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梁啟超與中國思想啟蒙運動講稿

梁啟超與中國思想啟蒙運動

一、生平、著述簡介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中國近現代杰出思想家、改革家，著名學術大師。他的書齋及藏書室取名“飲冰室”，“飲冰”始見于《莊子·人間世》中“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后南朝宋人鮑照在《謝永安令解禁止啟》中說“飲冰肅事，懷火畢命”，表達了受命從政、為國憂心的惶恐心態。梁取此二字，則寓意對國家社稷憂慮焦灼之情。梁的主要著作《飲冰室文集》是梁啟超之侄梁建燦于1926年編就刊行，另有《飲冰室合集》是在梁啟超1929年離世后，由其侄交林志鈞匯編后于1936年交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共分為文集、專集兩大部分：文集45卷，專集104卷，收入長篇論著104種，如《戊戌政變記》、《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歷史研究法》等，總計1000余萬字。梁啟超自幼在家中接受傳統教育，1889年中舉。1890年赴京會試，不中。回粵路經上海，看到介紹世界地理的《瀛環志略》和上海機器局所譯西書，眼界大開。同年結識康有為，投其門下。1891年就讀于萬木草堂，接受康有為的思想學說并由此走上改良維新的道路，被人合稱“康梁”。以下我們主要從思想啟蒙的角度，去談論梁啟超的作為。

二、為變法而主張啟蒙

人要告別無知都離不開啟蒙。一般意義上的啟蒙是指開化和開發人的智力，比如對兒童或初學者進行教育，使之得到某些方面的入門知識或技能等，因此可以說，啟蒙一直伴隨著人類文明的步伐。但18世紀以來，啟蒙有了它特定的含義。康德不愧是人類思想進入現代的標志性人物之一，他在回答什么是啟蒙時這么說：“啟蒙就是人從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狀態中走出。未成年狀態就是沒有他人的指導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知性”；“啟蒙就是把人們從黑暗的中世紀解放出來”。對于中國來說，這種特定含義上的啟蒙則比西方國家遲了一個多世紀。

從1840年起，西方列強的炮火轟開了閉關自守的中國的國門，沉重的內憂外患使一批先覺的知識分子開始“睜開眼睛看世界”。在認識到必須了解外強學習外強這一共同思想前提下，魏源林則徐主張“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馮桂芬王韜則進而提出要學習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等等，但這些顯然屬于對政府大政方針的見解，他們還不能把眼光移下來，看到對國民進行啟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到了容閎那里，這個在美國留學八年，是中國第一位系統接受了西方教育的人感念“中國國民，身受無限痛苦，無限壓制”，應“以西方之學術，灌輸于中國，使中國日趨文明富強之境”，才涉及到國民的思想啟蒙問題。

在中國，不僅看到了國民思想啟蒙之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且把啟蒙付諸實踐的，是90年代的維新派，梁啟超則是最早的從事者之一。

甲午戰爭失敗后的1895年嚴復即發表文章，指出“收大權、練軍實”不過是“標”，中國的自強之“本”在于開民智，奮民力，和民德。也是在這一年，年僅23歲的梁啟超赴京會試，與康有為聯合會試舉人上書要求變法，稍后，又協助康有為創辦和組織了《中外紀聞》和京師強學會。《中外紀聞》每期載一篇以介評世界各國概況為主的文章，文章均出自梁啟超。在這年5月的《與穰卿足下書》里他有言：“報館之議論，既浸漬于人心，則風氣制成不遠矣”；多年后在《蒞北京大學校歡迎會演說辭》中他也回顧當時的辦報心愿是“冀輸入 1 世界之智識于我國民”。可見，梁啟超對外國情況的介評已不同于魏源王韜等人，他的著眼點已在于啟發民智。次年，梁啟超應上海強學會會員黃遵憲等的邀請赴任《時務報》主筆，從8月9日起，先后撰寫發表了《變法通議》《論中國積弱由于防弊》《知恥學會敘》等文章。這些文章表明梁啟超轉入了對啟蒙的直接陳述與鼓吹。

《變法通議》是系列性文章，在這組文章里，梁啟超不但極力闡述了變法對于中國來說是勢在必行，而且把變法同國民的啟蒙、受教育緊密結合在一起。首篇《論不變法之害》一開篇他即勾畫出國衰民愚的景象：“今有巨廈，更歷千歲，瓦墁毀壞，榱棟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風雨猝集，則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猶然酣嬉鼾臥，漠然無所聞見”，隨后又指出“欺其民之馴弱而凌牿之，慮其民之智而束縛之”的弊害。在《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一文中他提出：“欲求新政，必興學校，可謂知本矣”；“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他不滿清政府重物輕人的做法，認為“一鐵甲之費，可以支學堂十余年；一快船之費，可以譯西書數百卷；克虜伯一尊之費，可以設小博物院三數所；洋操一營之費，可以遣出洋學生數十人。”在稍后的文章里，他闡述了開民智是強國之本。他寫道：“近百年間，歐羅巴之眾，高加索之族，借制器以滅國，借通商以辟地，于是全球十九，歸其統轄，智之強也。世界之運，由亂而進于太平；勝敗之原，由力而趨于智。故言自強于今日，以開民智為第一義。”他引述儕輩所與云“古者戶口少而才智之民多，今日戶口多而才智之民少”之后分析說：“然而婦女不讀書，去其半矣；農、工、商、兵不知學，去其十之八九矣”；他再次強調：“亡而存之，廢而舉之，愚而智之，弱而強之，條理萬端，皆歸本于學校”[4]。他進而以為：“今欲振中國，在廣人才；欲廣人才，在興學會”，應當創立各種學科乃至各個行業的學會，“其入會之人，上自后妃王公，下及一命布衣”，使之“學無不成，術無不精”，這樣“積小高大，擴而充之，天下無不成學之人矣”。

在《中國積弱由于防弊》《知恥學會敘》《與嚴幼陵先生書》等文章里他同樣談及了愚民的弊害和啟發民智的必要。

1898年2月，梁啟超應湖南巡撫陳寶箴和臬司黃遵憲之邀赴長沙任時務學堂主講后重返京師，致力變法。在《公車上書請變通科舉折》里，他一如既往把變法同啟蒙聯系在一起。他說，當今國家“強敵交侵，割地削權，危亡岌岌，人不自保，皇上臨軒發嘆，天下扼腕殷憂，皆人才乏絕，無以御敵之故。然嘗推求本原，皆由科舉不變致之也”，“八股代言之制”“乃先抑天下于至愚”；他進而談道：“且科舉之法，非徒愚士大夫無用已也，又并其農、工、商、兵、婦女，而皆愚而棄之。夫欲富國必自智其農、工、商始，欲強其兵必自智其兵。泰西民六七歲必皆入學，識字學算，粗解天文輿地，故其農、工、商、兵、婦女皆知學，皆能閱報”，而“吾生童無專門之學，故農不知植物，工不知制物，商不知萬國物產，兵不知測繪算術，婦女無以助其夫”。他由是感嘆：“是皇上撫有四萬萬有用之民，而棄之無用之地，至兵不能御敵，而農、工、商不能裕國，豈不大可痛哉！”他激憤陳言：“夫當諸國競智之時，吾獨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以與智敵，是自掩閉其耳目，斷刖其手足，以與烏獲、離婁搏，豈非自求敗亡哉！------人皆智而我獨愚，人皆練而我獨暗，豈能立國乎！”

三、專心從事啟蒙

9月21日，變法失敗，“六君子”被殺，梁啟超逃亡日本。如果說此前梁啟超的啟蒙還基本是圍繞著變法進行的，著眼點主要在改變國民的受教育狀況上，那么流亡日本之后，啟蒙則成為他做單獨思考的問題之一，放眼處已是對國民性本身的系統揭示與分析。

12月，他創辦《清議報》，在報上撰文記述變法和為變法人物做傳，其間談到的“中國之弱，由于民愚也”，可以看作是此后他從事啟蒙著述的核心觀念。從這一觀念出發，他于1901年4月29日至5月28日在《清議報》連續發表了長文《中國積弱溯源論》。文章主要 從“理想”、“風俗”和“政術”三個方面闡述了中國“積弱之源”。如就“理想”。梁啟超談到：“凡無論何族之民，必有其社會數千年遺傳之習慣，與其先哲名人之所垂訓所傳述，漸漬深入于人人之腦中，滌之不去，磨之不磷，是之謂理想。理想者天下之最大力量者也，其力能生出種種風俗，種種事業。”他接著指出，與西方、日本相比，中國國民的“理想之誤”是“愛國之心薄弱”。由此又導致了三點，一是“不知國家與天下之差別也”，“既無國矣，何愛之可云”？二是“不知國家與朝廷之界限也”，“蓋數千年來，不聞有國家，但聞有朝廷”，“誤認朝廷為國家之理想”，不知國家乃“全國人之公產”，朝廷不過是“一姓之私業也”。三是“不知國家與國民之關系也”，不知國家主人“即一國之民也”，“遂使一國之民，不得不轉而自居于奴隸，性奴隸之性，行奴隸之行，雖欲愛國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焉”。因此，倘若“欲救中國”，“非從此處拔其本，塞其源，變數千年之學說，改四百兆之腦質”。

在揭示國民精神現狀及其根源的同時，梁啟超也在思考和提出建設性見解，如在《國民十大元氣論》中他這樣闡釋“獨立”：“獨立者何？不借他力之扶助，而屹然自立于世界者也。人而不能獨立，時曰奴隸，于民法上不認為公民；國而不能獨立，時曰附庸，于公法上不認為公國”；“獨立云者，日日以孤軍沖突于重圍之中者也”。他認為“非古人之法言不敢道，非古人之法行不敢行”是“奴隸根性之言也”，“夫古人自古人，我自我。我有官體，我有腦筋，不自用之，而以古人之官體為官體，以古人之腦筋為腦筋，是我不過一有機無靈之土木偶，是不啻世界上無復我之一人也”；“故獨立性者，孕育世界之原料也”，“故無獨立性者，毀滅世界之毒藥也”。他指出國人缺乏獨立性的惡果：“今吾中國四萬萬皆仰庇于他人之人，是名雖四萬萬，實則無一人也”；“此根性不破，雖有國不得謂之有人，雖有人不得謂之有國。”1900年2、7月，他寫下《少年中國說》《十種德性相反相成議》，號召“中國之少年”“甘心為四萬萬人安坐以待亡國者之公敵。”

到了1902年，他以“新民”概括啟蒙，并將此作為思考中國問題的主要選擇。這年2月他創辦《新民叢報》且自稱“新民子”，8日至4月11日連載于《新民叢報》第1號至29號的十多萬言系列長文《新民說》，可以說是他啟蒙思想的集大成。

他明確地把民擺在了首位，在“敘論”中即指出“國也者集民而成。------未有其民愚陋、怯懦、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因此，長文的第一篇就是《論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指出中國要振興，“舍新民末由。”從第三篇《論公德》開始到《論尚武》凡五篇，梁啟超具體談論了新民的內容。如《論公德》談道：“我國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為群，國家之所以為國，賴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他認為“獨善其身”的“私德”與公德“本并行不悖”，中國所以衰落，“束身寡過之善士太多，------人人視其所負于群者如無有焉”是原因之一。他進而認為：“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道德之精神，未有不自一群之利益而生者；茍反于此精神，雖至善者，時或變為至惡矣”；“是故公德者，諸德之源也”，“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

四、把文學作為啟蒙最佳工具

1898年12月25日，梁啟超于流亡中發出“詩界革命”的口號，三天后又提出“文界革命”的主張。對于詩，他認為“新意境”最重要，“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歐洲”，他“惟

[9]將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以供來者之詩料”；他指明詩歌能影響國民性乃至國家命運：“中國人無尚武精神，其原因甚多，而音樂靡曼亦其一端，------其斯巴達人被圍，乞援于雅典，雅典人以一眇目跛足之學校教師應之，斯巴達人惑焉。及臨陣，此教師為作軍歌，斯巴達人誦之，勇氣百倍，遂以獲勝”；而“吾中國向無軍歌”，詩“于發揚蹈厲之氣尤缺。此非徒祖國文學之缺點，抑亦國運升沉所關也”。他因此格外推舉黃遵憲《出軍歌》及其所具有 3 的“精神之雄壯活潑沉渾深遠”，認為“蓋欲改造國民之品質，則詩歌音樂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他進而質詢：“讀泰西文明史，無論何代，無論何國，無不食文學家之賜；其國民與諸文豪，亦頂禮而尸祝之。若中國之詞章家，則于國民豈有絲毫之影響耶？”他指斥“至于今日，詩、詞、曲三者皆成為陳設之古玩，而詞章家真社會之虱矣”，他為《江蘇》雜志“屢陳中國音樂改良之義，其第七號已譜《出軍歌》、《學校歌》數闕”而“拍案叫絕”，他寄語中國的文學家能更多的成為莎士比亞、彌爾頓，以“報國民之恩”[10]。在“文界革命”方面，他受到日本新聞作家德富蘇峰“善以歐西文思入日本文”的啟迪，主張寫文章“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11]，倡導了以“俗語文體”寫“歐西文思”的“新文體”；他在這時期的一系列影響巨大的關于變法和啟蒙的文章，均以這種新文體寫成。

對于小說，梁啟超尤其看得重要，于1902年11月專門創辦《新小說》雜志。在第1號上發表了《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如同當初創辦《新民叢報》是為了發表他的新民見解一樣，這一刊物的創辦和文章的發表則不僅表明他開始正式倡導“小說界革命”，更表明他致力于此的原因——認定小說是啟蒙和新民的最佳手段或工具。他亦開門見山立論：“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隨之以慣用的排比句式展開論點：“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文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再自設問答過渡到論證：“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他揚棄并闡發以往的觀點：“文之淺而易解者，不必小說；尋常婦孺之函札，官樣之文犢，亦非有艱深難讀者存也，顧誰則嗜之？不寧惟是，彼高才贍學之士，能讀《墳》《典》《索》《邱》，能注魚蟲草木，彼其視淵古之文，與平易之文，應無所擇，而何以獨嗜小說？”他認為這是因為其他文章“說有所未盡也”。他接下來的分析同樣語出驚人，他說，能夠予人之各種心理、性情以滿足并“能極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說若，故曰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也”；“小說之在一群也，既已如空氣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與呼吸之餐嚼之矣”；小說以其難有比擬的“熏”“浸”“刺”“提”“四種力”“支配人道”，善可以“福億兆人”，惡可以“毒萬千載”。于是他驚嘆：“可愛哉小說！可恨哉小說！”但他著重談論的是小說的“惡”，在他看來，小說是“吾中國群治腐敗之總根源”，國民的“慕科第若膻，趨爵祿若騖，奴顏婢膝，寡廉鮮恥”，“輕棄信義，權謀詭詐，云翻雨覆，苛刻涼薄，”“輕薄無行，沉溺聲色，綣戀床第，纏綿歌泣于春花秋月”以及江湖義氣等種種品性，無一不源自小說。于是他疾呼：“嗚呼！使長此而終古也，則吾國前途，尚可問耶，尚可問耶！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

四、梁啟超的局限

我曾歸結了三個方面。這里主要談最主要的即思想資源方面。如眾所言，梁啟超不乏參照和吸取了西方近代以來的進步學說，這也正是他的啟蒙具有現代性特征的根本體現；但必須指出，中國傳統的觀念仍然是他思想的主要構成，而且這決非可以歸結為“托古”。

首先，梁啟超心目中有一個理想化的“先王世界”。在他開始正面議論啟蒙的《變法通議》里他就認為：“先王欲其民智，后世欲其民愚。”他變著法兒找根據，說促使歐洲人得以“心智雄于天下”的“學會”實際上始于中國：其乃“中國二千年之成法也”，“先圣之道，所以不絕于地，而中國種類，不至夷于蠻越，曰惟學會之故 ”；學會在中國消亡則是“國朝漢學家之罪，而紀昀為之魁也”。也是寫于這段時間的《論中國積弱由于防弊》更為集中地展示了他的“先王世界”。他先指出：“先王之為天下也公，故務治事；后世之為天下也私，故務防弊”，然后對比論述了古之“務治事”與后世“務防弊”的種種區別和優劣。就與民氣民智相關的內容而言，他談道：“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庶人，------所以通下情，固邦本。4 后世恐民之訕己也，蔑其制，廢其官。防之誠密矣，然上下隔絕，民氣散軟，外患一至，莫能為救也”；“古之學者，以文會友；師儒之官，以道得民。后世恐其聚眾而持清議也，于是戒會黨之名，嚴講學之禁。防之誠密矣，然而儒不談道，獨學孤陋，人才凋落，士氣不昌”。

其次，與“先王世界”相聯系，梁啟超的啟蒙理論又是以儒家學說為基本支撐的。他文必引《詩》《易》，章必舉孔孟，直至二程朱熹曾文正，包括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在他眼里也成了“大儒”。可是，傳統這么好，國民性怎么變得這么糟？梁啟超自“圓”其說，認為除了“后世”的“民賊”、官吏等實行愚民的原因之外，更是由于圣賢的思想、學說等被“偽托道學者”丟棄或篡改。他舉出“鐵證”：“彼《禮經》十七篇，孔子之所雅言，今試問綴學之子，能誦其文言其義者，幾何人也？”他憂心：“吾恐二十年以后，孔子之教，將絕于天壤”。他援引了《中庸》《孝經》以及孟子的有關言語之后指出：“凡此諸論，在先圣昔賢，蓋有為而言，所謂‘言非一端，各有所當’者也。降及末流，誤用斯言，遂浸成錮疾”。他斥責：“先圣昔賢之單語片言，固非頑鈍無恥者所可借以藏身也”；“蓋圣經賢傳中有千言萬語，可以開民智、長民氣、厚民力者，彼（指‘偽托道學者’——引者注）一概抹煞而不征引，惟摭拾一二語足以便己之私圖者，從而推波助瀾，變本加厲，謬種流傳，成為義理”。在《新民說·論尚武》里他還把“儒教之流失”作為國民文弱的一個緣由，他區辨說：“儒教者固切近于人事者也，然孔子之作《春秋》，則務使諸夏夷狄，遠近若一，以文致太平；《禮運》之述圣言，則力言不獨親親，不獨子子，以靳至大同，亦莫不破除國界，以至仁博愛為宗旨。斯固皆懸至善以為的，可為理論而未能見之實行者也。------然孔子固非專以懦緩為教者也，見義不為，謂之無勇；戰陳無勇，斥為非孝；曷嘗不以剛強剽勁聳發民氣哉！”他緊接著談道：“所世賤儒，便于藏身，摭拾其悲憫涂炭、矯枉過正之言，以為口實，不乏其剛而法其柔，不法其陽而法其陰，陰取老氏雌柔無動之旨，奪孔學之正統而篡之，以莠亂苗，習非成是。”他遺憾地指出：“法昔賢盛德之事，乃養成此柔脆無骨、頹憊無氣、刀刺不傷、火爇不痛之民族，是豈昔賢所及料也！”他甚至認為“新民”也早已存在于儒家先圣的思想中：“孟子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自新之謂也，新民之謂也。”梁啟超也說過這樣的話：“必強一國人之思想使出于一途，其害于進化也莫大。自漢武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凡非在六義之科者絕勿進，爾后束縛弛驟，日甚一日。”但他認為這非儒教本身之過，“夫孔教之良，固也”，害處源于“獨尊”，所以他仍然聲言：“吾不敢怨孔教，而不得不深惡痛絕夫緣飾孔教、利用孔教、誣罔孔教者之自賊而賊國民也。”正因為對儒教持這種信念，他的一些提法還難免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味道：“今日欲儲人才，必以通習六經經世之義，歷代掌故之跡，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參合之于西政，以求致用者為第一等”；“宜以六經諸子為經（------）而以西史輔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

第二篇：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讀書筆記

《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讀書報告

張立方華東師大政治學系

張灝的《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一反“西方的沖擊”這一研究模式存在的偏頗，強調了中國文化在面臨外部沖擊時所具有的活力。作者通過對1890—1907年過渡時代梁啟超思想的研究，詳細考察了中西思想在很多領域內的相互影響，勾畫出它們在梁啟超思想發展中所起的作用，指出梁啟超塑造的一代新民，與現實中國之間的聯系要比五四“新青年”更具代表性。

一、注重從中國內部出發的研究方法

本書摒棄了“沖擊——回應”和“傳統——近代”研究模式，主張應重視中國內部的發展，建議學者們研究19世紀的中國思想時，最好采用馬克斯·韋伯的“設想參與”的研究方法，把自己放在當時儒家文人學士的地位。作者指出，在自1840年中西接觸以來的半個多世紀里，西方對中國思想的沖擊是有限的，西學在中國沒有像日本那樣，立刻引起知識分子的強烈反應，西學與中學產生革命性的接觸，那是戊戌維新運動開始之后的事情。

因此，作者把梁啟超的思想放在中國思想這個大背景中來進行研究，他在序言中強調：“儒家更不用說整個中國文化傳統，決不是鐵板一塊，而是一個巨大復雜、學派林立，彼此競爭的思想天地。”在本書第一章“思想背景”中，作者對漢學和宋學、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桐城派和經世致用學派在晚清的發展作了詳盡的分析。陸王心學是對程朱理學的反動，認為“心”是萬物的本源，為了達到道德修養和獲得知識，人們應該求助于自己的思想，或者說是“內省”，而不是像程朱理學那樣求助于外部世界來確立修身的方向，正如朱子所說的讀書是窮理的最好辦法，“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陸王心學到晚明時達到高潮，但隨著明朝的滅亡，知識分子開始反思，出現了反對這種“唯心主義傾向”的思想。在許多儒家學者看來，陸王學派的方法有過分抽象地空談良知的危險傾向，他們呼吁提倡“實學”，即對儒家經典文獻進行“經驗主義”研究，形成了考據學派。當然提倡實學與清政府文化政策所造成的壓力有關。當19世紀初清王朝面臨一系列的社會問題時，經世致用的思潮開始興起，宋學的社會政治意識也不斷增強。可以看出：中國傳統思想的變化既是學術思想內在演變的結果，也是外在環境影響下產物，即艾爾曼所說的學術思想的“內在理路和外在變遷”。作者在書中寫道：“由晚清經世致用思想和反漢學運動的出現而導致的思想變化，對梁啟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二、梁啟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

張灝并不贊成列文森將梁啟超描寫成一個文化革命者，說梁這一時期徹底摒棄了中國文化傳統，只認同來自西方的價值觀。作者指出：梁氏當時所說的“道德革命”與五四時期所說的不是同一個東西，他既不是全盤接受傳統的道德價值觀，也不是全盤接受西方的道德觀，而是對兩者的選擇綜合。梁啟超把道德分為公德和私德兩個方面，他主要側重將來自西方文明的公德思想介紹到中國的思想界，但梁對傳統私德的信仰在很多方面也是確信無疑的，至少在他看來，傳統文化中那套有關養心和束性的方法，對培養新民的人格理想仍然是有用的。他還認為以“孝”為道德價值觀核心的儒家家庭倫理是理所當然的。

梁啟超為了自我批評和自我激勵，曾求助于曾國藩的家書，他曾模仿曾國藩的做法，堅持寫日記，對自己的言行每天進行省察和批評。從王陽明和曾國藩的家書中，梁引述出五個概念作為進行自我省察和自我批評的指導原則。第一個概念是用心控制外部世界的欲望和誘惑（克己）；第二個概念是確保愿望的真誠（誠意）；第三是強調嚴肅態度的首要性（主敬）；第四是使自己吃苦耐勞（習勞）；最后一個概念是培養有恒心的習慣（有恒）。

梁啟超也反對將儒學奉為國教，并不是儒學毫無價值，而是出于宗教對現代國家和社會功用的實際考慮，擔心它阻礙思想知識的傳播和發展，挑起宗教戰爭，危害國家安全。總之，如同中國文化傳統在梁看來是復雜多變一樣，他對中國文化傳統的態度也是復雜和多樣化的，有時由真實的理智判斷來決定，有時為一些說教的因素所支配，有時還不知不覺受他保留文化認同愿望的影響。

三、梁啟超對西方自由主義認識上的偏差及原因

在西方，自由從根本上是個人的自由，他起源于個人對社會、對國家、對政府、對宗教等外在限制力量的反抗，個人自由是其他一切自由的基礎。梁啟超的自由主義觀直接來源于西方，但由于中國傳統話語體系以及近代中國救亡壓倒一切的現實語境的影響，西方自由思想在梁那里發生了巨大的歧變。梁始終沒有抓住自由主義的根本價值——個人主義，在他那里，個人自由讓位于國家自由、民族自由。正如張灝在文中指出：梁沒有認識到西方各個自由主義派別之間的區別，“梁從來沒有清楚地領會英國自由主義的核心——保護主義，即國家的建立首先是為了保護公民的自由和每個公民的權利。”

梁啟超把自由主義引進中國，主要是為了矯正中國人具有的奴性，梁否定了中國人逆來順受和退隱的人生觀，但他沒有責備整個中國文化傳統，只是將道家作為病根。梁對自由主義的介紹主要是為了培養中國人的權力意識，擺脫那種消極依賴君上的指導和控制的思想。梁啟超在《新民說》里偶爾也提到個人自由，但主要指的是精神上的自由，由于他的新儒學和佛學思想背景，他相信每個人具有雙重的自我：肉體上的我和精神上的我。真正的我不是肉體，而是精神。當精神的我戰勝了肉體的我，才獲得了自由。

梁啟超將自由主義價值觀作為公德的一個組成部分的時候，他關注的焦點是“群”這一集體主義概念，他對群體凝聚力和國家統一的關注，不久便使他感到自然權利說的危險性。在《新民說》中，他站在集體自由的立場上，極力否定個人自由：“自由云者，團體之自由，非個人之自由也，野蠻時代，個人之自由勝而團體之自由亡；文明時代，團體之自由強，而個人之自由減。”

梁啟超對自由主義認識的偏差的原因可以歸結為中國傳統話語及現實救亡語境的制約，總是把啟蒙與救亡結合起來, 并從根本上把啟蒙附屬于救亡, 從而強調群體的作用和地位, 總是希望最大限度地減少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負面性, 從而時時壓抑個人的自由與權利。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語言中, 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中, 生活在一定的時代語境中,人的思維、思想、包括具體觀點都深受這些因素的制約和控制, 按照胡塞爾、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等人的觀點, 任何理解和解釋都不能脫離已有的知識, 任何一種新的知識都是一種視域融合。顯然，梁也沒有擺脫這些制約和控制，中國傳統的君、臣、群、社稷等構成的話語體系對梁的自由主義有深刻的影響。中國的自由主義在思想基礎和知識背景上具有雙重性，在這一意義上, 中國的自由主義話語既不同于西方的個人主義話語, 也不同于中國古代的民本主義話語, 而是第三種話語方式。

第三篇：梁啟超與葉圣陶寫作教學思想之比較

梁啟超與葉圣陶寫作教學思想之比較

摘要：國語國文教育期是我國語文教育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也涌現了許多教育大家，他們的許多理論與思想在現今的語文教育上仍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響。那是百家爭鳴的時期，他們的思想與理論也各有不同，本文就試著淺論梁啟超與葉圣陶在寫作教學思想上的異同。

關鍵詞：梁啟超葉圣陶寫作教學

在國語國文教育期，不得不提到兩位教育大家，梁啟超與葉圣陶。雖然很多人對他們最關注的地方并不是他們在教育領域中的貢獻，但實際上兩人的語文教育思想至今還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和價值，本文就主要從寫作教學方面談談兩人的教育思想有何異同。

兩人對于寫作教學都十分重視，著有很多文章闡述自己對寫作教學的觀點，經過總結分析，我得出以下結果，首先是兩人在寫作教學中相同的思想：

第一，兩人都認為文章要講求真情實感。梁啟超在寫作上主張“求真”，他說：“結構一篇妥當文章，有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該說的話—或要說的話不多不少照原樣說出，令讀者完全了解我的意思’”，這就是說，學生作文，要反映客觀實際，要言之有物，讓讀者看得懂；不要說空話，寫不切實際的文章、寫別人讀不懂的文章。[1] 而葉圣陶以“求誠”為核心的作文教學觀也是為大家所熟知的，具體的要求就是“寫出誠實的、自己的話”。也就是要求學生寫文章要寫出自己的真情實感，不要嬌柔做作或亂編亂作。

第二，在作文命題方面，兩人都認為教師出的題目要確切，要有范圍，讓學生有東西可寫。梁啟超認為“記載文最好是學生生歷或耳聞目見的事跡、物件或地方。論辯文題須是一個切實的問題，最好是學生字節感到厲害，或是一個問題有兩面理由容得彼此主張辯駁之余地者。[2] 雖然葉圣陶不太贊同命題作文，認為那“只是個不得已的辦法”，但他還是希望命題能有生活性。教師在作文命題時如能貼近學生生活，讓他們有話可說，有事可寫，有感可發，就能激發他們表達的欲望，調動寫作積極性。[4] 由此可見，兩位大家都認為命題的最高標準就是讓學生有話可說，有事可寫。

而兩人在寫作教學上不同的觀點我則認為有以下幾點：

第一，關于寫作文目的的不同。從《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來看，梁啟超主張作文要注意文章的功用，開明宗義地指出：“文章的作用，在把自己的思想傳達給別人。[3] 而葉圣

陶則認為“練習作文是為了一輩子學習的需要，工作的需要，生活的需要，并不是為了應付升學考試，也不是為了當專業作家”。[4] 雖兩人講求的都是實用，但梁啟超的實用是能把自己的思想如實地告訴別人，而葉圣陶則是指在平常生活中的實用，所以兩者對于寫作文的目的是明顯不同的。

第二，評判好文章標準的不同。梁啟超要求文章要注重文法，著眼于謀篇，講究規矩。這包括了搜集材料、選擇題材、確定中心、圍繞中心安排文章層次、錘煉語言等內容。[2]只有符合這些規矩，才是一篇好文章。而葉圣陶評價學生作文好壞的依據則是“通而且好”，“通”即指字句通順、行文流暢，而“好”的標準就是要“誠”，就是有什么寫什么，寫出自己的真實感情，這和梁啟超首先講求結構，字詞為次的觀點是截然不同的。

第三，寫文章的訓練方法上的不同。梁啟超主張命題作文不宜太多，每學期兩三次便可，而且不一定要在課堂上完成，應給足夠的時間讓學生去搜集材料。另外讓學生們課外多寫札記或隨筆，這樣才能慢慢提高寫作的水平。葉圣陶則認為訓練寫作最基本的方式是記日記和筆記，平常應提倡讓學生自由寫作，而不是模仿名家或滿分作文的寫作方式。梁啟超的訓練方法注重寫實，讓學生觀察后得出寫作素材，而葉圣陶則希望學生能通過平常的練筆來慢慢提高寫作水平。

第四，文章評改方式不同。梁啟超認為“評改宜專就理法講，詞句修飾偶一為之”。[2] 也就是強調作文應當以結構為主，字詞句的不當只是其中的小部分，另外，他還認為作文的評改應當由老師和學生一起討論，先讓學生對自己的文章進行點評，老師再點評他的對錯。而葉圣陶則認為作文批改要給學生主動權，“教師應著重培養學生自己改的能力，只要教給

[5] 學生改作文的基本方法，教師只給些指導和指點，該怎么改讓學生自己去考慮去決定。”這

里就充分體現了葉圣陶“教是為了不需要教”的核心教學觀，要以學生為主體，老師只是在一旁加以幫助，這與梁啟超由老師點評同學的對錯的作文批改方式也是完全不同的。

梁啟超與葉圣陶都是我國語文教育史上舉足輕重的教育大家，他們的很多思想與理論現在還很值得我們借鑒與參考，如何把他們的東西有用地運用到現在的課堂上我們要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注釋：

[1].梁啟超作文教學思想探要 [J]，李嘉祥，江西教育科研，1996（03）

[2].梁啟超語文教學思想初探 [J]，王華敏，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03）

[3].現代寫作理論建設之先聲——梁啟超《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管窺 [J]，孫永蘭，廣西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01）

[4].葉圣陶作文教學思想對個性化作文教學的啟示 [J]，顧小兵，閱讀與鑒賞（下旬），2010（09）

[5].學習葉圣陶作文教學思想的體會 [J]，劉福；滕光輝，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02）

參考資料：

中國語文教育史簡編[M]，王松泉等，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梁啟超作文教學法的幾個特點[J]，陳世陔，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03）梁啟超的作文教學思想[J]，程春梅；李儒大，文學教育（下），2007（1）

試論葉圣陶的作文教學理論[J]，高俊文，當代教育論壇（學科教育研究），2007（12）葉圣陶寫作教學思想初探[J]，毛自潔，現代語文（教學研究版），2010（01）

第四篇：梁啟超關于法家思想的討論

梁啟超關于法家思想的討論

一、法家對“法”的理解及學說構成

在梁啟超看來，“法家”作為一個學派崛起很晚，而且在學理上兼收儒、道、墨三家學說：“法家成為一有系統之學派，為時甚晚。蓋自慎到、尹文子、韓非以后。然法治主義，則起原甚早，管仲子產時確已萌芽，其學理上之根據，則儒道墨三家皆各有一部分為先導。”從法理學角度上看，先秦諸家的“法”純屬“自然法則”意義上的法，法的本源在“天之道與民之故”。“以自然法為標準以示人行為之模范也。”所以法家所講的“法”也以此為根本觀念。管子說：“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君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也有從法的觀念中進行分類的論述，如尹文子說“法有四呈：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眾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衡是也。”上述都是法家對法的理解，梁啟超斷言，法家所講的法主要是以尹文子所說的第一、二、四種為“體”，而以第三種為“用”，這是狹義的法。韓非子說“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這些論述表明法家所講的“法”主要是以成文法的形式公布出來并以國家制裁力作為后盾的法律形式。

法家由“儒道墨三家之未流嬗變匯合而成”，這是梁啟超對法家學派思想源流的認識。首先，法家接受了儒家的正名定份的理論。儒家講正名定分，名份的具體化，勢必用禮數來加以區分，荀子所講的“禮、法之大分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為群臣寸尺尋丈檢式也”，都是這個意思。荀子的學說與法家言論最為接近，韓非子就是作為荀子的弟子而成為“法家大師”的，這就是法家與儒家的淵源關系。其次，法家吸收了道家的自然法理念。道家言“我無為而民自正”，那么“民”怎么才能“正”呢？道家認為自有“自然法”才能使之“正”，自然法不可見，于是進一步要求用“人為法”來體現。道家后學用法治來證“無為”大義，就是這一觀念的自然發展。在梁啟超看來，墨家以“尚同”為教義，務使達到“壹同天下之義”，其最終目的是要把人類同鑄一型，就是要把“一人一義十人十義”變為“一義”。尹文子說“萬事皆歸于一，百度皆準于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講得都是這個意思，尚同論的結果必然導致“歸本于任法”。

把法家作為一個學派進行概念和源流的探討，梁啟超具有開創性，自他把管子列為法家先驅，管仲成為法家名單上必不可少的人物，把吳起列為法家，后世對此遂成定論。而且梁啟超所主張的法家是融匯了儒、道、墨諸家學說而形成的這一觀點對后來學者也很有啟發。顯然法家作為一個學派與儒家有很大區別，有學者認為在戰國人的著作中我們可以找到“儒者”、“墨者”、“辯者”這種可以適用于學者群體的稱謂，但卻找不到“法者”或“道者”的用語。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為李悝、商鞅、韓非等不能組成法家學派，老子、莊子等不能組成道家學派，而是因為儒者和墨者形成了群體，并有共同的師承關系。因此，法家作為一個學派很有自己的特點：其一，不以師承關系為聯結紐帶；其二，不是職業稱號；其三，不是正在作什么的群體，而是以往持什么主張的群體。有的學者認為，劃分法家學派有四個基本標準，就是以法家的治術類別相區分，凡是主張“法治”的就是法家，從法律思想史層面講，法家思想包括：第一，法治思想；第二，與論述法治有關的或服務于法治的關于法律的認識；第三，與法治有關并用來說明法治合理性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第四，與上述思想的產生發展有密切聯系的其他思想觀念，如規范觀念、守信觀念等。

二、主張“法治”是法家學派的本質

強調法家主張的法治主義與“術治主義”、“勢治主義”有根本區別，這是梁啟超所反復強調的。他一反傳統普遍認為法、術、勢三位一體，是法家學說本質的觀點，認為“法”與“術”在當時就是相反的名詞，因為法家學派代表人物韓非子、尹文子都認為“法”與“術”具有本質上的不同：韓非子說“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尹文子說“法不足以治則用術”，并且對“術”定義為“術者，人君之所以密用，群下不可妄窺”。所以術治主義的作用在于神秘主義，與“編著諸圖籍布之于百姓”公開而劃一的“法”，在性質上完全不同。所以申不害主張的所謂“治術”，并為戰國時縱橫家所樂道的“陰謀”，與法家所強調的“法”根本不同。在梁啟超看來，法家主張的核心內容即是“奉公法，廢私術”、“任法而不任智”、“由是觀之，術蓋為法家所最惡，而法家所倡道者實于好作聰明之君主最不便，此所以商鞅吳起，雖能致國于盛強而身終為謬也。”

術治主義是人治主義的一種類型，勢治主義在反對人治主義這點上與法治派相同，當時主張勢治主義的慎子認為，象堯那樣賢明的君主，他若作為一個普通人，連三個人也管理不了；象桀那樣的人成為天子，就能亂天下，所以人所處的地位和權勢最為重要，決定一切，而賢智沒有權勢作后盾什么作用也起不到，不足以令人羨慕。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則不同意上述觀點，他認為，權勢具有中性地位，看什么人用它。賢良之人用權勢可以使天下大治，不肖之徒用權勢就會使天下大亂。然而世上的人賢良者少而不肖者眾，如果單單聽命于“勢治”，那么就會產生兩種完全不同的結果，“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因為“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對此，梁啟超認為韓非子對“法”與“勢”的區別講得最為透徹，即“勢治者正專制行為，而法治則專制之反面也。勢治者自然的惰性之產物，法治則人為的努力所創造，故彼非人所得設，而此則人所得設也，是法與勢之異也”。法家不僅反對暴君用術恃勢，而且連明主的勤民任智也反對，所以法家在根本態度上就不主張人治主義。在這里，梁啟超與某些學者所強調的法家主干涉，憑借政府權威，把“勢”與“治”混為一談的觀點完全不同。

梁啟超覺得尹文子對“人治觀念”與“法治觀念”根本不同之處論述得最為透徹，尹文子說：“田子（田駢）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宋駢）曰：圣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側，越次而答曰：圣法之治以致此，非圣人之治也。宋子曰：圣人與圣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以矣。圣人者，自己出也；圣法者，自理出也，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圣人之治，獨治者也，圣法之治，則無不治矣”。“人治”是獨治，法治是眾治。梁啟超通過列舉大量法家的言論認為，法家對“人治”的攻擊最為猛烈，概括出主要觀點即是，人治是最不可靠的，所以不一定能把國家治理好，盡管政權無論何時總要有人把持。人治必須靠賢人政治，但往往難遇賢人治國，于是政權就會落入不肖之徒手中，導致天下大亂，國家危亡。那么唯有“法治”才能保證國家長治久安。依靠法治，中等人才就可以治理國家，就可以使“頑嚚聾瞽與察慧聰智者同其治”。“人治”必須以得明主為前提，否則難以治天下，既使得明主也難以成立，因為“圣主當陽”全屬天幸，偶然的事實不能作為學理的標準，學理的標準必須以具有必然性的事物為基礎。由此可知法家與儒家在立腳點上根本不同，“儒家尊人的標準，故以圣人喻規矩；法家尊物的標準，故以法喻規矩。其意謂非無賢人之為患，即有賢人，亦不足貴也。”在梁啟超看來，法家不僅反對“人治”，還反對“尚賢”。法家認為以“尚賢”為治，就會獎勵人的“飾偽”心理，因為在人治背景下，君主皇帝金口玉牙，一言定乾坤，一語禍天下，臣子為獲功名利祿就不得不投機鉆營，揣摩君主的心思，以君主的是非為是非，以君主的好惡為好惡，從而將喪失一切客觀公正的標準，于是將會出現“得美者不知所以美，得惡者不知所以惡”的結果。總之，將一切主觀的標準舍棄，專憑客觀的標準的“一人心”，即“以物為法”是法家所主張的關節點，所以梁啟超總結道：“彼宗以為欲使道家無私無欲之理論現于實際，舍任法未由。故法家實際以道家之人生觀為其人生觀，太史公以老莊申韓合傳，殆有見乎此也。”

第五篇：《中國新聞傳播史》梁啟超辦報活動及新聞思想

1.梁啟超的辦報活動

《時務報》主筆；《知新報》撰述；主辦《清議報》、《新民叢報》，創辦《新小說》、《政論》、《國風》，參與創辦《時報》。

2.梁啟超的新聞思想

㈠國人第一次辦報高潮時期

此階段梁啟超的辦報思想主要集中在《論報館有益于國事》文中，核心是以報紙為“去塞求通”的工具。所謂“通”，主要是指上下內外的溝通與交流，這種思想一方面表達了要求清政府改變閉關自守、向西方學習、救國于危亡的愛國熱忱，另一方面體現了新興資產階級期望參與國政，謀求民主的朦朧愿望。梁啟超還將“去塞求通”概括為報刊的“耳目喉舌”功能。他將社會比之于人，把報館的作用比作一個人的耳目喉舌。

㈡維新派海外辦報時期

這一時期梁啟超的新聞思想主要集中在《清議報一百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敬告我同業諸君》、《新民說》、《新民叢報章程》、《國風報敘例》等文章中。

1報刊的兩大主要職能:“一曰對于政府而為其監督者，二曰對于國民而為其向導者是也。” 2一份完善的報紙，應具備四個條件，“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當，四曰報事速而確”。確定了消息與評論兩種文體區分的準則。他認為新聞報道應具有“博、速、確、直、正”五個標準，評論應具有“公、要、周、適”四條標準。

④ 從傳媒的角度，提出并論證了報刊宣傳的兩種方式——“浸潤”和“煽動”。

對于兩種方式，梁啟超贊同并用。

另外，梁啟超的報章文體革命始于《時務報》，成熟于《新民叢報》時期。“時務文體”此時已達到一個新的高度，所以后來也有人將此時的報章文體稱為“新民體”。梁啟超首創“短評”“時評”等政論文形式，在《清議報》及《新民叢報》上發表了我國新聞史上較早的一批報刊“短評”。

3.對梁啟超的評價

梁啟超是我國僅大事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報刊活動家。他一生有26年時間從事報刊活動，主辦10余種報刊，著述達1400萬言。

他的文筆犀利，議論聳動。

他是報刊的政論文形成了一種具有獨到風格的文章，是當時言論界的驕子，我國報刊史上一位具有劃時代影響的人物。

另外，梁啟超的報章文體革命始于《時務報》，成熟于《新民叢報》時期。“時務文體”此時已達到一個新的高度，所以后來也有人將此時的報章文體稱為“新民體”。梁啟超首創“短評”“時評”等政論文形式，在《清議報》及《新民叢報》上發表了我國新聞史上較早的一批報刊“短評”。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