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律與革命論文

《法律與革命》讀書報告

法律之所以可以和革命相提并論是因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法律的發展調整了社會關系和秩序，使社會向著一個全新的領域變革。這種發展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無疑就像一場沒有硝煙的革命，改變了現存的制度，使人類在越來越完善的法律中享受進步的成果。

全文可以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介紹教皇的革命和教會法；第二部分論述西方世俗法律制度的形成，即關于西方封建法、莊園法、城市法、商法和王室法的形成。

法律最初的起源是由于教皇的革命，它使一個獨立的、自主的教會國家和一個獨立的、自主的教會法體系首次形成。與此同時，也使各種不具有教會職能的政治實體和各種非教會的法律秩序首次形成。教會法利用人們對宗教的虔誠和信仰，禁錮著人們的思維和行為，使社會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力的維護。而隨著人類思想的進步和對教皇不公正制度的反抗，區別于教會法的一種新興的世俗法開始出現。由于不同世俗政治體的建立，其統治階級或領導階級同樣需要法律來維護自身的利益。因此針對不同的世俗政體也就存在不同的法律形式。世俗法雖然并沒有完全擺脫教會法的影響而被人認為部分在于對教會法的模仿，部分在于對教會法的抗爭，但是它基本上是服從理性和良心的，這不能不說是法制社會的一種進步。世俗法首先發源于古希臘思想，其次在文藝復興期間得到了豐富。而西方政治科學的創立者索爾茲伯里的約翰的《匿名的諾曼人》是第一部超出斯多葛學派

和早期教父理論模式的有關政府的專著，它描述給我們一個市民社會的雛形，為以后各種形態世俗法的發展奠定的基礎。而法治精神的植入也讓我們充分意識到，世俗國家的觀念和現實也就使法律傳統的國家，或法治國家的觀念和現實。

法律本身沒有強制性，所有社會中的法律都是從他以外的某些東西獲得權威性。如果法律所依賴的這種權威性發生了劇烈變化，那么法律的權威性基礎的合法性也是不可避免的遭到動搖。法律的革命也可以表述為法律革命的目的是以現有的制度所不允許的方式來改變現有的法律體系，是由于他現在的權威性所賴以存在的某些東西的失靈或者失事，由于危機的存在，從而使一種法律體系向另外一種法律體系轉換。

伯爾曼指出法律制度的根本轉變是一個自相矛盾的事情，因為法律的基本目的是提供穩定性與連續性。當法律中大規模的變化即革命性實際上是“不自然的”。當這樣的事情發生時，必須采取某些措施防止他再次發生。必須牢固確定新的法律，必須防止此類危機的發生，必須將進一步的變化限制于漸變的范圍之內。這些措施亦是于法律的穩定性，連續性這些固有的屬性所極力支持的。

西方的歷史一直經歷著一次又一次周期性的變革。每次革命都標志著社會體制的一次劇烈的變化，而每次革命都最終產生了一種新的法律體系，它體現了革命的某些主要目的，改變了西方的法律傳統，促進了人類社會長足久遠的進步。

第二篇：法律與革命書評

伯爾曼《法律與革命》序言和導論

法學1001班宋高昂100401127 哈羅德·伯爾曼，世界知名的比較法學家、國際法學家、法史學家、社會主義法專家，法與宗教關系領域最著名的先驅人物。《法律與革命》是西方法律史的一部力作，生動、細膩地描述了作為西方法律傳統背景的民俗法, 探討了伴隨著教皇革命而來的西方法律傳統在歐洲大學中的起源、西方法律傳統的神學淵源等問題。

伯爾曼界定了此書中的一些關鍵詞，如“西方”、“西方法律傳統”和“革命”。伯爾曼承認自己所采用的史料是渚領域中的專家們所熟知的。但是，作為整體，這段歷史卻會令專家們感到陌生。這是因為，他把西方文明的歷史作為一個整體而非各個民族國家的歷史來看待。這里的“西方”主要不是一個地理概念，而首先是一個“具有強烈時間性的文化方面的詞”。確切而言，是指“吸收古希臘、古羅馬和希伯來典籍并以會使原作者感到驚異的方式對它們予以改造的西歐諸民族。”“法律”一詞也不再是簡單地指某種“規則體系”，而被界定為包括訴訟程序以及相關價值、概念、規范和思想方式的具有宗教的活生生的過程。而“西方法律傳統”則包括法律的相對獨立和自治，法律職業化，法律的科學性，法律的實體性，法律的發展觀，法律的內在邏輯性，法律的至高無上和多元性等等。

伯爾曼堅決反對傳統的西方歷史分期法，即將西方歷史分為四個階段：古典時代、羅馬帝國的衰落和滅亡、中世紀以及近代(始

于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伯爾曼認為這種謬誤的分期法是試圖根據構成西方文明的各個民族的歷史來觀察近代：試圖將中世紀貶低為只是作為近代得以涌現的背景，從而滿足了一種夸大的民族主義心理的需要。這種民族主義欲望導致西方法律史似乎都是在追溯----個民族從部落和封建的起源到當代的榮耀和威嚴的發展歷程。尤其是在英國和美國法方法。這樣，在西方文明內的每一個國家的法律體系的獨特性都得到了強調，而共同特征卻被低估了。其實，西方各國的法律體系都具有共同的起源——都有共同的歷史根源，從這種共同的根源中它們不僅獲得了共同的術語和共同的技術，而且獲得了共同的概念，共同的原則和共同的價值。由于完全讀完此書耗時很長，這里僅就《法律與革命》的序言和導論部分作一些簡單的介紹和評論。

伯爾曼在導論部分開宗明義地宣稱，他要講述的是一種稱作“西方的”文明。這種文明發展出了獨特的“法律的”制度、價值和概念, 并被有意識地世代相傳了數個世紀，由此而開始形成一種“傳統”；西方法律傳統產生于一次“革命”，它在后來數個世紀的過程中被革命周期性地打破和改造。在20世紀，西方法律傳統的革命危機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要大，某些人相信這種危機實質上導致了這種傳統的終結。伯爾曼畢其大半生的心血和精力寫作《法律與革命》，正是源于這種深切的危機感和憂患意識，希冀通過尋根溯源來探索擺脫危機的途徑。

何謂“西方”包括西方文化，是伯爾曼在《法律與革命》一書中首先重點討論的一個問題。他的結論是：西方不是指古希臘、古羅馬和

以色列民族，而是指轉而吸收古希臘、古羅馬和希伯來典籍并以會使原作者感到驚異的方式對它們予以改造的西歐諸民族。至于西方文化，它的每一種古代成份都經受了與其他文化相融合的改造。令人驚異的是，這些對立的成份竟能結合在一起產生一種世界觀。例如，希伯來文化、希臘哲學和羅馬法原本不相容，但11世紀后期和12世紀前期的西方卻將所有這三者結合在一起，并由此對其中的每一種成份進行了改造。

伯爾曼斷言西方法律傳統在其歷史進程中已經由六次偉大的革命加以改變，其中三次分別是俄國革命、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雖然各自革命的含義不同，但都可以稱為由參與革命的人們所進行的革命；第四次革命是英國的光榮革命，第五次是新教改革運動；第六次是1075~1122年的教皇革命，也就是《法律與革命》中的所謂的“革命”主題，這次革命稱之為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改革。《法律與革命》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寫起的，他認為整個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是由11 世紀末期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對神圣羅馬皇帝亨利四世所發動的授職權之爭以及由此引發的的全面政教沖突所觸發。教皇革命所引發的一系列教會和世俗的變革正是西方法律傳統形成的基本原因。伯爾曼認為宗教理念是西方法律傳統形成的原動力，在12 世紀后期西方逐漸形成的教會法、商人法、王室法、城市法等都是由于教會改革所引起的社會變革之一。對于法律的界定，伯爾曼指出：把法律概念界定得過于狹窄即把法律界定為規則體，不利于對西方法律傳統的產生和西方歷史上數次重大革命對這種法律傳統的影響的理解以及對這種傳

統現在所處的困境的理解。他呼吁，需要有一種廣義的法律概念，并批評了那種“過于狹隘”的法律觀點。

伯爾曼將西方法律傳統的主要特征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1、在法律制度與其他類型制度之間有較為鮮明的區分。雖然法律受到宗教、政治、道德和習慣的強烈影響，但通過分析，可以將法律與它們區別開來；

2、與這種鮮明區分相關聯的是以下事實：在西方法律傳統中，法律的實施被委托給一群特別的人們，他們或多或少在專職的職業基礎上從事法律活動；

3、法律職業者都在一種具有高級學問的獨立的機構中接受專門的培訓；

4、培訓法律專家的法律學術機構與法律制度有著復雜的和辯證的關系。換言之，法律不僅包括法律制度、法律命令和法律判決等，而且還包括法律學者對法律制度、法律命令和法律判決所做的闡述；

5、在西方法律傳統中，法律被設想成為一個連貫的整體，一個融為一體的系統，一個實體，這個實體被設想為在時間上是經過了數代和數個世紀的發展；

6、法律實體或體系的概念，其活動取決于對法律不斷發展特征即它的世世代代發展能力的信念，這是一種在西方所獨有的信念。法律體系只因它包含一種有機變化的內在機制才能生存下來；

7、法律的發展被認為具有一種內在的邏輯；變化不僅是舊對新的適應，而且也是一種變化型式的一部分。法律不僅僅是處在不斷發

展中，它有其歷史，它敘述著一個經歷；

8、法律的歷史性與法律具有高于政治權威的至高性這一概念相聯系。自12世紀起，所有西方國家，即便處在君主專制制度下，在某些重要方面，法律高于政治這種思想也一直被廣泛講述和經常得到承認；

9、西方法律傳統最突出的特征可能是，在同一社會內部各種司法管轄權和各種法律體系的共存和競爭。正因為這樣，才使得法律的最高權威性成為必要和變得可能。而法律的多元論則根源于基督教教會政治體和世俗政治體的區分；

10、西方法律傳統思想于現實、能動性與穩定性以及越超性與內在性之間存在著緊張關系。這種緊張關系導致了革命對法律體系周期性的劇烈沖擊。不過，這種法律傳統畢竟存活了下來，甚至由這些革命所更新，這種法律傳統比作為它組成部分之一的任何一種法律體系都要大。不過，按照伯爾曼的說法，西方法律傳統中的10個特征只有前四個仍然構成西方法律的基本特征。

關于前四個特征，伯爾曼指出，羅馬法傳統具有西方法律傳統的上述特征，而當代許多非西方文化則不具有這些特征，11世紀前通行于西歐日耳曼民族中的法律秩序也沒有表現出這些特征，他們為西方所獨有。而屬于西方法律傳統的后六個特征在20世紀后半葉特別是在美國全都受到了嚴重的削弱。這也就是伯爾曼所擔憂的危機，為此，伯爾曼大聲疾呼：就目前危機已經達到了可與過去曾經打擊西方法律傳統的革命危機相提并論的程度而論，我們必須調動整個傳統的應變

能力來克服這種危機。由此，伯爾曼提出：今天法的社會理論的首要任務在于擺脫關于法律及其因果關系的過分簡單化的概念，應該把三個傳統的法學流派即法律實證主義、自然法理論和歷史法學派綜合成一個一體化的法學。

法的社會理論的第二個任務是旨在采用一種適合于法律史的歷史編纂法而不是主要采用來源于經濟史、哲學史或其他史類的歷史編纂法。法的社會理論的第三個任務是研究法律在革命變革時期的命運，即不僅要查驗新法律對舊法律的迅速取代，而且還應考察在革命確立之后所采取的措施，考察這些措施是否為將來穩定和公正的法律秩序奠定了基礎。最后，法的社會理論還必須研究非西方的法律體系和傳統，研究西方法律與非西方法律的融合，研究人類共同法律語言的發展。惟其如此，方可求得擺脫20世紀后期西方法律傳統所面臨的危機之路。作為伯爾曼著作的中國讀者，我們一旦新鮮而又好奇地讀完《法律與革命》一書，肯定會有一種激情與憂患同在、啟示與疑惑并存之感。除了被伯爾曼著作無與倫比的邏輯力量、淵博的學識、歷史的洞察力所征服之外，我們大概還會有不少的啟發；首先，伯爾曼在法的社會理論方面頗富創見。伯爾曼在書中顯然流露了對馬克思、韋伯以及一些人類學理論關于法律與社會發展的學說不滿的情緒，他甚至提出了“超越馬克思、超越韋伯”的口號。伯爾曼承認西方三大法學理論(實證法學、自然法學和歷史法學)的部分真理性，但同時指出它們均是片面的、簡單的、試

圖解釋一切社會與歷史的決定論模式。伯爾曼堅決反對社會歷史發展中“誰決定誰”的簡單模式，而認為各種因素之間是共存、互動和因地的彼消此長的關系。確實，在伯爾曼重新解釋西方法律史的過程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立體的圖面。

其次，伯爾曼批判了傳統的歷史分期法，重新挖掘了中世紀時法律與宗教之間的關系。伯爾曼視教廷為近代第一個國家的雛形，也不乏深刻的創見。可以說，伯爾曼的學術貢獻與創見使得西方法學界必須聆聽其關于中世紀以及中世紀的教會(宗教)對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產生的決定性影響的學說。傳統是有意識和無意識的混合。法律通常與可見的一面、與作品聯系，但對西方歷史的研究尤其是對其起源的研究，能揭示其在民眾最深層信仰和情感中的根源。西方的法律傳統的背后就有一種民族的意識作用——對煉獄的恐懼和對最后審判的希望——而這就是西方的歷史意識——宗教意識。

最后，在伯爾曼的著作中，我們時時會感觸到一種深刻的生存意識貫注其中。這樣，伯爾曼“重新解說西方法律史的努力不但超越了現實，而且超越了歷史。從而使得他能夠擺脫流行的教條，掃除拘謹瑣碎的工匠氣，重新去把握作為活生生的人類經驗之一部分的法律的脈動。”

第三篇：《法律與革命》讀書筆記

《法律與革命》的讀后感

首次聽說有一個叫做伯爾曼的學者花了40年的歲月，著了一本書，書名為《法律與革命》，之后我是久久不能回神，深感震撼，課間我無數次的幻想著此書的作者會是個什么樣的人，這是一本什么樣的書，是怎樣的執著與追求才會擁有這份胸襟與氣魄來花費人生中的半輩子于一本書上？我無數次的設想倘若這本書不被世人接受，倘若作者最后實在是續寫不出內容，那么一本沒有結局沒有未來的書，作者又該如何自處？課后我終于鼓起勇氣翻閱了這本跨越了一個學者四十年時光的書籍，雖只是閱讀了冰山一角，亦是深感折服，這對于自己的原有的認識模式，認識方式，確實是一次重大的理念革命。限于時間關系以及讀者自身的閱讀水平，我只是粗粗瀏覽了一小部分，接下來，我將從六方面談談自己的一些體會：

一、治學之道

治學之道究竟是什么，伯爾曼給了我們一個全新的闡釋。治學需要有海納百川的胸懷，需要有執著的發現真理，追求真理，需要有耐性毅力守護者自己的學術神殿而不被世俗的種種所阻礙，甚至毀滅。

《法律與革命》一書是作者伯爾曼育40年之心血，精心鍛造的一部集法學、哲學、歷史學、社會學、宗教學、文化學等的宏篇經典巨著。作者淵博的學識，治學的方法與態度，縝密的思維與邏輯，對于后世而言都是一筆無價之寶。治學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曇花一現還是流芳百世成為永恒？我想作者40年來堅持對于這本書修修改改，直至達到他心中的完滿這一選擇，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會因為這個選擇而阻礙了他可能的千千萬萬的下個選擇，但是作者能夠集中于注意與它所研究的領域中的最微妙和最奧秘的現象，給自己亦給世人留下永恒的財富以及精神支撐。

二、公正的站在歷史的角度看待問題

伯爾曼花了將近半輩子的時間于西歐的11世紀至13世紀各國的法律體系，清晰地給我們勾勒了一幅西方法律傳統起承轉合的盛世宏圖。即使只是欣賞了其中的一小部分，我的感觸也是很深。在我眼中，過往的特別是一些久遠的歷史是那么的蒼白，愚昧與殘忍，不知道對于他們的研究出了彰顯現代法律的精細與柔和，還有什么意義，至于一些西方的法律，我也沒有用心的去關注，我的大部分時間都是花在了本國的現代法律體系之上。現在想想，思想確實是有點狹隘，這并不是一個正常的治學態度。國可滅，史不可斷，我很欣賞這樣的治學氣度，以史為鑒，可以知新替。只有公正，客觀地站在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才能清醒的看到我國法律史的磕磕碰碰，起承轉合，才能更好的發現現況，展望未來。

三、法律與革命

法律本身沒有強制性，所有社會中的法律都是從他以外的某些東西獲得權威性。如果法律所依賴的這種權威性發生了劇烈變化，那么法律的權威性基礎的合法性也是不可避免的遭到動搖。記得曾經看過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提到革命的目的是以現有的制度所不允許的方式，來改變現有的制度。科學革命它是由于范式的失靈，由于危機的產生，從而使一種范式向另一種范式轉變。結合《法律與革命》以及《科學革命的結構》我想法律的革命也可以表述為法律革命的目的是以現有的制度所不允許的方式來改變現有的法律體系，是由于他現在的權威性所賴以存在的某些東西的失靈或者失事，由于危機的存在，從而使一種法律體系向另外一種法律體系轉換。

伯爾曼指出法律制度的根本轉變是一個自相矛盾的事情，因為法律的基本目的是提供穩定性與連續性。當法律中大規模的變化即革命性實際上是“不自然的”。當這樣的事情發生時，必須采取某些措施防止他再次發生。必須牢固確定

新的法律，必須防止此類危機的發生，必須將進一步的變化限制于漸變的范圍之內。這些措施亦是于法律的穩定性，連續性這些固有的屬性所極力支持的。

四、法律與宗教

伯爾曼提出西方的法律傳統孕育于宗教之中，宗教的發展促進了法律的發展與延續。從宗教革命創立教會法這個西方近代第一個法律體系開始, 到描述宗教促成西方世俗法的形成 , 全書無處不在浸潤著宗教在西方法律傳統形成中的基礎和根源作用。

伯爾曼的這個觀點對于我而言不亞于一場思維革命，對我而言各國各派的宗教無非是兩種觀念：一是過于神秘遙不可及，二是過于愚昧，狹隘，淺薄。幾乎是不會聯想到他竟然可以成為是西方近代的第一個法律體系, 到可以促成促成西方世俗法的形成。由此，我也回想到法律強制力的基礎究竟該是什么，法律的遵守是為了不違法而守法，還是為了自己的內心不受譴責而守法。當犯罪盛行是嚴刑酷法如殺人者死，盜者砍其一臂還是從事情的根源出發，多方面雙管齊下的解決問題。事實上，法律并非馬克思所說的單純的統治階級的意志，而是包括公眾的良心以及他們的習俗與慣例的社會共同體所認可的體系。對于世上的萬事萬物，我們應該采取辯證開闊的風度去研究運用它，而非一味的給于肯定或者否定。我國是否也可以借鑒西方法律對于宗教的有效利用，而非一律的無神論者。

五、法律的歷史繼承性與完整性

伯爾曼認為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于11世紀末至13世紀末，以教皇革命為起點，教俗兩方面的一系列重大變革為基礎。這可以在他的文中得以體現,全文可以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介紹教皇的革命和教會法；第二部分論述西方世俗法律制度的形成，即關于西方封建法、莊園法、城市法、商法和王室法的形成。作者洋洋灑灑的七十萬字的鴻篇巨著集其在中世紀早期羅馬法和教會原始材料以及在知識傳播中的近五十年認真批評性的學術成就，將一個西方法律傳統的歷史清晰地歸納整理出來了。

法律并不是自古就有，也不是一個靜態，間斷的過程。但是，可嘆的是由于各種原因，我們的法律教科書似乎只注重于給讀者展示最新的，正確的法律，而對于之前被之取代的舊的法律體系和其相關法律體系，以及被取代的原因卻是避而不談，甚至，給讀者一種法律從來都是如此，從來就只有現存的這一個法律的錯覺。這并不是法律發展的原貌，也不利于全面科學的了解法律發展史，更何況，是否為新的法律取決于其在多大程度上被經驗資料所證實，法律并不因某些反例的存在，而必然否認其存在的合理性，即使是可能不合理的法律學說學，也有其存在的價值，是這門學科當時的完整歷史的組成部分。正如我們所說的法律實證主義與自然法學派都有其存在的特殊價值，法律實證主義并不因為納粹法的存疑性而失去其歷史價值，同樣的自然法學派也不因為納粹法而獲得無尚的地位。法律教科書不應該是一個不科學，不合理的正確法律體系的重組的，加工的“科學體”。讀者需要的是一個真實的歷史，而不是一個失真，加以加工，改造的法律體系。

六、如何看待西方的法律文化

對于西方的法律制度，我國的學者大致分為三種觀念：一種是對西方的盲目崇拜，甚至到了漠視鄙視國內法的制度。一種是對西方法律的反感，認為他們并不適合中國的國情，荼毒了本國法律工作者，破壞了國內法律體系的完整性。還有一種折中的觀念即借鑒但不完全照搬。我們應該將西方的法律史看成是一個文化交流的工具，而不應該將其視為金科玉律，視為禁錮我國法律制度正確健康發展的枷鎖，刻意的，不加考查地將西方法律制度塞進我國現有的法律體系之中，扭曲我國法律的發展進程。我們應該認識到西方法律制度并不是一門法律制度的終結，而是一門制度研究的新的開始與素材。.法律體系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開闊體系，是集過去，現在，將來的法治理念為一體的綜合體系。法律制度的發展是一個否定之否定，不斷揚棄的過程。沒有一種法律制度可以完美的解釋一切現象，必然有局限性，而且法律本身亦是有著固有的局限性，這需要不斷的涌現出新的理論來化解矛盾，完善法律制度，以更好的調整社會關系。

結論

《法律與革命》作者伯爾曼給讀者勾畫出一種大異奇趣的西方法律傳統史，一種可以從法律體系研究的歷史記載本身沉浮的法制史。伯爾曼在尋求西方古老的法律傳統對我們現代文明的永恒貢獻的同時，也體現了這門個階段當時的完整歷史，同時也給讀者上了很好的一課，提供了獨特的研究切入點以及研究方法，研究態度。由此，我對于宗教也有了新的認識，他不在是那么神秘與遙不可及或者愚昧與野蠻，而是一種有著自己獨特個性與歷史的存在體。對與法律的發展史我也是有了全新的認識，而不是以前所認為的學習的包袱與累贅。此后我會愈加的尊重歷史，尊重真實，沉穩踏實的進行學習研究

本文試圖從學者的治學之道，如何看待歷史問題，法律與革命的關系，法律的歷史繼承性，以及如何看待西方的法律體系六個方面談談自己的一些見解。但是由于學生自身的水平有限，而《法律與革命》書對我而言實在是博大精神難以消化，且時間也有限，只粗粗瀏覽了小部分，本文對于《法律與革命》一書的讀后感很是淺顯，還不夠深入，很多的觀點還不夠成熟，有待以后學習的繼續思考，研究。

第四篇：《法律與革命》讀書報告

《法律與革命》讀書報告

法律之所以可以和革命相提并論是因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法律的發展調整了社會關系和秩序，使社會向著一個全新的領域變革。這種發展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無疑就像一場沒有硝煙的革命，改變了現存的制度，使人類在越來越完善的法律中享受進步的成果。

法律最初的起源是由于教皇的革命，它使一個獨立的、自主的教會國家和一個獨立的、自主的教會法體系首次形成。與此同時，也使各種不具有教會職能的政治實體和各種非教會的法律秩序首次形成。教會法利用人們對宗教的虔誠和信仰，禁錮著人們的思維和行為，使社會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力的維護。而隨著人類思想的進步和對教皇不公正制度的反抗，區別于教會法的一種新興的世俗法開始出現。由于不同世俗政治體的建立，其統治階級或領導階級同樣需要法律來維護自身的利益。因此針對不同的世俗政體也就存在不同的法律形式。世俗法雖然并沒有完全擺脫教會法的影響而被人認為部分在于對教會法的模仿，部分在于對教會法的抗爭，但是它基本上是服從理性和良心的，這不能不說是法制社會的一種進步。世俗法首先發源于古希臘思想，其次在文藝復興期間得到了豐富。而西方政治科學的創立者索爾茲伯里的約翰的《匿名的諾曼人》是第一部超出斯多葛學派和早期教父理論模式的有關政府的專著，它描述給我們一個市民社會的雛形，為以后各種形態世俗法的發展奠定的基礎。而法治精神的植入也讓我們充分意識到，世俗國家的觀念和現實也就使法律傳統的國家，或法治國家的觀念和現實。

拋開封建法、莊園法、王室法、城市法不談，商法在這其中的出現和發展我深有體會。11世紀晚期和12世紀是商法發展的關鍵時期。正是這時近代西方商法的基本概念和制度才得以形成，更重要的是，也正是這時商法才被人們看作一中完整的、不斷發展的體系，看作是一種法律的體系。商法的發展是根據現實的需要應運而生的。

11、12世紀農業貿易的興起以及農業的改造為商人階級的迅速壯大創造了機會，導致大量專門從事交換等商業活動的商人階層的出現。與此同時，交易的方式、種類、形式等的發展必然要求新的法學為其按照秩序和正義的要求將各種商業關系制度化和系統化提供一個框架。羅馬法的某些內容雖然對商事關系有一定的調整，但卻沒有按照一般原則使它們明確的相互聯系并對它們進行分析。因此新商法體系的形成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新的商法體系有其自己的特點。第一是客觀性。商法中的各種權利和義務變得更加客觀準確，較少任意模糊的條款，對商事交往慣例的承認也正式形成法律。第二是普遍性。這一時期的許多商業活動都具有世界性和國際性，規模巨大的國際集市定期在指定的或者永久性的地方舉行，跨國貿易有了空前的發展，并為一般的商業交易提供了重要的模式。第三是權利的互惠性。交易程序上的公平和實體上的互利成為貿易中不可或缺的條件，人們越來越青睞于在一個公平的環境中作出雙贏的交易。第四是商事法院發展。隨著貿易的頻繁，爭議的增多，商事法院也迅速發展起來。其包括市場法院、集市法院、商人行會法院和城市法院，同時分離出專門的海事法院來處理海運商務中的糾紛。法院體系的建立不僅維護了商事公平，也在某種意義上促進了商法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第五是商法的整體性。商法的發展并非片面的，而是針對整個商事交往行為的各個領域都有十足的發展。如票據、有擔保的債權和聯營等等。尤其值得說明的是信用制度的引用是新的商業契約激劇增加，大大促進了商業的繁榮。除此之外，商法還是隨著實踐的需要不斷發展的法，以此來適應新型貿易的需要。

而提到聯營就不能不說說我國《合伙企業法》中2006年增添的有限合伙制度。有限合伙作為合伙的一種形式，具有深遠的制度淵源。其起源于歐洲中世紀的康曼達契約，在12、13世紀隨著地中海地區海上貿易的發展和擴大，單個商人已不再適合較大規模的海上冒險。而康曼達契約一般是由普通商人提供資金并以此作為擔保承擔有限責任，海運商人負責運輸販賣承擔起與風險和責任。這種聯合方式就是有限合伙制度的雛形。我國長久以來并不承認

有限合伙制度在我國的地位，認為這有違合伙責任共擔的原則。但它卻是吸納資金，發展風險投資行業的有效途徑。因此我國在去年8月新修改的《合伙企業法》中正式名文規定了這種合伙形式。

對于有限合伙的具體制度和優越性在這里不再贅述。其作為成文法規定無疑是有其積極意義的，但現行立法是否盡善盡美仍然值得探討。在此提出以下幾點供思考：

第一，第74條第二款規定：“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有限合伙人的財產份額時，應當通知全體合伙人。在同等條件下，其他合伙人有優先購買權。”而關于其他合伙人是指有限合伙人還是所有合伙人并沒有明確的規定。這一法條涉及到一個問題即同一個法律主體是否可以同時成為一個合伙企業的普通合伙人。如果允許普通合伙人購買有限合伙人的財產份額，則由于這兩類主體在有限合伙企業中不同的地位，一個合伙人行使自己權利的時候我們很難分辨其行使的究竟是有限合伙人的權利還是普通合伙人的權利。如在實踐中允許這樣的情況，必將導致內部關系的混亂，也不利于第三人明晰合伙的內部狀況。因此享有這項優先購買權利的人應是合伙企業內部的其他有限合伙人，以保證各人的權利義務清楚明了。

第二，第83條規定，有限合伙人轉變為普通合伙人的，對其作為有限合伙人期間有限合伙企業發生的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首先應明確的是，因上面所述原因，同一主體不宜同時成為有限合伙任何普通合伙人，所以有限合伙人應先轉讓其在合伙中的全部財產份額退出合伙，然后根據入伙的有關規定重新入伙成為普通合伙人。同時，根據權利與責任相適應的原則，此條的設定對于欲轉變為普通合伙人的有限合伙人是不夠公平的。該法中明確規定，有限合伙人不得參與合伙企業事務的執行和管理，不得對外代表合伙企業，如不經授權以合伙企業名義對外交易造成損失的還要進行賠償。如此嚴格的權利限制使得有限合伙人除了監督和建議之外并不能左右或主導合伙企業的發展。而在實踐當中，很多有限合伙人有自己主營的事業，其只是將參加合伙作為額外獲利的渠道，對于合伙企業的具體事宜并不熟知更不具有決策權，可以說有限合伙企業經營的好壞與有限合伙人是沒有直接關系的。因此，當某種原因使有限合伙人需要轉變為普通合伙人的時候，對于轉變以前的債務仍應該承擔有限責任。雖然從部分資合轉為完全人合的性質其信賴與聯系必將更加緊密，但這并不意味著前有限合伙人就應該為他人的失誤負責。其作為朋友之間互助的行為可以理解，可以此作為法條強行規定未免有點強人所難。這也不利于各類合伙人按照相互之間的意思自治自由轉換，間接損害了當事人的權利。所以我認為這一條應該改為：“有限合伙人轉變為普通合伙人的，對其作為有限合伙人期間有限合伙企業發生的債務以其當時出資承擔有限責任，對之后發生的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

第三，有限合伙企業在解散的時候責任如何具體承擔及剩余財產如何分配并沒有在立法中顯示。鑒于其具有兩類主體，情況較普通合伙更為復雜，因此我認為還是應在法規中以專條明確指示，以防止糾紛的產生。首先，合伙企業在因負債過多而解散的情況下，必定資不抵債亦不可能有剩余財產。此時有限合伙人的出資作為合伙企業財產應首先以此來清償債務，其余部分由普通合伙人承擔無限連帶責任。其次，在合伙企業因約定或其他原因解散的時候，剩余資產應按照合伙協議約定的比例分配。但這時候可能會出現財產分配后普通合伙人獲得收益而有限合伙人投資不能完全回收的情況。這樣對于有限合伙人意圖受益的出資目的就不能很好地保障，因此可以考慮適當返還有限合伙人出資之后再分配利潤，有利于照顧各方利益。

當然這只是我自己很不成熟的一些想法。回到《法律與革命》這本書，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得出，西方的歷史一直經歷著一次又一次周期性的變革。每次革命都標志著社會體制的一次劇烈的變化，而每次革命都最終產生了一種新的法律體系，它體現了革命的某些主要目的，改變了西方的法律傳統，促進了人類社會長足久遠的進步。

第五篇：法律與道德論文

法律與道德論文 在當今社會中，約束人們行為的有兩種準則，一種是法律，一種是道德。這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在歷史上，在世界上沒有亙古不變的永恒道德，也沒有亙古不變的永恒法律。今天的社會，代表不同利益的統治集團仍然還存在，但是他們代表的階級利益是根本不同或者是對立的。不同的統治集團各有各自的階級利益，以及與其階級利益相適應的道德。法律在本質上是統治集團的整體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法律當然也反映統治階級的道德觀。從側重道德角度講：在主觀方面，法律是國家意志和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在客觀方面，法律的內容由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前者體現了法律的國家意志性和統治階級意志，后者體現了法律的物質制約性。法律就是這兩個方面的矛盾統一體。

再來講道德。既然法律是意志的具體化，而道德當然屬于意志范疇。道德是維系一個社會的最基本的規范體系，沒有道德規范，整個社會就會分崩離析。道德是生活在一定物質生活條件下的自然人關于善與惡、光榮與恥辱、正義與非正義、公正與偏見、野蠻與謙遜等觀念、原則以及規范的總合，或者說是一個綜合的矛盾統一體系。道德是以善惡為評價方式把握現實世界的。道德是一種觀念，由人的思想設定，道德不依靠國家強制力來執行、實施，而是依靠人們的觀念，社會的輿論和善良風俗來維持。強制力的不同，源于保證其實施的力量相差異。道德在調節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集體之間的利益關系的時候，不像其它的社會規范那樣強調人們的個人利益，而是強調他

人的利益和社會集體的利益。

法律與道德長久以來相互依存，如黑夜之于白晝，看來截然兩端卻又無論如何難以分隔，他們息息相關且相互影響。在普遍道德觀念約束下的人類行為，并非完美無缺，更非意味著行為總沿著道德原則設計的方向實施。因為利益分層是永遠存在的，所以在偶然地極不穩定的情況下，會發生這樣一個事實：人的自我約束是如此薄弱，以至于會破壞道德原則。這時就需要法律來規范人們。因此，可以說法律是道德的下限，也就是說，當一種行為侵犯特定的社會關系或社會秩序，當一種行為侵犯特定的社會關系或社會秩序，僅靠道德約束和譴責已不足以制止時，就需要將該道德規范確認為法律規范，運用國家強制力來予以實施。

由此可推測出，法律是以多元化道德沖突的協調者出現的，它在道德沖突發展到極端情況下，不得已而擔負起這一沉重的歷史使命的。法律憑借著與生俱來的外部強制力，調整著錯綜復雜的社會利益關系。正是具有這種強悍的外部物理性強制性力量，才促使具有不同道德觀念的利益者遵循著相同原則下的行為規范。因為人們清楚地知道，破壞它意味著自己將承擔法律責任，其后果必定是對自身不利的，對自身不利是每個人所不希望得到的。所以，遵守法律就成為了必需。

而且，雖然法律取代道德成為調整社會關系的主要手段，但并未否認和拋棄道德的積極作用。相反，法律反而是成為了傳播道德重要手段之一。

法律以肯定和否定的形式來宣揚道德。道德上要求人們要尊老愛

幼、戀愛關系、誠實信用、見義勇為等社會關系中，我們雖然不能為這些社會關系規定具體的法律規則，但是我們可以為它們規定具體的行為后果。例如，規定見義勇為的行為，應當給予適當獎勵，以鼓勵這種行為，直接或間接地肯定這種道德現象的正確性。而法律以法來對一些行為作出相應的制裁，避免了具體規定行為規范的復雜性。對一個事物反面的否定，就是對其對立面的肯定。法律的制裁讓人們知道，哪些行為是道德的，哪些行為是非道德的，從而，深刻領會真正的道德，并以其為準則。

法律與道德也有著明顯的區別。

一、依靠國家的強制力作為實施的保證是法律規范的突出特征也是其與生俱來的固有特征。而道德所能依靠的僅僅是個人的良心譴責與社會的輿論壓力。

二、法律是外化的，道德是內化的。法律僅僅規定外部行為，對于行為的內在動機所在則并不涉及；而道德其關注點在于內心的動機。然而，法律上要區分犯罪的故意與過失，區分這種行為是通過對行為人的外在行為進行推斷而得出的。并且，即使是道德評價也不可避免要有通過行為而推斷內心狀態的時候。如尊老愛幼、拾金不昧、見義勇為，美德并非僅停留在內心體驗的層面。

三、法律是道德的下限，即法律是社會的道德低線。

由于存在著法律與道德的不同，因此，法律與道德有著不可避免的沖突。說是不可避免的沖突，是因為只要不同利益個體或群體的存在，法律無論如何都不能消除整個社會的道德沖突。相反的是，它在調整的過程中被這個沖突著的旋渦卷入其中，與道德發生著碰撞。隨

著社會的發展、人類的進步以及自我意識和社會意識都在不同程度的增長，法律與道德的沖突也在不斷地增加。脫胎于原始道德觀念的初始法律，并沒有與道德劃清分明的界限成為一個完全獨立的實體。相反法律繼承了道德固有的優越性，并且克服了它固有的缺陷，它是對道德本身的揚棄。而正是這種繼承和發展才使法律與道德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的暴露出不和諧的一面——沖突。

法律和道德的沖突實質上是多元化價值體系的內部斗爭，是價值沖突在現實社會中的反映。由于人們對他們的合作所產生的更大利益如何分配問題產生了分歧，于是就產生了利益沖突，因為為了追求自己的目標，他們每個人都想得到較大的一份，而不是較小的一份。從而最終的結果是利益沖突更加激烈。法律和道德站在各自的立場上體現著不同的價值趨向，于是不可避免的發生著碰撞。

然而，這種沖突本身有利于兩者作用的發揮。就整個價值體系而言，這種斗爭是一個不斷自我否定的發展過程。強烈地體現著“優勝劣汰”的自然法則，同時也是“適者生存”原則支配下的自我凈化。法律與道德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我們在法律與道德的規范下維護社會的秩序，推動社會的發展，創建我們的美好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