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家感想

對于一個學歷不高的我，本人絕無資格去評論法家，只是個人的一些初淺看法，在此也暢所欲言的談談法家。前段時間看了《新大秦帝國》，對于商秧在秦國所做的法制制國，感觸非常深。當時的法家分為三派，慎到提倡的勢，所謂權勢最重，君王與貴族的權勢擺在首位；申不害的術治，術乃君王駕馭群臣，一方面是用法來控制，一方面是陰謀手段來控制；商秧的法制，以法律人，以法治國，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三位法家派的人在當時只有商秧在秦國使用法制，使秦國強大起來。但是并不能否認慎到與申不害的做法就是錯誤，而是使用的不是最好時機或是只是單面方的實行了。韓非子雖然是在三位之后，但是在法家最有影響力的人。他把法，術，權三者相結合，讓法家走上了更高的層面。自古以來，很多帝王都采用了法家的做法，運用到極致的都在歷史上留下了一篇新章，朱元璋對待徐達，康熙對待周培公，蔣介石待張學良等不是都采用了韓非子的法嗎。現在的企業，華為，聯想，百度，騰訊，蒙牛等，各有各的企業文化。向前看，都是中華五千年文化演變而來，孔子儒家的仁核心，老子道家的自然律，韓非子法家的法治等，造就了這些君王。

現今企業里所提倡的制度管人最為多，史玉柱所提的，小公司從一開始就得用上市公司的標準來規定。但是又有幾個能做得到的呢，在一個剛創業的公司，更多的為了團結人心，讓公司更有凝聚力，實行儒家的更為多，儒家以仁禮為核心，以德服人，以禮待人，仁愛，寬容來達到感化對方。堅決執行條例，商秧做到了，但是確被五牛分尸，嚴格執行，國家強大了，但是同時也有很多的人民恨他，怕他，就連司馬遷在史書上記載都是有很多的過錯（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中，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昂，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回到法律上來說，法，理，情這個順序，戰爭年代也有將功補過，以此，所謂的法制也未必是任何一條都是死的。有人肯定會說，商秧只要變通一點就好了，要是真能變通，那么以后的韓非子也就沒有了現在這樣的影響了。譚嗣同所說：要變法，就要有人犧牲。而商秧正是法家里面犧牲的一員。

第二篇：法家名言

法家名言

1、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韓非子·說難》

2、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君主維修喪失轉而要仰仗臣下了）

3、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君主隱藏自己的好惡，才會得見臣下的本來面目；拋去舊有的成見，不顯露自己的智慧，才會讓臣下各守其職）

4、凡德者，以無為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凡是德都是因為無為而聚集，因無欲而成就，因不思而安穩，因不用而牢固。）

5、存亡在虛實，不在于眾寡。（一國的存亡要看權柄是否掌握在君主手里，而不應看國家武力的強弱）

6、因可勢，求易道。（根據可以成功的形勢，來尋求易于成功的方法）

7、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恬靜淡泊之后才能把握取舍的原則，平穩安閑之后才能察知禍福的端倪）（說明∶拒斥外界的誘惑）

8、巧為輗，拙為鳶。（做車輗是聰明的，做木鳶卻是愚笨的）（說明∶考慮成本與實際功效）

9、誘道爭遠，非先則后也，而先后心皆在于臣，上何以調于馬？（在路上賽馬，不是領先就是落后，而此時還總是關注對手的話，又怎么能得心應手地駕馭自己的馬呢？）

10、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治不肖。故立尺材于高山之上，則臨千仞之溪，材非長也，位高也。（有才干而沒有權勢，即使是賢人也無法控御不肖之徒。一尺長的木材樹立在高山之上，就能俯瞰萬丈深淵。這并非是木頭長，而是它所處的地位高。）

11、人主好賢，則群臣飾行以邀君欲，則是群臣之情不效。（君主喜歡任用賢能之士，那么臣下就會自我粉飾迎合來君主）（說明∶還是讓大家各司其職，別把希望寄托在個別的賢能之士身上，防止權利的偏移）

12、群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群臣本來的面目顯現出來，那么君主就不會收到蒙蔽了）

13、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假裝憎惡，就無法對其再加以憎惡；假裝憎惡，就無法再對其施以恩惠）

14、去甚去泰，身乃無害。（行為不過度，才不會危及己身）

15、欲速則不達。——《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16、愛臣太親，必威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過于寵信臣下，必然會危及君主自身；臣下權勢過重，必然有篡位之心）

17、不吹毛而求小疵。——《韓非子·大體》

18、且夫物眾而智寡，寡不勝眾，智不足以遍知物，故因物以治物。（相對于復雜的世事來說，個人的智慧是很渺小的，個人的渺小智慧難以處理繁雜事務，所以應該利用工具來處理事務）（比如∶法律制度及司法人員的設置等）

19、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用眼過度，則視力下降；用耳過度，就會聽力下降；用腦過度，就會思慮混亂）

20、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時機的盈虛是并存的，世事的利弊是兼有的，事務的生死是一體的）（說明∶君主不可因為這些不可避免的得失而怨怒）

21、千里之堤，毀于蟻穴。——《韓非子·喻老》

22、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烹調小魚卻屢次翻動，那就會令其破碎不全；治理大國卻屢次更改法令，那就會使百姓不看其苦）

23、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過于寵溺臣下，法令就難以確立。缺乏威嚴就會被臣下欺凌）

24、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做賢德的事情卻不以賢德自居，還有什么事是辦不好的）

25、圣人之道，去智去巧。智巧不去，難以為常。（圣人處世，是不需要智慮與機巧的。因為不拋棄智慮機巧，就很難維持長久。）

26、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道舍。（所以應該將親近好厭惡等情緒一并拋棄，才能成功地使用權謀之術）

27、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所以，當形勢不便時，是不應該逞強的）

28、倒言反事以嘗所疑。（故意正話反說或正事反做，來試探臣下）

29、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世間總有得不到的東西，也總有辦不到的事）

30、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魚游到岸邊擱淺的是時候，就會被螻蟻吃掉）

31、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于法術，托是非于賞罰。（不因過度思考使內心疲憊，不因個人私欲而令自身受害；依據法令和權謀來治理國家，通過賞罰來彰顯是非。）

32、事有舉之而有敗，而賢其毋舉之者。（事情有做了卻不成功的，但這也勝過不去做的）

33、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種植橘柚，吃起來是甜的，聞起來是香的；而種植荊棘，長大了卻會刺傷人。）（說明∶栽培人時應個格外謹慎）

34、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法一定要讓人明了，而術一定不能被人覺察）

35、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具體事務交由各級負責人去執行，而君主應保證中央權力的鞏固。只要君主能在準確把握全局，那么四方的臣民就會效勞）

36、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不用智慧可以明察，不顯賢能可以成就大業，不逞勇武依然強大）

37、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生殺予奪之權落在臣下手中，如此一來君主就有失勢的危機）

38、利莫長于簡，福莫久于安。（最大的利益莫過于簡樸，最大的福澤莫過于安穩）

39、私行勝，則少公功。（營私舞弊之風盛行，臣下就不能盡職為君效力了）

40、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像和氏璧那樣的美玉，不必用五色飾物來裝飾）

41、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一只手擊掌，即使再用力也不會有聲音）

42、君見惡，則群臣匿端；君見好，則群臣誣能。（如果是君主所厭惡的，那么群臣就會將其隱匿起來；如果是君主所喜好，那么群臣就會弄虛作假來迎合）

43、眾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欲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眾人會全力幫助他，身邊的人樂于結交他，遠方的人真心贊譽他，權高位重的人也會推崇他）

44、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看見就好像沒看見，聽到好像沒聽到，知道好像不知道）

45、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置身事外，才會看清真相；保持冷靜，才能制定出行動原則）

46、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君主隱藏智慧，不露才能，臣下就無法猜測他的意圖）

47、太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泰山不以自己的好惡來選擇土石，所以成就了它自身的高大；江海不分大小來容納河流，所以成就了它的廣博）

48、君無見其所欲。（君主不應該表露自己的喜好）

49、虛靜無事，以暗見疵。（保持虛靜無為的狀態，往往會從隱蔽的角度得知他人的行為漏洞）

50、君人者釋其刑徳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于臣矣。（君主聽憑臣下私自施予刑罰與恩德，這樣一來就會反為臣下所控制）

51、華而不實，虛而無用。——《韓非子·難言》

52、夫物者有所宜，才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世間萬物都各有特性，不同的才能有不同的施展方向，令有才干者各得其所，所以君主就可以無為而治。）

53、不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不被小事妨害自己的長處，所以能取得大名；不過早顯示自己的才能，所以能成就大業）

54、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韓非子·難一》

55、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權柄在手就是所說的重，不離本位就是所說的靜。持重者能夠控御輕浮者，寧靜者能夠克制急躁莽撞）

56、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人多溺。（火的形態看起來是嚴酷的，所以很少有人被灼傷；水的形態看起來是柔弱的，所以經常有人淹死）

第三篇：百年法家思潮

百年來的新法家思潮

如果說到“新法家”，一些人就不免驚詫：“新法家”是什么？現代中國有一個和新儒家比肩而立的“新法家”嗎？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誰又是“新法家”的代表人物？“新法家”的核心思想又是什么？以及，相對于兩千多年前的法家學派或曰“舊法家”，現代中國作為一種思潮的“新法家”又“新”在何處？

兩千年以降，針對春秋戰國時代的法家學派及其代表人物，已經積累下來的研究文獻堪稱汗牛充棟。不過，在當代公眾的潛意識里，甚至在一些學人眼里，所謂法家，基本上就是故紙堆中的一個“學派”、百家爭鳴中的“一家”。法家學派及其代表人物雖然討論過“法”、“術”、“勢”之類的基本概念，提出過“以法治國”之類的政治主張，但畢竟都是一些塵封已久的陳舊話題，與二十世紀的中國現實，尤其是與當下的現實，似乎并沒有什么直接的關聯。然而，只要穿越一層又一層的學術思想迷霧，我們還是可以發現，在現代中國的思想河流中，總有那么一股若隱若顯的“新法家”思潮，一直在涓涓不息地流淌著。這里所說的“若隱若顯”，恰好可以描繪現代中國“新法家”的兩種形態：“隱匿的新法家”與“顯現的新法家”。

其中，“隱匿的新法家”主要由一些認同傳統的法家學說、正面評價傳統法家思想的人物構成。這些人一般不打出“新法家”的旗號，甚至也不以“新法家”自居——就像錢穆不以新儒家自居，甚至拒絕別人給他貼上新儒家的標簽一樣。不過，“隱匿的新法家”盡管自己不打出“新法家”的旗號，卻并不妨礙后來者從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把他們歸諸“新法家”的行列。在現代中國的思想舞臺上，這些“隱匿的新法家”持續不斷地踩著時代的鼓點，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一個特殊的層面上表達了現代中國的思想訴求，也在較大程度上回應了現代中國的思想需要。

具體地說，“隱匿的新法家”群體中的代表性人物，大致包括章太炎、沈家本、劉師培、梁啟超、陳獨秀、吳虞等等。他們的著作雖然主題不同，觀點各異，但都從不同的側面表達了他們對于傳統法家學說的認同甚至推崇。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把他們稱為“隱匿的新法家”。

以章太炎（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年）為例。章太炎以國學大師聞名于世，但是，他在一八九八年寫下的《商鞅》一文，卻是一篇典型的“翻案文章”，其主要目的就在于為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商鞅正名。

三年后的一九一零年，太炎又寫下《秦政記》一文，對實踐法家思想的“秦政”給予了積極的評價。

與上述“隱匿的新法家”不同的是，熊十力（一八八五——一九六八）本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但是，他對法家學派及其思想也有“同情式的理解”。尤其是在抗日戰爭期間，他對韓非學說多有論述，在《韓非子評論》一文中，他說：“余雖不取韓子之為術，而深感其言有亟切于吾國當今之務者，略提二事。其一事曰韓子生危弱之國，而于外交則斥盡當時合縱連橫二派之術，乃一以自恃而不待人為國策。??縱橫之徒，或聯與國，或事一強，皆恃人而不自恃，其速其亡。韓子兩斥絕之。當時六國之天下，唯韓子一人獨延兩間生氣于衰絕之余，其有功于造化者大矣哉！余確信古今有國者，茍自恃自愛而不自亡，則其并世任何強國決無可以傾覆之者。”“其二事曰韓子思振危亡之韓國，首以治吏為政本。??韓子所言，蓋謂圣人守法而選用大臣，大臣則奉法而督責群吏，使各率其民而舉其職，則治本立。故曰明主治吏不治民者，非不治民也，治親民之吏而民已治矣，是搖木拊本，張網引綱之說也。”在熊十力看來，韓非的現實意義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自恃自愛，二是以治吏為政本。熊十力對于這兩個方面的強調，在當時的抗戰背景下，是有現實針對性的。

與“隱匿的新法家”群體相比，“顯現的新法家”人數較少。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也許當推學者們較少關注的陳啟天。

在陳啟天出版于一九四一年的《韓非子校釋》一書的開篇，他就直言講道：“舊戰國時代所恃以為國際競爭者，厥為法家思想，此不爭之事實也。近百年來，我國既已入于新戰國之大變局中，將何所恃為國際競爭之具乎？思之，重思之，亦唯有參巧近代學說，酌采法家思想，以應時代之需求而已。”陳啟天站在國家主義的立場上，把兩千多年前的戰國時代稱為“舊戰國時代”，把現代中國所處的時代稱為“新戰國時代”，并認為，現代中國要適應“新戰國時代”的需要，就必須“酌采法家思想”。

由于陳啟天明確地提出了“新戰國”之類的論斷，并直接要求采納法家思想以適應國際競爭的需要，因此，本文以為，可以嘗試著把他視為“顯現的新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

透過上述兩個方面的人物及其思想，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現代中國的“新法家”作為一個群體，作為一種思潮，確乎是存在的。在此，值得我們進一步反省的是，為什么在現代中國，會突然興起一個“新法家”的群體及其思潮呢？

從歷史上看，法家學說的全盛時期，大致是戰國與秦朝。自從秦帝國“二世而亡”之后，法家的精神雖然“并未絕滅。從桓寬《鹽鐵論》所載儒生與法吏的爭辯，已足窺見漢代二家思想沖突之激烈，他如王充、王符、崔實、仲長統等，亦多有近于法家之論。其后三國之諸葛亮、劉廙，魏之劉劭、陳群、鐘繇，晉之葛洪、劉頌、張斐、杜預，隋之趙綽、劉行本，唐之李乾佑、柳宗元、白居易，宋之王安石、許應龍、楊萬里，元之蘇天爵、鄭介夫，明之方孝孺、丘浚，清之黃宗羲、崔述、袁枚，而至沈家本，歷代不乏在某一方面表現法家精神的議論”（王伯琦：《近代法律思想與中國固有文化》，清華大學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版，9頁）。不過，在儒家學說居于主導地位的兩千年里，“原教旨”意義上的法家學派之聲譽，總體上呈現出一種不斷下跌的趨勢。法家學派聲譽下跌的表面原因，是“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太史公自序）。按照這樣的解釋，似乎講“親親尊尊”的儒家天然地優于不講“親親尊尊”的法家。然而，究其實質，法家學派聲譽跌落的根本原因是勢易時移：漢代以后，隨著戰國硝煙的逐漸散去，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占據了主導地位，因而，旨在為列國之間的生存競爭與爭霸戰爭提供技術指導的法家學說失去了用武之地。在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建議并得到漢帝國的采納之后，法家學說已經不再具有政治上的正當性了。

但是，到了十九世紀中晚期之后，隨著朝貢體制下的“天下”變成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萬國”，大一統的中國變成了“萬國”中的一國，國門洞開的中國身不由己地被拖入了第二個戰國時代。這個陳啟天所謂的“新戰國時代”，也只有兩千多年前的“舊戰國時代”差可比擬：一方面，無論是“新戰國”還是“舊戰國”，都是列國眾多，大小強弱不等，相互征戰不休；都是時而結盟，時而背信，一切以利益為鵠的；都是強國謀求霸主地位，弱國岌岌于自保。另一方面，在“舊戰國時代”，最強盛的秦國在西方，在“新戰國時代”，最強盛的美國恰好也在西方；甚至“新戰國時代”處于東方的“禮義之邦”中國，都可以比作“舊戰國時代”地處東方的“好禮”之魯國??諸如此類的現實與事實似乎都可以說明：太陽底下無新事，“新戰國時代”幾乎就是“舊戰國時代”的重演與再現。

在“舊戰國時代”，既然信奉法家學說的秦國最終實現了富國強兵、一統天下的目標，那么，現代中國要在“新戰國時代”實現富國強兵、救亡圖存，就不能不對法家學說給予足夠的重視。因為，法家學說對于“戰國”背景之下一個國家追求富強之指導意義，早在兩千年前就已經得到了驗證。正是在這樣的文化邏輯與歷史經驗的影響下，“回到法家”就成為二十世紀早期很多思想者自覺或不自覺的思想選擇。現代中國的“新法家”人物及其思潮，就是在這樣的語境下生長起來的。無論是反對儒家的陳獨秀、吳虞，還是贊同儒家的熊十力，都愿意接受法家學說的核心觀念，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法家學說適應了“新戰國時代”的核心需要。

由此，就出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雖然“舊戰國時代”的法家學說以及商鞅、韓非等人的政治實踐，與西方傳過來的法治概念并沒有什么內在的聯系，但在中國現代學術思想史上，從早期的梁啟超到當代的一些學者，都習慣于把法家學說與西方傳統中的“法治”進行對接，將法家學派的精神概括為“法治主義”或“一個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牽強的比附？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是，近百年來，源于西方的法治話語在一種強大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科技實力的支撐下，很快在現代中國的話語體系中占據了霸權地位，取得了話語上的領導權與支配權。在“新法家”以及其他思想者的潛意識里，如果本土的法家學說能夠在西方人編織的話語體系中獲得一個正當的地位，似乎有助于進一步凸顯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似乎也有助于重建中國人的文化自信心。這樣的思維定式，大概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新法家”思潮在現代中國的興起。不過，從根本上說，“新法家”思潮的滋生蔓延，不能僅僅歸結于中西文化的交流與對話，更重要的根源，恐怕還在于法家的精神實質，恰好契合了現代中國的內在需要。

法家的精神實質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富國強兵；更簡而言之，那就是富強。“舊戰國時代”的秦國采用法家學說，就是為了實現富國強兵這個核心的目標；法家學派講了一整套道理，歸根到底，還是為了滿足各個國家實現富國強兵、一統天下的宏愿。后來的史實也證明，在法家學說的引導下，偏居西隅的秦國的確富強起來了，這就意味著，法家學說乃是國家富強的思想基礎；在法家學說與國家富強之間，就建立了一種邏輯上的因果關系；要想國家富強，非倚重法家不可。

但是，自從秦國滅掉六國之后，中國進入了大一統的歷史階段。其間，雖然也有東漢末年的三國鼎立，后來還有五代十國之類的分裂狀態等等，但從總體上看，“舊戰國時代”眾多諸侯國長期爭霸的局面，基本上退出了人們的視野。在大一統的整體背景之下，沒有“國際”，只有“天下”，那種渴望富國強兵，以期在國際競爭中脫穎而出的緊迫情勢不復存在，旨在尋求富強的法家學說也就失去了針對性和現實感。直至十九世紀中葉，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的威逼之下，才使中國人再次體會到什么叫作“戰國時代”。亡國滅種的緊迫情勢喚醒了中國人的歷史記憶，“賦閑”了兩千多年的法家學說，再次受到了中國思想者的垂青。

從“舊戰國時代”到“新戰國時代”，經歷了一個時空上的輪回。如果說，“舊戰國時代”一直延續了二百五十五年（公元前四七五——前二二一）才告終結，那么，現代中國所置身于其中的“新戰國時代”，如果從一八四零年算起，至今已有一百七十年。回想一百多年來的思想與政治，雖然想法、說法、做法不斷翻新，但是，萬變之中自有一個不變的根本，那就是實現富國強兵，徹底擺脫“落后挨打”的命運。這樣的追求，恰好暗合了法家學派的精神實質。

如果以“新法家”思潮作為線索，我們還可以看到一部從“富強”到“發展”為核心的觀念史。

立足救亡、追求富強的思想，恰恰就是法家的思想。現代中國對救亡或富強的再三致意，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明，百年中國的思想底色，正是法家的思想，或者說，法家學說在相當程度上已經上升為現代中國的主導思想。從這個結論出發，我們可以解釋某些流傳廣泛的思想個案。

譬如，著名的“馬克思加秦始皇”的說法。據學者考證，這句話最早出自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九日的北戴河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三日，毛澤東在接見胡志明時又說：“在中國歷史上，真正做了點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說空話。幾千年來，形式上是孔夫子，實際上是按秦始皇辦事。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學生。”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在會見埃及副總統沙菲時，再次說道：“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也罵我是秦始皇。中國歷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因為秦始皇第一個統一了中國，統一了文字，修筑了寬廣的道路，不搞國中有國，而用集權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幾年一換，不用世襲制度。”這幾段“語錄”，分別出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盡管場合、語境、針對性都不相同，但它們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對秦始皇的推崇，而秦始皇的執政綱領，就是由法家思想武裝起來的。這就說明，毛澤東也是法家學說的認同者，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二十世紀后期“新法家”在政治上的主要代表。

按照這樣的判斷，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五年之間興起的“評法批儒”運動就不難理解了。它實際上是主政者旗幟鮮明地舉出了法家思想的旗號，就像一段頗具典型意義的“編者前言”所說：“法家著作是我國歷史遺產中的珍品之一，其中許多反孔批儒的杰出篇章，至今還可以使人感到強烈的戰斗氣息。但是，長期以來，法家的進步思想遭到了歷代反動統治者及其御用文人的惡意攻擊，法家著作被埋沒，被歪曲，被纂改。今天，我們要把這種被顛倒了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恢復其本來面目，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批判地繼承這份珍貴的遺產，從中吸取教益，求得借鑒。”（《歷代法家著作選注》，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版）這段話，代表了當時在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的觀點。

在一些研究者的眼里，一九七四年的“評法批儒”運動具有政治爭斗的性質，似乎意義不大。然而，即使是鬧劇，也是思想史上的一種不可忽略的素材。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的主政者對于法家思想的高調弘揚，其實可以在一個特殊的層面上表明：法家思想在現代中國思想領域內的支配地位。從思想演變的角度來看，“評法批儒”的思想運動早在章太炎的《商鞅》、梁啟超的《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吳虞的《道家法家均反對舊道德說》等論著中就已經開始了；二十世紀初期的思想論爭，很多都是以“評法批儒”的方式展開的。一九七四年的運動，只不過是直接提出了“評法批儒”這個名詞罷了。

“文革”結束以后，“評法批儒”運動的正面意義雖然被干凈、徹底地抹去了，儒法之間的高低優劣也不再受人關注，近年來，儒家思想的地位還有較大幅度的提升，但是，法家思想的精魂卻沒有退出主流意識形態。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來以來的三十年時間里，主導性的思想就是發展，因為“發展才是硬道理”。然而，三十年來念茲在茲的發展，實質就是“尋求富強”。而對富強的追求，正是法家思想及“新法家”思想的核心內容。換言之，百年中國的主導思想，無論怎么變，幾乎都沒有脫離“新法家”的基本教義，只不過經歷了從“救亡”到“富強”再到“發展”幾個不同的歷史階段、幾種不同的歷史形態罷了。從這個角度來看，百年以降的中國，在相當程度上就處于“新法家”思想的主宰之下。

稍作延伸，我們還可以發現，現代中國的“新法家”既是一種普遍性的思潮，同時還是一種普遍性的政治實踐。從歷史上看，無論是“舊法家”還是“新法家”，其核心目標都是富國強兵，對于這個目標的追求，幾乎可以見之于二十世紀以來各個時代的主政者。這就是說，不僅學術思想界有一個或隱或顯的“新法家”群體，政治領袖群體中也多為“新法家”，他們的言與行，幾乎都沒有脫離傳統法家思想的框架。雖然絕大多數主政者都把富國強兵當作自己的主要目標，都在實踐法家學派的基本觀念，但是，卻鮮有主政者公開地把法家學說認作自己的指導思想——唯一的例外也許就是“評法批儒”時期。這種現象背后的原因在于：法家學派雖然在功能上滿足了主政者在“新戰國時代”的實際需要，但卻不適宜充當國家的意識形態。分而言之，一方面，在西方話語權的支配下，只有共和、民主、人權、法治、平等、自由之類的旗號才可能為政治提供足夠的正當性依據與合法性基礎，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法家學說，由于訴求比較現實，沒有足夠的超越性，缺乏作為意識形態的持久魅力。另一方面，法家學說雖然不同于儒家學說，但在“新學”或“西學”面前，它們又同屬于“舊學”，在現代中國“辭舊迎新”的大潮之下，它對于政治的“正名”功能，在主政者編制的評估體系中，難以脫穎而出。正是由于這兩個方面的原因，雖然陳啟天、梁啟超等人都對法家思想的積極意義給予了高調的論證，但主政者在選擇意識形態的符號或旗號時，法家學說常常名落孫山。主政者即使宣稱以富強作為目標，但也要拒絕“法家”這個符號。這就說明，“新法家”的思想盡管在相當程度上支配了百年中國的政治實踐，但是，在多數情況下，這種思想是以“隱匿”的方式在起作用；只有在一九七四年的“評法批儒”期間，它浮出水面，以“顯現”的方式極其短暫地支配了當時的政治實踐。

以上我們分析了“新法家”思想對于“舊法家”思想的繼承，主要分析了兩者之間的共性，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新舊法家思想之間的差異。

一方面，兩千年前的“舊法家”尋求富強，有一個立足點，那就是君主的政治利益。尤其是在戰國的背景下，君主有尋求富強的強烈愿望，因而，“舊法家”的富強觀可以視為一種“君主本位”的富強觀。這是君主政治使然。因為，按照當時的政治理論與實踐，國家本身歸屬于君主，國家富強幾乎就等同于君主富強。但是，在“新法家”代表人物陳啟天的國家主義理論體系中，以及在梁啟超、章太炎的理論闡述中，對富強的追求卻是為了滿足國家的需要，因而可以視為“國家本位”的富強觀。如果說晚清時期的“新法家”還必須面對一個搖搖欲墜的君主，那么，民國以后的“新法家”則完全是在“后君主時代”萌生出來的，因而對富強的追求就主要體現為與君主無涉的“國富民強”或“民富國強”。

另一方面，“舊法家”的理論以君主為中心，其理論體系具有獨斷論的傾向。在春秋戰國的思想舞臺上，與“舊法家”思想進行角逐的，雖有儒、道、墨諸家，但在各國君主眼里，只有法家學說最有效——孔子、孟子生前的遭遇就可以佐證這一點。而且，在那個“禮崩樂壞”的時代，各國君主也不憚于輕視儒、道、墨諸家。但是，在“新戰國時代”，在“新法家”的理論視野中，對于救亡、富強、發展的追求則是與西方近現代的思想學說交匯在一起的——正如前引陳啟天所言：“參考近代學說，酌采法家思想，以應時代之需求而已。”這就是說，在“新法家”的眼里，作為一種治道的法家思想并不能居于壟斷地位，它與其他源于西方的新式學說必須攜手共存，從而體現出交涉與妥協的傾向——即使是毛澤東本人，也要宣稱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言外之意，是馬克思主義與法家學說的攜手共存。盡管“新法家”不同于“舊法家”，但是，按照“新法家”代表人物陳啟天的判斷，我們正處于一個“新戰國時代”。只要“新戰國時代”尚未終結，法家的精神實質就將或隱或顯地主導著中國人的思想傾向與政治選擇。由于任何人都無法預料“新戰國時代”將會終結于何時，這就意味著，在未來中國，“新法家”的影響還會持續下去，甚至還有擴大的趨勢。

（作者系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法學系教授 喻中）

第四篇：微型小說之書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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螞蟻家族（我們常見的有紅螞蟻和黑螞蟻）世世代代在地球上寫著篆體字，它們的書法作品處處可見。因為無論它們爬到哪里，哪里就會留下它們那歪歪扭扭的筆（足）跡。可人們從來不把它們看做書法家，這就奇了怪了。

直到有一天，它們中的佼佼者黑螞蟻黑如墨發表了小說《螞蟻之歌》，一舉成名。中外媒體采訪絡繹不絕。黑如墨的家鄉路邊草叢舉行了有幾萬只螞蟻參加的慶祝活動；黑如墨幼年居住的地方——一塊石頭下，被當做名蟻故居保護了起來；黑如墨的字除過被風霜雨雪破壞的之外，也統統被保護起來——盡管它們比甲骨文還難認。它的好友紅螞蟻紅似花還把它與清代著名書法家鄧石如相提并論，認為黑如墨的篆書在連續性方面已經遠遠超過了鄧石如，稱它為“小鄧石如”。

在一次拍賣會上，黑如墨在黃土高坡上寫的一副篆體書法作品竟然拍出了九十萬元的高價。在黑如墨的影響下，螞蟻家族涌現出成千上萬的書法家。動物們都說，“如果有十只螞蟻在欣賞黑如墨的書法展覽，有九只都是書法家，剩下的那一只，是著名書法家。”

不久，黑如墨當選為螞蟻國小說家協會副主席兼螞蟻國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

動物書法鑒賞家蟋蟀對黑如墨成名前后的書法作品進行了認真比對，認為前后作品如出一轍。而且，它的左右對稱的三對腿行走時僅僅能用足“寫”出三個大小不同的同一個字，近似于漢字“八”。難道把“八”字寫無數遍就會成為書法家？這不是笑話嗎？可是，這時，動物們反而指責它嫉妒黑如墨。蟋蟀忍不住長吁短嘆：“唧——唧——… …。”

第五篇：兵法家的故事

今天我閱讀了從新華書店買回來的《孫子兵法》一書。以前，我就聽說過《孫子兵法》的鼎鼎大名。這使我向往不已。看了這本書后，我很佩服孫子能在戰爭時期寫出這么好的兵法書籍。

這本書主要寫了一些歷史戰役，將帥們是運用什么樣的戰略取勝的。孫子說過：“兵者國之大事也，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意思就是說軍事是國家的大事，關系到國家的生死存亡，這本書不能不看。

首先孫子從戰略術上，概括了九種不同作戰地區的基本特點，論證了它們對官兵心理狀態的影響。并提出具體靈活的應變措施，倡導在突襲作戰中充分發揮戰斗力。然后，孫子推崇戰略出擊，提倡深入敵國進行作戰，認為這樣做具有使士兵聽從指揮，努力作戰，就地解決部隊休養，士兵勇敢無畏等優點。第三，孫子結合戰略突襲行動的特點，提出一些具有一定進步意義的治軍主張，比如強調政令嚴明，軍令如山，禁止迷信謠言，重視保持軍隊的團結一致等。

這本書里表現出來的隨機應變、肯動腦筋、抓緊時間、遵守紀律都值得我們學習，這樣能使我們在以后的學習中取得好成績。

第二篇

《孫子兵法》是春秋末期我國古代大軍事家孫武所著的一部軍事經典著作。

孫武的生卒年月現已不可考。他本是齊國人，后移居吳國，因擅長兵法，被吳國大臣伍子胥推薦給吳王闔廬。孫武將其所撰兵法13篇獻給吳王，闔廬遂以孫武為將，出兵西破強楚，北威齊晉，揚名諸侯之間。孫武最后終老于吳國，葬在吳都巫門外。

《孫子兵法》的主要思想和內容出自孫武。但后人因《漢書?藝文志》著錄《吳孫子兵法》有82篇，圖9卷，而多認為13篇是曹操削除繁冗，取其精粹而成。又有人因《漢書?藝文志》著錄的《齊孫》，即《孫臏兵法》久已失佚，后世流傳的只有一部《孫子兵法》，而認為13篇出自孫臏之手。不過，在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了一部《孫臏兵法》和《孫子兵法》的殘簡，以及記載孫武言行的70余枚竹簡后，學者們已多傾向于13篇應出自孫武之手，82篇則是孫武后學所著，是用以補充和解釋13 篇的。

《孫子兵法》共有13篇，各篇均有其主題思想，但又構成一完整的思想體系。

《計》篇論述的是能否進行戰爭的問題。孫武指出，戰爭是關系到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道”、“天”、“地”、“將”和“法”是決定戰爭勝負的五項基本要素。“道”指使人民與統治者同心同德；“天”指晝夜、晴雨、寒暑等氣候時節和天命、人事、道義；“地”指土地和地勢、地形的高下、險要、平坦、距離的遠近，攻守進退的利弊；“將”指將帥的智謀、賞罰必信、撫士卒、英勇果斷和軍紀嚴明；“法”則指軍隊的組織編制、將吏職責的劃分和管理，以及軍需物資的供應、管理。孫認為，從這五要素出發，根據國君是否賢明，將帥有無才能，“天”、“地”二方面的條件如何，法令能否貫徹實行，兵力強弱與否，軍隊是不是訓練有素，和賞罰是否分明，可以預知戰爭的勝負，從而采取適當的對策和相應的行動。

《作戰》篇主要闡述的是如何進行戰爭。孫認為，戰爭的消耗和戰費的開支是十分龐大的，戰爭曠日持久勢必危及國家的存亡。所以，他主張速勝。此外，為彌補己方的消耗和削弱敵國，他又主張“因糧于敵”，“勝敵而益強”。

《謀攻》篇主要論述了如何進攻敵國的問題。孫主張以盡可能小的代價，去取得最大的成功，即力求不戰而勝，不靠硬攻而奪取敵城，不需久戰而毀滅敵國。所以，為實現這一目標，他就特別強調以謀略取勝，指出：用兵的上策首先是以政治謀略取勝，其次以外交手段取勝，再次是使用武力取勝，下策才是攻城。而要做到這一點，就不僅需要知己，還要做到知彼。

《形》篇主要講如何利用物質之“形”來保全自已，取得完全的勝利。孫認為，只有先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然后等待和尋求戰勝敵人的時機，才能奪行戰爭的勝利。當取勝條件不足時，應采取守勢，當取勝條件具備時，則應采取攻勢。因此，會用兵的人善于使自己處于不可戰勝、必勝無疑的地位，擅長于創造戰勝敵人的機會。只有這樣的人才能掌握勝敗的決定權，他所戰勝的是已經注定要失敗的敵人。而上述足以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的物質之“形”，便是由國土的大小所產生的物產、軍資、土卒的多少，以及軍事實力對比的強弱。

《勢》篇主要闡述如何造成有利的態勢，來壓倒對方。孫認為，只要選擇有才能的將領，充分發揮他們的才干，以自己的軍事實力為基礎，造成一種勢不可擋的有力態勢，士卒就會勇猛無比地戰勝敵人。而要造成有利的態勢，就必須正確組織和部署兵力，善于指揮調動軍隊，擅長出奇制勝，即以正兵當敵，以奇兵取勝。

“奇”、“正”是相輔相生的關系，它們的變化是無窮的。所以，要出奇制勝，就應善于因時、因地、因事制宜，根據情況的變化，改換奇正的戰法。此外，要造成有利的態勢，還必須善于故意向敵示弱，誘敵以利，以達到欺騙和調動敵軍的目的，造成戰勝敵軍的有利時機。《虛實》篇主要論述指揮作戰如何爭取主動權，主動靈活地打擊敵人。孫認為，要取得主動，就要善于誘敵以利，調動敵軍而不被敵軍所調動，就要善于了解敵情和隱瞞我軍的意圖、行動和用兵規律。如能做到這些，就能掌握主動，集中我軍兵力，分散敵軍兵力；利用敵軍的弱點和錯誤，以眾擊寡，避實擊虛，因敵而制勝。

《軍爭》篇論述的是如何通過機動掌握主動，先于敵人造成有利態勢和取得制勝的條件。孫認為，兩軍相爭時，最困難的莫過于要懂得將迂曲視為徑直，以不利為有利，比敵人后出動而先到達必爭之地，先敵取得制勝的有利條件。孫還指出，要先敵取得制勝的條件，必須避免輕率冒進，把握各國的動向，了解道路、地形，重視向導，善于欺騙敵人，根據情況分散或集中使用兵力，擅長指揮軍隊，根據軍隊的土氣、軍心和軍力，因敵而變，去奪取勝利。

《九變》篇主要論述如何發揮指揮上的靈活性。孫認為，靈活性的基礎在于對利弊進行全面的衡量。只有認識這一點，才能設法威脅、挫折和困擾敵國，以利誘敵，才能常備不懈，使敵無機可乘。只有全面看待利弊，在有利的情況下看到不利的因素，在不利的情況下看到有利的因素，方能根據具體情況，趨利避害，采取相應的對策和行動。

《行軍》篇主要講述了如何配置、組織軍隊，觀察判斷敵情和團結將士。孫認為，行軍作戰必須占據便于作戰和生活的有利地形，善于根據地形配置兵力，必須對敵情進行周密細致的觀察，善于深謀遠慮，從現象到本質，對各種癥候作出正確的判斷。孫還指出，將帥只有在取得士卒的信任后，才能用教育和懲罰相結合的方法訓練好士兵，率領全軍去爭取勝利。

《地形》篇主要論述在不同的地形條件下如何指揮軍隊的行動。孫認為，地形是用兵的輔助條件。將帥應重視地形，善于利用有利地形，避免不利地形。在此基礎上，將帥如能做到知己知彼，正確判斷敵情，以奪取勝利為行動的唯一準則，并能使全軍上下團結一心，服從指揮，那就能無往而不勝。

《九地》篇論述了在九種不同的作戰地區指揮作戰的原則。孫認為，在不同的作戰地區，將帥應根據地形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行動。用兵的原則在于善于發現敵人的可乘之隙，乘其不備，迅速行動，集中兵力，搶先攻占其戰略要地，以壓倒敵軍的抵抗。

《火攻》篇主要指出火攻的目標、種類，發火的物質和氣象條件，以及實施方法。孫認為，火攻只是輔助軍事進攻的一種手段。所以，火攻者應利用縱火所引起的敵軍的騷亂，適時發起攻擊，發展并擴大戰果。

《用間》篇主要論述使用間諜的重要性及其方法。孫認為；是否了解敵情對戰爭的勝負具有重要影響。要先知敵情，只能求諸間諜。只有大圣大智大仁大義之人才能使用各種間諜，獲得廣泛的情報。

《孫子兵法》既是一部軍事經典著作，又是一部光輝的哲學著作。它是我國燦爛的古代文化中一份珍貴的遺產。孫武在其書中揭示了一系列具有普遍意義的軍事規律，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軍事理論體系。這一理論不僅深受戰國以來歷代軍事家的重視和推崇，對他們的軍事思想和實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而且在世界軍事思想領域內也超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