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舊制度與大革命

讀舊制度與大革命

班級：2011級社會學

姓名：鄭興權 學號：2011284110 摘要：法國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敗和不得人心而崩潰，但社會動蕩并未帶來革命黨預期的結果，無論統(tǒng)治者還是民眾最后都被相互間的怒火所吞噬。

關鍵詞：法國大革命 基督教 農民 中央集權制

托克維爾 托克維爾出身于貴族，但是政治上傾向于自由主義，曾拒絕繼承貴族頭銜。他目睹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二月革命又推翻七月王朝。1839年任眾議院議員，二月革命后參與第二共和國憲法的制訂，并一度在秩序黨內閣中任外交部部長（1849年6月~10月）。路易·波拿巴的1851年12月政變和第二帝國專制政府令他悲觀失望，迫使他成為“國內流亡者”，對拿破侖三世的通知他懷有深刻的仇恨。

《舊制度與大革命》就是寫于1851~1856年間，當時法國正處于拿破侖三世發(fā)動政變建立和鞏固第二帝國的時期，信奉自由主義的托克維爾對之悲觀失望。本書中浸透著對法國命運的深沉思考和對拿破侖三世專制政權的強烈仇恨。

以十年帝國時期（1804~1814年）作為主題，不是重點些一部帝國史，而是試圖說明帝國是如何產生的，他何以能在大革命創(chuàng)造的社會中建立起來，憑借的是哪些手段方法，創(chuàng)立帝國的那個人（拿破侖）的真正本質是什么，他的成就個挫折何在，帝國的短期和深遠的影響是什么，他對世界的命運，特別是對法國的命運起了什么作用。

他企圖解釋哪些構成時代連鎖主要環(huán)節(jié)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質、意義，而不是單純的敘述史實。雖然他后來放棄了對第一帝國的研究，把注意力移向大革命的深刻根源——舊制度。但他的分析方法并未改變，用他自己的說法，他要把“事實和思想，歷史哲學的歷史本身結合起來”。也要以孟德斯鳩作為榜樣，寫一部“羅馬盛衰原因”那樣的著作，“為后世留下自己的痕跡”。盡管他也參加議政，但他自信“立言”比“立功”更適合他自己的性格。

在大革命爆發(fā)之前，各個階層，各個國家，他們對大革命都有著自己的認識。法國大革命最開始的就是攻擊教會，反宗教幾乎貫穿這整個大革命的始終，而反宗教只是大革命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并不是大革命的本質。而18世紀的哲學思想才是出發(fā)大革命的主要因素，其中的思想包括：人類生而平等，所以種性、階級、職業(yè)的一切特權都應被廢除;人民享有主權，社會權力至高無上，統(tǒng)一的規(guī)章制度。而大革命中反教會的行為則來自于18世紀哲學中一些反教會的思想理念。而導致這一狀況的原因并非基督教的教義，而是因為它更是一種政治制度，他們在人間扮演者地主、領主、什一稅征收者、行政官吏等種種世俗角色，他享有著最多的特權、霸占了最有勢力的地位。

托克維爾在第三篇第二章論非基督教運動隊大革命的影響時，認為“法國正在發(fā)生異常迄今未見的事情”，“在法國，人們懷著一股怒火攻擊基督教，而試圖以另一種宗教取而代之”。

法國大革命一宗教的方式、打著宗教的旗號進行的一場到處傳播，而且想宗教革命一樣通過預言和傳教深入人心。人們滿懷激情的在國內傳播這樣革命的思想，也同時熱烈的把這項思想傳播到國外，展現給全世界。法國大革命中那些熱血的人們，他們不僅希望法國通過革命來變得更好，而且似乎也堅信這這種思想能是全世界帶來嶄新的景象。法國大革命最了不起的并非創(chuàng)立了各種新思想，更在于將這些思想傳播向全世界，并是眾多的種族接受了這些思想。

在大革命爆發(fā)的前期，整個歐洲大陸社會分立，文明毀滅，秩序無存，已經千瘡百孔。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各種矛盾叢生，各種暗潮洶涌，大革命意識風雨欲來。

大革命看似是為了摧殘宗教信仰的權威才發(fā)生的，然而無論如何它的實質是一場政治革命。它的目的是為了為公眾爭取更多的權力，而推翻了封建制度，取而代之一種更為簡單的、人人平等為基礎的社會政治秩序。

在法國和其他的國家相比，農民是相對幸福的，法國農民的土地政策相對寬松，而其他的國家農民則被牢牢的束縛在土地上，無法離開地主的莊園，地位得不到提升，職業(yè)無法改變，地主甚至可以決定農民的婚姻。而在法國隨著農民政策的相對寬松，農民享有權利的增多，卻越發(fā)讓他們有了抗爭的資本。一向毫無怨言，忍受著難以忍受壓迫的人民，一旦壓迫減輕，他們就將其猛力的拋棄。

當我們滿心歡喜的認為大革命摧毀了一切封建的舊制度，重新樹立了一種全新的資產階級中央集權制的統(tǒng)治秩序時，托克維爾并不這么認為。他說“中央集權制是舊制度的一種體制而不是像人們所說是大革命和帝國的業(yè)績。”這句話無疑是爆炸性的力量，顛覆了人們形成的傳統(tǒng)觀念，我們不禁也會思考：這種認識是正確的嗎？托克維爾堅持認為：“中央集權制不僅是舊制度的產物，而且進一步說。這是舊制度在大革命后保存下來的爭議體制的為一部分，因為只有這和部分才能適應大革命所創(chuàng)立的社會。”他還說：“大革命最初的女里摧毀了君主制這個龐大的體制，但他又于1800年重新恢復。人們常說，這是國家行政問題上的1798年哪些原則在當時以及后來的勝利，其實恰恰相反，取勝的是舊制度的那些原則，它們當時全部恢復實施，而且固定下來。”他甚至這樣斷言“倘若中央集權制沒有在大革命中消亡，那就意味著中央集權制本身就是大革命的開端和標志。”這種表述和論斷也正好印證了他認為的歷史具有延續(xù)性的思想，誠然這種歷史思想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把法國大革命前后的中央集權制作為這種延續(xù)性的證明確實缺乏分析的，他模糊了不同歷史時期中中央集權制的階級實質的差別。

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zhàn)》有論述道：“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及其遍布各地的機關是起源于君主專制時代，當時它充當了新興資產階級社會反對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封建領主的特權。城市和行會的專制以及各省的法規(guī)等這一切中世紀的垃圾阻礙了它的發(fā)展。18世紀法國大革命的大掃帚，把所有這一切中世紀的垃圾掃得一干二凈，從而從社會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礙建立現代國家大廈這個上層建筑的最后障礙。這座大廈是在第一帝國的時期建立起來的，而第一帝國本身則是由老朽的半封建的歐洲反對近代法國的幾次同盟戰(zhàn)爭殘生的。”馬克思的這段論述精辟的分析了中央集權制的起源與作用，并同時說明大革命以后的中央集權制這一上層建筑并非是舊制度下的中央集權制，他是在封建社會的歐洲犯法同盟與近代法國幾次戰(zhàn)爭產生的第一帝國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再根據馬克思有關階級的分析方法看待不同時期的中央集權制，我們發(fā)現這其中有巨大的差異：舊制度下的封建集權代表的是封建貴族的利益：大革命中的中央集權——雅各賓派代表的是新興則產階級的利益。而拿破侖的中央集權制則代表的是大資產階級的利益。三個歷史時期雖然都是中央集權制，卻有著不同的階級實質，不同的社會經濟基礎，政體未變，國建卻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封建的國家向資產階級國家的轉變），如果說歷史是延續(xù)的，那么我們只能說，法國是一個統(tǒng)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并一直有這個傳統(tǒng)，以后的法國正是繼承了這一傳統(tǒng)，而非繼承了一成不變的中央集權這依舊體制。

法國的農民屬于對三等級，屬于被統(tǒng)治階級，承擔各種國家的賦稅和稅收義務，法國大革命前夕，與資產階級等共同構成第三等級，成為反封建的主要力量。但是，一個這樣的事實不容忽視，在18世紀的歐洲，法國農民的發(fā)但并不是最沉重的，相較于18世紀的德意志，那里沒有一處是徹底廢除了農奴制，大部分地方的農民任然牢牢的束縛在封建領地上，而在法國這些現象早已不復存在，農民可以任意處置自己的產品，農奴制愛絕大多數地區(qū)已經絕跡，農民已成為土地的所有者，托克維爾認為，在大革命之前，地產的劃分已經開始（而非開始于大革命），在此之前，法國農村已存在大量的小地主。而法國大革命為何會在人民對哪些苛政折磨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fā)呢？對此，托克維爾認為“一方面法國農民已成為土地的所有者，另一方面使法國農民完全擺脫了領主的控制”，農民反封建制度的原因竟出自于使自己封建義務相對變輕的制度本身，這樣一個悖論好像不會發(fā)生，但卻實實在在在法國出現了，從托克維爾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加入農民不是土地的所有者，那么他們對封建制度強加在他們身上的種種地產上的負擔便會無動于衷。如果法國農民對自己所承擔的義務將感到非常敏感，“摧毀一部分中世紀之都，就是剩下的那些令人倍感厭惡”。

在18世紀中期的法國，文人無不左右著政局，他們的一言一行都在下至民眾上至領導者中產生著影響，他們是實質上的領導者，首要的政治家。在法國，特權泛濫，給人們帶來沉重的負擔，于是使每個哲學家都不由地思考。這種處境使他們對政治產生了無窮的興趣，而他們也相信只有聽從他們的建議，法國才能變得更好。而他們的思想雖然與貴族的利益想背馳，可是他們卻依然得到了很多貴族的支持。貴族們以支持他們?yōu)橐环N潮流，而民眾對他們也滿懷著相信，對他們言聽計從。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貴族們促進了他們自己的滅亡，而他們竟然茫然不知。

從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監(jiān)獄到1794年7月熱月政變，法國大革命共經歷了5年歷程。這產大革命的意義對國內法國大革命是一次廣泛而深刻的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從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監(jiān)獄到熱月政變。在三次起義中人民都顯示了偉大的力量，一再吧大革命從危機中挽救出來，并再一次將他推進它的發(fā)展，結束了法國一千多年的封建統(tǒng)治。對世界，法國大革命是近代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資產階級的大革命，他摧毀了法國的封建專制，也撼動了整個歐洲大陸的封建秩序，建立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統(tǒng)治，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fā)展，傳播了資本主義進步的自由民主思想。期間所頒布的《人權宣言》和拿破侖帝國時期頒布的《民法典》在世界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次革命也為世界革命樹立了榜樣，因此具有世界世界意義。

在法國路易十六統(tǒng)治的時期可以說是法國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可是為什么減輕農民負擔卻成了激怒農民的理由，而繁榮的背后又有的是什么樣的不安，繁榮卻是促進了大革命的到來。早在路易十四統(tǒng)治的時期法國已經開始衰落，而路易十六的到來似乎挽救了這種衰落的癥狀。可是社會也已然變得麻木，政府因循守舊沒有有絲毫的活力，城市也變得混亂不安。一切似乎都那么的沉寂，似乎在等待，在醞釀。終于人民似乎都忍不住了，在大革命爆發(fā)前三四十年左右，一種莫名的震動在國內產生，開始似乎不太惹人注意，可是這種震動它在不斷地擴大，到后來人們不注意到都不行了。人們開始焦慮而興奮，似乎是在期待變得更好，似乎又在害怕，他們在期待著這場震動會帶來什么東西，人們很好奇。而在這個東西到來之前，所有人包括貴族都在促進者它的到來，而在它真正到來的時候，貴族們想要阻止已來不及，大革命終于爆發(fā)。

在法國人民似乎永遠處于最底層，沒人會關心他們，似乎所有人都忽視了他們，而他們也好像正是那些盤踞在他們頭上的人們所認為的那樣從未在公共事務的舞臺上出現，也沒人相信他們會踏上這一舞臺。知道法國大革命的前夕，一群思想積極的文人發(fā)現，這些默默無聞的民眾占有者大多數的人口，他們還擁有著巨大的力量。于是文人們懷著熱情把思想傳播向大眾，而不負他們所望，他們得到了熱烈的回應，民眾對他們言聽計從，他們成為了法國真正的政治家。只到時間地點都已契合，終于忍受不住的人們，開始宣泄他們的怒火，只到巴士底監(jiān)獄被摧毀，一切已經無法阻擋。

歷經5年法國大革命有著其他革命完全不同的特質與成就。其范圍廣泛，遍及全歐洲，影響全世界。群眾基礎廣泛，人民群眾在其中那個顯示了偉大的力量。革命徹底，相對于英國的光榮革命，法國大革命更加的血腥，主張更加的徹底，成就更加的顯著、深刻。這場大革命震撼了全歐洲的封建制度，給他們以沉重的打擊。也同時給了以后各國的革命做了榜樣，具有世界的意義。正如列寧所說的：“它被稱為大革命不是沒有道理的，這次革命給本階級、給他所服務的哪個階級、給資產階級做了很多事，以致整個19世紀，即給予全人類文明和文化的世紀，都是在法國大革命的標志下度過的。”政治上，法國大革命是近代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資產階級革命，震撼了整個歐洲的封建秩序，為以后各國革命樹立了榜樣。拿破侖早期的戰(zhàn)爭傳播了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在客觀上有利于歐洲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農民的解放。而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統(tǒng)治的第一次偉大的嘗試，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經濟上，法國在18世紀中期完成了工業(yè)革命，成為當時僅次于英國的國家，推動了工業(yè)革命在歐洲的發(fā)展。思想上，法國啟蒙思想把歐洲的啟蒙運動推向高潮，為資產階級取得統(tǒng)治地位做了思想上和理論上得準備。啟蒙思想也傳播向全世界，動搖了封建統(tǒng)治思想，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fā)展，促進了社會的進步。法國大革命除了結束法國的專制統(tǒng)治以外，還帶給歐洲兩個重要的信念：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這兩個信念引發(fā)成為1830年革命和1848年革命，對后世有著深遠的影響。

第二篇：讀《舊制度與大革命》體會

讀《舊制度與大革命》體會

去年12月份以來，按照市紀委監(jiān)察局《關于在全市紀檢監(jiān)察系統(tǒng)領導干部中開展研讀<舊制度與大革命>活動的通知》要求，結合“三項建設”活動，我認真學習了《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感受頗深。

1789年法國爆發(fā)了轟轟烈烈、舉世矚目的大革命，革命何以爆發(fā)？出身貴族家庭的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對此展開了研究。作為其研究的成果，《舊制度與大革命》于1856年正式出版。《舊制度與大革命》對于舊制度的研宄和對大革命的解讀至今仍堪稱經典，書中對法國革命的前因后果進行了精辟的分析，由此開辟了研究舊制度的新途徑，揭露了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內在聯(lián)系，并在書中接觸到了法**民族命運的根本問題。

《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第一編是通過對法國大革命的幾個顯著特點的論述，對大革命進行總的評價。托克維爾認為，非但大革命沒有停止，連大革命曾經推翻的若干舊制度，也在逐漸恢復。而貫穿這一歷史發(fā)展主線的就是對于普遍平等的追求，是民主在舊制度中的萌芽和發(fā)展。在這個基礎上，托克維爾將這條歷史主線放在全歐洲歷史的發(fā)展進程中進行考察。早先完成革命的英國和仍然保留了大量舊制度的德國，都被囊括在更廣義上的舊制度與革命進程中。這主要體現在第一編第四章對全歐洲的封建制度和貴族制度的衰落以及新社會的諸多變化的描述中。只有在更長的歷史視野和更廣闊的空間背景下，才能看到震撼全世界的法國大革命的對于世界史和人類史的真正意義。對此，托克維爾認為：“誰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國，誰就永遠無法理解法國革命。”

《舊制度與大革命》的第二編是對法國舊制度的具體研宄。在第二編第一章中，通過對法國舊制度中土地冊的考察，發(fā)現十八世紀的法國己經很少存在封建農奴制，取而代之的是大量農村小地產主。推動身份平等和民主發(fā)展的土地所有權變革，早在大革命之前己經悄然開始。問題在于，封建制度的不平等仍然存在，其突出表現是，盡管貴族在行政方面的權力越來越少，但貴族依然在經濟層面上保留了各種特權。在土地制度上，貴族己不是土地的實際所有者，但依然可以以領主的身份向農民征稅，這在己成為自由小農的十八世紀的法國農民看來是不可忍受的，貴族和農民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在后文的章節(jié)安排中，托克維爾對法國舊制度下的行政風尚和法律、政治特點著墨頗多。例如，在對法國舊制度下的城市和農村的行政管理體制進行描述的時候，通過對18世紀中葉總督與總督代理之間的通信以及有關城市治理法規(guī)制定的研宄，認為當時的城市統(tǒng)治逐漸趨向相同。

在全書前兩編對舊制度下法國社會身份平等所帶來的階級分裂、中央集權以及專制制度的興起進行鋪墊之后，托克維爾在第三編中對大革命的爆發(fā)及其特點的論述就顯得順理成章了，正如托克維爾在本書中所說：“看看大革命是如何從我剛為之畫像的那個舊制度中仿佛自動產生的”。托克維爾認為路易十六統(tǒng)治時期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身份平等的發(fā)展帶來經濟的繁榮，民主的民情開始成長，急需制度上的改革。在對1740年和1780年的總督治理情況的對比中，托克維爾通過對1780年政府通信的研究發(fā)現，彼時的政治統(tǒng)治開始更多地考慮增加公共財富的計劃，通過加強基礎公共設施的建設，促進各行業(yè)的發(fā)展。然而改革來時為晚，托克維爾說道：“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

總之，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正如他自己所言，“絕非一部法國大革命史”，而是“一部關于這場大革命的研宄”。

第三篇：讀《舊制度與大革命》有感

學院：歷史與政治學院班級：姓名：許玲學號：學科：西方史學史題目：讀《舊制度與大革命》有感

2013級歷史學

***6

讀《舊制度與大革命》有感

談及法國大革命，就不得不提一下19世紀法國著名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是一部連王岐山書記都曾大力推薦的書。關于這本書，在我閱讀之后也產生了許多心得。

對于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大家并不陌生，它第一次對延續(xù)了上千年的法國封建制度發(fā)起了根本上的沖擊，最開始的革命結束了幾十年以后，法國社會仍然在貴族專制與人民民主制之間搖擺。而托克維爾正是有感于祖國的動蕩不安，寫下《論美國的民主》、《回憶錄：1848年法國革命》和《舊制度與大革命》三部著作，以求為法國走出跌宕的政局提供一條可能的道路。其中，《舊制度與大革命》乃是其對那場改變法國命運的革命最直接的研究。

托克維爾從1851年起開始著手對法國大革命的研究，到1856年出版《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書，共耗時5年時間，期間查閱了大量檔案，文書等一手資料，還采用了類似年鑒學派的“問題史學”方法和階級分析方法，重視各國之間的比較，書中托克維爾寫到“誰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國，誰就永遠無法理解法國革命。”所以這本書相對于其它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書籍來看，更具客觀性、系統(tǒng)性、科學性和嚴謹性。

全書主要分為三編，第一編主要講述大革命的根本與最終目的是摧毀宗教權力和削弱政治權力，大革命如何是一場宗教革命形式展開的政治革命以及法國革命特有的功績是什么；第二編主要講述封建權利在法國比在其它任何國家更使人民憎惡。原因是因為人們沒有平等、沒有公平、一些舊制度都是舊制度的一種體制，并剖析了舊制度與大革命之間的關系；第三編則主要講述文人何以變?yōu)閲业氖滓渭壹捌浜蠊⒎▏撕我韵纫母铮笠杂桑瑸槭裁礈p輕人民負擔反而激怒了人民和最后大革命如何從以往的事物中自動產生。

在文中，托克維爾堅定地認為，人們可以遇見大革命決不是某些具體時間引導的，也不是憑空的一時奮起，而是由抽象原則和非常普遍的理論引導的。翻遍全部史冊，也找不到任何一次與法國革命特點相同的政治革命，只有某些宗教革命中才能找到這種革命，因此，法國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帶著宗教革命的外表進行的一場政治革命。不管外面如何，它的實質都是一場社會革命。要使無政府狀態(tài)條理化，但是法國這個一場規(guī)模巨大的革命，古老的制度與歐洲幾乎一切宗教法律和政治法律混合交織在一起，還有相關的附屬物——整套思想、感情、習慣、道德，使大革命顯得更加的激進和偉大。使人驚異的是，這么激進的大革命卻迷糊不清，混亂一團。如果用理論的和善與行為的強暴形成對比，革命由民族中最有教養(yǎng)的階級準備，由沒有教養(yǎng)、最粗暴的階級進行來解釋，那也便不會讓人們覺得驚奇。

托克維爾在書中描述，窮人被強迫單獨維修道路，無常提供時間和勞動。人民幾乎獨自承受種種流弊的全部重負，過著隔離的生活，默默地沉溺與偏見、嫉妒和仇恨中，因而他們被命運的嚴峻弄得冷酷無情，變得既能忍受一切，又能使一切受苦。大革命開始直至今日，人們多次看到對自由的酷愛時隱時現，再隱再現，反復多次，永遠的缺乏經驗，處理不當，輕易便會沮喪，被嚇到，被打敗，膚淺而易逝。

舊制度下的法國是等級社會，社會士族對基層百姓不斷地打壓和刺激，喜歡當著人民的面前高聲議論那些折磨人民的殘酷的、不公正的行為，他們互相揭發(fā)政府機構駭人聽聞的種種罪行。社會兩級分化極為嚴重，農民作為最窮的群體卻享受最少的公共福利，承受最沉重的負擔。農民完全被拋棄，所以托克維爾感嘆到；“盡管文明取得各方面進步，何以18世紀法國農民的處境竟比13世紀還糟？”農民被各個階級拋棄，被說成是卑賤的農民，無知粗野、好鬧事、性格粗魯、不順從的家伙，農民的命運變得更加的悲慘并且無法改善。

托克維爾發(fā)現，在大革命發(fā)生之前，法國農民所受的壓迫不僅是其他歐洲國家中最少的，同時也是法國歷史上最輕的，大部分的法國農民已經擁有了屬于自己的土地，“我看到，在這些村子里，土地所有者的數量達到了目前數量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二；如果考慮到從那之后，法國的總人口已經增長了四分之一還多，那么這個數字已經顯得很值得注意了”。可是成為土地所有者卻又面臨另一種負擔，這對他們而言之所以難以接受并不是因為這個負擔超出了經濟承受能力，而是因為他們發(fā)現這似乎是應該免除的，如果與貴族和教士們享有的特權相比較的話。大革命前夕，法國國王連續(xù)施行的中央集權化已經完成，貴族治理本領地上事務的職責和權力得到免除，對地方進行治理的任務改由中央派出的總督及其代理人承擔。作為交換，貴族們得到了數量巨大、種類繁多的免稅特權，同樣享有這些特權的還有與封建制度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教會領主。這種即不負有義務又享有利益的特權越來越激起平民的憤怒，如果農民們沒有土地，這些本不是負擔，但在擁有土地已經成為當時幾乎所有人的愿望的時候憤怒就不可避免地蔓延開了。

同樣引起人們憤怒的還有來自特權者的輕視。受啟蒙思想家的影響，上層社會的人們熱衷于從理性與自然法則中汲取的簡單規(guī)則來探討社會的來源、政府本質和人類的首要權利，而不是從社會現實出發(fā)去引領輿論導向，維護本階級的特權。人人平等的思想自然把討論的內容引向下層人民所承受的不平等待遇，一時間上層社會對平民充滿同情，政府和特權者們公開談論平民所遭受的苦難，全然不顧他們本人就是這些苦難的來源，“他們心甘情愿地置身其中，消磨時間，一邊愜意地享受著他們的豁免權和特權，一邊從容地論述著所有根深蒂固的習俗是何等荒謬”。特權者本來希望通過這些美麗的詞藻來攻擊競爭對手，沒有想過要減輕平民的負擔，反而由于政府財政日益拮據導致新的稅負不斷增加。他們虛偽的言行加速了平等思想在平民中的傳播，并親自成為平民苦難的造就者。

在舊制度下，法國社會被分為三個等級，分別為貴族、教士和平民，三級會議是舊制度下由法國國王控制的議事機構，其設立的本意是使國王能夠從中聽到來自全國各個階層的意見。其中教士和貴族屬于特權等級，他們雖然在法國總人口所占的比例僅不到2%，但是他們占有的土地和享受的封建特權賦予他們在舊制度下對法國政策走向的巨大影響。屬于第三等級的平民盡管人數遠多于第一第二等級，可他們中的大部分由于缺少土地和必要的教育，必須依附于特權等級，需要后者對他們的生產和生活進行指導。這種不平等的社會狀態(tài)限制了第三等級在法國政治生活中所能起的作用，并且伴隨著封建制度的延續(xù)一直存在。

第二個平民可以參與政治的平臺是城市自治。托克維爾發(fā)現城市政府一半委托給兩個會議，城市官員組成的會議和全體會議。城市官員會議來自于國王的授權，或者是城市向國王就相關職位進行贖買，隨著越來越多的地方權力被收歸中央，城市官員會議的作用也越來越小。全體會議會議最初由全體人民組成，城市官員由全體人民選舉產生，到了18世紀全體會議變成代表制并由貴族組成，隨著時間推移全體會議成員的越加失去代表性，與在城市中生產生活的大多數人脫離了聯(lián)系。最后在國王推行的中央集權化下，城市自治最終也被總督和他的代理人所侵吞。最后，通過查閱檔案，托克維爾發(fā)現在法國鄉(xiāng)村也曾經有過與他在美國農村社區(qū)發(fā)現的自治制度那樣的機構，兩者非常相似。可是由于國王將領主的治理責任予以剝離并賦予與眾不同的特權，加上富裕而有知識的居民逃往城市，事實上使得鄉(xiāng)村的自治機構既無意愿也無能力對公共事務進行管理。在最后，同樣也是中央集權化，自治機構的最終決定權被剝奪，任何決定都要得到中央樞密院的許可。

可以看到，由于法國國王對中央集權的持續(xù)推行，平民參政議政的平臺不斷被關閉，平民與貴族在政治生活中失去了聯(lián)系，“他們再也感覺不到需要彼此靠近和互相傾聽；他們每一天都變得更加獨立于對方，但是也同樣彼此更加陌生”，平民和貴族間的距離在稅負的不平等下更加疏遠。當法國在 1787 年重新建立自治制度時，兩個階級間的鴻溝已無法彌補，對抗既發(fā)生在總督和自治機構之間，也發(fā)生在自治機構內部。陡然放開的閘門不僅沒有對平民中郁積的不滿起到疏導作用，反而帶來了暴烈的后果，“我驚恐地發(fā)現他們的要求竟是同時將國家現行地所有法律與慣例系統(tǒng)地廢除；我馬上就看到這將是世界上前所未有、規(guī)模最大、最危險的一次革命”。

法國國王所推行的中央集權制剝奪了地方自我管理的權力，把一切事務攬到自己的身上，并不斷地把管理的權力伸向原本屬于人民私人事務的領域。在中央集權的持續(xù)推進下，到法國大革命為止，平等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已經在歐洲的演進了幾百年，法國國王的中央集權政策實際上加速了平等原則在法國的深化。通過剝奪貴族對領地的治理權，打破了平民對領主的人身依附。得益于國家的統(tǒng)一規(guī)劃和出資，在法蘭西的土地上能夠實施大規(guī)模的公共工程。法國的工商業(yè)在大革命前一二十年得到快速發(fā)展，屬于平民等級的一部分人的財富也快速積累，使他們得以向國王購買一官半職進入特權者的行列。但是與公眾財富的增加和公共工程的繁榮相應的卻是政治合作意識和自主意識的消滅。

在法國大部分地區(qū)由于中央集權制的不斷蠶食，貴族階級與平民階級之間，同階級之間缺少討論共同事務的基礎，制度上的如此設計使得處理現實中涉及不同群體事務的責任不得已只能交給中央政府。平等原則更是加深了彼此的疏離，人們缺失了妥協(xié)讓步，互利共贏的協(xié)商精神，即使在大革命后重新得到政治權利以后，也不由自主地把公共事務交給一個超越彼此的力量來處理。更為嚴重的是，中央集權并沒有加強政府的治理能力，面對持續(xù)擴大的管理職責，行政資源越發(fā)捉襟見肘，無法應對越來越多的管理事務。

當最后政府由于不堪重負決定放開對地方的管制，重新賦予他們政治權力時，國王所面對的是已經長期遠離政治生活的法國民眾，“個人完全失去了處理事務的能力，在事件中讀取經驗的習慣，人們運動的經驗，幾乎喪失了人民的概念”。與此同時，由于認為壓迫無法擺脫而逆來順受的法國人民，忽然發(fā)現改變苦難的權力就在手中，去除一切舊弊的情緒由此變得空前強烈。急于消滅一切封建特權的情緒，突然得到的政治權力與缺少政治實踐相結合，三個因素共同決定了法國社會的改革不是由各方協(xié)商推進的漸進式，而是迅猛的、無法控制的革命。從其間種種來看，法國大革命的產生其實是必然的。

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托克維爾觀察到了平民等級之所以成為大革命主要力量是因為他們所感受到的不平等，而非他們實際上的不平等境遇。隨著法國國王集權的不斷推進，平民自我表達的渠道被封住。集權后國王的治理又沒有使平民的訴求得到滿足，當舊制度企圖做出一些改變時，累積的弊病化為暴力革命把專制政府一舉摧毀，同時也導致了法國政局長久的動蕩。反思這一切，托克維爾認為只有自由才能帶領法蘭西民族走出迷途。這也是這本書所要向讀者表達的關鍵。掩卷深思之余，把目光轉回中國，建國六十多年，尤其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駛入了經濟發(fā)展的快車道，如今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大大增強，不管愿意不愿意，世界將不得不認真聆聽中國好聲音。然而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我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生態(tài)環(huán)境遭破壞，水資源、空氣質量惡化。更堪憂的是國人精神層面出現斷層，傳承數千年的中華文明傳統(tǒng)不斷受到貶損，社會公平正義的底線不斷遭到挑戰(zhàn)，貧富差距仍在不斷拉大，基尼系數達到臨界點。這些都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醒和警惕。顯然，新一屆黨中央不僅看到了中國存在的問題，而且敢于直面問題。中央誓言要將改革進行到底，而如今的改革已步入“深水區(qū)”，再不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時期。在當下社會轉型，矛盾多發(fā)期和凸顯期，尤其要堅定改革的決心，唯有改革才能解決流弊，才能使人民過上更有尊嚴的生活。在這方面，中央已為我們立下了規(guī)矩。總書記提出要以“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勇氣加強紀律作風建設，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以實際行動取信于民。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開展無疑抓住了問題的根本，“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則是找準了解決問題的命門，中央相繼出臺了八項規(guī)定，六項禁令，總書記提出“老虎”、“蒼蠅”一起打，一批曾經權傾一方，位高權重的官員相繼落馬，人民群眾看到了黨中央大力反腐的堅強決心，城鎮(zhèn)化繼續(xù)強力推進，網絡亂象也得到了遏制，堅定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正成為全國各族人民的共識。而人民法院在保障改革發(fā)展中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法院同時又是保障社會公平主義的最后一道防線，作為一名歷史學師范生，我愿意為社會經濟發(fā)展，為社會公平正義盡一份綿薄之力，我也堅信，公平、自由、民主的中國必將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四篇：舊制度與大革命

舊制度與大革命

目錄 概述 內容梗概 創(chuàng)作歷程

1.2.寫作背景 寫作初衷 點評鑒賞

1.2.內容探討 學者評論 成就與影響

概述

《舊制度與大革命》是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著作，探討的是法國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敗和不得人心而崩潰，但社會動蕩卻并未帶來革命黨預期的結果，無論是統(tǒng)治者還是民眾，最后都被相互間的怒火所吞噬。原著出版于1856年。

內容梗概

《舊制度與大革命》探討的是法國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敗和不得人心而崩潰，但社會動蕩卻并未帶來革命黨預期的結果，無論是統(tǒng)治者還是民眾，最后都被相互間的怒火所吞噬。

法文原本名稱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1856)，英文版名稱有兩個：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和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創(chuàng)作歷程

寫作背景

《舊制度與大革命》寫于1851年到1856年之間，當時的法國正處在拿破侖三世發(fā)動政變建立和鞏固第二帝國的時代，信奉自由主義的托克維爾對之悲觀失望，成為“國內流亡者”，《舊制度與大革命》就是在這段政治大變動時期醞釀成熟的，其中浸透著對法國命運的深沉思考，和對拿破侖三世專制政權的強烈仇恨。

寫作初衷

托克維爾的初衷是以十年帝國時期（1804—1814）作為主題，不是重寫一部梯也爾式的帝國史，而是試圖說明帝國是如何產生的，它何以能在大革命創(chuàng)造的社會中建立起來，憑借的是哪些手段方法，創(chuàng)立帝國的那個人（拿破侖）的真正本質是什么，他的成就和挫折何在，帝國的短期和深遠影響是什么，它對世界的命運，特別是法國的命運起了什么作用??

總之，托克維爾企圖解釋那些構成時代連鎖主要環(huán)節(jié)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質、意義，而不是單純地敘述史實。雖然托克維爾后來放棄了對第一帝國的研究，把注意力移向大革命的深刻根源——舊制度，但是他的分析方法并未改變。用托克維爾自己的話說，他要把“事實和思想、歷史哲學和歷史本身結合起來”。他要以孟德斯鳩為榜樣，寫一部像《羅馬盛衰原因》那樣的著作，“為后世留下自己的痕跡”。盡管他也參政議政，但他自信“立言”比“立功”更適合自己的性格。

點評鑒賞

內容探討

1、法國大革命革命緣于三中心共振，文化中心、經濟中心、政治中心疊加在一個首都，三中心疊加，有一個中心發(fā)生危機，立刻引起另兩個中心共振。美國經濟中心在紐約，政治中心在華盛頓，學術中心在波士頓，開車都是一天可達。鬧**，基本上在波士頓；經濟出危機，紐約震蕩；政治有風潮，亂在華盛頓。三者分離，不會疊加在一起引起共振。

當時的法國，路易十四奠定了幾個中心疊加在一起的大巴黎，一出事就出大事，全法國跟著起事。到了十九世紀中期，一個學建筑出身的警察局長，奉拿破侖的侄子小拿破侖之命重新規(guī)劃巴黎市。他既有建筑師的專業(yè)眼光，也有警察局局長的職業(yè)需求，故而將巴黎改建為適宜和平居住不適宜起義巷戰(zhàn)的城市，將那些適于打巷戰(zhàn)的彎彎曲曲小街小路，統(tǒng)統(tǒng)拉直，把馬路打寬，一旦有事，不可能像電影《九三年》、《悲慘世界》里面描繪的那樣——革命青年一喊，小街兩頭一堵，就是現成的一個街壘，馬隊難以沖進去。他吸取大革命和此后不斷革命的教訓，把巴黎改造成現在的樣子。今天你們看到的巴黎已經不是大革命時期的巴黎，而是被警察局長改造過的巴黎。但巴黎的規(guī)模以及巴黎和法國的關系他畢竟改不過來。從路易十四以來巴黎人非常驕傲，一直到現在都這么牛，他們有一句名言，“法國嘛？法國是巴黎的郊區(qū)！”中央與地方關系在這里呈現出病態(tài)扭曲。

這是信奉全能主義統(tǒng)治哲學必然帶來的后果，一個超級首都，遲早要出大事，而且已經出過了。在和平時期似乎可以夸耀，一旦動蕩，如此規(guī)模就是你的墳墓。

2、革命與改革的不解之緣。

三千貴族遷居于凡爾賽，路易十四有政治目的。貴族分散于各地，與地方勢力結合，這是古今中外朝廷心腹之患。中國歷史上打豪強、削藩鎮(zhèn)，不絕如縷，屢見史乘。從秦始皇開始，皇帝坐穩(wěn)的人首先要削藩，削藩有武力削藩，有和平遷藩。把貴族統(tǒng)統(tǒng)給我搬到我眼皮底下，可謂和平遷藩。你們在我眼皮子底下花天酒地，最好是醉生夢死，但不能分散到全國各地區(qū)，走出我視野。

下一個皇帝就是路易十五。一個花花公子，他爹留下來這樣一個花團錦簇的帝國夠他消費了。盡管他知道這樣下去不行，但是不妨礙眼前每一分鐘的享樂。所以他這個時代留下的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樣了，叫做“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用俗話來說就是擊鼓傳花，這盤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行。

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開明的。巴士底獄沒有政治犯，如果路易

十四、路易十五時期關進去某某某這樣的人物，到路易十六也早就把某某某放走了。但是1789年7月14日，大革命的民眾還是要攻占巴士底獄。為什么要攻？因為老百姓在流傳這里面還有政治犯。打下來以后才發(fā)現沒有，只有幾個精神病。其次，他接受啟蒙哲學。啟蒙哲學最富有民粹主義情結的是盧梭，盧梭認為上流社會最腐敗，下流社會最干凈，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那么高貴者怎么變得聰明起來？應該向底層社會學習，每一個人習得一門手藝，做木匠、種地，都可以。路易十六還真信這個，他習得的手藝是做鎖匠，開鎖。全法國各種疑難雜鎖都收集來，一把一把琢磨著打開。可是最后一把鎖他打不開了，那就是法國的中央集權。[1]

3、“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

1789年7月革命開始，路易十六一直搖擺不定，有時同情巴黎，有時厭惡巴黎。所以革命的第一階段的成果是君主立憲，不廢君主，是要制定一部憲法，君主聽憲法的制約就行。這個階段維持了一年多。這是資產階級和自由派貴族能夠控制局面的一年。這一年通過很多法律，最著名的《人權宣言》，最著名的1791年的憲法，以及重新規(guī)劃法國的行政區(qū)域，把法國劃為81個省等等，都是這一年做的。這一年的革命可稱小革命，有建設性。但問題來了，國王招來第三等級開會，給前兩個等級施加壓力，而第三等級后面跟來了“第四等級”。當時的“第四等級”男人叫無套褲漢，女人叫編織婦。按照盧梭哲學的“直接民主”，不要當中一層過濾，國民公會開會、制定憲法、討論議程，要敞開大門，無套褲漢與編織婦都要沖進去吶喊。

大革命一浪高過一浪。吉倫特派執(zhí)政時發(fā)生了國王叛逃案，把國王拉回來，要不要判決國王？國王一下子變得形象猥瑣，要上法庭，成了被告，而且要判死刑。比吉倫特派更加激進的小資產階級，則是羅伯斯庇爾——盧梭的粉絲。他們投了死刑票，而且認為此前兩個階段都保守、都局限，沒有徹底地改造法國。學者評論

從2012年年末開始，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持續(xù)大熱，這本十九世紀中期出版的老書在市面上幾次脫銷。2012年11月30日中紀委召開專家座談會，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向參加座談會的專家推薦：“我們現在很

多的學者看的是后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家看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

作為一本探究18世紀法國大革命起源及特點的著作，能在中國引起廣泛關注，除了高層領導人的推薦外，2013年1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報評論道，更大的原因是書中內容與當下中國的關聯(lián)性。當前中國社會背景復雜和社會矛盾激化的處境，與法國大革命時期有某種相似性。對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膽而審慎。可以說，經由改革達成代價最小的現代化道路，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問題在于改革怎樣推進、制度怎樣變革，《舊制度與大改革》這本書能帶給我們一些啟示。

成就與影響

《舊制度與大革命》在1856年出版時，托克維爾對此書的命運憂心忡忡，他寫信給他的英國妻子說：“我這本書的思想不會討好任何人：正統(tǒng)保皇派會在這里看到一幅舊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畫像，虔誠的教徒??會看到一幅不利于教會的畫像，革命家會看到一幅對革命的華麗外衣不感興趣的畫像；只有自由的朋友們愛讀這本書，但其人數屈指可數。”

出乎作者的意料，到托克維爾逝世那一年（1859），此書在法國已印行了4版共9000冊，到1934年已印16版，共計25000冊，在英國、美國、德國都極暢銷。

托克維爾的著作1870年后被冷落了七八十年后，近幾十年來在西方突然走運，隨著保守的自由主義思想的抬頭，托克維爾的政治觀點重新受到了重視。《托克維爾全集》在1952年出版第一版后，至今已印行第三版。1979年在美國成立了托克維爾學會，出版《托克維爾評論》。

第五篇：舊制度與大革命

舊制度與大革命簡介

《舊制度與大革命》(TheOldRegimeandtheFrenchRevolution)在中國被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推薦，引起熱讀，很大程度上與中國當下的改革處境有關。

這本書是法國歷史學家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deTocqueville)的經典名著，原著出版于1856年，中文版1992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近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主持聽取專家學者對反腐敗工作的意見和建議的座談會上說：“我們現在很多的學者看的是后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家看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

中國的改革，我們常常聽到“改革進了深水區(qū)”，“改革到了攻堅期”等說法，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的“重要戰(zhàn)略機遇期”所剩不多，改革導致了人們普遍對改革產生緊迫感乃至焦慮感。政治高層拋出“改革紅利說”，似乎要堅定將改革進行到底的決心；同時政治高層公開推薦閱讀《舊制度與大革命》，似乎擔心改革不成功，反而引發(fā)革命。

托克維爾所說的舊制度下的法國，就是一個通過改革不斷產生“紅利”、不斷改善法國人民生活的政府；同時卻也是一個因為改革而不斷引發(fā)難以滿足的改革訴求，致使社會矛盾激化，最終走向革命的政府。改革可以產生紅利，但改革本身絕不必然就是紅利。怎樣使改革之利最大化、改革之弊最小化，無疑是對執(zhí)政者的執(zhí)政水平與政治智慧的重大考驗。

但是，在談論“改革”時，非常有必要區(qū)分兩種“改革”：一種是“革命前的改革”，一種是“革命后的改革”。簡單地把中國當下的改革事業(yè)比附為法國舊制度下的改革，其實并不允當。有人把當下中國的改革與晚清政府推行的改革相提并論，顯示了同樣的思維錯亂。實際上，中國的革命已經發(fā)生了，“新中國”已經建立了，當下中國的改革是革命后的改革，是新制度的自我完善。

該書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界說大革命的歷史意蘊及其基本內容；第二部分分析大革命古老的、一般的原因；第三部分則分析大革命特殊的、較晚近的原因。它是托克維爾生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本書，但它是一本未竟之作。顯然，托克維爾在書中致力于發(fā)掘大革命的原因，但他更關心的問題——大革命的后果，卻未及展開。不過，從他對拿破侖帝國與1848年革命的態(tài)度上，不難發(fā)現他對革命的后果并不滿意。法國在大革命后出現的政體更迭與社會動蕩，離他想望的一個自由的民主國家相距甚遠。

對托克維爾而言，法國大革命本身只是此前一系列已經開始展開的趨向的最終完成而已。只不過，民主革命雖然把君主制推翻了，但真正的民主制并沒有建立起來；民主革命使得平等觀念深入人心，但在民主社會怎樣保有自由，卻成了更大的難題。

因此，真正值得中國讀者關注和思考的是：大革命所創(chuàng)造的新制度如何不斷獲得自我完善？面對法國大革命造成的種種不良后果，托克維爾致力于探究民主社會中“自由的技藝”，這實質是“革命后的改革”所要面臨的問題。

托克維爾最糾結最痛苦的莫過于，他意識到民主是一種出于天意的歷史必然趨勢，浩浩蕩蕩，無可阻擋，但他又想不到法國人如何在這種趨勢下保持貴族式的自由。早先他曾認為美國民主比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對民主持有積極樂觀的態(tài)度，但1848年爆發(fā)的民眾情緒和急劇高漲的社會主義革命熱潮，使得民主在法國呈現出新的面貌，這一面貌使托克維爾對民主感到恐懼。他在另一本著作《回憶錄》(Recollections)中說得尤其直白：“在思想上我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卻是一個貴族——這就是說，我蔑視和懼怕群眾。”這實際凸顯了自由與民主之間所具有的張力。而此張力，本質上也就是“貴族制的自由”與“民主制的平等”之間的張力。托克維爾所熱愛的自由，并非后來所說的“消極自由”，而是具有積極政治參與意味的共和主義的自由，是一種具有高貴男子氣的政治德性，顯示了人性本身的卓越，故而他所期待的民主社會，是一個貴族式的自由得以普遍化、公民普遍享有并實踐政治自由與共和美德的社會。這種主張是因為，與民主相生相隨的平等精神會對人性產生一種夷平化的效果，使人的品格趨于同質的平庸。然而，如果人性所具有的卓越光輝越來越黯淡，以致放棄了對于高貴事物的追求，又怎么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呢？

雖然熱愛貴族式的“自由”，但托克維爾同時也愿意承認，大革命的必然趨勢是誰也無法抗拒的，不能因為革命后的不良后果而否定大革命本身的意義。正是大革命使“民主”成為唯一正當的現代政治，而革命后的制度建設、改革與自我完善，實際上也就是后來所說的民

主化之后的“民主鞏固”問題。

法國大革命這一事件本身所經歷的時間并不算長，但如果從大革命給法國與世界帶來的深遠影響看，我們甚至可以說，大革命仍然尚未終結。法國在大革命之后經歷多次的政體更迭，帝制復辟與共和再造反復進行，直到1958年建立“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才算告一段落。有一種說法是，1971年，當尼克松向周恩來詢問對于法國大革命的看法時，周恩來淡淡地回答：“現在下結論還為時太早。”最近，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基辛格在他的新著《論中國》(OnChina)中對此作了更正，認為周恩來所指的是1968年巴黎運動，但這豈非恰恰說明了1968年依然受到1789年精神的感召？

大革命推動產生了世界性的民主化潮流，直到今天，人們所呼吁的民主化改革，源頭上仍與法國大革命構成精神性的關聯(lián)。在法國大革命之后發(fā)生的中國革命，也與法國大革命分享了共同的民主革命精神，但卻試圖建立一種不同于資本主義民主的“社會主義民主”，一種更新的新制度。同樣，社會主義革命也不能畢其功于一役，革命也可能產生不良后果，革命后的新制度建設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在二十世紀同樣經歷了“漫長的革命”，1949年建國后仍一度堅持“不斷革命”，甚至改革開放也被認為是“第二次革命”。

今天，我們不能假設，舊制度下的法國君主如果更為審慎就能避免法國大革命的發(fā)生；也不能假設，舊制度下的滿清政府如果更為審慎就能避免中國革命的發(fā)生，因為從君主主權到人民主權的根本變

遷，乃是托克維爾所說的“天意”。但如果革命所希望建立的新制度尚未建成，那我們就不能說革命真正獲得了成功。中國在1949年之后對于新制度的建設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并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一直到當下的改革，中國仍處于這一新制度的自我完善過程之中。改革所產生的焦慮與困惑，只有通過新制度的不斷更新、創(chuàng)造才能最終消解掉。

托克維爾所提出的自由與民主的矛盾問題，中國固然也需要面對，但中國需要面對的更大的矛盾，乃是當年嚴復就為之苦惱的富強與自由的矛盾問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已被提上政治日程，這是近代以來無數中國人的夢想，不過中國革命追求的社會主義事業(yè)還稟有一種更高的使命，那就是建設一種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的新制度，這無疑與托克維爾所期盼的有助于塑造卓越人性的自由技藝有相通之處。這恰恰是社會主義政治哲學與改革事業(yè)面臨的最大難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