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牽手進法院1

牽手進法院

2011年5月25日，由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一中院、二中院和有少年庭的區縣法院組織具有一定法學理論素養和審判實務經驗的法官擔任各高校青少年法律社團指導老師，為社團學生參與司法、親近司法、體驗司法提供各類實踐機會。由法官、高校社團、農民工子女學校三方結對的“牽手進法院”活動正式啟動。上海財經大學法學會正式與指導法官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少年庭法官志愿者張華法官結對、與農民工子女學校楊浦區東遼陽中學結對。

秉承“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加強對青少年合法權益維護和保障工作的合作交流，共同為青少年健康成長創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和公正、高效、權威的法制環境”的宗旨。法學會、張華法官、東遼陽中學三方通過充分的協商討論決定在下半年定期組織一系列活動來提高青少年的法制意識和知法、守法、用法、護法的能力。比如：法學會將邀請張華法官來上海財經大學為在校大學生講法律訴訟實務中的案例問題；法學會將組織上海財經大學師生參觀法院，直擊庭審，旁聽案件,模擬法庭進法院等活動。對于東遼陽中學法學會將組織在校有相關法律知識的師生到楊浦區東遼陽中學通過升旗儀式上發言或上班會課的形式進行法制宣傳教育。

上海財經大學法學會希望通過此次活動能夠讓大家在輕松愉快的活動氣氛中增長知識，寓教于樂。并且希望能夠通過這次活動的舉辦，來增進同學們之間的合作與友誼，點燃同學們努力學習專業知識的熱情，樹立我系同學們踏實奮進的學習精神，并且增強中學生對于法律的重視，展現我們法學會的風采，從而樹立我們法學會的品牌，為今后的吸引法律人才和輸送法律人才打下良好的基礎。

第二篇：法院城鄉牽手,結對共建工作總結

法院城鄉牽手,結對共建工作總結

“城鄉牽手結對共建”活動開展以來我院高度重視積極響應嚴格按照《中共趙縣縣委組織部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鄉牽手結對共建”活動的實施方案》的要求結合我院實際制定了《趙縣人民法院關于城鄉牽手結對共建活動的實施方案》并與與趙縣范莊鎮西花邱村結為城鄉牽手共建單位從制定幫扶計劃、豐富共建內容、理清發展思路和健全幫扶機制著手結對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現將“結對共建”工作開展情況匯報如下：

一、領導重視措施得力。我院黨組把“城鄉牽手、結對共建”活動作為頭等大事來抓成立了“結對共建”領導小組由院長馮青林長任組長其他黨組成員為成員并下設辦公室專門負責“結對共建”工作的具體開展。并通過到共建單位西花邱村實地調研、考察結合共建村的特點和實際把物質扶貧與精神扶智相結合“輸血”與“造血”相結合把共建的著眼點放在發展農村經濟和村容村貌上以生態村為發展基礎、文明村為發展動力、小康村為發展目標。經我院與西花邱村委共同研究制定了《趙縣人民法院 范莊鎮西花邱村關于城鄉文明牽手共建行動方案》使幫扶工作有序開展。

二、圍繞《方案》逐項落實。按照方案中的規劃 把 2 結對共建活動與解決群眾最關心的民生問題結合起來主要圍繞建設社會新農村的總體要求以“基礎設施共建、文明禮貌新風共倡、道德素質共育、貧苦疾苦共助、經濟發展共促”為共建內容為把共建活動切實落到實處院長馮青林、紀檢組長孟國志多次深入到西花邱村進行實地調研。通過與部分村干部座談和走訪入戶等方式就村兩委隊伍、產業結構、發展特色、存在問題等方面廣泛聽取了黨員、群眾的意見和建議了解到該村人口612人其中村集體所有梨果樹1000余畝產業結構過于單一進一步發展瓶頸凸顯還存在村內交通不便等問題馮青林院長通過與鄉村干部及村民代表進行現場交流提出了在發展原有梨果種植業的同時采取舉辦采摘節、農家樂等形式發展旅游、觀光業破解發展障礙的建議并與村兩委領導共同探討制定了長期幫扶規劃同時我院還將協助籌措資金解決村內街道硬化等問題。

三、發揮我院優勢積極開展送法服務活動我院還組織有關庭室多次開展送法下鄉干警大走訪活動義務為西花邱村民提供法律服務共接受群眾法律咨詢300余人次咨詢內容主要集中在農村土地承包、農村信用社的借款合同、婚姻家庭等方面法官當場給予咨詢群眾熱情、耐心的解答同時法官們還入戶走訪群眾40余戶為當地群眾排憂解難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在西花邱村的未來建設和發展上我院雖然提出了一些積極性的意見和建議但在具體實施上還存在一些資金不足的問題針對此種情況我院結對共建小組成員認為西花邱村面臨的困難是暫時的。一方面村委會可以通過培養黨員干部和科技示范戶起到示范帶頭作用增加村民積極參與新農村建設的活力另一方面法院可以在全院范圍內深入開展扶貧幫困倡議活動發動全院黨員法官以庭室黨支部為單位以交納特殊黨費的方式籌措幫扶資金力助西花邱村走出困境。

今后我院將始終如一地積極響應縣委組織部的號召努力探索“結對共建”的新途徑每年開展一個主題幫扶活動扎扎實實為西花邱村里辦一兩件實事。為此我院將繼續克服自身經費不足的困難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采取干警捐一點、單位擠一點、向上爭取一點等多條腿走路的辦法盡量為西花邱村籌集必要的幫扶資金。與此同時我院將利用現有的信息、人脈等資源優勢一如既往地幫助西花邱跑項目、爭資金、搞建設全力支持西花邱村未來的發展。

第三篇：軍轉干部進法院

軍轉干部進法院

原載《南方周末》1998.1.2

兩年前，我應邀給某省法官培訓班講課，內容是中國與西方司法制度和司法觀念的零星比較。講課過程中，我表達了對我們國家在選任法官方面一種慣例的不理解：為什么長期以來總是理所當然地把每年從軍隊復員轉業的許多人員安置到法院中？為什么不要求醫院安置他們？

問題提得似乎有些突兀，也許聽課的法官們壓根兒就沒有把它當成問題，也許在他們看來拿法院跟醫院相類比本身便很不倫：這怎么能比呢！醫生是人命關天的職業，沒有受過專門的訓練就給人把脈看病開處方，豈不是江湖騙子？更不消說拿著手術刀的外科醫生，什么都不懂，亂割一氣，真正是拿人命當兒戲！——我從聽眾的表情讀出了這樣的質疑。

于是，我開始論證法院和醫院或法官跟醫生之間的可比性。醫生固然是人命關天，難道法官這種職業不是人命關天么？差異當然是有的，那就是醫生是把將死的人往活里救，法官則經常是把個大活人往閻王那里送。但他們的職業都關乎人命卻并無二致。我們古典社會便很注意防止處理案件的官員們“出入人罪”，什么是出入人罪？正是指操生殺予奪權柄的官員們把重罪輕判或輕罪重判，出生入死，上下其手。人頭不比韭菜，割下可以重生，或《封神演義》里申公豹先生的那顆腦袋，砍掉還可以再安裝；昏官或贓官錯判死刑，冤死鬼一命嗚呼之后，什么都完了。平反昭雪之類，不過是安慰安慰活人或后人而已。

法官要處理的事務不僅僅限于刑事方面，正如醫生不是每人每天都在急救瀕死的病人。巨額財產的歸屬，未成年人的監護，合同是否應當履行，文章是否構成了對被批評者的誹謗，夫妻還能不能繼續住在一個屋檐下，祖傳下來的房產能否保全而不被作為“釘子戶”淪為推土機下的廢墟……所有這些，雖然不直接關系人命，但是，它們對于相關當事人權利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哦……兩種職業的差異還可以指出一點——不過，這一點強調的卻是法官更重要的一點——那就是，醫生的行為通常只涉及個別病人，他的失誤只會給特定病人及其家庭帶來損害，然而，法官的失誤卻會產生更廣泛的社會影響。法院不只是糾紛的處理機關，也是宣示國家法律究竟由怎樣的規則構成的機關，司法官員行為本身便是在表達著正義的風紀。司法機關的行為是否正當，直接關系到人們對他們所在國家的政治制度的評價，影響到一國社會風尚的趨向。正是由于這個緣故，培根才斷言，一次不公正的司法行為比很多次其他不公正行為為患尤烈，因為后者污染的是水流，而前者敗壞的卻是水源。

說到這里，法官們似乎同意了法院與醫院之間的可比性。但是，另一個問題并沒有回答：是的，法院也很重要，甚至對社會有比醫院更大的影響，不過，這并不等于說，法官的選任必須像醫生那樣，先要受過專門的教育。解放軍是一所大學校，軍人的經歷本身就是一種有用的訓練。你怎么能論證法官公正的司法行為一定要跟法律教育不可分離呢？君不見報紙上表彰的法官里許多都是復轉軍人出身的么？

這實在是擊中要害的質問。可不是么，我前些年曾對法院系統的一家專業報紙所刊登表彰法官的文章作過一番統計。在迄止1994年6月底出版的共114期報紙中，刊有表揚法官的通訊、特寫等共72篇，其中明確提到主人公是復轉軍人的共18篇，占25％，表明主人公曾受過大學教育的只有5篇，占6.1％。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僅是比例上的這種差異，用語上的區別更是涇渭分明。作者們明顯地在向讀者傳達這樣的信息：軍人的經歷乃是這些優秀法官們得以成功的基礎，而那些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們，他們的四年寒窗卻連一個積極因素都算不上。

這是為什么？難道說實際情況就是如此，中國的司法職業就是離不開軍人的氣質和作風，現在的大學教育根本無從培育具有良好素質的司法職業群體，還是文章的作者（以及報紙的編者）受到長期流行的某種新聞話語結構的支配，并自覺或不自覺地不斷再現和強化著某種固有的意識形態？果真是復轉軍人更勝任司法工作的話，為什么從八十年代初開始，最高人民法院江華、鄭天翔等院長都曾奔走呼號，要求不能讓法院再背這樣的“包袱”；一次次的最高法院工作報告都不斷地強調對在職法官進行學歷教育的重要性？與其把不合格的人員放進來之后再費盡氣力進行學歷教育方面的補課，何如一開始就把門檻墊高，只接受那些受過大學法律教育的優秀畢業生做法官？

我坦率地告訴聽課的法官們，對于這個問題，自己無法給出一個確定的判斷，并試圖讓大家各自談談內心的想法。出乎我意料的是，聽眾陷入了令人難堪的沉默之中。我甚至從個別法官的眼神中覺察出一絲敵意。見勢不妙，我趕快收住話頭，告訴他們我非常贊成妥善地安置復轉軍人，這不僅是因為我自己就是一位復轉軍人的兒子和另一位現役軍人的哥哥（搬出家底是為說明我決無惡意），更重要的是他們為保衛國家，將最美好的青春年華獻給了軍旅生活，國家和社會有義務在他們離開軍營之后有一個好職業。但是，我還是明確地表達了我的傾向：復轉軍人不應當成為法官，除非他們從前受過系統的法律教育，并且符合法官任職的其他要求。

課程結束了，培訓班負責人送我一份學員登記表。我發現，整個法官班學員中，復轉軍人出身的法官占了將近一半。

反對文章：

曹瑞林：復轉軍人緣何不能進法院

編者按：賀衛方先生《復轉軍人進法院》一文在本版（1月2日）發表之后，引起了一些不同的意見。人民解放軍（包括各個歷史時期的復轉軍人）在社會主義建設各個歷史階段都作出過重大貢獻，本報刊發該文時確有考慮欠妥之處。本期轉載曹瑞林先生的文章，并表達我們的歉意。

讀了賀衛方的《復轉軍人進法院》，筆者如鯁在喉，實有不吐不快之感。因為“賀文”不僅對軍人的轉業安置政策不很了解，而且對軍人的才能與素質存有一定的偏見。

“賀文”開宗明義說了一個他很不理解的現象：“為什么我們國家長期以來總是理所當然地把每年從軍隊復員轉業的許多人員安置到法院中？為什么不要求醫院安置他們？”

此話如果出自一個對新中國法制建設歷史一無所知的人嘴里，我不感到蹊蹺，而出自一位法學專家之口，我則大惑不解。新中國成立之初，黨和政府宣布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另行建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機關。那時大批解放軍官兵打敗了蔣家王朝之后，脫下軍裝迅速轉到政權建設上來，營長、連長當縣法院院長、庭長的比比皆是。“文 革”十年，“公檢法”被砸爛。“文 革”結束后，根據***同志的指示，以及黨和政府的要求，大批轉業干部被迅速充實到公檢法機關，使這些政權部門很快得以恢復……在長達幾十年的實踐中，軍隊轉業干部不僅為我國政法機關的建立、恢復和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而且已經成為國家政法戰線中的一支重要骨干力量。在我國政法機關建設已經比較完備的時候，否定他們為此做出的歷史貢獻，甚至把他們說成是法院的“包袱”，令人心寒。

賀先生把“法院”與“醫院”安置轉業軍人作比較，其實質是說轉業軍人的文化、業務素質不高，當然當不了醫生（其實我軍每年都有大批轉業干部到地方醫療戰線工作），所以，醫院不好安置轉業軍人。而做法官僅靠軍人的氣質和作風也是不行的，他們同樣也當不好法官，所以，法院隊伍也不應吸收轉業軍人。然而，賀先生可能不了解，軍隊干部職業決定了他們不僅要具備國家干部的基本素質，而且還要具備軍人特有的氣質，成為具有獨特優勢的先進群體。1980年以后，全軍實行經過院校培訓、成長和提拔干部制度以來，我軍干部隊伍知識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大專以上文化程度干部占了相當大的比例。并且，軍隊本身就有大批干部從事法官、檢察官和保衛工作，具有勝任本職工作的業務素質，轉業后為什么不能當法官？！以法律為例，自全軍統一組織軍人參加全國律師資格考試，每年上千名軍隊考生的成績，及格率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這些經過嚴格的法律專業訓練的考生，轉業到地方，為什么不可以當法官、檢察官和律師？！

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對轉業和退伍軍人十分關心和重視，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把妥善安置復轉軍人作為一項嚴肅的政治任務來抓。總書記、李鵬總理多次指出：軍隊轉業干部是國家的寶貴財富，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們轉業后，將會給地方的經濟建設和各項事業增添新的活力。***同志早在1980年3月就指出：對軍隊減下來的干部“地方上也有可以容納的行業。比如，與軍隊干部的特長比較接近的政法工作，就需要大批干部。現在，警察不夠，警官更不夠，法院院長、法官、律師、檢察官、審判員都缺乏。一般資本主義國家考法官、考警官，條件很嚴格，我們更應該嚴格，除了必須通曉各項法律、政策、條例、程序、案例和有關的社會知識以外，特別要求大公無私、作風正派。按道理，軍隊的干部應該比較合格。這方面軍隊可輸送一大批干部。”與其他行業、部門相比，軍人經歷更是一筆無形的財富。加上他們刻苦學習，銳意進取，頑強拼搏的精神和實踐，完全可以成長為一名稱職的人民法官。這是被實踐一再證明了的，就連賀先生也承認這一點。“賀文”中，曾以法院系統的一家專業報紙做過一番統計：“在截至1994年6月底出版的共114期報紙中，刊有表揚法官的通訊、特寫等共72篇，其中明確提到主人公是復轉軍人的共18篇，占25％。”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如此令人高興贊嘆的事實，充分說明了復轉軍人不僅在其他戰線可以做出成績，而且在法院系統同樣可以大有作為。

賀先生在文中也講到軍人為國家奉獻了青春年華，國家理應安置好轉業軍人。但他同時又強調“復轉軍人不應當成為法官”。按照他的邏輯，銀行的同志可以說轉業軍人缺乏金融知識，因此他們不應做銀行職員；工商部門的同志可以說轉業軍人缺乏市場管理知識，因此他們不應做工商系統的業務員；公安、檢察部門的同志可以說轉業軍人缺乏法律知識，因此他們既當不了警察又做了不檢察官……如此一來，還有什么工作可供轉業軍人選擇呢？

加強法制建設，不應該把轉業軍人拒之門外，而恰恰相反，要把他們繼續作為一支生力軍，按照國家的有關政策，有計劃地不斷地充實到政法部門中去。當然，我這樣講，不等于說不管哪個轉業軍人都可以當個好法官，也不是說每個轉業到政法部門的軍人都干得很好。隨著我國法制建設水平的不斷提高，國家對法官專業素質要求也在不斷提高，不要說一些轉業軍人的素質不適應法官的要求，就是一些在職法官如果不注意學習、補充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關的新的法律知識，也難以勝任自己的職責。如果說過去的轉業軍官，主要還是用他們對黨對祖國的耿耿忠心和良好的基本素質，換取一個應得的工作崗位的話，不久的將來，他們還會加上淵博的學識和過人的技能令社會刮目相看。

支持文章：

朱蘇力：基層法院法官專業化問題——現狀、成因與出路(節選)

一．“復轉軍人進法院”

1998年新年伊始，我的同事賀衛方教授在《南方周末》上發表題為《復轉軍人進法院》的雜感，[2]對中國法官選任制度，特別是這種做法背后隱含的社會和政府對法院和法官工作的一般看法提出了批評。其基本觀點，在我看來，完全是正確的，既今天的法院已經不同于新中國前30年時期的法院（“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今天的法院是依據普遍的規則解決具體糾紛（實現司法/正義）并在解決糾紛中確認規則的一個具有很強專業性的制度機構；僅僅強調軍人作風、軍人氣質和軍人的嚴格的組織紀律性，這反映了我們社會對法官和法院的理解已經落后于時代的要求，已經不能適應當代法院工作乃至整個中國法治發展的需要。如果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些決策官員仍然堅持傳統的觀點，把安置轉業軍人進入法院作為一項有利于法治建設的政策推行，有可能不利于法院和法官的專業化發展。

一篇2000字的短文，并且要求標題引人，文字生動，觀點鮮明，就很難把該說的話都說到。而且，我自己也認為，賀文中確有一些甚至可以說是“硬傷”的地方（例如，他含混地認為復員軍人和軍轉干部都是由國家安置的）。盡管如此，我仍然認為，賀文的基本思路是對的，他是在借事說理，而不是完全是就事說事。

但是，恰恰是由于借事說理，就可能惹得與這“事”有關的人或一些人不高興。特別，一方面，當時中國政府已宣布將再次裁軍50萬人，不少軍官面臨著“下崗再就業”的問題；而另一方面，中國的改革已經使得勞動力供求日益市場化。因此，這個本來可能很簡單的問題和道理在這種情勢下就變得很敏感。很快，一篇題為《復員軍人緣何不能進法院》的文章首先在《中國國防報》隨后又在《南方周末》上發表了。[3]作者曹瑞林，一位受過法學教育的現役軍官，某軍報記者，與我也曾有過一面之交。嚴格說來，這篇文章集中關注和討論的和賀文完全不是同一個問題，僅僅是一個在某些地方有交叉或鉤連的問題。大致說來，曹瑞林認為，現代社會的工作樣樣都要求專業化，那么轉業軍人回到社會，回到哪兒去呢？同時該文又稱，“軍人經歷是[……]一筆無形的財富。加上他們刻苦學習，銳意進取，頑強拚搏的精神和實踐，完全可以成長為一名稱職的人民法官”。曹瑞林的前一個問題，軍人的就業問題，并不是賀文要討論的問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日益發展的今天，在我看來，這個問題勢必更多由廣義的市場和市場活動的參與者本身來決定，將來，則應當完全由市場來決定，盡管，在目前來說，還不可能且也不應當僅僅由市場來決定。而曹文的后一個說法，則必須假定復轉軍人“刻苦學習，銳意進取，頑強拚搏”。而一個人如果能做到這些，又有誰不能成為法官呢？為什么只有軍人有優先權呢？因此，這種論證，在我看來，并不具有說服力和反駁力。此外，僅僅聲稱軍人經歷是一筆無形的財富，也并不能說服人。因為每個人只要活著，都會有經歷，至少對于其本人都是一筆無形的財富。敝帚自珍，這是一種常識。這并不得出軍人經歷就一定在司法實踐上是一種無形的財富。至此為止，我的結論似乎都明顯偏向賀衛方：軍人不等于法官；如果要加強法制，以法院作為安置軍人的主要場所作為一項長期政策是明顯有偏差的。但我這樣說，既不是對獻身國防、保家衛國的軍人的一種冷漠（其實，我本人就曾是一位軍人，如今雖然沒有——但并非不能——進法院，卻如同賀衛方教授所戲言的“復轉軍人進了法學院”），也不是說軍人一定要一錘子定終生，退伍轉業后就不可能從事法院工作，一定不可能成為一位稱職的法官。[4]因此，問題并不在于，中國的轉業軍人能不能進法院，而在于憑什么進，或進去干什么。

這個問題從邏輯上討論很簡單，軍人不等于法官。但是，本文并不想僅僅停留在這個層面上探討問題。對于我來說，重要的是理解中國的法官狀況，這種現狀是如何構成的，然后在此基礎上可能提出什么樣的改進方案。我們有一系列問題要了解。比方說，中國當代基層法院的法官的狀況究竟如何？究竟有多少復員轉業軍人或——說開來一點——沒有進過法學教育的人進了法院？他/她們能否履行司法審判工作的職責？能或不能，原因都何在？而且，他/她們履行的是什么樣的審判職責？就其承擔的審判工作而言，是否一定法學院畢業生一定能比他/她們履行得更好？為什么？是否有相當數量的受過現代法律訓練的大學生希望進入法院工作？希望進入什么樣的法院？復轉軍人以及其他非科班出生的人進法院是否擠占了法學院畢業生的位置？擠了什么位置？司法審判所要求的知識是什么類型的知識？是否被現有的學科體制標簽為“法學”的知識就一定是司法審判的知識，或是對司法審判有用的知識？目前中國法學教育傳授的是什么樣的知識，對審判工作在那些方面有用，在那些方面不夠？如果沒有足夠的稱職法官，復轉軍人進法院是否可以作為一個替代，有沒有更好的替代？軍人生涯以及其他社會生活經驗與法院的司法審判工作是否不兼容，在哪些方面不兼容，哪些方面可能兼容？甚至，我們還要提問，是否所有的法官所需要的知識都是同樣的？以及，在當代中國社會條件下，從現實到相對理想的法治狀態，我們如何可能做出一種比較好的選擇？所有這些問題，都是必須細細考察和分析的，而不可能簡單地可以從邏輯上推論出來，并且也不可能依據邏輯推理或概念分析來解決所發現問題的。這里的問題已經很多了，有的還很大，具有所謂的哲學意味，但是，本文作者并不是為了追求哲學意味而研究這個問題，而是為了研究問題而不小心或不得不觸及這些哲學的問題。必須指出，實證問題研究并不只是收集資料；在我看來，它至少應當同樣（如果不是“更”的話）具有智識的挑戰。但是，鑒于種種制約，我又不可能對所有這些問題都做出清楚的或自信的回答。因此，本文將著重考察當代中國基層法院法官的現狀，所運用的材料仍然是我近年來在湖北省進行的基層法院研究和訪談獲得的。通過對這些材料的研究，我們也許會對中國基層法院和法官的狀況以及相關的一些法學實踐和理論問題有更深刻的認識；甚至對中國的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也未必不無啟示。但是，我清楚但讀者未必清楚因此要強調的是，正是由于我的研究材料的局限，本文得出的一些可能具有政策意味的結論大都只能限于基層法院，有些結論可能對其他層面的問題或其他法院有所啟發，但絕不能無限擴展。

實證文章：

『法律論壇』 [法律人生]復轉軍人進法院的實證分析

作者：東方綠舟 提交日期：2006-7-31 21:04:00

1998年1月2日，賀衛方在《南方周末》上發表的《復轉軍人進法院》一文，也許可以稱得上是上世紀中國最轟動的法學隨筆，其影響力至今未消。與追逐時尚相比，筆者更愿意探討經過時間過濾的法律問題。復轉軍人進法院的情況究竟如何，筆者試以上海一個中心城區法院作一下實證分析。

1995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實施以來，該法院共安置轉業軍人15人。

從安置時間來看，2000年前的有5人、2001年后的有10人。后期轉業軍人較多的原因應該與裁軍有關。

從性別來看，男軍人13人、女軍人2人。與軍隊的性別構成相符，也比較符合法院進人的意愿。

從年齡來看，均在30-50周歲，以35周歲-45周歲為主。可謂年富力強，適合從事綜合部門工作，但已不太適合從事書記員和審判工作。

從戶籍來看，原籍上海的8人，原籍外地的7人。外地籍的人數較多。

從職級來看，定為處級的2人、定為科級以下的13人。后期專業技術人員較多，定級較低。

從審判職務來看，擔任審判員的2人，無審判職務的13人。擔任審判員的分別為副院長和政治部主任，其余人員因原來不從事法律工作，進法院后也難以通過法官資格考試和司法考試，幾乎沒有再擔任法官的機會。

從行政職務來看，曾任中層領導以上崗位的6人，未曾擔任領導職位的9人。職務安排總體來說是比較高的，但是經過2001年底機構改革及其后一段時間，領導崗位已經滿員，近年來已經很難再晉升領導職務。

從工作調動來看，仍在法院工作的11人，被動調動到其他機關的2人，主動要求調動到其他機關的2人。轉業軍人是愿意長期在法院工作的，離開法院仍然是到其他機關工作。

從工作崗位來看，分別是辦公室3人、政治部5人、監察室1人、法警大隊2人，調出4人的原崗位分別是副院長、政治部、立案庭、執行庭各1人。基本局限于行政崗位。

從辦案情況來看，1名副院長曾擔任審判長參加合議庭審理，但未獨立承辦過案件；1名政治部主任有審判員職務，但非審委會委員，也從未參與案件審理；1名政治部工作人員曾借到民庭擔任半年書記員；1名被直接安排到執行庭擔任書記員辦案，后調到其他機關，另有2人曾短期到執行庭擔任書記員。很少獨立辦案。

從德能勤績的綜合表現來看，轉業軍人的平均水平相比于綜合部門的非轉業軍人的平均水平略好，但是與審判部門的平均水平相比沒有優勢，審判專業能力明顯不足。

此外，同期有2名復員軍人通過法院組織的招考被聘用為司法警察，既不屬于公務員編制，待遇相差也非常懸殊。

由上述情況，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幾個結論：

一、組織安置到法院的是轉業軍人而不包括復員軍人，復轉軍人進法院的命題應改為轉業軍人進法院；

二、轉業軍人進法院主要從事的是行政工作，而非很多人想象的審判工作；

三、轉業軍人不僅能夠勝任法院行政工作，而且還可以說是愛崗敬業；

四、轉業軍人由于基本都不能通過司法考試，因此沒有資格和能力從事審判工作；

五、法院對轉業軍人有安置能力，但局限于行政崗位，安置數量需要嚴格控制。

第四篇：律師進法院免安檢

律師進法院免安檢

四川省高院5月10日面向全省下發《關于進一步保障律師權利的通知》，對律師參與訴訟和履行職責過程中的多項權利首次作明確規定，《通知》第二條規定：律師依法參與訴訟和履行職責進入法院時，免予安全檢查，只要出示本人有效律師執業證件，法院門衛登記后即可通行。有條件的法院可以設立律師通道。《通知》第三條規定：各級法院要充分發揮訴訟服務中心在保障律師參與訴訟或其他活動方面的作用，進一步完善訴訟服務中心職能，積極開展查詢咨詢、訴訟立案、約見法官、遞交材料、送達文書、信訪投訴等工作，為律師履職提供“一站式”便利條件。通知還規定，律師要求會見法官并依法提交申請的，法院應當及時審查不得推諉。經審查符合法律規定的，應及時安排并通知律師與法官會見。

第五篇：復轉軍人進法院辨析

復轉軍人進法院辨析

最近幾年，某些報刊發表的某些文章，涉及法官素質時，指責法院復轉軍人的言論愈演愈裂。這對法院和法官及其復轉軍人是極不公正的，是對他們和一部分現役軍人的沉重打擊。這種現象值得重視。

軍人復員轉業之后，如果下崗失業，流落城鎮鄉村，當然沒有人表達“不理解”；如果找個地方看大門，當然也沒有人表達“不理解”；如果外敵入侵，作為預備役軍人為保衛祖國上前線“光榮”了，傷殘了，當然更沒有人表達“不理解”。但他們竟進法院、當法官、獨立辦案，“有的還根據其在部隊的級別安排相應的行政領導職務，如當院長、庭長等”，這就與法院發生了關系，與“司法改革與檢察監督”發生了關系。于是一一有人“表達了我們國家在選任法官方面一種慣例的不理解：為什么長期以來總是理所當然地把每年從軍隊復員轉業的許多人員安置到法院中1”并“明確表達我的傾向：復轉軍人不應當成為法官！”

誰說的呢，賀衛方先生率先發難。有賀先生1998年1月2日在（南方周末）發表的{復轉軍人進法院）一文為證。賀文歪曲肢解江華、鄭天翔講話原意，把復轉軍人進法院稱為“背包袱”。引起了軍人、復轉軍人和司法工作者的憤慨。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鄭天翔兩位老前輩分別接受記者采訪，明確指出這種說法是極不負責任的，是一種偏見。解放軍中校曹瑞林撰文質問：“復轉軍人緣何不能進法院？”解放軍總政治部和國務院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分別接受記者采訪，用鐵的事實批駁了賀文的觀點。（中國國防報）、（軍事博覽報）、（中國轉業軍官）雜志為此發表文章開展討論，以便進一步統一思想認識，推動軍轉安置工作。上海（法學）雜志2000年第5期發表龍宗智（評賀衛方{復轉軍人進法院）一文），認為“賀文的立論方式似乎不太科學嚴密，某些意見也值得商榷”。第7期、第9期又陸續發表了觀點絕然不同的兩篇爭鳴文章。這場爭論至今仍未停止，且存在較大分歧。

一種觀點認為，黨和國家關于復轉軍人的安置政策、法律法規歷來是十分明確具體的，復轉軍人進法院有法可依，完全合法。法院需要復轉軍人，復轉軍人到法院工作是適應的、稱職的。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種正確觀點至今未被一些人接受，錯誤觀點和言論仍在進一步蔓延和發展。有{法學家）雜志2000年第5期上王景琦先生的文章為證一一如果對我國法官素質稍加分析，就不能不令人對“法官獨立”產生擔憂。

眾所周知，我國法官的來源主要有三部分：一是政法院校的畢業生，二是部隊轉業千部，三是考入或調入的其他人員。法官們的社會背景、文化程度、專業歷練參差不齊。據報載，在全國法院25萬干部中，研究生層次僅占0.25％，本科層次僅占5.6％，非專業化現象相當普遍。一位高級法院院長坦言：“司機可以轉干當法官，軍隊轉業干部可以當法官，工人轉干可以當法官。”其中許多人直接從事著審判工作，有的還根據其在部隊的級別安排相應的行政領導職務，如院長、庭長等。……一個人即使受過良好的教育，品行端正，如果沒有相當的司法經驗，也難以勝任法官的重任。事實求是地說，撇開法律素養不談，就品行和經驗而言，我國法官的整體情況也不容樂觀。……如果再授之以“法官獨立”的上方寶劍，其后果是不堪設想的。這是王先生（司法改革與檢察監督芻議）中一些話，這些話自然不能說是不對的。如“三部分”就囊括了法院全部人員的“來源”。衡量法官素質的“三個標準”，那也是不錯的：“法律素養”、“品行和經驗”。因此，王文認定“我國法官的整體素質不容樂觀”，認定

這“不容樂觀”的主要對象即“三部分”中的一部分是復轉軍人。認定“如果授之以法官獨立的上方寶劍，其后果是不堪設想的”。因此，王文反對復轉軍人進法院、當法官、獨立辦案，反對“根據其在部隊的級別安排相應的行政領導職務，如院長、庭長等”。

王文的這些說法與賀文有許多相同或相似之處，而且進一步發展了賀文的觀點。似乎有法律依據，也似乎有很強的邏輯性，且有危言聳聽之嫌。但賀文和王文的論點、論據和論證方式都是站不住腳的。

二、從共和國歷史上分析，看復轉軍人是怎樣進法院的人民共和國政權（理所當然包括司法權）是武裝斗爭奪取的，沒有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就沒有新中國，就沒審判權和檢察權。新中國領導集體中的核心人物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老一輩革命家，大都是軍人或后來成為復轉軍人。是他們領導了中國的建設事業，包括法律建設。沒有毛、周、朱等一大批軍人和復轉軍人，就沒有（共同綱領）、{憲法）及其他法律法規。鄧小平是復轉軍人。沒有小平，中國就不能走上依法治國之路；彭真是復轉軍人，他做人大委員長主持制定了成百上千的法律法規，許多重要法律原稿留下了他的墨跡。

建國初期我們沒有自己的政法院校，缺少法律人才，大批解放軍官兵脫下軍裝轉業到政權建設上來。公、檢、法三長絕大部分是復轉軍人，團長、營長、連長當各級法院院長、庭長的比比皆是。未從“政法院校”畢業，缺乏“法律素養”，又無“司法經驗”的董必武，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擔任了中央蘇區的最高法院院長。建國后又做了最高人民法院第二任院長。董必武和大批復轉軍人，在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前赴后繼、浴血奮戰之時，在國家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的危難之際，“理所當然”不可能進“政法院校”深造，不可以等到積累豐富的“司法經驗”后再進法院當法官、當院長。

“文革”期間，砸爛了司法機關，停辦了政法院校。“文革”結束后，司法機關一時難以恢復，急需大批干部。這時，黨和國家又想到了復轉軍人，通過選調大批復轉軍人、政法院校畢業生和黨政機關干部，使政法機關得以重建、恢復和發展。1980年3月，鄧小平同志指出：軍隊轉業干部“地方上也有可以容納的行業。比如，與軍隊干部的特長比較接近政法工作，就需要大批干部。現在警察不夠，警官更不夠，法院院長、法官、律師、檢察官、審判員都缺乏。”“按道理，軍隊的干部應該比較合格，這方面軍隊可以輸送一大批干部。”1983年以來，由于一批優秀軍轉干部進入政法隊伍，使嚴打斗爭增加了生力軍，此舉多次受到中央和國務院領導的表揚。我們從這段歷史得出的結論是：復轉軍人進法院是共和國歷史發展的客觀需要和必然要求。軍人和復轉軍人是中國政權建設和法制建設的主要領導者和締造者，是我國各級司法機關的創業者和奠基兒建國以來，法院復轉軍人與所有法院工作人員已經融為一體，不分山頭，不分“來源”，團結奮斗，創造了舉世瞻目的輝煌業績。這些都是（中國法制史）記載的，切莫數典忘祖。縱觀歷史，大可不必“擔憂”“其后果是不堪設想的”。因為前果已經證明：過去，復轉軍人進法院當法官，與眾人一起打拼，天，沒有塌下來；現在廣大法官和復轉軍人素質更高了，他們當法官、當院長、庭長，依法獨立辦案，天，更不會塌下來；將來，天，同樣不會塌下來；即使塌下來，還有某些高個子頂著嘛！何必杞人憂天！假如高個子頂不住，廣大法官和復轉軍人保證能頂住。戰爭年代，頂住了日本鬼子，頂住了800萬蔣軍，頂住了現代化美軍；和平年代，又頂住了50多年的審判工作，有什么“不容樂觀”，有什么“后果”“不堪設想”呢11到這里，我們不禁要問，若無軍人和復轉軍人打天下，奪政權，創法制，建學校，哪有政法機關1哪來政法院校1又談何“司法改革與檢察監督”

1到這里，我們還要問，“撇開法律素養不談”，撇開“品行”不談，就“司法經驗”而言，王先生參加工作之前沒有任何“司法經驗”，同樣進了司法機關，而且從事獨立“檢察監督”工作。按王文的邏輯，這是不是“不容樂觀”，“其后果是不堪設想的”呢？

看來立論要穩當也真不容易。

三、從依法執法上分析，看復轉軍人能不能進法院

安置復轉軍人進法院是“一種慣例”還是有法律法規依據1我們且從以下幾方面來分析：

首先，在國家法制不健全時期，我國主要是按黨和國家政策安置復轉軍人。從50年代起就有一系列復轉軍人安置政策和規定。當時，一切黨政機關工作人員統稱國家干部，均按國家干部定級別待遇。人民法院是黨和政府的一個工作部門，復轉軍人作為國家干部安置進法院辦案，當院長、庭長，“理所當然”，其合法性、合理性不容置疑，無可厚非。前文已有敘述。

其次，從國家安置復轉軍人的現行法律法規上來看，復轉軍人進法院完全合法。1997年3月14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第六十一條規定：“國家妥善安置退出現役的軍人，根據其在部隊的職務等級、貢獻和專長安排工作。”依據這部法律的精神，全國各行各業，包括人民法院都有接收安置復轉軍人的義務。這部法律與早兩年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的（法官法）并無沖突。2咖年12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修改（現役軍人服役條例），頒布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現役軍官法）。2印1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作出決定，頒布（軍隊轉業干部安置暫行辦法）。這是一部法規性文件，是根據（國防法）、（兵役法）、（現役軍官法）等法律法規和江澤民同志關于盡早建立起有中國特色的軍隊轉業干部安置制度的重要指示制定的。對軍隊轉業干部的社會政治地位、轉業安置計劃、安置地點、工作分配與就業、待遇、培訓、社會保障、家屬安置、經費保障、管理與監督等都作出了明確規定。從上述法律法規來看，此前和今后有計劃地安置復轉軍人進法院，于法有據。

其三，從（法院組織法）、（法官法）的有關規定上分析，復轉軍人進法院，當法官，當院長、庭長，有法可依。（法院組織法）第三十四條規定了人民法院院長、副院長、庭長、副庭長、審判員和助理審判員的任職資格，最高立法機關的這項法律規定，對復轉軍人進法院，當院長、庭長、審判員和助理審判員沒有設置禁止性條款。（法官法）對復轉軍人進法院，當法官，同樣沒有規定禁止性條款，這與（法院組織法）及其他有關法律的規定是完全一致的。由此看來，復轉軍人進法院，是我國一系列法律的立法原意，而不是立法疏漏。

其四，人民法院接受、安置、培訓復轉軍人是依法辦事。依據（國防法）、（法官法）有關規定，人民法院在最高法院原院長鄭天翔倡導下，組建了遍。布全國各省的法院干部業余大學，對（法官法）實施前的審判人員不具備第九條第（六）項規定的條件的，組織進行法律專業培訓和任職資格考試，符合法官條件且考試合格的，發給法官任職資格證書，否則無法官任職資格。依據形勢的發展，目前，最高法院組建了法官學院，各省、市、區高級法院組建法官學院分院或法官培訓中心，其主要職能是分級分期分批培訓各級法院院長、副院長、庭長和法官。如有復轉軍人不符合（法官法）第（六）項規定的條件的，必須接受培訓。在規定的期限內達到規定的條件的，根據工作需要任命為法官，亦于法有據。同時，最高法院

最近幾年出臺的一系列改革方案，已將人民法院人員管理逐步納入法制化、規范化、序列化分類管理的軌道。即法官序列、書記官序列、公務員序列、法警序列、社會化事業單位聘用人員序列。復轉軍人中不僅有依法進入法官、書記官序列的人才，而且公務員序列、法警序列需要復軍人，人民法院也真誠希望從復轉軍人中選拔優秀人才充實法院隊伍。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法警序列約80%的人員來自復轉軍人，海南高院組建法警總隊時，專門派人與海南軍區協商，從當年復轉軍人中選拔了10多名法警。由此說來，籠統地說復轉軍人不能進法院、當法官，說明一些人對法院和復轉軍人的情況了解太少。

綜上所述，我國復轉軍人安置工作已走上規范化、制度化、法制化軌道。黨的干部路線和政策，國家法律法規明確規定了法律審判組織、審判員、法官、院長、庭長的任職資格、年齡和條件及其產生的程序和辦法，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別的條件和標準。我國所有法律法規都沒有規定復轉軍人不能進法院，不能當法官，不能當院長、庭長的禁止性、歧視性條款。只要復轉軍人符合進法院，當法官、當院長、當庭長的法定資格和條件，而各級黨委、人大和法院又恰恰選擇了他們，那就是依法辦事。某個特定的復轉軍人因不符合法定條件被排斥在進法院、選任法官、院長、庭長之外，同樣是依法辦事。除法律規定外，任何人無權規定一個“復轉軍人不能進法院、不能當法官、不能當院長、庭長”的條件或標準。江澤民同志和黨中央領導多次明確指出，復轉軍人是寶貴財富，安置復轉軍人是黨和國家的一項重要戰略部署和重要政治任務，是依法治國、依法治軍的一個重要舉措，關系國家安全、軍隊穩定和社會穩定。國家安置復轉軍人進法院和法院接收安置復轉軍人，完全是按國家法律法規辦事，“理所當然”。任何阻撓這項工作的言行，在政治上至少是幼稚的，是沒有國家觀念、大局觀念的表現；從依法治國、依法治軍、依法辦事的角度來看，是違法的。

四、從超前立法上分析，看能否對復轉軍人進法院規定禁止性條款

馬克思主義認為，物質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立法的基礎不是觀念、規則和原則，而是豐富多彩的社會存在。國家法律法規是建立在現實社會生活基礎上的。有關安置復轉軍人的法律法規，就是建立在復轉軍人符合進法院、當法官、當院長、庭長的基本條件和基本素質這樣一個基礎之上的。軍人的基本素養與法官的基本素養有許多共同之處。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的素養轉移到法院工作中就是以服從法律為天職的素養；軍人忠于祖國、忠于人民的素養轉移到法院工作中就會變為忠于事實、忠于法律的素養；軍人公正廉潔、無私無畏的品格也是法官必備的素質之一；軍人普遍有較強的組織指揮能力、綜合協調能力和表達能力，這些素質在法院工作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同時，既管人又管事的軍隊轉業干部，具有豐富的基層領導工作經歷，具有洞察和處理人事、世事的豐富閱歷和經驗。這些優勢，對于進法院、當法官處理案件，擔任院長、庭長等領導工作，無疑大有裨益。那些具備法官任職資格和條件，具備當院長庭長德才表現的復轉軍人，黨和國家選任他們當法官，當院長、庭長，沒有任何違法或不對不妥之處。當然，我們并不是說每一個復轉軍人都可以當法官，當院長、庭長。復轉軍人在應當繼續讀書的年齡應征入伍，到部隊工作了十幾年或二十幾年，除法律院校畢業的復轉軍人之外，有的缺乏系統的法律知識，也是事實。但一方面，依法律規定，軍人被確定轉業后，由地方組織培訓，到地方上崗前還要進行對口專業培訓，更重要的是他們通過在職學習和在實踐中學習，很快就會適應新的工作，事實上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法院也沒有直接安排他們做審判工作，而是安排在庭上實習或做輔助性工作。經過一段時間鍛煉考察之后，再根據其能力和表現定崗定位。具備法官任職資格和條件的，選任為法官或院長、庭長理所當然，于法有據。不具備法官任職資格和條件的，安排到行政、政工、法警、后勤部門工作，同樣大有用武之地。僅以“三個標準”就認定復轉軍人不能當法官而將

其拒之于法院門外，沒有現行法律依據，也不能成為借口“司法改革”而排斥復轉軍人的依據和理由。假如從具有前瞻性的司法改革的角度來思考，也只能在將來有關立法條款中，從提高法官準入的“門檻”上做點文章。但只要依法公開公平公正競爭，相信復轉軍人一定能跨越那無論多高的門檻進入法院，任何人任何理論都無法阻擋復轉軍人進入法院的大門，這是毫無疑問的。即使將來法官隊伍建設走精英化之路，相信有一批復轉軍人一定會脫穎而出，成為名副其實的精英法官。察古觀今，這也是毫無疑問的。無論從理論上實踐上，還是現實各方面因素考慮，抑或是從超前立法的角度思考，根本不可能在有關法律中規定一個禁止性條款，將復轉軍人排斥在法院或司法機關之外，排斥在選任法官、選任院長、庭長的對象和范圍之外。即使拿出這樣的立法條款也是一個歧視性條款，是法律理想主義者的一個夢囈。如此而已。

五、從客觀事實上分析，看復轉軍人進法院、當法官、當院長、庭長是否合格、稱職

“凡事都要堅持按毛主席倡導的實事求是的原則，籠統地說復轉軍人不能進司法戰線工作是極不負責任的，也是不了解我國國情和軍情的。”王文是2000年發表的，為找到法官文化“層次”低的所謂證據，竟然不顧2000年法院和法官的客觀事實，不使用1999年或2000年的統計數據，反而使用4年前張衛理先生發表在（法制日報）上的統計數據。而這個統計數據的截止日期是何時，王文不說。而只說法官的文化程度是“研究生層次僅占0.25％，本科層次僅占5，6％，非專業現象相當普遍”。強調法官的專業素質固然不錯，但用4年前的統計數據給社會公眾造成錯覺，以為法官文化程度目前仍然是4年前的狀況，這在古代兵法中叫偷梁換柱、移花接木或偷桃換李。4年來，成百上千的法院工作人員退休、調動、辭退，成百上千的政法院校畢業生進法院，成百上千的法院干部（包括復轉軍人）在職完成了法律研究生或本科、專科學業，這個事實王文也不說。其實，沒有必要把4年前的數據移到現在，也沒有必要“擔憂”“其后果不堪設想的”。因為前果已經證明：法院的復轉軍人經過長期審判實踐鍛煉和考驗，已逐漸成長和成熟起來，成為法院各級領導和骨干，他們參加合議庭或獨任審判員審判的案件數以十萬、百萬甚至千萬，這個鐵的事實，是百分之百的存在。王文斷言：他們“未經歷練”，“撇開法律素質不談，就品行和經驗而言，我國法官的整體素質也不容樂觀”。但又拿不出可靠的證據或數據來論證，僅僅列舉了姚曉紅和“三管院長”的例子。這正好證明王文的論點：“我們不能因百分之一的存在而否定百分之九十九的存在，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

同時，筆者提供一組最新統計數據，希望對解除王文之“擔憂”有所幫助。這里僅以海南省為例：截止2000年12月，全省法院在編2347人，其中博士3人，占0.13％；碩士、研究生80人，占3.4%；本科662人，占28.2％；專科1027人，占43.8％。大專以上學歷總共1772人，占75.4％。這說明法院法官文化程度總體上比較高。海南如此，全國也不例外，許多省市普遍比海南的情況更好。全省法院復轉軍人總共184人，占法院總人數的7.8％。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達到8帆，其中團營干部達到1岍e.有的原在部隊就有軍事院校和法律院校兩個文憑，或至少有其中一個文憑，或到地方通過自學考試獲法律大專以上文憑。海南法院現有的3名法學博士中就有一名是復轉軍人，研究生中復轉軍人數量不小。許多團營干部成為法院各級領導干部和辦案骨干，他們的法律素養、道德品質和工作能力、辦案水平，從整體上講比其他干部毫不遜色，有的非常優秀或很出色，有的在黨務、政工、紀檢、行政管理等部門工作也都稱職。如海口市新華區法院于1999、2000年連續兩年被最高法院評為“人民滿意的好法院”，該院還是全國全省法院多年的老先進單位，其院長就是轉業干部，而且連選連任。全省最大的基層法院儋州市法院，轄區人員占全省人口的八分之一，在市縣基

層法院中人數最多，案件最多，1999年榮立集體一等功。最近10余年，該院兩任院長都是復轉軍人。這足以證明，復轉軍人綜合素質好，競爭實力強，能夠擔當重任。

事實說明，廣大轉業干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是地方干部的重要來源，是重要的人才資源。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越來越顯示出他們所特有的政治優勢和良好的綜合素質。千萬不能因為個人的偏見給這項工作帶來消極影響。每年安置到政法戰線的軍隊轉業干部約占總人數的9%，其比例較其他行業或部門稍大一些。這是因為軍隊轉業干部在這方面有優勢，有用武之地。從3次軍轉表彰大會的情況看，政法戰線推薦的先進典型占了很大比例。事實上，不是軍隊轉業干部進政法戰線稱不稱職的問題，而是怎樣認識軍轉干部，如何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的問題。歡迎那些反對復轉軍人進法院的人士深入基層法院，實地考察論證，多到一些法院走走，搞點調查研究，多找法官談談，看看復轉軍人的工作和辦案情況，相信這比二手材料準確得多，可靠得多，也相信他們會得出客觀公正的評價和結論。

六、從理論上分析，看復轉軍人進法院、當法官、當院長、庭長是否符合馬克思義認認識論馬克思主義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衡量法官素質高低，不是“三個標準”，而是法院審判工作實踐。50多年來，我國廣大法官在國家法制不健全的條件下，通過他們的實踐，創造了良好的業績，表現了良好的道德素質和業務素質。法官總體素質的高低，也不是由占法官總數百分之十以下的復轉軍人的素質決定的。如果說復轉軍人進法院對法官素質有影響，那也是積極影響大于消極影響，正面影響大于負面影響。到法院的復轉軍人都經過嚴格挑選，許多人本來就是政法院校或其他院校畢業生，許多人取得法官或律師資格，許多人在部隊長期從事安全保衛、法、檢工作，到法院當法官專業對口，輕車熟路。同時法院其他部門既需要又接收了大批復轉軍人。他們的“法律素養”、“品行和經驗”，只要站在客觀公正立場上的人都會得出客觀公正的結論。不經調查研究，不用事實說話，信口開河，隨意認定復轉軍人是法官素質低的主要對象，違背事實和真理，違背馬克思主義認識論。

復轉軍人能不能進法院、當法官，能不能“安排相應的行政領導職務，如院長、庭長等”，能不能獨立辦案，與復轉軍人這個特定的身份沒有必然聯系。身份不是衡量任何人任何事物的尺度。毛澤東和朱德是農民，李先念和李瑞環是木匠，還有一大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是做工、種田出身，如果按照身份安排工作，他們都不會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如果按身份安排就業，則必定天下大亂。說復轉軍人不能進法院，是因為他們犯了唯心主義，預設了錯誤前提，即認定復轉軍人為一介武夫，一無法律知識，二無司法經驗，只有戰死沙場的功夫，絕不能操生殺予奪、裁判是非的審判大權。這是典型的“唯心論”和“身份論”，與“文革”中的“血統論”如出一轍，一樣荒謬。

復轉軍人到法院以后，與法院工作人員在同一環境工作，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選任法官，選任院長、庭長的標準只有一個，只要符合法定條件，便可以競爭上崗，復轉軍人“理所當然”不能例外，不能搞法外有法那一套1至于說“根據其在部隊的級別安排相應的行政領導職務”，確有其事。國家法律法規規定擔任師、團領導職務且任滿最低年限的轉業干部，原則上應安排相應的領導職務，但實踐中多數是降一職安排使用。營以下轉業干部則沒有這樣的規定，實踐中多數也沒有直接安排領導職務，而營以下干部所占比例較大。也就是說復轉軍人轉業后立即安排領導職務的不是多數。至于在法院工作幾年之后的復轉軍人，經過實際工作鍛煉，官復原職或不斷晉升職務，當了法官，當了院長、庭長等，這種情況比較普遍。這正是人民法院正確執行黨的干部路線和政策，正確執行國家法律法規的具體體現。說明法院各級黨組織和廣大法官，不把復轉軍人當外人，當“包袱”，對所有干部一視同仁，讓所有干部公平競爭，不看身份，不唯文憑，能者上，平者讓，庸者下。復轉軍人同樣有上有讓有

下，原地踏步的不少。并不是所有復轉軍人都做了官或當了法官。實際上，在法院工作而沒有做官或沒有做法官的復轉軍人仍然占多數。這說明法院的復轉軍人也是優勝劣汰，并非證明法院復轉軍人在本職崗位上不稱職。按照王文的邏輯，經濟戰線可以說復轉軍人缺乏經濟知識和工作經驗，因此他們不能到經濟部門；科技、文化、教育、衛生戰線可以說復轉軍人缺乏科技、文化、教育、衛生知識和工作經驗，因此他們不能去科技、文化、教育、衛生戰線工作；司法戰線可以說他們缺乏法律知識和工作經驗，因此他們既不能當法官、檢察官又不能當警察……如此算來，還有什么工作可供復轉軍人選擇呢1中國各行各業都沒有復轉軍人的立足之地，難道復轉軍人只有“光榮”的職業可以“勝任愉快”了嗎？

馬克思主義認為，真理的客觀性，是事物整體上和本質上的客觀性，不是事物片面的、零碎的、局部的個別現象。一葉遮目，見木不見林，抓住個別事實而撇開整體和本質，就會喪失客觀性。無知和偏見比謬誤離真理更遠。“政法院校畢業生”與“其他人員”，與“復轉軍人”之間沒有一條鴻溝。法院的復轉軍人中有的本來就是政法院校畢業生，即使原先不是，通過自學考試，在職學習，大部分也是。“考入或調入的其他人員”，大多數是政法院校畢生生，或原本就在政法部門工作，尤其是最近幾年“考入或調入的其他人員”更是如此。盡管法官“來源”的“三部分”人各有長短，但都有一個不可克服的共同弱點：他們進法院時，統統沒有“司法經驗”。過去進來的沒有，現在進來的還是沒有，將來進來的仍然不會有。未經實際工作實踐鍛煉就有“司法經驗”的法官，天下沒有。如此說來，這些人都不能進法院，都不能進司法機關，法院和所有司法機關豈不是都要關門I按王文的邏輯就會得出一個荒謬的結論：“三部分”來源“的人，沒有哪一部分完全符合進法院、當法官的”三個標準“。那么誰能進法院、當法官、獨立辦案呢1法官”來源“在哪里1王文沒說理清楚道明白，既沒有為國家安置復轉軍人指點迷津，也沒有為國家選任法官指出一條新路。”因為這種模模糊糊的搖頭，比例舉十大罪狀更有害于對手，列舉還有條款，含糊的指責，是可以令人揣測到壞到茫無界限的。“

任何事物都是普遍聯系的，只有用全面的系統的發展的觀點去觀察和思考，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某些西方資產階級有時也能全面地系統地觀察和思考問題，而不是孤立地片面地抓住一點，不及其余。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選任，就沒有身份限制。自馬歇爾就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并因此使最高法院的制度重要性和司法權威得以真正確立以來的刪年里，最高法院共產生12位首席大法官，其中有5位首席大法官就任此職前沒有任何司法審判經驗，有3位首席大法官在任職最高法院之前沒有任何司法審判經驗，還有1位首席大法官僅有1年半的州法院的經驗，而著名的馬歇爾大法官也只有3年大致相當于當今中國基層法院派出法庭的司法經歷。如果沒有馬歇爾首席大法官以他出色的政治家的而不是法律家的才能，今天的聯邦最高法院甚至美國憲法都是不可思議的，在法條主義者看來是不可思議的。這就是歷史。法國的矮個子拿破侖對法國對人類最偉大的貢獻便是主持制定了（拿破侖法典）。更不可思議的是，拿破侖是正兒八經的軍兒總之，千千萬萬軍人和復轉軍人創造的法典，建立的審判業績，審判的案件將永垂史冊。這絕不只是百分之一的存在，是任何人絕對否定不了的。“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

這就是歷史。歷史是不依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是不必須且往往是不按某些人定下的規范和邏輯發展前進的。從上述歷史事實、客觀現實、法律法規和法理以及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五個方面的分析中，我們已經十分清楚地知道：復轉軍人進法院，當然是“理所當然”。這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