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家法治思想的歷史意義

法家法治思想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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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發展到今天，當代中國的法制建設已步入正軌，并且有著明確的目標：即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就讓我們聯想到了法家思想的法治理論，早在數千年前，法家思想的先驅們就樹立起了“法任而國治矣”[1]“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2] “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3]諸多法治思想。可以說，法家思想，雖然內容及其豐富，但其中最精彩，最集中的就是法治理論了。從形式上看，法家的法治理論與中國當代的法治理論具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都主張以法為本，強調立法和執法的重要性，強調法律在國家中的重要地位，主張法的公開性﹑平等性﹑客觀性和穩定性。對比古今法治，我們可以從中得出很多有借鑒意義的結論。

法家所講的法是君主立法，且強調法治的目的，是為了君主的利益，而我國現代的法治觀念是與公民的意志相聯系，與民主相一致。法家認為：“法生于君”。[4]“法審則上尊而不侵?！彼^君主以法制臣，“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為惠于法之內，動無非法”所謂賢臣必須“無有二心”“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5]?！笆ト酥我?，審于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于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官。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強，則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6]。甚至提出：“法不信，則君行危矣”[7]，即即使他提倡法的平等適用，也還是為了保護君權。而我國的法治理論的首要內涵，即人民主權原則，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我國《憲法》第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薄叭嗣裥惺箛覚嗔Φ臋C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边@說明我國的立法權掌握在人民手中，是高度民主的。而且在當代，依法治國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我國的依法治國，就是指“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辦事，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盵8]由此可見，我國法治社會的貫徹，是建立在民主制基礎上的。

法家思想中，法的主要內涵是刑，“凡所治者，刑罰也?！倍疫@個“刑”還是“重刑”。重刑主義是秦立法司法的指導思想，法家認為，少數人的善良無補于整個社會之治，法家治國關注的是大多數的人，治國不能以治良民的方法治奸民，而是要以治奸民的方法治良民，“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疆”[9]。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商鞅主張治國莫若用重刑，對犯罪不管輕重，一律從重處罰，他說：“勝法之務，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嚴刑?！盵10]，目的就是用重刑震懾住人們的犯罪行為，是“刑重者民不敢犯”[11]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盵12]。而且，但我國現代刑法，則堅持罪刑相當原則。罪行相當原則的含義是：凡多大的罪，就應承擔多大的刑事責任，法院判處刑罰，相應的也要作到重罪重罰，輕罪輕罰，罪刑相稱，罰當其罪。我國《刑法》第五條就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我國現代的法治觀點，更多地傾向于“法律的效力是以它所引起的愛戴和尊重為轉移的，而這種愛戴和這種尊重是以內心感到法律公正和合理為轉移的?！保_伯斯庇爾），而且，我們也逐漸認識到，“在剛剛擺脫野蠻狀態的國家里，刑罰給與那些心靈僵硬的印象應該比較強烈和易感。為了打倒一頭狂暴的撲向槍彈的獅子，必須使用閃擊。但是，隨著人的心靈在社會狀態中柔和感覺能力的增長，如果想保持客觀與感受之間的穩定關系，就應該降低刑罰的強度。[13]。我國現代法治已覺悟到，人們所苦的并不僅是重刑，輕刑亦為人們所苦，過重的刑罰指揮導致人們的厭惡和憎恨。切不可把刑罰的效力于過分的嚴厲性混淆起來，前者與后者是完全相反的，一切人們都贊助公正的溫和的法律，一切人都反對殘酷的法律。

法家思想中，法的主要目標是打擊“小人”，嚴厲懲罰反抗專制君主統治的臣民。而我國現代的法治則更多的以保護公民之間的平等與自由，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為主要目的。法家思想中，所謂“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14] “過匿則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強?！盵15]。這些都非常螻蛄的點明了法治的目標是使老百姓不敢有絲毫的反抗，所謂“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嚴刑者，民之所謂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圣人陳其所畏以禁其邪，陳其所惡以防其奸，是以國安而**不起?！盵16]這些，一語道破了加重處罰，嚴厲鎮壓民眾的反抗，人民就不敢觸犯法律，結果也就達到了法治的目標。但是現代的中國法治注重對公民權利的保護。自我國走向真正的法治之后，國家十分重視用法律保護公民的權利。國家除了通過制定各種法律明確規定公民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享有的各項權利外，還建立健全了權利救濟制度。立法機關通過頒布《行政復議法》《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而且在《刑事訴訟法》中規定無罪推定原則，從制度上較好的解決了防范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濫用權力和對已發生的侵權損害給予賠償的問題。

法家思想中，對于法本身并沒有嚴格的要求，即它不追求法本身的良﹑惡，只要是君主的意志，就要嚴格執行。盡管法家也強調法必須順乎自然，合乎民心，“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17]，但是就法是否合乎正義，法家始終站在君主一邊，提君主利益辯護。但是我國的現代法治要求發必須是良法，必須符合公平正義的思想，只有好的法律，才能作為治理國家的基礎，才能達到實施法治的目的。

法家思想的法治理念是“以法治國”，而我國現代的法治理念是“依法治國”。雖然僅有一字之差，卻已經有了本質上的差別。在中文中，“以”和“依”的含義就不同，前者主要有“用”“拿”的意思；后者則主要是“依靠”“依從”“按照”的意思。這樣，我們就可以發現，法家所強調的法治，實際上是把法作為治理國家的工具和手段，作為統治者的為政之具和統治策略，因此很明顯的打上了人治的烙印，這樣的法治，即成為人治的法治，專制的法治，最終即歸于人治主義一途。而我國的依法治國原則，則是把法作為一種文明價值的體現，作為一種文明理念的灌輸，作為占社會主導地位的普遍觀念和內在精神，它要求在法治狀態下，通過對國家和政府的權力和責任的科學規劃，對公民權利和義務的合理配置，在法律秩序的層面，人們普遍的依據法律規則，制度，原則去從事各種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活動，形成一種嚴格有序，井井有條的狀態，并使違法犯罪現象大為減少。在這種法治中，人們要樹立的是法律至上的觀念，而且這種觀念追求的是民主，平等，自由和正義的價值。

但是，我們要本著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待問題，用現代法治的視角來看待法家理論時，自然不應忘記它的種種缺陷，但是我們也應認識到，法家思想中有些部分在今天仍然具有普遍價值和指導意義，能夠為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法家所借鑒利用。

1）“法不阿貴，刑無等級”，反對特權

法家的刑無等級思想是基于當時領主貴族特權猖獗，守舊勢力嚴重阻礙改革進行的社會狀況下而產生的，“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18]是對這種思想的最好總結，法家主張適用法律要做到“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19]在守法上，強調平等性，君主，臣民都應守法?！肮拭髦魇狗〒袢耍蛔耘e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盵20]。商鞅說：“守法守職之吏又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21]，“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22]，“法之不行，自上犯之”[23]。這些反特權主張，在當時貴族特權登記制度的社會條件下無疑是振聾發聵的時代吶喊，當然，如前文所說，君主專制下的法治不可能真正實踐到避免所有特權，但是不可否認的，在當代人有少數人特別是領導干部，總以為有特權在身，以權試法，而法家這些法特權的思想，無疑是具有先進教育意義的。

2）“明法去私，反對以私害法

“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薄八搅x行則亂，公義行則治?！盵24]。法家強調，法律是公正無私的，不能因親近友好而隨意賞賜。情感不能代替法，個人的好惡，恩怨情仇都必須服從法，天下為公則天下大治。法家強調法的公正性原則，主張行法，司法必須公正無私。商鞅認為，嚴格依法辦事，這就是“公”，反之為了私利而損害法的施行，這就是“私”，法就是要奉公去私。他說：“君臣釋法任私必亂。故立法分明，而不以私害法則治?！盵25]。君主和大臣都放松法度，依任私議，國家必定混亂。確定法律就是為了明確人們言行的當與不當，即“明分”，只有保證了法的公正性，不以私害法，國家才能走上有序的軌道。“夫信法度而任私議，皆不類者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26]。法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慎到對此也有很好的闡述，他說：“法之功，莫大于私不行。??今立法而行私，是私與法爭，其亂甚于無法。??故有道之國，法立而私議不行。”[27]，慎到還認為，公正是立法，執法的第一要義，法律公正就要拋棄一切徇私和偏私的做法?！肮瘦辇?，所以立公識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審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盵28]。應該說，法家的這種觀點對現實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以私害法的情況在我們當今社會仍是屢見不鮮。我們應借鑒法家“明法去私”的思想，執法必嚴，公正辦案，鏟除“人情官司”“權錢交易”等問題，有法必依，違法必究，不徇私情，秉公執法，保護人民的合法利益和國家利益。

3）“法與時移”，制定完備的法律體系。

法家主張“法與時移”，立法要適應時代的發展和社會要求。商鞅說：“故圣人之為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為之治，度俗而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治不宜于是則行之則不干?！盵29]韓非子也認為：“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事宜則有功。??時移而治不易者亂?！盵30]所謂“古今異俗，新故異備”，而“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雖然我們所處的時代背景與法家所處的時代背景有著本質上的差別，但時代卻同樣在不斷變化，因此，作為現代法制運行首要環節的立法，也需要及時制定，修改和廢除，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要求，這是我國民主法制建設的主要任務，也是實現依法治國的基礎。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從數量上來看，我國制定的法律是比較齊全的，較建國前有了很大的進步，以憲法為核心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框架已基本形成。這一系列法律，法規的出臺和實施，促進和保障了我國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但由于各種原因，我國目前的法律體系還不夠完善。如：現在我國行政權被濫用的現象還比較嚴重，而行政救濟權利的途徑卻很有限；與市場經濟主體有關的法律制度，如：債券法，反壟斷法等法律制度還不太完善，因此，我國應不斷完善現有的法律體系，對缺失的部分應當補充制定，來保障人民的權利，促進經濟的發展，適應社會的新變化，新發展和新要求。

4）法要“布之于眾”，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識

法家強調，法作為治理國家的依據，一旦制定，就要以成文的形式出現，“使之明白易知”[31]，“布之于眾”，并爭取做到“家喻戶曉”，讓“全民皆知其所避就”[32]，而今天，我們仍把普法，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識放在重要的位置，廣大領導干部應該帶頭懂法，守法，護法。然而，現實情況卻不盡如人意，一些干部無視法的存在，認為權大于法，因此，提高廣大黨員干部的法制意識已經迫在眉睫。在一部分人民群眾中間，同樣存在著法律意識淡薄，遇到法律問題，首先想到的是找關系，托熟人，甚至進行錢色交易，而不根據法律尋求解決的途徑。這樣造成的結果是社會資源的浪費和辦事成本的提高。因此，當務之急，黨和國家應充分利用各種宣傳載體，如：電視，報紙，網絡來普及法律知識，并且堅持進行法制教育，使全民樹立起法律至上的理論。

------------------[1] 《慎法》

[2] 《管子·七臣七主》

[3] 《商君書·定分》

[4] 《管子·任法》

[5] 《韓非子·有度》

[6] 《韓非子·六反》

[7] 《韓非子·有變》

[8] 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31頁

[9] 《商君書·去疆》

[10] 《商君書·開塞》

[11] 《商君書·畫策》

[12] 《韓非子·解老》

[13] [意]貝卡利亞《論犯罪與刑罰》[M]

[14] 《韓非子·畫策》

[15] 《商君書·說民》

[16] 《韓非子·奸劫弒臣》

[17] 《韓非子·安危》

[18] 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

[19] 《韓非子·有度》

[20] 《韓非子·有變》

[21] 《商君書·賞刑》

[22] 《商君書·修權》

[23] 《史記·商君列傳》

[24] 《韓非子·飾邪》

[25] 《商君書·修權》

[26] 《商君書·修權》

[27] 《慎子逸文》

[28] 《威德》

[29] 《商君書·壹言》

[30] 《韓非子·心度》

[31] 《商君書·定分》

[32] 《商君書·修權》

第二篇：關于我國古代法家“法治”思想淺析

[論文關鍵詞]法家 古代法治 現代法治

[論文摘要]法家的“法治”傳統思想包含著以法為本、因時而制、明白易知、刑無等級、強國富民等內容,與現代法治具有一定意義的契合,對現代法治是有所助益的。但是我國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與現代意義上的法治相距甚遠,如治吏治民不治君、君主至上、重刑思想等很多封建性糟粕,也可能成為現代法治的障礙。因而對法家的思想必須進行批判和分析,做到古為今用。

我國古代法家是戰國時期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利益,主張“變法”和“以法治國”的學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慎到、商鞅、韓非、李斯等。“法治”是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他們主張將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制定為“法”,以“法”作為治國和統一天下的主要方法,即所謂“以法治國”[1]P147、“垂法而治”[2]P163。法家的思想影響了我國古代整個封建社會,我國最早將“法律”二字連用是從法家開始的。自秦漢開始的封建統治者都在統治實踐中一定程度上采納了法家的主張,實行過一定程度的”法治”。然而,無論是從法治的主體、客體還是從其內涵、目的等方面來比較,法家的“法治”與我國現代法治都是不能相提并論的。

一、法家法治思想中的積極因素

1、法家的“明法論”思想。法家所主張的法治,是將法律公之于天下。“務明易”是指法令一定要明白易知,便于遵守。商鞅認為法令的對象是愚蠢的民眾,如果太“微妙”,連聰明智慧的人都看不懂,怎么能讓民眾實行呢?因此他說:“圣人為法,必使明白易知。”[2]P423韓非也提出了“三易”:“易見”即容易使人看見;“易知”即容易使人懂得;“易為”即容易使人執行和遵守。作到了“三易”,就能確立起君主的信用,發揮出政令的效用,使法令得到貫徹。[3]P70法家還主張“以法為教”,官吏和人民都必須學習法律。尤其是向主管法令的官吏學習法律,由司法官員宣講、解釋法律,使天下的人都“知法”。這種使天下吏民知法不犯的思想,有助于增進國家的安定和統治秩序的穩定,一直為后來歷朝歷代所承襲,對今天的法治建設也有積極的意義。

2、法家的“因時立法”的思想。他們認為,歷史在不斷發展變化,社會在向前發展,時代變革,社會條件不同,國家的法制和統治方法也應作相應的改變。商鞅提出:“上世”可以靠“親親”,“中世”便只能靠“仁義”;而到了“下世”,“親親”與“仁義”都已行不通了;“今世”更不能沿用這些舊的方法。其結論是“不法古,不修(循)今”,必須“當時而立法”[2]P143。在立法原則上法家也提出了“循天道、隨時變、量可能”。指立法要符合自然規律,適應時代的要求和社會的實際,考慮實行的客觀可能性。所謂“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3]P165;“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3]P165;“隨時而變,因俗而動”[1]P148等等。這些思想在今天也是有進步意義的。現代法治雖然提倡保持法律的穩定性,但遵循客觀規律、社會現實,不斷地修訂現有的法律也是無可爭議的。

二、法家法治思想中的消極因素[!--empirenews.page--]

1、法家的“君主至上”思想。法家都是把法律當作最高統治者個人統治的工具,他們認為法能保障和加強君主至尊地位與專制權力。首先,法家認為立法大權必須全部收歸君主?！笆略谒姆?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盵3]P17君主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有獨一無二的權力。

法、術、勢三者緊密結合乃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所倡導,他認為君主為了達到自己的統治目的,是可以充分利用這三要素的?！胺ā敝阜?“勢”指權勢、權力,“術”指統治策略和手段。三者之中,法令最為重要,必須“以法為本”而兼顧勢、術。韓非明確地指出:“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3]P131、“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3]P135、“君無術則弊于上,臣無法則亂于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盵3]P137他還強調推行法術必須占有權勢地位?？梢娝€是對君主重權勢與術,而對臣民則強調嚴刑峻法,輕罪重罰,以此來實現君主集權的專制政體。法律是君主的統治工具,君主本人不必被自己制定的法律所累。古代法家倡導的“法治”是“君主專制”。而我們現代法治卻是民主的,把法當作權力控制的手段、途徑。法治意味著控權制度的存在。法律高于權力,法律至上是現代法治的重要內容。法律對權力的控制,是現代法治的基本特征。

2、法家的“以刑去刑”的重刑思想。在這方面,商鞅第一個系統提出“禁奸止過,莫若重刑”的重刑論。主要包括:其一,在刑罰與賞賜的內部關系上,他強調刑主賞輔,賞賜僅僅是刑罰的輔助。他說:“夫刑者所禁邪也,而賞者所以助禁也。”[2]P138其二,“刑不善而不賞善”。他認為法的任務在“治奸人”,而不在“治善人”。對付“奸民”的手段只能是“重刑”。刑罰重,民眾就不敢犯法,這樣便都不敢做壞事,就使全國的民眾就變“善”了,這叫做“不賞善而民善”。其三,輕罪重罰。他指出:“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闭J為加重對于輕罪的刑罰,便不致產生輕罪,重罪更無從出現。這種公然否定罪刑相適應、向人民炫耀暴力、濫施淫威的觀點,表明了新興地主階級及其“法治”與人民在本質上的對立關系。韓非也發展了商鞅的重刑主張,認為重刑是符合人的“好利惡害”的本性,是“禁奸”的有效手段,是“愛民”不是傷民。也就是要使人民在嚴刑峻罰面前心驚膽寒不敢犯法。[3]P143商鞅等法家代表人物的這種觀點,后來成為秦始皇推行嚴刑峻法的理論基礎。在整個封建社會也有深遠的影響。這種殘酷鎮壓人民的做法,“以刑去刑”的重刑主張,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是不可取的。與現代法治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理性、文明、秩序、效益與合法性”是格格不入的。[1][2]下一頁

三、法家法治思想中既積極又消極的因素

1、法家的單純“法治”的思想?！胺ㄖ巍笔轻槍θ寮业摹岸Y治”、“德治”提出的。儒家主張“以德服人”,輕視法律的強制作用,法家針鋒相對,主張“以力服人”,“法治”是最有效的方法?，F代法治卻認為“以德治國”和“以法治國”兩者并不矛盾,道德是制定法律的基礎和根本,它從正面引導人們向上向善,告訴人們應該做什么,怎么做才是正確的、合乎天理和人道的,只有這樣做才能被人們普遍接受和尊敬;如果相反去做,就會受到人們的鄙夷。而法制是推行道德的約束和保障,它從反面制惡制暴,告訴人們不能做什么,如果做了,就要受到相應的制裁。應該說道德規范是指導人民行為的根本原則,是一個國家的社會行為基本準則,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支柱?！暗轮巍焙汀胺ㄖ巍笔且粋€事物的正反兩個方面,單獨強調任何一個方面,都是要顧此失彼的。當然,法家的“法治”思想符合封建制確立時期的時代要求,與儒家的“禮治”相比更為積極進取。[!--empirenews.page--]

2、法家的“治吏”思想。法家也把治吏放到相當重要的位置,提出了“明主治吏不治民”[3]P113的觀點。還提出“刑無等級”這一在執法和適用法律上治吏的思想。商鞅提出“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犯上制者,罪死不赦?！盵2]P280韓非強調“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不避尊貴,不就卑賤?！盵3]P42只有君主依法治吏,才能“禁奸臣”。法家的治吏思想在規范權力和防止權力的濫用上與現代法治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兩者的目的都在防止權力的懈怠與權力的濫用。法家的治吏思想對于倡行法治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法家的治吏也有它消極的一面,它不是現代法治意義中的權力控制。兩者的主體是不同的,法家的治吏的主體是皇帝,而法治中的權力控制的主體是人民。兩者的對象是不同的,法家治吏的“吏”是不包括最高權力擁有者——皇帝的,而法治中的權力控制所要控制的是除人民及其終極權力之外的一切權力與權力擁有者。

3、法家的“民本”思想?！昂美麗汉Α钡娜诵哉?是法家“法治”的理論基礎。法家認為,法不是天造地設的神物,而是人性民情的反映。韓非指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盵3]P149“因民情”是指法律的制定要以人對物質利益的追求為基礎。商鞅說:“人情好爵祿而惡刑罰,人君設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2]P175表面看來,人性理論和強調立法上因民情、重民、利民的這種民本思想考慮的是人民的需要與愿望。這種傳統的民本思想在現代社會依然很有影響力,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對民主起到引入的作用。而且,民本思想絕對比單純的專制思想要進步得多。但是,這種思想實際上是要將法律變成操縱人民切身利益的手段,為統治者所用,不同于現代法治中的民主思想,而且“民本思想”畢竟是“君權思想”之下的產物,它骨子里包含的并不是現代民主與法治。如果將民本理解為民主,那么民本就會成為民主的障礙,從而影響法治。因此,必須理性地對待這種民本思想?，F代法治的民主思想是指必須運用法律從社會層面上保證人民的民主權力與民主權利,實現社會普遍的民主。法律保護人民民主權力與民主權利的民主才是完善的。

總之,法家的“法治”與現代法治有著本質的區別。法家的“法治”是為了“治民”、“治吏”,即“法治”的主體是皇帝,客體是民眾和官吏;“法治”的內涵在于以嚴刑峻法來威懾百姓,實行法治的目的是要“定分止爭”,使老百姓服服貼貼地屈從于專制統治。而現代法治主體是全體人民,客體是各項國家事務和各種社會生活?，F代法治的基本內涵是:社會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的社會關系均納入法律的軌道,接受法律的治理;法律有至上的權威;國家的權力依法行使;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權利、自由和利益受到保護等等。對法家的法治傳統思想,一方面要看到積極的一面,即它的很多學說有助于中國現代法治的啟動;另一方面要批評它消極的一面,警惕它給我們現代法治建設帶來障礙。

第三篇：鄧小平思想歷史意義

鄧小平理論對于我們黨、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首先，鄧小平理論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大家知道，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從原則上回答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根本問題，科學地揭示了從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客觀規律。我們不能要求他們對100多年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遇到的實際問題—一作出回答。解決這些問題的任務，歷史地落在中國共產黨人的肩上。這里的關鍵是要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結合得好就能找到正確的道路，并不斷取得勝利；相反，采取教條主義、生搬硬套的態度，必然會使社會主義事業遭到挫折和失敗。這已為無數的事實所證明。

在民主革命時期，我們黨經過不懈努力和多次曲折，終于找到了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取得了革命的成功。毛澤東同志對此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的：“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毛主席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睂τ诮ㄔO社會主義來說，也同樣需要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的實際很好地結合起來，才能找到正確的道路。在這方面，我們曾走過不少彎路，有過不少曲折與失誤。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經過20多年的實踐，正確地總結了我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才逐步形成了鄧小平理論。只要我們堅定不移地堅持用這個理論指導我們的實踐，我們就一定能不斷取得新的偉大勝利。

其次，鄧小平理論是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的強大思想武器。黨的基本路線是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形成的，愈是深刻理解和掌握這個理論，就愈能深刻領會和堅決執行黨的基本路線。在理論和路線的關系上，我們黨是有過教訓的。黨的八大曾提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與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由落后的農業國盡快地變為先進的工業國。但是，八大以后不久，黨就在指導方針上背離了八大路線，以致后來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那樣嚴重的錯誤。八大路線為什么未能堅持下去，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當時我們在錯誤的理論指導下，搞了階級斗爭擴大化。這種錯誤的理論最后發展成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錯誤和挫折教育了我們，我們終于從迷霧中解脫出來，找到了正確的理論，在正確理論指導下，制定和執行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重新回到健康發展的軌道上來。正如江澤民同志指出的，中國社會主義的命運歸根到底取決于我們自己，取決于黨的理論和路線，取決于黨同人民的團結奮斗。這里，路線是關鍵，理論是根本。理論和路線是黨能夠團結廣大人民群眾共同奮斗的基礎。只要我們堅持鄧小平理論，堅持以這個理論為指導的基本路線，堅持用這樣的理論和路線去統一全國人民的思想，使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共同奮斗，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就是無限光明的。

鄧小平理論的歷史意義

在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在跨越世紀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用鄧小平理論來指導我們整個事業和各項工作。這是黨從歷史和現實中得出的不可動搖的結論。中國共產黨是非常重視理論指導的黨。中國人民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革命的面貌為之一新。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有兩次歷史性飛躍，產生了兩大理論成果。第一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它的主要創立者是毛澤東，我們黨把它稱為毛澤東思想。第二次飛躍的理論

成果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它的主要創立者是鄧小平，我們黨把它稱為鄧小平理論。這兩大理論成果都是黨和人民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

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確立為自己的指導思想。經過遵義會議和延安整風，黨的七大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 ———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這是總結建黨二十四年經驗作出的歷史性決策。現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十二大、十三大、特別是十四大的基礎上，中央建議十五大在黨章中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這是我們黨經過近二十年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功實踐作出的歷史性決策。作出這個決策，表明中央領導集體和全黨把鄧小平開創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新世紀的決心和信念，也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共識和心愿。

實踐證明，作為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的鄧小平理論，是指導中國人民在改革開放中勝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正確理論。在當代中國，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的鄧小平理論，而沒有別的理論能夠解決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

鄧小平理論的歷史地位和指導意義

中廣網 08月05日 11:3

4江澤民

在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在跨越世紀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用鄧小平理論來指導我們整個事業和各項工作。這是黨從歷史和現實中得出的不可動搖的結論。

中國共產黨是非常重視理論指導的黨。中國人民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革命的面貌為之一新。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有兩次歷史性飛躍，產生了兩大理論成果。第一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它的主要創立者是毛澤東，我們黨把它稱為毛澤東思想。第二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它的主要創立者是鄧小平，我們黨把它稱為鄧小平理論。這兩大理論成果都是黨和人民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

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確立為自己的指導思想。經過遵義會議和延安整風，黨的七大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這是總結建黨二十四年經驗作出的歷史性決策?，F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十二大、十三大、特別是十四大的基礎上，中央建議十五大在黨章中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這是我們黨經過近二十年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功實踐作出的歷史性決策。作出這個決策，表明中央領導集體和全黨把鄧小平開創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新世紀的決心和信念，也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共識和心愿。

實踐證明，作為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的鄧小平理論，是指導中國人民在改革開放中勝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正確理論。在當代中國，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結合起

來的鄧小平理論，而沒有別的理論能夠解決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

鄧小平理論之所以能夠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是因為：

第一，鄧小平理論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新的實踐基礎上繼承前人又突破陳規，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實事求是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髓，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也是鄧小平理論的精髓。一九七八年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篇講話，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沖破“兩個凡是”的禁錮，開辟新時期新道路、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是在國際國內政治**嚴峻考驗的重大歷史關頭，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理論和路線，深刻回答長期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進到新階段的又一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在走向新世紀的新形勢下，面對許多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過的艱巨課題，鄧小平理論要求我們增強和提高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堅定性和自覺性，一切以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三個有利于”為根本判斷標準，不斷開拓我們事業的新局面。

第二，鄧小平理論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深刻地揭示社會主義的本質，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新的科學水平。新時期的思想解放，關鍵就是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解放。我國社會主義在改革開放前所經歷的曲折和失誤，改革開放以來在前進中遇到的一些困惑，歸根到底都在于對這個問題沒有完全搞清楚。撥亂反正，全面改革，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封閉半封閉到改革開放，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近二十年的歷史性轉變，就是逐漸搞清楚這個根本問題的進程。這個進程，還將在今后的實踐中繼續下去。

第三，鄧小平理論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寬廣眼界觀察世界，對當今時代特征和總體國際形勢，對世界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成敗，發展中國家謀求發展的得失，發達國家發展的態勢和矛盾，進行正確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學判斷。世界變化很大很快，特別是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進步深刻地改變了并將繼續改變當代經濟社會生活和世界面貌，任何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都不能不認真對待。鄧小平理論正是根據這種形勢，確定我們黨的路線和國際戰略，要求我們用新的觀點來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強調只有這樣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墨守成規只能導致落后甚至失敗。這是鄧小平理論鮮明的時代精神。

第四，總起來說，鄧小平理論形成了新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科學體系。它是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歷史條件下，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在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勝利和挫折的歷史經驗并借鑒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外部條件、政治保證、戰略步驟、黨的領導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國統一等一系列基本問題，指導我們黨制定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它是貫通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等領域，涵蓋經濟、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軍事、外交、統一戰線、黨的建設等方面比較完備的科學體系，又是需要從各方面進一步豐富發展的科學體系。

鄧小平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為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建立了不朽的功勛。他把畢生心血都獻給了中國人民，一切以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他對黨、對人民、對馬克思主義的最大貢獻，他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就是鄧小平理論。這個理論，集中體現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著作以及黨和國家的重要文獻中。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它始終嚴格地以客觀事實為根據。而實際生活總是在不停的變動中，這種變動的劇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來達到了前人難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馬克思主義必定隨著時代、實踐和科學的發展而不斷發展，不可能一成不變。對待馬克思主義，有個學風問題：究竟是從本本出發，還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研究和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就強調：“應確立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為指導的方針，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現在提出用鄧小平理論武裝全黨，提出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心內容是學習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就是發揚這個優良傳統。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同時一定要以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著眼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著眼于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于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離開本國實際和時代發展來談馬克思主義，沒有意義。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同它在現實生活中的生動發展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沒有出路。在當代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是一脈相承的統一的科學體系。堅持鄧小平理論，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就是真正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

注釋：這是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的第三部分。

《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

第四篇：法家“依法治國”思想研究

法家“以法治國”思想研究

摘要：春秋戰國時期，秦國經商鞅變法二躍為戰國七雄之首，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終于滅六國而實現了中國的統一大業，建立秦王朝，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國家。然而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個浩蕩帝國僅存15年就土崩瓦解。是什么原因導致了秦朝的速亡？“法家亡秦論”“是一個非常主流的思想。劉邦的重臣、漢代思想家陸賈說：“秦二世尚刑而亡”。《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曰：“法家一斷于法，賞罰分明，此其所長也。但法家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傷害至親，傷恩薄厚?！边@樣一種思想，導致大眾多對法家存在一種偏見和批評的態度，把法家與嚴刑酷法劃上等號。而本文旨在用一種理性的眼光和標準探究和評判法家“依法治國”的思想，以求其當代價值。“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于人，而不能使人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1]。這是與儒家的仁愛教化思想截然不同的觀點，法家認為人性重利，在價值哲學領域毫不避諱自己的功利主義動機，而強調“依法治國的功效性，務實功利，崇尚實用，一切從實際出發是法家推行“依法治國”背后所隱藏的價值追求和哲學基礎。

正如高洪鈞先生指出的：以現代民主的立場來觀察，人們無疑會指責這些法治措施過于專制獨裁。但是，如果考量歷史的具體情境，我們就會發現這些措施有其必要乃至合理之處。對于當時的混亂局面來說，強化王權和加強中央集權是達到社會有序狀態的有效措施之一。無數的歷史經驗表明，在任何古代社會，特別是在戰亂時期，較為強大的王權、富有效能的政府集中管理和令行禁止的法治，對于維護社會秩序來說都是頗有成效的社會治理機制。在各國的激烈競爭和斗爭中，秦朝經過商鞅變法而建立大一統的社會，注重法制建設，形成了律、令、制、詔、程、式、課、法律答問、廷行式等多種法律淵源，而這些法律涉及政治、軍事、司法、農業、手工業、商業和家庭婚姻等各個方面，秦律中還有不少關于督促和懲治不依法辦事的官吏的法律條文。開創了法制統一的大好局面。關鍵詞：法家 依法治國

一、法家概說

1994年出版的《諸子百家大辭典》對于法家的界定是：戰國時主張以法治國的學派。法家的先驅可上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的管子、子產，實踐創始于戰國前期的李悝、商鞅、申不害等。至戰國末期韓非綜合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集法家思想之大成，建立了較為完整的法治理論。在政治上，法家主張廢分封、行郡縣，建立統一的君主專制國家，加強君主集權，打擊舊貴族勢力，用厚賞重刑，使令行禁止；在經濟、軍事上，法家主張廢除井田制，建立和鞏固封建土地所有制，重農抑商，獎勵耕戰，實行富國強兵政策；在思想上，主張禁止儒家學說，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在歷史觀上，法家有著較為進步的歷史觀，認為人類社會是向前發展的，社會是不斷進步的，總的趨勢是“今勝于古”，任何措施都有它的時代性，統治者應根據當時社會的實踐情況，不斷地調整、改革一切制度、措施。法家人士大都厚今薄古，主張法后王，反對儒家的法先王。在認識論上，法家較為注重實際，主張以公用檢驗言行，反對虛妄、空洞之言[3]。

可以看出法家強調與時俱進、革故鼎新的社會歷史論，在當時奴隸制社會與封建社會交替的時代是多大的創舉和進步。而法家“務實、注重實際”的觀念對當今社會建設都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二、法家產生的歷史背景

法從禮中分離出來是法家產生的條件和基礎。禮與法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處于混一狀態，在春秋戰國時期才出現分離。西周禮治體系的實施方式有二：一是以刑護禮；一是教化揚禮。而在西周的禮治體系中，“刑”是維護“禮”的手段之一，當時并沒有獨立、相對穩定的刑罰體系和刑罰原則，“刑”是依附于“禮‘’而存在的。

而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社會發生劇烈變革：經濟上，土地制度由井田制（公田制）向私田制轉化，新興地主階級產生；政治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轉變為自諸侯出，自大夫出，王霸迭興，七雄并爭。其它各種紛繁復雜的社會矛盾也不斷涌現。面對這種情況，代表各個階級、階層的思想家紛紛立言著說，闡述自己的治國方略和政治主張，批判其它學派的思想觀點，呈現出“百家爭鳴”的局面。在這些眾多的學術流派中，影響最大的是儒、法兩家。儒家代表傳統的舊貴族勢力，主張“禮治”，是為“保守”；法家代表新興的地主階級，力倡“法治”，是為“革新”。春秋戰國之際，雙方進行了激烈的論爭，法家要革新，提倡法治，就必須抨擊保守的禮治思潮，儒家要復古，實行禮治，就要進行積極的反擊，批駁法治主張，我們將這樣的爭論成為禮法之爭。法家的產生和發展正是在禮法論爭的背景下進行的[4]。

三、法家“依法治國”的治之道

恩格斯指出“每一時代的理論思維，包括我們當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在不同的時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因此我們研究先秦法家”以法治國“思想，不能用當下的眼光、是就愛哦和”理論思維“去評判，而是要回到他們那個時代，去分析和發現他們思想的進步性，發掘他們理論思維的要素和精華，以便把這些精華部分轉化為我們當代理論思維的形式和內容，從而在我們當代的社會實踐中發揚光大。1.法家所說的“法”是公平正直的

“以法廢私”是法家“以法治國”的一個重要出發點，法家把“法”說成是公平正直的，他們認為法是為整個國家利益服務的。法家認為法代表國家利益，是天下之公利的“代言人”，它高于包括最高統治者在內的全體社會成員的個人利益。他們稱個人利益為、；私“，國家整體利益為”公“，體現國家整體利益的“法”為“公法”?！肮备哂凇八健?，因而“法”也高于“私”，而且兩者勢不兩立。法家認為各種人都有各種私，私是亂的根源，任法即實行“以法治國”乃能嚴私，不任法即不實行“以法治國”便不能去私?！八降佬袆t法度侵，法度行則私道廢”。

且法家受道家的影響，認為“法出于道”或“因道全法”。管子認為法出于“道”，但法不是自己從“道中”派生，而必須借助人的主觀努力，人首先發現、認識客觀存在的“道”，然后依“道：制定法。管子總結出恒常、公平、無私是天地及其他自然物質或現象表現出來的“道”的特點，因此要求人君治國要以“道”為準則。而在韓非看來，因“道”而生的法或“因道全法”則不一定是良法，取決于立法者對“道”的選擇和運用。2.社會進化的歷史論

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5]。”（《商君書.更法》）

故圣人之為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事劇則功寡。（《商君書.算地》）

在商鞅看來，法和時代相宜才能實現治國的目的。

法家認為萬事萬物都在不斷的變化中，社會當然也在不斷地變化發展，這樣的歷史發展觀貫穿于政治領域，就要求“法與時轉，治與時宜“。在法家看來，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因為歷史在發展，社會在變化，原有的法律制度、政策措施等雖然可能有合乎治理規律而值得繼承的地方，卻也往往會出現不適應新情況的地方，如果墨守成規，就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而取得治理的成功。因此，要使國家強盛，就得”變法“，審時度勢，銳意改革。3.好利惡害的人性論

法家認為，人的本性就是趨利避害、追求名利，只要有名有利可圖，人們就要去追逐，其核心是好利惡害，并認為人之喜好與厭惡是賞罰的根本，君主可以利用人們好利惡害之心對其加以控制。在他們看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主要是一種利益關系，因而承認人們追求財富的合理性。英明的君主就要善于利用人們的這種趨利避害的本性，使其自覺地為國而耕戰，從而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以今天的價值觀來看，這種觀念可能過于野蠻。韓非是荀子的學生，歲都承認人性自私好利，但在人性的改造方面，荀子主張道德教化加以改造，而韓非卻不承認人性自律的可能，只相信外部的因素，即”他律“，通過法律來約束人們的行為規范。

市場機制這的許多企業的激勵機制，確實也是利用了人好利的心理，法家是以國家主義為背景的政治家，對于一切社會問題的討論，多含有政治的意味，為國家利益服務，在諸侯爭霸的戰亂時期利益可以激發斗志，但是在秦統一六國后，在相對緩和的社會環境中，百姓需要一種更加人性和平緩的政策來休養生息。而且以利為核心在統治集團內部運行，必然滋生腐敗。承認人性自利是一方面，但治理國家的治民之道必須因時而宜。4．務實功利的價值論

務實功利、崇尚實用，一切從實際出發是法家推行“以法治國”背后隱藏的價值追求和哲學基礎。在春秋戰國時期，面對諸侯征戰的社會現實，要想不被其他諸侯國吞食并最終完成統一霸業，必須富國強兵。在務實功利的價值觀的指導下，法家強調實行“依法治國”的目的是為了社會安定和國家強盛。

何勤華先生指出，法家關于法治的理論，在當時無疑是有進步意義的：第一，法家提出“以法治國“，是要以公開、公正（當然這種公正也僅僅代表了當時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客觀的成文法制度來反對奴隸主貴族擅斷的、任意的“人治”的方式；第二，法家在法治理論中，對法做出了具有一定科學成分的闡述。比如，他們認為，法律應該是公平的、正直的，因而可以作為衡量人們行為的準則；第三，法家在強調法治時，已經提出了法治的法必須是順應時勢、順應自然的法；第四，在法家的法治理論中，“刑無等級”，“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等內容占有重要的位置；第五法家的法治理論，是中和當時各個諸侯國變法的實踐結合在一起，法家的各位代表人物，不僅創設和鼓吹法治的理論，而且還親自予以實踐，因此他們的理論具有豐富的實踐性及應用價值，而中國的統一、秦王朝的建立，在當時都是具有進步意義的事情[4]。

四、法家思想的現實意義

法家強調用實際效用來衡量人們的言行而擯棄一切空談。由于務實功利、注重現實，法家清楚地看到，強力主宰著整個社會，所以主張“以法治國”，富國強兵，并把是否有利于農戰的功效作為法律賞罰的依據。在諸侯爭霸的戰國時代，每個諸侯國的當務之急是如何使自己的國家富裕強大，避免被吞并，法家爭對春秋戰國的時代特征提出了“以法治國”、富國強兵的治國目標，實現這一目標需要著眼現實，而這一目標的實現又促使他們更加注重現實，法家務實功利的價值觀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其實，當代的世界也是一種“新戰國時代”，世界各國都力求富強，在當代世界“發展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強權政治、霸權主義時有抬頭，因此，法家務實功利的價值觀，以及法家實行“以法治國”的目的是富國強兵這一重要思想，作為法律的價值追求和治國的基本觀念，對于我們當下進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我們所處的時代與先秦法家所處的時代迥然有異，但當今國際關系較之戰國時諸侯國之間的關系則極為相似：國與國之間存在著實力競爭，各國都在為富強而奮斗，一國的國際地位最終仍取決于自身的實力。一個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國際事物的處理中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首要的就是具有比別國更強的綜合實力。中國更是這樣，要想在紛繁復雜的國際關系中占據主動地位，要想順利完成國家的統一大業，加快發展、不斷增強綜合國力是最根本的途徑。我們所面臨的國際形勢是：經濟全球化趨勢加強，科技革命迅猛發展，產業結構調整步伐加快，國際競爭更加激烈。發達國家在經濟技術上占優勢的壓力，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壓力將長期存在。因此，我們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努力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經濟實力是基礎，軍事實力是保障，名族凝聚力是思想保證和精神動力，而知識和科技創新則是關鍵。這就決定了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必須以推動和保障國家經濟、國防和民族凝聚力的不斷增強，促進知識和科技的不斷創新，促進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推進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和社會的全面進步作為自己的根本任務[6]。

五、綜述

法家“以法治國”的思想在春秋戰國的時代背景下，經商鞅變法走向統一的道路，建立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國家，實現秦國的富國強兵，是不可磨滅的創舉。但在秦統一六國之后，社會環境又發生了變化，統治者卻沒有根據實際情況對治國之道進行調整，以適應相對緩和的社會環境，只是社會矛盾更加激烈，最終暴政之下秦速亡。目前，研究秦朝速亡原因的學者及相關成果都非常多，但基本上都沿用漢代思想家的基本路線：秦朝推崇并奉行法家的“依法治國”的思想是導致秦朝速亡的根本原因或重要原因。今人對于秦朝的專制統治和嚴刑酷法的認同是無可厚非的，但秦朝暴政是否就等于法家之過，亦或是“依法治國“治國？

但法家務實功利的價值觀，與時俱進的社會進化歷史論，注重實際，革故鼎新的政治思想仍有現實意義。

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環境下，急需健全的法治體系，國家和公民都在呼吁“以法治國”；而另一方面，國家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加強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物質建設和精神建設都是不可或缺的，“以法治國”和“仁愛教化”也是同時需要的，“外儒內法”也是中國古代的統治者長期沿用的治國方針。就如“文治武功”一說，我們并不是要追究“文治”好，還是“武治”好，而是相互借鑒，尋求怎樣才能國富民強。“人性惡”的爭論也是，對于政治家來說，關鍵的問題是如何來控制和利用人們的自利之心，而不在于否定人性自利的說法，因為我們每個人的潛意識里都存在自利傾向。無論是儒家還是法家，實踐證明，在中國的傳統文化熏陶了五千多年的中華民族來說，“德法并行“才是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的。我們對法家“以法治國”的思想研究，不在于從眾的去批判它，更理性的思路是去深度挖掘和研究“法治”對當今社會的現實意義，對于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態度，對法家思想亦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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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法家的法律思想

法家的法律思想

內容摘要：法家主張依法治國，最為重視法律的作用。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后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后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同時其對法律的論述已涉及法律本質起源及作用等方面，其論述之深刻，仍值得我們學習借鑒。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極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強調用重刑來治理國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對輕罪實行重罰，迷信法律的作用，這對后世產生了消極影響。

關鍵詞：法律觀 重刑

法術勢

影響

正文 一 法家的法律觀

（一）法的本質

法家對法律本質有獨到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

（1）法是民眾的行為準則。法家在解釋“法律”時總是將它與民、天下、百姓聯系在一起。慎到指出“法”是“齊天下之動”，即規范和統一天下民眾的一種制度?！胺ㄕ?，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至也?！雹偕眺闭J為法令是治理民眾的準則。管子認為，“法者，天下之儀也”。②法要規范民眾的外部行為。

（2）法是由國家制定和公布的成文命令。商鞅說：“法者，國之權衡也”。法度是人主為了治理天下而設置的，韓非子明確指出：“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③強調法是一種成文制度，由君主設定，國家機關掌握，同時必須公布于百姓。

（3）法是關于賞罰的規定。在法家的著作中，法與刑賞緊密相連，不可分割，他們將法稱之為賞誅之法和賞罰之法。在兩者中，法家偏重于罰，認為賞依附于刑，是刑罰的輔助，因此法家又將刑罰作為法的中心內容，認為法是刑罰的系統化、固定化。

（4）法具有強制力和制裁力。法的表現不是引導式的教育，而是懲罰性的禁令，這是法家理論的一個顯著特點。他們經常將“法”與“令”結合使用。法與令都具有禁止性，從消極的方面進行強制，而儒家則偏重于“禮”，從正面進行引導。法令的強制性在法家理論中表現為強制的制裁，這種制裁不是良心或道德的譴責，而是殘酷的刑罰和赤裸裸的暴力。

(5)法律要公正、客觀。他們認為法律應該像量長短的尺寸等度量衡一樣，作為人們的準則，并且對任何人一樣客觀公正。在春秋戰國時代，宗法等級制度依然占有重要地位，再加上儒家的引導，禮治依舊是主要社會控制手段。而法家從“道”的角度出發，認為“道”對世間萬物是平等的，因此法律應順從道德要求。

（二）法的作用

第一個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的所有權。其中法家的慎到就做了很淺顯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于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 ①② 《慎子·佚文》

《管子·禁藏》 ③ 《韓非子·難三》

爭也?！币馑际钦f，一個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對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卻看也不看。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權已經確定，不能再爭奪了，否則就是違背法律，要受到制裁?？梢姺傻淖饔檬且远ǚ值姆绞絹肀Ｗo財產所有權，制止紛爭。

第二個作用是“興功懼暴”，即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并戰爭的勝利。禁暴是指以法律為手段鎮壓民眾的反抗。

“君尊主尊，獨制四?！?。即法能保證君主的至尊地位與專制權力，韓非子進一步發展了商鞅的“權制獨斷于君則威”④的思想。明確指出法能保證君主的專制，防止臣民反抗。

（三）法的起源 法家認為，法不是從來就有的，它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必然會出現的一種現象。在人類社會初期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靠自然生成的習俗保持社會的秩序。正如恩格斯所著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里描述的：“這種十分單純質樸的氏族制度是一種多么美妙的制度??！沒有軍隊、憲兵和警察，沒有貴族、國王、總督、地方官和法官，沒有監獄，沒有訴訟，而一切都是有條有理的。一切爭端和糾紛，都由當事人的全體即氏族或者部落來解決，或者由各個氏族相互解決；血族復仇僅僅當作一種極端的、很少應用的手段……雖然當時的公共事務比今日更多，--家庭經濟都是由若干個家庭按照共產制共同經營的，土地乃是全部落的財產，僅有小小的園圃歸家庭經濟暫時使用，--可是，絲毫沒有今日這樣臃腫復雜的管理機構，一切問題都由當事人自己解決，在大多數情況下，歷來的習俗就把一切都調整好了。”即然這樣，法律又是在何時出現的呢？按照歷史進化論的觀點，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認識到法出自“下世”，生產力的發展引起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變化，生產生活資料占有的不平衡性也必然導致社會不平等現象，占有生產生活資料的少部分人就會想方設法保護自己的財富，法律就來到了人間。

二法家的重刑主義

法家重刑思想是法家法治思想中最具特色的思想，其理論價值彰顯了法家思想家們思想爭鳴的本意：長久的保持君主專制統治，實現富國強兵。法家的重刑思想源于春秋時期子產“寬猛并用，以猛為主”的思想。以重刑打擊守舊勢力鎮壓人民的反抗，維護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是法家經常推行的政策。法家人物當中，商鞅和韓非在其各自著作中都不吝其辭、極力贊美重刑主義，并提出系統的重刑主義理論。

法家的重刑主義是以“好利惡害”的人性論為基礎的。商鞅既是第一個系統提出人性“好利惡害”觀點的人，又是最早提出“禁奸止過，莫若重刑”重刑論的思想家。韓非繼承商鞅的“重刑論”和“好利惡害”的人性論，系統分析了使用重刑的必要性。韓非《韓非子·六反》解釋說：所謂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 ④ 《商君術·修權》

之所加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重與輕不只是以刑罰的外部形式為標準，而是以能否止奸為標準。足以使臣民畏其罪而不敢犯的刑就是重刑，不足以使臣民懼怕，民知其刑仍舊犯法謀私的刑就是輕刑。

法家使用重刑的基本的思路是:“以刑去刑”。法家重刑論的重要內容之一是確保讓犯罪人必然遭受重刑。這也就是商鞅在《商君書·賞刑》所要求的“刑重而必得”，韓非在《韓非子·奸劫軾臣》所說的“誅重而必”。為什么一定要“必”得、“必”誅呢?因為是否必罰是刑罰能否發揮禁奸止過作用的重要條件，是使臣民選擇不犯罪道路的重要條件。韓非認為，“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犯罪而不'必得'，就會出現像《商君書·算地》“小人辟淫而不苦刑”，從而助長小人的“僥幸”心理。既然犯罪不一定受罰，卻一定得利，按照權衡利弊的邏輯，人們自然會為得利而去犯罪。誠如《韓非子·八說》中：“有奸者必知，知者必誅”，人們權衡的結果才是為犯罪害大于利，才會做出不犯罪的選擇，重刑才能真正發揮禁奸止過的作用法家使用重刑的方法是“告奸連作”。告奸連坐。告奸連坐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賞告奸，另一方面是連其罪。商鞅在《商君書·開塞》中提出:“賞施于告奸則細過不夫”，他主張賞告奸，用投之以利的方法誘使百姓告發違法犯罪的行為。他把這種方法稱作“以奸民治良民”?！昂隙鴱驼摺睘椤吧啤泵瘢皠e而窺者”為“奸”民。用獎賞鼓勵人們相互監伺，調動國家機器之外的百姓舉告他人的奸惡，就能使國家更及時、更無遺漏地發現犯罪者。所以，他在《商君書·開塞》篇里自信“任奸則罪誅”，《商君書·說民》“以奸民治，必治至強”。商鞅不僅在理論上認為賞告奸是可行的，而且實際地采用了這種辦法。韓非說商鞅在秦行“賞告奸”之法，《史記·商君列傳》對商鞅的變法之令有“告奸者與斬秘首同賞”的記述。賞是誘使人們告奸，但賞不能使所有的人對所有的犯罪都去告發。商鞅在主張賞告奸的同時，也提出了迫使人們不得不告奸的辦法，即連坐。他在《商君書·賞刑》不僅說：“重刑而遷其罪，則民不敢試”，而且還提到連坐的三種情況：一是職務連坐?！笆胤ㄊ芈氈簟庇蟹缸镄袨闀r，“周官之人”不告發者連坐。二是家庭連坐。家庭成員有人犯罪，其他人不告發的，也要連坐受刑。商鞅認為，“夫妻交友不能相為棄惡蓋非”的“至治”'就是用這種連坐之法換來的。三是鄰里連坐。其辦法是把民按什伍編成小的單位，讓同伍同什的人相互監督?！妒酚洝ど叹袀鳌份d：商鞅曾“令民為什伍，而相牧伺連坐。”《索隱》曰:“牧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而九家連舉發，若不糾舉，則十家連坐?！卑础妒酚洝ど叹袀鳌返挠涊d，商鞅不僅設計了而且也實行了連坐制度。其基本要求是：“不告奸者腰斬”，“匿奸者與降敵同罰?！表n非對商鞅的告奸連坐之法做了總結。在他看來，知奸之術的核心是“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奸者必誅連刑”。實行這種辦法主要是想讓百姓為自己的不受連坐而舉告他人之罪，因恐于耳目眾多，犯罪難逃而檢點自己的行為，抑制犯罪的欲望。

三“法”“術”“勢”結合的治國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到了法家

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時，韓非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們現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區別，最大的就是法家極力主張君主集權，而且是絕對的。這點應該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們可以有選擇地加以借鑒、利用。

四法治與人治的對立

儒家的“人治”主張認為在治理國家過程中“人”起決定性作用。而法家則強調“法”而不是“人”，他們抨擊人治其實是統治者隨心所欲的“心治”和“身治”，以個人的感情為基礎，必然隨心而定，也必然隨心而變，沒有客觀的標準。

通過上述對比可以看出法家“法治”的含義：反對“禮治”，追求法的平等性；反對“德治”，追求法的功利性和實用性；反對“人治”，追求法的客觀性和穩定性。

同時需要指出的是法家的“法治”與西方的“法治”有很大差異。首先，法家所主張的法律是君主制定的，君主掌握著立法的全部大權，如《管子·任法》中說“法生于君”，因而這些法律是為了維護君主的權威和利益，為了加強中央集權。而西方法治則強調法律要從公眾利益出發，考慮大多數人的意志。其次，在法家的法治理論中，權力和法律是二元并立的，而且法治的目的就是為了加強權力，法律是權力的從屬物，沒有約束力，進而導致將法治變為暴政。在西方法律與權力是相互對立的，法律的產生就是為了約束權力，防止其過度膨脹。

最后，法家推行法治的目的是“以刑去刑”，用嚴酷的刑罰使民眾不敢犯法，最終達到消滅刑法的目的。而西方的法治卻是通過法律來約束國家和民眾的行為，最終確立法律在社會上的統治地位。

由于上述主張，法家法律思想的特點有：法家主張變法，反對因循守舊。主張“以法治國”、“一斷于法”；倡導富國強兵的政策；實行君主專制，法、術、勢相結合；提倡性惡論和進化史觀；使用了統一的概念，范疇。

五對后世的影響

法家提倡的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權，以及主張法、術、勢相結合的治國方略這對后來2000多年的皇朝統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后世的統治者根據法家的君主專制思想建，立了一套統治秩序，國君高高在上，其統治地位不可動搖。同時又建立了龐大的官僚隊伍，為國家的統治服務，君主則運用法、術、勢進行監督。

法家的“一斷以律”、“法不阿貴”的精神對后世影響深遠。后世的許多官吏秉公執法、直言不諱，為了國家的統治利益，敢于同權貴斗爭，敢于冒死相諫。這種天下為公的精神可以說與法家思想一脈相承。

法家思想特別重視法律和法學一般理論的研究，許多法家的代表人物對法學理論有著自己的見解。這使法學得到發展豐富了中國古代法和法律思想。同時法家還重視法制建設，在立法、司法的實踐活動方面成就頗高。

法家主張法律穩定和統一,公開頒布法律,反對議事以制,所以他們主張法治的前提是必須有成文法,要求制定準確、規范且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法典。促進了中國成文法的確立和發展。

形成了依法斷罪的傳統

古代法律在適用過程中最早施行的是議事以制,即以合適的判例來斷案,而不公開頒布成文法。經過先秦時期法家的大力主張成文法成為主要的法律淵源。為了保證法律適用的統一性,西晉時期劉頌主張律法斷罪,皆當以律令正文為主。《唐律疏議·斷獄》“諸斷罪具引律令格式正文”條規定:“諸斷罪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違者杖八十?！薄洞笄迓衫嗒z》“斷罪引律令”條律文規定:“凡斷罪,皆須具引律例,違者笞三十。若數事共條,止引所犯罪者,聽。其特旨斷罪,臨時處治不為定律者,不得引比為律。若轍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論。”可見,中國古代的統治者要求官員在斷罪時都要引用成文法。依法斷罪要求官員在適用法律時必須遵守預先公布的國家法律,在無律可引的情況下,才能依照判例來進行判決。這實際上是要求官員必須要服從君主個人意志,維護封建統治。由于成文法不可能對現實社會中所發生的一切進行規范,所以成文法具有其僵硬的一面。案件在無法可依的情況下,又會導致以類推比附的手段來斷案。總之,依法斷罪一方面維護著法律的穩定,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古代官員自由裁量的權力,它維護了君主的個人意志。

先秦時期就形成了法律公平的思想,后世的思想家把法律視為布大信于天下,法律是公和信的象征。保證刑當其罪,維護法律的穩定。法家思想推動了法律公平的實現。

從古代刑罰體系的發展和演變的歷程來看,中國古代法律具有殘酷性的特點。這與法家所主張的重刑的思想有著一定的聯系。“法治”成為統治階級進行暴力統治的工具。法家把刑罰看做是對犯罪之人的報復,刑罰也是為了維護統治者的統治秩序的目的,所以中國傳統社會里刑罰是比較殘酷的。對后世造成了不利影響。但它使后世統治者實行仁政，在一定程度上又推動了歷史進步。我認為，總體而言法家思想利大于弊。

參考文獻：《百子全書》，浙江人民出版社。

《法家思想與法家精神》，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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