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黨校法律專業畢業論文:淺論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治國方略

淺論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治國方略

黨校法律專業畢業論文 XXX

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治國方略的確立，不僅表明中國共產黨在治國方略的探索上走向成熟，同時，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思想，也是對古今中外一切治國經驗的深刻而全面的總結，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豐富和發展。治國，從它的基本含義來看，指的是通過國家與社會的合作，引導公民有序、有控、有規范地進行各種活動，以便維護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因此，治國既需要強制，又需要協調；既要加強法律建設，又要加強道德建設，前者的功能主要是法治，后者的功能主要是德治，二者結合越緊，就越能促進社會文明進步。

一． 以德治國思想是對傳統德治思想的批判吸收

以德治國思想是21世紀之初在依法治國的基礎上提出的，是站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立場上，結合當代中國的國情和發展趨勢，重新認識中國豐厚的道德文化遺產，重新評價西方倫理道德思想，批判吸收傳統德治思想中在今天仍然有積極現實意義的內容，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建立與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相適應的新型的思想道德體系。

（1）批判吸收中國傳統德治思想

我們中華民族有著5千年的文化積淀，其中關于人的道德修養的智慧比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都要豐富和全面。道德歷來就是人們修身養性，完善自我乃至治國安邦的重要工具。傳統道德觀念固然帶有明顯的封建色彩，但數千年來，它們又的確充當了維系整個中華民族精神紐帶的作用。我國古代有著豐富的德治傳統，從原始社會一直到封建社會末期，傳統的德治思想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并形成了相當完善的倫理道德體系，為我國傳統治國實踐提供了指導和依據。

早在原始社會，我們的祖先就懂得用道德來調節人們的關系。4千多年前，禹以其高尚的德行為后世治國者樹立了榜樣。《史記》中寫道：“禹為人敏而克勤；其德不違，其親可仁，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偉偉穆穆，為紀為綱。”‘大禹治水’的故事就是其品德高尚最好的證明。《左傳》記載周代人對禹由衷贊美的話說：“美哉禹公，明德遠矣！”

公元前11世紀周公旦提出了‘敬德保民’思想。他的‘一沐三捉發，一飯三吐哺’的典故，說明周公十分重視道德在治國中的作用。三國時期，曹操寫詩贊美說，周公吐哺，天下歸心，道出了道德在治國中的重大社會價值。

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關于德治的爭鳴促進了中國傳統德治思想的發展。孔子尊崇堯、舜、禹、周公等人物，倡導‘為政以德’的治國思想。對于德治，孔子在《論語·為政》中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意思是說，執政者治理國家只有施行德政、德治，才會有威信，才會得到百姓的擁護和歸順。孔子還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在孔子看來，刑、政只能起鎮壓的作用，德、禮則可以籠絡人心。孔子的這一認識，揭示出了德治的獨特作用。

孟子也主張對百姓要重視道德教化，力主施行仁政。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孟子又說：“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在孟子看來，道德所帶來的社會政治功能，是直接用政治手段所達不到的，揭示出德治的社會價值是任何其他東西無法比擬的。

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繁榮時期的唐朝，唐太宗李世民繼承了前代的德治思想，提出了一整套關于如何‘為政以德’的統治謀略，并以法律的形式強制推行其道德觀念。唐朝史官吳兢編著的《貞觀政要》中記載了李世民勵精圖治，納諫任賢，輕徭薄賦，改革吏治，促進了唐朝生產力的發展，成就了空前繁榮的‘貞觀之治’。

我國傳統德治思想是中國文明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既不乏合理的成分，也包含著許多應該拋棄的東西，江澤民提出以德治國既不是對我國古代儒家德治思想的完全搬用，也不是與我國古代儒家德治思想絕然對立、毫不相干的，而是采取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批判地吸收儒家德治思想在今天有積極現實意義的內容。

今天我國講以德治國，講的是社會主義道德，是無產階級道德與中華民族優秀傳統道德有機結合的產物，是反映和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道德，是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為基本規范，注重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的新型道德，而不是反映和代表封建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道德，不是儒家宣揚的那一套‘三綱五常’、‘三從四德’。我國今天所提倡的德治是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德治，指的是構建社會主義道德體系，培植社會主義理想信念，樹立社會主義道德觀、人生觀、價值觀，這樣的德治，不同于歷史上的德治。

我國歷史上傳統德治思想是服務于統治階級的，在君權神授體制下，標榜德治其實是對君主個人及整個官僚階層的道德尊崇。德治思想中所主張的‘以民為本’其實并未賦予民以平等的地位和權利。傳統德治思想對君主道德行為的尊崇，對庶民的道德教化，極容易使人產生‘君臨天下’的看法，最后形成積淀深厚的封建皇權意識、人治思想，而正是這種意識和思想阻礙了現代民主政治的建立。就此而言，傳統德治思想是與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目標和要求相沖突的。

社會主義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是憲法賦予的，人民是治國的主體，中國共產黨根據人民的授權執政，代表人民治國。今天，我們講以德治國，就必須對傳統德治思想中的一些合理成分，如，民本、公正廉潔、教育與懲罰相結合、道德教育和道德感化等實行批判吸收，對其中的一些糟粕加以剔除、拋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江澤民對儒家德治思想采取了揚棄的態度，是批判的吸收，革命的改造，而胡錦濤則在此基礎上與時俱進地提出了“八榮八恥”新時期衡量道德標準的尺子：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以崇尚科學為榮、以愚昧無知為恥，以辛勤勞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恥，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以艱苦奮斗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

儒家德治思想主張道德至上，認為法是治標的，道德治國才是治本的，德治高于法治。儒家過分夸大了道德的作用，事實上，歷史上沒有哪個朝代是單純以道德治國的，而幾乎都是法治與德治并用。江澤民講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雖是并提，但側重點不同，依法治國中的法不只是手段，也是目的，即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以德治國中的德，具有手段的價值和作用。道德以法律為后盾，沒有法律保障的道德，是軟弱無力的。因此，我們黨講以德治國是在依法治國的基礎上提出的，脫離依法治國講以德治國是行不通的。

（2）批判吸收西方先進倫理道德思想

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但應該從我國優秀傳統經驗中吸收有用成分，也應該批判吸收人類所創造的一切精華。我國現在實施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治國方略，就要求我們應以廣博的胸懷批判吸收西方的先進倫理道德思想，豐富社會主義新型思想道德體系。

西方倫理道德思想，主要是指自古希臘、古羅馬以來的西方倫理道德思想，特別是近現代以來隨著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構建起來的西方資產階級倫理道德思想。西方倫理道德思想的內容十分紛雜，其中突出的有三個方面：

第一，主張個性的倫理價值觀。主張個性是資本主義道德思想的基礎，是當代西方世界占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它發源于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主張用人性否定神性，用理性代替神啟，用人權對抗神權，提倡個性解放和思想自由，頌揚現世生活的幸福和個人的人生價值。它認為一切政治性價值和經濟性價值都必須立足于個人，在經濟生活中表現為強調個人經濟行為自由，反對政府的過分干預。

第二，功利主義的價值導向。功利主義是西方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是對中世紀宗教禁欲主義道德的否定。功利主義價值觀認為利益是道德的基礎，以功利作為評價道德善惡的依據，認為人都有趨樂避苦的本性，如果一種行為帶來的快樂成分占優勢，它就是道德的善的行為；如果一種行為帶來的完全是快樂而沒有痛苦，就是最大幸福。一個良好的社會應順應人們的功利主義追求，通過立法和道德，以促進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第三，正義公平的道德觀念。正義公平的道德觀念起源于古希臘時期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所倡導的理智、正義、節制、勇敢的道義觀，在近代表現為資產階級所倡導的自由、平等、博愛等思想。公平正義的道德觀念主張社會正義的原則有兩條：公民平等自由的原則；補差原則。認為如果能實現上述兩條原則，社會和經濟生活就實現了正義公平。

總的來說，西方倫理道德思想的形成與發展，根源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產生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它與資本主義法治思想相配合，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改革開放以來，西方文化思潮，包括西方倫理道德思想大量涌入我國，對我國的文化包括倫理道德產生較大影響。對此，我們應批判吸收西方先進倫理道德思想，對其中的一些合理成分，實行批判吸收，對其中的一些糟粕加以剔除、拋棄。

總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繼承人類所創造的一切優秀文化成果。實行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治國方略也需要正確對待傳統德治思想，批判吸收其合理成分，剔除其腐朽的東西，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二．以德治國不是人治，也不會削弱依法治國

江澤民在21世紀之初提出以德治國，決不意味著從理論上退回到人治，也決不會削弱依法治國。今天提出的以德治國與古代的人治模式有著本質的區別，是與依法治國相輔相成的，是在依法治國基礎上提出的治國方略。

人治形成于古代社會特別是封建社會。在我國歷史上，法治、德治、人治作為治國模式，都曾經出現和適用過。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主張德治。他們認為，國家主要應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和賢人通過道德來治理和調節社會關系，指引人的行為。主要寄希望于依靠一個賢明的君主來實現圣人之治，儒家強調德治而輕視法治的作用。戰國時期形成的法家，主張法治。他們認為，國家主要應由掌握國家權力的統治者通過強制性法律規范和制度來治理和調節社會關系，指引人的行為。主要寄希望于依靠一整套普遍得到遵守的法來治理國家，法家強調法治而輕視德治的作用。但在歷史上，無論是儒家的德治，還是法家的法治，都擺脫不了君主的一人之治，都必然導致人治的結果，其本質都是人治。人治的本質，就是人大于法、權大于法、言大于法，就是社會的管理者不受法律的約束，凌駕于法律之上，而且以個人的意志和好惡隨意制定和修改法律法規，立法、執法不講程序。社會主義制度不允許這種現象出現，中國歷史上的人治既與社會主義法治相對立，也與社會主義德治相對立。

中國歷史上，儒家之所以在春秋時期提出德治思想，是由于春秋時期‘禮壞樂崩’的社會現狀，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想通過一些改良的辦法和道德感化的手段來緩和當時的社會矛盾，他們既看到了統治者和勞動人民之間的根本對立，又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勞動人民反抗力量的巨大，所以提出了一套調和階級矛盾的比較細致和有所讓步的統治方法。儒家德治思想過分夸大道德的作用，過分夸大君主的個人作用，把君主的個人意志置于勞動人民之上，勞動人民只能附首聽從這種特殊人物道德力量的支配。到了戰國時期，諸侯爭霸，天下趨合，這種特定的歷史環境，決定了富國強兵是關系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也成為法家法治思想的最直接目的，所以，法家特別強調法的威嚴。但是，法家法治思想中，雖然也有‘法不阿貴’的原則，但卻從未談過君主的行為要受法律的約束，對君主而言，法律只是治國的工具而不是約束自己的規范。中國歷史上有法，也有法制，但一直又是法制不健全的國家，因為那些法都有著鮮明的階級性，法律是對下不對上的，君主的意志就是圣旨，就是法律。不但君主不受法律約束，而且還有‘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特權。法都是用來對付老百姓的，對于統治者來說往往是無法無天，權力就是法，‘朕即國家’就是最典型的說明。因此，在我國古代社會，德治、法治往往變成人治，即君主家天下的一人之治，出現人治代替德治、法治的狀況。在整個中國古代社會中，壓根就不存在資產階級革命后建立起來的近代意義上的法制制度，實行的卻是君主一人家天下之治的封建專制制度，這就決定了君主無論采用什么辦法來治理國家，都只能是人治的不同手段而已。儒家的德治固然不是在法制的范圍內來施行的，法家的法治也不是在法制的范圍內來施行的，因此，中國歷史上無論是主張法治或者德治，都只能導向人治。

今天強調以德治國，不意味著退回到傳統人治模式中去，也根本退不回去，因為社會基本制度完全不同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決定了今天的以德治國不會由于社會制度的原因而打上人治的標記。今天講的以德治國是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的德治，是在法律制度范圍內的德治，是與法治相輔相成的德治，而不是超越甚至凌駕于法律制度之上的德治。所以今天的德治不是人治，也不會導向人治，而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真正的德治。

今天的以德治國與中國古代的人治模式有著本質的區別，以德治國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是與社會主義法治不可分割的治國方略的一個重要手段，講的是以社會主義道德來治理我們的國家，是反映和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道德，而不是反映和代表著封建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道德，因而同中國古代的人治嚴格區別開來。今天的以德治國是與依法治國相結合的治國方略，是在堅持依法治國，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法制國家的同時，堅持以德治國，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高度思想道德文明的國家。社會主義制度下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是緊密結合、相輔相成的，而且是以依法治國為主、以德治國為輔。

今天提出以德治國，決不意味著削弱依法治國。從法律與道德的屬性看，它們都是人類社會必不可少的重要規范，雖然分屬于不同的范疇，但是具有相同的共性和不同的個性。二者的功能是互補的，二者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它們不僅具有相對獨立、相對并列的互補作用，還具有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的互通關系，因此能相互促進，相互輔助，在規范社會成員的社會行為中發揮重要作用。我們無論是強調法治還是德治，前提都是在法制社會的基礎之上，法律和道德都是在法制社會的范圍內調整社會關系的具體方式。我們實施的德治，是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重視道德教育和道德感化的作用，是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德治。法治不可能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在法治不到的地方，就需要德治來調節。如果全民素質低下，違法犯罪現象就會大量出現，社會治理成本也將大幅度提高，甚至會出現法不責眾的局面；如果領導者和執法者沒有好的道德素質，再好的法律也起不到好的作用。只有通過有效地運用法律和道德兩種手段，領導者和執法者的道德素質、責任感增強了，人民群眾的道德水平提高了，守法的意識增強了，社會主義法治才能搞好。重視法治不是排斥德治，重視德治也不是排斥法治，而是依法治國為主，以德治國為輔，使法治和德治緊密結合、相輔相成，形成合力來治理國家、管理社會。

強調以德治國，從法律規范和道德規范相互關系的角度看，本身就是對法律規范的一種強化，是通過加強道德建設特別是加強道德教化的功能，鞏固法律的道德基礎，以道德的正當性保證法律的正當性，尤其是保證立法和執法的正當性。必須排除的一個錯誤觀念是，不應該認為談依法治國就只能談法律而不能談道德，似乎一談道德就是對法治的否定和對依法治國方略的破壞。實際上，法治本身也包含著道德教化的內容，例如，在我國，對違法犯罪分子，既要依據法律進行制裁，也要本著人道主義的精神教育感化他們，使他們悔過自新，把他們改造成為新人。不能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對立起來，如果在依法治國的同時沒有以德治國的位置，那么，要想真正達到依法治國的目的，也是十分困難的。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以德治國是在依法治國的基礎上提出的，因此，它不但不是對依法治國的削弱或否定，而且是對依法治國的進一步肯定和強有力的支持，是加強法治建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措施，是要更好地和法治一起發揮功能，治理好國家。以德治國是堅持依法治國的重要措施，道德建設加強了，人們的道德覺悟提高了，社會成員的守法意識就加強了，我國社會守法的基礎就更加牢固了，因此，實施以德治國，絲毫不會損害依法治國的實施。在大力強調依法治國的同時，充分估量到道德對于調整社會關系的不可缺少的作用，強調以德治國，強調有效地運用法律和道德兩種手段，是治國理論大大前進了一步。

三．法治與德治相結合是對古今中外治國經驗的科學總結

縱覽各國歷史，許多國家在治國時，都會采用法律和道德這兩種治理國家的基本手段，但是總體來說，大多數國家沒有很好地真正做到兩者相得益彰的結合。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該在科學總結古今中外治國經驗的基礎上實施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治國方略。

從我國歷史發展看，法律和道德都是治國的手段，統治者不會單純依靠法律或道德治理國家和管理社會的，法治與德治，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歷史上，很多思想家都主張法律與道德并用，只不過在側重上有所不同，如‘德主刑輔’、‘內儒外法，霸王道雜之’等。在我國歷史上既出現過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典范——開元盛世，也出現過單純用德治不講法治而很快被吞并的魯國和齊國，以及只講法治卻忽略德治從而也導致亡國的秦朝。

儒家治國主張‘德主刑輔’，但在中國歷史上相當長一段時間里，這一主張并未得到真正施行。戰國時代，在秦朝統一中國直至秦朝滅亡這段時間里，大行其道而又大獲成功的是法家的法治思想。以商鞅、韓非、李斯為代表的法家，用嚴刑峻法的治世之策，幫助秦國變法強兵，使秦國由弱到強，最終吞并六國，完成統一霸業。在這個過程中，秦始皇把法家思想推到極至，試圖用嚴刑峻法、用暴政來鞏固家天下萬世不衰，結果卻是民不聊生、眾叛親離，落得只經二世就滅亡的可悲下場。從秦國統一中國到秦王朝迅速覆滅、漢王朝興起以至強盛的過程中，以陸賈、賈誼特別是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家，幫助西漢王朝總結了秦朝重法輕德由盛到衰以至滅亡的歷史教訓，體會了民心向背，水亦載舟、水亦覆舟的王朝更迭的歷史規律，最終促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但這不等于說封建統治者不重視法治，恰恰相反，他們從來沒有放松過用法律維系一姓家天下的封建統治。在我國歷史上，自戰國時期法從禮中獨立出來后，歷朝歷代都有法，并且成為了歷代王朝實施統治和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國古代，從秦朝開始，就形成了非常系統的封建成文法，《秦律》、《唐律》、《宋律》、《明律》都是高度完備的成文法。當然，封建統治者更加重視德治，并以這種統治強化人治，再輔以法治，施行‘內儒外法’的霸王之術。

中國封建社會繁榮時期的唐朝，統治者提出了一整套關于如何‘為政以德’的統治謀略，并以法律的形式強制推行其道德觀念。統治者一方面搞‘貞觀修禮’，制定了一套封建的道德體系，以‘正家’、‘定天下’；一方面又制定法律，形成了我國歷史上最嚴密、最系統的封建法典——《唐律》，‘制禮以崇敬，立刑以明威’，促進了社會的繁榮發展，出現了像‘開元盛世’這樣我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這是德治與法治相結合的典范。所以，我國傳統治國方略基本上采取的是德治與法治兼治，內儒外法的霸王之術。

中華民族的數千年文明史告訴我們，治理國家時，只有法治與德治相結合，才能贏得民心，保持社會穩定，國家安寧。歷史告訴我們，那些治理國家時只用德治或只用法治的王朝，都走向了衰落滅亡。法治可以讓人身服，德治則可以讓人心服。高明的政治，總是把兩者相結合，使寬猛剛柔配合得恰到好處，從而達到社會治理的目的。秦代以后出現的太平盛世，包括漢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開元盛世’，清代的‘康乾盛世’等等，在治國方面無不顯示著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作用和價值。

世界上其他國家在歷史上也并非都是實施法治與德治相結合治國方略的，統治階級往往根據不同歷史時期的需要，或者重視法治，或者重視德治，由此產生了各種社會負面影響。特別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其發展初期，重法輕德，宣揚法律至上，強調‘法不容情’，后來卻導致西方社會人情觀念淡薄，社會缺乏親和力，各種社會弊病層出不窮。如今道德的缺乏已經造成西方普遍的精神危機，對社會存在和發展構成嚴峻的挑戰。有識之士紛紛呼吁：人類需要尋找和重建“精神家園”。

現在，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在強調法治，視法律為治國的最高原則，同時也紛紛講求道德的作用。當今世界上許多發達國家，不僅用法律規范市場秩序，而且重視用道德調節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他們在法治與德治的結合上，有許多經驗值得我國學習借鑒。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發達國家比較重視由政府來推行道德建設。大體上有兩種做法，一是由國家制定統一方案、政策和設置專門結構，統一進行德育管理，日本、法國、新加坡等國家采取這一方法；二是由國家制定政策，僅僅規定德育的目標。至于具體的道德教育工作，則由相關機構、部門根據對象與工作性質，自由實施，不作強行規定。美國、加拿大、北歐一些國家采取這一方法。還有一些國家采取道德立法，把一些道德準則和要求用立法的形式確定下來，使道德規范能夠在國家強制力的保證下對人們的行為起到更好的調節作用。

世界各國中，治理國家講求法治與德治相結合最典型的是新加坡，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文明進步，很大程度得益于法治和德治的結合。新加坡倡導儒家思想治國，同時制定了非常嚴格的法律，其中，將很多道德性要求納入法律規范，如新加坡法律規定，隨地吐痰一次，罰款70新元；上公共廁所忘記沖馬桶，初犯罰款150新元，再犯罰款500新元，這相當于普通工人月工資的三分之一；等等。這表明，在新加坡，法律與道德既相互滲透，相互配合發揮作用，又充分發揮各自優勢，使人們的日常行為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中華民族數千年文明史的延續得益于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治國經驗。我國實行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治國方略是對古今中外治國經驗的科學總結，但在本質和內容上不同于過去的模式。社會主義中國實施的是以依法治國為主，以德治國為輔，二者相結合的治國方略，不同于我國古代的‘德主刑輔’，也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初期的‘重法輕德’。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和道德改變了過去少數人的法律與道德居于支配地位的歷史，實行的是多數人的法律與道德居于支配地位。社會主義依法治國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代替了古代社會的‘刑不上大夫’的特權，罪行法定原則拋棄了古代法治的弊端，使治者與被治者都受法律的管轄和約束，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法律制度。社會主義以德治國把治者與被治者合二為一，強調的是用社會主義的道德治國，是強調培養植根于中華民族五千年的優秀道德傳統的基礎上，又體現時代特征、融傳統美德與現代美德為一體的現代道德，是建立在全體人民普遍認同和自覺遵守基礎上的社會主義道德體系。社會主義中國實施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治國方略，既可以保證我國社會穩定和健康發展，也能更好地促進我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順利進行。

第二篇：淺論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

淺論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

【摘要】：把屬于精神文明的道德建設和屬于政治文明的法制建設都放到治理國家基本方略的高度來論述，并強調兩者的結合，是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治國思想的新發展，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豐富和貢獻。兩個治國方略的提出完全植根于社會主義中國發展的現實，它對推動我國經濟社會健康較快發展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為此要深刻理解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含義，正確把握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關系，全面領會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重要意義，并且要積極探索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具體途徑。

提綱：

一、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含義

二、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關系

（一）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區別

（二）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聯系

三、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重要意義

（一）、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與時俱進理論品質的具體體現

（二）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人類社會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

（三）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我黨對社會主義治國方略的科學認識

（四）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

（五）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需要

四、積極探索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具體途徑

（一）發動群眾制定和執行各種守則、公約、法律對這一活動給予一定支持

（二）運用立法、執法、法制宣傳等手段，促進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結合

（三）必須從嚴治黨，使廣大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成為遵守法律和講究道德的表率

淺論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

從古至今，對一個國家來說，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更不能偏廢。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重申了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輔相成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法律規范相協調，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相承接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它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的目標，是新世紀新階段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建立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客觀要求。法治屬于政治建設、屬于政治文明，德治屬于思想建設，屬于精神文明。我們要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把屬于精神文明的道德建設和屬于政治文明的法制建設都放到治理國家基本方略的高度來論述，并強調兩者的結合，這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是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治國思想的新發展，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豐富和貢獻。兩個治國方略的提出完全植根于社會主義中國發展的現實，它對推動我國經濟社會健康較快發展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為此要深刻理解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含義，正確把握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關系，全面領會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重要意義，并且要積極探索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具體途徑。

一、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含義

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制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的基本內涵包括：第一，立法機關按照嚴格的法定程序制定法律，并形成完備的法律制度體系；第二，政府和公職人員必須嚴格依法行政，依法辦事，依法管理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其他社會事務；第三，司法機關必須嚴格司法，堅決維護法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才究；第四，全體公民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識和法律素質，使學法、懂法、守法、用法成為全社會的良好風尚。

以德治國，就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為指導，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愛社會主義為基本要求，以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家庭美德的建設為落腳點，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與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相配套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并使之成為全體人民普遍認同和自覺遵守的行為規范，以德治國通過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思想道德體系，為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奠定堅實的倫理道德基礎。道德強調人的自覺自律，具有非強制性的特點。道德對于維護社會經濟關系，促進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協調社會生活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由此可見，以德治國是具有鮮明時代特征并賦予新的時代內涵的德治。

二、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關系

（一）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區別

1、治國方略上的差異

“法治”與“德治”的最終歸宿都在治國上，但二者在治國的側重點上卻截然不同。換言之，前者主要側重于先“治法”，后者則主要側重于先“治 人”。理論上，就“治人”與“治法”的輕重而言，“治人”應重于“治法”。這是因為：首先，“治人”在內容上實際已包含有“治法”的要求，“治法”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治人”，在本末順序上，應當是“治人”為本，而“治法”為末。其次，“治人”是“治法”的依托，“治人”有助于更好地“治法”。作為一種規范，法只能約束人們的外在行為，對人的內心世界則無法涉足；要涉足人們的內心世界還需要人本身。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再良好的法制，假如沒有具備應有素質的人去執行，仍無異于一紙具文。因此，單純“治法”不足以“治人”，要實現法治的理想目標，還必須要把最終的依賴點放在“治人”上。否則，即便將完善至極的法律擺在至高無上的位置上，也仍難以實現我們最初設想用法制所要實現的理想目標。現代社會之所以更加強調“治法”，并不是基于“治法”比“治人”重要，而是在策略上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種“末端治理模式”。現階段，由于對人的本性問題在認識上難以得出共論，“治人”在理論和實踐上都還存在較多障礙，難以真正實現科學地“治人”；相反，對于法，由于人們在許多實質或重要方面都已經達成共識，且這些共識在很大程度上已日漸成熟化和科學化，因而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治法”都更較為容易地得到實現。

2、法治是他律之治，而德治則是自律之治 從“法治”與“德治”所涉足的領域來看，“法治”是他律之治，即它僅僅約束人們的外在行為，通過約束人們的行為而實現治人，它對人們的內心世界無從干預，屬于治外之治；而“德治”則是自律之治，它不僅可以約束人們的行為，還可以約束人們的思想意識，并通過約束人們的思想意識來達到約束人們行為的目的，屬于治內之治。由于人們的行為總是受一定思想意識所支配的，因而從這一點上來說，“德治”是更高層次的治國模式，是治本之治；而“法治”則是最終實現“德治”的一個必經階段，是治標之治。

（二）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聯系 1、法治與德治相互配合和支持

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控制、促進社會發展所必不可少的兩種手段，他們密切聯系、相互支持，共同推促著社會的進步。作為一種他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懲惡”，而“揚善”則主要應依靠道德的自律來進行，因而在“勸善”方面，法律有著自身先天的缺欠與不足，需要道德來加以支持。同時，法律的創制和運作也必須要以正確的思想道德觀念為指導。同樣，“德治”也離不開“法治”的支持與配合。道德作為一種規范，主要是依靠社會輿論、風俗習慣和人們的內心信念來推動的，其軟弱與蒼白無力是顯而易見的。、法治與德治有著共同的精神――秩序

法治與德治的聯系還表現在，二者有著共同的精神――秩序。法治與德治都以維護一定的社會秩序、促進社會發展為使命。秩序是法治與德治存在的價值基礎，又是二者可以同步并舉的理論依托。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法治與德治之所以能夠存在和為人們所認同并可以成為并駕齊驅的兩種治國理論和模式，主要就在于它們能夠給人們帶來秩序。秩序意義在于，它是人類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一旦脫離了秩序這一前提，無論是法治還是德治都將會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穩定和長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需要以穩定的社會秩序和團結的政治 局面為前提。這兩者的實現都既離不開法律也離不開道德。法律可以利用其背后的國家強制力保證政治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可以合理的配置各種資源，及時解決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人民內部的各種矛盾和糾紛；可以有力的打擊各種危害國家和社會的顛覆和破壞活動。而道德則可以利用其內在的意識制約力來防止各種邪惡思想的產生，防止社會混亂；可以限制人們的某些欲望，減少其利益沖突，以加強人們的團結，增強其凝聚力；還可以對法律的創制和實施提供有力的支持、配合和協調。可見，“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穩定和長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三、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重要意義

（一）、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與時俱進理論品質的具體體現

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我國當代社會深刻變革的必然要求。我國目前正處于前所未有的社會轉型、體制轉軌的變革時期，社會關系日益復雜。法律和道德、法制建設和道德建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但由于法律的滯后性，使得法律并不能完全滿足現實的需求。法律“真空”和“漏洞”的存在，使部分社會關系得不到及時的調整，以至在社會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出現無序狀態。因此，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做到“法制建設”和“道德建設”并進，“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兼用，在我國目前新形勢下顯得尤為重要。

（二）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人類社會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 在中國歷史上，曾有不少開明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萌發并提出過治國不能沒有法治又不能沒有德治的思想，認為只有二者“并用”才是治國之大道。社會主義法制是自有法以來最能體現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法制，社會主義道德是比人類社會歷史上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高尚、積極和健康的道德。

（三）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我黨對社會主義治國方略的科學認識

法律和道德作為兩種不同的社會現象和行為規范，具有不同的特點和功能。首先，法律只對主體的行為進行調整和評價，雖然調整時也考慮其主觀過錯，但并不單純地調整其內在的思想活動；道德不僅對主體的客觀行為進行調整和規范，而且也對主體的主觀思想進行調整和評價。其次，法律主要是依靠國家強制力來保證實施的；道德則是依靠內心信念和社會輿論發揮作用的。再次，法律和道德調整的深度和廣度不同。道德對社會關系的 調整更具有廣泛性，一般來講，法律不宜調整干預的，則需要道德來調整干預。

（四）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

馬克思主義認為，法制和道德同屬上層建筑范疇，由一定的經濟基礎決定并為其服務。社會主義法制和社會主義道德是由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決定的，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反映，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共同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毛澤東同志曾提出：“思想和政治是統帥，又是靈魂”，“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于沒有靈魂”。嚴格地講，建國后至改革開放前，我黨在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同時，對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也是重視的。但我們也必須承認，社會主義法制在發展中也曾經歷過曲折。特別是在“文革”期間，缺少甚至沒有法治，最終釀成“十年**”的歷史悲劇。這時期的實 踐從正反兩方面，為我黨在新形式下探索治國之路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江澤民同志關于“法制”和“德治”的辯證關系以及“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一系列精辟論述、在我黨歷史上和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還是第一次，是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客觀規律的最新把握，是我黨對治國之道進行不斷探索所取得的新的真理性認識，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在新形勢下的重大創新和發展。

（五）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需要

為了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必須加強法制建設，建立健全并不斷完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法律體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實行依法治國。因此，要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有序地向前發展，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和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

可見，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我黨在不斷探索和總結歷史經驗基礎上做出的重大理論創新，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是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性認識的升華，是我黨在新形勢下對執政治國經驗的最新總結。認真學習領會和貫徹落實這一重要思想，對于開創讓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四、積極探索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具體途徑

（一）發動群眾制定和執行各種守則、公約、法律對這一活動給予一定支持

我國憲法總綱中明確規定：“國家通過普及理想、道德、文化、紀律和法制教育，通過在城鄉不同范圍，群眾中制定和執行各種守則、公約；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政府應依法提供一定經費和指導。

（二）運用立法、執法、法制宣傳等手段，促進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結合

一要通過立法直接把社會主義道德中最低限度的義務法律化，使之取得全社會一體遵行的法律力。社會主義道德靠個人的良心和輿論來保障實施，然而，在利益多元化和價值觀念多樣化的條件下，良心和輿論尚不足以防止反道德的行為發生。在道德體系中，有一些道德義務是最低限度的義務，能否得到普遍遵守意味著社會基本秩序能否存在，必須利用法律手段使之上升為法律義務，以法律制裁為后盾予以強制執行。這樣就會大大增強道德義務的約束力，使之從“軟約束”變為“硬約束”。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法律是道德的底線，我們還可通過立法，對見義勇為等先進行為，給予各種物質和精神獎勵，積極引導人們向先進榜樣，培育良好的社會風尚。二要通過公正執法、懲治不道德行為，增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例如政務公開、審判公開，既可增強公民監督意識，又可強化公務人員的廉政意識；依法從重從快打擊嚴重的刑事犯罪的作用，遏制刑事犯罪高度勢頭；依法打擊制假售假，可以促進職業道德，依法懲處虐待老人行為，可以促進家庭美德的培育。三要通過各種形式，開展法制宣傳活動，增強公民的法律意識，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實現奠定道德基礎。

（三）必須從嚴治黨，使廣大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成為遵守法律和 講究道德的表率

建立社會主義道德體系，必須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所以，必須從嚴治黨，使廣大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成為遵守法律和講究道德的表率。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因此，堅持這一方略，關鍵在黨，特別是領導干部，黨委要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要代表先進文化前進方向，黨員要成為道德楷模。

總之，積極探索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途徑，是我黨的一項長期任務，我們要立足本國實際，認真經驗，大膽吸收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最終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制度。

第三篇：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

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

雒樹剛

《 人民日報 》（2014年11月24日

07 版）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這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把握的一個基本原則，是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長遠發展的根本大計。我們必須堅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把法治建設和德治建設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不斷提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

深刻認識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重大意義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兩者都是治國理政的重要手段。法治以其權威性和強制性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德治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提高社會成員的思想道德覺悟。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對于夯實國家治理的制度基礎和思想道德基礎，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對古今中外治國經驗的深刻總結。縱觀歷史，法治和德治在國家治理中各自起著獨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把兩者緊密結合起來，國家才能治理有序，社會才能健康運行。我國從春秋戰國時期孔子提出“寬猛相濟”、荀子提出“隆禮而重法”到漢代董仲舒強調“陽為德，陰為刑”，從唐代提出“制禮以崇敬，立刑以明威”到宋元明清時期一直延續德法合治，都體現了德治和法治相結合的治國之道，都被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從世界范圍看，凡是社會治理比較有效的國家，都堅持把法治作為治國的基本原則，同時注重用道德調節人們的行為。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對于國家治理來說，法治和德治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不可偏廢。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必須把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緊密結合起來，把自律和他律緊密結合起來，使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共同發力、相互促進。

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內在要求。長期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成功經驗和深刻教訓，提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治，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把依法治國確定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執政確定為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積極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取得歷史性成就，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這條道路內涵十分豐富，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強調法治和德治兩手抓、兩手都要硬。著眼當前、面向未來，要把依法治國基本方略、依法執政基本方式繼續實行好，把法治中國繼續建設好，最關鍵的是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牢牢把握這條道路的基本特征和原則要求，彰顯其鮮明特點，發揮好突出優勢。這就要求我們在實踐中必須堅持和落實好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統籌推進以德治為基礎的法治建設、以法治為保障的德治建設，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越走越寬廣。

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實要求。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定性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國際形勢復雜多變，我們黨面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面對新形勢新任務，要更好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使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實現我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從根本上說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應當清醒看到，我國法治建設現狀同黨和國家發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眾期待相比，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目標相比，還有許多不適應、不符合的問題。實踐證明，要切實解決法治領域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單純就法治論法治是不夠的，應當著眼全局、系統謀劃，特別是要立足我國歷史傳統和現實國情，重視加強道德教育和思想引導，著力培植人們的法律信仰和法治觀念，營造全社會都立規矩、講規矩、守規矩的文化環境，使法律和道德在國家和社會治理中共同發揮作用。必須更加自覺地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構筑依法治國的堅實道德基礎，形成全民學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濃厚氛圍。只有這樣，才能更好推進法治中國建設，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堅持以道德滋養法治精神，強化道德對法治文化的支撐作用

法律依賴道德而被認同和遵行。只有堅持以道德為滋養，法治才有堅實的社會基礎和廣闊的發展空間。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必須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大力弘揚社會主義先進思想道德，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徹到法治建設全過程，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提供有力支撐，為法治有效實施創造良好條件。

完善與社會主義道德規范相協調的法律體系。任何法律都內含著道德判斷、體現著道德取向。只有符合廣大人民道德意愿、符合社會公序良俗，法律才能為人們所信仰、所遵守。目前已經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總體上反映了社會主義的道德追求，體現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要求。同時要看到，也有一些法律法規的某些條文和具體內容，存在與社會主義道德規范和核心價值觀要求不協調、不“合拍”甚至相悖的問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推進法律法規的立改廢釋，必須全面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要求，充分體現社會主義先進道德的導向。要加強法律與道德的協調和銜接，將實踐中廣泛認同、較為成熟、操作性強的道德要求及時上升為法律規范。要加強對法律的道德效果評估，各方面法律法規的制定和修改都要充分考慮道德因素和道德風險，對有違道德要求的法律法規及時廢止或修改，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更加彰顯道德的價值和力量。

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徹到法律實施過程中。推進社會主義法治，不僅需要“良法”，更需要“善治”；不僅法律的制定要體現社會主義道德規范的要求，法律的實施更應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指引。在法律實施過程中，既要嚴格以明確的法律規范為遵循、為依據，又要深入領會和準確把握法律規范所體現的價值導向和思想內涵，確保法律的實施不違背立法宗旨、不偏離正確方向。法律在許多方面只能作出原則性規定，在實踐中也會遇到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必須在實施過程中正確行使自由裁量權，按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求作出公正合理的判斷和裁決。要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檢驗法律實施效果的重要標尺，使執法司法行為既遵從法律標準又符合道德標準，既于法有據又合乎情理，獲得堅實的民意基礎、道義基礎。

加強公民道德建設，增強法治的道德底蘊。人們對法律的認同，很重要的是對其蘊含的道德價值的認同；人們對法律的遵守，很重要的是源于思想道德覺悟的提升。從這個意義上講，良好的公民道德是建設法治社會的重要基礎和前提。要深入實施公民道德建設工程，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建設，強化規則意識，倡導契約精神，弘揚公序良俗，引導人們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社會責任、家庭責任。要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弘揚中華傳統美德，使其成為涵養社會主義道德的重要源泉。深化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推動志愿服務制度化，促進學雷鋒活動常態化，提高人們的道德實踐能力。利用重大紀念日、民族傳統節日等契機開展形式多樣的宣傳活動，發揮新聞媒體、公益廣告、文藝作品的教育功能。完善市民公約、鄉規民約、學生守則等行為準則，使社會主義道德更加深入人心，為推進法治建設培育豐厚的道德土壤。

提升法治工作隊伍的思想道德水平。法治工作隊伍是憲法法律的實施者、公平正義的捍衛者，他們的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影響法治中國建設進程。要著眼建設高素質法治專門隊伍，加強立法隊伍、行政執法隊伍、司法隊伍思想政治建設，把理想信念教育擺在第一位，堅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頭腦，深入學習習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引導他們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堅持黨的事業、人民利益、憲法法律至上，堅決反對各種不正之風，更好捍衛法律尊嚴權威。要加強法律服務隊伍特別是律師隊伍建設，加強思想政治建設，增強廣大律師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自覺性和堅定性，嚴格遵守職業道德和職業操守。要創新法治人才培養機制，堅持立德樹人、德育為先導向，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培養造就熟悉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法治人才及后備力量。

堅持以法治體現道德理念，強化法律對道德建設的促進作用

道德依靠法律的強制性來保障底線。只有堅持以法治體現道德理念，道德才有可靠的制度支撐和剛性約束。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必須重視發揮法律的規范作用，用法律的權威增強人們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自覺性，以法治的力量推進道德建設、提升全社會文明程度。

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增強全民法治意識和道德自覺。法律廣泛宣傳、廣為人知的過程，就是推動其蘊含的價值理念、道德觀念深入人心的過程。1986年以來，我國已制定實施六個普法五年規劃，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不斷增強。要堅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為依法治國的長期基礎性工作，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引導全民自覺守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增強全社會厲行法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使全體人民都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從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學開設法治知識課程。把法治教育納入精神文明創建內容，體現到精神文化產品創作生產之中，開展群眾性法治文化活動，推動法律知識進企業、進鄉村、進機關、進社區、進學校、進軍營。健全普法宣傳教育機制，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加強對普法工作的領導，宣傳、文化、教育部門和人民團體要在普法教育中發揮職能作用。實行國家機關“誰執法誰普法”的普法責任制，建立法官、檢察官、行政執法人員、律師等以案釋法制度，加強普法講師團、普法志愿者隊伍建設。健全媒體公益普法制度，加強新媒體新技術在普法中的運用，提高普法實效，形成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的社會氛圍。

通過嚴格公正執法司法營造揚善懲惡的社會風氣。執法司法既是法律行為，也體現著鮮明的道德導向。嚴格公正執法司法，是對法律尊嚴的捍衛，也是對先進道德的彰揚；而執法不嚴、司法不公，則是對法律尊嚴的無視，也是對惡行的縱容、對美德的貶損。必須通過嚴格執法、公正司法，發揮法治扶正祛邪、激濁揚清的社會功能，促進清風正氣的弘揚，增強人們道德自覺和道德自律。要堅持嚴格執法，對侵害公共利益、人民權益和社會秩序等行為及時予以規誡遏制，弘揚真善美、打擊假惡丑，促使人們趨善避惡、揚善棄惡。要堅持公正司法，依法制裁和懲處各種違法犯罪行為，讓人們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感受到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以法律的震懾力為道德建設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要加大執法司法公開力度，加強對執法司法活動的監督，堅決懲治執法司法活動中的腐敗行為，更好地守護公平正義、弘揚美德善行。

發揮法治在解決道德領域突出問題中的作用。法律是道德的底線，也是道德的屏障。對那些傷風敗俗的丑惡行為、激起公憤的缺德現象，僅靠道德教育、“叩問良心”是遠遠不夠的，必須運用法治手段進行治理，為道德建設“保駕護航”。要引導人們牢固樹立有權力就有責任、有權利就有義務觀念，加強社會誠信建設，抓緊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征信系統，健全公民和組織守法信用記錄，完善守法誠信褒獎機制和違法失信行為懲戒機制，使尊法守法成為全體人民的共同追求和自覺行動。要繼續深入開展道德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加強對見危不扶、出國出境旅游不文明、奢侈浪費、網上造謠謾罵等行為的整治，該勸導的勸導、該處罰的處罰；加大對食品藥品等領域見利忘義、制假售假行為的執法力度，查辦大案要案，讓敗德違法者付出高昂代價，發揮對整個社會的警示教育作用，推動形成良好社會風尚和社會秩序。

領導干部要帶頭學法、帶頭守法，做社會主義法治和社會主義道德的模范踐行者。領導干部既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組織者、推動者和實踐者，也是道德建設的積極倡導者、引領者和示范者。領導干部能否以身作則、以上率下，對營造良好法治環境和道德氛圍至關重要。要堅持把領導干部帶頭學法、模范守法作為樹立法治意識的關鍵，把憲法法律列入黨委（黨組）中心組學習內容，列為黨校、行政學院、干部學院、社會主義學院必修課，推動黨員干部學法經常化、制度化。要把法治建設成效作為衡量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工作實績重要內容，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辦事作為考察干部重要內容。各級領導干部要對法律懷有敬畏之心，牢記法律紅線不可逾越、法律底線不可觸碰，帶頭遵守法律，帶頭依法辦事，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同時帶頭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講黨性、重品行、作表率，以實際行動帶動全社會崇德向善、尊法守法

第四篇：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

即將出版的第四期求是雜志發表秋石的文章，題為《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文章認為，中國共產黨選擇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治國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是拒腐防變的需要，是對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中國歷史上有不少與德治、法治相關的思想與實踐。歷史經驗具有借鑒作用。作為上層建筑組成部分的法律和道德，都是維護社會穩定、保障經濟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二者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治國”是一個總的概念，是由治黨、治軍、治廠、治校、治家等具體領域組成的。在這些具體領域中，無一不是靠“法”、“德”綜合治理的。怎樣才能貫徹好“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治國方略呢？文章指出，第一，要在全社會夯實思想基礎，要在全體公民中樹立依法治國、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思想觀念，要把兩者看作一個完整的治國方略。第二，要建立一套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法律規范相協調、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相承接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第三，要培養公民的理想信念和責任意識。第四，要發揮好黨的領導作用和各級領導干部的示范作用，這是實施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重要保證。

第五篇：學習《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學習心得體會

學習《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心得體會

近期，根據局機關黨委擴大會議學習要求，我認真學習了《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之《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文章。通過認真閱讀、學習、理解、領會此篇文章，自己思想上有了更高的認識。通過學習，我有以下體會。

一、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內在要求。總書記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規范社會行為、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這一重要論述，明確指出了國家和社會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發揮作用。在新形勢下只有把法治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同時注重用道德調節人們的行為，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大力培養既有法治信仰又有高尚道德情操、既接受他律又能夠自律的新人，才能確保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和全面推進。

二、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內在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內涵十分豐富，其中一個原則要求就是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堅持和落實好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統籌推進法治建設和德治建設，使法律和道德在國家和社會治理中共同發揮作用，才能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越走越寬廣，確保國家長治久安，不斷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廣闊的發展前景。

要立足我國歷史傳統和現實國情，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更加自覺地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使法治 與德治有機地統一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奮力開創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