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當前領導干部法律素質的調查與思考對當前領導干部法律素質的調查與思考

對當前領導干部法律素質的調查與思考對當前領導干部法律素質的調查與思考

領導干部的法律素質就是指領導干部在執行職務過程中的法律精神要素，是領導干部政治素質的重要內容。由于領導干部在我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各個方面都處于“為首”的地位，其法律素質的狀況直接影響著我國的法治建設進程。本文中筆者試圖用實證研究的方法對領導干部的法律

素質狀況進行評價和分析，為干部的法制教育和法律素質的提高盡些微綿之力。為進行本項研究，我們將領導干部的法律素質分解為法律知識、法律評價、法律觀念和依法辦事能力四個方面，圍繞這四個方面設計了包括29個封閉式問題的問卷，隨后對某省的領導干部進行了抽樣調查。本次調查共發出問卷350份，收回251份，收回率71.7.在收回的251份問卷中，地廳級干部34人，縣處級干部59人，科局級干部158人，分別占被調查者的13.5、23.5和63.一、當前領導干部法律素質的狀況及特點

1.普遍認識到學法懂法的重要性，但知識準備不足。知識是素質的基礎。領導干部法律知識的多寡，決定著其有無成熟的法律心理和觀念，對法和法律現象有無正確的看法和評價，同時也是能否依法辦事的重要條件。從調查情況看，當前領導干部已經充分認識到法律知識對于作好領導工作的重要性，有94.8的被調查對象認為，有必要把具備相應的法律素養作為任用干部的基本條件，而且幾乎所有的被調查對象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學習過法律知識。多數被調查對象對有關法律法規內容的掌握還是比較準確的。這說明經過十幾年的普法，干部的法律知識水平得到了明顯的提高。但是，調查中也發現一些不可忽視的問題。

第一，對“三五”普法規劃中要求的領導干部必須學習和掌握的法律法規重視不夠。被調查對象中，除憲法外，系統學習過行政訴訟法、行政處罰法的不足一半，學習過行政復議條例（法）和國家賠償法的甚至不及30（分別為26和20），系統學習過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人民政府組織法的僅有37.調查中發現，有27的領導干部竟沒有學過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這不能不說是一種令人堪憂的現象。

第二，對法律知識的學習不深入，對有些重要問題的理解存在嚴重的偏差。例如，對于地方人大與地方政府的關系這樣一個憲法常識問題，回答的正確率僅有56，除了1.6的人回答不知道外，有17.5的人認為地方各級政府是地方各級黨委的執行機關，25的人認為地方各級政府就是地方各級權力機關。當問及是否學習過行政訴訟法時，有49的人作了肯定的回答，但能正確回答出在行政訴訟中主要應由被告行政機關承擔舉證責任這樣一個重要的證據規則的人，卻僅有15.另外，不少領導干部對“行政執法”的內涵缺乏正確的認識，對檢查、處罰這類限權或剝奪權利的行政行為認為是執法，而對為公民法人登記、發放撫恤金這類賦權的行為則有相當多的人不認為是行政執法。

以上情況表明，領導干部雖然充分認識到法律知識、法律素養在市場經濟建設和民主政治建設中的重要性，但自身的知識準備不足，尤其是憲法、組織法、行政法、行政訴訟法和行政處罰法等有關國家體制、法治原則、領導干部職權的產生、運作、界限和法律責任等方面的知識和素養嚴重缺乏，對憲法和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則和基本問題了解不夠，把握不準。

2.法律意識有所提高，但觀念尚顯落后。法律意識是人們有關法和法律現象的心理、評價、觀念的總和。法律觀念是高層次的法律意識，是人們對于現存的法律規范、法律活動和法律關系等法律現象的概括、抽象和總結。正確的法律觀念的形成會指導人們對法和法律現象作出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評價和采取正確的態度，同時也會改變人們長期以來形成的封建傳統法律心理。

調查顯示，經過多年的普法教育和法制建設的實踐，領導干部的法律心理漸趨成熟，在立法目的、守法的內涵等一些重要問題上，有了較為理性的認識。尤其在“民告官”這個較為敏感的問題上，有了一種平等、平和的訴訟心理。但就高層次的法律意識――法律觀念來講，調查所顯示的情況還不是令人滿意的。例如在權威觀念上，僅有67.3的人認為，在依法治國的前提下應樹立憲法和法律的最高權威，甚至還有8的被調查者選擇“法律的權威不能大于人的權威，尤其不能大于最高領導人的權威”這樣一種人治論的觀點。在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的關系上，只有41.8的人回答是公民權利產生國家權力，而42.6的人回答是國家權力產生公民權利，另有15.6的人回答“不知道”。可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憲法原則，以及“國家公務員手中的權力是人民通過法律授予的”這樣的法治觀念在一些領導干部心目中還相當淡漠。有71.6的被調查對象對“依法治國”的理解還僅僅停留在管理主義的水平，而對依法治國的核心問題是“依法治吏”采取認同態度的僅僅有25.9.3.對實現法治國家寄予厚望，但對法

制建設的現狀評價不高。一個領導干部如何評價我國法治建設的現狀和前景，這關系到他能否建立起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堅定信念，這種信念又反過來影響他的法律觀念和法律行為。因此，領導干部對法律現象的評價，應是其法律素質的重要內容。

調查資料顯示，對我國依法治國的前景和現存法律制度的作用，被調查對象均作了較為肯定的評價，如在回答“

您對我國建設法治國家的前景有何看法？”這一問題時，只有10.4的人選擇了根本實現不了或說不清楚，其余89.6人持謹慎的樂觀態度。在回答“您認為現存的法律制度對國家的穩定和社會發展發揮了什么作用？”這一問題時，選擇否定性評價的僅有4.8，其余95.2的人作出了較為肯定的評價。但同時，調查對象也看到了我國法治建設的艱巨性。在回答上面第一問題時，僅有3.6的人認為我國的法治國家目標會很快實現，而86的人則認為雖然能夠實現，但很艱難。在回答上面第二個問題時，只有48.6的人認為，我國現存的法律制度，對國家穩定和社會發展發揮了很大的積極作用，另有46.6的人認為，雖然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作用不大。作出這樣的評價，主要由于被調查對象對目前的執法現狀不滿。例如，只有21.5的被調查對象認為實踐中一個行政執法案件能夠以法定程序公正解決，另外的近80的可能性不是權壓了法就是錢買了法，而且，有51.8的人認為權力對公正執法的干擾最大。可見，現實生活中尚存在的權大于法、以權壓法和權錢交易現象，不僅褻瀆了憲法和法律的尊嚴，破壞了法制的統一，而且還會對人們的法治觀念和法治信仰的形成產生極為消極影響。

4.對法的公正價值有了深刻認識，但尚需樹立信仰。法的根本價值在于公正，而公正價值的實現又有賴于實施法律的人們對這一價值的認識和信仰。對于領導干部而言，依法辦事，公正執法不僅需要知識、觀念，更需要信仰。信仰不僅是領導干部法律素質中內潛素質①的重要內容，也是領導干部法律知識、意識、觀念表現為外顯素質的橋梁。

從調查統計的情況看，絕大多數被調查對象對社會主義法的公正表示信服和尊重，對法的內在價值有了深刻的認識。如當問到“您遵守法律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時，有83.2的被調查對象選擇了“公正的法律即可以創造一種公平的社會環境，也有利于個人的發展”。在問到“對要求領導干部嚴格依法辦事有什么想法”時，有73.3的被調查者選擇了“我贊成依法辦事，并在工作中堅持依法辦事”。可見，依法辦事作為現代政府（廣義上的）的工作原則，已為大多數領導干部所接受。但是，這一比例比認識到法的公正性的比例卻低了近10個百分點。在問到“您處理違法行為時，您的上司來電話說情，這時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這一問題時，表示能繼續堅持依法辦事的比例進一步降低為66.1.比表示在工作中堅持依法辦事的比率又下降了7.2個百分點。準備迎合領導意圖或為了給領導個面子而辦事時而違心地打點折扣的占到了被調查對象的33.9.這種情況說明，作為執法者的領導干部，如果沒有信仰的支持，一遇到權勢的壓力或與個人利益、地方利益發生矛盾時，其執法的堅定性將大打折扣。同時也說明，目前嚴重存在的以權壓法、地方或部門保護主義等，對法律的公正實施和領導干部法律信仰的建立產生著不可低估的消極影響。

5.提高干部法律素質任重道遠，而基層任務更重。

本次調查顯示，被調查對象中三級干部的法律素質呈現從地廳、縣處到科局逐級下降的特點。例如在法律知識學習的積極性和重視程度方面，系統學習過憲法的比率，地廳級是85，縣處級是90，科局級僅有65；系統學習過民法通則的分別是56、49和36；系統學習過行政訴訟法的分別是68、47和44；系統學習過行政處罰法的分別是59、47和39.正是由于知識的不足，對法律問題的把握也存在著類似差別。例如，在回答“什么機關是憲法規定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時，地廳、縣處、科局三級干部的正確率分別為91、86.4和78.5.在回答行政訴訟的證據規則時，三級干部的正確率分別為23.5、17和12.7.對當前執法現狀的評價，基層干部顯然要悲觀得多。在有關法律的信仰和依法辦事的堅定性方面，干部級別越低，贊成并堅持依法辦事的比例越低；在遇到權勢的壓力時，而準備放棄法律原則迎合領導意圖的比例卻越高，在科局級干部中，這個比率竟高達41.1.看來，基層領導干部不僅法律知識較為欠缺，法律觀念仍顯陳舊，而且，由于其在權力結構中處在較低的地位，在權和法的沖突中，更易于屈從于權勢的壓力。

幾點思考

從上面的調查統計資料可以看出，領導干部的法律素質還遠遠不能適應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時代要求。這種狀況不能不使人對當前的領導干部法律素質問題做更深層的思考。

思考之一：干部法制教育的重點是知識還是觀念。當前，領導干部學習法律知識的熱情是空前的，這一點從上至最高領導機關的法律知識講座，下至基層的學法規劃即可見之一斑。但是，十幾年的普法過后，相當一部分領導干部的法律觀念還停留在計劃經濟時期，存在著許多錯誤認識。這就向我們提出一個問題：干部的法制教育如何定位？即干部法制教育的重點知識還是觀念？筆者認為，知識的學習固然重要，但是通過學習法律知識，領會法治的精義，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法治觀，則是提高干部法律素質的關鍵。大量的現代實證研究表明，想通過法制教育使大多數官員都達到具有很全面的法律知識的程度，幾乎是不可能的，至少在現代國家中都尚無先例。這主要是因為現代社會是建立在發達的分工基礎上的，由于生活節奏加快，管理范圍的拓展，使官員們無暇深入研討汗牛充棟的法律文獻和考察法制的運轉。他們寧愿以交換的方式換取法律方面的咨詢和代理而不愿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從事全面、深入的法律認知。這種事實表明，在干部法制教育中，要想通過短暫的學習使他們全面地獲得系統的法律知識實屬不易。“努力向公眾傳播新的權利義務觀念和法律的基本原理和精神，似乎比向他們灌輸大量的法律條文更容易收到預期效果”。②從不少的普法文件中，我們不難發現有些法制教育機構還沒有樹立明確的法治精神導向意識。如果我們的法制教育、法制宣傳能夠在普及知識的同時，更注重法治精神、法治觀念的培育，并且持之以恒，那么在領導干部法律素質的提高上就會事半功倍。

思考之二：對干部的法制教育是重“管理主義”還是重“控權主義”。現代法治是以法律對權力的限制、約束與規制為其邏輯起點的，沒有對權力的一種制度化的理性約束與駕馭就很難有法治化。因此，法治的核心問題是控權，對干部的法制教育也不應該離開這個核心。在我國，對各級領導干部進行以控權主義為核心的法制教育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幾千年來，我國一直是一個權力支配一切的社會，權大于法是中國典型的傳統政治文化。由此產生法乃治民工具的認識和消極守法觀念，也造就了一大批被動的法律承受者及一小撮濫用法律的特權階層。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雖然我們通過修憲，確立了權力須在憲法和法律控制之下運作的法治原則，但作為一種文化，尚未在人民心中扎根。本這次調查顯示，相當多的領導干部還是在工具意義上看待法的價值和功能。對這樣一種法律觀，有學者稱之為“管理主義法律觀”。③這種觀念的形成當然有傳統法律文化的影響，但是當前干部法制教育中沒有突出“控權”這一建設法治國家的核心問題，也是造成“管理主義法律觀”歷經三五普法而“巋然不動”的重要原因。

思考之三：關于領導干部的法律信仰。這次調查給人留下較深印象的，是領導干部對法治的理性認識與在實踐中堅持法治原則的堅定性之間的落差。我們認為，這在很大程度上與領導干部缺乏對法律的信仰有關。什么叫法律信仰？法律信仰就是人們對現行法所持的一種尊重、信賴并積極認同的態度。法是一種具有國家強制力的行為規范，但僅靠國家強制力是不能實現法所蘊含的全部價值的。況且僅建立在強制力基礎上的法其合理性和公正性也值得懷疑。國家強制力可以懲治不法，但無力塑造一種法治文化。真正能確立法律權威地位并保證法律制度的有效運行的，不在于國家強制力，而在于人們能理解并接受現行法律制度，在于人們對現行法的態度，“法若不被信仰，則形同虛設”④。有些干部在執行職務過程中，由于對法律缺乏應有的信仰，缺乏那種為法律而獻身的精神，就很難頂住來自各方面尤其是上司的壓力和干擾。可見，法律的至上權威，對憲法和法律的信仰還沒有在領導干部心目中真正地樹立起來。當前我國領導干部法律信仰失卻的原因，據筆者調查中的體會有兩個方面：其一，我國缺乏信仰法律的文化傳統。在我國傳統的法律文化中，以仁政為核心的德治等思想是占主導地位的，除一段短暫的秦代以外，法律只占輔助的地位。秦滅亡后，法律的繁苛被歸結為其迅速滅亡的原因。所以在秦以后我國很少出現對法律依賴的思想。建國以后，由于對“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⑤等導師名言的極端崇拜和對舊法統的義憤，造成了長期的法律虛無主義。毛澤東同志甚至說：“法律那個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這一套，……法律只能作為辦事的參考”⑥。在當時領袖對法律的蔑視所帶來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其二，是現行法律運行中的缺陷。一方面，處在由傳統體制向現代化過渡中的憲法和法律缺乏應有的穩定性，法律體系的內在矛盾消融其內在的公正與效率，立法技術的粗糙使法律形同政策，缺乏應有的操作程序使執法者無所適從⑦。信仰本來是對一種穩定的、內在合理性價值的尊重與信服，而我國現行法律體系的現狀，使人們不由不對其神圣性產生懷疑。另一方面，現行法律在實施過程中的不理想狀態，也對人們的法律信仰產生了消極影響。可見，法治文化需要長期的實踐來塑造，這就包括立法的規范化和執法嚴肅化，人們企盼著立法法和監督法的出臺。

思考之四：關于干部法律素質與體制。具備了相應的法律知識和信仰，就一定能在實踐中堅持法治原則嗎？從調查的情況看，尚不盡然。調查結果還顯示，領導干部們面對的問題越具體，其法治原則流失的越多。這種情況在基層，尤其是科局鄉鎮一級更為嚴重。這一級干部年青，其文化素質是比較高的。按一般規律而言，他們的思想中更少人治傳統，而更多法治理念，對實現法治應有更強烈的渴望。但是，在權和法的較量中，他們表現的更易于放棄法治的原則而屈服于權勢的壓力。這是為什么呢？

如前所述，干部的法律素質是一種精神要素，其成長和發育要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對于處在權力網絡中的各級領導干部，其法律素質尤其是堅持法治原則的堅定性，往往被制度的不合理性所扭曲。王人博、程燎原兩位先生指出：“任何法治觀念在一定國家的傳播及其對傳統法觀念的變革，都需要一種適當的制度模式和組織結構的支持”，“法治觀的轉變，必須以法律制度和組織結構的轉換為依托；法律制度和組織結構的支持，是法觀念變革與啟蒙成功的條件。否則，那些具有合理性的新觀念，只能被碰得頭破血流”。⑧當我們透過上面的統計數字，把目光注視在體制層面時就會發現，官員們在權力和法律面前的選擇既是一種誘惑，也是一種無奈。何增科先生曾在大量調查的基礎上分析了我國基層政權體制存在的弊端：第一，上下級政權組織之間“一手烏紗帽，一手高指標”的壓力型體制；第二，人事制度上各級領導干部事實上的任命制；第三，財政體制上的權能脫節；第四，領導機關（黨委）、執行機關（政府）和監督機關（人大、政協、監察、檢察）之間權力和責任配置不平衡，等等。⑨在這樣一種體制中，有些領導干部唯上是從，唯權是崇，地方保護，藐視法律，濫用職權就不足為怪了。尤其當屈從于權力可以獲得更大利益，起碼是避免更大損失的時候，法治信仰、法治原則都會在這種選擇面前低下高貴的頭。看來提高領導干部的法律素質不僅僅是個教育問題，以權力配置為主要內容的政治體制對干部的法律素質發生著舉足輕重的影響。以崇尚權力為導向的政治體制是抑制法治精神張揚，影響干部法律素質提高的主要原因。

近些年來，領導干部的法律素質問題已引起黨中央的高度重視，三個五年普法規劃中對領導干部法律素質提出的要求自不待言，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干部的法制講座更引起了國內外媒體的廣泛關注。但是，我們切不可忽視了以法治為取向的政治體制改革對干部法律素質的引導與塑造。如果說“法制教育要從娃娃開始”⑩的話，那么干部法律素質的現代化最根本的還有依賴于政治體制對法治精神的倡揚。

第二篇：對當前領導干部法律素質的調查與思考對當前領導干部法律素質的調查與思考

對當前領導干部法律素質的調查與思考對當前領導干部法律素質的調查與思考

領導干部的法律素質就是指領導干部在執行職務過程中的法律精神要素，是領導干部政治素質的重要內容。由于領導干部在我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各個方面都處于“為首”的地位，其法律素質的狀況直接影響著我國的法治建設進程。本文中筆者試圖用實證研究的方法對領導干部的法律素質狀況進行評價和分析，為干部的法制教育和法律素質的提高盡些微綿之力。

為進行本項研究，我們將領導干部的法律素質分解為法律知識、法律評價、法律觀念和依法辦事能力四個方面，圍繞這四個方面設計了包括29個封閉式問題的問卷，隨后對某省的領導干部進行了抽樣調查。本次調查共發出問卷350份，收回251份，收回率71.7%.在收回的251份問卷中，地廳級干部34人，縣處級干部59人，科局級干部158人，分別占被調查者的13.5%、23.5%和63%.一、當前領導干部法律素質的狀況及特點

1.普遍認識到學法懂法的重要性，但知識準備不足。知識是素質的基礎。領導干部法律知識的多寡，決定著其有無成熟的法律心理和觀念，對法和法律現象有無正確的看法和評價，同時也是能否依法辦事的重要條件。從調查情況看，當前領導干部已經充分認識到法律知識對于作好領導工作的重要性，有94.8%的被調查對象認為，有必要把具備相應的法律素養作為任用干部的基本條件，而且幾乎所有的被調查對象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學習過法律知識。多數被調查對象對有關法律法規內容的掌握還是比較準確的。這說明經過十幾年的普法，干部的法律知識水平得到了明顯的提高。但是，調查中也發現一些不可忽視的問題。

第一，對“三五”普法規劃中要求的領導干部必須學習和掌握的法律法規重視不夠。被調查對象中，除憲法外，系統學習過行政訴訟法、行政處罰法的不足一半，學習過行政復議條例（法）和國家賠償法的甚至不及30%（分別為26%和20%），系統學習過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人民政府組織法的僅有37%.調查中發現，有27%的領導干部竟沒有學過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這不能不說是一種令人堪憂的現象。

第二，對法律知識的學習不深入，對有些重要問題的理解存在嚴重的偏差。例如，對于地方人大與地方政府的關系這樣一個憲法常識問題，回答的正確率僅有56%，除了1.6%的人回答不知道外，有17.5%的人認為地方各級政府是地方各級黨委的執行機關，25%的人認為地方各級政府就是地方各級權力機關。當問及是否學習過行政訴訟法時，有49%的人作了肯定的回答，但能正確回答出在行政訴訟中主要應由被告行政機關承擔舉證責任這樣一個重要的證據規則的人，卻僅有15%.另外，不少領導干部對“行政執法”的內涵缺乏正確的認識，對檢查、處罰這類限權或剝奪權利的行政行為認為是執法，而對為公民法人登記、發放撫恤金這類賦權的行為則有相當多的人不認為是行政執法。

以上情況表明，領導干部雖然充分認識到法律知識、法律素養在市場經濟建設和民主政治建設中的重要性，但自身的知識準備不足，尤其是憲法、組織法、行政法、行政訴訟法和行政處罰法等有關國家體制、法治原則、領導干部職權的產生、運作、界限和法律責任等方面的知識和素養嚴重缺乏，對憲法和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則和基本問題了解不夠，把握不準。

2.法律意識有所提高，但觀念尚顯落后。法律意識是人們有關法和法律現象的心理、評價、觀念的總和。法律觀念是高層次的法律意識，是人們對于現存的法律規范、法律活動和法律關系等法律現象的概括、抽象和總結。正確的法律觀念的形成會指導人們對法和法律現象作出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評價和采取正確的態度，同時也會改變人們長期以來形成的封建傳統法律心理。

調查顯示，經過多年的普法教育和法制建設的實踐，領導干部的法律心理漸趨成熟，在立法目的、守法的內涵等一些重要問題上，有了較為理性的認識。尤其在“民告官”這個較為敏感的問題上，有了一種平等、平和的訴訟心理。但就高層次的法律意識――法律觀念來講，調查所顯示的情況還不是令人滿意的。例如在權威觀念上，僅有67.3%的人認為，在依法治國的前提下應樹立憲法和法律的最高權威，甚至還有8%的被調查者選擇“法律的權威不能大于人的權威，尤其不能大于最高領導人的權威”這樣一種人治論的觀點。在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的關系上，只有41.8%的人回答是公民權利產生國家權力，而42.6%的人回答是國家權力產生公民權利，另有15.6%的人回答“不知道”。可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憲法原則，以及“國家公務員手中的權力是人民通過法律授予的”這樣的法治觀念在一些領導干部心目中還相當淡漠。有71.6%的被調查對象對“依法治國”的理解還僅僅停留在管理主義的水平，而對依法治國的核心問題是“依法治吏”采取認同態度的僅僅有25.9%.3.對實現法治國家寄予厚望，但對法制建設的現狀評價不高。一個領導干部如何評價我國法治建設的現狀和前景，這關系到他能否建立起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堅定信念，這種信念又反過來影響他的法律觀念和法律行為。因此，領導干部對法律現象的評價，應是其法律素質的重要內容。

調查資料顯示，對我國依法治國的前景和現存法律制度的作用，被調查對象均作了較為肯定的評價，如在回答“您

注重法治精神、法治觀念的培育，并且持之以恒，那么在領導干部法律素質的提高上就會事半功倍。

思考之二：對干部的法制教育是重“管理主義”還是重“控權主義”。現代法治是以法律對權力的限制、約束與規制為其邏輯起點的，沒有對權力的一種制度化的理性約束與駕馭就很難有法治化。因此，法治的核心問題是控權，對干部的法制教育也不應該離開這個核心。在我國，對各級領導干部進行以控權主義為核心的法制教育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幾千年來，我國一直是一個權力支配一切的社會，權大于法是中國典型的傳統政治文化。由此產生法乃治民工具的認識和消極守法觀念，也造就了一大批被動的法律承受者及一小撮濫用法律的特權階層。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雖然我們通過修憲，確立了權力須在憲法和法律控制之下運作的法治原則，但作為一種文化，尚未在人民心中扎根。本這次調查顯示，相當多的領導干部還是在工具意義上看待法的價值和功能。對這樣一種法律觀，有學者稱之為“管理主義法律觀”。③這種觀念的形成當然有傳統法律文化的影響，但是當前干部法制教育中沒有突出“控權”這一建設法治國家的核心問題，也是造成“管理主義法律觀”歷經三五普法而“巋然不動”的重要原因。

思考之三：關于領導干部的法律信仰。這次調查給人留下較深印象的，是領導干部對法治的理性認識與在實踐中堅持法治原則的堅定性之間的落差。我們認為，這在很大程度上與領導干部缺乏對法律的信仰有關。什么叫法律信仰？法律信仰就是人們對現行法所持的一種尊重、信賴并積極認同的態度。法是一種具有國家強制力的行為規范，但僅靠國家強制力是不能實現法所蘊含的全部價值的。況且僅建立在強制力基礎上的法其合理性和公正性也值得懷疑。國家強制力可以懲治不法，但無力塑造一種法治文化。真正能確立法律權威地位并保證法律制度的有效運行的，不在于國家強制力，而在于人們能理解并接受現行法律制度，在于人們對現行法的態度，“法若不被信仰，則形同虛設”④。有些干部在執行職務過程中，由于對法律缺乏應有的信仰，缺乏那種為法律而獻身的精神，就很難頂住來自各方面尤其是上司的壓力和干擾。可見，法律的至上權威，對憲法和法律的信仰還沒有在領導干部心目中真正地樹立起來。當前我國領導干部法律信仰失卻的原因，據筆者調查中的體會有兩個方面：其一，我國缺乏信仰法律的文化傳統。在我國傳統的法律文化中，以仁政為核心的德治等思想是占主導地位的，除一段短暫的秦代以外，法律只占輔助的地位。秦滅亡后，法律的繁苛被歸結為其迅速滅亡的原因。所以在秦以后我國很少出現對法律依賴的思想。建國以后，由于對“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⑤等導師名言的極端崇拜和對舊法統的義憤，造成了長期的法律虛無主義。毛澤東同志甚至說：“法律那個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這一套，……法律只能作為辦事的參考”⑥。在當時領袖對法律的蔑視所帶來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其二，是現行法律運行中的缺陷。一方面，處在由傳統體制向現代化過渡中的憲法和法律缺乏應有的穩定性，法律體系的內在矛盾消融其內在的公正與效率，立法技術的粗糙使法律形同政策，缺乏應有的操作程序使執法者無所適從⑦。信仰本來是對一種穩定的、內在合理性價值的尊重與信服，而我國現行法律體系的現狀，使人們不由不對其神圣性產生懷疑。另一方面，現行法律在實施過程中的不理想狀態，也對人們的法律信仰產生了消極影響。可見，法治文化需要長期的實踐來塑造，這就包括立法的規范化和執法嚴肅化，人們企盼著立法法和監督法的出臺。

思考之四：關于干部法律素質與體制。具備了相應的法律知識和信仰，就一定能在實踐中堅持法治原則嗎？從調查的情況看，尚不盡然。調查結果還顯示，領導干部們面對的問題越具體，其法治原則流失的越多。這種情況在基層，尤其是科局鄉鎮一級更為嚴重。這一級干部年青，其文化素質是比較高的。按一般規律而言，他們的思想中更少人治傳統，而更多法治理念，對實現法治應有更強烈的渴望。但是，在權和法的較量中，他們表現的更易于放棄法治的原則而屈服于權勢的壓力。這是為什么呢？

如前所述，干部的法律素質是一種精神要素，其成長和發育要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對于處在權力網絡中的各級領導干部，其法律素質尤其是堅持法治原則的堅定性，往往被制度的不合理性所扭曲。王人博、程燎原兩位先生指出：“任何法治觀念在一定國家的傳播及其對傳統法觀念的變革，都需要一種適當的制度模式和組織結構的支持”，“法治觀的轉變，必須以法律制度和組織結構的轉換為依托；法律制度和組織結構的支持，是法觀念變革與啟蒙成功的條件。否則，那些具有合理性的新觀念，只能被碰得頭破血流”。⑧當我們透過上面的統計數字，把目光注視在體制層面時就會發現，官員們在權力和法律面前的選擇既是一種誘惑，也是一種無奈。何增科先生曾在大量調查的基礎上分析了我國基層政權體制存在的弊端：第一，上下級政權組織之間“一手烏紗帽，一手高指標”的壓力型體制；第二，人事制度上各級領導干部事實上的任命制；第三，財政體制上的權能脫節；第四，領導機關（黨委）、執行機關（政府）和監督機關（人大、政協、監察、檢察）之間權力和責任配置不平衡，等等。⑨在這樣一種體制中，有些領導干部唯上是從，唯權是崇，地方保護，藐視法律，濫用職權就不足為怪了。尤其當屈從于權力可以獲得更大利益，起碼是避免更大損失的時候，法治信仰、法治原則都會在這種選擇面前低下高貴的頭。看來提高領導干部的法律素質不僅僅是個教育問題，以權力配置為主要內容的政治體制對干部的法律素質發生著舉足輕重的影響。以崇尚權力為導向的政治體制是抑制法治精神張揚，影響干部法律素質提高的主要原因。

近些年來，領導干部的法律素質問題已引起黨中央的高度重視，三個五年普法規劃中對領導干部法律素質提出的要求自不待言，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干部的法制講座更引起了國內外媒體的廣泛關注。但是，我們切不可忽視了以法治為取向

第三篇：一次關于領導干部法律素質的調查

一、意識到法律對于自身工作的重要性，對法律知識有強烈的需求和渴望

二、基本認同普法對提高法律意識的意義

三、應加強法律知識的系統培訓與學習，并將法律培訓經常化、制度化

被調查者普遍認為，法律變化快，專業性強，數量多，單純依靠自學還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因此，經常的、系統的培訓和學習非常重要。調查結果顯示，有相當一部分領導干部的法律知識來自于系統的學習和培訓。有91.3%的人認為在行政學院或黨校培訓課程中設置法學專題有必要或很有必要。并有近一半（48.7%）的人希望法學課程內容占到全部培訓內容的1/3以上。

四、領導干部普遍認為：法的生命在于法律被人們信賴，這既是法本身的要求也是提高政府官員法律意識重要途徑 通過調查，我們發現領導干部在學法的問題上還存在一些問題：

一是領導干部學法的主動性不強，功利性明顯，重實用輕理論，重法條輕法理。二是盡管普法教育對提高法律意識有意義，但大多數領導干部認為這些年來普法的效果不十分理想。三是盡管領導干部對法律學習的積極性很高，但與上級指示和政策的學習相比，法律學習仍處于次要地位。通過調查，我們發現，領導干部的法律意識有了加強和提高，法律正日益成為領導干部判斷是非、行使權力、實施管理的重要價值標準和行為規范。但另一方面，調查結果也顯示出我國政府官員法律意識的現狀不容樂觀，對領導干部法律意識的培養途徑和方式上也存在一些問題。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作出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要提高領導班子干部依法執政，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能力。要實現這樣一個目標和任務，首先就必須實現領導干部從人治觀念向法治觀念的轉變，全面提升領導干部的法律素質，提高依法辦事的能力和水平。唯有如此，我國的法治方略才能得到實施，我們的民主才能真正得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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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對當前降成本的調查與思考

破解新困擾 亟需新方法——對當前降成本的調查與思考(5)省政府督查組上月對企業成本相關調研表明，各地政策落地落實總體較好，但也存在服務意識缺失、部分壟斷性質的經營性收費過高等問題。

督查組認為，破解此類問題，政府部門要認清職責定位，遵循市場需求，改進工作方法。

辦事收費減少，但流程更復雜，時間成本更高

督查組在恩施州調查時，有涉農企業反映，過去實行收費時，產品送檢一般5個工作日、最快兩三天都可拿到結果，但現在最多要等兩三個月。這家企業總經理說，今年9月，他們急著要參加農博會，產品需質檢部門出具檢驗證書。但產品送去后，直到農博會結束，也沒等到送檢結果。

宜昌有家大型化工公司，氨罐需定時檢驗，一個氨罐收費需十幾萬元。過去只要報呈，檢驗單位很快會派人到企業服務。這家公司總經理說，現在國家按規定免除費用，看上去企業大大減輕了負擔。但現實情況是，有時報呈幾個月甚至半年，也沒有人上門。到檢驗單位催問，對方說忙，派不出人手。由于檢驗單位在武漢，企業沒辦法，只得在檢驗單位安插“眼線”，等到檢驗單位“不忙”時，派人到武漢守候、約請。

對此，檢測機構也有自己的說法：取消收費后，經費不夠，不可能聘請更多人來檢測。

還有藥品企業說，雖然沒有收費，但藥品檢測周期特別長，企業耗不起。咸寧東鉑置業公也認為，現在辦事收費減少，但流程更復雜，時間成本更高，辦事干部怕擔責的情況比較普遍。

一臺20多萬元的鍋爐，報裝費是鍋爐價格的兩倍多

部分壟斷性質的經營性收費過高，也困擾著企業發展。利川奧龍醫藥公司總經理封仁方反映，為響應政府號召，公司在今年國慶節拆除了燒煤鍋爐，但在裝煤氣時，卻遭遇高昂的報裝費，一臺20多萬元的鍋爐，報裝費是鍋爐價格的兩倍多。縣政府幾次協調，煤氣公司也不買賬。

企業用電用能成本方面，各地同步下調了一般工商業用電和大工業直供電價，但政策執行上的差異，造成用電成本高低不均。宜昌恒安藥業表示，用電大戶與電力部門直接交易，電價大幅下降，年均節約費用在200萬元以上。夷陵娃哈哈、恩施長源軸承則表示電力價格過高。

恩施長源軸承反映，電力部門推行電費預繳制，無形中占用了企業資金，推高了用電成本；宜都興發化工同一廠區存在民用、工業、商業三種不同電價。

一些企業認為，電力初裝費過高，也增加了企業轉型升級、提產擴能的成本。

行業取消“五大員”后的兩難

還有一種現象，政策不配套，監管部門和企業各有難處，有些問題現階段還不能處理，導致企業成本增加。

恩施廣盛集團公司反映，建筑項目涉及的“五大員”（造價員、施工員、質檢員、安全員、材料員），以前有監管部門負責培訓、考試、發證，現在依據簡政放權政策，政府主管部門取消了建筑施工行業的相關行政事業性收費，也取消了頒發“五大員證”。

但作為施工企業來說，沒有相關證件，“五大員”無法上崗，建筑監管部門因此叫停在建項目，工程無法按期完成，導致企業成本大幅增加。

對此，建筑監管部門表示,他們也有自己的難處。省住建廳有關負責人說，譬如建筑企業的施工電梯管理人員，如果不培訓，發生事故，誰能擔責？誰又能擔得了責？

省住建廳表示，目前在停發“五大員”證的情況下，他們正在推動崗位培訓工作，辦法是：不發上崗證和資格證，但發培訓證。

建議：認清職責定位，改進工作方法

督查組就此指出，降低企業成本，各級政府部門責無旁貸。不能因為在簡政放權中，有些程序取消了，也不讓收費，就失去了工作動力，要認清政府部門職責定位，轉變工作作風，增強為企業服務的意識。

相關企業則希望，從現實出發，對像氨罐這些檢驗中花費確實較高的特種行業檢測，可考慮適當收費，同時放開壟斷經營，允許社會參與，這樣既可形成競爭，亦有利于企業選擇檢測單位。

對建筑行業“五大員”的培訓，也可以引進市場機制。教材、課程內容由建筑施工主管部門制定，社會或者職業組織按市場需求參與其中，并逐步自我完善。

督查組認為，當前仍須加大涉企收費事項清理規范的工作力度，繼續做好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及標準的清理，依照國家和省出臺取消收費項目政策，及時更新收費清單；凡是沒有法律依據的收費項目一律取消，確保涉企收費項目只減不增。繼續重點檢查涉企收費減免、取消、暫停政策落實情況；對企業反映強烈的中介亂收費特別是“紅頂中介”違規收費，應及時查處，對重大亂收費問題公開曝光。（張歐亞）

降低人工成本，盼制度設計更給力

——對當前降成本的調查與思考

（四）招工難、社保繳費壓力大、技術人才缺乏??上月中旬，省政府降成本督查組的調研表明，進一步降低人工成本，成為企業的普遍訴求。

社保繳費持續增長，企業壓力頗大

“當前國家降低了社保費率，但由于社會平均工資水平不斷提高，社保繳費基數也隨之不斷增大，企業社保繳費數額不降反增。”東風鐘祥汽車彈簧有限公司總經理萬應和向督查組坦言。

按照國家統一部署，我省自今年5月1日起，將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由20%降低至19%，對失業保險由2%降低至1%。但今年7月起，我省與全國其他省份同步提高養老和失業保險繳費基數（約為10%），這讓包括東風鐘祥汽車彈簧有限公司在內的一批企業感到“政策獲得感”不強。

武漢一餐飲企業負責人以養老保險算了筆賬：去年繳費基數下限為3031.2元，費率20%，企業每月為每位員工繳費606.2元，職工個人按8%的比例繳費242.5元；今年企業繳費費率下調至19%，但繳費基數下限提高到3286元，企業繳費624.3元，員工繳費262.8元，都比去年增加了。

督查組在武漢、黃石、宜昌、荊州、荊門等地調研結果顯示，人工成本已成為企業經營的壓力，持續增長的社保繳費負擔是重要原因。鐘祥新宇機電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直言：“公司三年來社保繳費支出累計上漲了40%。”

企業普遍希望，政府及相關部門制度設計上，讓人工成本的上升能與企業承受能力相適應。

從廣東遷回家鄉的宜昌永鑫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建議，我省應適度下調社保繳費基數，確定更合理基數水平。“以廣東省為例，該省對社保繳費基數設立上下限，實行最低工資為繳費基數。”

人才需求難滿足，縣域企業求賢若渴

“有技術、有經驗的熟練工很難留，他們有機會就會往沿海或國外跑。”湖北荊工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車玉貴坦言，企業培養一個燒窯的窯工至少需要2年，可這些學到手藝的員工最容易流失。

該公司是一家有30余年歷史的水泥骨干企業，有工人百余名，但流動性很大，這讓車玉貴很頭疼。一旦缺工，公司就得緊急招人，就要委托人力中介公司或勞務派遣公司，每年僅付給中介機構的招聘費用，就達數十萬元。

即便如此，縣域企業還是很難招到理想員工。“荊門地區營銷、策劃人才少，專業技術人才更少。”湖北厚東印刷包裝有限責任公司一位負責人表示，近幾年，公司訂單很滿，經營勢頭很好，但人才梯隊建設乏力，本科生都不好招，公司發展很難提檔升級。

高端人才更是缺乏。位于荊門東寶區的湖北天瓷電子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高端電子材料研發生產企業，總經理何大強說，公司引進科研人員至少需要在稀有非金屬領域有10年從業經驗，這樣的人才荊門吸引不來。

我省各地縣域高新技術企業普遍反映，招聘專業技術人才困難重重，與高校、科研院所對接效果差，嚴重影響企業競爭力。

企業家們向督查組建議，要解決勞動密集型企業的普工缺口，以及高新技術企業的技術人才瓶頸，政府部門要進一步加強校企人才對接，“量體裁衣、按需施訓”，積極鼓勵城鎮登記失業、就業困難人員和農民工參加培訓，并落實一次性補助、工資待遇、住房、醫療、子女上學、職稱等一系列政策，使人才“引得來、留得住”。

用機器替代人，提升智能制造水平

“現在，智能制造水平，已成為考量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指標。”湖北寶源木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王少平介紹，該公司近3年大幅提高木料切割、運輸和板材加工設備的自動化水平，有效解決了招工難問題。

王少平說，“寶源”作為中國馳名商標，對板材的質量和環保性能控制很嚴。公司若沒有全自動化設備做支撐，現有的1300名工人根本無法滿足生產需要，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也會大打折扣。

用機器替代人，提升智能制造水平，勁牌有限公司已走在前列。目前，該公司已在自動化生產線上部署了約1.2萬個智能傳感器、102臺套智能機器人，讓機器、設備、物料、傳感器、工作人員和數據中心實時互聯，實現“按做藥的標準生產保健酒”。

本土工業機器人和智能制造領軍企業——武漢奮進智能機器有限公司呼吁：機器人行業技術高、難度大、投入大，國外機器人產業已經歷半個世紀的發展，技術優勢明顯，我國機器人產業要趕超，離不開政府支持。在這方面，江蘇、浙江、上海、廣東、安徽、重慶等省市走在前列，對機器人企業支持力度空前。相比而言，湖北省及武漢市的機器人產業政策遲遲沒有出臺或落地，影響了我省制造業轉型升級。（劉天縱）

降物流成本需提升效率——對當前降成本的調查與思考（3）

“稅費總體在減，但物流成本不降反增。”

上月中旬，記者隨省政府降成本督查組調查時，諸多企業反映，“9·21貨車治超治限”新規實施以來，本就居高不下的物流成本普增一到三成，企業不堪重負。

倚重道路運輸

“治超新規”推高物流成本

為保障高速公路運輸安全，國家相關部委發布《關于進一步做好貨車非法改裝和超限超載治理工作的意見》，從今年9月21日起執行。

對超限超載車輛，嚴格實施“一超四罰”：公安交警和公路路政除依法責令卸載并處罰外，還將對1年內違法超限運輸超過3次的貨運車輛和駕駛人、1年內違法超限車輛超過本單位貨運車輛總數10%的運輸企業和貨運場所經營者實施處罰。“這對物流企業來說，是個‘大地震’。”長期經營武漢到宜昌、襄陽、荊州干線物流運輸的武漢華亨物流有限公司總經理王磊透露，此前大量物流企業靠超限超載等方式壓縮成本，低價競爭；新規實施后，物流企業普遍選擇降低運能，提高運價，規范運營。

公路運輸量目前約占我省總物流業的77%。物流成本壓力，最終傳導到企業尤其是生產型企業。

荊門正源光華管業有限公司總經理田華介紹，新規實施后，物流成本占比從8%增至10%，而企業年純利潤僅為1.5%左右，僅此一項就讓企業入不敷出。

仙桃慧獅塑業此前自有運輸車一次可運34噸，現最多只能裝28噸；企業全年進出物流量至少在5萬噸，由此增加的物流成本不小。

咸寧匯寧物業公司測算，平均成本上漲了25%；鄂州華電工程設備公司等企業則反映，物流費用平均上漲了30%以上。

對于更為特殊的車輛運輸車行業來說，由于禁止雙排車上路，“雙改單”意味著運能降低、運價更高，從業人員也將倍增，對車企是個不小的壓力。

轉運環節多

銜接成本居高不下

對比公路運輸，水運和鐵運成本相對較低，分別便宜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一。

然而，我省沿長江主要港口雖有17個，但與鐵路接軌的港口僅有6個。“銜接不暢，大量貨物抵達后常需多次轉運，物流成本并未實質性降低，有時還成倍增加。”省交通運輸廳物流發展局局長陶維號介紹。

公鐵對接存在現實性障礙。天門多個企業表示，該市境內有兩條鐵路、兩條高速，但均距市區尤其是工業園區較遠，物流成本高出周邊縣市0.1元/公里。

潛江金華潤化肥有限公司負責人告訴記者，企業用煤全部來自山西晉煤集團。通常運抵襄陽后，如漢江水位有保證，則可全水運送達，成本約160元/噸；若水位無保證，則只能火車運到荊門，再通過汽車轉運，總成本升至210元/噸。“別小看這50元的差價，按每年100萬噸的消耗量來算，成本相差5000萬元。”該負責人說。

航空運輸也存在不匹配現象。健鼎（湖北）電子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陳志忠透露，天河機場寬體機型較少，該公司所用的產品托盤不能直接上飛機，需先拆托上機，再在目的地打包托運，致使報廢率提高，僅國內深圳線客戶年破損率就高達7.3%。

由于限行政策等規定，轉運、卸載等停靠作業行為常招致交通罰款；部分地區對“黃標車”整治，采取提前報廢“一刀切”做法，也客觀上加大了企業負擔。

降物流成本

提升效率是王道

如何為企業減負？各地想了不少辦法，如全面停止貨物港務費、船舶登記費等行政事業性收費；大力推廣ETC；降低高速公路收費標準；推進陸港聯運，加強“大通關”服務體系建設等。

更多的努力還需來自頂層設計。“物流成本暫時性上漲是必然的，陣痛在所難免。”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武漢分院交通所所長胡潤洲認為，新規實施，有利于倒逼物流行業向規范化和標準化轉型。

在胡潤洲看來，充分的市場競爭，高效的物流效率，才是降低成本的根本。目前，我省物流配送系統依然存在“小、散、亂”等問題，各地物流園區雖然都利用互聯網平臺，建立了“貨找車、車找貨”APP軟件，但數據沒有打通，大量貨車依然存在“放空”現象。建議相關政府部門牽頭，做好信息平臺整合工作。

湖北經濟學院教授、湖北物流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陶君成認為，我省要下大力氣推進公鐵水空等基礎設施“最后一公里”建設。

這一呼聲在近日發布的《湖北省現代物流業發展“十三五”規劃》得到回應。根據規劃，我省將依托“兩圈（武漢城市圈物流圈、鄂西物流圈）兩帶（長江物流帶、漢江物流帶）”，積極發展農產品物流、物流園區、沿江物流、多式聯運、物流信息化等十大工程。

“到2020年，基本建成“物流圈（帶）—物流節點城市—物流園區—專業化物流中心”的現代物流網絡體系，力爭全省社會物流總費用占GDP的比率優于全國平均水平，企業物流總成本相應縮減。”省現代物流聯席會議辦公室主任、省發改委財貿處處長岑建德透露。(郭習松)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仍有空間——對當前降成本的調查與思考（2）

湖北日報訊 記者 張進

制度性交易成本，主要是指企業因遵循政府制定的各種制度、規章、政策而需要付出的成本。

為降低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改善營商環境，近年來,全省各級政府不斷轉變職能、簡政放權，大幅減少行政審批事項，取消了大量檢驗、檢測、認證以及各類收費項目。日前，記者隨省政府降成本督查組前往各市州走訪企業、開展調查。企業普遍反映：多次簡政放權后，制度性交易成本明顯下降，但流程多、手續繁、辦事難等問題依然存在。

一站式服務不到位辦事還得來回跑

“為了辦證，腿都快跑斷了！”說到辦房產證，鄂州、咸寧、黃岡等地多家企業負責人叫苦不迭。“辦房產證涉及國土、規劃、質監、環保、消防、抗震、人防、檔案、房地產管理等10多個部門，個個都要審批，手續太繁瑣。”鄂信鉆石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介紹，為了給新建的廠房辦房產證，公司安排專人，跑了快1年，相關申報資料堆起來有1米多高，至今仍沒辦結。

近年來，各地紛紛興建行政服務大廳，窗口集中受理服務，后臺內部審批項目，目的在于提供一站式服務，讓企業辦事少跑路更便捷。但多家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一些服務大廳只能領表格，真正辦事還要跑這個局、那個局，有的一個局還得跑幾個科室。”

派駐窗口單位“只掛號、不看病”，窗口淪為“收發室”，辦事還得來回跑。調查表明，由于部門之間、部門內部協調不暢，項目難集中、授權難到位、業務難協調、資源難整合，加上不同業務單位信息數據不共享，許多事項無法在網上辦結，網上審批的能力跟浙江、上海等沿海發達地區差距較大。

鄂州上大模具公司稱，同樣辦土地使用證，在上海辦理只需10天，在當地辦完卻花了約8個月，企業付出的時間、人力成本大增。

主動服務意識不強不愿擔責現象增多

“由于宣傳培訓力度不夠，一些優惠政策企業沒有完全用好用足。”武漢港務集團有限公司稱，國家和省里降成本優惠政策出臺后，雖然在政府或部門網上公開，但有關部門主動宣傳培訓不夠，有的企業對可以享受哪些優惠政策不了解，有的了解不深、不懂如何操作，讓一些好政策“看得見、夠不著”，落不了地。

鄂州波爾亞太公司有關負責人介紹，在杭州，稅務、人社等部門會根據企業繳稅、繳納社保情況，判斷企業是否能夠享受優惠政策，并主動通知企業去辦理手續或直接將補助、返還打到企業賬戶上。相比之下，我省地方相關部門仍必須企業自行申請，主動服務意識不強、辦法不多。“現在門好進、臉好看、話好聽，但事更難辦。”潛江、天門、仙桃等地一些企業反映，在全面從嚴治黨的大背景下，部門作風好轉了，辦事規矩了，收費減少了。但同時，由于不敢擔當、不愿擔責，一些政府部門人為增加辦事流程和前置條件，或層層請示畫圈，慢作為、不作為等“懶政”“怠政”現象仍有發生。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政府還須進一步“自我革命” 如何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眾多企業負責人表達期盼—— 政府還要進一步“自我革命”，不僅要把權往下放，更要減權、削權，進一步減少不必要的審批，把更多的審批變為備案。同時，強化事中和事后監管，防止“以批代管、以罰代管”。

政商關系既要“清”也要“親”，要增強主動服務的意識和能力，將建設服務型政府、服務型機關落到實處。

加快推進政府部門間的信息共享，利用“互聯網+政務服務”等新手段，構建全省統一的政務服務平臺，真正讓“信息多跑路，群眾少跑腿”。

可喜的是，我省一些地方和部門主動作為、先行先試，已經創造了一些好經驗、好做法： 襄陽市組建市行政審批局，將20多個市直部門承擔的145項審批職能完全剝離、整體移交，用“行政審批專用章”取代分散在各個部門的公章，杜絕了證明“圍城”、公章“旅行”、審批“長征”現象。

宜昌市在全省率先開展電子營業執照試點，實現了零紙張、零見面、零費用，創業者最快一個小時、最慢3個工作日之內，就可領到電子營業執照。

省地稅局開發上線“電子稅務局”APP，納稅人足不出戶，在手機上就可開展稅務事項預辦理、網上申報繳款、個人社保費繳納、涉稅查詢、政策檢索、預約辦稅等業務，方便了群眾。

降融資成本，盼多方合力——對當前降成本的調查與思考(1)湖北日報訊 記者 謝慧敏

“政策出臺了不少，有些也有實質性進展，但總感覺不解渴。”“中小企業利潤薄，貸款成本這么高，實在背不起。”

上月中旬，記者隨省政府降成本督查組前往全省17個市州、數百家企業展開調查。企業普遍反映，當前，銀行貸款門檻高、申請難；較高的融資成本，給企業經營帶來較大的壓力與負擔。

門檻高 申請難 中小企業很無奈

“貸款太難了，審批材料跑了兩個多月，今天才剛剛送到省分行。”

上月9日，面對前來調查的省政府降成本督查組，麻城大帆汽車零部件有限公司負責人寧立崢忍不住訴苦。

原來，今年8月，他向當地銀行申請3000萬元貸款，打算趁著不錯的汽車行情，再上馬一條生產線。本以為，公司今年效益不錯，3個億的總資產，負債不超過4000萬元，貸款應不成問題。未料到，縣、市、省層層審批，資金遲遲無法到位。“貸款批不下來，訂單也不敢接。眼看商機稍縱即逝，只有干著急。”寧立崢滿是無奈。這樣的無奈，多地企業感同身受。隨縣一家企業坦言，過去二三個月就能辦下來的貸款，現在至少需跑上3至5個月，甚至半年以上。遇到燃眉之急，往往只能依靠民間借貸。“民間借貸速度快，但利息高，4分至6分的息，對企業而言，是一筆不小的成本負擔。”

與此同時，貸款門檻也在不斷提升。

老河口一家高速公路投資商告訴記者，銀行對民營企業的貸款條件極為苛刻，不僅要有廠房、住房、土地等不動產作實物抵押，還要求項目貸款中自有資本金占比必須達52%，而國企僅需占比25%至35%。

恩施、黃岡等地一些企業坦言，企業的抵押資產被嚴重低估。以往1000萬的抵押資產，可貸款600萬至700萬元，現在最多只能貸400萬元。

調查中，一些企業還反映，面對經濟下行壓力，銀行普遍加強對信貸風險的管控，緊縮或壓縮貸款規模。個別銀行甚至“壓貸”、“抽貸”，對企業流動資金造成極大影響。

在大冶，有企業被當地農行一次性抽貸，額度高達3000萬元。

在天門、潛江、仙桃等地，農發行要求過去在糧棉收購以外發放的企業貸款，全部予以收回。不少涉農企業反映：面臨資金鏈斷裂風險。

利率上浮 收費重復 實體企業負擔加重

“現在銀行的資金根本用不起！”看著手中的財務報表，棗陽猛之牛農業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直嘆氣。

今年，公司從銀行貸款2100萬元，盡管享受了一定的政策優惠，但實際利率仍高達9.33%，為基準利率的近一倍。“明顯超過一般涉農企業的盈利水平。”

猛之牛的遭遇，并非個案。

浠水納福傳動機械總經理汪麗說，這些年，政府費了很大勁，將貸款基準利率下降至4.35%，并要求縣級銀行上浮20%左右。但現實中，銀行對利率浮動只設下限沒有上限，上浮50%是常態，漲一倍也不罕見。“加上融資擔保費、保證金等，中小企業實際利率基本達15%左右。”

三環集團黃石鍛壓機床有限公司負責人認為，銀行流動資金貸款期限太短，企業稍有不慎，資金鏈就會斷裂。“今年一筆5000萬的貸款，銀行要求10月底必須全部還清，否則來年無法續貸。”

推高融資成本的，還有各種名目的隱形收費、重復收費。浠水天雄科技股份公司幾年前開始從當地農行申請貸款。負責人呂再明告訴記者，銀行每授信一次，就要求企業做一次資產評估。“一份評估，花費就得2萬到3萬元。幾年下來，地還是那塊地，廠房還是那間廠房，報告卻出了好幾本，既費錢又費時間。”

大冶一家企業反映，公司向銀行貸款500萬元，手續本已辦妥，但銀行卻突然提出，先放款300萬元，然后企業向銀行存入200萬元作為抵押，再將最后200萬元尾款放出。

盼多方齊努力 讓融資渠道更通暢

降低融資成本，事關企業切身利益，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各地也采取了不少好辦法。比如，針對初創企業資產輕，無抵押，武漢率先啟動“納稅信用貸”，企業憑借納稅信用即可申請貸款，利率為5.655%，且政府同步給予25%貼息，既減輕了企業財務負擔，也讓銀行收獲更多優質潛在客戶。

再如，針對企業流動性資金短缺，大冶推出“甘霖貸”，將市政府融資平臺資金，以委托貸款方式由指定銀行低息借給優勢中小企業，以解燃眉之急。

但遺憾的是，這些銀政合作的貸款模式，多集中在武漢等經濟發達地區，很多縣域企業只能既羨慕又期盼。

政策盼給力，更盼及時與有效。

鄂州一家水泥企業反映，企業資金緊張期大多在過年前，但當地為企業設立的政策性周轉資金，發放時間多安排在3月之后，有些甚至7月才發放，10月、11月就要歸還。“時間不吻合，周期太短，效果大打折扣。”

破解融資“老大難”，政府要發力，但關鍵還在銀行。

調查中，很多企業表示，宏觀經濟下行，銀行規避風險，“穩”字當頭，是本分所在。但過分的惜貸、抽貸，既加劇了實體企業負擔，也客觀上增加了銀行風險。如何創新金融產品，挖掘培育更多優質客戶，才是可持續發展之道。

一些專家則建議監管部門加大改革力度，鼓勵銀行試點投貸聯動：銀行設立投資公司，對企業進行股權、債券投資，以股權預期的高收益去彌補貸款風險，最大限度調動銀行積極性。

當然，貸款只是融資方式的一種，不可能“包打天下”。省金融辦表示，當前，我省正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鼓勵運作規范、有發展前景的企業通過上市、發債等方式直接融資，以改變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的現狀，從根本上破解融資難。

第五篇：對當前水上治安狀況的調查與思考

我市瀕江臨海，沿江和內河水域總長703.8公里，有14個港口和111個船只停泊點，水上治安管理點多線長，任務繁重。為摸清實情，更好地服務現實斗爭，近期我們組織專人對全市水上治安狀況進行了全面調查，并就當前水上治安管理工作中出現的新情況和新特點作了理性思考。

一、當前我市水上治安基本狀況

（一）涉惡違法犯罪依然存在。水上漁民受地域、氏族等陳舊思想影響，形成了一些幫派。在長江口捕魚的江蘇漁民中就分成灌南幫、響水幫、射陽派等。來自浙江、福建、山東、遼寧等省的漁民中，也有一些大小不等的幫派。他們在捕撈、停泊時，借人多勢眾，欺壓異地船只和船民，去年以來已發生此類事件16起，成為影響沿江沿海地區社會治安的主要因素之一。曾在連興港、五倉港稱霸一時，被公安機關打擊處理的灌南籍惡勢力人員賀四前期又回到連興港拉幫結派，欺行霸市，毆打無辜，社會影響較為惡劣。

（二）尋釁滋事，打架斗毆等案件屢屢發生。無論是沿江沿海還是內河水域，船只之間為爭泊位、搶航道、霸碼頭、占攤位、抬價格、拉銷售等引發的矛盾糾紛較為突出，今年已發生此類糾紛30余起。3月20日，30余條灌南、遼寧等地漁船在三和港為爭搶航道，船員持篙子、鐵棒等互相毆斗，水警大隊接報后迅速出警，及時平息了事件。

（三）私渡現象屢禁不止。去年，水警部門通過宣傳教育和專項整治，先后查處了私渡違法行為人25名，私渡現象得到有效遏止。但今年以來，紅陽、頭興、燈桿等港口又出現私渡現象，私渡船只噸位小，抗風能力差，缺乏救生設施，一旦遇到大風惡浪，極易發生重大傷亡事故。今春以來，因海水倒灌，三和港外側江心沙背泥螺大量繁殖生長，北新等地群眾搭乘無證農用船到江中拾泥螺，雖多次教育制止，但效果不甚明顯。

（四）翻沉船、火災等事故隱患突出。長江沿線的外來捕魚船中，60％以上的船只噸位小、船質破舊、設施落后，部分船員駕駛技術不熟練，缺乏潮汛知識及違章作業，極易發生翻沉船事故。全市水域70％以上的船只沒有消防設施，即使有消防設施的船只，也殘缺不全，或已過時失效。有的運輸船電路老化，機艙積污嚴重，桶裝液化氣使用管理不嚴，火災隱患突出。

（五）偷盜現象時有發生。嚴打整治斗爭以來，全市公安機關及時打擊處理了一大批盜竊犯罪嫌疑人，偷盜家禽家畜案件多發態勢得到有效遏制。但在內河主航道兩側和船只停泊處周邊，群眾飼養的家禽家畜、種植的瓜果蔬菜及養殖的魚蟹被盜現象仍時有發生。此外，外來漁船還在江海水域禁捕期間實施偷捕，破壞海洋漁業資源。原創文章，盡在文秘知音www.tmdps.cn網。

二、當前我市水上治安管理存在的突出問題

一是水上治安管理體制不順。我市的水上治安管理工作涉及交通、水務、漁政、工商、稅務等部門，但在實際工作中各部門缺乏溝通協調，未能形成水上治安管理合力。且有關部門要求公安機關參與配合的多，主動協作配合公安機關的少，正常的水上治安管理工作很難開展。

二是水上警力不足，水警部門經費缺乏，裝備落后。水警大隊2001年11月和治安大隊分開辦公后，現有民警6名，其中大隊部2人，長江水上所4人，大隊領導既要抓隊伍建設，又要抓業務工作，同時還要抓全市水上治安管理的檢查指導，任務繁重。船艇是水警工作的必須裝備，目前水警部門只有1條小艇，再加上警力的嚴重缺乏，長江沿線水上治安管理無法有效開展，水上治安管理防范巡邏無法正常進行，由此帶來工作上的諸多被動。

三是流出地辦證等源頭管理措施不到位。水上船只流動頻繁，船員以船為家，與社會接觸較少，不易管理。且流出地公安機關等部門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弱化了辦證、驗審等日常工作，致使部分船只處于漏管狀態，給流入地水上治安管理帶來一定難度。

三、改進和加強水上治安管理的措施

（一）強化治安聯防協作機制，加強水上治安防控體系建設。一是改變水域管理公安機關唱“獨腳戲”現象。要在黨委政府的領導下，由綜治辦牽頭，把涉及水上管理的交通、海事、水務、漁政及工商、稅務等部門組織起來，各司其職，互相協作，密切配合，形成水上治安綜合治理合力。二是強化水上治安管理工作格局，克服水警部門單打局面。要逐步形成由水警大隊為主負責，鄉鎮派出所分工負責，市局機關各業務部門配合的全市水上治安管理工作格局。尤其是鄉鎮派出所要按照屬地管轄原則，將水上治安管理工作列為治安管理的重要內容，同部署、同布置、同檢查、同考核。兼職民警要認真做好水上治安管理工作，不能兼而不管，似管非管，管而不嚴。三是加強水上治安管理協作區建設。在當地黨委政府的領導下，以鄉鎮、港口為單位，組建由有關部門參與，以派出所分管領導和兼職民警具體負責，周邊村組干部和船民治安積極分子協作的工作組，履行日常水上治安管理職責，進一步完善水上治安防控體系，有效提高公安機關駕馭水上治安能力。四是全面推進水上治安管理規范化建設。水警部門要強化水上基礎工作，堅持船來登記，船走注銷，做好船民船舶證簿牌的登記發證工作，并及時采集、輸入數據資料，逐步實現計算機網絡化管理。

（二）因地制宜開展水上重點整治，不斷改善水上治安環境。堅持嚴打方針，組織區域性、方面性的重點整治，解決突出治安問題。一是加大對水域惡勢力的打擊力度。通過治安信息網絡和社會調查、踏船檢查等途徑全面收集、梳理涉黑涉惡線索，及時發現和快速查處涉水黑惡勢力，摧毀其經濟基礎，深挖“保護傘”。建立健全水上掃黑除惡領導責任制和防范打擊黑惡勢力的長效機制，堅持打早打小，露頭就打，決不讓其滋長蔓延。二是明確偵查破案主攻目標，打現行，破大案，追逃犯。對發生在水上的刑事案件要快偵快破，保持對違法犯罪的高壓態勢，要進一步強化追逃意識，落實追逃責任制。加強經常性的踏船檢查，發現可疑對象和線索，一追到底。三是深入社會調查，切實掌握水上治安動態。要“本著什么問題突出就集中整治什么”的原則，不斷開展針對性專項整治，積極營造良好的水面治安環境。此外，還要組織經常性的水上治安檢查，及時發現和整改不安全隱患，杜絕火災、翻沉船等重大事故的發生，切實保護漁船生產安全和船民生命財產安全。

三、切實做好矛盾的排查調解工作，遏制重大治安事件和民轉刑案件的發生。堅持重在防范的原則，對各種不安定事端和苗頭性、傾向性矛盾及時排查掌握，分級分層次調解。遇有重大不安定事端、打群架等突出治安事件，及時向當地黨委政府報告，采取果斷措施，全力把矛盾解決在萌芽狀態。要善于發現有組織、跨地區的串聯、聚會和群體性上訪鬧事等深層次、預警性信息，采取有效措施，妥善處置，堅決杜絕因工作失當而貽誤戰機，導致矛盾激化，事端擴大。水警部門要建立水上群體性事件應急處置預案，加強模擬實戰演練，全面提高應急處置能力。

四、加強水警隊伍建設，著力提高隊伍整體素質。一是切實改進工作作風。結合人民滿意創建活動，教育民警善于把各自的工作崗位作為聯系群眾，密切警民關系的平臺，把治安管理寓于服務之中，盡力為船民提供各種方便，虛心聽取群眾意見，不斷改進工作作風。二是繼續完善民警分工責任制和監督制約機制。要將全市水上治安管理任務層層分解，細化量化，落到實處。要加強檢查督促，將民警工作實績作為社區警務工作的一項主要任務，與獎懲掛鉤，激勵民警做好轄區內水上治安管理工作。要結合社區警務改革，對沿江沿海14個港口實行分管民警駐港負責制，經常主動深入港口，有案破案，無案防范。在內河水域管理上，除水警大隊每月一次踏船檢查外，屬地派出所分管領導和兼職民警也要半月一次踏船檢查，并拓寬夜間巡邏范圍，主動將此作為必查的重點，以隨時掌握水上治安動態。三是不斷加強水警隊伍教育培訓工作。要組織民警學習WTO、電腦、外語等知識，深入開展崗位練兵，使民警牢固掌握水上警務工作的基本技能，提高實際工作能力。四是堅持從嚴治警，保持隊伍純潔。要教育民警自覺做到恪盡職守，埋頭苦干，愛崗兢業，樂于奉獻，潔身自好，提高嚴格、公正、文明執法的自覺性，塑造水警部門良好的窗口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