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中國歷史研究法》至《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淺談梁啟超的史學思想轉變

從《中國歷史研究法》至《中國歷史研究法

補編》淺談梁啟超的史學思想轉變

作者:張石

摘要：梁啟超是中國資產階級史學的奠基人，中國近代化著名的倡導者和實踐者，他的許多史學理論,在我國近代史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對中國史學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二十多年間他的史學理論產生了巨大變化，我將從《中國歷史研究法》概述;構建體系不同，側重點不同;梁啟超史學思想轉變的歷史根源，這三方面來講淺談梁啟超的史學思想轉變。關鍵詞：構建體系，史學思想，歷史根源，轉變。

梁啟超是中國資產階級史學的奠基人，中國近代化著名的倡導者和實踐者，也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許多史學理論,在我國近代史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對中國史學界起了重要的影響。他根據自己對史學理解，成功的運用新理論、新方法，撰寫了一系列重要的史學著作，其中對史學界影響最大的，當屬《中國歷史研究法》。我拜讀了由上海世紀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歷史研究法》，我感概頗多，下面淺談一下我讀后的感悟，有不足之處，請專家學者賜教。

一．《中國歷史研究法》概述。

上海世紀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歷史研究法》由三部分構成：第一部分是《中國歷史研究法》，這是梁啟超于1921年秋在天津南開大學所作的講演之后，對講稿記錄進行增減而成的；第二部分是《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對于舊著﹤中國歷史研究法﹥之修補和修正》；第三部分是《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是1926年10月至1927年5月，梁啟超在清華學校所講，集錄而成。

我個人認為《中國歷史研究法》更應該歸為兩類來進行比較學習，第一部分是舊有的對中國歷史研究法的認識，可以歸為第一類；而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對舊有的體系進行了進一步的說明，這個時候梁啟超的思想開始發生了改變，最后到《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史學思想體系徹底的轉變，這可以歸于第二類。正如哲學中說的“矛盾是無處不在的”，這種矛盾是否表現出來要看實際條件，當時機成熟了，矛盾就突顯了。梁啟超就是在時間地點等具體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勇敢的否定了之前的部分觀點，提出自己認為正確的新的理論。這對于一個史學家來說，是難能可貴的。

二．構建體系不同，側重點不同。

1.第一類：第一部分《中國歷史研究法》分為《史之意義及其范圍》，《過去之中國史學界》，《史之改造》，《說史料》，《史料這搜集與鑒別》，《史跡之論次》六章。

梁啟超對“史的意義”、新舊史學以及史料學等進行了論述和探討。他對“史的意義”作了如下的概括：“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庚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系，【1】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者，則曰中國史。”除了強調歷史的總體性、連續性和因果關

系之外，梁啟超還特別注重歷史研究的目的性和史實的客觀性。打破了傳統的舊的史學觀點，梁啟超認為舊的史學家只為少數統治者提供“資鑒”，而現代史著則應以“為現代一般人活【1】《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世紀出版社出版8頁。

動之資鑒”為目的。梁啟超就把史學研究服務對象的范圍擴大化，體現出相當大的進步性。就史實的客觀性來說，梁啟超認為史家必須實事求是，這是史學家人事史學研究的前提。與舊史學家不同的是，他還看到了歷史研究的目的性與史實的客觀性兩者之間的矛盾，并嘗試從史家的主觀方面來找原因。

2.第二類：第二部分《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對于舊著﹤中國歷史研究法﹥之修補和修正》，包括三方面的內容：

（1）史學應用歸納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對于《中國歷史研究法》極力提倡的歸納研究法進一步進行闡述，認為不能放棄歸納法，而要把歸納法應用于整理史料上來。提出“我【2】想歸納研究法之在史學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不能更進一步。”

（2）歷史里頭是否有因果律；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梁啟超對于歷史定義中就有“求得其因果關系”一語，而他在細讀立卡兒特著作，深入研究后，他否定了以前的觀點，提出了新的理論：“宇宙事物可分為自然、文化兩系，自然系是因果律的領土，認為文化系是自由意志的領土。（《看什么是文化》）”而歷史是屬于文化系之內的，他甚至提出“以因果律

【4】取歷史不可能而且有害”認為歷史現象最多只能說是“互緣”，不能說是因果。互緣就是

互相為緣。而梁啟超又進一步提出，“然則全部歷史里頭竟自連一點因果律都不能存在的嗎？是又不然。我前回說過，文化總量中含有文化種、文化果兩大部門。文化種是創造活力，純屬自由意志的領域，當然一點也不受因果律束縛。文化果是創造力的結晶，換句話說，是過去的‘心能’，現在變為‘環境化’。成了環境化之后，便和自然系事物同類，人到因果律的【5】領域了，這部分史料我們盡可以拿因果律駕馭他”。梁啟超一方面說歷史現象不能說是因

果，又說成了環境化之后可以用因果律來駕馭。這又可以充分說明矛盾無處不在的哲學理論。

第三，歷史現象是否為進化的：梁啟超認為“歷史現象可以確認為進化者有二：

一、人類平等及人類一體的觀念，的確一天比一天認得真切，而且事實上確也著著向上進行。二世界各部分人類心理所開拓出來的“文化共業”永遠不會失掉，所以我們積蓄的遺產的確一天

【6】比一天擴大。”其余則是按照“一治一亂”的方式循環著。

梁啟超否定前面《中國歷史研究法》的一些觀點，提出新理論的做法，既體現了其史學思想的進步，又反映了他嚴謹治學和求實的態度。這是一個史學家難能可貴的品質，值得我們學習歷史和進行史學研究的人好好的學習。

第三部分《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又分為總論和分論兩部分，總論注重理論的說明，分論注重專史的說明。

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總論中，梁啟超首先指出，研究歷史的目的在于將過去的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鑒”。把歷史目的分段詳細解釋，可以分成4段：

1、求得真事實，并提出了鉤沉法、正誤法、新注意、搜集排比法和聯絡法五種方法。

2、予以新意義。

3、予以新價值。

4、供吾人活動這資鑒，可分為二目的：外的方面和內的方面。還介紹了讀史的方式：鳥瞰式和解剖式二者不可偏廢。其次介紹了史家的四長，吸收并整合了前人的觀點，把德，才，學，識作為史家的四長，并且根據自己的主張，提出了史家四長的順序應該是史德，次史學，又次史識，最后才是史才。史德要求忠實，對史學工作者要求家所應具備的“四長”，即史德、史學、史識和史才，這也是其所謂“通人”應有的基本素質。史識強調觀察力，要有從全部到局部的觀察力，也要有從局部到全局的觀察力。【2】

【3】

【4】

【5】

【6】【3】《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世紀出版社出版124頁 《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世紀出版社出版124頁 《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世紀出版社出版125頁 《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世紀出版社出版126頁 《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世紀出版社出版128頁

史才強調專門講作史的技術。最后梁啟超做了五種專史的概論，提出可做的五種專史：人的專史、事的專史、文物的專史、地方的專史以及斷代的專史。

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分論中還詳盡地論述了有關人的專史、事的專史、文物的專史、地方的專史以及斷代的專史等的撰寫方法。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史學研究方法之外，總之，該書在批判和改造封建史學的基礎上，吸收了近代西方的史學理論和方法，有力地促進了中國傳統史學的變革，對后代史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三．梁啟超史學思想轉變的歷史根源。

1.從小受封建舊學的影響，擺脫不了封建思想的束縛。

梁啟超1873年2月出生于廣東新會。字卓如,號任公,別號滄江,又號飲冰室主人。梁啟超從小就飽讀經、史，十二歲即中秀才，十五歲進廣州最高學府學海堂肄業，十七歲中舉人。可以說梁啟超從小接受的就是系統而又嚴格的封建舊學，這也奠定了其學術思想的封建理論基礎。傳統文化的熏陶,使封建史學理論在梁氏思想中已根深蒂固。封建史學思想在梁氏早期的文章中,已有一定體現。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梁氏提出:“合世界史通觀之,上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也”,“中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

【7】也”。這些封建史學理論思想基礎,決定了梁氏后來無論如何學習和借鑒西方,都不可能真正脫離其早年所培植的中國封建傳統思想之土壤。

在史學研究理論上,梁起超繼承了清代乾嘉考據學派的學術研究方法,并且十分推崇乾嘉考據學派的史學研究思想,稱其“以實事求是為學鵠,頗饒科學的精神”,甚至西方學者所

【8】運用的分類、比較、歸納等“科學方法”,“乾嘉學者，莫不備之”。在梁氏的史學研究理

論中,關于歷史文獻史料的鑒別和分析方法,即來自于清代乾嘉考據學。這決定了梁起超來創立并宣傳的新史學和其新史學思想,并不可能完全拋棄中國傳統的史學理論思想,相反正是在此基礎上建立發展起來的。

2.開始接觸西學，力圖變法圖強。

十九世紀末西方史學逐漸傳入中國.梁啟超于1890年赴京會試，不中，在回粵的路上經過上海，看到介紹世界地理的《瀛環志略》和上海機器局所譯西書，眼界大開。梁啟超開始逐漸了解西方，并開始接受了西方的先進的思想。

同在1890年，梁啟超結識康有為，拜康有為為師。“自是決然舍去舊學”,“請業于南

【9】海之門”。協助康有為編撰《學偽考經》、《孔子改考制》等重要著作。梁啟超開始轉變為宣傳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維新戰士,走上了以“經世”為目的,參與“譯本西籍”,兼收中西方文化的道路。

1895年梁啟超赴北京參加會試, 協助康有為，發動“公車上書”。維新運動期間，梁啟超表現活躍，曾主辦北京《萬國公報》（后改名《中外紀聞》），又赴澳門籌辦《知新報》。他的許多政論在社會上有很大影響。

1896年在上海任《時務報》主筆,連續發表《變法通議》、《古議院考》、《論中國積若由于防弊》、《論君民政相嬗只理》等宣傳變法的文章,成為維新派中極具影響力的宣傳家。其著作編為《引冰室合集》。梁啟超在《變法通義·論譯書》中指出,中國的傳統舊史“所重在一朝一姓興亡之所由,謂之君史”,而西方史學“重在一城一鄉教養之所起,謂之民史”。在這【7】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轉引自《梁啟超史學思想的分期簡論》甄娜 刊于《天津成人高等學校聯合學報》2005年5月 第7卷 第3期。

【8】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轉引自《梁啟超史學思想的分期簡梁啟超:《三十自述》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轉引自《梁啟超史學思想的分期簡論》甄娜 刊于論》甄娜 刊于《天津成人高等學校聯合學報》2005年5月 第7卷 第3期。【9】

《天津成人高等學校聯合學報》2005年5月 第7卷 第3期。

一階段,梁氏所接觸到的西方史學理論知識雖然很有限,但這卻動搖了傳統的史學思想觀念。從另一方面來看,梁氏在《西學書目表后序》中說,“舍西學而言中學者,其中學必為無用,舍學而言學者,其西學必為無本”。可見,梁氏這一時期的史學思想,仍堅持以中國傳統的史學理論為本位,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觀點。“中體西用”的史學思想觀點,成為梁氏進行史學理論研究和史學教育的指導思想。梁氏這一階段的治史活動,是以“中體西用”作為根本的思想基礎。

1898年，梁啟超回京參加“百日維新”。同年9月，政變發生，梁啟超逃亡日本。

3.親身接觸西學，批判和改造舊史學。

1898年梁啟超逃亡日本，一度與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有過接觸。在日期間，先后創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鼓吹改良，反對革命。同時也大量介紹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影響很大。

1918年底，梁啟超赴歐，了解到西方社會的許多問題和弊端。回國之后即宣揚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主張光大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

這一時期梁啟超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他開始對封建史學進行系統而全面的批判。他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指出:“質而言之,舊史中無論何體何家,總不離貴族性,其讀客皆限于少數特別階級———或官閥階級,或地主階級。故其效果,亦一知其所期,助或國民性之畸形的發達,比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指出舊史學的服務對象是有限的，常為封建帝王一家一姓做傳。“他開始對封建史學的種種弊端予以尖銳的批判。其在《新史學》一文中指出了封建舊史學的四弊二病,即: ‘知有朝不知有國家’, ‘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 ’, ‘知有陳跡而不知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的四大弊端和‘能鋪敘而不裁’,‘能因襲而不

【11】能創作’的兩大弊病。針對種種弊病,梁大聲疾呼‘史界革命’,要求改造封建舊史學。

為此,他還了改造封建舊史學的建議:首先,要反對‘帝王中心論’和統觀,把舊的封建史學從為少數統治階級服務中解脫出來,為國民服務,養成國家思想,‘助成國民性’的發展,以使中族對世界有所貢獻。其次,‘要以生人本位的歷史,代死人的歷史。’歷史不當只是與死人,與已朽之骨較短量長,褒惡,表彰忠孝節義之類,而應重視群體活動,與現實生活聯來,使歷史為當前的社會現實生活服務。再次,重新厘定史圍。他認為,當代史學應從包羅萬象、龐雜無度中分離出來,才能集中精力求得史學的進步。第四,對歷史應該進行‘純客研究’,摒除主觀偏見。強調史家必須‘裁抑其主觀,而忠客觀;以史為目的,而不以史為手段’,這樣才能有

【12】良史和信史出現。”

正是在這種背景條件下，梁啟超才形成了《中國歷史研究法》中的史學思想。

1922年起在清華學校兼課，1925年應聘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這一階段，梁啟超進一步全身心的投入到史學研究中，閱讀大量近代的中西方的書籍，開始對史學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在史學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更新更全面的觀點。從注重通史的研究，轉到了注重專史的研究。

1927年，梁啟超離開清華研究院。1929年1月在北京病逝。

梁啟超是一個偉大的史學家，他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和《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為中國近代的史學研究,提供了科學的方法和正確的指導思想,為中國史學的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在中國史學領域中占有重要地位。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自序》中說,中國歷史史料“則有如礦山金,采之不竭。學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其“蓄此業逾二十年,所積叢殘之稿亦既盈足”。

【10】

【11】【10】【13】也就說明了梁啟超這二十多年的史學思想的變化，是個逐漸積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 梁啟超:《新史學》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轉引自【12】《淺析梁啟超的史學思想》 袁軍,唐莉娟 刊于《華商》2008年 第16期。

【12】《淺析梁啟超的史學思想》 袁軍,唐莉娟 刊于《華商》2008年 第16期。

【13】 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十三》轉引自《梁啟超史學思想的分期簡論》甄娜 刊于《天津成人高等

累完善的過程。他這一嚴謹的治史思想，值得我們學習和發揚。

參考文獻：

1.《試論梁啟超的史學思想》田筠 刊于《黔東南民族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6年 第24卷 第4期。

2.《淺析梁啟超的史學思想》 袁軍,唐莉娟 刊于《華商》2008年 第16期。

3.《論梁啟超的史學思想》岳曉萍，李健萍 刊于《大慶師范學院學報》2005年第25卷第1期。

4.《梁啟超史學思想的分期簡論》甄娜 刊于《天津成人高等學校聯合學報》2005年5月 第7卷 第3期。

5.《學術轉型期的困惑》——梁啟超與《中國歷史研究法》姚玳玫 刊于《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12月 第6期。學校聯合學報》2005年5月 第7卷 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