的公平正義，只會增加群眾的不滿情緒，甚至使社會陷入動蕩的危險境地。借用托克維爾的話“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那么中國現在政府不斷強調政治體制改革說明中國社會也處在非常危險的地步。因此法國革命的歷史告訴我們，在經濟繁榮期，政府應十分關注人們的態度，對民眾不滿的地方要及時回應，及時疏導民眾的情緒。要真正實踐科學發展的理念，使發展的紅利人人得以分享，使發展的代價降到最低。

寫完關于《舊制度與大革命》的這篇讀書筆記，如果單純的只是寫關于對文中的內容的話，以我現在的水平來說，可能我很多都是摘抄原文而已，所以在我的這份讀書筆記可以說是借鑒網上各學者的一些觀點所寫的。因而望老師切勿責怪。

第五篇：舊制度與大革命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舊制度與大革命

Why some think China is approaching a political tipping point 為什么有些人認為中國已經到了傾覆的邊緣？

Mar 16th 2013 |From the print edition

FOR some of China’s more than 500m internet users the big news story of the week has not been the long-scheduled one that their country has a new president, Xi Jinping, who already has more important jobs running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chairing its military commission.Rather it was the unscheduled, unwelcome and unexplained arrival down a river into Shanghai of the putrescent carcasses of thousands of dead pigs, apparently dumped there by farmers upstream.The latest in an endless series of public-health, pollution and corruption scandals, it is hard to think of a more potent(and disgusting)symbol of the view, common among internet users, that, for all its astonishing economic advance, there is something rotten in the state of China, and that change will have to come.對中國5億多網民中的一些人來說，本周的大新聞不是他們的國家有了個新的主席。這早是預料之中的事情。在習近平擔任國家主席前，他已經擔任更為重要的職務—黨總書記和軍委主席。對這些網民來說，更大的新聞是數千頭死豬腐爛的尸體，沿江而下，毫無征兆和解釋的出現在上海。很明顯，這些不速之客是被上游的農戶丟棄的。此次事件是一連串沒完沒了的公共衛生、污染和腐敗丑聞中的最新一樁。很難想出還有更有力的證據表明，盡管中國取得了讓人驚訝的經濟成就，但是在中國有些東西已經開始腐爛，改變必將到來。該觀點在網民中非常普遍。

Many think it will.According to Andrew Nathan, an American scholar, “the consensus is stronger than at any time since the 1989 Tiananmen crisis that the resilience of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in…China is approaching its limits.” Mr Nathan, who a decade ago coined the term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to describ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ability to adapt and survive, was contributing, in the Journal of Democracy, an American academic quarterly, to a collection of essays with the titillating title: “China at the tipping point?” Ever since the death of Mao Zedong in 1976, foreigners have been predicting the demise of one-party rule.Surely a political system designed for a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with virtually no private sector cannot indefinitely survive more or less intact in the vibrant, open new China.In 1989 China went to the brink of revolution.When reform came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satellites, for a while China seemed like the next domino, waiting to topple.很多人認為改變會到來。美國學者Andrew Nathan認為，“中國獨裁政權的韌性已經接近了它的極限，這種共識比1989年的天安門危機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強烈。”十年前創造了“獨裁韌性”來描繪中國共產黨適應和生存下來能力的Nathan先生，在美國學術季刊《民主雜志》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文章的標題讓人感到刺激，“即將傾覆的中國”。自1976年毛澤東過世之后，國外人士一直在預計一黨統治的死亡。在開放和充滿活力的新中國，一個為實際上沒有私營部門的中央計劃經濟設計的政治體系，肯定不能無限期地幾乎毫發無損的生存下來。1989年當變革席卷蘇聯及其衛星國時，中國走到了革命的邊緣，一段時間內中國好像要成為下一塊即將倒下的多米樂骨牌。

But the party proved far more durable—and popular—than seemed possible in 1989.And as China’s economy soared and the Western democracies floundered, authoritarianism proved more resilient than ever.With China booming, few tried to emulate the Arab spring of 2011.They were easily dealt with by the pervasive “stability-maintenance” machinery.但事實證明，在1989看起來可能要倒臺的共產黨，其實更具有持久性，更得人心。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西方民主國家陷入困境，獨裁主義被證明比以往更具有韌性。由于中國經濟的繁榮，很少人嘗試效仿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運動。他們可以輕易地被無孔不入的“維穩”機器處理掉。

No single change explains why China might be nearer to a tipping point now.Bu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s eroding some of the bases of party rule.Fear may be diminishing.Nearly 500m Chinese are under 25 and have no direct memory of the bloody suppression of the Tiananmen protests: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its best to keep them in the dark about it.A few public dissidents still write open letters and court harassment and jail sentences.But millions join in subversive chatter online, mocking the party when not ignoring it.沒有某個變化可以解釋為什么中國可能更加接近傾覆的臨界點。但是中國社會的不斷進步正不斷侵蝕著一黨統治的基礎。恐懼可能正在消失。近5億中國人的年齡在25歲以下，他們對天安門的血腥鎮壓沒有直接的印象：政府竭盡所能使他們對此事件一無所知。盡管一些持不同政見人士仍然寫公開信，對法院不公正的判決緊咬不放。但是數以百萬計的人會選擇上網，聊一些顛覆性質的話題，如果不忽視共產黨的存在，嘲笑它。

“Mass incidents”—protests and demonstrations—proliferate.Farmers resent land-grabs by greedy local officials.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workers staffing the world’s workshop in eastern China are more ambitious and less docile than their parents.And the urban middle class is growing fast.Elsewhere, the emergence of this group has brought down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rough people-power(in South Korea, for example)or negotiation(Taiwan).And much of China’s middle-class seems discontented, furious at the corruption and inequality the party has allowed to flourish, and fed up with poison in their food, asphyxiating filth in their air and dead pigs in their water-supply.The internet and mobile telephony provide tools for spreading news and anger nationally.The party has to work hard to make sure that they do not also help unite all these atomised grievances into a concerted movement.It has a lot of hammers and a lot of nails.But it is still hard to pin jelly to the wall.“群體性事件”——抗議和游行——不斷擴散。農民們憎惡貪婪的地方官員無恥地攫取他們的土地。比起他們的父母來說，在中國東部—世界工廠—工作的農民工二代們多了些野心，少了些溫順。同時城市的中產階級正在快速的成長。在世界其他地方，這一階級的出現已經通過人民的抗爭（例如，在韓國）和談判（臺灣），推翻了獨裁政權。而且很多中國中產階級人士好像，對被共產黨縱容泛濫的腐敗和貧富差距問題，深為不滿和憤怒，對食物中的毒素，空氣中令人窒息的煙塵和水供應中的死豬，感到厭煩。網絡和手機為在全國范圍內傳播新聞和憤怒提供了工具。共產黨必須想盡辦法，確保這些零碎的不滿不聯合成協調一致的運動。它有許多“錘子”和“釘子”，但是要想把“果凍”釘在墻上，仍然是困難的。

The other reason for expecting change is that Mr Xi and his colleagues profess to know all this and to be serious about political reform.It has been a recurrent theme at the annual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NPC), China’s Potemkin parliament, under way this week.期待變化的另一個理由是習先生和他的同事們都自稱對這些情況很了解，而且要在政治改革上動真格。政治改革一直是人民代表大會上反復出現的主題。人民代表大會是中國波特金式（表面文章和弄虛作假的代號）的國會，本周正在舉行。

What looks like a serious purge on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by freeloading officials suggests the party begins to get it.The “streamlining” of government by merging ministries shows a new willingness to take on powerful vested interests.Mr Xi has urged the party to be brave in tackling reform: “like gnawing at a hard bone and wading through a dangerous shoal”(chewing gum while walking is for wimps).共產黨對愛揩油官員奢侈性消費的嚴肅整頓，暗示其要開始政治改革行動。通過部門合并來“精簡”機構，表明了政府要與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進行較量的意愿。習先生要求共產黨要勇敢的面對改革問題：“敢于啃硬骨頭，涉險灘”（邊走路邊嚼口香糖，那是膽小鬼做的事）。

Reform, however, does not mean tampering with one-party rule.Rather, as Fu Ying, spokeswoman for the NPC, put it: political reform is “the self-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ut another way, it is about strengthening party rule, not diluting it.Mr Xi seems to agree.A New York-based website, Beijing Spring, has published extracts of a speech he made on a tour of southern China late last year.He affirmed his belief in “the realisation of Communism”.盡管如此，改革并不意味著要改變一黨統治。恰恰相反，正如人民代表大會新聞發言人傅瑩所說“政治改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換句話說，政治改革是要加強黨的統治，而不是消弱黨的統治。看上去，習先生也同意這種觀點。紐約一家網站“北京之春”登載了去年底習近平在中國南方考察中一次演講的節選。他表明了“實現共產主義”的信念。Democracy in China 中國的民主

Mr Xi also spelled out the lesson his party should draw from the failure of its Soviet counterpart: “we have to strengthen the grip of the party on the military.” He is right to pinpoint the willingness or not of the army to shoot people as the cruc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Soviet experiences.It is hard to think of a sobriquet Mr Xi would find more insulting than “China’s Gorbachev”.From where he sits, the career of Mikhail Gorbachev is an object lesson in failure.習先生也清楚地講明了中國共產黨應該從蘇聯共產黨的失敗中吸取的教訓：“我們必須加強黨對軍隊的控制。”清楚地指出軍隊是否愿意對人民開槍是中國和蘇聯經驗的關鍵區別，在這一點上他是對的。很難想到有比“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更讓習先生感到受辱的綽號了。從他的立場看，戈爾巴喬夫的生涯是一個失敗的教訓。

There is a vogue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s for reading Alexis de Tocqueville’s1856 book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The argument that most resonates in China is that old regimes fall to revolutions not when they resist change, but when they attempt reform yet dash the raised expectations they have evoked.在中國知識界，閱讀1856年托克維爾寫的關于法國大革命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是很時尚的事情。書中最能在中國引起共鳴的觀點是：舊政權由于革命而倒臺，不是在其抗拒變革時，而是當他們試圖改革，但卻無法滿足他們喚起的期待時。

If de Tocqueville was right, Mr Xi faces an impossible dilemma: to survive, the party needs to reform;but reform itself may be the biggest danger.Perhaps he will see more fundamental political change as the solution.But then pigs will no longer rot in rivers.They will fly.如果托克維爾是對的，那么習先生就得面臨一個不可能的兩難處境：為了生存，共產黨需要改革；但是改革本身可能是最大的風險。可能他將把更根本的政治變化作為解決方法。但是到那時，豬將不再在河里腐爛了。他們將會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