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轉型讀后感

讀《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有感

打算讀一本關于法制史的書后，看了推薦書目，最先吸引我的就是這本書的名字。中國是世界著名的法制文明古國，法律的歷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三千年左右，而且輾轉相承，綿延不斷，形成了悠久的、特色鮮明的法律傳統，傲然自立于世界法律歷史之林，我想這本書里一定敘述了迷人、豐富的中國古老的法制文化和在經過戰爭、歲月和外來文化洗禮后，煥發出新的生機的中國轉型后的法制文化。我讀的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張晉藩的第一版次的《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出版時間為2009年。

作者張晉藩，著名法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研究生畢業，曾任國務院第二屆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研究生院院長，1987年被評為國家重點學科法制史學的帶頭人。現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并兼中國法律史學會的專業顧問、中國法文化研究會會長等社會職務。

本書從多角度研究和剖析了中國法律的悠久傳統，極大地豐富了對中華法系的認識，并從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上，闡述了近代法律的轉型，理出了中國法律古今的脈絡。

書中將法律制度與文化和歷史人物的活動與重大事件疊現，探討法律傳統特征，具有強烈的歷史真實感和可讀性。

中國古代法律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既有內在的連續性，又有因時因事而異的可變性和轉化性，這二者并不是矛盾的。相反，沒有可變性的法律傳統是僵死的，不可能形成不同歷史階段的特殊風貌。

但，傳統決不意味著腐朽、保守；民族性也絕不是劣根性。傳統是歷史和文化的積淀，只能更新，不能鏟除，失去傳統就喪失了民族文化的特點，就失去了前進的歷史與文化的基礎。我們需要從固有的法律傳統中，引出滋潤了五千年中國的源頭活水，需要科學的總結和吸收有價值的因素，經驗證明，對傳統的反思越深刻、越徹底，越能準確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從而創造出反映新時代中國特色的中華法系。

從本書的第一部分入手，講的是中國法律的傳統，中國法律思想的歷史與中國法律制度的歷史一樣久遠。書中是縱向的介紹中國古代傳統的法律制度，結合我們現在所學的曾憲義主編的《中國法制史》橫向可將中國傳統法律思想概括為四個發展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先秦的思想形成期。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殷周時期在法律思想方面積累了豐富的可繼承的思想資源。在春秋戰國的社會大變革時代，法律思想得到了充分發展的機遇，出現了儒、墨、道、法等諸子百家爭鳴的思想繁榮景象，中國法律思想的基本范疇，諸如德刑關系、民本、禮治、德治、人治、法治等，都在這一時期確立起來，標志著中國傳統法律思想的形成。

第二個時期是秦漢隋唐的思想發展期。秦漢是封建制進一步確立時期，至隋唐進一步鞏固和發展。政治現實的需要，使得各學派的法律思想對現實社會的作用是不同的，其發展程度也是有區別的。法家法律思想在先秦尤其是在秦朝對社會產生了巨大作用，但秦的迅速滅亡，證明法家法律思想運用的破產，從此走向沉寂。進入漢代以后，出現了“獨尊儒術”的局面，儒家和道家的法律思想得到進一步發展。漢初黃老學派作為道家法律思想在漢代的表現形式，以其“與民休息”“輕徭薄賦”“約法省刑”的主張起到了積極的社會作用。

儒家法律思想在吸收道、法、陰陽各家法律思想的基礎上得到長足發展，直至隋唐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法律思想。

第三個時期是宋明的思想完善期。這一時期，封建制度更加完善，中國傳統法律思想也處于完善時期，其主要標志就是突出兩條思想發展線索，一是與宋明時期的社會特點相適應，出現了以張載、二程、朱熹、王陽明為代表的宋明理學，將新儒家融合儒釋道，建立了更為精深的官方哲學，把儒家的德主刑輔、德治、禮治法律思想理論化、系統化；二是與宋代商

品經濟的發展相適應，出現了王安石、陳亮、葉適為代表的完備的功利法律思想，反對空談性命義理，并針對社會積弊提出了一系列注重功利、崇尚法治、重視法律作用的思想，這也是法律思想完善的重要標志。

最后一個時期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反思期。這一時期，封建的中央集權制進入衰落時期，在明中葉以后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與這種現實相適應，出現了一批首先對時代表現出覺悟意識的進步思想家，如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唐甄等，他們開始對傳統法律思想進行反思，對君主專制和封建制進行了深刻的批判。這種思想是儒學營壘中進步思想家適應時代的發展，針對封建制的積弊而提出的法律主張，不可能超越歷史局限，僅僅是對傳統法律思想的反思而已。這是中國法律思想史發展的必經階段，也是一個值得肯定的階段。

書中提到的一些古代制度，即使到了今天，也依然維持它旺盛的生命力，在建立中國法制社會的進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如第一章的提到的引禮入法，禮法結合。法理曾經學過，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禮即今天的道德。禮的等差性與法的特權性是一致的，禮法互補，以禮為主導，以法為準繩；以禮為內涵，以法為外貌；以禮引民心于隱微，以法彰善惡于明顯；以禮夸張恤民的仁政，以法渲染治世的公平；以禮為法減少推行法律的阻力，以法明禮使禮具有凜人的權威；以禮入法，使法律道德化，法由止惡而兼勸善；以法附禮使道德法律化，出禮而入刑。凡此種種，都說明了禮法互補可以推動國家機器有效地運轉，是中國古代法律最主要的傳統，也是中華法系最鮮明的特征。

再如以法治官，明職課責，在封建專制制度下，君主為了有效地運用權力，控制國家和社會，并將其旨意付諸實施，是必要通過一個權力媒介，這個權力媒介就是官。“官是管理國家的群體和實現國家職能的具有人格的工具。”在我看來，現今社會也應用法律來約束中國的官員，讓他們各盡職責，共同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而努力。

還有就是立法修律，比附判例。中華法系在重視國家制定法，以法典為基本法律淵源上頗與大陸法系相似，而在適用判例斷案，作為制定法的補充，又與英美法系具有某種共同點。但是中華法系是獨樹一幟的，有自己的鮮明的特色，這是由中國古代的國情、社會習俗、文化傳統、民族的心理狀態與思維方式的特殊性所決定的，是在解決中華民族的生存與發展的需要而進行的斗爭中逐步形成的。就制定法與判例的相互補充與結合為用而言，它既是中華法系的特點之一，也是其優點之一。

書的第二部分是中國中國法律的近代轉型，從西方文化的輸入，傳統觀念的轉變和中國法律近代化轉型的開端三個方面深入。

給我影響最大的是第二個方面，傳統觀念的轉變。和以前學過的歷史只是結合來看，變得有趣許多，由固守成法到師夷變法、由維護三綱到批判三綱、由盲目排外到中體西用、由專制神圣到君主立憲，共和、由以人治國到以法治國、由義務本位到權利追求、由司法與行政不分到司法獨立、由以刑為主到主罰并重。

其中最讓我有感觸的是由義務本位到追求權利的改變。權利等差，義務本位是中國傳統的法律制度。中國古代的傳統法律是特權法，是以維護不平等的社會關系為特征的，這是由以等級形式出現的階級制度所決定的。法律一方面是整個社會的調整器，另一方面又是特權者的保障書。現今社會，講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地適用法律，平等地享有權利，平的地履行義務。可見，近代以來，這樣的轉變是適應當今社會發展的。

中國傳統法律思想在近代的轉型，具有以下特點：具有外發性，即促使中國傳統法律思想變遷的重要推動力是西學的輸入；中國傳統法律思想的轉型以強烈的愛國熱情和民族責任感為支撐；中國傳統法律思想的轉型以制度更新為思維取向；中國傳統法律思想的轉型以“中體西用”為思想反應模式。

由于社會的發展是永不停止的，因此法律的現代化也只有階段性而沒有終結，希望能通過更多的書來了解中國法律的過往和未來。

第二篇：《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讀后感

讀《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有感

---荒唐的霸道

張之洞曾經說過：世運之明晦，人才指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學。是時，國運頹危，列強環伺，傳統頻遭質疑，西學新知亟亟而入，中華現代學術的轉型完成于該混沌時期，于切磋琢磨、交鋒碰撞中不斷前行。學術與思想的新變，帶動了社會各領域的全面轉型，為中華復興奠定了堅實基礎。瞿同祖老先生的《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正是懷著這樣一種精神，將漢代至清代二千余年的法律作為整體進行剖析，加以討論與比較，以達到闡釋中國法律的基本精神及其主要特征的目的。除此之外，本書還討論了中國古代法律自漢至清的重大變化，介紹了巫術與宗教，儒家與法家思想，使中國現代學術的成功轉型向前邁了一大步。中國經歷了一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時期，封建等級制度森嚴，“親親尊尊”、“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等儒家理念深入到法律條文中。正如本書

建社會的等級制度以及統治階級對自我權力的肯定和擴張是密不可分的。

中國歷史上就是一個不平等的社會，這種不平等表現在政治、社會、生活等各方面。本書令我印象最深的是關于妻子地位的描述。《說文》中寫到，“妻與己齊者也”，名義上，夫妻的地位是平等的。但是，古人的傳統思想是“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女子始終受男子的意志和權力支配，自生至死可謂都處于“從”的地位。在夫妻之間傷害對方的刑罰制度中，妻子傷害丈夫受到的處罰比傷害常人所應受的處罰更為嚴重。甚至強調了：不論是否有理由，妻皆不能行使自衛，即使在情勢危急之下也不例外。然而夫過失殺妻例得不問，即使夫故意致妻死亡都有“妻命為輕，祖宗嗣續為重”為理由而俱入可矜。由此，我終于明白了為什么當今社會仍有“重男輕女”的觀念而且并不是一時之間便可磨滅的理念，這種思想不是一時興起的，而是已經傳承了上千年，要使整個中國都改變這種觀念，是一場仍將要延續很長時間的持久戰。我認為，所謂的“禮”，把人分為三六九等，固化于社會秩序之中。雖然，這種社會結構可以保證社會秩序的穩定，但是也扼殺了社會應有的活力與創造力。這也是中國落后的原因之一。

關于中國古代階級之間的等級制度也分的非常清楚，儒家關于君子小人及貴賤上下的理論仍為社會的中心思想。管子云：“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材，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由

此可以看出，當時社會生活方式的差異是至關重要的。可以說，衣履器物無一不異，“見其服而知其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人們的社會地位從外表上便可一目了然。這種差異包括了：飲食的的限制，衣飾的材料、顏色，房屋的大小、裝飾、材料，馬匹使用的限制等各方面。甚至還在婚姻方面加以強制規定。婚姻的選擇不僅受到父母的限制，也受階級之間的貧富貴賤的封建思想制約著。士族必須自愛自重，不能與庶族通婚，為了保持家世血統的崇高，避免低門血統混入，階級之間必須內婚，否則家世變不可永久維護了。在關于階級內婚的規定，法律不但立有良賤為婚的專條，對于違犯者加以刑事制裁，更重要的是根本否認這種婚姻的法律效力，而予以撤銷的處分。這些強制性的規定同樣也與儒家關于“貴賤尊卑”的思想掛鉤，可以看出中國封建思想的進一步嚴重化。

除此之外，階級之間的差異甚至出現于法律條文之中。許多時代的法律都規定除了得到皇帝的許可外，司法機構不得擅自逮捕審問貴族及官吏。他們犯罪有“不受拘系刑訊、皇帝批準方可判刑、不佩戴枷鎖、不適用普通的司法程序”等特權。雖然，在封建解體之后，不再容許各個政治單位不同的法律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大一統的同一法典，預示著法典不再屬于貴族而是屬于國家。法律是皇帝統治臣民的工具，主權命令全國所有的臣民，治人者和治于人者，貴族和平民都應遵守這部法典，一切人都在同一司法權以下，任何人不能超越，甚至有“天子犯法與庶民同

罪”的說法。然而，“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觀念根深蒂固，士大夫仍然會有關于刑罰的特權，他們總是設法壟斷法律。處于當時的社會，絕對的平等主義始終不能徹底實行。因此，我們只能說法律在秦、漢之后有進一步的平等，貴族不再能置身法外，卻斷不能說秦、漢以后的法律已由不平等進入絕對的平等，不能武斷地說貴族和平民處于同等法律地位。

中國古代“視父權法律化為常理，夫為妻綱，妻受到丈夫的統治，階級間的差異”等這些方面，與當今民主社會以人為本的理念格格不入。閱讀本書之后，了解了中國古代社會的禮法結合，以及封建社會的強烈階級性。與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社會相比，封建社會的法律特點是強調貴賤不同、良賤不同，在于一個“異”字。而當代法律強調人人平等，在于一個“同”字。兩字之差，卻代表了兩種社會制度的天壤之別。古代法律是統治者意志的體現，是一種荒唐的霸道！

中國古代的不平等，是荒唐到不能再荒唐、霸道到不能再霸道的。社會最基本的單位就是個人，對于古代對個人權利的漠視，當今社會是斷然不可接受的。

第三篇：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讀后感

《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一書主要從家族、婚姻，社會階級、宗教與巫術等幾個方面較為詳盡得描寫了吾國傳統社會的現實形態，在終章則著重于意思形態上的討論從禮與法、徳與刑、以禮入法等方面闡述影響吾國傳統社會意識形成的傳承因素，并不忽視制度后面的概念，真正做到見微知著。法律是社會的產物，是社會制度之一，是社會規范之一。它與風俗習慣有密切的聯系，它與維護現存的制度和道德、倫理等價值觀念，反映了某一時期、某一社會的社會結構法律與社會的關系極為密切。吾國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現在家族主義和階級概念上。二者是儒家意思形態的核心，是吾國社會的基礎，也是吾國法律所注重維護的制度和社會秩序。對于本書在傳統社會現實形態上的考證，此處暫不贅述。且討論傳統的意思形態的演變以及其對現階段吾國法律思想的影響。總所周知，吾國雖然已然邁進了21世紀，吾國現階段的法律制度早已得到長足的發展。主導社會的思想文化也隨著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也逐漸脫離了吾國傳統的藩籬。但這一過程是劇烈的、不自主的同時也是畸形的。再加上現階段社會發展的極度不平衡，在城市地區隨著普法活動的深入或領導的重視或可緩解，但現實生活中仍然發生了那么多危害社會的惡性事件。而同時在吾國廣大農村地區，根本沒有現階段先進法律意識觀念的存在，主導他們生活的還是數千年來的老一套。而在吾國歷史上，凡是涉及法律思想方面問題的爭辯，就難以繞開儒法而家的爭辯。儒家講道德、法家講法律；儒家是德治、而法家是法治。顯而易見的是二者在實現方式上是不同，而其在維護社會秩序的目的上是共通的。若將法分為準則法與技術法，則儒法二家所爭論的實際上集中于技術法層面，在準則法層面上其實是一致的，如《禮記.經解》云：“禮之于正國也，猶衡之于輕重，繩墨之于曲直也，規矩之于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欺以奸詐。”而法家的代表管子曾云：“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夫鉅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不可以求直。”二者俱言繩墨規矩，所謂的繩墨規矩其實就是社會的準則法。要求許多文集上關于“禮”或者“法”的概念其實是沒有區分的，因為二者并無實質上的差異。德與法，同是行為規范，儒家的行為規范是道德，而法家的行為規范又何嘗不是道德。而在技術法層面，二者由于在實現方式上的不可調和而出現了矛盾。儒家的道德規范是“禮”，其方法重在教化，重在對人的心理改造，使人的心良善，其認為這是最為徹底、最積極的方法。教化的價值在于“絕惡與未萌，而起敬與微妙，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是百姓沒有作惡的動機，教化既成，人心可正，永不為惡，如此社會便可長治久安。而法家的目的在于禁奸，對于勸善并無大興趣。法家更愿意以刑來達到法治的目的，或可言實現法家的道德規范。管子云：“行令在于嚴罰”。韓非子云：“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重刑可使人畏怯懾服，不敢以身試法。雖言重刑，但究其最終的目的，實者在于“以刑去刑”之目的。儒家以禮偉維持社會秩序之行為規范，法家以法律為維持社會秩序之行為，儒家以德教為維持禮之力量，法家以法律制裁為推行法律之力量，儒法之對抗由此可見。但至于漢后，由于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革，法儒兩家的融合，漢以后的儒者雖主張德教，卻絕不排斥法律、也不反對以法作為治世的工具，而是把握住立法的機會，以禮的原則和精神，附以法律的制裁，達到“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里”的目的。法家在準則法層面既與儒家思想本無實質差別，在技術法層面上又被儒家的禮所取代。最終導致法家在歷史上的名存實亡。其在技術法層面所強調的一些原則也漸漸消弭于歷史的長河，所遺留的一些價值觀念唯有積極迎合與儒家之謂善的追求才得以茍延殘喘。儒家思想由于得到歷代統治者的青睞而在吾國傳承了數千年，儒生開始成為讀書人的代名詞。吾國法律法律儒家化的車輪開始啟程，加上佛家思想的傳入，從此吾國的法律思想史揭開了法律儒家化、法官儒生化、民眾法律思想鬼神化的序幕。恰如馮友蘭所言：“李斯受荀卿之學，佐成秦治。秦之法治實法治之儒家一派學說之所附系。《中庸》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為儒家理想之制度，漢承秦業，其官制法律亦襲用前朝。遺傳至晉以后，法律與禮經并稱。儒家《周官》之學說悉入法典。夫政治社會一切公私行為莫不與法典相關，而法典為儒家學說的具體實現。故兩千年來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巨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關于學說思想方面，或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傳統吾國在小農經濟為主體的社會形態以及以宗族血緣為聯系的社會聯系使得各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的差異并不突出。在統治者大力推廣儒家法律思想的背景下，儒家法律思想迅速在各地普遍地適用，并深入人心。

第四篇：《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讀后感

讀《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后感

古云：“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鑒，可以明得失。”法律作為一種調整社會生活的行為規范，自古有之，其目的決定了其注定要追隨著社會生活形態的變更而改變。因而，隨著一國歷史的更演，其法律也會隨之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所以，若想研究一國的法律，去讀讀他們的法制史，了解當時社會與法律的適應狀況，對于解決當下法律在施行時所遇到的問題，無疑是大有裨益的。對于我自己而已，選擇瞿同祖先生的這本書，除了加強對中國法制史的了解之外，也看重了本書在引經據典之外的“趣”，本書豐富的例子讓原本有些呆板沉悶的歷史驟然間活躍起來，解決了許多學習法制史時的疑思，竟能讓我手不釋卷，真是一本集知識性與趣味性一體的好書。

本書共六章，每章分三到七節不等，重點闡述了中國古代法律的特點以及封建社會道德禮制觀念對法律制度的影響。中國經歷了一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時期，封建等級制度森嚴，在法律制度上體現的尤為明顯。“親親尊尊”“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等儒家理念深入到法律條文中去。而中國自古以來便不是法治社會，除春秋時期以及秦朝，推崇法治平等以及重刑的法家思想盛極一時，得以在百家之中謀得一席爭鳴之位，自漢代以后，法律便逐漸儒家化。中國古代社會人治化，是與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以及統治階級對自我權力的肯定和擴張是密不可分的。

社會的最基本單位是個人，而個人來自不同的家族。在中國，“家指同居的營共同生活的親屬團體而言，范圍較小，通常只包括兩個或三個世代的人口……一般的情形，家為家，族為族。前者為一經濟單位，為一共同的生活團體，后者則為家的綜合體，為一血緣單位。”而由于中國古代都處于漫長的封建社會當中，封建社會的最大特點便是人與人之間地位的不平等，即使是小到一個小小的家庭之中，也是有統率與服從之分的。而中國的家族是父權家長制的，這就意味著，一個家庭中，父祖擁有絕對的最高權力，包括經濟權、法律權和宗教權。經濟權決定了父權的基礎，在中國古代的社會，婦女子孫是沒有財產的，即使家長去世，也是由新一任家長行使財產的繼承權。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父權統治下的家庭成員因經濟上無法獨立，也很難得以違背父權意志。法律也對于父權給予相當的承認與保護，元明清的法律規定，若是子孫有毆罵不孝的行為，被父母殺死，父母可以免罪，清代的法律給予父母已呈送發遣的權力，只要子孫不服教誨且有觸犯情節便可依例請求。父母在剝奪兒女的生命權時，法律常常會給予寬宥或是免罪處理，子孫的忤逆則有可能導致父母對他們自由權的剝奪。父權對于子女的婚姻也有決定的權力，子女個人意志在婚姻中是忽略不計的。而在宗教權方面，則主要體現于家長的祭祀權，家祠私祭由家長主祭，歲時族祭由族長主祭。在中國，家族觀念很大的來自于對父祖的崇拜，家長的祭祀權具有很濃厚的宗教色彩，更使父權顯得神圣而不可侵犯。正是由于父權的如此不可侵犯，在刑法的規定上，也具有著對子孫更為嚴格的規定。歷代法律對不孝罪的處置都采取加重主義，這便是法律維護父權的體現之一。而親屬相容隱的規定，實則是嚴格制裁了子孫告父母祖父母的行為。中國自古重孝悌之義，因而對于父權的法律化是符合當時社會常理的。

家庭是一個最小的擁有權力階級之分的單位，而家庭的成立源于婚姻的結合。“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后世。”由此可見婚姻是為了宗族的延續和祖先的祭祀，個人的情感并不會包含其中，較之當下的婚姻自由，在當時實在是不可想象的。父母的意志是婚姻締結的重要因素，也正是如此，才會有梁祝如此凄美的愛情故事使世人嘆惋不嗟，才會有紅樓夢中寶黛情緣慘淡而終。而在父母意志之外的法律意志，主要規定的是關于同姓不婚以及婚姻期間對于觸犯刑律者采取何等的定罪量刑。同姓不婚的禁忌雖在法律中有具體的規定，然而往往是采取不干涉主義，因為到后世姓氏漸漸失去血緣的意義，同姓不婚也漸漸失去了本來的意義，此時法律成為具文。在婚姻中，婦女所處的地位是要低于男子的地位的。也就是夫妻之間并不平等，妻是要受到夫的統治的，并不能享有獨立的財產權。所謂夫為妻綱，妻作為一家的主婦，子女的母親，定然是要行使一定的管理權的，如子女的教養權和主婚權，家事的管理權和財產權。然而，對于家事的管理權而言，實際是現代民法中的代理權。妻的管理權必須在夫的授權范圍之內，超越了授權，便是無權代理，是無效的。財產權也是如此，妻并無自由處分權和所有權，越權處分除非經追認，否則是無效的。夫告妻不成立干名犯義，妻毆夫則教常人加重處罰，都體現了婦女在婚姻關系中地位是低于男子的。而在婚姻的解除方面，七出三不去的規定，也說明了婦女在婚姻關系中，是處于被統治階級的。不過，與現在很多人認為的不同，古代也是一夫一妻制，而不是現在很多人所論的一夫多妻。雖然一個男子可以與很多婦女共同生活，然而妻只有一個，剩下的女子或媵或妾或婢，都不是嫡親的。

“封建社會中貴賤對立極為顯著，為封建社會所必備之基礎。”在中國的封建社會中，欲望的滿足與社會地位成正比，生活方式是互不相同的。即使是有錢的商賈，因為其社會地位低下，所以便不得在吃穿用度上隨意消費。這樣的制度，無疑加固了等級區分，使得貴財有別，下不凌上，維持了所期望的社會秩序。這種區別在法律禮法上規定的無比詳盡，從飲食衣飾到房舍輿馬，顏色，形態，材質，大小，不同的階級都有不同的適用，不得僭越。而且，僭越之人，不僅會有社會制裁，還會有法律制裁，因而這些絕不是一些散亂的風俗習慣，而是制度化了的成文規范，禮與法。古人動輒則說，于禮法不和，其目的便是維護階級差異的穩固性。若從人性的角度來說，封建社會的統治者享有至高的權力，而這些權力使得其與常人不同，必須要在其日常用度中得以充分的體現才能維護其作為統治者的尊嚴。細微的生活末節尚且規定的如此之嚴格，分野如此之明確，且不論關系到家族血親的婚姻了。“在有階級差別的社會里，各階級間的通婚常為社會所不贊許，若階級的分野極固定嚴格，階級的升降完全不可能或幾乎不可能時，則階級間的通婚更難容許而形成階級內婚。”而且不僅擇偶有階級上的限制，連結合的儀式，不同的階級也都有著嚴格的區分和不同。至于喪葬，從叫法名稱已然不同，用器儀式都顯示出了地位的差異。作為家族任務中最為重要的祭祀，也自然會將階級差異表現的淋漓盡致。然而，階級的差異和不平等在生活中僅僅只是體現而已，也許并無給下層階級者帶來特別的壓迫感，畢竟，很多下層階級的人們并無豐厚的物質財富，貴族的消耗用度也最多引致羨慕，若是承擔恐怕是難以消受的起。可是，在法律上，階級間的不平等，就更容易讓下層階級體會到階級的壓迫性。最初的貴族為了適合其徹底統治的需要，總是設法壟斷法律，這樣一來，法律變保持著神秘性，他便享有無盡的威權，因為法律在他之手卻不為人知，所以他的意志便可以代表法律的意志。而后法家提出將法律公布，旨在刑罰確定不移以致百姓有所趨避，達到用法律來治理國家的目的。然而，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士大夫階級依然會有關于刑罰上的特權。即使在大一統的中央集權之后，法律仍然會最大程度地維護小部分統治階級的利益。且一旦一人為貴，他便可蔭庇其子孫，家族的福蔭也來自于此。階級間的不平等除貴賤之間的不平等之外，還有良賤間的不平等。

此外，本書還介紹了巫術與宗教，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在此不一一論述。

通過對本書的閱讀，了解到了中國古代社會的禮法結合，以及封建社會的強烈的階級性。封建社會的法律的特點便是強調貴賤不同，良賤不同，在于一個“異”字。而當代意義上的法律則強調人人平等，在于一個“同”字。兩字之差，卻代表了兩種社會制度的天壤之別。故而法律的確是統治者意志的體現，是有著鮮明的社會和歷史色彩的。

第五篇：《中國數學教育：傳統與現實》讀后感

《中國數學教育：傳統與現實》讀后感

原創： 94中學羅定昆 廖帝學名師工作室

我們在教學研討中，說到怎樣把課上好，每次都逃不開情境問題教學這個大框框，因為這是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大規模教育改革實驗的重要成果之一，是經歷了10多年的調查、篩選和實驗，由研究小組提出的促進學生有效地數學學習的教學結構。我們用了這么多年，已經習慣了，固化了，但凡公開課，優質課，都采用這樣的模式。不過，許多老師對此都有很大的意見。觀摩了別人的優質課之后，私下里討論，總會覺得這不是我們真正的課，不可能每天的課堂都照著這個模式進行，給學生創設許多情境，光是創設這些情境，就要廢去大把的時間。因此也有人說，優質課和比賽課都是表演，不是我們實際的課堂，那我就想問：既然都不是我們實際的課堂，我們還比什么？展示什么？數學課就是數學課，本來就是很嚴謹的課堂，講授的都是很有邏輯性的知識，能不能別來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東西？

這只是我的一些想法，似乎是異想天開的，因為在我接觸到的教師中，就算有一些類似“出格”的想法，也說不出個所以然，我們敵不過上世紀70年代的那次課改，我們一線教師的想法沒有理論的支持。

最近我讀了一本書，叫做《中國數學教育：傳統與現實》，其中講到中國數學教育的歷史，介紹了每個階段的特點。在初中數學課堂教學這一部分，我找到了一個理論依據。

20世紀90年代初，陳重穆，宋乃慶提出、組織并實施了綜合性的教學改革實驗，簡稱“GX”實驗，目的就是要提高數學課堂教學效益，減輕師生學業負擔。通過多年的探索、發展，“GX”實驗已經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教學改革實驗。

這樣的課堂表現出如下原則：積極前進，循環上升；淡化形式，注重實質；開門見山，適當集中；先做后說，師生共做。

第一個原則中強調，在教學中，只要學生理解了基本事實，會基本操作就可以前進，不一定要把定義全部搞懂，公式全部記住。比如有理數的核心是運算，因此對正負數的實際意義有所認識、表達形式有所了解后就應進入運算，而不是糾結在正負數概念的理解上，也不是停留在熟記公式的過程中，應該由老師和學生一起參與運算，在過程中逐漸體會。作為一線教師，我有所感悟，學生做錯題，如果把問題歸結為概念記不清，公式記不住，多次強調的問題仍然出錯，這是沒有用的，糾正之后不久他還是會錯。什么原因呢？因為初中學生的思維是不完整的，沒有體系的，就是要在整個初中學習的過程中讓他建立起這個體系，而我們經常做的是默認他有這個體系，然后用這個體系去思考每一個細節問題，這是我們成年人的思維，全面地去看問題，從理論去指導實踐，初中生是沒有的。他們必須從實踐中去領悟理論。但是為了構建理論體系，我們需要一定的循環重復，也就是在學會運算之后，回過頭要積極地總結，內化知識。

第二個原則淡化形式，要淡化三方面的形式：1.淡化概念，不必在一些數學名詞、術語上花太多時間。有的老師對名詞、術語孜孜以求，對概念的文字敘述字斟句酌，甚至要求全班學生按照教材的敘述朗讀、背誦，這是一種形式主義。2.淡化文字敘述。數學學習，應該多用符號，符號語言就是數學這門學科的語言，有些意義非常明確的公式，根本就不需要解釋和翻譯。3.淡化形式理論，我們在教學中實際上經常給學生強行灌輸數學思想，可能學生根本沒有領悟到這一個數學思想，但是為了展示給大家看，為本堂課的規格更高，刻意地加上提升的環節。實際上這些數學思想和方法是學生在練習中逐漸體會的，只有當他們體會到了一定的水準，再由老師提出來，才會給他們以觸動，否則學生只能死記。

第三個原則開門見山。這也是我們在教學過程中很頭痛的，有些問題其實很簡單，甚至小學就學過，比如負數，但是在我們初中的教材中仍然要重新通過情境設置，學生在觀察活動中認識負數。實際上耽誤了很多時間，而且做的是無用功。因此有的簡單問題，最好就直截了當地提出，不要遮遮掩掩，故意和學生捉迷藏，實際上學生早就知道“你藏哪里了”.第四個原則實際上我一直在實踐中，尤其在計算的部分。我曾經與一位有經驗的老教師交流，求教如何提高學生的計算能力。這位老教師說，有理數的計算，你上課給他算再多遍都沒用，板書寫了幾大塊，汗水滿頭，一點點教，每個步驟細化，都沒有用，最有用的辦法是讓他每天都練，不多，每天2個題，做錯了就改，練上一個月，效果絕對比你講好。確實，這個方法很有效果，重視了過手，老師也并不累。正如書上所說“教師即使講得口若懸河、津津有味，但實際效果未必好，這個原則就是要把學生和教師有機地結合起來，教師的主導作用要體現在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上，主要工夫要用在導學，助學，促學上”.這一套理論不是一個模式，而是一些原則，要求我們靈活運用，不要照搬教條。但是它的確給我過去的教育感悟找到了一個根源，一個依靠，原來我過去的想法還是有依據的，我們的教研中討論的一些問題還是有價值的，與我們不同時間，不同空間的教育者，也在思考這個問題，大家英雄所見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