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梁啟超關于法家思想的討論

梁啟超關于法家思想的討論

一、法家對“法”的理解及學說構成

在梁啟超看來，“法家”作為一個學派崛起很晚，而且在學理上兼收儒、道、墨三家學說：“法家成為一有系統之學派，為時甚晚。蓋自慎到、尹文子、韓非以后。然法治主義，則起原甚早，管仲子產時確已萌芽，其學理上之根據，則儒道墨三家皆各有一部分為先導。”從法理學角度上看，先秦諸家的“法”純屬“自然法則”意義上的法，法的本源在“天之道與民之故”。“以自然法為標準以示人行為之模范也。”所以法家所講的“法”也以此為根本觀念。管子說：“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君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也有從法的觀念中進行分類的論述，如尹文子說“法有四呈：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眾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衡是也。”上述都是法家對法的理解，梁啟超斷言，法家所講的法主要是以尹文子所說的第一、二、四種為“體”，而以第三種為“用”，這是狹義的法。韓非子說“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這些論述表明法家所講的“法”主要是以成文法的形式公布出來并以國家制裁力作為后盾的法律形式。

法家由“儒道墨三家之未流嬗變匯合而成”，這是梁啟超對法家學派思想源流的認識。首先，法家接受了儒家的正名定份的理論。儒家講正名定分，名份的具體化，勢必用禮數來加以區分，荀子所講的“禮、法之大分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為群臣寸尺尋丈檢式也”，都是這個意思。荀子的學說與法家言論最為接近，韓非子就是作為荀子的弟子而成為“法家大師”的，這就是法家與儒家的淵源關系。其次，法家吸收了道家的自然法理念。道家言“我無為而民自正”，那么“民”怎么才能“正”呢？道家認為自有“自然法”才能使之“正”，自然法不可見，于是進一步要求用“人為法”來體現。道家后學用法治來證“無為”大義，就是這一觀念的自然發展。在梁啟超看來，墨家以“尚同”為教義，務使達到“壹同天下之義”，其最終目的是要把人類同鑄一型，就是要把“一人一義十人十義”變為“一義”。尹文子說“萬事皆歸于一，百度皆準于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講得都是這個意思，尚同論的結果必然導致“歸本于任法”。

把法家作為一個學派進行概念和源流的探討，梁啟超具有開創性，自他把管子列為法家先驅，管仲成為法家名單上必不可少的人物，把吳起列為法家，后世對此遂成定論。而且梁啟超所主張的法家是融匯了儒、道、墨諸家學說而形成的這一觀點對后來學者也很有啟發。顯然法家作為一個學派與儒家有很大區別，有學者認為在戰國人的著作中我們可以找到“儒者”、“墨者”、“辯者”這種可以適用于學者群體的稱謂，但卻找不到“法者”或“道者”的用語。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為李悝、商鞅、韓非等不能組成法家學派，老子、莊子等不能組成道家學派，而是因為儒者和墨者形成了群體，并有共同的師承關系。因此，法家作為一個學派很有自己的特點：其一，不以師承關系為聯結紐帶；其二，不是職業稱號；其三，不是正在作什么的群體，而是以往持什么主張的群體。有的學者認為，劃分法家學派有四個基本標準，就是以法家的治術類別相區分，凡是主張“法治”的就是法家，從法律思想史層面講，法家思想包括：第一，法治思想；第二，與論述法治有關的或服務于法治的關于法律的認識；第三，與法治有關并用來說明法治合理性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第四，與上述思想的產生發展有密切聯系的其他思想觀念，如規范觀念、守信觀念等。

二、主張“法治”是法家學派的本質

強調法家主張的法治主義與“術治主義”、“勢治主義”有根本區別，這是梁啟超所反復強調的。他一反傳統普遍認為法、術、勢三位一體，是法家學說本質的觀點，認為“法”與“術”在當時就是相反的名詞，因為法家學派代表人物韓非子、尹文子都認為“法”與“術”具有本質上的不同：韓非子說“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尹文子說“法不足以治則用術”，并且對“術”定義為“術者，人君之所以密用，群下不可妄窺”。所以術治主義的作用在于神秘主義，與“編著諸圖籍布之于百姓”公開而劃一的“法”，在性質上完全不同。所以申不害主張的所謂“治術”，并為戰國時縱橫家所樂道的“陰謀”，與法家所強調的“法”根本不同。在梁啟超看來，法家主張的核心內容即是“奉公法，廢私術”、“任法而不任智”、“由是觀之，術蓋為法家所最惡，而法家所倡道者實于好作聰明之君主最不便，此所以商鞅吳起，雖能致國于盛強而身終為謬也。”

術治主義是人治主義的一種類型，勢治主義在反對人治主義這點上與法治派相同，當時主張勢治主義的慎子認為，象堯那樣賢明的君主，他若作為一個普通人，連三個人也管理不了；象桀那樣的人成為天子，就能亂天下，所以人所處的地位和權勢最為重要，決定一切，而賢智沒有權勢作后盾什么作用也起不到，不足以令人羨慕。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則不同意上述觀點，他認為，權勢具有中性地位，看什么人用它。賢良之人用權勢可以使天下大治，不肖之徒用權勢就會使天下大亂。然而世上的人賢良者少而不肖者眾，如果單單聽命于“勢治”，那么就會產生兩種完全不同的結果，“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因為“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對此，梁啟超認為韓非子對“法”與“勢”的區別講得最為透徹，即“勢治者正專制行為，而法治則專制之反面也。勢治者自然的惰性之產物，法治則人為的努力所創造，故彼非人所得設，而此則人所得設也，是法與勢之異也”。法家不僅反對暴君用術恃勢，而且連明主的勤民任智也反對，所以法家在根本態度上就不主張人治主義。在這里，梁啟超與某些學者所強調的法家主干涉，憑借政府權威，把“勢”與“治”混為一談的觀點完全不同。

梁啟超覺得尹文子對“人治觀念”與“法治觀念”根本不同之處論述得最為透徹，尹文子說：“田子（田駢）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宋駢）曰：圣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側，越次而答曰：圣法之治以致此，非圣人之治也。宋子曰：圣人與圣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以矣。圣人者，自己出也；圣法者，自理出也，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圣人之治，獨治者也，圣法之治，則無不治矣”。“人治”是獨治，法治是眾治。梁啟超通過列舉大量法家的言論認為，法家對“人治”的攻擊最為猛烈，概括出主要觀點即是，人治是最不可靠的，所以不一定能把國家治理好，盡管政權無論何時總要有人把持。人治必須靠賢人政治，但往往難遇賢人治國，于是政權就會落入不肖之徒手中，導致天下大亂，國家危亡。那么唯有“法治”才能保證國家長治久安。依靠法治，中等人才就可以治理國家，就可以使“頑嚚聾瞽與察慧聰智者同其治”。“人治”必須以得明主為前提，否則難以治天下，既使得明主也難以成立，因為“圣主當陽”全屬天幸，偶然的事實不能作為學理的標準，學理的標準必須以具有必然性的事物為基礎。由此可知法家與儒家在立腳點上根本不同，“儒家尊人的標準，故以圣人喻規矩；法家尊物的標準，故以法喻規矩。其意謂非無賢人之為患，即有賢人，亦不足貴也。”在梁啟超看來，法家不僅反對“人治”，還反對“尚賢”。法家認為以“尚賢”為治，就會獎勵人的“飾偽”心理，因為在人治背景下，君主皇帝金口玉牙，一言定乾坤，一語禍天下，臣子為獲功名利祿就不得不投機鉆營，揣摩君主的心思，以君主的是非為是非，以君主的好惡為好惡，從而將喪失一切客觀公正的標準，于是將會出現“得美者不知所以美，得惡者不知所以惡”的結果。總之，將一切主觀的標準舍棄，專憑客觀的標準的“一人心”，即“以物為法”是法家所主張的關節點，所以梁啟超總結道：“彼宗以為欲使道家無私無欲之理論現于實際，舍任法未由。故法家實際以道家之人生觀為其人生觀，太史公以老莊申韓合傳，殆有見乎此也。”

第二篇：法家“依法治國”思想研究

法家“以法治國”思想研究

摘要：春秋戰國時期，秦國經商鞅變法二躍為戰國七雄之首，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終于滅六國而實現了中國的統一大業，建立秦王朝，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國家。然而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個浩蕩帝國僅存15年就土崩瓦解。是什么原因導致了秦朝的速亡？“法家亡秦論”“是一個非常主流的思想。劉邦的重臣、漢代思想家陸賈說：“秦二世尚刑而亡”。《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曰：“法家一斷于法，賞罰分明，此其所長也。但法家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傷害至親，傷恩薄厚。”這樣一種思想，導致大眾多對法家存在一種偏見和批評的態度，把法家與嚴刑酷法劃上等號。而本文旨在用一種理性的眼光和標準探究和評判法家“依法治國”的思想，以求其當代價值。“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于人，而不能使人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1]。這是與儒家的仁愛教化思想截然不同的觀點，法家認為人性重利，在價值哲學領域毫不避諱自己的功利主義動機，而強調“依法治國的功效性，務實功利，崇尚實用，一切從實際出發是法家推行“依法治國”背后所隱藏的價值追求和哲學基礎。

正如高洪鈞先生指出的：以現代民主的立場來觀察，人們無疑會指責這些法治措施過于專制獨裁。但是，如果考量歷史的具體情境，我們就會發現這些措施有其必要乃至合理之處。對于當時的混亂局面來說，強化王權和加強中央集權是達到社會有序狀態的有效措施之一。無數的歷史經驗表明，在任何古代社會，特別是在戰亂時期，較為強大的王權、富有效能的政府集中管理和令行禁止的法治，對于維護社會秩序來說都是頗有成效的社會治理機制。在各國的激烈競爭和斗爭中，秦朝經過商鞅變法而建立大一統的社會，注重法制建設，形成了律、令、制、詔、程、式、課、法律答問、廷行式等多種法律淵源，而這些法律涉及政治、軍事、司法、農業、手工業、商業和家庭婚姻等各個方面，秦律中還有不少關于督促和懲治不依法辦事的官吏的法律條文。開創了法制統一的大好局面。關鍵詞：法家 依法治國

一、法家概說

1994年出版的《諸子百家大辭典》對于法家的界定是：戰國時主張以法治國的學派。法家的先驅可上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的管子、子產，實踐創始于戰國前期的李悝、商鞅、申不害等。至戰國末期韓非綜合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集法家思想之大成，建立了較為完整的法治理論。在政治上，法家主張廢分封、行郡縣，建立統一的君主專制國家，加強君主集權，打擊舊貴族勢力，用厚賞重刑，使令行禁止；在經濟、軍事上，法家主張廢除井田制，建立和鞏固封建土地所有制，重農抑商，獎勵耕戰，實行富國強兵政策；在思想上，主張禁止儒家學說，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在歷史觀上，法家有著較為進步的歷史觀，認為人類社會是向前發展的，社會是不斷進步的，總的趨勢是“今勝于古”，任何措施都有它的時代性，統治者應根據當時社會的實踐情況，不斷地調整、改革一切制度、措施。法家人士大都厚今薄古，主張法后王，反對儒家的法先王。在認識論上，法家較為注重實際，主張以公用檢驗言行，反對虛妄、空洞之言[3]。

可以看出法家強調與時俱進、革故鼎新的社會歷史論，在當時奴隸制社會與封建社會交替的時代是多大的創舉和進步。而法家“務實、注重實際”的觀念對當今社會建設都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二、法家產生的歷史背景

法從禮中分離出來是法家產生的條件和基礎。禮與法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處于混一狀態，在春秋戰國時期才出現分離。西周禮治體系的實施方式有二：一是以刑護禮；一是教化揚禮。而在西周的禮治體系中，“刑”是維護“禮”的手段之一，當時并沒有獨立、相對穩定的刑罰體系和刑罰原則，“刑”是依附于“禮‘’而存在的。

而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社會發生劇烈變革：經濟上，土地制度由井田制（公田制）向私田制轉化，新興地主階級產生；政治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轉變為自諸侯出，自大夫出，王霸迭興，七雄并爭。其它各種紛繁復雜的社會矛盾也不斷涌現。面對這種情況，代表各個階級、階層的思想家紛紛立言著說，闡述自己的治國方略和政治主張，批判其它學派的思想觀點，呈現出“百家爭鳴”的局面。在這些眾多的學術流派中，影響最大的是儒、法兩家。儒家代表傳統的舊貴族勢力，主張“禮治”，是為“保守”；法家代表新興的地主階級，力倡“法治”，是為“革新”。春秋戰國之際，雙方進行了激烈的論爭，法家要革新，提倡法治，就必須抨擊保守的禮治思潮，儒家要復古，實行禮治，就要進行積極的反擊，批駁法治主張，我們將這樣的爭論成為禮法之爭。法家的產生和發展正是在禮法論爭的背景下進行的[4]。

三、法家“依法治國”的治之道

恩格斯指出“每一時代的理論思維，包括我們當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在不同的時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因此我們研究先秦法家”以法治國“思想，不能用當下的眼光、是就愛哦和”理論思維“去評判，而是要回到他們那個時代，去分析和發現他們思想的進步性，發掘他們理論思維的要素和精華，以便把這些精華部分轉化為我們當代理論思維的形式和內容，從而在我們當代的社會實踐中發揚光大。1.法家所說的“法”是公平正直的

“以法廢私”是法家“以法治國”的一個重要出發點，法家把“法”說成是公平正直的，他們認為法是為整個國家利益服務的。法家認為法代表國家利益，是天下之公利的“代言人”，它高于包括最高統治者在內的全體社會成員的個人利益。他們稱個人利益為、；私“，國家整體利益為”公“，體現國家整體利益的“法”為“公法”。“公”高于“私”，因而“法”也高于“私”，而且兩者勢不兩立。法家認為各種人都有各種私，私是亂的根源，任法即實行“以法治國”乃能嚴私，不任法即不實行“以法治國”便不能去私。“私道行則法度侵，法度行則私道廢”。

且法家受道家的影響，認為“法出于道”或“因道全法”。管子認為法出于“道”，但法不是自己從“道中”派生，而必須借助人的主觀努力，人首先發現、認識客觀存在的“道”，然后依“道：制定法。管子總結出恒常、公平、無私是天地及其他自然物質或現象表現出來的“道”的特點，因此要求人君治國要以“道”為準則。而在韓非看來，因“道”而生的法或“因道全法”則不一定是良法，取決于立法者對“道”的選擇和運用。2.社會進化的歷史論

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5]。”（《商君書.更法》）

故圣人之為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事劇則功寡。（《商君書.算地》）

在商鞅看來，法和時代相宜才能實現治國的目的。

法家認為萬事萬物都在不斷的變化中，社會當然也在不斷地變化發展，這樣的歷史發展觀貫穿于政治領域，就要求“法與時轉，治與時宜“。在法家看來，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因為歷史在發展，社會在變化，原有的法律制度、政策措施等雖然可能有合乎治理規律而值得繼承的地方，卻也往往會出現不適應新情況的地方，如果墨守成規，就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而取得治理的成功。因此，要使國家強盛，就得”變法“，審時度勢，銳意改革。3.好利惡害的人性論

法家認為，人的本性就是趨利避害、追求名利，只要有名有利可圖，人們就要去追逐，其核心是好利惡害，并認為人之喜好與厭惡是賞罰的根本，君主可以利用人們好利惡害之心對其加以控制。在他們看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主要是一種利益關系，因而承認人們追求財富的合理性。英明的君主就要善于利用人們的這種趨利避害的本性，使其自覺地為國而耕戰，從而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以今天的價值觀來看，這種觀念可能過于野蠻。韓非是荀子的學生，歲都承認人性自私好利，但在人性的改造方面，荀子主張道德教化加以改造，而韓非卻不承認人性自律的可能，只相信外部的因素，即”他律“，通過法律來約束人們的行為規范。

市場機制這的許多企業的激勵機制，確實也是利用了人好利的心理，法家是以國家主義為背景的政治家，對于一切社會問題的討論，多含有政治的意味，為國家利益服務，在諸侯爭霸的戰亂時期利益可以激發斗志，但是在秦統一六國后，在相對緩和的社會環境中，百姓需要一種更加人性和平緩的政策來休養生息。而且以利為核心在統治集團內部運行，必然滋生腐敗。承認人性自利是一方面，但治理國家的治民之道必須因時而宜。4．務實功利的價值論

務實功利、崇尚實用，一切從實際出發是法家推行“以法治國”背后隱藏的價值追求和哲學基礎。在春秋戰國時期，面對諸侯征戰的社會現實，要想不被其他諸侯國吞食并最終完成統一霸業，必須富國強兵。在務實功利的價值觀的指導下，法家強調實行“依法治國”的目的是為了社會安定和國家強盛。

何勤華先生指出，法家關于法治的理論，在當時無疑是有進步意義的：第一，法家提出“以法治國“，是要以公開、公正（當然這種公正也僅僅代表了當時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客觀的成文法制度來反對奴隸主貴族擅斷的、任意的“人治”的方式；第二，法家在法治理論中，對法做出了具有一定科學成分的闡述。比如，他們認為，法律應該是公平的、正直的，因而可以作為衡量人們行為的準則；第三，法家在強調法治時，已經提出了法治的法必須是順應時勢、順應自然的法；第四，在法家的法治理論中，“刑無等級”，“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等內容占有重要的位置；第五法家的法治理論，是中和當時各個諸侯國變法的實踐結合在一起，法家的各位代表人物，不僅創設和鼓吹法治的理論，而且還親自予以實踐，因此他們的理論具有豐富的實踐性及應用價值，而中國的統一、秦王朝的建立，在當時都是具有進步意義的事情[4]。

四、法家思想的現實意義

法家強調用實際效用來衡量人們的言行而擯棄一切空談。由于務實功利、注重現實，法家清楚地看到，強力主宰著整個社會，所以主張“以法治國”，富國強兵，并把是否有利于農戰的功效作為法律賞罰的依據。在諸侯爭霸的戰國時代，每個諸侯國的當務之急是如何使自己的國家富裕強大，避免被吞并，法家爭對春秋戰國的時代特征提出了“以法治國”、富國強兵的治國目標，實現這一目標需要著眼現實，而這一目標的實現又促使他們更加注重現實，法家務實功利的價值觀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其實，當代的世界也是一種“新戰國時代”，世界各國都力求富強，在當代世界“發展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強權政治、霸權主義時有抬頭，因此，法家務實功利的價值觀，以及法家實行“以法治國”的目的是富國強兵這一重要思想，作為法律的價值追求和治國的基本觀念，對于我們當下進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我們所處的時代與先秦法家所處的時代迥然有異，但當今國際關系較之戰國時諸侯國之間的關系則極為相似：國與國之間存在著實力競爭，各國都在為富強而奮斗，一國的國際地位最終仍取決于自身的實力。一個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國際事物的處理中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首要的就是具有比別國更強的綜合實力。中國更是這樣，要想在紛繁復雜的國際關系中占據主動地位，要想順利完成國家的統一大業，加快發展、不斷增強綜合國力是最根本的途徑。我們所面臨的國際形勢是：經濟全球化趨勢加強，科技革命迅猛發展，產業結構調整步伐加快，國際競爭更加激烈。發達國家在經濟技術上占優勢的壓力，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壓力將長期存在。因此，我們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努力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經濟實力是基礎，軍事實力是保障，名族凝聚力是思想保證和精神動力，而知識和科技創新則是關鍵。這就決定了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必須以推動和保障國家經濟、國防和民族凝聚力的不斷增強，促進知識和科技的不斷創新，促進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推進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和社會的全面進步作為自己的根本任務[6]。

五、綜述

法家“以法治國”的思想在春秋戰國的時代背景下，經商鞅變法走向統一的道路，建立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國家，實現秦國的富國強兵，是不可磨滅的創舉。但在秦統一六國之后，社會環境又發生了變化，統治者卻沒有根據實際情況對治國之道進行調整，以適應相對緩和的社會環境，只是社會矛盾更加激烈，最終暴政之下秦速亡。目前，研究秦朝速亡原因的學者及相關成果都非常多，但基本上都沿用漢代思想家的基本路線：秦朝推崇并奉行法家的“依法治國”的思想是導致秦朝速亡的根本原因或重要原因。今人對于秦朝的專制統治和嚴刑酷法的認同是無可厚非的，但秦朝暴政是否就等于法家之過，亦或是“依法治國“治國？

但法家務實功利的價值觀，與時俱進的社會進化歷史論，注重實際，革故鼎新的政治思想仍有現實意義。

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環境下，急需健全的法治體系，國家和公民都在呼吁“以法治國”；而另一方面，國家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加強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物質建設和精神建設都是不可或缺的，“以法治國”和“仁愛教化”也是同時需要的，“外儒內法”也是中國古代的統治者長期沿用的治國方針。就如“文治武功”一說，我們并不是要追究“文治”好，還是“武治”好，而是相互借鑒，尋求怎樣才能國富民強。“人性惡”的爭論也是，對于政治家來說，關鍵的問題是如何來控制和利用人們的自利之心，而不在于否定人性自利的說法，因為我們每個人的潛意識里都存在自利傾向。無論是儒家還是法家，實踐證明，在中國的傳統文化熏陶了五千多年的中華民族來說，“德法并行“才是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的。我們對法家“以法治國”的思想研究，不在于從眾的去批判它，更理性的思路是去深度挖掘和研究“法治”對當今社會的現實意義，對于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態度，對法家思想亦是。

參考文獻：

[1] 蔣禮鴻：《商君書錐指》，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13頁.[2] 《法苑精萃》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法史學精萃（2001—2003年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273頁.[3] 《諸子百家大辭典》，華齡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278頁.[4] 何勤華：《中國法學史》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頁.[5] 高亨：《商君書注譯》，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0—13頁.[6] 時顯群：《法家“以法治國”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5—137頁.

第三篇：法家的法律思想

法家的法律思想

內容摘要：法家主張依法治國，最為重視法律的作用。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后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后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同時其對法律的論述已涉及法律本質起源及作用等方面，其論述之深刻，仍值得我們學習借鑒。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極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強調用重刑來治理國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對輕罪實行重罰，迷信法律的作用，這對后世產生了消極影響。

關鍵詞：法律觀 重刑

法術勢

影響

正文 一 法家的法律觀

（一）法的本質

法家對法律本質有獨到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

（1）法是民眾的行為準則。法家在解釋“法律”時總是將它與民、天下、百姓聯系在一起。慎到指出“法”是“齊天下之動”，即規范和統一天下民眾的一種制度。“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至也。”①商鞅認為法令是治理民眾的準則。管子認為，“法者，天下之儀也”。②法要規范民眾的外部行為。

（2）法是由國家制定和公布的成文命令。商鞅說：“法者，國之權衡也”。法度是人主為了治理天下而設置的，韓非子明確指出：“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③強調法是一種成文制度，由君主設定，國家機關掌握，同時必須公布于百姓。

（3）法是關于賞罰的規定。在法家的著作中，法與刑賞緊密相連，不可分割，他們將法稱之為賞誅之法和賞罰之法。在兩者中，法家偏重于罰，認為賞依附于刑，是刑罰的輔助，因此法家又將刑罰作為法的中心內容，認為法是刑罰的系統化、固定化。

（4）法具有強制力和制裁力。法的表現不是引導式的教育，而是懲罰性的禁令，這是法家理論的一個顯著特點。他們經常將“法”與“令”結合使用。法與令都具有禁止性，從消極的方面進行強制，而儒家則偏重于“禮”，從正面進行引導。法令的強制性在法家理論中表現為強制的制裁，這種制裁不是良心或道德的譴責，而是殘酷的刑罰和赤裸裸的暴力。

(5)法律要公正、客觀。他們認為法律應該像量長短的尺寸等度量衡一樣，作為人們的準則，并且對任何人一樣客觀公正。在春秋戰國時代，宗法等級制度依然占有重要地位，再加上儒家的引導，禮治依舊是主要社會控制手段。而法家從“道”的角度出發，認為“道”對世間萬物是平等的，因此法律應順從道德要求。

（二）法的作用

第一個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的所有權。其中法家的慎到就做了很淺顯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于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 ①② 《慎子·佚文》

《管子·禁藏》 ③ 《韓非子·難三》

爭也。”意思是說，一個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對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卻看也不看。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權已經確定，不能再爭奪了，否則就是違背法律，要受到制裁。可見法律的作用是以定分的方式來保護財產所有權，制止紛爭。

第二個作用是“興功懼暴”，即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并戰爭的勝利。禁暴是指以法律為手段鎮壓民眾的反抗。

“君尊主尊，獨制四海”。即法能保證君主的至尊地位與專制權力，韓非子進一步發展了商鞅的“權制獨斷于君則威”④的思想。明確指出法能保證君主的專制，防止臣民反抗。

（三）法的起源 法家認為，法不是從來就有的，它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必然會出現的一種現象。在人類社會初期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靠自然生成的習俗保持社會的秩序。正如恩格斯所著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里描述的：“這種十分單純質樸的氏族制度是一種多么美妙的制度啊！沒有軍隊、憲兵和警察，沒有貴族、國王、總督、地方官和法官，沒有監獄，沒有訴訟，而一切都是有條有理的。一切爭端和糾紛，都由當事人的全體即氏族或者部落來解決，或者由各個氏族相互解決；血族復仇僅僅當作一種極端的、很少應用的手段……雖然當時的公共事務比今日更多，--家庭經濟都是由若干個家庭按照共產制共同經營的，土地乃是全部落的財產，僅有小小的園圃歸家庭經濟暫時使用，--可是，絲毫沒有今日這樣臃腫復雜的管理機構，一切問題都由當事人自己解決，在大多數情況下，歷來的習俗就把一切都調整好了。”即然這樣，法律又是在何時出現的呢？按照歷史進化論的觀點，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認識到法出自“下世”，生產力的發展引起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變化，生產生活資料占有的不平衡性也必然導致社會不平等現象，占有生產生活資料的少部分人就會想方設法保護自己的財富，法律就來到了人間。

二法家的重刑主義

法家重刑思想是法家法治思想中最具特色的思想，其理論價值彰顯了法家思想家們思想爭鳴的本意：長久的保持君主專制統治，實現富國強兵。法家的重刑思想源于春秋時期子產“寬猛并用，以猛為主”的思想。以重刑打擊守舊勢力鎮壓人民的反抗，維護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是法家經常推行的政策。法家人物當中，商鞅和韓非在其各自著作中都不吝其辭、極力贊美重刑主義，并提出系統的重刑主義理論。

法家的重刑主義是以“好利惡害”的人性論為基礎的。商鞅既是第一個系統提出人性“好利惡害”觀點的人，又是最早提出“禁奸止過，莫若重刑”重刑論的思想家。韓非繼承商鞅的“重刑論”和“好利惡害”的人性論，系統分析了使用重刑的必要性。韓非《韓非子·六反》解釋說：所謂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 ④ 《商君術·修權》

之所加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重與輕不只是以刑罰的外部形式為標準，而是以能否止奸為標準。足以使臣民畏其罪而不敢犯的刑就是重刑，不足以使臣民懼怕，民知其刑仍舊犯法謀私的刑就是輕刑。

法家使用重刑的基本的思路是:“以刑去刑”。法家重刑論的重要內容之一是確保讓犯罪人必然遭受重刑。這也就是商鞅在《商君書·賞刑》所要求的“刑重而必得”，韓非在《韓非子·奸劫軾臣》所說的“誅重而必”。為什么一定要“必”得、“必”誅呢?因為是否必罰是刑罰能否發揮禁奸止過作用的重要條件，是使臣民選擇不犯罪道路的重要條件。韓非認為，“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犯罪而不'必得'，就會出現像《商君書·算地》“小人辟淫而不苦刑”，從而助長小人的“僥幸”心理。既然犯罪不一定受罰，卻一定得利，按照權衡利弊的邏輯，人們自然會為得利而去犯罪。誠如《韓非子·八說》中：“有奸者必知，知者必誅”，人們權衡的結果才是為犯罪害大于利，才會做出不犯罪的選擇，重刑才能真正發揮禁奸止過的作用法家使用重刑的方法是“告奸連作”。告奸連坐。告奸連坐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賞告奸，另一方面是連其罪。商鞅在《商君書·開塞》中提出:“賞施于告奸則細過不夫”，他主張賞告奸，用投之以利的方法誘使百姓告發違法犯罪的行為。他把這種方法稱作“以奸民治良民”。“合而復者”為“善”民，“別而窺者”為“奸”民。用獎賞鼓勵人們相互監伺，調動國家機器之外的百姓舉告他人的奸惡，就能使國家更及時、更無遺漏地發現犯罪者。所以，他在《商君書·開塞》篇里自信“任奸則罪誅”，《商君書·說民》“以奸民治，必治至強”。商鞅不僅在理論上認為賞告奸是可行的，而且實際地采用了這種辦法。韓非說商鞅在秦行“賞告奸”之法，《史記·商君列傳》對商鞅的變法之令有“告奸者與斬秘首同賞”的記述。賞是誘使人們告奸，但賞不能使所有的人對所有的犯罪都去告發。商鞅在主張賞告奸的同時，也提出了迫使人們不得不告奸的辦法，即連坐。他在《商君書·賞刑》不僅說：“重刑而遷其罪，則民不敢試”，而且還提到連坐的三種情況：一是職務連坐。“守法守職之吏”有犯罪行為時，“周官之人”不告發者連坐。二是家庭連坐。家庭成員有人犯罪，其他人不告發的，也要連坐受刑。商鞅認為，“夫妻交友不能相為棄惡蓋非”的“至治”'就是用這種連坐之法換來的。三是鄰里連坐。其辦法是把民按什伍編成小的單位，讓同伍同什的人相互監督。《史記·商君列傳》載：商鞅曾“令民為什伍，而相牧伺連坐。”《索隱》曰:“牧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而九家連舉發，若不糾舉，則十家連坐。”按《史記·商君列傳》的記載，商鞅不僅設計了而且也實行了連坐制度。其基本要求是：“不告奸者腰斬”，“匿奸者與降敵同罰。”韓非對商鞅的告奸連坐之法做了總結。在他看來，知奸之術的核心是“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奸者必誅連刑”。實行這種辦法主要是想讓百姓為自己的不受連坐而舉告他人之罪，因恐于耳目眾多，犯罪難逃而檢點自己的行為，抑制犯罪的欲望。

三“法”“術”“勢”結合的治國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到了法家

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時，韓非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們現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區別，最大的就是法家極力主張君主集權，而且是絕對的。這點應該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們可以有選擇地加以借鑒、利用。

四法治與人治的對立

儒家的“人治”主張認為在治理國家過程中“人”起決定性作用。而法家則強調“法”而不是“人”，他們抨擊人治其實是統治者隨心所欲的“心治”和“身治”，以個人的感情為基礎，必然隨心而定，也必然隨心而變，沒有客觀的標準。

通過上述對比可以看出法家“法治”的含義：反對“禮治”，追求法的平等性；反對“德治”，追求法的功利性和實用性；反對“人治”，追求法的客觀性和穩定性。

同時需要指出的是法家的“法治”與西方的“法治”有很大差異。首先，法家所主張的法律是君主制定的，君主掌握著立法的全部大權，如《管子·任法》中說“法生于君”，因而這些法律是為了維護君主的權威和利益，為了加強中央集權。而西方法治則強調法律要從公眾利益出發，考慮大多數人的意志。其次，在法家的法治理論中，權力和法律是二元并立的，而且法治的目的就是為了加強權力，法律是權力的從屬物，沒有約束力，進而導致將法治變為暴政。在西方法律與權力是相互對立的，法律的產生就是為了約束權力，防止其過度膨脹。

最后，法家推行法治的目的是“以刑去刑”，用嚴酷的刑罰使民眾不敢犯法，最終達到消滅刑法的目的。而西方的法治卻是通過法律來約束國家和民眾的行為，最終確立法律在社會上的統治地位。

由于上述主張，法家法律思想的特點有：法家主張變法，反對因循守舊。主張“以法治國”、“一斷于法”；倡導富國強兵的政策；實行君主專制，法、術、勢相結合；提倡性惡論和進化史觀；使用了統一的概念，范疇。

五對后世的影響

法家提倡的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權，以及主張法、術、勢相結合的治國方略這對后來2000多年的皇朝統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后世的統治者根據法家的君主專制思想建，立了一套統治秩序，國君高高在上，其統治地位不可動搖。同時又建立了龐大的官僚隊伍，為國家的統治服務，君主則運用法、術、勢進行監督。

法家的“一斷以律”、“法不阿貴”的精神對后世影響深遠。后世的許多官吏秉公執法、直言不諱，為了國家的統治利益，敢于同權貴斗爭，敢于冒死相諫。這種天下為公的精神可以說與法家思想一脈相承。

法家思想特別重視法律和法學一般理論的研究，許多法家的代表人物對法學理論有著自己的見解。這使法學得到發展豐富了中國古代法和法律思想。同時法家還重視法制建設，在立法、司法的實踐活動方面成就頗高。

法家主張法律穩定和統一,公開頒布法律,反對議事以制,所以他們主張法治的前提是必須有成文法,要求制定準確、規范且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法典。促進了中國成文法的確立和發展。

形成了依法斷罪的傳統

古代法律在適用過程中最早施行的是議事以制,即以合適的判例來斷案,而不公開頒布成文法。經過先秦時期法家的大力主張成文法成為主要的法律淵源。為了保證法律適用的統一性,西晉時期劉頌主張律法斷罪,皆當以律令正文為主。《唐律疏議·斷獄》“諸斷罪具引律令格式正文”條規定:“諸斷罪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違者杖八十。”《大清律例·斷獄》“斷罪引律令”條律文規定:“凡斷罪,皆須具引律例,違者笞三十。若數事共條,止引所犯罪者,聽。其特旨斷罪,臨時處治不為定律者,不得引比為律。若轍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論。”可見,中國古代的統治者要求官員在斷罪時都要引用成文法。依法斷罪要求官員在適用法律時必須遵守預先公布的國家法律,在無律可引的情況下,才能依照判例來進行判決。這實際上是要求官員必須要服從君主個人意志,維護封建統治。由于成文法不可能對現實社會中所發生的一切進行規范,所以成文法具有其僵硬的一面。案件在無法可依的情況下,又會導致以類推比附的手段來斷案。總之,依法斷罪一方面維護著法律的穩定,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古代官員自由裁量的權力,它維護了君主的個人意志。

先秦時期就形成了法律公平的思想,后世的思想家把法律視為布大信于天下,法律是公和信的象征。保證刑當其罪,維護法律的穩定。法家思想推動了法律公平的實現。

從古代刑罰體系的發展和演變的歷程來看,中國古代法律具有殘酷性的特點。這與法家所主張的重刑的思想有著一定的聯系。“法治”成為統治階級進行暴力統治的工具。法家把刑罰看做是對犯罪之人的報復,刑罰也是為了維護統治者的統治秩序的目的,所以中國傳統社會里刑罰是比較殘酷的。對后世造成了不利影響。但它使后世統治者實行仁政，在一定程度上又推動了歷史進步。我認為，總體而言法家思想利大于弊。

參考文獻：《百子全書》，浙江人民出版社。

《法家思想與法家精神》，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中國法家》，新華出版社。

《諸子百家》，同濟大學出版社。

《中國法律思想史》，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

第四篇：淺析法家教育思想

淺析法家教育思想

法家作為春秋戰國時期諸家學派之一，發端為春秋時期的管仲，他輔佐齊桓公完成霸業，用法規管理，初露客觀化、系統化社會管理之端倪，到戰國時期，李悝、吳起、申不害、商鞅、慎到等法家代表人物相繼出現。

戰國時期，秦統一六國，成為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封建國家。那么，秦國為什么能夠那么強盛，成為統一六國的國家呢？這主要得力于商鞅變法，此時商鞅為法家思想的典型，他提出一些法律制度，并且把自己的思想用簡單的事例向人們灌輸，從而逐步健全秦國的行政管理體制和軍隊管理體制，使秦國得到發展強大的機會，而且，他言而有信，使他的法制觀念深入人心，最終，秦統一六國。

戰國時期的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是法家思想在不同時期的法家思想家，他們提倡重法、重勢、重術。他們的思想各有各的特點。商鞅重法治，申不害重術治，慎到強調重勢，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時，韓非提出一個新的思想，那就是把三者緊密結合。

商鞅、申不害、慎到三人的思想中的法指健全法制，勢指君王的軍政大權，術指的是駕御群臣、掌握大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王地位，其最大的區別是極力主張君主集權。最終依靠法家思想贏得天下的秦王朝，自然而然的就以法家學說作為保持天下的理論武器。

法家教育思想的特點就是“以法為教”。秦國為了鞏固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度，也將法律定為教育的主要內容。自秦統一六國，就開始統一律令、度量衡、車軌和文字工作。秦始皇采納丞相李斯的建議，他繼承商鞅、韓非等人的法教思想，將法家思想用于制定秦國文教政策的指導思想。

其中，書同文的統一奠定了中國文字的基本格局，自此以后兩千余年，漢字就作為最基本的文字教育工具，成為維系中華民族共同心理的決定性力量，這不可否認是法家思想大力推行的結果。

由于法家思想核心是以法治引領社會，他們的理論根據是萬物以道為原為本，法是道在社會的體現。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國強兵，而為了富國強兵。法家主張改革貴族奴隸主制度，強調獎勵耕織，減輕賦稅。法家的法治思想是有其現實依據的，就是戰國時期天下爭雄，已非古法所能止治，要“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古禮只適合于古代，當其時必須實行法制，他們由是提出與其法治思想一致的歷史觀：歷史是發展的，“不必法古”“反古不可法”。

主張以“以法治國”而聞名，而且提出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為后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王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后來漢朝時的統治者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思想在法理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對于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的要求，國家把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系等問題深刻入理的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其實法家思想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它極力夸大法律的作用，主張用刑、德來制約百官，強調依法治國，“以刑去刑”，不重視道德的作用，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沒有什么都得的標準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榮譽來誘導人民去做。比如發動戰爭，如果立下戰功，就會給予很高的賞賜，包括官職，以此來激勵士兵與將領英勇作戰。

據史載，秦朝時中央朝廷設有官邸學，以法律為重要課程。如“趙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習數年”。這表明，從中央到地方，一直到民間，都奉行“以法為教”的文教政策。法家的教育思想在秦代真正得到了貫徹執行。

由此可知，法、作為人類階段社會的調節器，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它的作用加以無限擴大，無可避免的，就會產生一些負面作用。比如涉及人們思想、認識、信仰等領域就不能用法律調節。因為人是理性動物，他有自己的非善惡評價標準，而國家隊這些方面的東西用法律強調并加以干涉，只能促進人們逆反心理的產生。

可以說，法家思想不僅在戰國時期發揮其歷史作用，從中華其后兩千年的政治表現中，都可以看到法家思想所表現的歷史作用。其中最為明顯的就是吏治。中華所謂的法治就是強制理論，法家思想重心只是一種對權勢的體現方式。而幾乎沒有重要的理念，它沒有真正的法的公正認識，其主要的表現就是無“法”精神的律治。著重對統治者意志的律令體現，從而助長了中華形成了權力單極的社會形態，政治強盛而民間力量無有，而且正是由于這一點，古代中華的人的權力被極大的壓迫，而且人民也有被壓迫的意識，使得中國的國民性及其的淡漠。在近代戰爭中表現出無國家性的麻木，中國社會的這一性質可以說是法家思想所可以打造的，也是它對政治建設的最大功績，可惜的是它是反的。

綜上所述，法家思想在一定歷史時期有它了良好的一面，但也帶來一些不足。

第五篇：讀法家思想之心得體會

讀法家之我看

首先，在先秦諸子當中我為什么會選擇寫法家？我想這只是因為法家的思想與我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這些最為接近，我最認同它的觀念。雖然法家思想也是有很多不合時宜的觀點，或是不符合當代具體發展的看法，可是在諸子百家中我還是最看重、最喜歡法家，所以我選擇了解并且寫法家的讀書報告。

好了，那現在來解析我對法家思想的深刻理解。第一點，就是法家對人性的深刻剖析。在法家看來，人性趨利避害的，人性就是這樣，而且是無所謂善惡，并不是什么簡單的人性本善或是惡，他們認為人性就是那樣——趨利避害，帶著一種中立的態度。我也不敢說這個觀點就是一定對或是一定錯，但人性確實是有這一點，至少大部分表現出來的都是這一點。韓非認為人的這種好利惡害并不是邪惡的，而是人之常情，應該加以肯定，不需要遮遮掩掩。書中有很多證明此觀點的故事，在此我就不拿來湊字數了。在我自己的人生經歷和理解中，人（或者說就是我）要活得輕松和有活力，那就承認自己的欲望吧。你敢不敢承認“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你敢不敢承認你自己就是一個無比自私的人，基本上做什么事兒都是為了自己？不要在過多的把什么美好的、高尚的接口放在嘴邊好吧。我本來就是一個自私的人，目的自私，動機自私，我目前活得還很自私。我相信人是不斷在精神層次上進化的，第一層次就是為自己，第二層次是為他人，第三層次是為世界。反正我自己現在是處于第一層次，而且也感受不到后面的層次是什么，感覺后面那種為世界、為自己的使命、為自我實現的境界太高了，而且那時候也是為自己啊，為自己的心理滿足。這些或許我以后會懂一點吧。

反正是當我承認自己的自私自利后我才感覺活得更輕松一點，拿出更多的精力去追求我自己想要的東西。比如，我追求我自己喜歡的女生會更放開一些，因為我追求她，我為她付出就是為了得到她，為了得到一份親密的戀愛關系，她不喜歡我就算了，我的什么付出也與她沒關系，是我對她

一 的投資，最后沒成就當是我看走眼或兩人不合，我對她好并不是什么出于偉大的為她好的高尚的借口，就是為了自己而已。這種說法像極了我之前看的一篇博文，看來我是深受其影響。文中作者說他自己接觸了各種各樣的圈子，泡妞圈、直銷圈、靈修圈、創業圈等，發現心態最好的人竟然是生意圈。生意圈的人心態好，賺錢了，OK，很開心；賠錢了，OK，也沒什么；合伙了，OK，很開心；散伙了，OK，也沒什么。為什么生意人心態這么好呢？結論是，生意人最了解自己，有最多的慚愧心。生意人承認自己壓根兒就不是什么好人，一開始就不是，生意人單純就是為了利益，精打細算，動機自私，投入等著回報，付款等著收貨。

所以我對法家強調人的這種自私的本性很是認同，人性善惡的問題往往會給我們的頭腦帶來不小的混亂，我們總是用一生來學習人性都是美好的、社會是充滿愛的、大部分人都是君子。可是當我們進入社會才發現真實的世界并不是教科書上那般美好，于是產生懷疑，人性是善是惡？如果三字經中寫的是：“人之初，性本惡。”結果又會是怎樣，我無從得知。羅馬人的頭腦中就沒有人性善惡的區別，在他們看來人性本來就是這個樣子，盡管我們看來羅馬人本性邪惡、好斗、貪婪。

只有你為自己，把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人生建設的很好時你也有更多的東西能夠帶給別人。總而言之，人的這種趨利避害、自私的本性也沒什么不好的，就那樣了。而且對于個人而言，建設自己的人生、解決自己生活中的種種問題、追求自己的使命，這些才是第一位的。

關于法家思想我想寫的第二個觀點就是進化史觀。春秋戰國時期，不少思想家都用倒退的觀點解釋歷史。如道家認為，人類自古以來的歷史就是不斷倒退的歷史；儒家則把堯舜時代或商周之際作為理想時代，認為自西周以來的歷史是不斷倒退的歷史。而法家則是徹底的進化論。商鞅明確指出：“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則后于時，修今則塞于勢。”商鞅充分認識到，現實社會的出路不在于法古，而在于變法更禮，這是當時其他思想家遠未能及的。

二 可能也正是這種觀念讓法家與其他流派相比更加的面對現實，我就喜歡法家的這種面對現實的態度，相比其他流派的救國策略，法家無疑更具實操性。好了，他們的進化觀點也是我所贊成的，我認為，無論是社會還是生物還是人自身都是在不斷進化的，從總體上來看都是在不斷向前發展的，這種發展的觀點還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觀相吻合呢。當時的社會雖然混亂非常，可是生產力無疑是有了巨大的發展，具體情況變了因此要采取新的策略來富國強兵。

這種進化的觀點還讓我想到了之前看到的一個理論，那就是我們人在精神層次上的不斷進化。怎么說呢？就像我上文說的，精神層次更進化的人更多的為他人、為世界、為自己的使命，用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來說就是更高的自我實現。在我看過一些生物進化學、進化心理學方面的書之后，我更加認同這種進化論。在總體上，事物總是不斷發展的。第三點我想說的是法家的務實的精神。法家是春秋戰國時期時期謀士這批人的代表，謀士不拿出一些具體可行的策略怎么能行呢？這種觀點也可以說是有用論吧。不法古，因為法古沒用；不尚賢，因為尚賢有害；以法治國，因為法有用。

在當時戰國的理論界，存在很多不同的理論，后世總結為九流十家，針對戰國的局勢都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其中難免良莠不齊，浮夸流行，華而不實。韓非認為，判斷這些理論的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是否有用，他告誡君主，如果不注重功用時效而喜歡聽那些虛言浮說，就可能亡國。其中韓非反對形式主義、反對以賢治國、否定以身作則、否定以智治國。

其中反對形式主義就不多說了，反對以賢治國韓非用中山亡國和燕王噲禪讓的故事很好的說明了君主尚賢的害處。以身作則是傳統的為君方式，通過自己帶頭的作用為百姓樹立榜樣，從而達到風化天下的目的。但是韓非對此提出了異議，因為統治者并不是那個德行最高尚的。根據中主原理（韓非的那一套設定即使是中庸之主也能把國家治理的很好的原則），君主的才能并不一定出于人之上，那么自為表率非

三 但起不到好的作用，反倒會起到“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效果。因此，他否定君主應該以身作則，而是認為，只要君主抱法處勢，那么即使德行平庸，能力平庸的人也可以將國家治理得很好。

這些有用論都很好的說明了法家追尋的是一種大概率事件，按照中庸之主而不是難得一見的明君設定標準，以法擇人而不是單單憑借君主的好惡或是人才是否賢能來任命官員，憑借人們好利惡害的天性而不是說不準的仁義禮智來治理人民，這些說明法家的求真務實的精神。

總之，法家堅持的可以說是功利主義的立場，不管是何種理論、何種觀點，只要是有用的就是好的，就像鄧小平說的“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的原理一樣。檢驗是否有用的方法非常簡單，那就是實踐。

第四點我想說的是法家人士的奉獻精神，那種為了自己的信仰奮不顧身的姿態，我個人對此十分的敬佩、崇敬。

我比較喜歡法家，可是對其他流派也沒有一點排斥之意，立場不同而已。因為其他流派的大人物一樣也是為了自己的信仰奮不顧身的人，這種人我實在沒什么說的，只有敬佩二字，不知道我何時才能達到這一境界。像孔子，他周游列國之后難道不知道自己的學說難被人所接受嗎？他難道不知道自己所期望的理想社會當今不能實現嗎？可是他依然跟隨自己的使命不停向前，就像孟子說的：“雖千萬人，吾獨往矣。”這種精神不由讓人肅然起敬。

其他流派為了自己的學說是到處講學什么的，或是奉獻出自己一生的經歷，可是法家人士更多的是奉獻出了自己生命。他們向君主獻刀是有莫大風險的。

韓非在自己的著作中專門有一段小故事來說明法術之士的辛酸無奈。話說楚國的中山自古出產玉石，春秋時期，有個叫卞和的楚國人在山中得到了玉璞。卞和知道玉璞非尋常玉石可比，獻給誰呢？鋼刀贈給勇士，紅粉施予佳人，國寶只能獻給國君。在忠君愛國思想的指引下，卞和把它獻給當時的楚國國君楚厲王。楚厲王知道相玉是個專業活，不便自作主張，于是找了一個玉匠拿來玉璞，看過之后，道：“石

四 頭。”見專業人士這樣說，楚厲王氣不打一處來，忽悠君主必須付出代價，卞和只得失去了左腳。厲王死后，王位傳到了弟弟楚武王的手中，卞和繼續獻玉，結果失去了右腳。之后周文王即位，卞和抱著玉璞在大山中開始哭泣，一連哭了三天三夜，淚水干了，繼之以血水。消息傳到了文王那里，最后在玉匠的雕琢下，一塊寶玉現于人世間。為了紀念卞和同志百折不撓的獻玉精神，文王把玉石命名為“和氏璧”。

韓非這篇文字針對君主而作，所以只談到了君主應該如何從自己的利益出發體諒獻玉者的苦心，不要胡亂講獻玉者否決。寶玉是君王所喜愛的，法術之士也是君主所需要的，在《孤憤》中韓非已經詳細論述過，只是當這兩種事物出現在君主面前的時候，君主搖頭不識，甚至惱羞成怒。為什么會有這種阻礙？有心理因素、文化因素、政治因素、專業因素等等，這也是韓非所描述的《說難》。

而法家人士卻為了君主、為了自己的理想那樣的奮不顧身。伴君如伴虎，向君主獻刀，自己也有生命危險，法家為君主貢獻的不僅是自己的智謀、能力、思想，甚至還有生命。

這里還有一個有趣的問題，法家人士也就是法術之士為什么會給君主提供一套完整的馭下體系呢？難道他們不也是臣下嗎？這不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嗎？不少人都對法術之士有過這樣的責難。其實這也是人性的一種自然取舍，也就是法家所說的兩權相害取其輕。戰國時期那些法術之士都是平民出身，對他們來說獲得君主的賞識和任用是最主要的目標，與這個目標相比，做君主的忠狗、被君主駕馭、一切以君主為轉移并不算什么。

《孤憤》更是法術之士的自我表白書，也是形勢分析書，更是價值宣傳書。其中主要宣揚的就是：我們法術之士很孤獨、很憤怒；我們法術之士很可靠、很有用。難怪秦始皇看到韓非的文章不僅僅能體會到這些，也能感受到：我們君主又何嘗不是很孤獨很憤怒；我們又何嘗不需要很可靠、很有用的大臣。想及于此，長嘆道：“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

第五點我想說的是法家的法術勢三刀。首先說說“法”，五 天理人情是根本——實用主義韓非如是說。毫無疑問，法家的法是是建立在人性趨利避害的基礎上，完全為了君主的統治事業的，君主是唯一不受法律約束的人。在我看來法家所說的法在當時特別具有實用性，符合當時特定的歷史情境，至少我沒有找到多少可以批判的東西。法家所說的法具有公正性、唯一性、客觀性、公正性、權威性，韓非說：“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我只想多說幾句后世對于法家的法偏重于嚴刑峻法的偏見，可能是偏見吧，我自認為。

長期以來，法家總是給人以殺氣騰騰的感覺，似乎法治就是殺人、暴力，所謂法治不過就是刑治，那么法就是刑嗎？法的概念遠遠大于刑。韓非所說的法繼承了前期法家對法的規定性，是一個多重涵義，多層意義的概念，指一切制度、法令、律典，甚至是風俗習慣，所有層面的法都有一個共同的意義，那就是規范、程式之一。法是公平的，不偏不倚的，它不偏袒權貴，墨繩不遷就彎曲。法令該制裁的，智者不能逃避，勇者不敢抗爭。懲罰罪過不回避大臣，獎賞功勞不漏掉平民。至于法家的法有時候感覺太過殘酷，像“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感覺確實有夠殘酷，不過在當時的歷史條件我就不知道算怎么樣了。法家重刑主義的邏輯起點基于對人性趨利避害的認識，是一種對利益得失的分析。如果輕罪重罰，犯罪者得到很少的利益卻要遭受到嚴厲的制裁，從而蒙受多于所的幾倍的損失，這樣權衡得失，人們就不會為了蠅頭小利而以身犯險，這樣就減少了犯罪現象，達到以刑去刑的目的。換句話說，如果當今之世如果一貪污的刑罰就是無期徒刑或是死刑，恐怕貪污的人會大大減少吧。

接下來我們說說術，韓非所說的術，主要包括兩部分：“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君臣之能者也”，“術者，藏之于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對于術，我感覺沒什么說的，只是君臣之間相互什么的關系，感覺太遠。可以說就是政治權術吧。

對于勢，看了書我才對勢有了更直觀、更清晰的了解。什么是“勢”？簡而言之，勢就是對他人的影響力的總稱。這種影響力，既可以是剛性的，也可以是柔性的；既可以是命令式的，也可以是誘導性的；既可以是意識范疇的，也可以是潛意識范疇的。總之，勢的范圍很廣。

那種看得見的勢很容易理解，來自于權勢，比如一個紀檢書記的權勢，一個財政部長的權勢，一個市長的權勢等。但在權勢之外還有更重要的一部分，可以稱之為名望。名望雖然不同于紅頭文件上確切規定的權力和職責，但影響力可以大的可怕。在大學當教授的陳獨秀無權無職，但他可以讓萬千熱血青年走上街頭吶喊呼叫；憑借聲望，已經近乎囚犯的拿破侖在不到一個月里就兵不血刃地第二次進入巴黎，建立政權。周杰倫，一奶油小生，無權無職，但我想如果有人對他的音樂說三道四一定會遭到口誅筆伐，如果他想讓某人火，那么此人必定能小火一把。這些可以說是勢，所以法家才不尚賢吧，賢人的名望超過了君主，那么百姓便只知有賢人不知有君主，這也是很危險的。

總之，法術勢我認為不過是君主用來統治臣民的工具而已，僅僅是工具而已。

寫了這么多，我只想說雖然我只寫了關于法家所謂好的一面，當然法家也有很多缺陷，只是我在這里沒有提及而已。我用我在看的其中一本書里的一句話來結尾，這句話很有意思：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不要生氣，不要悲傷，也不要憤慨，不順心時看一看《韓非子》，幫你面對現實，你就會心明眼亮、茅塞頓開。

總結陳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