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江澤民的德治思想：以德治國

論江澤民的德治思想：以德治國

內容提要：“以德治國”的提出，有著深厚的理論基礎，是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將鄧小平理論與我國加快推進現代化建設的新的實踐相結合，不斷進行理論探索和理論創新的結晶。“以德治國”同“依法治國”是相輔相成的。道德與法律作為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維護社會秩序、規范人們思想和行為的重要手段，它們相互聯系、相互補充。領導干部的從政道德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從他律性角度分析，要加強從政道德的監督機制建設;從自律性角度分析，要加強從政道德的養成機制建設。從政道德養成的重點是加強道德修養。

《中共中央關于學習〈江澤民文選〉的決定》指出：“江澤民同志是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他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尊重實踐，尊重群眾，準確把握時代特征，科學判斷我們黨所處的歷史方位，圍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主題，在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江澤民文選》中關于德治的思想即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鮮明特色體現在三個方面。

明確提出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戰略決策

胡錦濤同志在學習《江澤民文選》報告會上的講話中，要求我們認真學習江澤民同志“關于實行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思想”。這個思想是江澤民德治思想的戰略基點。

2001年1月，江澤民同志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指出：“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以德治國”，這是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我國社會經濟步入新的發展時期所提出的重要治國方略，是在深刻總結國內外治國經驗的基礎上作出的科學論斷，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重大發展。認真領會這一治國方略的深刻內涵，對于我們更加自覺地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特別是建立社會主義道德體系，大力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質，具有極其深遠的歷史意義。

“以德治國”的提出，有著深厚的理論基礎，是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將鄧小平理論與我國加快推進現代化建設的新的實踐相結合，不斷進行理論探索和理論創新的結晶。

在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江澤民同志詳細闡述了“努力開創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新局面”這一重大課題。江澤民同志指出，鄧小平同志關于精神文明建設的思想，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鄧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中，我們應該得到一些重要啟示：第一，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第二，社會主義社會是全面發展、全面進步的社會。第三，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特征。第四，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根本任務是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第五，在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要始終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始終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第六，處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關系，處理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的關系，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必須始終注意把握它們的內在聯系，增強全面性。這里，江澤民同志已經勾畫出“以德治國”的藍圖。正是這次中央全會，主要討論了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設的問題，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

在2000年6月召開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江澤民同志明確使用了“德治”概念。他指出，“法治以其權威性和強制手段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德治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提高社會成員的思想認識和道德覺悟。道德規范與法律規范應該相互結合，統一發揮作用。”這樣，隨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的不斷發展，隨著理論探索和思考的不斷深入，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形成并做出了“以德治國”的重大戰略決策。

“以德治國”同“依法治國”是相輔相成的。道德與法律作為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維護社會秩序、規范人們思想和行為的重要手段，它們相互聯系、相互補充。正如江澤民同志所闡述的那樣，“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法治與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法治屬于政治建設、屬于政治文明，德治屬于思想建設、屬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疇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應始終注意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

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江澤民同志概括了十三年來我們黨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認識，積累的十條寶貴經驗。其中之一，就是“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抓，實行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其后，又在“文化建設和文化體制改革”部分再次強調指出：“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輔相成。”不難看出，“德治”思想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分量。

高度重視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

胡錦濤同志在學習《江澤民文選》報告會上的講話中，要求我們認真學習江澤民同志“關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思想”。人的全面發展，這是江澤民德治思想的價值目標。

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重要方面。江澤民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實現人們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發展。”推進人的全面發展，同推進經濟、文化的發展和改善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是互為前提和基礎的。人越全面發展，社會的物質文化財富就會創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質文化條件越充分，又越能推進人的全面發展。社會生產力和經濟文化的發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無止境的歷史過程，人的全面發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無止境的歷史過程。這兩個歷史過程應相互結合、相互促進地向前發展。

在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里，人民是“治國”的主體。充分發揮人民“以德治國”的主體性，必須堅持不懈地提高人民的“治國”能力，其中包括不斷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參與公共行政的倫理水平。為此，在“以德治國”戰略決策提出八個月之后，即2001年9月，中共中央頒發了《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的制定，特別是公民道德建設工程的實施，都是在江澤民同志的指導下進行的。

早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江澤民同志就強調，精神文明重在建設。在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上，江澤民同志提出了社會主義道德建設要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為基本要求，以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為落腳點的總體構想。為人民服務作為公民道德建設的核心，是社會主義道德區別和優越于其他社會形態道德的顯著標志。集體主義作為公民道德建設的原則，是社會主義經濟、政治關系的必然要求。這里，江澤民同志已經勾畫出“公民道德建設”的藍圖。

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江澤民同志再次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著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培育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要深入持久地開展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集體主義為原則的社會主義道德教育，加強民主法制教育和紀律教育，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要深入持久地開展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大力提倡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

在2000年6月召開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江澤民同志進一步指出：有了良好的道德素質，就能使人們自覺地扶正祛邪，揚善懲惡，就有利于形成追求高尚、激勵先進的良好社會風氣，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促進整個民族素質的提高。努力建設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主義道德體系，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必須放在突出的位置來抓。社會主義道德建設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指導，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為基本要求，以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家庭美德的建設為落腳點。全黨和全社會要共同行動，努力把上述內容和要求具體化、規范化，使之成為全國人民普遍認同和自覺遵守的行為規范。

根據江澤民同志的指示，中共中央2001年9月頒發的《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特意提煉出公民基本道德規范：“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這一基本道德規范的形成，是我們黨對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道德體系的最新認識成果，標志著我國公民道德建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一基本道德規范，言簡意賅，科學準確，易懂易記，既包含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包含了我們黨領導人民在長期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形成的優良道德傳統，又借鑒了世界各國道德建設的成功經驗和先進文明成果，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它涵蓋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適用于不同社會群體。大力倡導這一基本規范，是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發展先進文化的重要內容，是進一步推進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促進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重大舉措。

簡而言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按照江澤民同志的德治思想，從公民道德建設入手，繼承中華民族幾千年形成的傳統美德，發揚黨領導人民在長期革命斗爭與建設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道德，借鑒世界各國道德建設的成功經驗和先進文明成果，努力建立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主義道德體系，對形成追求高尚、激勵先進的良好社會風氣，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促進整個民族素質的不斷提高，全面推進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突出強調黨員領導干部的從政道德建設

胡錦濤同志在學習《江澤民文選》報告會上的講話中，要求我們認真學習江澤民同志“關于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思想”，“關于領導干部一定要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的思想，關于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不斷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的思想，關于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的思想，關于反對腐敗是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嚴重政治斗爭的思想，等等”。這是江澤民德治思想的核心內涵。

江澤民同志在中央紀委第四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黨的性質、黨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所處的地位、黨肩負的歷史使命，要求我們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治黨始終堅強有力，治國必會正確有效。”在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里，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黨在“治國”中處于領導地位。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和廣大公務員依據人民的授權，代表人民“治國”，在“以德治國”的過程中具有關鍵性作用。實施“以德治國”，必須突出強調“以德治黨”、“以德治政”。

應該清醒地看到，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黨和國家機構中出現了一些違背從政道德的問題。江澤民同志反復強調：“對領導干部來說，打牢思想政治基礎、筑嚴思想政治防線，最根本的就是要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牢固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在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中，世界觀是基礎，是起決定作用的，有什么樣的世界觀，就有什么樣的人生觀、價值觀。在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中，權力觀是基礎，是起決定作用的，有什么樣的權力觀，就有什么樣的地位觀、利益觀。”在公共行政領域，世界觀特別是權力觀集中表現為從政道德觀。從政道德觀在根本價值的層面上影響或指導著每一位領導干部和公務員的行政行為。

江澤民同志深刻地指出：樹立正確的權力觀，最根本的是要解決好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的問題。領導干部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必須正確認識手中權力的性質。只有把這個問題真正搞明白了，才能正確地看待和運用手中的權力。我們必須認識到：第一，黨在革命戰爭時期是代表人民并領導人民去奪取政權的，革命勝利以后則要代表人民并領導人民掌握和行使好國家的各項權力。第二，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切權力都是來自于人民，領導干部手中的權力說到底都是人民賦予的。第三，領導干部必須運用人民賦予的權力為國家的發展、富強、安全服務，為人民群眾的團結、富裕、安寧服務，一句話，必須始終為國家和人民謀利益。第四，每一位領導干部都必須始終信守為人民掌握和行使權力的原則，同時要自覺接受黨和人民對自己行使權力的監督。這些，應成為正確權力觀的重要內容。這也是關于從政道德基本問題的精辟闡述。在公共行政活動中，從政道德的基本問題就是權力與利益的關系問題，也就是公共行政主體（執政黨、國家機構和國家公務員）如何利用所掌握的公共權力調節社會中各種利益關系的問題；從政道德的基本問題包括兩個相互聯系的方面，其一是權力代表誰的利益，其二是怎樣利用手中的權力謀取利益。這一基本問題的解決，決定著對其他問題的回答，從政道德判斷都是以對這個基本問題的回答為依據的。

馬克思主義政黨執政以后，能否正確看待和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一個必須長期經受的根本性考驗，也是一個關系社會主義事業前途命運的根本性課題。我們黨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從在受到外部封鎖的狀態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在全面改革開放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這種客觀實際向我們提出了兩個問題，需要全黨同志尤其是領導干部保持清醒的認識。一是各級領導干部手中掌握著這樣那樣的權力，這同我們黨執政以前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二是社會環境復雜，領導干部受到外部各種消極東西的影響會日益增多。在這樣的情況下，領導干部要堅持正確的權力觀，為人民掌好權、用好權，的確很不容易。不牢固樹立正確的權力觀，難免要犯錯誤，甚至走向犯罪的道路。對此，江澤民強調指出：“努力使各級領導干部樹立正確的權力觀，要作為黨的一項長期的重大任務，堅持不懈地抓下去。”

領導干部的從政道德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基于從政道德具有他律性和自律性相統一的特點，應著重從兩個方面入手：從他律性角度分析，要加強從政道德的監督機制建設。江澤民同志在中央紀委第四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道：“對領導干部一定要嚴格監督。”加大監督力度，特別要加強主動監督，把監督的關口往前移，加強事前防范。努力做到干部的權力行使到哪里，相應的監督就實行到哪里。從自律性角度分析，要加強從政道德的養成機制建設。概括地說，就是要加強從政道德的教育與修養。江澤民同志在中央紀委第七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干部隊伍建設的基礎是教育。無論是提高干部隊伍素質，還是防止和糾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風、防范腐敗問題，都要堅持教育在先。標本兼治，教育是基礎。對干部的教育，應該包括理想信念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紀律作風教育、道德法制教育、科學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只有通過全面的經常的教育，真正打牢思想政治基礎、筑嚴思想政治防線，干部隊伍建設才能越搞越好。”

從政道德養成的重點是加強道德修養。江澤民同志在《黨的作風是黨的形象》中指出：“黨員、干部的道德情操和人格力量對全社會有著重要示范作用。領導干部必須堅持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還必須講修養、講道德、講廉恥，要把人做好。人做不好，有再大的本事也沒有用。”加強從政道德修養必須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江澤民同志指出：“各級領導干部必須在思想上、行動上、作風上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增強公仆意識，自覺擺正同人民群眾的關系。”加強從政道德修養必須破除“官本位”意識，肅清封建主義殘余思想。江澤民同志又說：一些同志沒有樹立正確的權力觀，一個重要原因是“官本位”的封建殘余思想在作怪。“各級領導干部必須明白，我們是共產黨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當大官，千萬要防止把升官發財作為自己的人生目的。”

江澤民同志多次指出，“人格的力量很重要”，各級領導干部要“努力把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統一起來”。這里，揭示了領導干部道德修養的目標。1993年9月，江澤民同志為國家行政學院題詞：“永做人民公仆。”這是對我們黨從政道德觀的科學概括。在九屆人大一次會議的閉幕式上，江澤民同志以新當選的國家主席的身份，坦誠地向全國人民表達了一位“公仆”的價值追求：“時代的召喚，人民的重托，使我深感肩負的使命和責任崇高而重大。我將忠實地遵守憲法，恪盡職守，竭誠為祖國為人民服務。”江澤民同志關于“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更是深刻地揭示了從政道德觀的核心內涵，是我們黨的從政道德逐步走向文化自覺境界的集中體現。

第二篇：學習江澤民文選心得-以德治國

內容提要：“以德治國”的提出，有著深厚的理論基礎，是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將鄧小平理論與我國加快推進現代化建設的新的實踐相結合，不斷進行理論探索和理論創新的結晶。“以德治國”同“依法治國”是相輔相成的。道德與法律作為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維護社會秩序、規范人們思想和行為的重要手段，它們相互聯系、相互補充。領導干部的從政道德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從他律性角度分析，要加強從政道德的監督機制建設;從自律性角度分析，要加強從政道德的養成機制建設。從政道德養成的重點是加強道德修養。

《中國共產黨中央關于學習〈江澤民文選〉的決定》指出：“江澤民同志是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他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尊重實踐，尊重群眾，準確把握時代特征，科學判斷我們黨所處的歷史方位，圍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主題，在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江澤民文選》中關于德治的思想即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鮮明特色體現在三個方面。

明確提出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戰略決策

胡錦濤同志在學習《江澤民文選》報告會上的講話中，要求我們認真學習江澤民同志“關于實行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思想”。這個思想是江澤民德治思想的戰略基點。

2001年1月，江澤民同志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指出：“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以德治國”，這是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我國社會經濟步入新的發展時期所提出的重要治國方略，是在深刻總結國內外治國經驗的基礎上作出的科學論斷，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重大發展。認真領會這一治國方略的深刻內涵，對于我們更加自覺地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特別是建立社會主義道德體系，大力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質，具有極其深遠的歷史意義。

“以德治國”的提出，有著深厚的理論基礎，是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將鄧小平理論與我國加快推進現代化建設的新的實踐相結合，不斷進行理論探索和理論創新的結晶。

在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江澤民同志詳細闡述了“努力開創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新局面”這一重大課題。江澤民同志指出，鄧小平同志關于精神文明建設的思想，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鄧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中，我們應該得到一些重要啟示：第一，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第二，社會主義社會是全面發展、全面進步的社會。第三，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特征。第四，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根本任務是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第五，在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要始終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始終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第六，處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關系，處理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的關系，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必須始終注意把握它們的內在聯系，增強全面性。這里，江澤民同志已經勾畫出“以德治國”的藍圖。正是這次中央全會，主要討論了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設的問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

在2000年6月召開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江澤民同志明確使用了“德治”概念。他指出，“法治以其權威性和強制手段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德治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提高社會成員的思想認識和道德覺悟。道德規范與法律規范應該相互結合，統一發揮作用。”這樣，隨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的不斷發展，隨著理論探索和思考的不斷深入，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形成并做出了“以德治國”的重大戰略決策。

“以德治國”同“依法治國”是相輔相成的。道德與法律作為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維護社會秩序、規范人們思想和行為的重要手段，它們相互聯系、相互補充。正如江澤民同志所闡述的那樣，“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法治與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法治屬于政治建設、屬于政治文明，德治屬于思想建設、屬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疇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應始終注意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

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江澤民同志概括了十三年來我們黨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認識，積累的十條寶貴經驗。其中之一，就是“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抓，實行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其后，又在“文化建設和文化體制改革”部分再次強調指出：“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輔相成。”不難看出，“德治”思想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分量。

高度重視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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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以德治國和以法治國

依法治國，以德治國

“依法治國”、“以德治國”

“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

黨的十五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民主法制建設，并把它們上升到國家管理的高度加以認識，豐富了治國方略的全局性、戰略性思維內容。關于“依法治國”：1996年2月8日，在中共中央舉辦的中央領導同志法制講座上，聽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家富的《關于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理論和實踐問題》講座后，江澤民發表了重要講話。他對“依法治國”的內涵、基本要求、現實意義作了說明，號召各級領導干部加強法學和法律知識的學習，掌握和提高運用法律手段管理經濟和社會事務的本領，以自身的實際行動帶動廣大干部和群眾，在全社會形成學法、用法的良好風氣，為堅持依法治國打下堅實的思想基礎。

1997年9月，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正式闡述了“依法治國”的思想。他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關于“以德治國”：1996年10月10日，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在總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精神文明建設的經驗教訓基礎上，結合新的形勢需要，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對精神文明建設的重大意義、指導思想、奮斗目標、核心內容、主要手段等問題作了詳細的規定。1997年9月，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強調了道德建設的意義。他指出：“提倡共產主義思想道德，同時把先進性要求和廣泛性要求結合起來，鼓勵一切有利于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思想道德。”

2000年6月，江澤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闡述了法律和道德在國家管理中的作用。他指出：“法律與道德作為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都是維護社會秩序、規范人們思想和行為的重要手段，它們互相聯系、互相補充。法治以其權威性和強制手段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德治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提高社會成員的思想認識和道德覺悟。道德規范和法律規范應該互相結合，統一發揮作用。”“以德治國”就是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指導，積極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并使之成為全體人民普遍認同和自覺遵守的規范。

2001年1月，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江澤民明確提出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的治國方略。“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法治和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法治屬于政治建設、屬于政治文明，德治屬于思想建設、屬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疇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要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在“七一”講話中，江澤民再次強調：“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要把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為社會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風尚營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礎。”

“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是社會進步、社會文明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要求。這兩個理念的提出以及對兩者互相關系的闡述，是中國共產黨人國家管理理論上的一個重大創舉，是對人類政治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創造。它對處在社會大轉型時期的中國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四篇：八榮八恥學習體會：八榮八恥，以德治國

胡錦濤同志于2006年3月4日，在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民盟、民進聯組會上，親切看望各位委員，并參加了他們的討論，第一次提出樹立“八榮八恥”的社會主義榮辱觀。

這“八榮八恥”在當前確實有很強針對性，應該作為每個青少年的信條來奉行。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風氣是社會主義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是社會價值導向的集中體現。樹立良好的社會風氣是廣大人民群眾尤其是青少年的強烈愿望。

“八榮八恥”分清了什么是善惡美丑，堅持什么，反對什么，倡導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須旗幟鮮明，不能好事不香壞事不臭；體現了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內涵，它充分發揮文化啟迪思想、陶冶情操、傳授知識、鼓舞人心的積極作用；倡導了社會主義基本道德規范，有利于促進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和發展；賦予了青少年新的人生信條，有利于帶動青少年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

這是在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中提到的基本道德規范之后的發展和進步，基本道德規范提出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內容，愛國守法，名禮誠信，團結友愛，勤奮自強，敬業奉獻，這次總書記結合時代特點重提社會主義榮辱觀，是時代的需要，也是人民的需要。我們不應該把這種精神文明的建設看成了宣傳的需要和政治的需要。

今天經濟的飛速發展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同時，也使我們在經濟的快車道上感到目眩，應不暇接，無所適從。有的人不能堅持革命戰爭年代戰斗精神，在糖衣炮彈下失去了方向。有的人認識不清問題的是非，就自然而然倒在了對手的懷抱。很多人一臉本文來自文秘之音，更多精品免費文章請登陸www.tmdps.cn查看茫然，面對繁華的世界沒有辨別的能力，只能跟著別人的后面跑。這種情況的出現是物質建設和文化建設出現畸形的表現，也是社會發展過程中不平衡的表現。

隨著我國經濟水平的提高，全黨全國上下正在圍繞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而奮斗，在堅持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努力構建和諧社會，和諧社會不僅僅是物質，政治更是文化的和諧。社會是由人組成的。要和諧社會，首先要做到人的和諧。人的和諧就是要原創文秘網站:文秘知音求人自身素質，文化，修養等提高。社會主義的榮辱觀更大層面是從人的內心修養角度著眼，從文化的角度的來建構人的發展是抓住了問題的關鍵，因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不是一朝一夕的，需要幾代人甚至更長時間，所以要實現這個宏偉的藍圖，必須從根本上著手。

在當今的國際環境中，一些別有用心的國家總是拿人權，法治等作為借口干涉我國內政，胡言亂語，指責我們大國威脅，不了解我國國情，對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行阻撓。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不斷加強法治，堅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決不姑息和放縱不法分子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同時堅決打擊危害社會建設和國家安全以及企圖分裂國家的行為。但是，在加強法治的同時，我們堅持以人為本，以德治國。要以德治國就要對全體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道德教育，中華民族是古老的民族，有著幾千年的文化底蘊，豐富的歷史文化是我們進行以德治國的先天優勢，所以今天的社會主義榮辱觀就是傳統文化的提煉。

這是總書記社會主義榮辱觀提出的時代背景，簡稱八榮八恥，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從政治的角度來考慮，是為了治國安邦的需要，從社會的角度來考慮則是社會精神文化發展的需要。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走在時代和歷史的前列，高原創文秘網站:文秘知音瞻遠矚，更遠的是從社會前進的角度來考慮。所以這不是意識形態的灌輸，更不是思想的限制，可以說，無論是由哪個黨派，哪個組織提出來都會被接受，我們黨有這方面的優良傳統。這是為了防止個別人對社會主義榮辱觀的誤解而說明的。

理論的產生一經應用與實踐就會帶來巨大的力量，八榮八恥，落實到具體行動上，不能停留在口頭上。尤其是青少年朋友，這一群在今天高速發展的過程中真是找不到方向，很多人不能在現實的此岸找到出路，而走向了理想的彼岸，這些在大學生中更是屢見不鮮。還有一些人則是把他人送到了彼岸以尋求解脫，這更是一種瘋狂。所以用加強思想道德的教育是一種本文來自文秘之音網，在百度中可以直接搜索到網絡站標本兼治的途徑。在學校的教育過程中改變傳統的重分數輕素質，重現實輕理想，重知識輕文化的教育。學校是我們青少年朋友成長的樂園，不要讓我們的青少朋友還沒遇見對手就沒自己打敗了。

我們各行個業的同志，在經歷了改革開放的洗禮，思想和觀念更加成熟，要在成長的過程中再接再厲，迎難而上。現在我們面臨改革的轉型時期，能冷靜沉著應對突發困難，在提高自身學習知識文化的同時，加強自身免疫能力的培養，緊緊團結在黨中央周圍，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而不懈努力！

我們的黨員同志，還有我們的 領導干部，更要加強自身免疫能力的培養，增強防腐拒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堅持三個代表，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把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使命貫徹到底！

社會主義榮辱觀不能看成一項教育，而是每個人應該從自我做起的一種修養。是個人道德提高的基本要求，是實現和諧社會所要達到的目標。同時也是實現和諧社會的德治手段！

第五篇：論以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結合的基點

李偉迪

(懷化師范高等專科學校,懷化市,湖南,418008)

提 要：以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結合，是法治和德治的內在要求，是一個系統工程。國家作為行使治理權力的主體，首先要從四個方面構建法德合治的體系：既要立法，又要立德；確保民權，倡導公益；權出于法，力以德行；愛民安民，富民教民。

關鍵詞：法律；道德；以法治國；以德治國

中圖分類號：D920.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The Methods of Ruling by Law and Morality

Li Weidi

（Huaihua Teachers’College,Hunan, Huaihua,418008）

Abstract:The combination of ruling by law and morality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ruling methods.It is a systematic engineering.As the subject of exerting ruling power ,the country ought to establish the system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sides:making laws as setting up morality,ensuring democracy as prosposing pulic benefits ,the power standing under the law and depending on the morality,loving and stabilizing the people as enriching and educating them.Keyword: Law;Morality;ruling by law;ruling by morality

一、既要立法，又要立德

１、立法者要有自覺的道德意識和道德使命，立法要引入道德價值標準，德治能行法。

作為治國的手段，法律屬于制度層面，道德（指主流道德，下同）屬于精神層面，但就本源的意義說，道德與法律是一體的。法律是什么？其實就是對道德的起碼要求賦予國家強制力的結果，法律的內容與起碼道德的內容是重合的，道德就是法律，法律就是道德。人們在行為時，一般不會去區分自己的行為是道德行為還是法律行為，法律和道德最終都要指向行為，因為在評價一個人時，首要地是看其行為而不是其想法。因此國家機關也是道德機關，法律人士也是道德衛士。基于這個命題，首先立法者對整個社會的道德狀況應該有個完整的了解和評估，要以絕大多數人的道德水平和道德追求作為立法的依據，過高和過低地估計社會道德水平的法律是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過高的要求會被視為暴政，過低的要求會被視為縱惡，都不能達到治國的目的。立法者要預見到，所立的法律絕大多數社會成員能否出于自愿而遵守。但是法律也不能過低地估計社會的道德水平，要及時而恰當地肯定道德發展的成果，實際上，可以把法律的發達史，看作道德的發達史，例如，孟子提倡“民為貴”的政治倫理，在君主專制的時代，歷代君王及臣僚不可能有這樣高的道德水平，因此古代的法律就不可能把民眾利益置于君王利益之上；但是，如果我們今天的法律不能貫徹“民為貴”的理念，就顯然落后于道德的發展要求，并且違背社會主義道德的基本原則，因而這樣的法律是不可想象的。再如，反腐敗是社會主義政治道德的起碼要求，人民群眾和廣大干部是堅決支持的，但是反腐倡廉的法律體系中，沒有切實地發揮他們的道德力量，沒有落實他們對腐敗行為的監督權和控告權，以至在比較清楚地了解腐敗行為的情況下，他們不會主動勸止，不愿舉報，甚至不愿協助調查，久而久之，社會以能貪、敢貪、成貪為榮，以至出現了較多的窩案和串案。因此，法律要及時反映和鞏固并借助道德發展的成就。現在法律界有一種不太好的傾向，就法律談法律，重視研究法律條文的邏輯關系，忽視法律與道德及其他社會結構、社會現象的互動關系，這應該引起警覺，防止把法律和法治引向死胡同。具體到立法領域，要正確認識法律與道德的同一性與差異性，把法律大廈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上。

２、道德衛士要有強烈的法律意識和法律責任，道德建設要借助法律手段，法可固德。

道德衛士首先應是法律斗士，要以法律的實現作為自己的首要職責，要有自覺的法律意識和法律責任。道德衛士對法治的趨勢要高瞻遠矚，為法律制定搖旗吶喊，為法律條文作出道德的注腳，把法律條文內化為人們的自覺行為和內心信念。要熟悉法律設定的權力義務，不能停留在法律屬性和概念的層次，更不能拿著法律的片言只語對法律說三道四。要善于運用法律的權威強化道德的權威，堅信法治能厚德。

法能厚德，德可明法，但法與德畢競是二個不同的系統，看不到法與德的沖突的可能性是認識上的近視。就二者本身的構成因素來看，法律是一元的，道德是多元的。即使是當今的主流道德，也是多元的，從道德主體之間的關系來看，有夫婦道德、父子道德、公民道德、市場道德、職業道德等等，例如，父慈子愛是父子之間的道德，自古以來，天經地義；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是公民之間經濟交往的道德。現設計一個案例以說明二者的沖突可能性：甲貧病交加，其二十歲的兒子乙救父心切，在得不到其他途徑幫助的情況下，盜取了鄰居二萬元現金，并作好了坐三年牢的準備（事前他查閱了刑法第264條），全部用于甲治病。甲病愈后，在一次洪災中搶救出了十萬元的國家財產。對乙的盜竊行為，法律評價與道德評價就不一樣，并且道德評價內部也有矛盾，從父子道德看，乙的行為無可指責，因為盡管甲很可能不贊同乙的行為，但從乙的角度看，只要能挽救

甲的生命，就應不惜一切（決不殺人越貨），顯然對乙的行為無可指責；從公民道德看，乙的行為是不符合道德標準的，因為被盜者對乙和甲沒有直接的救助義務；因此道德內部發生了價值沖突，在此基礎上，與法律也發生了沖突。可見法律與道德的沖突可能性是存在的，其實從堯舜到孔子到韓愈，一直有法律與道德矛盾處理智慧的追問，但是他們的智慧沒能解決這一矛盾。筆者認為對這個矛盾，應該這樣處理，第一，做任何事情，沒有十全十美的方法，法德合治也一樣，應以實現利益的最大化為標準；第二，處理道德內部的價值沖突的價值取向是社會本位，即“小圈子”服從“大圈子”，要取道德調整效能的最大值，否則社會就會混亂，當然，要把道德沖突作為量刑的酌定情節。因此對上案的處理方案是：犯罪成立，量刑從輕或減輕。

因此作為治國者，既要立法又要立德，德不能破法，法也不能破德；一手拿經典，一手握寶劍。

二、確保民權，勸導公益

１、充分保護民權，是法德合治的制度基礎

民權是法治的源泉和真諦，這是法治理論的基本命題。如果我們不敢承認民權，人們就不能認同“我”是集體的一分子，也不好理解“我”是國家的主人。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并不排斥個人的民主權利，而是追求個人民主權利在社會同步前進的基礎上的最大化，比極端的個人主義更快、更多、更穩妥地實現人們的利益。

社會主義法律要充分保護民權，這是實現法治的基礎。在一次國企股份改制的調查中，調查員問，改制以前員工對本廠國有資產被領導貪污或被盜是什么態度？員工說，一般不管；調查員問，現在是什么情況？員工說，現在既要管，也敢管，因為我有股份在里面，企業章程也明確規定了我的權利。企業改制，使企業員工更直接地看到自己的利益，使企業獲得了新的活力。同時法律和道德的也獲得了實現的力量，一方面，國家對國有財產、個人財產的法律規定得到了遵守，另一方面，企業領導和員工的愛廠如家的道德也有了制度保障。

民權的范圍不局限于經濟民權，還有政治民權，它包括選舉權、監督權、批評權、彈劾權、罷免權、抗辯權、請求權等，它是依法辦事和廉潔從政的基石和依靠，是遏制和根治腐敗的利器。近年村民委員會的選舉，是實現民權的一種較好的嘗試，特別是東北等地的“海選”，據中央電視臺的報道，在村長的選舉中，黨組織起一個指導和監督的作用，政府也不提候選人，由村民報名參加競選，在選舉時，競選人主要靠自己平時的名聲和競選演說來贏得選票；村民競選、選舉熱情非常高，選舉權的行使率達99%，選舉順利完成了預期目標。“海選”給我們這樣一些啟發，第一，不能過高地估計人們的政治水平，黨組織和上級政府的“導航”作用不能忽視；第二，不能過低估計人們的政治能力，不要以為不符合我們的行為習慣和思維定勢就是沒有政治能力，即使是普通農民，他們也有自己認識和表達民權的路徑和方式。聯想到這么一個故事，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時，一個老農來見，納頭便拜，孫先生趕緊避讓，并扶起老農，說現在是民國了，不能這樣，老農激動地說，我見到民主了，我見到民主了！老農很可能沒讀過三民主義的冊子，也不真正知道民權制度，通過孫的言行，老農以特有的方式，體會了民權的精神，表達了對民權的認知。對自己幸福最有發言權和選擇權的應該是自己，只要是智力健全的成年人，就能行使政治民權，只不過是治國者要幫其找到行使權力的適當方式。第三，選舉權是政治權的核心，“誰的人誰能管”，我估計，基于村民的壓力和自己的諾言，“海選”村長任職期間，會真正努力履行為人民服務的職責，至于以權謀私、貪污公款、欺上瞞下、粗暴專橫的現象可能大為減少甚至絕跡；同時從憲法到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在海選村能得到較好的實現。我認為新聞界和學術界能否對“海選 ”村進行隱蔽的長期的追蹤訪問和研究呢？第四，下級的行政抗辯權是政治民權的重要內容。我國行政訴訟法把行政機關內部的爭議排除在外，使得憲法和部門法規定的監督權、批評權、控告權在行政領域落空，同時黨紀政紀規定的道德要求也會落空，這是我國行政法研究和立法的一片荒地。在下級的行政抗辯權得不到切實保護前，誰敢批評上級的專橫？誰能“扔掉”上級的“小鞋”？很多案例顯示，敢于抗辯者會為此被壓制、被調離、被辭退、被傷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由此我們不難理解這樣一種現象，下級對上級、部屬對領導的言行是比較清楚的，不管是好的一面，還是壞的一面，但是對上級的違法行為，下級一般不愿“吱聲”，決不多管“閑事”；個別比較“高明”的上級，將一部分不法利益與部下分享，部下對不法利益不要也得要，況且有個順水人情，何樂而不為？這也是“窩案”發生率上升的重要原因。誰來制約上級？目前的做法是：空泛的號召＋舉報＋上級檢查，舉報方式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相背離，中國人信守與人為善的信條，對舉報者的評價不高，特別是被舉報者違法不是嚴重的情況下，舉報者會視為“小人”，決不會是英雄。上級檢查作用不大，因為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出現在上級面前的形象都是經過“包裝”了的，上級很難看到“廬山真面目”，上級由上級監督，上級的上級由更高的上級監督，越往上，監督者越少，監督力量越薄弱。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堅信，權力不受監督往往會走向腐敗，而監督的力量之最大源泉不在上而在下，在廣大的民眾之中。誰來監督上級，這個一個亟待解決的實踐問題，確保政治民權是必由之路。

文化民權是最容易被忽視的，文化民權的核心是接受和傳授人類文明的教育權，經濟和政治民權在觀念上的表達權（憲法稱之為言論自由）。教育權的普及成果是有目共睹的，表達權的脆弱也是有目共睹的。現在觀念領域有一個矛盾突出地存在，你唱你的調，他依他的韻，說的做不到，做的不敢說。究其原因，第一有些宣傳調子不分對象，造成了政治經濟與思想的割裂，如對“大公無私”的宣傳有所欠缺，對共產黨員，不僅要宣傳，而且必須做到大公無私；但對一般社會成員，則只能要求他們先公后私、公私兼顧。由于輿論宣傳缺乏層次要求，因

此普通人感覺到，似乎不認同大公無私就無地自容，所以把大公無私寫在紙上，掛在口上，但不在心上，也不能付諸行動。第二，對一些法律明確肯定的，在客觀上普遍存在的，對社會發展起了推動作用的行為或方式不敢或不愿加以道德的注解和肯定，例如對炒股，至今沒有那位倫理學者作出系統的、肯定的評價，因此股民也疑惑自己是不是投機分子，不務正業，有“大戶”為了表達自己的不滿，以戲謔的口吻說：股民最愛國。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肯定了的民權，在觀念上不敢表達，在道德上置于未決的狀態，該斷不斷，反受其亂，以至人們看不到股民投資的一面，只看到投機的一面；以至誤導出一些觀念，只要能抓錢，可以不顧一切，因此消極因素被放大了，道德的威力被消減了。

文化民權是對經濟民權和政治民權的反映和鞏固，法律賦予的權力，道德要賦予正義。只有人們從內心深處和個人民主權利出發，才能真正內在地需要法律和道德，這是法治和德治實現的基礎。

２、積極勸導公益，是不斷進步的階梯

在現代，一個國家如果不承認民權，毫無疑問這個國家是落后的，將要崩潰的；如果不提倡公益，這個國家是不會再發展的，也是會崩潰的。現在的情形是，很多地方需要“獻愛心”，輿論宣傳也不遺余力，但“獻愛心”的人還是那么稀有，前段輿論抨擊一位“阿姨”廣告，一管可窺全豹。勸導公益，是養德之道，養德可以行法，法治、德治和公益有內在互動的關系。如何促成三者良性互動？從法治的角度看，要出臺系統的公益法，不要讓英雄既流血又流淚，要保護“獻愛心”者的正當權益，要為他們撐起法律的保護傘。從德治的角度看，要及時關注公益活動的新鮮事物，要作出道德的反響，要讓他們美名遠揚，甚至流芳千古。道德學問的巨子應致力此事，樂于此道。道德家們還有一個任務是弘揚國粹，從孔子到孫中山，多少道德文章有待我們去發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茍利天下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天下為公”，這些傳頌千古的良言警句，不正是中華民族道德歷程的真實寫照嗎？不正是復興中華民族的偉大基礎嗎？事實上，關于公益對法治與德治的推動，我們的祖先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三、權出于法，力以德行

１、一切權力必須來自法律的授權，一切權力必須置于法律約束之下

中國古代也有法律、有法制、有法治、有德治、有法德合治，唐律“一斷于法”，“一準乎禮”，“以禮入律”，“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但是與今之法治、德治比較，最大的差別是權與法的主次，古代權大于法，當今應法大于權。權在法上，其結果必然是人治，出一清官實屬不易，而壞官則能為所欲為，法律成為利益取舍的工具，道德只是虛假的標簽，久而久之，國將不國，這是中國人治歷史多次重演的一幕。在當代中國，法大于權、權自法出的思想載入了憲法和法律，但在社會實際生活中，權大于法、法自上出、法自官出的言行隨處可見，不必置言。

如何保證權在法下？首先一切權力必須來自法律的授權。權力是個多元的體系，依國家權力分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依權力內容分經濟權、政治權、文化權，依權力主體分公權和私權，依主從分有領導權和員工權等等，現在突出的問題是領導權的限制和員工權的強化。現在的領導特別是一把手有用人權、評議權、獎懲權，但是這些權力僅僅來自上級的授權或習慣，例如，公務員的公開招聘，這被看成是人事改革的巨大進步，但是選拔的標準和程序，沒有法律的規定，基本上是由部門領導憑自己的經驗提出幾個條條，主考再加上自己的好惡；選拔出來的人如果有“才”，很可能是領導的復制品，如果無“才”，很可能是領導的關系戶。對入選者的培養、考評、獎懲的幾條內部原則，但也掌握在領導手里或心里，或在酒杯里，個別部門領導成了“諸侯”或獨霸一方的“土皇帝”，法治和德治在這里是緣木求魚。按照法治和德治的要求，公務員的聘用和管理應該有一套法定的標準和程序，不因某個領導的好惡而改變，并保持相對的穩定；領導在行使管理權時，也應是有法可依，領導只能對事務的目標和完成的技巧施加影響，而不能隨意改變公務員辦理事務的程序和目標，以及不能隨意委任和免除職員的職權；在評價公務員的業績時，也應有法定的、具體的、詳細的、定性的和定量的標準和程序，要以客觀性、公正性、科學性和效益性為價值取向。在這個基礎上，領導不得不或習慣于按法律辦事，專制和違法的土壤被鏟除了，在法治的環境里，干出違法的勾當就不象現在這樣容易了，腐敗就會不治而愈，領導的公務價值、法律價值、道德價值都能較好地實現。在這種環境里的下級或職員，能專注于自己的崗位職責，敢于依法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也能依法行使對領導的監督權和建議權，他們的公務價值、法律價值、道德價值也能較好地實現。當然法律對領導權力的制約和公務效率的完美結合是一個核心問題，但這是另一個問題。概括言之，權在法下則治，法在權下則敗。

２、一切權力的行使 應引入道德評價，一切權力的行使 要援引道德力量

徒法不足以自行，依法辦事不是自動實現的，客觀上法律不是一個孤立的事物，法律主體的行為是多種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這些力量包括經濟力、政治力、文化力等等，道德在其中起著重要的影響，道德能使法律的效益最大化。以某衛生局（甲）對某飯店（乙）的行政處罰為例，有三類行為方式，第一類，甲以行政處罰為工具，不管乙的衛生搞得多好，經常向乙榨取錢財，乙向甲交“罰款”成為例稅；第二類，甲不以“找錢”為目的，但對乙的處罰簡單化，制作行政處罰決定書，交付被處罰人，收錢走人；第三類，甲首先指出乙的違法之處，指出違法行為的社會危害，分析違法行為的主要原因，提供某些解決困難的信息，再處罰。第一類處罰權力的行使，于法于德都應否定，第二類處罰權力的行使，合乎法而失于德，指職業道德，第三類既合法又合德。三類執法效果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第三類是執法效益的最大化；其關鍵優勢是法德合治，把權力的行使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上，使處罰對象既“口服”又“

心服”。有人會懷疑，執法人員哪有時間做“精致功夫”，筆者認為，如果以辦案的數量為評價執法者的業績的指標，當然做不了“精致功夫”，但如果以解決多少矛盾作為評價標準，執法就能更精致些。本節的結論是：權出于法，力以德行。

３、人事制度要引入道德的一票否決權

要明白其中的道理很容易，小偷能做官嗎？貪污分子比小偷，誰的危害性大？有暴力傾向的人能做官嗎？經常打老婆的人是不是有暴力傾向？慣于撒謊的人能做官嗎？虛報政績是不是撒謊？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因為這類人既違反法律又違反道德，違反法律的人缺乏最基本的道德，無德者執法掌政必成苛法暴政，與社會主義目標是南轅北轍。無德必無位，有位必有德。道德否決權要賦予法律的效力，至少要表達這么三個意思：一是道德記錄是任人的依據，一是依道德記錄的具體情形，規定不同期限的“禁任”期，一是在任官員，如有道德問題必須辭職。希望在世人面前能展示這么一個形象：公務員是正人君子、道德楷模。

４、反腐倡廉，要拘小節

要正官德、樹民德，必須從小節管起，小節不保，難立大義。現實中以下現象司空見慣，警察不抓小偷，工商不管奸商，公款吃喝，公費旅游，公車私用等等。如無得力措施，其發展趨勢是，官員什么酒都敢喝，什么錢都敢收，什么人都敢用，什么事都敢做，什么法都敢犯，什么德都不管用，甚至什么人都敢殺，社會上是黃賭黑白泛濫，欺蒙拐騙橫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官員腐敗不是敗于一時一事；現在有一種做法是，反腐倡廉，只打老虎，不拍蒼蠅，實質上不是保護官員，而是害了他們，不能到他們不能自拔時，而等著“善后”。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拘小節，不能立大業，治官的法律要不厭其祥。

當然，以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結合，不僅僅是國家機關及其成員的事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這個命題永遠是正確的，老百姓有治國的權力、義務和責任是本篇立論的前提，不過在中國這個封建主義傳統影響深遠的國度里，國家機關及其成員，在治國過程中確實起著“龍頭”的作用，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時就說到，干部隊伍是關鍵，因此可以說，國之本在民，民之命在政，政之績在官，官之績在治，治之竅在法德合璧。

四、愛民安民，富民教民

１、熱愛百姓是法德合治的前提

熱愛百姓并不是社會主義時代獨有的道德，范仲淹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自勉，西方人把納稅人看作是衣食父母，敬之愛之聽之用之，其實這是政治道德的基本規范。但是范仲淹的境界在中國古代一般人達不到，西方人的觀念與中國人相左，官是父母，百姓是子民，這是筆者提出問題的原因。熱愛百姓是打造當代中國道德體系的第一號工程。

熱愛百姓是公務行為方式的內在要求，因為公務的服務對象是廣大的百姓，接觸的是普通的平民，公務員如果把公務僅僅作為謀生的手段，而不把它作為事業來追求，那么對待百姓的求助就很難做到笑臉相迎、竭誠辦事，就很難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很難“慎獨”。熱愛百姓也是市場規則的要求，姑且不說百姓是衣食父母，起碼百姓交稅是公務員工資的來源，是典型的價值交換，甚至可以說，是百姓給了公務員一份工作，不應該對百姓存一份感激之情嗎？同時熱愛百姓是社會主義政治價值取向的內在要求，政治的目的是讓百姓的利益最大化，否認這一點、做不到這一點，就不是一個稱職的政治家，而增進百姓利益的前提是熱愛百姓。

２、百姓安居樂業是法德合治的基本目標

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在這里，中國古代圣賢的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是相通的，經濟是基礎，法律與道德是經濟的產物，沒有經濟基礎，最好的法律、最高尚的道德都是不可想象的，以法治國、以德治國，最后都要落實到以經濟立國。發展經濟，造福人民，是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是共產黨人的基礎目標，是政治活動的價值取向，是政治質量的衡量標準，是天下大治的首要條件。具體地說，百姓安其居、樂其業是治國的基本和基礎，建國五十來，特別是黨的三步發展戰略的第一步溫飽工程，及稍后政府提出的安居工程等等，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也是我國深化改革、持續發展的基礎，應該說中國已經有能力解決中國人民的溫飽問題，并能基本解決安居問題。但是應該看到社會上還有一部份弱勢群體存在，主要是偏僻地區的農民、下崗工人、貧困學生和遭遇天災人禍的人等，后三者的分布有分散性的特征，雖然絕對人數很少，但全國各地、各個學校、各行各業都有，他們的衣食住行不同程度地存在困難，但由于得不到妥善的幫助，對社會的副面影響非常之大，對于堅定社會主義信仰，堅持改革開放，堅持以法治國，弘揚傳統美德，弘揚集體主義精神，是一種強大的腐蝕劑。對這個問題的解決，要從經濟入手，借助法律和道德的手段，首先，要依法保障弱勢群體的基本利益，社會保障法律體系和實施機制要健全起來，要列為當地政府的頭等大事，要與政績考核結合起來。其次，要弘揚中華民族扶貧濟困的美德，豐富社會主義的道德體系，要把“獻愛心”、捐資、慈善等行為規范化、制度化、法律化，使社會關注、熱心慈善事業，并充分肯定慈善貢獻者對慈善財物的分配權、監督權、獲得榮譽權、榮譽使用權。解決弱勢群體的生活，可以使改革大業事半功倍。

３、百姓富裕起來是法德合治現階段的核心目標

三步發展戰略的第二步和第三步目標的實質是讓百姓富裕起來，從整體意義上講，第二步戰略即小康水平已經達到了，但是如果僅僅滿足于此，就會讓人家小看我們，攻擊社會主義，藐視中國共產黨，因為，不論從人類發展的現有水平、發展趨勢看，還是從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看，抑或從世界競爭趨勢、人類開拓精神看，都不能停留在小康水平，因此中央提出“富而思進”的口號，是及時的。在基層工作中，我們注意到，有些基層干部，特別是那些鄉鎮企業較好、經濟較寬裕的地區的基層干部，認為現在的老百姓生活比七十年代好多了，有吃有穿，干部在前些年確實勞苦功高，現在應該“后天下之樂而樂”了，因此胸無大志，忽視群眾繼續創業的積極性，怠于政務，逐漸喪失了對群眾的感召力和凝具力，正氣漸弱，邪氣日升，法紀不張，道德滑坡。這是極其危險的，不僅會喪失改革的既有成果，而且會阻礙改革的深化。

發展才是硬道理。讓百姓富裕起來是法德合治的必要基礎和核心目標。如何實現富裕目標與法德合治的良性互動？第一，樹立第二次創業的勇氣和信心，以江澤 民“三個代表”為思想指南，凝聚民心，團結群眾，開拓進取。第二，堅決落實以法治國的方略，堅持依法辦事，培育百姓的法律意識，把當地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納入法制的軌道上來，把自己的熱情和智慧融匯到法治的過程中去。第三，把精神文明建設落到實處，關心民眾疾苦，弘揚社會正氣，打擊邪惡勢力，繼承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拓展和豐富社會主義的道德內涵。共產黨人和一切干部應該成為進步的象征、法律的化身和道德的楷模。

３、培養百姓的法律意識和道德情操是法德合治的重要方式

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政、刑指法律，德、禮指道德，撇開法德的具體內容不談，孔子的主張仍然有其科學性。社會成員不僅要能遵守法律，而且要以違反法律為恥，以護法崇德為榮，使法律與道德在人的心靈深處達到內在的和諧與統一。而這種統一不是自動實現的，培養百姓的法律意識和道德情操是統一的重要方式。在當今社會中，對法律意識和道德情操培養的重要性，已沒有疑義，但如何培養，則是一個很值得研討的問題，從中國法制歷史的經驗看，現在面向基層、面向百姓、面向當地的工作做得少了些，應該多發掘“本土資源”，充分利用其可信、直接和熟人熟事的特點，把當地重大的法律活動、道德故事作為教化的主要內容，開發“鄉土教材”，更能喚起百姓的認同感，潛移而默化之。

當然，法治與德治的結合，其意義和方法遠非本篇所能盡言，本文只是探索性地提出，法治與德治必須結合，法可厚德，德可固法；同時，法治與德治有其基本的結合點，我們要積極探索這些結合點，才能把法治與德治的結合落到實處并恰到好處。

作者簡介：李偉迪，男，1964年生，懷化師范高等專科學校社科部副教授、副書記，在湖南師大學報、湖南大學學報、法學研究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近30篇，主要研究法律史學和法文化學。郵件地址：liweidi1289@sina.com郵編418008。

原載:《中南工業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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