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群體性上訪形成原因的調查與思考
關于群體性上訪形成原因的調查與思考
周建平陳海龍
近些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加劇,特別是新舊經濟體制的變革而引起的矛盾錯綜復雜,引發的群體性上訪事件逐年增加。如何正確處理好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及時有效的預防和化解各類矛盾,最大限度的減少群體性事件,維護社會穩定,已成為當前工作的重中之重。本文結合近二年本人調處的幾起上訪問題,就群體性上訪談幾點認識:
一、典型案例回放
以歷時五年、歷經八場訴訟、二次上百人沖擊縣林業局的南縣茅草街鎮永福村樹木案為例(材料均取自縣政府調查組報告):
2003年7月16日,茅草街鎮(原三岔河鄉)永福村與南縣天都木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都木業)簽訂了《關于三岔河鄉永福村樹木砍伐合同》。合同約定:甲方從合同簽訂之日起,應確保將該村所有的417方林木(以林業局已經鑒定的樹木數量和地方為準)全部交付給乙方砍伐,其中池杉部分保留,甲方按規格數量從其它地方補充,砍伐手續由乙方辦理,并于當年11月20日結束。合同由原鄉司法所負責人起草并見證。2003年9月開始,天都木業砍伐林木,并如期伐完。2004年1月12日,南縣林業派出所填寫了《伐后驗收結論書》。《伐后驗收結論書》載明:已完成部分采伐,采伐量240m3,剩余部分計劃盡快完成。2004年7月23日,天都木業將永福村告上法庭,理由是永福村僅提供240方林木給其砍伐,尚有177方林木至今沒有提供。依據是林業部門制作的《伐區調查設計表》、《南縣三杉二元立木檢尺碼單》及《伐后驗收結論書》。此后四年,永福村與天都木業之間的訴訟經歷了南縣人民法院一審、再審、重審,益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一次發回重審和恢復審理,天都林業與縣林業局的行政訴訟初審、再審、申訴等共八場訴訟,為此永福村與天都木業訴訟支出均在5
萬元以上。期間,永福村村民多次到縣委、縣人大、縣政府及相關部門上訪,并于2005年4月21日聚集100多群眾沖擊縣林業局,砸爛林業局牌子、辦公桌椅,并在推搡中致使林業局工作人員受輕微傷。與此同時,天都木業股東之一吳某,動員其母親、妻子、孩子多次吃住到縣法院院長辦公室,要求按判決強制執行。2007年6月10日,茅草街鎮黨委成立工作小組進駐永福村,組織當事人雙方進行調解。
2007年6月21日,永福村100多群眾再次沖擊縣林業局。林業局“解決”永福村建設補助3.1萬元。
2007年6月25日,縣政府組成調查組,對事件全過程進行全面調查,形成了《關于茅草街永福村林木買賣合同糾紛引發群體性事件的調查情況匯報》。2007年7月8日,在茅草街鎮黨委的主持下,縣政法委、縣法院、縣林業局負責人參加,永福村與天都木業雙方簽訂調解協議。至此,永福村樹木案劃上了句號。
二、群體性上訪形成的主要原因
1、基層組織建設薄弱,個別基層干部素質偏低。一是某些基層黨委、政府政治敏感性不強,解決問題效率偏低。少數領導干部認為信訪工作是一項務虛的工作,難以出政績,一旦出現問題,能推則推,能拖則拖;二是某些基層干部工作方法簡單粗暴,處理問題依然按計劃經濟、行政命令的老一套,“一吼二推三拖”,使小事變成大問題,個體訪變成群體訪。永福村樹木案在6月中旬鎮黨委的調解下已達成意向,但永福村幾年來支付的5萬余元訴訟,群眾認為不應由村里承擔,這是引發6月21日再次沖擊縣林業局的主要原因。如果在一開始即調解而不是推向法院,問題要小得多;三是某些干部害怕群眾集體訪,一旦發生集體上訪就一味遷就上訪群眾的不合理要求,造成會哭的孩子有奶吃,導致集體上訪的惡性循環。
2、有些部門和社會中介組織社會責任感不強,執行政策、法規不嚴,缺位、越位、錯位現象時有發生。根據縣政府調查組調查結論,在永福村樹木案中,林業部門作出的結論沒有當事雙方簽字,結論真實性存疑;審判機關多次改判,忽左忽右;鄉司法起草見證的合同存在漏洞;某律師事務所負責人先后擔任當事雙方代理。村級班子是不是一級完整的可負責任的法人,有沒有實力承擔經濟責任,群眾愿不愿意承擔責任,是個值得商榷的問題。2006年6月,法院強制執行負債的新成村主任,導致上百人圍堵縣法院。新源村承包出去的土地被十多戶群眾自行分配耕種,承包人起訴后,卻無法執行。所以在涉及村級的案件,有關單位要有更多的社會責任感,不能一判了之,一判事了,要更加注重調解,側重調解結案,真正做到定紛止爭,案結事了。
3、村級班子戰斗力不強。一是少數農村負責人損害群眾和集體利益的行為引起群眾的強烈不滿。村委干部與群眾接觸密切,其一舉一動特別是有損群眾和集體利益行為,在群眾中的反映最直接,最容易影響群眾的印象和情緒。永福村樹木案在拍賣過程中,當時的村支兩委是存在一些問題的;二是個別基層政務村務不公開,群眾有疑慮。有的村居在村務、財務公開方面,未能按要求把公開工作落到實處。有的公開不規范,有的搞形式主義,有的根本不公開。群眾最關心的土地、財務、計生等工作透明度不高,造成群眾猜疑,嚴重削弱了基層組織的群眾基礎,使基層組織缺乏凝聚力和感召力;三是農村黨的基層組織嚴重弱化。少數班子軟弱渙散,工作中互相推諉,致使一些問題難以解決,為尋求上級重視,誘發群體上訪。
4、群眾法制觀念淡薄。有些群眾法制觀念淡薄,有的受不正常心態的驅使,認為他們向職能部門反映了干部的腐敗問題,職能部門就應該立即采取行動,得先抓人,如調查后,未發現問題,再放人也不遲。對這些不合理要求,有關部門按正常程序進行,群眾就認為是包庇、袒護,就向更高一級反映問題。一些群眾的民主意識、法制意識較弱,依法解決問題的能力也相對較低,守法、依法維權觀念淡薄。當發生利益糾紛時,錯誤認為干部不依法辦事,同時又不能正確地運
用法律辦事,認為只有靠聚眾上訪才能對領導造成壓力,才能較快地解決問題,使本來能通過法律解決的矛盾演化成群體性事件。
三、解決群體性上訪的建議
1、強化責任,落實群訪一把手負責制。領導重視是解決問題的重要前提,實踐表明,領導特別是主要領導對群體性上訪的重視程度,是問題能否得到及時、妥善解決的關鍵。如永福村樹木案,不是縣主要領導高度重視,有關部門不會那么配合,問題到現在都可能沒有解決。許多問題,不一定要縣里、市里、省里甚至中央作批示,在初發階段,只要基層主要領導重視,基本上是能解決的。因此,各級各部門要認真落實群訪工作領導責任制,尤其是鄉鎮與部門“一把手”,要堅持矛盾自行解決,盡可能不上交或少上交矛盾,努力把問題和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把苗頭性的問題解決在初始階段。
2、超前防范,做實預防群訪基礎工作。一是要切實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基層組織是否有威信,是一個地方穩定與否的關鍵。要加強鄉鎮要行政村、居委會組織建設、思想建設和作風建設,提高基層組織的整體素質,增強化解各類矛盾的實際能力,使他們成為維護一方穩定的核心力量。二是要規范行政行為。規范行政行為是從源頭上解決越級上訪和群體性上訪的治本之策,要采取措施予以規范,確保各項公開工作落到實處。如扎實推進“三項公開”制度,推行“陽光作業”。三是加強法制宣傳和引導。司法部門要加大法制宣傳教育,引導群眾依法解決問題或依法上訪。法院在審理涉及村級案件的時候,要做到接案一件,判決一件,執行一件,或者調解,而不要讓法院判決形同一紙空文,嚴重影響法律尊嚴。茅草街鎮永福村樹木案、新源土地糾紛案、新成村負債案(三案均已調解結案),判決了無法執行,反而強化了當地村民“人多就有理”的錯誤觀念,導致群體事件接連發生。
3、完善制度,健全處訪工作機制。一是搞好預測排查。要建立健全信訪信息網絡,做好信訪信息的收集,爭取在群訪之前,不失時機地采取針對性措施,平息事態。二是做好疏導工作。要主動深入基層,通過召開案情通報會,及時向群眾反饋信訪問題查處進展情況。通過說服疏導,達到理順情緒,規范信訪活動,化解矛盾的目的。三是齊抓共管。各級各部門要遵循“大信訪”的要求,建立和完善協調制度,切實按照“分級負責、歸口辦理”和“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推行“信訪聯動”制度,積極協調各方化解群眾矛盾,真正使有關職能部門各負其責,齊抓共管,形成信訪工作整體合力。要通過對群眾反映的問題的調查,查找原因,吸取教訓,從中發現體制、機制、制度、管理上存在的漏洞和薄弱環節,查漏補缺,健全規章制度。要通過處訪,不斷提高職能部門的工作效能。
4、嚴格考核,建立健全獎懲制度。一是實行主要領導引咎辭職制。凡鄉鎮、部門發生本屬自己職責范圍能解決的問題而引發群訪的,應責令其主要領導辭職,或由組織部門建議本人引咎辭職。二是實行信訪工作責任倒查制。凡發生群訪的,由有關部門立案追查,如因初信初訪階段接待人員、承辦人員態度生硬、簡單粗暴、敷衍推諉,或因承辦人辦理不及時、程序不合法、處理不正確等原因造成的,給予相應處理。三是完善獎懲機制。群體性上訪基本上是一些長年累月積壓下來的老大難問題,接手處理往往使接訪人員“惹禍”上身,直接影響民主測評和組織考察。在這樣一種負激勵機制下,工作績效難以得到客觀公正的評價,嚴重挫傷接處基層干部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使得基層干部對待群體訪問題態度消極,或相互推諉,或敷衍應付,進一步導致基層矛盾積壓。應建立一套嚴格的責任追究與激勵相結合的獎懲機制,將接處群體性事件列為考核干部的重要標尺,對善于接處群訪問題、且做出了一定成績的,要在政治上給予激勵,使得基層干部樂意接處群訪。
(作者:周建平,南縣縣委政策研究室,時任茅草街鎮政法書記;陳海龍,縣政府法制辦干部,縣政府調查組副組長)
第二篇:如何處理群體性上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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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處理群體性上訪
前言:針對群體性上訪事件頻頻發生,結合當前開展的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積極同鄉鎮(街道)有關領導座談、經驗總結的方法,認真探討群體性上訪事件發生的原因、特點和性質,研究解決群體性上訪事件的辦法,為解決群體性上訪事件提供有益的建議
當前,我縣正處于改革開放建設重要時期,著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的歷史時期,社會政治總體穩定,經濟社會發展進步。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經濟發展等多種原因造成影響區域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定的不和諧、不穩定的因素依然大量存在。如何進一步正確認識新時期的群體性事件,切實完善工作體制機制,積極預防和妥善處置各類群體性事件是我們需要亟待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
一、群體性事件的成因、特點和性質
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加快建立,社會利益格局發生了深刻地變化,新問題、新矛盾不斷增多,因利益沖突、土地征用、環境污染、村級財務等矛盾糾紛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的穩定。
(一)引發群體性上訪事件的原因。今年是新中國成立60周年、澳門回歸祖國10周年,也是繼續深化改革、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實現新發展的關鍵一年,重大活動多,敏感節點多,而且由于受金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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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稿 工作總結 調研報告 講話稿 事跡材料 心得體會 策劃方案 的影響,各種社會矛盾突現、不穩定因素增多,目前我縣主要面臨著以下六個突出的不穩定問題:一是因企業改革、經營和勞資糾紛引發的職工群訪鬧事事件反復不斷。隨著經濟結構調整和勞動用工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化,部分企業為了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而存在拖欠、克扣職工工資或者不依法為職工繳納養老保險等違反勞動法律法規的行為,導致企業與職工之間的勞資糾紛不斷,并引發了一系列不穩定因素甚至是群體性事件。如去年開始縣軸承廠職工要求進行企業改制多次赴縣上訪。同時,一些原改制后的企業,因保險等原因,使一些群體和個體心理失衡、情緒激化。二是復轉軍人、重點信訪人員等特定群體的對立情緒大、組織性強。近兩年,我縣部分復轉軍人因安置原因、優撫補助原因而集體上訪滋事。去年原80年代部分軍轉土官多次赴省上訪要求對其進行合理安置,今年原部分參試復員軍人因要求進行補償和解決醫保和辦理社會低保先后采取圍堵縣政府大門和到省、進京群體性上訪的手段,向政府施壓,他們在上訪過程中言語行為激烈,組織嚴密,煸動性強,造成很壞的社會影響。部分信訪老戶活動也比較頻繁。他們中的部分人始終在法律和政策規定之外堅持其無理要求和過高要求,又經常采取在重要會議或者敏感時段結成一體,采用群體性越級上訪和鬧訪等手段向黨委政府施壓,影響了我縣社會和諧穩定的良好局面。三是在經濟建設過程中各種矛盾糾紛突出。近年來,隨著國家的經濟建設步入高速發展期,大中型建設項目紛紛上馬,企業生產規模不斷擴大,不可避免的會與周邊村鎮、居民發生矛盾。部分群眾受經濟利益驅動,因拆遷補償、環境污染等問題,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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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十余人,多則上百人,集體上訪。★月★日我縣★★★村民因太中銀鐵路設計等原因,組織二百多人赴縣上訪,圍堵縣政府大門,影響了政府正常辦公秩序。四是因房地產開發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因種各原因,加之由于有些政策措施不到位,引發房地產開發商和業主之間矛盾激化,群眾多次到政府群體性上訪,嚴重影響了社會的穩定。五是群眾信“訪”不信“法”,造成群體串聯上訪活躍。由于走法律程序時間長,且有不少成本,不少群眾不愿走司法程序,組織群體到政府上訪,給政府施壓,企圖以“信”代“法”,實現自己的目的,引發不少群體性上訪事件。
群體性事件的頻繁發生,是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革過程中各種矛盾和問題的綜合反映,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從深層次原因來看,主要有以下六個方面:一是社會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貧富差距不僅表現為收入差距,還表現在財富占有、教育不公平等方面。對分配不公,對不正當致富的現象,社會心理及社會輿論表現出了強烈的不滿情緒。貧富差距過大損壞了社會公正原則,引起社會摩擦,導致矛盾糾紛日益增多。當弱勢群體的利益受到損害或忽視時,他們產生的不滿和對抗情緒往往以群體性事件的形式表現出來。二是職工的經濟利益和民主權利受到侵犯。在某些企業在改制的過程當中,無視職工的民主權利,未經合法正當程序就擅自決定關系職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項。同時,受利潤最大化內在因素的驅動,部分企業隨意壓低、拖欠和克扣工人工資,企業的經營和管理者與職工之間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任意延長勞動時間,不按時支付加班工資等現象也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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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這些都造成不少企業勞資關系緊張,引發大量職工的群體性上訪事件。三是官僚主義作風和腐敗現象造成干群關系緊張。有些部門(單位)的領導干部在日常工作中不注意傾聽群眾的呼聲,不關心群眾的疾苦,致使群眾遇到的困難和問題長期得不到有效解決,使小矛盾激化成大矛盾,最后釀成群體性事件。某些干部的貪污腐化和違法亂紀的行為,引起了群眾的強烈不滿。四是人們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日趨多元化。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利益格局和人們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單一趨于多元。市場經濟在推動國家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產生了一些負面的影響。一些人政治觀念經濟化、紀律觀念自由化、宗旨觀念利己化,過分追求自己的利益。一旦自己的利益受損,就產生對社會不滿的情緒,采用違法的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利益。一些人法制觀念淡薄,在遇到矛盾糾紛時,不懂得和不善于通過法律手段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往往采取一些非法和極端的手段來表達訴求。還有部分人缺乏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只愿享受權利而不愿盡義務,經常采取鬧事的方式來實現過分要求和無理要求。五是社會管理方式與市場經濟和群眾日益增長的民主意識不相適應。隨著市場經濟的初步建立,我國的經濟體制、經濟運行方式、社會組織形式都發生了深刻地變化,群眾的民主意識和參政意識也不斷增強。而我們不少黨政部門和領導干部卻仍在沿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那一套管理方式和工作方法進行社會控制和管理,習慣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去推動工作,有時甚至強迫命令,違法施政,導致了矛盾的激化。一些地方基層組織軟弱渙散,對出現的矛盾采取簡單生硬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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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延或壓制,群眾開始時采取的行動是上訪、投訴,但在長期上訪無果、投訴無決的情況下,最后引發了群體性事件。
(二)群體性上訪事件的特點。一是參與群體性事件人數多和次數頻繁。據統計,近幾年群體性事件發生的次數和參與的人數都在呈現上升態勢。二是參與人員成份愈加復雜。參與群體性事件的既有下崗工人、退休職工、城鄉居民、農民、個體戶、出租車司機。可以說,目前群體性事件幾乎涉及到了社會各個層面,群體性事件的參與者以獲取利益為目標,而且抱有“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的心理,動不動就揚言進京告“御狀”,給黨委、政府帶來了極大的壓力。三是調解處置難度大,反復性強。由于參與者反映的問題有的即使能解決也需要一個過程,有的純屬“陳年老帳”,有些根本就屬于歷史遺留的政策問題而無法解決,但是參與者不聽調解、不服處理,反復鬧事。四是群體上訪的時間相對集中,易引發連鎖反應。中央、地方召開黨代會,人大、政協“兩會”或在我國召開一些國際性會議期間,群體性事件往往接踵而來,使各級黨委、政府難以應付、應接不暇。同時,就態勢來講,一旦某個群體上訪鬧事,其他群體則聞風而動、一擁而上,并可能引發其它連鎖反應,許多本無意上訪滋事的群體也蠢蠢欲動。重要會議和敏感時段維穩壓力更大,不穩定因素更易集中凸現。五是社會危害日益嚴重。群體性事件較一般違法犯罪問題對社會治安的危害更為嚴重,尤其是干擾了黨政機關的正常辦公秩序,影響社會穩定。許多人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大多有盲從心理和同情弱勢群體的心理慣性,群眾可能聽一面之詞而站在反政府的一邊,精心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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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被不法分子所利用,后果不堪設想。六是影響的擴散快。這種擴散性主要體現在,因群體性上訪問題一時解決不徹底,導致第二次甚至多次反復集體上訪,并且參與人數越來越多,情緒越來越激烈。同時引發連所反映。由于一個地方群眾上訪問題得以解決,導致另一些地方有類似問題的群眾仿效上訪。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因農民負擔、復轉軍人安置、補助而形成的集體上訪,往往是這個解決了,其他地方群眾也就一哄而起。
(三)群體性事件的性質。一是群體性事件屬于社會發展問題,是社會在改革過程中的必然產物。當前群體性事件的誘因主要集中在征地拆遷、勞資、金融、房地產、復轉軍人待遇等領域,這些都屬于社會經濟發展問題。對群體性事件主體而言,一方面是社會發展的步伐和改革的力度與群體的承受能力不相適應,或者超過了群體的承受能力而出現了矛盾;另一方面是群體的素質不高,科學認識社會發展的能力不強,對改革和發展的新生事物容易產生抵觸心理,也是形成矛盾的一個原因。還有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在發展中少數干部的施政行為,缺乏科學發展觀,不能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損害了群眾的長遠利益而形成矛盾。二是群體性事件屬于人民內部矛盾,是群眾法律意識、權利意識日益增強的體現。從根本上說,絕大多數群體性事件是屬于人民內部矛盾。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民主法治建設的不斷推進,人民群眾的民主意識、法治意識、權利意識也不斷提高,維護自身權益的能力大大增強,參與表達利益訴求的行動更加積極。如果有關地方和部門高度重視,妥善處理,絕大多數是可以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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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處理好的,但是如果久拖不決,往往就使歷史遺留下的矛盾問題與改革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矛盾問題交織在一起,釀成大禍。三是群體性事件對社會發展具有較強的破壞性的消極因素。群體性事件擾亂了正常的社會治安秩序,容易引發刑事犯罪,直接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其次,處置群體性事件,黨委和政府要進行人力、物力、財力等的投入,還要牽扯大量的精力,影響了黨委、政府有關部門的正常工作秩序。再次,群體性事件可能產生后遺癥。就是在處置群體性事件中,往往要抓捕和處罰首要分子、骨干分子,但這些人往往是一個地方或者一個群體中有威望的人,他們的行為即使涉嫌違法,通常也披著維護多數人利益的外衣,對他們的打擊和處理很容易引起其他人的同情。
二、預防和處置集體上訪的基本原則和注意環節
(一)把握好“四項原則”
防治相結合,以防為主的原則。集體上訪一般都有一個醞釀、形成、發展的過程,而每一個環節都有一個“量”的積累,總有一些蛛絲馬跡顯露出來。如果我們增強責任心和敏感性,就不難發現其苗頭;如果我們的工作“關口”前移,就容易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解決在基層。實踐證明,防,可以維護社會穩定,維護黨和政府的威信;治,往往會“治”出群眾的對立情緒,甚至“治”出大亂子。因此,防是根本,是治本之策;治是治標,是不得已而為之。
分級負責與各方協作相結合的原則。堅持分級負責,是哪一級的問題歸哪一級處理,在時間上和空間上更接近和易于掌握問題的實際狀況,準確分析判斷各種因素,有利于制定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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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強調分級負責,并不意味著上級可以撒手不管,各方無須配合。如果上下不同心,上級指責下級工作不力,下級埋怨上級不理解支持,只能導致工作的被動;如果左右不配合,只能使問題久拖不決。因此,處理集體上訪必須堅持分級負責與各方協作相結合,做到在黨委政府領導下,上下同心協力,有關部門各司其責,各方協調,兼顧各方,才能妥善處理。
相信群眾與教育群眾相結合的原則。集體上訪一般屬人民內部矛盾。群眾的愿望和要求有相當一部分是合理的或者至少有合理的因素,只是為了急于解決問題而采取了不適當的上訪方式。所以在處理集體上訪時,我們首先要樹立群眾觀點,相信群眾,而不能簡單地認為集體上訪就是鬧事。當然,在一些集體上訪中,也確有因群眾情況不明,理解政策有偏差等原因而上訪的,甚至有采取過激行為的。所以我們也要樹立教育群眾的觀點,要給他們講清政策,講清集體上訪的危害。
堅持原則與解決實際問題相結合的原則。處理集體上訪中,堅持原則與解決實際問題是辨證統一的關系,堅持原則是前提,解決實際問題是堅持原則的具體體現。因此,在具體工作中,一方面,對群眾的合理要求必須盡可能幫助解決,一時不能解決的,也要講明情況,取得理解。特別是群眾反映領導干部違紀違法的問題,必須認真調查,弄清事實,嚴肅處理,取信于民。另一方面,對提出無理要求尤其是利用集體上訪向當合政府施壓的“上訪專業戶”,必須堅持原則,決不能遷就照顧。對有意制造事端、造成惡劣影響的,必須依法嚴肅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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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意的“五個問題”
在態度上要表明一個“不贊成”。上訪是人民群眾的權利,正常的上訪,黨和政府是歡迎的。但是,應該根據《信訪條例》向群眾講明白:集體上訪的危害性大,我們是不贊成的;利用集體上訪向組織施加壓力,更是不可取的。從事信訪工作的同志在講這些道理時應當理直氣壯,而不應當遮遮掩掩。
在接待的態度上要做到一個“誠懇”。我們不贊成集體上訪,但集體上訪一旦形成,我們無法回避,更不能回避。接待來訪時,我們的工作人員要做到誠懇耐心,切忌在群眾“火頭”上以硬碰硬,否則,“火會越少越大”。在接待中要采取“四要四不要”的方法,即:要說暖人心的話,不要埋怨、諷刺群眾;要說實話,不要打官腔;要說適度的話,不要說過激的話,也不要為了一時痛快而亂表無法實現的態;要說明確的話,不要模棱兩可,給群眾一種無法實現的感覺。只要我們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相信絕大多數群眾是通情達理的,顧全大局的。
在處理上要分清一個“是非”。對待集體上訪,我們要注意分清不同情況,區別對待。對集體上訪中群眾反映的正當、合理的要求,要按照有關政策秉公辦理,不推不拖,切實解決好;對提出過高要求或事實不確鑿的,要搞好疏導,引導他們正確理解黨的有關方針、政策;對確屬無理取鬧的,在教育無效的前提下,應當采取強制措施,防止事態擴大;對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集體上訪攻擊黨和政府的,必須堅決給予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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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答復上要體現一個“統一”。對集體上訪反映的問題,要按照黨的有關政策,給予正確答復,防止政出多門、說法不一的現象,以免造成工作的被動。更不能不負責任,隨意亂表態,且前后矛盾,刺激群眾情緒,使事態升級、惡化。
在方式上要突出一個“快速”。俗話說:“小洞不補,爛到一尺五。”對上訪群眾提出的問題,要進行綜合分析,區別不同情況,積極提出方案,迅速解決,不能推、拖、躲。
(三)做好的“四個方面”
必須大力加強維穩機制建設,構筑維穩工作齊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所有群眾性事件的產生、發展與相應社會管理部門都有著密切的關系,信訪工作必須堅持預防為主、綜合治理的指導思想,在黨委、政府統一領導下進行,并將之列為各級各部門的重要工作內容,充分明確責任,深入動員和緊緊依靠各部門和全社會力量來共同參與。堅持黨政領導一把手負總責,分管領導具體抓,其他領導協助抓。進一步落實領導包案化解責任制度,建立事權統一、責權統一的工作機制。相關部門都要建立必要的聯席會議制度,定期分析預防群體性事件的動態情況,研究對策,制定、完善工作預案,提高預防控制能力。要在黨政機關中廣泛開展廉政勤政教育和作風整頓活動,改進工作作風,教育各級領導干部關心群眾疾苦,關注群眾呼聲,解決群眾憂患,改善干群關系。
必須切實加強群體性上訪情報信息工作,建立健全預警處理機制。從以往發生的群體性事件來看,絕大多數是完全可以預防的。可以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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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而未能預防的,其主要原因是早發現、早報告、早控制的預警處理機制沒有得到很好落實。堅持“三早”,既可以有效地防止和避免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又可以把群體性事件妥善處置在初始階段和萌芽狀態,把群體性事件的影響和損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否則,就會導致群體性事件不斷發展、升級。落實“三早”預警處理機制,關鍵是要建立六項制度:一是健全情報信息網絡,在重點地區、企業和單位內部建立維穩信息員,在群體性事件多發單位和群體周圍健全情報信息網絡,及時掌握不穩定因素動態。二是健全不穩定因素排查制度,實行規范化臺帳管理。三是健全“五個一”工作機制,對排查出的重大問題采取“一個問題、一名領導、一套班子、一個方案、一抓到底”的辦法解決,實行掛牌督辦。加強領導包案制度建設,包案領導要切實起到牽頭協調作用,督促責任單位加大矛盾化解工作力度。四是健全矛盾糾紛調處制度,不斷完善矛盾糾紛調處防范網絡,努力使矛盾糾紛得到就地化解和穩控。五是健全信訪工作領導責任制,進一步落實群眾來信來訪的登記、查辦、督辦、結案、反饋制度,領導接待來訪制度,信訪聯席會議制度,使群眾合理合法的訴求能夠得到及時解決。六是落實責任追究制度,按照“屬地管理和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對于工作不力釀成重大群體性事件的,要堅決實行維穩責任追究。
必須積極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增強廣大公民的民主與法制意識。各街道(鄉鎮)要在黨委、政府統一領導下,大力開展法制宣傳教育活動,一方面增強公民的民主意識,使其能夠正確對待和處理利益矛盾,減少群體性突發事件;另一方面加強對公民的法制教育,使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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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懂法、守法。既要學會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又能自覺履行法律規定的各項義務。當前,要結合普法教育,大力宣傳《信訪條例》、《治安管理處罰法》、《刑法》、《土地法》、《森林法》、《水法》等法律法規,引導群眾正確對待和處理國家與自家、全局與局部、整體與個人的利益關系,正確處理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之間的關系。絕不允許為了個人利益而藐視法制,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權益,危害社會穩定。同時,要利用典型案例以案釋法,及時打擊借群體性事件乘機進行違法犯罪的個人和組織,公開揭露組織、策劃、煽動鬧事等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違法犯罪行為,使廣大群眾充分認識參與群體性事件的危害,做一個知法、懂法、守法的好公民。
必須堅持黨委、政府的統一領導,正確對待和慎重處理群體性事件。對于各類群體性事件,要堅持黨委、政府統一領導、協調處置的原則,根據群體訴求,組織相關職能部門和當事人主管部門到場解決。一是當事人主管部門領導要敢于面對矛盾,絕對不能回避矛盾、逃避群眾。二是根據處置預案要明確現場處置責任人,迅速組織處置人員趕赴現場,控制事態,開展工作。三是誠心誠意聽取群眾的意見、批評、建議和要求,增強責任感。通過面對面的教育,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有效引導群眾的情緒得到合理釋放。四是及時確定適當的臨場處置人員。要選擇業務和心理素質較強、臨危不懼、頭腦清醒的干部負責臨場處置工作,以便能在現場迅速把握控制局勢,正確解釋相關法律和政策規定,耐心細致地答復鬧事群體提出的問題。同時,要充分利用掌握鬧事者底細的各種關系人開展工作,建立信任、方便溝通,精心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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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處置工作打好基礎。五是公安機關要組織足夠警力到現場維持秩序,必要時要對現場情況進行密錄、密拍,防止少數不法分子借機滋事并利于事后依法對相關責任人進行處理。六是要堅持“教育爭取大多數、孤立打擊極少數”的原則,詳細收集相關違法犯罪證據,查處首要、骨干分子。群體性事件雖然大多屬于人民內部矛盾,但在發展過程中極易被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因此,在事前教育、事中化解的同時,要對極少數性質已經轉化,嚴重違法或觸犯刑律的,應及時予以制止并加大打擊力度,形成威懾。七是落實事后的安撫工作。一方面,要教育廣大干部尤其是基層干部,要站在維護社會政治穩定的大局去觀察、分析和處理問題,依靠群眾,相信群眾,努力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恪守為民之責,多謀富民之策,多辦利民之事,切實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落到實處。另一方面,要切實做好群體性事件發生后的矛盾化解工作,對引發群體性事件的主要原因,要深入進行剖析,搞清楚事件引發的背景,盡最大可能將群眾所反映的問題及時給予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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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如何處理群體性上訪
二、處理群體性上訪事件對策及建議
要解決好信訪問題,必須以改革創新的精神,進一步加快信訪理念和工作方法的轉變,按照“重心下移,工作前移”的要求,不斷豐富和拓展信訪工作的內涵,逐步探索具有特色的信訪維穩工作新模式。
在實際工作中,我們應重點做好以下工作。
(一)建立健全干部作風“整頓機制”,解決辦事不實的問題。
干事創業,干部作風是關鍵。一要端正工作態度。教育引導廣大干部職工牢固樹立“群眾利益無小事”的思想,始終做到老老實實做人、扎扎實實做事。要變群眾上訪為領導“下訪”,經常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傾聽群眾意見,關心群眾疾苦,疏通群眾反映問題與解決問題“雙向渠道”。二是要突出工作重點。要堅持領導包案及部門包村活動,面對面地開展群眾工作,并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示范引導機制。三要加強誠信建設。高度重視黨委、政府和領導干部的誠信建設,做到言必信、行必果,按時兌現向群眾作出的各項承諾,取信于民。
(二)建立健全矛盾糾。紛“排查機制”,解決情況不明問題。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一是構建信訪排查工作體系。要按照關口前移的要求,定期和開展矛盾糾紛大排查活動,集中解決一批帶有傾向性、苗頭性的問題。要增強工作的超前性和預見性,特別是對容易引發群體性事件的敏感問題,要早發現、早介入、早掌控、早解決,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越級上訪事件。二是疏通信息掌控渠道。要加強信息隊伍減少,豐富信息收集渠道,及時準確掌握預警性、內幕性信息,并建立快速反映機制,做到未動先知、一動就知,為領導決策和快速處置問題提供可靠依據。要疏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通過開展民主議事園、民主聽證會、居民論壇等活動,讓群眾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達意見訴求。三是嚴格落實領導責任制。對排查出來的問題,堅持就地解決的原則,實行解決問題定領導、定措施、定時間、定責任,包調查、包處理、包穩定、包鞏固“四定四包”工作責任制。要講求工作實效,對前期已處結案件定期“回頭看”,當前了解
上訪人對處理結果的滿意程度,及時穩定情緒,避免產生重復訪和糾纏訪。
(三)建立健全領導干部“接訪機制”,解決效率不高問題。要鞏固深化領導大接訪活動,在創新內容、完善程序、提高效率上下功夫。一是狠抓領導帶頭。繼續實行縣、市(區)委書記帶頭、領導干部參與、鄉鎮部門聯動接訪工作機制,細化公示、接訪、包案、落實四個關鍵環節,形成工作合力。二是狠抓事項解決。對能夠現場答復的問題,現場予以答復;對一些不能及時辦理的案件,可由縣聯辦實行統一登記受理,按照“屬地管理、分級負責”和“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明確責任鄉鎮和部門,抓好處理落實;對一些疑難案件,召開有黨政主要領導、分管領導和相關部門主要負責同志參加的案情分析會,逐一研究,及早解決。三是狠抓督查考核。嚴格落實“一崗雙責”責任制,實行領導首接負責制,加強對重點信訪案件的督導工作,把信訪工作納入績效考核,對因工作不力發生重大信訪事件,從而影響社會穩定的,實行一票否決,取消班子一切評優資格,并追究相關責任人的責任。
(四)建立健全多方聯動“民調機制”,解決訴求不暢問題。
按照“黨政統一領導、政法綜治協調、依托司法信訪、部門配套聯動、社會廣泛參與”的原則,建立起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三位一體的“大調解”工作格局。一是織密“調解互聯網”。在縣一級,成立區調解工作聯席會,負責指導和協調全縣社會矛盾糾紛的調解工作;在鄉鎮一級,普遍設立群眾訴求中心,依托基層站所,具體搞好矛盾調處;在村(居)一級,設立黨員談心室、法律咨詢室等。二是織密“信息情報網”。依托大社區網格化管理,在每個社區網格建立信息情報員隊伍,對發現的各類矛盾糾紛,能夠調處的隨時進行調處,不能立即調處的及時向網格信息員匯報,由鄉鎮群眾訴求中心幫助協調解決。三是織密“調解聯動網”。充分發揮人民調解的基礎性作用,強化行政調解,改進司法調解,在縣調解委員會統籌協調下,整合各級訴求中心與法院、檢察院、公安、司法、信訪、民政、法律援助機構等力量,建立起交流聯動機制,形成矛盾糾紛調解的工作合力。
(五)建立健全村班子“轉化機制”,解決能力不強問題。
實踐證明,信訪量大、群眾意見多的地方往往是村級班子建設薄弱的地方。要大力加強以村(居)黨總支為核心的基層黨的建設,夯實基層基礎,維護社會穩定。一是選準配強村(居)黨總支書記。建立健全村(居)工作規范,對黨總支、村委會的職責權限作出規定,明確黨總支的核心地位。理順村級關系,杜絕“兩張皮”現象。堅持抓好后進村班子整頓。要將后進班子治理整頓作為黨建工作的重點,對梳理排查出的后進班子,集中力量重點整治,確保收到“轉化一個村,影響一大片”的效果。對個別邪惡勢力猖獗、群眾反映強烈的村,應逐一分析情況,落實治理措施,靠過硬的手段開辟工作新局面。三是提高農村黨員隊伍整體素質。制定完善農村黨員管理辦法,加大教育培訓力度。將黨員管理納入制度化軌道,啟動“一村一名大學生”工程,強化村級信訪工作力量。嚴把基層黨員入口關,改善黨員隊伍結構。
(六)建立健全弱勢群體“幫扶機制”,解決用情不真的問題。
要按照黨的十七大“五用”目標要求,深入實施“民生工程”,密切干群關系,融通干群感情。一是實打實地替群眾著想。在制定政策時,應做到“四個不出臺”:凡是不能使多數群眾受益、得不到多數群眾理解和支持的政策不出臺;違反市場經濟規律的強制性措施不出臺;思想工作沒有做好,可能引發事端的政策不出臺;保護部門利益和少數人利益、與民爭利的政策不出臺。二是實打實地為群眾解難。要想方設法挖掘安置潛力,推廣建立勞動保障工作站和“零失業”社區,幫助下崗失業人員實現再就業。對生活確有困難并符合低保條件的家庭,按程序落實低保待遇,做到應保盡保。對因病、因災、因學等原因致貧的,及時落實醫療救助和臨時救助措施,幫其渡過難關。三是實打實地向群眾傾斜。根據財力增長狀況,逐年加大對社會事業發展的投入,盡快形成與財力增長相適應的公共財政投入機制。在資金投入上,注意向偏遠地區傾斜,向社會保障、社會救助等涉及困難群眾的事業傾斜。要完善統籌城鄉的公平教育、社會保障、文化服務、醫療衛生和科技服務體系,大力發展農村公共事業,逐步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第四篇:普通高中學生物理學習困難形成原因的調查與思考1
普通高中學生物理學習困難形成原因的調查與思考
孟玉庭
(上海市香山中學200135)
一、問題的提出:
筆者在多年的物理教學中發現,許多初中物理學得不錯的同學到了高中學習物理卻感到很吃力,甚至一些中考物理成績達到90多分(折算后)的學生,到了高中(尤其是高一)連考及格都很困難。為了探究高中學生學習物理困難形成的原因,筆者在教學工作之余對高中學生做了一些的調查工作。
二、調查方法與結果:
通過座談、問卷及專項調查等方法,對我校高一166名同學,高二172名同學就物理學習情況進行了調查。發出問卷338份,收回有效問卷331份。
調查時間2002年4月。調查結果如下表:
表三學生完成作業情況-1-
表六學生喜歡的教學形式
三、調查結果分析與思考:
1.對調查結果的分析:
通過調查發現,高中學生學習物理困難的原因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由表一可以看出,在學習物理的目的方面存在一定的差異,導致學生在學習物理的過程中對物理課的重視程度不夠,學習動力不足,付出的努力很小,得到的結果自然不理想。
第二.由表二和表三可以看出,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學生學習物理非常主動,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同學基本能按照老師的要求學習,但欠主動。百分之四十左右的學生基本上是應付差事,根本談不上學習的主動和自覺。由于多數學生只是被
動地完成教師布置的學習任務,甚至一部分學生抄作業或不做作業。所以有一些同學學習成績不理想也就不難理解了。
第三.由表四可以看出,多數學生喜歡自己動手做實驗。由于物理學是以實驗為基礎的學科,學生在動手做實驗的過程中,會遇到各種問題,學生根據實際問題運用物理規律去分析、思考,最終解決問題。在實驗的過程中結合實際問題,可以鍛煉學生的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少數同學不積極實驗,遇到問題不認真思考就錯過了提高自己能力的機會,物理成績不理想也就成了必然。
第四.由表五可以看出,由于受傳統思維定勢的影響,認為高中物理難學,在心理上產生不自信和恐懼感,再加上一部分同學不注意找出物理情景中的內在聯系,解題抓不住要害,久而久之造成一部分學生學習物理的信心不足,遇到困難繞道走,學習成績很難有大的突破。
第五.由表六可以看出,教學形式對學生的學習情況也有一定影響。傳統的教學形式已經不能適應現代教學,學生喜歡用現代教學手段上課。舊的教學模式已經越來越不受到學生的歡迎,成為影響學生成績提高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應引起物理教師的高度重視。
2.對調查結果的思考:
那么怎樣盡快幫助學生適應高中物理學習要求,成功跨上高中物理臺階呢? 我覺的應從以下幾方面努力:
(一)、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習慣和思維習慣
良好的學習習慣是學生學好每一門功課的前提。學習物理也一樣,許多同學物理成績提不高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習慣不好,也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不會學習。如:一些同學做作業,總是一邊翻書找公式,一邊解題,等考試時把書拿走,題也就不會解了。還有一些同學經常是題目沒讀完,沒完全理解題意就開始解題,結果費了很大勁,題還是解錯了。高中物理的概念、規律比初中物理更抽象,許多問題的設置不象初中物理較容易找出其中的聯系,容易解決。而高中物理問題的解決,只有在“吃透”概念和規律的基礎上,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最佳途徑。而要“吃透”物理概念和規律,僅靠老師的分析,講解是不夠的,必須完成一系列學習環節,才能真正做到理解和掌握。例如老師在上課時,強調注意力集中的基礎上,要求每個同學都有一本草稿簿,便于邊聽課邊在草稿紙上演算、分析,做到聽課手腦并用。解題時要讓同學養成邊思考邊畫草圖的習慣,提高利用圖形、圖
象、框圖進行分析的能力。蘇霍姆林斯基說過“教會學生把應用題‘畫’出來,其用意就在于保證由具體思維向抽象思維的過渡”。實際上,由文字到示意圖的思維跨度非常大,有時學生問問題時,教師可能會無意中畫出示意圖,而此時學生的問題已經得到解決,關鍵就在于學生不會畫圖。因此,在教學方法和學生學習方法指導上,應加強圖象圖景的教學。一方面在平時教學中,要重視教學中示意圖畫法的訓練。教會學生如何通過審題,畫示意圖,從易到難,逐步消除思維障礙,這一過程教師不得包辦代替學生的思維過程。另一方面在學生的學習練習過程中,重視畫圖習慣的培養。要求學生解題時先畫圖。只有培養和訓練學生良好的學習習慣,才能使學生學會學習,才能逐漸脫離老師和書本獨立運用物理規律解決實際問題,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物理規律。
在我多年的教學實際中我覺得還要注意培養學生的審題習慣。當學生拿到試題時先不要急于解題,而應仔細讀題,注意分析“關鍵字”,找出解決問題的有用信息,排除干擾信息,確立研究對象和物理情景,運用示意圖幫助理解題意,應用所學的物理知識,尋找物理對象變化過程中滿足的定量和定性的規律,直至解決問題。
(二)、做好初、高中教學銜接工作
高中物理是初中物理的延續和提高,初中學生進入高中以后,高中教師應當切實了解學生已經掌握了那些知識,認真分析學生已有的知識水平,選擇恰當的教學方法,達到使學生把舊知識同化成新知識的目的。為此,要求教師在備課時仔細琢磨高中教材所研究的問題跟初中教材曾研究的問題在語言、方法、思維特點等方面進行類比,找出存在的差距和內在聯系,明確新舊知識之間的聯系與差異,確定課堂教學方法,通過啟發指導,使學生順利的利用新知識來同化舊知識。例如初中物理主要用數字運算,而高中物理主要運用字母運算。要培養學生做作業先進行字母運算,再代入數據計算。初中物理中對速度概念的要求只限于數量關系,而在高中不僅要掌握數量關系還要理解運動方向。這就增加了學習的難度。在大多數情況下,初中物理教學及有關問題的訓練,往往直接給出簡化后的物理對象或物理圖景,因而在問題的處理上,學生缺乏對物理對象和物理場景做理想化處理的方法和能力。在高中的物理教學中必須重視圖象圖景的教學,加強學生知識遷移能力的培養,加強抽象的物理規律與形象的實際情景的緊密聯系,提高學習的效率,更好地掌握所學的知識。
在減小高、初中物理知識之間的跨度同時努力減小學生的心理跨度。教師在教學中有意識、有目的,按照知識的深淺以及問題的難易程度,把學生做的練習題分為A、B、C等幾個級別,針對不同學生的認知水平和智力情況,有計劃、有步驟的對他們進行訓練,使他們能感覺到進步,嘗到學習的樂趣,增加自信心。
(三)、采用最佳的課堂教學手段,提高學生學習物理的興趣和學習效率
傳統的教學觀念已經越來越不適應現代教學的要求,現代教學要求從教師中心轉移到學生中心,教師的作用是教會學生學習,學生要學會如何學習,教學不僅僅滿足于傳遞和儲存知識,而應該更努力地追求獲得知識的方法。現代化教學手段的發展順應了這一潮流,它們的共同特點是讓學生自主學習。現代教育提倡教學形式多樣化,從封閉的課堂走向開放的課堂,從接受書本知識為中心的傳授功能擴大到知識運用和能力培養的發展功能。在這方面,多媒體CAI正好滿足了要求。高中學生喜歡教師演示與CAI動畫模擬的教學方式,它們兩者的結合可以很好的互補,既避免了單調的說教,也避免了缺乏真實、說服力不強。可以大大提高學生學習物理的興趣,從而提高學習效果。這就要求物理教師盡快掌握現代教育技術,運用先進的教育手段教學,提高教學效率,適應現代教育發展的要求。
參考文獻
1. 中學教師物理教育研究方法(教育科學出版社)1999
2. 高中物理課堂教學設計(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3. 王孝玲教育統計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6
4. 陳梅普通高中南女生物理學習差異形成原因的調查與思考(中學物理教學參考)2000.7
2002年8月
第五篇:城鄉收入差距形成原因調查
話題緣起 縮小貧富差距,實現社會公平是今年“兩會”上最熱門話題之一。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的收入普遍提高,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與此同時收入差距也在逐漸拉大甚至懸殊,成為困擾我國改革和發展的一大社會難題,并直接影響著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如果說貧富差距擴大是經濟發展過程中一道繞不過的坎的話,那么有效遏制不合理貧富差距,合理兼顧效率與公平,更好地統籌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和利益要求,則是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解決的問題
人們在探討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時,提出了種種解釋。有一種觀點認為,“收入差距主要是市場發揮作用的一個正常結果,”因此“市場取向的改革”是收入差距擴大的直接原因。持這種看法的人,不管是否意識到,他們的觀點必然會得出這樣的邏輯結論,縮小收入差距的有效辦法是限制市場機制,最好取消市場經濟。顯然,這樣的結論是不能接受的。
我們知道,庫茲涅茨提出了收入分配的倒U假設,意思是說,在經濟發展初期,會出現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態勢,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收入分配差距會逐漸縮小。我不想討論庫茲涅茨的倒U假設對中國是否適用,而是想沿用庫茲涅茨的研究方法,探討一下中國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
地區差距擴大的根本原因在于經濟發展速度的差異
中國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擴大的現象,最突出地表現在不同地區之間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從全國來說,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的差距有所擴大。在一個省內不同地區的居民收入差距也有明顯擴大的趨勢。
造成東部與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經濟發展速度。地區居民收入差距本質上是一個經濟發展問題,而不是采取了市場取向的改革思路。改革開放以來,不論東部沿海地區或中西部地區,都出現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例如1991年至2003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遞增率,廣東省高達21%,貴州省為14%,與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比較,貴州14%的年增長率也是相當高的,但是與廣東等沿海地區相比,差距迅速拉大。這樣就得出一個判斷,中國地區差異的擴大,是在各地區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發生的,是前進中的問題。當然我們不能因為是前進過程中的問題而掉以輕心。中央多年來已采取了有力措施,推動了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在于二元經濟結構
中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第二個表現,就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三大差別之一,是歷史遺留下來的老問題。但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但沒有隨著經濟發展有所縮小,反而有所擴大,則是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實際上是二元經濟結構的反映。農民從事的產業是傳統農業,傳統農業的勞動生產率比較低,劉易斯認為只能“維持生計”。農民收入低是傳統農業的產物。城鎮居民從事的產業,劉易斯稱之為“現代產業”,就是現代制造業、信息業和服務業。現代產業的勞動生產率高,職工能夠得到較高的工資收入。所以,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二元經濟結構的產物。正確的政策思路有兩條:一是把傳統產業改造成為現代產業,從而從根本上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二是將傳統產業中大量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的現代產業中去,從而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現在的問題是,傳統農業改造成為現代產業的速度
不理想,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也遇到了一些困難。中央已經發現了這些問題,高度重視“三農”問題,取消農業稅等一系列有力措施,已經對從根本上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貧富差距的成因符合庫茲涅茨的倒U型假設
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第三個表現是,在城鎮居民中先富裕起來的群體與貧困群體的收入差距有所擴大;農民中先富裕起來的群體與貧困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有所擴大。這是最為人們關注的收入差距擴大的現象。
先富群體與貧困群體之間收入差距擴大原因有多種,第一,占有資產等要素多少不同,而且隨著市場經濟的發育,資產等要素帶來的非勞動收入可能還會有所增加,這就使可以取得非勞動收入的群體與貧困群體收入差距出現繼續擴大的趨勢。第二,人力資本投資多少不同。人力資本投資的差別表現為工資收入的差別是世界各國普遍出現的一個經濟社會現象。隨著勞動力市場的發育,人力資本投資差距造成的收入差別越來越明顯。這種差別表現在能不能找到工作以及工資收入多少。第三,體制等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目前的就業體制、社保體制等不盡合理,有可能造成某些群體的收入高一些,某些群體的收入低一些。
由此得出結論,收入差別產生的根本原因是經濟發展問題,而不是市場取向的改革思路。這符合庫茲涅茨的倒U型假設,即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長期趨勢可以假設為,在經濟增長的早期階段會迅速擴大,爾后暫時穩定,在增長的后期逐漸縮小。目前中國可能正處于收入差距擴大的階段。
當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既有體制的因素,也有政策的因素;既有市場競爭的因素,也有行政壟斷的因素;既有歷史積累的因素,也有經濟發展階段的特定因素;既有正常的因素,也有不正常的因素。主要因素是:由過渡體制弊端和法治漏洞造成的公有資產流失和不公平競爭;歷史上形成并繼續擴大的城鄉差距和工農差距;由市場扭曲造成的企業和個人在經濟上的分化;由某些傾斜政策和行政性壟斷造成的地區差別和行業差別;由自然地理因素造成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差別;由于財政轉移支付功能缺乏和社會保障制度缺陷而未能抑制差別迅速擴大等。
最突出問題不是收入的不公平,而是機會的不平等
平等的不一定是公平的,而公平的可以是平等的,也可以是不平等的。如對于市場經濟來說,平均主義的分配就是不公平的。目前最突出的問題實際上不是收入的不公平,而是機會的不平等,或者是由不平等導致的不公平。
機會平等被看作是實現社會收入公平的根本途徑,這種源于現代福利經濟學的觀點,把社會成員的經濟平等規定為機會平等和結果的公平。機會平等的意思是,所有具有工作能力的人,其就業、投資、職務升遷、賺錢盈利的機會都是均等的,作為競爭主體他們都處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結果的公平指個人的努力與所得的對稱。一個人只要有能力,勤奮努力,抓住機會,就可以從低收入者進入高收入者行列,所以機會平等可以促進結果的收入公平。機會平等意味著對身份特權的否定、對財產權的有效保護、對未來均等機會的開放。
機會平等關鍵要有有效的市場機制和合理的政策機制
在機會平等中改善公平,關鍵在于兩個方面:一是有效的市場機制,二是合理的政策機制。
現在的收入分配不公首先是市場平臺的不公,遠沒有形成統一開放、有序競爭的市場格局。如目前的要素市場沒有市場化,距離統一、開放、競爭、有序這四個要求差距很大。勞動力市場依然受到城鄉二元體制的阻隔、土地市場受到產權模糊的約束、資金市場受到若干歧視政策的影響。
即使是市場機制運行良好,它所帶來的收入分配格局也不能說是正確、合理、公平或合乎道德的。市場競爭機制本身有加劇貧富差距的特性。因此,政府有責任通過政策機制對過大的收入差距進行補救,如對弱者的援助、對壟斷的遏制、對收入的調節等,從而改善公平。
機會平等核心是保證受教育機會、就業機會和起點公平
推進機會平等,要在制度上保障人民平等競爭的權利,核心是保證受教育機會、就業機會、社會保障方面的起點公平。
每個人的能力不等、貢獻不同。之所以貢獻不同,基本問題是他們所受的教育不同。社會成員受教育程度的高低與其收入的多少成正比例關系,受教育機會的不均衡導致了收入的巨大差距。柬埔寨、尼泊爾、越南這些人均GDP是中國1/3的國家,都在教育上完全免費了,中國現在完全有能力讓農村的義務教育免費,同時對農民工和城市失業人員進行培訓和職業教育。
中國目前有近8億農民,占總人口的60%以上,但農業在經濟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卻不到15%。據估計,目前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多達3億—4億。如果一大堆人擠在一小塊土地上的情況不改變,那中國的農民怎么也不會富起來。因此,必須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進程,并使他們享有平等的就業機會。
社會保障體系十分不足。覆蓋勞動者的養老保險只有20%,醫療與失業保險的覆蓋率不到20%。良好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僅有利于起點公平,也是市場競爭的社會安全閥。
強化稅收調節功能
稅收是國家調控經濟的重要杠桿之一。強化稅收的調節作用,對于縮小貧富差距,促進和諧社會的建設,有重要意義。
擴大消費稅征稅范圍
消費稅是我國流轉稅中以調節消費結構,引導消費方向為主要特征的稅種。現行消費稅的征稅范圍比較窄,只對11類產品征收。為了更好地發揮消費稅對消費結構和消費行為的調節作用,應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逐步擴大消費稅的征稅范圍,如在適當提高名牌轎車消費稅負擔的同時,把高爾夫球等高檔休閑娛樂項目列入征稅范圍,調節高收入者的收入。
個人所得稅應重點調節高收入者
我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制是1994年稅制改革時制定的,隨著形勢的發展,已暴露出不少問題。如征稅的目標不夠明確;實行分類征收制,不能體現量能負擔的原則;費用扣除制度不夠完善,費用扣除額過低;稅率檔次過多,規定復雜;沒有把個人的各種收入項目納入征稅的范圍等等。筆者認為,應進一步完善個人所得稅制。首先,在指導思想上,要明確我國個人所得稅在現階段應以調節收入特別是高收入為主、組織財政收入為輔;其次,應改分類征收制為分類綜合征收制,改按月、按次征收為按年、按次征收;再次,規范稅率,貫徹合理負擔原則。按照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簡稅制、低稅率精神,筆者建議,個人所得稅的稅率設計應以保護低收入者、適當照顧中等收入者、重點調節高收入者為原則,對綜合所得征稅實行超額累進稅率,對分項征收的所得則繼續實行比例稅率。對按年計征的綜合所得實行5%~40%的5級超額累進稅率:年應稅綜合所得額在2.5萬元以下的,稅率為5%;超過2.5萬元至8萬元的部分,稅率為12%;超過8萬元至25萬元的部分,稅率為20%;超過25萬元至75萬元的部分,稅率為30%;超過75萬元的部分稅率為40%。最后,規范減免稅,調整費用扣除標準。除撫恤金、救濟金、離退休工資、見義勇為獎勵金等少數列舉的收入給予免稅外,其余各種收入如各類獎金、補貼等都應列入征稅收入的范圍。費用扣除標準應考慮撫養子女、贍養老人,以及教育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醫療制度改革、保險費用支出、物價變動等所帶來的影響,允許以家庭為單位計算納稅。不同家庭人口結構不同,費用開支不同,費用扣除額應當有別。如一時難以按各個家庭的實際情況確定費用扣除額,也可繼續實行法定費用扣除制度,但不搞“一刀切”。對個人所得稅的費用扣除標準也不應“一刀切”,建議由中央統一規定個人所得稅的幅度費用扣除標準,具體標準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確定。此外,應強化對個人所得稅的征收管理,改變目前個人所得稅主要依靠代扣代繳,主要來源于工薪階層的狀況。
改革財產稅制:開征物業稅、遺產稅和贈予稅
財產稅是所得稅的補充稅,是在所得稅對收入調節的基礎上,對納稅人占有的財產作進一步的調節。財產的多少反映著納稅人的貧富,因此,財產稅調節的重點是富人。強化財產稅的調節作用,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當前,我國的財產稅稅種單一,制度不規范,內外不統一,稅負不合理,應加以改革和完善。按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開征物業稅的設想,應把現行的房產稅、城市房地產稅、土地增值稅、契稅以及政府對開發商憑借政治權力征收的費如綠化費、防洪費、人防設施費等合并為物業稅。在稅率上,全國宜采用幅度比例稅率,定為0.5%~2%比較合適,適用稅率由省級人民政府確定。另外,應建立健全納稅人財產的認定和申報制度,創造條件,開征遺產和贈予稅,充分發揮財產稅的調節作用。
健全特定行為稅制度
為了加強對高收入的調節,逐步縮小貧富差距,要進一步完善車輛購置稅和車船使用稅制度,在合并車船使用稅和車船使用牌照稅的基礎上,合理確定征收標準,強化征收管理,發揮特定行為稅的調節功能。
創造條件開征社會保障稅
在發揮稅收調節高收入的同時,也應發揮稅收對低收入者的扶持作用。近年來,我國城鄉低收入者和困難群體的人數在不斷增加,必須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在建立健全城鄉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和社會保障統籌制度的基礎上,積極創造條件,改社會保險費為社會保障稅,通過稅收形式保證社會保障基金的收入來源,切實保障低收入者的生活,解除勞動者的后顧之憂。
改革分配制度 理順分配關系
國際經驗表明,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均收入達到1000美元左右的時候,將進入一個非常關鍵的發展期。這一時期,社會經濟結構發生深刻變化,社會階層多元化,社會利益關系復雜化,是社會問題多發期。目前我國正處于這樣一個時期,我們必須吸取國際上的經驗和教訓,正確應對當前出現的各種復雜的經濟與社會問題。尤其需要引起我們重視的是城鄉居民的收入分配問題,要逐步形成公平的收入分配機制,努力實現個人收入分配的社會公平。
目前在世界上普遍被認同的分配公平的判斷標準是公民收入差距適中。差距過小,趨于平均化,顯然不能形成激勵機制,不利于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反之,差距過大,貧富懸殊,將會導致一系列的社會問題,甚至出現社會的激烈動蕩,從而也不利于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我國目前的收入分配狀況已經從改革開放前過于平均轉變為差距過大,并且存在許多分配不公的現象。這些現象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勞動力價格雙軌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相同崗位以及素質相近的勞動者,在同一區域無論在什么企業工作,其收入水平理應差不多。但現實并非如此。這種現象實質就是勞動力價格的雙軌制,即市場化與非市場化兩種勞動力價格。物價雙軌制在市場經濟中的不公平性是顯而易見的。同樣,勞動力價格的雙軌制對于不同軌的勞動者來說,也明顯是不公平的。
二是國有壟斷行業收入明顯偏高。行業之間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是一種正常現象,但問題是國有壟斷性行業始終維持著大大高于競爭性行業的收入水平,這就有失公平了。這既可能是制度安排不合理,也可能是制度執行上存在問題。
三是農民工收入偏低。我國長期存在城鄉與工農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近十年來,無論是人均GDP還是城鄉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唯獨農民工工資升幅不明顯。這種狀況已導致目前使用農民工較多的企業明顯感到了招工難。
我國現階段收入差距過大,分配不公的問題已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也受到了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溫家寶總理在剛剛閉幕的第十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整頓和規范分配秩序,逐步理順分配關系,努力解決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促進社會公平。”縮小過大的收入差距,實現收入分配公平,當然不是走平均主義的老路。對于高收入人群,應區別對待。要鼓勵勤勞致富,保護投資者以及高級人才的合法收入。堅決取締非法收入,嚴厲懲罰貪污、受賄、生產經營假冒偽劣產品牟取暴利的犯罪行為。
對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職工的收入分配,應建立有效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對大中型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的收入要建立規范的管理制度,同類規模企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不能過大。對壟斷性行業普通職工的收入水平應適當控制和調整工資與效益掛鉤的比例。
對非公有制職工的收入,要確保各地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資標準得到執行,保障勞動者的基本權益,并繼續完善各地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價位制度,定期向社會公布各類職業(工種)的工
資價格。
對公務員的收入分配,就我省來說,主要是規范津貼標準,各地區同級別公務員收入差距不能過大。工資(津貼)調整要參照本地區人均GDP和財政收入增長以及當地企事業單位的收入水平。
要繼續采取各種措施增加農民收入。貫徹落實黨中央和國務院關于“三農”問題的政策,加快農村工業化、城鎮化和產業化的步伐,逐步縮小城鄉的收入差距。
宣恩李家河種植班
陳洪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