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舊制度與大革命》讀后感

《舊制度與大革命》讀后感

華南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思教3班蔡東

托克維爾，法國外交部長、思想家。出身貴族，但思想有自由傾向。他寫這部作品不是法國大革命的歷史，而是關于這場革命的評論性文章。初看本書題目，第一感覺是這本書要寫的是因為舊制度過于腐朽不堪，故引起了大革命，在大革命中，舊制度被推翻，建立起了新制度。但是，讀過本書后，發現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作者一直認為，在這場大革命中，革命者的成就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他們從舊制度里繼承了大部分的情感、習慣和思想，甚至他們正是靠著這些才能領導革命并摧毀舊制度，雖然他們不愿意承認，但是他們正是用舊制度的磚瓦來建造新社會的大廈。”所以，在本書中，舊制度與大革命并不是對立的，相反，兩者是緊密聯系的。通讀本書，我發現本書的重點放在了“舊制度”上，即使有談到“大革命”，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反映“舊制度”時的社會狀況，故我將本書概括為舊制度的那些制度、那些人與那些事三部分，并以此探討舊制度對大革命的影響，以及舊制度時期的社會狀況和對當今的社會的一些思考。

那些制度

作者相信大革命的制度是植根于舊制度的土壤中的，并舉出一些典型的制度，比如中央集權制、監管國家制度、官員免責制，也有舊制度時，行政司法合一的現象。

在論述中央集權時，作者主要從三個角度去談。第一，位于王國中央的樞密院在管理著全國的政府機構，它是最高法律機關。第二，國家事務由財政大臣主持，后來整個法國的公共管理都由他做，他兼任財政大臣、內政大臣、公共基礎建設大臣和商務大臣。這可以看出權力的集中。第三，每個省都有一個官員在領導一切大小事務，那就是總督。有人感慨道：“法蘭西王國竟然是由三十個總督統治的。”從中看出大革命后的權力集中，早在舊制度時期已經存在了，而不是大革命的成果。在討論中央集權時，作者說：“中央集權是一種非常現代的制度，它是怎么在封建社會的瓦礫上立足的呢？”這句話是我有點困惑，為什么說中央集權制度是一種現代的制度呢？在中國，早在秦始皇時代，就已經開創了中央集權制度，難道是中西國情不同，是中國在古代就非常先進，還是西方那時制度比較落后呢?這值得進一步思考。在第二篇第三章中，作者用整章的篇幅談及監管國家的制度。“除非總督向樞密院發出請求報告而樞密院也批準，各市不得設城市稅，不得征稅，城市中不得抵押、出售、出租、贈與財產……”教區的房子要修，無論距離巴黎多遠，也要先得到樞密院的批準，“一個教區請求樞密院批準它花費25里弗爾。”總督也能在教區居民選舉時推薦候選人，通常情況下，這位候選人會全票通過。從中看出樞密院和總督在社會中的重要地位，大小事情都得向這兩者報告，這樣一來，便把社會牢牢地看住了。但是，我想這也嚴重地制約了地區發展的自由性與積極性。反觀當今中國，我覺得非常欣喜。我們在國家版圖上設立了特別行政區、民族區域自治區，在建設基層民主中，我們又有村委選舉和居委選舉。以上種種，都體現了在政治方面的自由性以及獨立性（當然，前提是遵守憲法以及相關法律法規，而且也要受到一定的監管，不過至少沒舊制度法國那樣事事都得向上級匯報）。

在談及官員免責制時，作者向我們說明了樞密院的特殊權力：“凡是涉及了政府利益或因法律的不同解釋引起的訴訟，普通法院均不得受理，普通法院只能受理與私人利益相關的案件。”這些涉及政府的案件都被樞密院從普通法院手中拿走。大革命前，政府只有靠蠻橫、不合法的手段才能拯救官員，而大革命后這已經成了制度，官員有合法權利違反法律。看到這里，我想到中國在這方面還是做的比較好。雖然現在中國官場的腐敗問題比較嚴重，習近平也堅定地要大力防腐敗，民眾對當官的也缺乏信任感，但是，只要貪官被揪出來，還是會按照法律規定進行審判，不會因為身份的不同而有區別對待的現象。

以上幾種比較有代表性的制度，都說明大革命后建立的制度很大程度上都建立在舊制度的基礎上。

那些人

本書中，有幾個主角值得我們去關注，他們分別是貴族、教士、中產階級以及農民。他們是法國舊制度下的三級議會的組成成員。

貴族一直是法國的第一階級，他們養成了心靈的高貴，他們自尊自豪，充滿責任感，是社會構造中最堅固、最牢固的部分。但是，法國貴族卻一直貧困下去。雖然享有特權，但是他們越來越貧窮，只能靠賣土地，收取領地租金，以此勉強維持生活。貴族失掉的財產，都被平民繼承了。貴族越來越像平民。但是，他畢竟是貴族，是有特權的，其中一個便是免稅權。隨著舊制度法國捐稅不斷攀升，免稅權的作用越來越凸顯。貴族不用交很多的稅，但是其他階級都要交，這造成了貴族與其他階級的不平等性。在貴族與其他階級中，原有的裂縫變得越來越大了。

在當時的法國，職位可謂是多如繁星，“單1693年—1709年，新設的職位就高達四萬多，而且最貧窮的平民資產階級都可以謀得一官半職。”而中產階級是這些職位的狂熱追求者。因為當官之后，他們便獲得了與貴族類似的免稅權，成為了偽貴族。我被里面一句話觸動了：“在獲得官職方面，我們今天的熱情比那時有增無減，不過那時和我們這個時代存在一個最大的本質差異 ：那時政府售賣官職，今天的政府則授予官職，今天的人們不用花錢，只要出賣自己的靈魂即可達成目標。”現在的中國，人們把頭削尖了，拼命地往公務員隊伍里鉆，一個公務員職位有幾千甚至幾萬人爭。何為公務員，公務公務，我覺得就是為公眾服務，但是，現在有多少人是抱著這種心態去考公務員的，他們更多地被公務員的優厚待遇吸引的。這種對公務員的狂熱，是否需要我們冷靜思考一下呢？

教士是三級中的第一等級，這可以看出宗教在法國的崇高地位。教士在當時的法國是最獨立的團體，只有它的自由沒有被攻擊的危險。許多教士是有貴族血統的，他們把貴族的自豪與桀驁不馴帶進了教會。而且許多教士在政府中占有高位，享有特權。這些封建特權雖極大破壞了教會的道德力量，但卻保障了教士在世俗政權的獨立精神。作者認為：“他們有智慧，愛國，公共情操高過私人美德，而且他們大部分都信仰堅定，在遭受迫害時仍能堅持這些品質。”但是我們還是不應忘記有些教士濫用自己的特權做一些傷天害理的事，比如欺壓農民等，并不是全部教士都是那么崇高的。

現在讓我們說一下舊制度那時的可憐農民吧！在一個科學迅猛發展的時代，他們卻毫無技術上的進步；在一個知識和智慧閃光的世界，他們卻一直保持著蒙昧與無知。地主階級對農民越來越不關心，而且越來越痛恨農民；貴族也拋棄了農村。“農民成了一個被拋棄的階級，既沒有人對他施以暴政，也沒有人指導他、幫助他。”一些農民被選為收稅員，專門負責收取農業稅。他們即使犧牲品，也是暴君（因為有時上門收稅時，他們會變得冷酷無情）。他們地位卑下，默默無聞，但是卻必須承擔越來越重的稅，于是，他們越來越痛恨其他階級，和其他階級分道揚鑣，越走越遠。中國的“三農”問題是困擾中國發展的重大問題。農村、農業、農民之間的關系如何協調，政府應該如何為“三農”的解決提供支持與幫助，都是我們應當認真思考的問題。我們雖然已經廢除了延續幾千年的農業稅，但是“三農”問題還遠沒解決。“十八大”再一次強調了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些經濟上的幫助手段。但是，我覺得還應該加強對農村的教育投入，培養有知識有智慧的新農民，而且進一步加強農村的思想道德建設也是很重要的。

從上所述，舊制度時代是幾個階級之間不斷競爭同時也不斷分離的時代。

那些事

那些事，主要講一下我在舊制度中看到的一些怪事，在作者的筆下，一些事情變得如此異常。

在影響大革命的因素中，啟蒙運動為大革命的興起做了思想鋪墊，掃清了思想障礙，可謂影響深遠。但在作者筆下，那些思想家變得如此無知與愚昧，這是出乎我意料的。作者認為，法國的那種理性是對自己充滿了自負和蠻橫。那些文人們“毫無遠見，因為沒有接觸政治權利的途徑，他們不僅錯誤的理解了政治，而且可以說完全不懂。”“文人的美德可能是政治家的罪惡，能讓一本書行文優美的特點，對革命可能是致命的。”總體上看，作者并不贊同那些啟蒙思想家的理論，甚至是批判。

大革命是反對宗教的，因為法國的國家制度的基礎就是教會制度，要攻擊國家的制度，就必須摧毀教會制度。但作者認為這是非常錯誤的。作者堅信，“對宗教的敬仰是國家穩定和民眾安全的最重要的保障。”“把政治事業與宗教事業連在一起才是最有利的。”而且還說：“政治家需要維護國家的秩序，使民眾順從，所以，政治家本來應該和宗教有切身的利益關系，竟然第一個站起來反對宗教。”在作者看來，宗教可以維護一個國家的秩序，穩定民心，這是作者支持宗教的原因，但是我覺得，宗教思想也是會禁錮人們的思想，阻礙了人們探索科學的步伐。宗教有好有壞，我們應該辯證地看待。

還有一點是繁榮為何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努力減輕民眾的負擔，反而激起了人民的反叛。這其中是充滿著矛盾，令人覺得匪夷所思的。按照作者的邏輯，當經濟衰退的時候，人們高呼改革，而且是充滿憤怒與不耐煩，政府的執法方式變得緩和了，并努力解決與民眾的矛盾。奇跡般的出現回光返照，經濟又慢慢變得繁榮了，加上一些農業稅的減輕，于是，“那些幾乎無意識地耐心忍耐最大壓迫的國家，一旦壓力減輕，他們就會立即反叛。”另一方面，“政府為促進公共繁榮而努力著，偶爾過多地幫助過多的人（這聽上去同樣匪夷所思），”支出的增加使政府財政出現危機，政府不斷地向外借錢，但卻不能保證及時歸還，當時商貿廣泛發展，群眾對迅速發財充滿狂熱，對財富充滿渴望。一邊不還錢，一邊等著錢，這兩者便出現矛盾，并隨著所謂的繁榮的進一步發展，矛盾越來越大，并最終成為大革命的有力助推力。同時，還有就是政府努力減輕民眾負擔，但是，“即使那些拯救人民疾苦的善心理，也隱藏著對窮人的很大蔑視。”政府向民眾述說自己的過錯，并努力減輕民眾負擔，這看上去是多么的陳懇，多么地懂得自我反省。但民眾并不領情，因為那些深深地刺激了民眾敏感的神經，“上層階級的熱情，煽動了民眾的暴怒與貪欲之火，并最終從思想上武裝好他們，來摧毀自己。”這一切，我覺得最根本的原因應該還是歸咎于上層階級對下層階級原本的壓迫，這種壓迫歷史悠久，就如火山口上的那塊壓迫火山的石頭，火山里的熔巖并不會因為石頭的松動而停止活動，相反，越是松動，熔巖越是活動劇烈，并最終噴發。這一切即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讀完《舊制度與大革命》，你會對那場大革命有一個非常不同，它發生的原因并不像教科書上所說的“封建制度阻礙生產力發展。”只有你親身經歷之后，你才會明白這其中的原因是如此的錯綜復雜。所以感謝作者提供給我們這樣一個機會。同時，大革命也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偉大，它本身也是從舊制度的繭中出來的，不免帶著舊制度的痕跡。

每一個賣這本書的商家都說什么“王岐山推薦”，我覺得不應當僅僅是推薦，而且我們的政府更應該從這本書中真正學到一些值得借鑒的東西，并把它落實到實處，這才是關鍵！

在這個夏天，讀《舊制度與大革命》，就像給大腦做了一次深層次的清洗工作，清洗后的大腦不時閃爍著光芒。

第二篇：舊制度與大革命-讀后感

舊制度與大革命讀后感

《舊制度與大革命》原著出版于1856年，135年后才有漢譯本，作者托克維爾，其成名作是1835年問世的《論美國的民主》，次年他就榮膺法蘭西學院院士，僅36歲。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作者提出的五個現象具有啟發意義，值得思考。

一、革命往往是在對苛政“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 托克維爾在書中說到：“革命的發生并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人們耐心忍受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路易十六最輕微的專橫舉動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個專制制度更難以忍受。” 我們即將出臺的有些管理制度就有可能遇到以上矛盾，比如供電公司領導干部職級調整，照理說，這對供電公司全體領導干部都是一項利好政策，但卻激起了供電公司領導干部的普遍非議，我認為這其中存在溝通上的問題，在任何一件事情改革之前，要讓被改革的人明白為什么要改革，明白改革不能一步到位，改革會讓大家變得越來越好……，只有贏得了被改革的人的支持，改革的效果才會更好。

二、經濟繁榮卻加速了革命的到來

在考察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歷史背景時，托克維爾觀察到：大革命前二十年，社會財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財富增長得更快。……國家因戰爭負債累累；但是個人繼續發財致富，他們變得更勤奮，更富于事業心，更有創造性”；“公共繁榮在大革命后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樣發展迅速。”

在革命爆發前的20年里，政府一方面積極鼓勵民眾發家致富，另一方面則發起各種新興事業，成為國內市場最大的消費者，民眾與政府之間的貿易關系以驚人的速度增長。但結果民眾收獲了更大的失望，因為政府殘留了太多專制時代的毛病，民眾“用自己的資本去買政府的公債，他們絕不能指望在固定時期獲得利息多”；民眾“為政府建造軍艦，維修道路，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們墊出的錢沒有償還的擔保，也沒有償還期限，他們不得不算計與大臣簽訂的合同運氣如何，就像搞冒險貸款一樣”；…… 所以，托克維爾總結道：“一場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個民族，其中發財欲望每日每時都在膨脹；另一方面是一個政府，它不斷刺激這種新熱情，又不斷從中作梗，點燃了它又把它撲滅，就這樣從兩方面催促自己的毀滅。”

我們生活中，現在看起來雖不會發生大革命這樣的悲劇，但職場上偶爾也有類似的“悲劇”發生。我們每年推選一次后備干部，這為更多人進入組織的視野創造了條件，但往往在這過程中，也打擊了部分人的工作積極性。有的人也許努力工作就只是一種責任、一種習慣，但被推選為后備干部后，心態就發生了變化，目標就開始調高，開始自以為是，開始更嚴格的要求，更拼命的工作，一旦多年不被啟用、或某一年落選，打擊實在太大，還不如不被選入后備，也許工作的激情還可能保持得更長久。因此，我認為后備干部的選拔工作要嚴肅，納入組織視野的人選可以多一點，但進行公示確認的，一定要量出為入，寧缺勿濫，要拿出選拔干部的標準和態度來選拔后備干部，提高后備干部的使用率，對整個干部隊伍建設和員工發展可能會更好。

三、專制社會里，民眾無法參與公共事務，彼此孤立，最終只會變得越來越自私自利

專制政體與社會道德水準之間的關系，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說得非常精辟：

“在專制社會中，人們相互之間再沒有種姓、階級、行會、家庭的任何聯系，他們一心關注的只是自己的個人利益，他們只考慮自己，蜷縮于狹隘的個人主義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專制制度非但不與這種傾向作斗爭，反而使之暢行無阻；因為專制制度奪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處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動的機會，專制制度用一堵墻把人們禁閉在私人生活中。人們原先就傾向于自顧自，專制制度現在使他們彼此孤立；人們原先就彼此凜若秋霜，專制制度現在將他們凍結成冰。”

“在這類社會中，沒有什么東西是固定不變的，每個人都苦心焦慮，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錢已成為區分貴賤尊卑的主要標志，還具有一種獨特的流動性，它不斷地易手，改變著個人的處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幾乎無人不拼命地攢錢或賺錢。不借一切代價發財致富的欲望、對商業的嗜好、對物質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為最普遍的感情。這種感情輕而易舉地散布在所有階級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與此無緣的階級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會使整個民族萎靡墮落。然而，專制制度從本質上卻支持和助長這種感情。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對專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們的思想從公共事務上轉移開，使他們一想到革命，就渾身戰栗，只有專制制度能給它們提供秘訣和庇護，使貪婪之心橫行無忌，聽任人們以不義之行攫取不義之財。”

在國有企業，管理的方法與書中說的有點類似，不斷鼓勵員工在事業上“努力超越、追求卓越”，讓員工全心全意將精力撲在事業上，追求進步，對維護企業上下貫通的管理 大有裨益，員工沒有時間去深入思考管理上的對與錯，大部分人也沒有足夠的膽量站出來去指責對與錯，說什么就做什么，看起來執行力很強，但在政策的層層傳遞中，往往偏離了決策的初衷。

在托克維爾看來，醫治這種因專制而導致的社會道德墮落的辦法，只有給予公民真正的“自由”：

“只有自由才能在這類社會中與社會固有的種種弊病進行斗爭，使社會不至于沿著斜坡滑下去。事實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擺脫孤立，促使他們彼此接近，因為公民地位的獨立性使他們生活在孤立狀態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們感到溫暖，并一天天聯合起來，因為在公共事務中，必須相互理解，說服對方，與人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們擺脫金錢崇拜，擺脫日常私人瑣事的煩惱，使他們每時每刻都意識到、感覺到祖國高于一切，祖國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夠隨時以更強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對幸福的沉溺，使人們具有比發財致富更偉大的事業心，并且創造知識，使人們能夠識別和判斷人類的善惡。”

因此，我覺得孟總提出的，要擴大基層民主顯得多么的重要，我們今年開展的“四好”領導班子考核，擴大談話范圍做得是多么的有意義，雖然這樣的談話還沒有達到深入了解基層民意的目的，但導向作用的價值是無限的，至少我們又開辟了一條疏導員工情緒的渠道，建立了一條與員工互動的渠道，讓員工不再局限于一個班組、一個車間，讓他們感 覺到組織近在咫尺，讓他們企盼著明年繼續談話，讓他們從自己的私人生活更多的關注企業的發展。在此，我存在一個擔心，擔心個別同志為了控制談話節奏，壓縮時間，詢問的時候語言過于干癟，讓員工說的是我們想聽的，而不是員工想說的，感覺在走過場，傷害員工的感情，起了負面作用。

四、中間勢力難以生存的社會，是“最難擺脫專制政府的社會”

托克維爾失望地感嘆道：“長期以來一直最難擺脫專制政府的社會，恰恰正是那些貴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會。”

托克維爾所謂的“貴族制”，其實是“中間勢力”的代名詞，也可是一個獨立的政黨。沒有了中間勢力，民眾就陷入了原子化狀態，迫使每個具體的民眾獨自去面對強大的專制國家機器。個體的原子化的最終結局，就是政治生活從民眾當中完全消失——單體的民眾無力對抗龐大的國家機器，最終必然選擇遠離政治生活。其后果，托克維爾也說得非常清晰：

“法國是很久以來政治生活完全消失的歐洲國家之一。在法國，個人完全喪失了處理事務的能力、審時度勢的習慣和人民運動的經驗，而且幾乎喪失了人民這一概念，因此，很容易想象全體法國人怎么會一下子就落入一場他們根本看不見的可怕的革命，而那些受到革命最大威脅的人卻走在最前列，開辟和擴展通向革命的道路。” “由于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階級，不再存在活躍的政治團體，不再存在有組織、有領導的政黨，由于沒有所有這些正規的力量，當公眾輿論復活時，它的領導便單獨落在哲學家手中，……理論的和善與行為的強暴形成對比，這是法國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如果人們注意到這場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養的階級準備，由最沒有教養、最粗野的階級進行的，就不會為此感到驚奇。”

看到這一章節的時候，我聯想到小日本在論壇上討論一件事，就是十八大后，新一屆中央政府如何保持中國不出亂子，他們的觀點是，西方政府出了問題，馬上就可以有新的政府頂替，保持國家正常運轉，但中國政府出了問題，沒有政治團體能夠頂得上，依靠群眾運動就會爆發社會革命。

十八大前溫家寶提出的深入推進改革也許是一劑良藥，要推動政治體制改革，要推動收入分配改革，關鍵要看十八大后究竟怎么改，這兩項改革都會深深的牽動我們國家電網公司的各項工作，比如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要求“堅持黨管干部原則，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我們今年提出了干部“三全”管理，其中全系統任用配臵管理，與“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有異曲同工之妙，但還是感覺受到緊箍咒限制，我們的視野還是在系統內、重慶公司范圍內，社會上的職業經理人只能充當我們的咨詢師、管理顧問，這與排名世界500強第7位的國際化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有點不符，而反過來，看我們現在的領導干部，如果跳出我們企業 搞管理，是否又能適應，是否還能這么優秀。當然，這僅是茶余飯后的一些遐想，每個企業都有適合自己司情的管理文化，在現有體制下，我們無法打破身份限制，無法打破企業限制，但是，我們在培養干部能力素質的時候，是沒有限制的，把我們的干部培養成為優秀的國有企業領導干部是一件功德，同時，把我們的干部培養成優秀的職業經理人更是功德無量。

五、在革命過程中，追求平等要比追求自由更加重要

追求自由與平等是法國大革命的兩大終極目標。盡管《人權宣言》里也將“自由”與“平等”并列，但托克維爾還是相當失望：在革命的大潮中，“自由”之所以敵不過“平等”，法國在中央專制集權統治下長期缺乏公共自由，是一個重要的背景因素，但并不是主要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正如托克維爾所說：“對于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常常帶來財富；但有些時候，它暫時使人不能享受這類福利；在另些時候，只有專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暫的滿足”——“自由”沒有辦法像“平等”那般，在革命的進程中隨時給跟隨的革命者以物質的鼓勵（譬如均分財產、土地革命），所以，不光是法國大革命，放眼世界史，近代以來絕大多數的革命，都逃不脫“平等”凌駕于“自由”之上，甚至為了“平等”，不惜犧牲“自由”的命運——當革命為了實現“平等”而不得不借助“專制”的力量時，革命往往毫不考慮“自由”的感受，義無反顧地選擇與“專制”結盟。法國大革命的結局，顯然是對這種“要平等不要自由”的革命模式的一種嘲諷。革命者陷入到一種“民主的專制”的泥潭，“只承認人民，沒有其他貴族，除了貴族公務員；只有一個惟一的、擁有無限權力的政府，由它領導國家，保護個人”——國民作為一個整體擁有名義上的一切主權權利；而單一的國民卻仍然沒有擺脫被政府奴役的命運。最后，大革命偃旗息鼓，拿破侖的專制獨裁從天而降，心灰意懶、精疲力竭的法國人也就此滿足于在“一個主子下平等地生活”。

王主任推薦我們看了一本書，叫做“烏合之眾”，書中的主要觀點說道：個體智慧是高于群體智慧的；個體認為是錯誤的東西，在群體里面就很可能變成是正確的，個體認為是正確的東西，在群體里面就很可能變成是錯誤的。這就很好的解釋了為什么自由敵不過平等，自由是個體，是美好的愿望，平等是群體，是一種定界了的自由。

在我們的工作中，員工往往總是希望追求平等，物質上要求縮小與領導的收入差距，精神上渴望與領導平起平坐，但絕大部分員工又害怕平等，害怕與勞務派遣員工同工同酬，害怕失去身份界限以后的社會地位隨之消失，所以，托克維爾說道：“只要平等與專制結合在一起，心靈與精神的普遍水準便將永遠不斷地下降”，這，就是私心。

國家推動各項改革且不說，就是在我們機關本部績效改革過程中，我就深刻體會到私心所帶來的巨大阻力：各個部 門都希望制定專業考核辦法，為本部門爭取更多的績效加分，但又想方設法的限制別的部門各項加分；大多數員工也渴望打破平均主義，建立起可以適應員工不斷追求、不斷進步的激勵機制，但又害怕在這樣的機制下失去競爭力，害怕機制不公平或執行不公平給自己利益帶來的損害，最后，又回歸到了追求平等和平均。因此，管理機關的績效改革工作還有漫長的路要走，這條路的方向不僅是績效管理這門專業技術，而是要不斷贏得人心、改變文化習慣，提升員工的思想素質。

第三篇：《舊制度與大革命》讀后感

歷史文化旅游學院

1002 朱曉琳 041003045

《舊制度與大革命》讀后感

最近，利用課余時間看了一下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所著的《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書不是敘寫法國大革命的開始、過程、結果和成就得失，而是破天荒地論述大革命與舊制度的聯系，從而揭示大革命爆發的真正原因，以及其背后深刻的歷史基礎和歷史動力。換做以前，我特崇拜革命者的革命激情，向往著如革命者一樣為理想而獻身。但隨著年齡增長，自己思想越來越趨向保守主義。革命暴力的血腥以及長期的戰亂導致的生靈涂炭，讓我覺得自己很幸福，至少現在還可以安心的一覺睡到天亮，不必擔憂吃不飽穿不暖。以下是我這本書的書心得。

法國革命，沿續了革命前法國中央集權下的王權專制。革命，人們總理想地希望革除專制的種種弊端，卻最終采取了中央集權專制的模式。舊制度就這樣陰魂不散。在這一點上，中國革命與法國革命何其相似！如果說有不同，那也不過是現代以一個政黨沿續了傳統中國千年的中央集權。

從社會與政府的角度來看，中央集權代表的是一種強政府、弱社會的格局。而且，在權力缺乏實質監督機制情況下，權力的集中與權力的專制是成正比的。自然，在這樣一種強政府弱社會的格局下，權力濫用的后果都直接烙印在社會中。社會就沸騰起來，推翻政權，重建中央集權。所以，長期以來，強政府與弱社會之間總存在著一種互為因果的關系。強政府造就弱社會，弱社會要求強政府。換言之，弱社會越出問題，社會越依賴于強政府，越呼喚中央集權。看看當代中國許多大事，大問題，沒有集權的中央政府，根本沒有辦法解決。即便社會爛透了，還是依賴集權的中央政府來解決。所以，王朝有衰敗，政府有更替，但結果總是中央集權重現。從短期考慮，中國弱社會的現實還確實離不開強政府。幾千年來，中國的中央集權，盡管集權的程度時有不同，但在權力的監督方面并沒有質的提高。監督虛置下的權力的擴張只會帶來社會沸騰。社會沸騰的結果就是革命，王朝更替。但更替并沒有使中國走出使強政府弱社會的格局。所以，中國革命，與以前王朝更替一樣，感覺是社會大火上翻燒餅。

發生法國大革命，從表面上看，是社會被權力鬧沸騰的結果。權力集中于王權的結果造成法國出現一個只承擔特權卻不履行義務的貴族階級。這種社會結構變遷加劇了低層農民的苦難。因此，革命，在一定意義上講，是社會結構變遷的生態反映。但革命結構并沒有造就一個有自主性的強社會，只造就了一個將社會置于其全面支配下的中央集權。因此，革命后，歷史文化旅游學院

1002 朱曉琳 041003045 并沒有改變中央集權下政府全面支配個人的事實。換句話說，革命，并沒走出中國強政權與弱社會的格局。社會中的個人，還是處于散沙狀中平等的個人。如果說，法國革命前是君主專制無意為之，而在中國，從來都是故意的。

革命發生并不是權力壓迫最重的時刻，而是人們感覺權力壓迫最重的時刻。因此，社會的分裂并不簡單地取決于事實上存在裂縫，而人們心理感覺上存在著裂縫。這才是分裂和斗爭兆頭。自然，社會的仇富心理，并不一定反映富人如何的可恨，而在于表達了普通人一種情緒，正是這種情緒造成了加劇了人與人的對立。

第四篇：舊制度與大革命讀后感

解讀《舊制度與大革命》

《舊制度與大革命》是100多年前誕生的一本老書，卻在當今的中國朝野間引發了閱讀和討論的熱潮。特別是201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主持聽取專家學者對反腐敗工作的意見和建議的座談會時，向專家推薦了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使得這本書備受關注。最近我懷著崇敬的心情拜讀了王岐山書記薦書《舊制度與大革命》。

事實上，這本書寫的并不是關于法國大革命的一般的歷史敘述史，托克維爾在全書的前言部分就開宗明義地講道：“我現在發表的這部書絕非一部法國大革命史；這樣的歷史已有人繪聲繪色地寫過，我不想再寫。本書是一部關于這場大革命的研究。” 托克維爾是法國偉大的政治學家、歷史學家，出身貴族世家的托克維爾，生活在法國由貴族社會向民主社會轉型這樣一個激蕩紛亂的歷史時期。作為舊制度的獲益者、新時代的受害者，“鄉愁”縈懷的托克維爾對剛剛到來的民主社會不可能沒有抵觸，但他還是把這一社會轉型看作歷史的必然。畢竟在法國社會的階梯上，貴族地位的下降、平民地位的上升歷時已久，兩者的平起平坐只是時間問題。托克維爾感受到這一浩蕩趨勢，認為轉型及身份平等是“事所必致，天意使然”。

《舊制度與大革命》主要討論的是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的起源，尤其是法國革命那種特殊的暴烈性或狂暴性的原因。實際上托克維爾想說的是，法國大革命的民主政治實踐，體現了一種為追求社會平等而不惜犧牲個人自由的政治文化，而這種政治文化恰恰是從革命前的“舊制度”政治文化中蛻變出來的。由此，托克維爾首次揭露了舊制度與大革命之間的內在聯系，開辟了大革命研究的一條新的思路：它試圖在事實與思想、歷史與歷史哲學相結合的基礎上，回答如下幾個主要問題：為什么革命在法國比在其他歐洲國家更早發生？為什么路易十六時期是舊王朝最繁榮時期，這種繁榮卻加速了革命的到來？為什么法國人民比其他歐洲國家人民更加憎恨封建特權？為什么在18世紀法國文人成為國家的主要政治人物？為什么說中央集權體制并非大革命的創造，而是舊制度的體制？等等。

為什么要強調關注西方國家在早期的轉型時代呢？道理很簡單，今天的中國正處于向現代化社會的急劇轉型進程中。中國今天遭遇的問題和面臨的風險很多都是當年西方發達國家都曾經遭遇和面臨過的。美國曾有學者談到，今天的中國正相當于19世紀后半葉的美國社會。今天中國的很多問題，一百多年前的美國也都出現過。托克維爾書中談到的法國大革命前后的時代雖然距今天已有兩百多年，但社會的轉型仍然有可借鑒之處。所以，深入探討法國革命的根源、意義和教訓對今天的中國來說仍有現實意義。很多關于西方后現代的書籍當然也有重要的意義，因為中國終究要轉型為一個現代化國家。但是，中國的當務之急是要解決好向現代社會轉型時出現的問題，所以說《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書是值得關注的。

革命爆發在社會的進步時期是一個普遍現象，不僅法國如此，幾乎所有的革命都爆發在社會的改革期或統治力量的薄弱期。這個時期有兩個重要因素導致革命很容易發生。一個是在改革期間，社會自由的增加和經濟繁榮很容易引發民眾對自由和財富更高的欲望和要求，而這種欲望和要求往往會超過改革所能提供的現實利益；另一個因素是政府的統治在改革和轉型期相對薄弱，因為這個時候的政府既缺乏傳統政治力量的支撐，而新的政治構架又沒有建立起來，很多社會的公共領域處于管理的真空狀態。在這樣一個改革與轉型期，政府的權威和公信力、管理能力很難對應迅速高漲的民眾力量。這種轉型中的社會形勢在職業革命家看來就是革命條件的成熟。列寧在1915年的《第二國際的破產》中專門講到了革命成熟的幾個條件。如果執政者以為經濟繁榮就能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一定會給釀成巨大災難。中國政治從來都講居安思危、未雨綢繆，而中國目前正處于改革深化和轉型期，執政黨各級官員當然應該要有危機感。

《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對中國最大的借鑒和現實意義是它沒有一般書齋文人那種意識形態偏執，對法國的舊制度和大革命都做了理性、全面的分析，對今天的中國人如何認識現狀和如何解決問題提供了一種現實主義的思維方式。王岐山書記推薦此書反映了中共高層領導人的危機意識。不過，如果僅僅把這種危機意識理解為中國不改革就要爆發革命，那就太簡單化、太膚淺。自從1979年以來，改革一直是中國執政黨最基本的共識。從某種意義上說，改革已經成為中國執政黨內部政治正確的一個標準，沒有任何一個執政者愿意放慢改革的腳步。但是，今天中國的問題并不是高呼改革的口號就能解決的，就像改革前的問題并不能靠高呼革命口號解決一樣。托克維爾在書中提出了一個很有意義的概念，這就是文學政治，一些脫離實際、崇尚空想的文人熱衷于給未來社會構造藍圖，這給法國后來的革命帶來很多負面問題。今天中國面臨的風險在于如何在經濟高速發展、社會急劇轉型的過程中堅持腳踏實地、遵循經驗的原則，如何避免偏執意識形態的誤導、如何避免《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談到的脫離現實社會、沉湎于虛構社會的文學政治。事實上，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提出的不走老路、不走邪路，中共高層提出的空話誤國、實干興邦正是反映出政治高層的危機意識和改革決心。

這本書最有價值的地方是作者不帶意識形態偏見的現實主義立場和經驗主義的思維方式。全書都在談舊制度和大革命，但無論是舊制度還是大革命，托克維爾都沒有用先驗的抽象原則做標準來評判。書中更多的是客觀、理性的全面分析。舊制度問題重重，革命難以避免，但托克維爾并未把舊制度說得一無是處。書中肯定了革命前的舊制度正處于進步之中，社會相對自由、經濟正在成長繁榮。大革命具有歷史的合理性，它掃蕩了舊制度的各種弊端，把法國社會推向了公平和民主的新階段。但是大革命留下的并不都是積極遺產。大革命不僅本身充滿暴虐和血腥，而且推翻君主專制制度后，舊制度的一些弊端又以改頭換面的新形式出現。作者尤其批評了大革命前法國獨有的文學政治，即脫離現實、虛構理想社會的書齋空談，這種空談給后來大革命的暴虐現象產生了很大影響。中國三十多年來的改革之所以一直成功就在于堅持了“摸著石頭過河”的經驗主義原則。今天的中國比當年法國幸運的地方在于，中國政治精英從改革一開始就放棄了烏托邦情結，因此在三十多年來的改革中一直比知識界精英頭腦清醒、行動務實。如果中國的政治精英像法國大革命前的貴族一樣被文學政治牽著鼻子走，中國今天可能還陷在文革內斗的泥潭之中，很難想象會有今天的這樣進步。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任何一本書在不同的讀者那里都會有不同的意義，何況這樣一本并非用今天政治科學的嚴謹語言寫成的學術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雖然篇幅不大，但談的內容卻很廣泛，很多地方都可以給今天的中國提供借鑒。對于國家的發展甚至一個央企的發展思路都可以在這本談論法國兩百多年前的書中去尋找答案，“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鑒，可以知得失，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我們只有深入的解讀歷史，才能為我們的發展提供更好的思路！

維修部 趙庚川

2015/10/8

第五篇：舊制度與大革命讀后感

歷史照進現實

“2014年，2月18日，烏克蘭防暴警察開始對首都市中心獨立廣場上的抗議者營地展開

——讀《舊制度與大革命》有感

清場行動，沖突持續了一整夜??目前傷亡數字尚不能得到完整確認，但至少已有數百人受傷，數十人死亡，其中有6名警察遭槍擊身亡??”

“烏克蘭衛生部網站21日表示，自基輔沖突爆發以來，已有77人死亡，近600人受傷??”

合上電腦，腦海里依舊充斥著圖片里硝煙彌漫，血肉模糊的景象。人類社會的發展與更迭總是曲折而又多元的——既有英國君主立憲和平妥協的范例，又有法國大革命轟轟烈烈地演變。“自由、平等、民主”——這些光輝的字眼總是縈繞在耳邊，卻又長久地無法理性有效地平衡與實現。百余年來，多少思想家、哲學家對這些抽象的詞匯加以解讀詮釋，托克維爾便是其中翹楚。其雖未著作等身，可為數不多的作品在新的時代依然歷久彌新，發人深思。

《舊制度與大革命》是繼《論美國的民主》之后，托克維爾的又一力作。這是一篇“關于法國革命的研究”，作者在每章提出了問題，隨之進行探討解答。與19世紀一些思想家、哲學家不同，托克維爾不是憑空“思考”法國革命，而是扎扎實實地依靠對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結論，通過大量檔案材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冊、賦稅簿籍、地方與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間的通信等等，抽絲剝繭般描繪出大革命前夕舊制度的各種風貌。托克維爾在全書中毫無保留地展現了他“自由主義”的政治立場，卻又難能可貴地用“理性主義”架構起整個骨架，使整部著作在當時有種“出淤泥而不染”的珍貴。

第一編中，托克維爾就大革命本身展開討論。他不吝對法國大革命投以最美的褒揚——“這是青春、熱情、自豪、慷慨、真誠的年代……人們將千秋萬代紀念它，而且在長時期內，它還將使所有想腐蝕或奴役別人的那類人不得安眠。”談到大革命的最大成果，他認為“大革命徹底摧毀了或正在摧毀（因為它仍在繼續）舊社會中貴族制和封建制所產生的一切，以任何方式與之有聯系的一切，以及即使帶有貴族制和封建制最微小的印跡的一切。”

這似乎都那么一目了然，然而后兩編中，托克維爾展現了更多耐人尋味的發現，一種仿佛“穿越”而來的現實意義：

一．托克維爾的悖論

“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處消滅中世紀殘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紀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發，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因此在這些制度的桎梏實際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顯得最無法忍受。” 18世紀末，德國全境的農奴制尚未完全廢除，而在法國，卻業已消亡，“農民不僅僅不再是農奴，而且已成為土地所有者。” 當封建制度的某些部分在法國已經廢除時，人們對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忍受，農民和領主、第三等級和特權階級的矛盾越加尖銳。從18世紀30年代到1770年，法國經濟一直是快速而穩定增長，農業收成良好，人口增長，海外貿易也在發展。舊王朝最繁榮的時代卻加速了革命的到來。托克維爾解釋道：“革命的發生并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上述話語并非聳人聽聞，反而更為當今中國之對照。當前中國與舊時法國都處于最繁榮的時期，物質財富的增加，催促了人們權利意識的覺醒和敏感。“一方面是一個民族，其中發財的欲望每時每刻都在膨脹，全民都想發財，每一個老百姓都想發財，但是另一方面是一個政府，他不斷的刺激這種新的熱情，不斷地從中作梗，點燃了又把他撲滅，就這樣從兩方面促使自己的毀滅，這就是法國大革命。”近年來，民眾對于腐敗、特權的愈發難以容忍,歷史的經驗似乎得到重新驗證，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警覺與重視。

二．“中央集權”的前世今生

大革命的翻天覆地使人做出許多想當然的結論，例如認為中央集權制的確立和加強是法國革命和帝國的創造，可惜事實并非如此。“大革命最初的努力摧毀了君主制度這個龐大的體制；但它于1800年重新恢復。人們常說，這是在國家行政問題上的1789年那些原則在當時以及后來的勝利，其實恰恰相反，取勝的是舊制度的那些原則，它們當時全都恢復實施，而且固定下來。”這一整套制度不僅包括中央對地方官員的直接任命，更殘留了行政機構與法院之間的藕斷絲連——對此托克維爾不無諷刺地說道：“大革命以前，政府只有依靠不合法和專橫的手段才能庇護政府官員，而大革命以來，它已能合法地讓他們違犯法律。”

舊制度的中央集權之下，政府為追求統治的效率與穩定，“正竭力將全體國民的特性整齊劃一”“中央政府乃是全體法國國民的監護人”，這是視自由為生命的托克維爾無法認同的。舊制度下的集權仍較為松散，地方官員的職位可由金錢購買，行政人員官僚作風盛行，這間接導致大革命“突然而猛烈地產生”，“毫無任何過渡、征兆和慈悲”。然在革命之后，中央集權之強遠勝從前，卻未令法國民眾有所領悟。究其原因，托克維爾認為掌權者“想借中央政權之手來摧毀一切，并按照他們自己設計的新方案，再造一切；在他們看來，能夠完成這種任務的，唯有中央政府。” 這一切聽來是那樣諷刺，卻又深刻。革命的更迭，對社會形態的影響作用幾何尚無定論，然對比“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國，帝制廢除，各級官吏搖身一變，成為革命的“先鋒”。革命的前后，不過是權力又一次轉移，而從未真正惠及過人民。且不論舊時的制度如何，沒有大眾社會的思想轉變，沒有社會生產力的大發展，很難通過一廂情愿的變革造出“空中樓閣”。“實事求是，立足國情”恐怕不是一句笑談。

三．“文人治國”下的革命爆發

作為歐洲最重視文學的國度，法國文人在大革命的前后占據了“卓爾不群”的地位。盡管他們“從不卷入日常政治”，“未擔任任何公共職能”,但在民眾之中影響力甚大。托克維爾對此并未有過多好感，“這些作家的處境本身也為他們對于政府問題的普遍抽象理論的興趣作了準備，并且使他們盲目地相信這些理論。他們的生活遠遠脫離實際，沒有任何經歷使他們天性中的熱忱有所節制；沒有任何事物預先警告他們，現存事實會給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帶來何種障礙；對于必然伴隨著最必要的革命而來的那些危險，他們連想都沒想過。”那時，中央集權下的法國民眾“聽命于政府出自習慣思維而非理性思維”，過久地脫離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文人們更為“大膽新穎的設想”，在社會中掀起極大的波瀾，卻未能使人們“提防純粹理論的潛在危險”。大革命之前，“個人完全喪失了處理事務的能力、審時度勢的習慣和人民運動的經驗，而且幾乎喪失了人民這一概念——大革命中，那些最懼怕它的人卻走在了前列，并致力于為大革命的來臨清除障礙、拓寬道路”，“這場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養的階級準備，由最沒有教養、最粗野的階級進行的。前者缺乏相互聯合的紐帶和共同的信念，且無法掌控人民，于是后者便在舊權利體系廢止之后完全控制了革命的發展方向。”

于是，盡管大革命如此轟轟烈烈，托克維爾依舊不留情面地指出這場革命仍稱不上一場“宏偉的事業”——法國民眾在其中充分地表現其民族特性，“長于英雄行為，而非德行；長于天才，而非常識；適于設想龐大的規劃，而不適于圓滿完成偉大的事業。”

這讓我又不禁聯想到當今中國的輿論形勢。網絡上充斥著各種謠言與虛假信息，而發布的往往是一些知名人士，各類專家學者。他們的話題涉及各類公共話題，在非自己領域的討論上大放厥詞，既沒有扎實的專業知識，又沒有實際參與公共事務的經驗。他們總是使用著看似華麗高尚而充滿激情的言語，一言一行“挑逗”著人性深處的陰暗面。盡管眾多話語漏洞百出，無奈大眾知識層面的局限性，一種灰暗的情緒在整個網絡上蔓延。映照一下，一種擔憂令我不寒而栗。如果政府試圖改變這種局面，就該在公共事務上更為透明。公眾只有在有機會接觸并了解公共社會的基礎上，才有能力做出正確的判斷。正如托克維爾所說：“假如法國人像以前一樣在三級會議中參政，每天在省議會中繼續致力地方行政，那么可以斷定，法國人絕不會像此時此刻那樣，被作家的思想所煽動；他們會維持事務的一定規章，以防止純理論。”

上述皆為大革命前后為今日之“映照”，然而時代在發展，我們斷不可刻舟求劍。作為一名貴族出身的“自由主義者”，托克維爾在全書中隱約地流露出贊賞不平等的貴族制度對于國民自由的保護；他反對經濟學家立足國家整體的統一規劃，崇尚小范圍內的自治。在交通不甚便利，各城鎮皆如蕞爾小國的當時，這樣的想法還頗有可行性，但在經濟全球化，社會結構如此復雜的當下，倡導如此的“自由”恐怕沒有土壤。協調平衡“平等”與“自由”才是當今社會發展最好的選擇。

托克維爾自稱寫此書時，激情滿懷，但他并未被感情迷失。他依舊用自己最寶貴的理性來觀察與窺探這個社會。他并沒有做出太多的結論，卻引領著我們不斷思索。好的作品正是如此，它永遠能穿越時空隧道，用最“古老”的話語敘說著最具現實意義的話題，歷久彌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