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小學數學的研究三十年回顧、反思與展望

小學數學的研究三十年：回顧、反思與展望

作者:南京師范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徐文彬

盡管影響小學數學教育（核心是其中的課程與教學）的因素有很多（甚至有些至今我們可能還沒有意識或發現），但是研究者們一般都認為數學發展、社會需要與兒童發展等是三個主要影響因素。而小學數學則是在把握社會需要與遵循兒童發展的前提下，就數學發展而萃取的適應時代發展與兒童學習的“數學及其認識”，主要涉及數學思想、數學本質、數學文化、素質教育與教育觀念、課程與教學改革等內容。因此，“關于小學數學的研究”就是對上述內容的不斷深入的認識。

一、歷史回顧

對數學及其思想和本質的理解、領會與把握，應該是開展小學數學教育及其研究活動的前提條件和根本保障。有研究者通過內容分析強調指出 [1]：函數（數量之間的確定性關系，譬如，四則運算、面積計算、試算）思想最重要（貫穿數學的所有領域）；“數形結合”在小學是可能的；“寓理于算”（中國傳統數學的特征之一）的思想容易被忽視（推理是抽象的計算，計算是具體的推理，而圖形則是推理和計算的直觀模型）；而且“把變量與函數的思想、形數結合的思想和寓理于算的思想結合起來，往往能夠化難為易，化繁為簡”。更有研究者通過事例分析特別指出[2]：小學數學教師應“展示數學的本質，提高學生的數學素養”。

那么，如何在小學數學教育中具體落實“展示數學的本質，把握數學思想，提高學生的數學素養”這一目標追求呢？恐怕只有樹立數學素質教育觀、凸現數學的文化特征，并不斷地對數學教育進行反思和改革方有可能。

有研究者在肯定此前“三個轉變”（由以教為主轉向以學為主，由只重視學習結果轉向

[3]既重視學習結果又重視學習過程，由只研究教法轉向研究學法）基礎上，指出：（1）

應重新認識數學及其教育；（2）應精簡傳統的數學內容；（3）應采用有效的教學策略；

（4）應探索新的綜合的教學模式；（5）應大力提高教師素質。還有研究者在肯定“數學教育改革是科技發展、社會進步的必然趨勢”前提下和梳理“國際數學教育改革的主要發展趨勢”（如，對數學意識、問題解決、思維能力和信息交流等數學素質的關注與強調）與“我國九年義務教育小學數學教材的改革成果”（目標與內容兩方面）基礎上，進一步指出[4]：（1）應改革教學內容；（2）應更新教學思想；（3）應采用漸進的改革方式。更有研究者在揭示“小學數學素質教育的全部本質內涵”（即，“小學的數學教育，其學習的認知對象不僅僅是目的──掌握這些事實并能運用，同時也是──發展科學地對社會探求的意識、價值、方法和情感的過程”）基礎上，進一步強調其應具有四個基本特征[5]：（1）注重社會實踐；（2）培養科學精神；（3）發展創造潛能；（4）加強情感體驗。還有研究者認為，可在小學數學教育中通過以下方式來凸顯數學文化特征（傳播人類思想的基本形式、特殊的語言形式、自然與人類社會相互聯系的工具、相對的穩定性和連續性、高度的滲透性）[6]：還原數學概念的真實生命，綻放數學法則的嚴謹之美，彰顯數學思想方法的深邃，洋溢數學價值的理性精神。

今天看來，盡管道路并不平坦，但“10多年”前的這些設想與展望部分已經實現或正在部分實現。不過，仍有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探討。今天我們在強調學生主體地位的同時，如何兼顧社會發展的迫切，可能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大問題[7]：（1）如何對待“滿足學生興趣與小學數學教育的強迫性之間的矛盾沖突”；（2）如何看待“大眾數學教育與精英數學教育之間的矛盾沖突”；（3）如何處理“數學專家的建議與學校數學教育目標之間的差距”；（4）如何把握“小學數學教育目的的功利性與過程的非功利性之間的矛盾沖突”。其實，早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就有研究者對此（小學數學教學改革）進行過反思[8]：為什么教，即教學目的問題──知識、能力和品德；教什么，即教學內容問題──精選、增加和滲透；怎么教，即教學方法問題──手段與目的、繼承與借鑒、主體與主導；誰來教，即小學數學教師問題──政治與業務、教書與育人、工作與學習、“過教材關”。并同時對“深入開展義務教育數學教學研究”展開思考[9]：如何結合數學學科特點向學生進行思想品德教育？如何轉變教育思想面向全體學生提高教學質量（即，如何做到“教學有法、法無定式、貴在得法、妙在創式”）？如何加強與實際的聯系？如何重視數學教學評價研究（即，如何既關注評價的全面性又關注評價的實際可行性）？如何加強教師隊伍建設提高教師素質？

然而，小學數學課堂教學中始終存在著一些“科學性失誤”需要避免[10]：領悟全面分析的觀點，克服結語的片面性；堅持相互聯系的觀點，防止論述的絕對化；掌握發展變化的觀點，理清概念間的關系；運用一分為二的觀點，發揮算術解法的優勢。同時又有一些“數學教育觀念”需要切實落地[11]：包括動手實踐與主動探索的學生活動應是一種有著明確目標的自覺行為，教師應根據具體情況采取適當的教學形式；教學工作的主要目標并不是使學生建立關于相應邏輯結構的牢固記憶，而應幫助學生形成適當的認知結構；教學中既應充分調動學生已有的生活經驗，同時又應當幫助學生清楚地認識超出“日常數學”上升到“學校數學”的必要性；不應將知識、技能的學習與學生情感、態度和價值觀的培養絕對地對立起來，而應很好地實現其相互滲透與必要整合；在積極進行教學方法改革的同時，我們應注意防止理解上的簡單化與做法上的片面性，并應注意對已有傳統的繼承與發展。

二、現實反思

由上述簡要的歷史回顧可知，這30年的研究確實提高了我們對小學數學的認識。就當下的小學數學課程與教學而言，其四個內容領域（即，數與代數、圖形與幾何、統計與概率、綜合與實踐）中的知識技能固然不可或缺，但貫穿其中的數學思想方法可能更為重要，而由這些知識技能與思想方法所折射出的數學本質也應該得到必要的彰顯。

數學文化觀的提出為我們準確、系統、全面地認識數學及其發展，乃至數學思想方法的產生與運用等提供了一個更為廣闊的視角。數學的產生與發展一刻也沒有離開過社會需要的刺激加速與探究“自然的奧秘”的原始推動，而數學的精神氣質也在這刺激加速與原始推動的歷史長河中不斷地從想象走向實在：從“自然的秘密是上帝的數學設計”到“世界的本質是數字的存在”──“萬物源于比特”，從幕后走向前臺：從“揭示自然的數學結構”到“設計我們的世界結構” ──數學建模。與此同時，數學的作用可謂無處不在、無時不存。[12]

因此，關于小學數學素質教育與教育觀念，以及小學數學課程與教學改革的任何思考、謀劃與實踐，就不能不在數學文化觀的立場上來進行與展開，否則就會顯得有點不合乎事宜乃至落伍時代，更無法真正實現我國現行數學課程標準所提出的“四基”與“四能”之總體目標。

三、未來展望

數學文化發展的整體特征就是數學文化中的“數學科學”與“數學人文”之間的辨證關系在一定的“社會—文化”語境中所呈現出的總體特征。雖然作為整體的數學文化之發展我們無法觀察、歸納和概括，卻只能依靠局部的“主觀體驗”和“想象力”來建構這個整體及其特征，但努力把握數學文化發展的整體特征卻是我們開展小學數學課程與教學研究的前提或基礎乃至出發點。

當代數學文化發展的整體特征主要有以下幾點：（1）數學是辯證的輔助工具和表現形式；（2）數學的技術特性越來越明顯，甚至有人放言，高科技的核心乃是數學；

（3）數學的統一性主要突出體現在不同的數學文化傳統之間的趨于一致，而非數學理論的統一；（4）數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交叉互動已經成為數學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

因此，站在數學文化觀的立場來開展有關小學數學的思考與研究，就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努力理解并把握當代數學文化發展的整體特征：

（1）不僅要熟悉現行課程標準中的數學內容，更要力爭了解更多的現代數學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趨勢。因為現代數學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趨勢，是我們更新教育觀念和開展課程與教學改革的活水源頭之一。目前，在小學數學教育改革中，就有不少只知道自己所關注的那一個學段（甚至年級）的數學內容而不知道該學段的“上下左右”之為何物的現象，而這顯然就是所謂平常“精講多練”、考前“多練精講”、考后“訓練補救”的必然原由之一。更不要說對新思想、新方法和新趨勢的了解、消化與運用了。

（2）不僅要與教育家或教學論專家結盟，而且還要與數學家或數學工作者交朋友。小學數學研究不能僅僅局限于一般的教育學原理或教學論之原則，而應該把這原理與原則“融進”數學文化當中。而數學文化的教育原理和教學原則最好本身就來自于數學文化──數學家和數學工作者的數學研究就是這數學文化本身之一。另一方面，小學數學研究者最好也能夠兼做些數學至少是初等數學的研究工作，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在數學活動中體驗數學活動”。

（3）應努力至少使自己了解、熟悉乃至精通一門或二門現代數學的分支學科，以便真正體驗“數學地思考”和窺視“數學文化的整體特征”。這一要求可能過高，但唯有如此方見小學數學研究的真工夫。

（4）要重視“數學技術”中所蘊含的人文意蘊，而不僅僅是其“方便、快捷、高效”的工具價值，以避免“技術手段”對人的異化。技術要服務于“對人的培養”而不是訓練。因此，現代網絡信息技術支持下的數學課程、教學與學習問題就應該成為小學數學研究的一個內在蘊含而非外在強加的研究課題。

（5）勤思考并研究數學的科學性與數學的人文性之統一、教學的科學性與人文性之整體，及其相互之間的辯證關系，以整合小學數學的科學性與人文性，并以此來回應當代數學文化發展的整體特征。

注 釋：

[1] 張景中.感受小學數學思想的力量——寫給小學數學教師們[J].人民教育，2007（1

8）：32-35

[2] 張奠宙，唐彩斌.關于小學“數學本質”的對話[J].人民教育，2009（02）：48-51

[3] 周玉仁.21世紀我國小學數學教育改革展望[J].中國教育學刊，1997（06）：59-61.[4] 盧江.面向21世紀的小學數學課程改革與發展[J].課程?教材?教法，1998（10）：38-43.[5] 楊慶余.淺論小學數學素質教育的四個基本特征[J].中小學數學：小學版.1998（0

6）：1-4.[6] 李曉梅.實施凸顯數學文化特征的小學數學教育[J].課程?教材?教法，2008（11）：40-43.[7] 王維花，王永紅.對小學數學教育幾個問題的思考[J].課程?教材?教法，2002（07）：5-9.[8] 張璽恩.談談當前小學數學教學改革若干問題[J].課程?教材?教法，1985（01）：14-18.[9] 張璽恩.深入開展義務教育數學教學研究工作[J].課程?教材?教法，1991（09）：1-5.[10] 肖鑒鏗.掌握辯證思想，克服教學失誤：對小學數學教學中一些科學性失誤的思考

[J].江西教育科研，1996（01）：51-53.[11] 鄭毓信.試析新一輪課程改革中小學數學課堂教學──由若干小學數學課例說開去[J].課程?教材?教法，2003（04）：29-33.[12] 李建會.科學前沿的計算主義哲學意蘊[J].哲學動態，2012（12）：74-81.

第二篇：中國農村經濟改革三十年回顧與展望

中國農村經濟改革三十年回顧與展望

摘要：縱觀中國農村經濟改革已走過30年，每一次重大變革都與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密切相關，其實質是市場化和城鄉一體化程度逐漸加深的過程。當今中國正處于工業化的關鍵時期，城鄉差距過大和農民增收困難等問題已影響到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統籌城鄉發展將是未來一個時期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的基本背景。

關鍵詞：中國農村經濟改革；回顧；評價；展望

中圖分類號：F32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09)02-0036-04

一、中國農村經濟改革三十年回顧

中國農村經濟改革三十年的歷程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78年到1984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由“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等形式發展而來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逐步在全國推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普遍實行，使中國農村逐漸形成“鄉政村治”的二元基層治理體制新模式，也標志著農村微觀經濟組織基礎從此發生了本質改變。1982年到1984年的三個中央“一號文件”，從理論上肯定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是馬克思農業合作化理論在實踐中的新發展。

第二階段從1985年到1991年。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從理論上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向商品經濟的重大轉折，農村經濟改革也邁向市場的探索階段。改革農產品統派購制度、建立農產品市場體系是這個階段農村經濟改革的中心任務。1985年，中國開始實行農產品收購的“雙軌制”，以合同訂購和市場收購的形式取代了農產品的統購統派。蛋類、水產品、蔬菜和肉類等農產品的生產和流通在1992年前就被全面放開。其中，水產品是我國最早完全放開管制的農產品；國家對糧食和棉花則實行了較長時間的“雙軌制”，直到2004年糧食才放開生產經營，是我國最晚放開管制的農產品。鄉鎮企業在這個時期異軍突起，不但為調整農村經濟結構奠定了基礎，而且還為解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創出一條新路子。1992年，我國有鄉鎮企業2321萬家，近90％分布在行政村和自然村，共有職工約1.13億人，農村家庭人均純收入增加額中來自非農產業(主要是鄉鎮企業)的收入所占比重逐年增加，1992年高達50.66％。鄉鎮企業還把工業文明帶進了農村，客觀上要求勞動者提高科學文化、技術技能和管理水平，造就了一大批農民企業家和新型農民，加速了農民現代觀念和市場觀念的形成。

第三階段從1992年到2003年。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并發表重要講話，同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大，明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建立健全農村市場經濟體制成為這個時期的主題。由于改革初期對主要農產品流通體制的改革只涉及到收購體制，并沒有觸動銷售體制，在糧食收購價格不斷提高的情況下，購銷價格的倒掛問題日益突顯，造成糧食收儲企業嚴重虧損。1992年，國家開始改革糧食銷售體制，直到2004年，國家通過《糧食流通管理條例》，決定全面放開糧食收購價格，并將國家實行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余糧間接給農民的補貼轉為直接補貼，使農產品生產和流通真正實現了市場化。在這個時期，中國農業產業化經營迅速發展。到2002年底，各類龍頭組織帶動農戶總數超過7000萬戶，占農戶總數的30.5％，其中，每個國家級重點龍頭企業平均帶動農戶達7.6萬戶。目前，東中西部分工協作，出口型、大宗農產品型和特色型共同發展的農業產業化格局已初步形成。從1993年頒布《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開始，我國以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和其他金融為主體的農村金融體系已基本形成，有力的支持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在1984年開始實行的農村稅費制度下，農民不僅要為政府提供稅收，還要為鄉鎮和村提供各種費用或基金。由于鄉村財政供養負擔的加重和公共建設與服務對資金的需求量持續增加，不規范的農村稅費制度使鄉鎮政府和村民委員會加重農民負擔成為可能。特別是1997年以來，農民收入增長相當緩慢，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越來越突出。經過長時間的論證，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最后定位于農村稅費改革，并于2003年起在全國鋪開。

第四階段從2004年至今。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召開，胡錦濤明確提出“兩個趨向”的重要論斷，認為我國總體上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在新的發展階段，改革更加關注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考慮在工業化的中期階段與外部環境變化的背景下，如何統籌城鄉經濟發展，建立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長效機制，解決“三農”問題。2005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決議》，并作為2006年的“一號文件”頒布實施，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成為新時期農村改革的戰略任務。同年，以取消農業稅為標志，國家開始推進農村綜合改革，調整農村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環節和方面，為鞏固農村稅費改革成果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供體制保障。2008年，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總結了三十年農村改革發展的實踐經驗，凝聚了全黨集體智慧，體現了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要求，適應了中國農村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和億萬農民的共同心愿，為中國推進農村經濟改革提出了行動綱領。

二、中國農村經濟改革三十年的評價

(一)中國農村經濟改革是一場成功的變革。不論從歷史的標準還是當代世界的標準來衡量，中國農村經濟三十年的改革和發展都是一個成功的事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把原來由國家資本控制的農村土地變成兩億農戶根據社區內部成員權平均占有的土地，是一場占當時中國人口80％的農民都得到好處的改革。在讓農民承包土地的時候，國家同時把農村的公共開支和福利保障一并讓渡出去，使土地在擁有社會保障職能的同時還承擔起為鄉村財政提供財源的責任，在國家建設資金緊缺和落后經濟基礎還不足以支撐全國社會保障事業的時期，它在保持農村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的基礎上為最大限度的提取農業剩余創造了條件。面對土地產出的內在約束和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的外部限制，致富熱情高漲的農民逐漸把眼光投向非農產業，鄉鎮企業迅速發展，吸收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了農民收入。1998年以后，我國農業勞動力平均糧食產量呈遞減趨勢，土地生產率也不斷接近其生產可能性邊界，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又沖破城鄉地域界限，開始了“離土又離鄉”的進城務工，他們作為低成本的勞動力為城市建設和城市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巨額的勞動積累，彌補了資金積累的不足。三十年的農村經濟改革與發展，有效釋放了現有

二元經濟體制下農業和農村的生產能力，為實施城市和工業的優先發展戰略提供了支持和保障。

(二)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城市和工業經濟的優先發展，必然要更多的從“三農”中提取剩余。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在加快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進程中，從農業獲得的“剪刀差”收入不斷增加。改革開放后，特別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農產品收購價格指數逐年下降，其下降速度高于生產資料價格下降速度，工農業商品綜合比價指數明顯上升，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更加擴大。在城鎮化進程中，城市偏向的土地征用制度造成我國農村2000余萬農民失去土地，低價征用農民的土地使農業土地收益流失嚴重，征地“剪刀差”使農民蒙受至少2萬億元的損失。城鎮用工制度改革以后，進城務工的農民工數量激增，成為城鎮化建設和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發展的主力軍，由于較低的工資水平且幾乎不享有任何勞動與生活保險，用工“剪刀差”使農民工勞動收益被壓縮。持續時間過久的“剪刀差”使落后的農業因長期價值補償不足而失去自身發展的活力，也使農業生產的物質、技術條件沒有得到應有改善。在市場自發調節下，生產要素會從低收益的產業和區域流向高收益的產業和區域。農業是弱質產業，難以獲得社會平均利潤率，但農業同時又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所以發達國家政府都普遍實行農業支持政策。改革開放后，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不利于農業的局面雖然有所改變，但支持農業發展的投入機制和積累機制并沒有建立，隨著城鄉差距的逐漸擴大，農業生產要素流失問題更加嚴重。長期以來，城市的公共產品供給由國家負擔，農村則基本上是由農民自籌解決，由于原有的農村稅費制度不規范，鄉鎮財政供養人員數量逐年增加使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業生產積累的資金更加缺乏。雖然國家近年來進行了農村稅費改革，取消了農業稅，增加了對農民的補貼，加大了對農村教育和縣鄉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國家建設資金也向農村基礎設施傾斜，但這些政策效應的發揮主要是長期的，短期內效果有限。

三、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的展望

(一)尊重產業發展規律，引導和促進農業實現產業化經營。目前，發達國家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工業增加值同農業增加值之間的比例已超過2.5:1，而中國的這一比例僅是0.5:1。考慮到中國農產品產量充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穩步提高，中國農產品加工業增加值與農業增加值之間的比例完全有條件達到發達國家現有水平的60％，即1.5:1，那么，到2015年，中國農產品加工業增加值至少可達到96 980億元。如果農產品加工業增加值的一半能夠在縣城以下的農村區域實現，且同時GDP能夠保持8％的平均增速，屆時農村農林牧漁業增加值和第二、三產業增加值合計有望達到18.7萬億元，農村產業增加值占全國GDP的比重將由目前49.1％增加到58.75％。在確保農村居民收入與生活不低于城市居民水平的條件下，農村就業人口占社會就業總人口的比重可達60％左右。這充分說明中國農業產業化經營發展潛力巨大。如果中國農業產業化經營能夠實現上述發展，必然會吸收大量勞動力就業，大幅增加農民收入，優化農業與農村的產業結構，極大的擴展農業的生產空間，這與農村改革三十年中的每一次大的變革具有相似的效應。農業產業化大發展將帶來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的下一場深刻變革，它是中國農業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引導和推動農業產業化經營是未來一個時期農村經濟改革與發展的根本驅動力。

(二)在穩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建立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制度。回顧30年改革歷程，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農村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也是憲法規定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必須毫不動搖地長期堅持，并在實踐中加以完善。2008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切實加強農業基礎建設進一步促進農業發展農民增收的若干意見》指出，必須穩定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不斷深化農村改革，激發億萬農民的創造活力，為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強大動力。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因土地按均田分包制造成了耕地的分割與分散，形成其固有的矛盾，矛盾又呈現出兩大特征：一是大量的農民轉移到二、三產業，但又不肯放棄在農村的土地產權，于是便出現大量粗耕、棄耕現象，農村迫切需要新的土地管理制度，實現農業適度規模經營；二是隨著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地價及土地資本性收益也隨之提高，加速了農民對農村土地產權的追求，在土地收益問題上出現了集體與集體、集體與農民之間日益尖銳的矛盾，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在新的發展階段，依靠市場調節實現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成為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標。土地具有資源與資產的雙重內涵，不可能脫離產權而獨立存在，然而中國農村現行土地制度最主要的缺陷是產權不明確。雖然中國創造性的使土地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但是模糊的土地產權還是為實現土地經營權有效流轉設置了諸多障礙，改革的實踐表明建立適合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土地流轉制度是中國農村土地優化配置的前提和基礎。由于中國建設資金在較長時期內仍將緊缺，不能支撐龐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同時民主和法制建設的成果能否保證土地再次分配的公平還有待商榷，所以，在穩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基礎上建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制度無疑成為最佳選擇。

(三)通過體制創新改變城鄉要素配置的不平衡性，實現城鄉經濟協調發展。隨著工業化程度的加深，農業產值在國民經濟總產值中所占份額不斷下降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把農村勞動力及其農村居民從農業和農村中轉移出來是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和增加農民收入的必然途徑。我國近年來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積極鼓勵城鎮化發展和農民工進城務工，使中國城鎮化進程明顯加速，城鎮化率在2007年已達到44.9％，據權威部門預測，未來十幾年還將會保持年增長率為1％的上升速度。那么，中國從現在起到2020年每年要轉移1500萬農村人口和900萬個農村勞動力，總共需要轉移農村人口2億多，城鎮壓力十分巨大。雖然中國城鎮化率在2020年可能達到55％至60％，但由于人口基數龐大，屆時還將有6億至7億農民，農村的安置任務同樣很繁重。黨和國家要實現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在推進城鎮化發展的同時必須重視新農村的建設。隨著“多予、少取、放活”的指導方針和“兩個趨向”的提出，國家開始著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工作。近幾年，國家不僅取消了農業稅，還加大了對農業和農村社會事業發展的補貼力度，原來保障城市和工業優先發展的政策體制被逐步改革，“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政策體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然而，中國城鄉發展差距過大，農村基礎設施落后的現實在短期內不會發生改變，如果單純依靠市場機制，農村生產要素流失和投入不足的問題無疑會加劇。通過創新農村金融體制、農業科技研發與推廣體制、農村教育補貼與就業體制以及社會保障體制，改變生產要素配置在市場機制作用下的城市偏向，統籌城鎮化發展與新農村建設工作，是農村經濟改革的當務之急。

(責任編輯：閆春英)

第三篇：我國稅收制度改革三十年回顧與展望

我國稅收制度改革三十年回顧與展望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稅制改革進程可劃分為三個階段：有計劃商品經濟時期的稅制改革(1978～1993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期的稅制改革(1994～2000年)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完善時期的稅制改革(2001年至今)。本文對三個階段稅制改革進行回顧后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稅制改革有五大成功經驗：稅制改革必須有理論突破為先導、稅制改革中必須考慮財政可承受能力、稅制改革要走漸進式道路、稅制改革要與國企改革協調推進、稅制改革中要強化稅收的調控功能。結合國際、國內經濟環境變化和國際稅制改革潮流，提出進一步完善我國稅收制度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稅收制度；經驗回顧；展望

中圖分類號：F81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08)10―0053―04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稅收制度先后經歷幾次大的調整，初步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調控要求的復合稅制體系。本文在對三十年稅制改革歷程回顧的基礎上，總結三十年稅制改革的理論突破和實踐創新，評價改革得失，探討新時期的稅制改革方向和完善思路。

一、三十年稅制改革歷程回顧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稅制改革進程可劃分為有計劃商品經濟時期的稅制改革(1978～1993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期的稅制改革(1994～2000年)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完善時期的稅制改革(2001年至今)三個階段。

(一)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時期的稅制改革(1978～1993年)。這一時期的稅制改革可分為涉外稅制的建立、兩步“利改稅”方案的實施和1984年工商稅制改革。

1.1978年至1982年的涉外稅制改革。1978年至1982年是我國稅制建設的恢復時期和稅制改革的起步時期，從思想上、理論上為稅制改革的推進做了大量突破性工作，為稅制改革的推進打下理論基礎。從1980年9月到1981年12月，為適應我國對外開放初期引進外資、開展對外經濟合作的需要，五屆人大先后通過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所得稅法》、《個人所得稅法》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初步形成一套大體適用的涉外稅收制度。

2.1983年第一步“利改稅”方案。1983年，國務院決定在全國試行國營企業“利改稅”，將建國后實行了三十多年的國營企業向國家上繳利潤的制度改為繳納企業所得稅。這一改革從理論上和實踐上突破了國營企業只能向國家繳納利潤、國家不能向國營企業征收所得稅的禁區，成為國家與國有企業分配關系的一個歷史性轉折。

3.1984年第二步“利改稅”方案實施和工商稅制改革。為加快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國務院決定從1984年10月起在全國實施第二步“利改稅”和工商稅制改革，發布關于國營企業所得稅、國營企業調節稅、產品稅、增值稅、營業稅、鹽稅、資源稅等一系列行政法規，成為我國改革開放后第一次大規模的稅制改革。此后，國務院又陸續發布關于征收集體企業所得稅、私營企業所得稅、城鄉個體工商戶所得稅、個人收入調節稅、城市維護建設稅、獎金稅、國營企業工資調節稅、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特別消費稅、房產稅、車船使用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印花稅、筵席稅等稅收的法規。1991年，七屆人大四次會議將中外合資企業所得稅法與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合并為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至此，我國工商稅制共有37個稅種。這些稅種按照經濟性質和作用大致可分為流轉稅類、所得稅類、財產稅和行為稅類、資源稅類、特定目的稅類、涉外稅類、農業稅類七大類。總之，這一時期全面改革了工商稅制，建立了涉外稅制，徹底摒棄“非稅論”和“稅收無用論”的觀點，恢復和開征了一些新稅種，使我國稅制逐步轉化為多稅種、多環節、多層次的復合稅制，稅收調節經濟的杠桿作用日益加強。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期的稅制改革(1994～2000年)。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后，為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按照“統一稅法，公平稅負，簡化稅制，合理分權，理順分配關系，保障財政收入，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稅制體系”的要求，1994年我國啟動了建國以來規模最大、范圍最廣、內容最深刻、力度最強的工商稅制改革。

(1)全面改革流轉稅。以實行規范化的增值稅為核心，相應設置消費稅、營業稅，建立新的流轉稅課稅體系。對外資企業停止征收原工商統一稅，實行新的流轉稅制。

(2)對內資企業實行統一的企業所得稅。取消原來分別設置的國營企業所得稅、國營企業調節稅、集體企業所得稅和私營企業所得稅，同時，國營企業不再執行企業承包上繳所得稅的包干制。

(3)統一個人所得稅。取消原個人收入調節稅和城鄉個體工商戶所得稅，對個人收入和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統一實行修訂后的個人所得稅法。

(4)調整、撤并和開征其他一些稅種。調整資源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取消集市交易稅、牲畜交易稅、燒油特別稅、獎金和工資調節稅；開征土地增值稅、證券交易印花稅；鹽稅并入資源稅，特別消費稅并入消費稅。改革后的我國稅制，稅種設置由原來的37個減少為23個，初步實現了稅制的簡化、規范和高效統一。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完善時期的稅制改革(2001年至今)。1994年的工商稅制改革初步確定了市場經濟下我國稅收制度的基本格局，在此后的十幾年間，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我國又推行以費改稅、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并、增值稅的轉型為主要內容的稅制改革。

1.穩步推動“費改稅”改革，將一些具有稅收特征的收費項目轉化為稅收。2000年10月22日國務院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車輛購置稅暫行條例》，自2001年1月1日起在全國范圍內征收車輛購置稅，取消了車輛購置附加費。同時，為切實減輕農民負擔，中央決定從2000年開始在農村開展稅費改革，根據“減輕、規范、穩定”的原則對農(牧)業稅和農業特產稅進行了調整，明確在五年內逐步取消農業稅。2006年3月14日，十屆人大四次會議通過決議在全國范圍內徹底取消農業稅。

2.合并內外資企業所得稅。2007年3月16日，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結束了企業所得稅法律制度對內外資分立的局面，逐步建立起一個規范、統一、公平、透明的企業所得稅法律制度。

3.對車船使用稅、城鎮土地使用稅等稅種的改革。2007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車船稅暫行條例》正式實施，取代了1986年9月15日國務院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車船使用稅暫行條例》。此外，修改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土地使用稅暫行條例》也于2007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這次修改將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也納

入城鎮土地使用稅的納稅人范圍，同時根據社會經濟的發展情況，提高了稅額標準；2006年4月28日國務院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煙葉稅暫行條例》，對煙葉的收購實行20％的比例稅率。截止到2007年底，我國現行稅制中的稅種設置進一步減少為19個，稅制更加規范和統一。

二、三十年來稅制改革的基本經驗

(一)稅收制度改革的推進必須有理論突破作為先導。稅收作為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其征稅依據、征稅對象、征稅標準、稅率高低等課稅要素的確定，均需要有理論作為支撐。計劃經濟體制下由于對國家與國營企業的關系認知，形成了國營企業只能上繳利潤、不能上繳稅收的做法，也就形成了“稅收無用論”的理論觀點。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對國家和國營(有)企業關系認知的進一步深化，推動了稅制改革的理論突破。社會主義國家具有社會經濟管理者和國有資產出資者的兩種身份和兩種權力，從而才有了20世紀80年代初的兩步“利改稅”方案的實施，確定以所得稅形式處理國家與國營(有)企業的分配關系，使國家和企業的利益分配關系用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步入了規范化、法制化的軌道。并且統一了稅法，擴大了企業的自主權，為多種經濟主體的發展和財政體制改革的推進創造了條件。

(二)稅收制度改革中必須考慮到財政承受能力。在以“放權讓利”為主要特征的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稅制改革必須考慮到財政可承受能力，稅制改革不能帶來財政收入的大幅度減少。對一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發展中大國而言，加強財政宏觀調控能力的重要原因還在于改革過程的復雜性和艱巨性。改革是一個利益重新分配的過程，在改革尚未創造出新增利益之前，改革的成本只能由財政來負擔。另外，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也是需要加強財政宏觀調控的重要原因。無論從改革，還是從發展、穩定的角度看，稅制改革不能弱化財政的宏觀調控能力。

(三)稅收制度改革必須走漸進式道路。在改革開放初期，為吸引外資，我國對外資企業實行了優于內資企業的所得稅稅率和稅前扣除標準，這對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學習國外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進入21世紀后，隨著市場經濟和國內投資環境的逐步完善，為使內、外資企業處于公平競爭的同一起跑線上，推動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合并成為必然。同時，為減少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并對吸引外資的負面影響，在稅制改革過程中也堅持了漸進式改革原則，對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給予五年的緩沖期。

(四)稅收制度改革與國有企業改革、財政體制改革協調推進。稅制改革必須以政府和國有企業關系的變革為前提，政府和國有企業關系定位的變化將直接影響到稅收在處理政府與國有企業分配關系時的形式。同時，稅制改革也是財政體制改革的基礎，正是1994年稅制改革初步構建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復合稅制體系后，才有了1994年財政體制改革中央與地方政府稅種收入的規范化劃分。

(五)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充分發揮稅收調控經濟的杠桿作用。市場經濟要求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減少政府指令性計劃對經濟的干預，這就要求強化稅收調控經濟的杠桿作用。通過優惠稅率、稅收減免、稅前扣除等稅收優惠來貫徹政府的調控意圖，根據客觀經濟形勢變化和國際稅制改革的潮流，適時調整我國的稅種結構，開征新的稅種或取消不合時宜的稅種，優化稅制結構，強化稅收對經濟運行的間接調控功能。

三、稅收制度改革和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一)稅收的法治化程度仍需進一步提高。為防止政府公權對私人產權的肆意侵犯，民主國家一般均確立了稅收法定主義原則，即“有稅必須立法，未經立法不得征稅”的原則，并且這一原則大都寫入了憲法。而我國憲法中關于稅收的條款僅為憲法第56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依照法律納稅的義務”，找不到關于納稅人權利的相關規定。從理論上講，稅收法定主義原則要求稅收要素和稅收程序法的基本方面，均由立法機關立法，稅收征管程序中的具體問題由行政機關通過行政法規來規范。從我國目前各稅種的法律層次來看，大多數是以國務院行政法規的形式出現，立法層次較低。

(二)稅收調控經濟的功能還比較弱。我國現行稅制體系格局是1994年稅制改革后確立起來的，隨著國際經濟環境變化和國內經濟發展，經濟運行中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而稅收在發揮引導產業結構調整、解決收入分配、促進循環經濟和可持續發展、調控經濟過熱或過冷等方面還存在一定的缺陷。目前的主體稅種增值稅仍為生產型增值稅，不利于資本密集型企業的發展，稅收在引導企業技術升級、提升經濟增長質量方面仍有缺陷。

四、完善我國稅收制度的政策建議

(一)稅制改革與科學發展觀相適應。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完善省以下財政體制，增強基層政府提供公共服務能力。實行有利于科學發展的財稅制度，建立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實行有利于科學發展的財稅制度，就必須貫徹“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的原則，建立有利于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有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稅收制度，構建有利于統籌城鄉發展、區域協調發展及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有利于加強能源資源節約和合理使用，有利于生態環境保護的稅收制度。

(二)稅制改革與法治化建設相適應。黨的十七大提出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依法治稅是稅收工作的靈魂和立足點，要求有健全的稅法體系：稅務機關依法履行職責，在法律規定的職權范圍內活動并接受行政司法機關和社會監督，納稅人能夠依法履行自己的納稅義務并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在稅法面前人人平等。因此，稅制改革必須堅持法治化原則，納稅人、稅收行政機關都要服從于法，法外無稅。推進稅法體系建設，積極參與稅制改革、稅收立法調研，完善稅收法律體系。

(三)逐步推進主體稅種和地方稅體系建設的改革。繼續推進增值稅轉型，力爭盡快在全國范圍內實現從生產型增值稅向消費型增值稅的轉變，在轉型的同時，要推進增值稅的“擴容”，即把有條件實施增值稅的營業稅稅目納入增值稅征收范圍。穩步推進營業稅改革，適度調整部分營業稅稅目的稅率和計稅依據，消除重復征稅的問題。全面貫徹落實新的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完善各項配套措施和辦法。推進房地產稅制改革，全面總結開展房地產模擬評稅試點工作經驗，繼續研究完善物業稅改革方案及其配套措施。以開征物業稅等為契機，研究構建持續穩定增長的地方稅體系，以使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財力事權相一56一統一，進一步完善分稅制，更好地配合并促進公共財政體制建設，為社會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務。

(四)強化稅收調控功能，構建有利于科學發展的稅制體系。第一，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促進自主創新、推動產業結構優化的稅收制度體系。一方面完善鼓勵高新技術企業發展、促進自主知識產權研發應用的稅收政策，另一方面加大對高科技產業、涉農產業、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產業的稅收支持力度，建立支持現代服務業發展、鼓勵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和促進公共文化事業發展的稅收政策。第二，建立促進收入公平分配的稅收制度體系。繼續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研究推進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同時繼續完善消費稅制度，加大對高消費行為的稅收調節力度；針對收入存量，則要完善財產稅制，加大對個人存量財富的調節力度。積極鼓勵慈善捐贈事業的發展，通過加強對“第三次分配”的稅收引導促進收入的公平分配。第三，建立促進資源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稅收制度體系。在所得稅、流轉稅的改革方面，進一步突出對環境保護、能源節約、資源可持續利用的政策引導，形成全方位、多環節促進資源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稅制體系。第四，建立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稅收制度體系。在繼續完善促進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和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的稅收政策及繼續深入推進區域性優惠政策向產業性優惠政策轉移的同時，針對不同的主體功能區，完善相應的區域性稅收政策。區域協調發展還要求我們完善增值稅、所得稅等一些主要稅種的收入歸屬機制，妥善處理區域間稅收分配關系，保障區域間合理的財政利益。

(責任編輯：閆春英)

第四篇：職業技術教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職業技術教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全會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了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

職業技術教育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了很大的破壞，十一屆三中全會使我們解放了思想，認識到“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中等教育結構單一化、使中等專業與國民經濟發展需要嚴重脫節的狀況。中國的重要特點是人口多、底子薄，大力發展教育，尤其是職業技術教育才能使人口的負擔轉變為人才資源的優勢。正如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一個十億人口的大國，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資源的優勢是任何國家比不了的。”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大批各類不同層次的人才，尤其是初中級應用型的建設人才和技術工人，因此，調整教育結構，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擺到了突出的地位。

當今國際的競爭，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競爭，實質上是知識和人才的競爭。小平同志深刻指出：“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我們國家，國力的強弱，經濟發展后勁的大小，越來越取決于勞動者的素質，取決于知識分子的數量和質量。”職業教育肩負著提高千百萬勞動者的素質，培養大批熟練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的任務。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20年，職業教育研究就是在小平理論的指導下，遵循三個面向，推動職業教育在為社會主義建設主戰場培養各類人才的同時，不斷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職教發展道路。

一、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職教研究迎來了生機蓬勃的春天

1、改革中等教育結構，職業教育蓬勃發展

早在1978年4月，鄧小平同志就明確提出：“教育事業必須和國民經濟發展的要求相適應”，要“擴大農業中學，各種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的比例”。會議認為要研究中等教育結構的調整問題。這是此后二十年中國職業教育迅速發展、改革和中等教育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的先聲。1980年10月7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國家勞動總局關于中等教育結構改革的報告。報告提出改革中等教育結構主要是改革高中階段的教育，改變高中階段教育單一化的局面。二十年來，職業技術教育蓬勃發展，中等教育結構不合理的狀況逐漸有所改變。

中等職業教育的迅速發展客觀上要求加強宏觀的調控和指導，即加強對職業技術教育重大理論問題和重大實際問題的研究和解決。職業技術教育的研究成果又為職業技術教育發展的宏觀決策和政策措施的制訂提供了依據，促進職業技術教育為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而不斷發展。中等職業技術教育已成為我國教育事業尤其是中等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高等職業教育與初等職業教育也有相應的發展，初步形成了以中等職業技術教育為主體，初、中、高不同層次，又與多種形式的職業培訓相結合的職業技術教育體系。

1980－1997年，普通高中學校數從31300所減少到13880所，學生數減少了119.72萬人。而同期中等職業技術學校（含中等師范）的學校數則從9688所增加到17116所，學生數從226.3萬人猛增到1089.51萬人，增長4.8倍（增長情況見附圖1），共計培養各類畢業生3085萬人。這十七年，普通高中學生數所占比例從81％下降到44％，而中等職業學校學生數則從19％上升到56％。

2、建立機構、制訂規劃，職教研究逐步展開

“文革”期間，教育研究工作已完全陷于停頓。為恢復教育研究工作，教育部于1978年7月4日向國務院呈報了《關于重建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的請示報告》。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經國務院批準重建后，所內設立了“教育制度研究室”，進行中等教育結構改革及職業技術教育的研究。該室于1986年改為職業技術教育研究室及成人教育研究室。以后，部分省市及高校也先后建立起一些職教研究機構，至1986年，中央及省、（自治區）、直轄市已建有職教科研機構12個，高校建立的職教科研機構也有12個，各部委和省、（自治區）、直轄市還先后成立了職教學會、職教研究會等學術團體75個。

隨著職教事業的發展，為進一步加強職教事業的宏觀調控，1991年建立了國家級的“職業技術教育中心研究所”，1993年，原中央教科所職教研究室并入職教中心研究所。現在，隨著職教事業的迅速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科研隊伍也不斷壯大，已初步形成了由職教行政部門、職教科研機構、職業教育院校和職業教育學術團體組成的、專兼職研究人員相結合的職教科研隊伍。國家級的職教科研機構有教育部職業技術教育中心研究所和勞動部職業技能鑒定中心，有些業務部委和行業也建有職教研究所（室）。獨立設置的省級職教科研機構有上海市職業技術教育研究所、遼寧省職業技術教育研究所和湖南職業教育研究中心等。各省級教育科學研究所（院）一般均設有職業技術

第五篇：抑郁癥中醫研究回顧與展望

作者：修麗娟, 楊玉興, 俞珊, 孫大志, 魏品康

【關鍵詞】 中醫學;抑郁;中醫病因和病機;辨證論治

received october 17, 2007;published online april 15, 2008.indexed/abstracted in and full text linkout at pubmed.depar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angzheng hospital,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03, china 抑郁癥是威脅人類健康的臨床常見疾病，患病率高達20%［1］，世界衛生組織宣布至2020年抑郁癥將成為僅次于癌癥的第二大致殘原因。該病有發病率高、復發率高、自殺率高等特點，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我國傳統醫學中雖無抑郁癥病名，但對其認識有著悠久的 歷史，在 治療 上也有許多相關記載。因抑郁癥臨床表現多樣，在中醫 文獻 中則有多種病名，如“郁證”、“梅核氣”、“臟躁”、“百合病”等。中醫對抑郁癥的認識亦不斷 發展，本文就近年來中醫對抑郁癥的研究情況進行綜述。

病因病機認識

中醫認為情志活動由五臟化生，五臟的正常功能活動可以通過情志調暢體現，如《素問》中所說“人有五臟化五氣，可生喜怒悲憂恐”；也認識到精神活動過極可反作用于五臟，表現為“怒傷肝、喜傷心、思傷脾、悲傷肺、恐傷腎”，“悲哀動中者，竭絕而失生”。因此對抑郁癥的病因病機的認識多圍繞五臟功能失調。

《素問·六節藏象論》中云：“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認為心為君主之官，為五臟六腑之大主。《景岳全書·郁證》中云：“至若情志之郁，則總由乎心，此因郁而病也。”《醫門 法律 》中亦有“五志惟心所使”的觀點，認為“憂動于心則肺應，思動于心則脾應，怒動于心則肝應，恐動于心則腎應”。

肝主疏泄功能與情志關系十分密切，許多醫家將肝氣郁結視為抑郁癥的基本病機。趙獻可《醫貫·郁病論》中認為五郁以木郁為先導，陳士鐸《石室秘錄》提出“夫郁者，未有不傷肝者也”。故有學者提出從“調肝”入手治療抑郁癥及其他精神科疾病［2］。

脾胃為后天之本，是氣血生化之源，情志以氣血為物質基礎，因此脾胃與抑郁癥亦有聯系。《證治匯補·郁證》云：“若夫思慮成郁，用歸脾湯。” 現代 亦有用歸脾湯、六君子湯等治療抑郁癥的驗案報道［3］。對數百例抑郁癥患者的觀察也發現，舌體淡而胖大，有齒痕，舌苔膩或水滑者占到一半以上，并伴有肢體畏寒等陽虛癥狀，提示抑郁癥與陽氣有密切關系。肝脾陽氣失宣及肝脾之陽氣虛弱是抑郁癥病因之一［4］。

抑郁癥患者常見興趣下降，功能減退，與中醫腎精不足的表現相似。冼慧等［5］認為抑郁癥以腎精虧虛為本。一方面，先天不足；另一方面，長期精神刺激或久病及腎，致使腎精受損。因腎主骨生髓，腎精虧虛則髓海不足，會出現情緒低落、悲觀失望、興趣索然、疏懶退縮及意志減退等神志功能低下的癥狀。因此抑郁癥的中醫治療除整體調理臟腑功能外，還提倡益腎疏肝法的運用。

歷代醫學著作及現代文獻有關從肺論治抑郁的報道較少。有人根據五志中肺主悲憂，從肺與肝、心、脾、腎的關系提出從肺診治抑郁癥的觀點，拓寬了抑郁癥病機研究思路［6］。

五臟對抑郁癥的發病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根據古代文獻及現代研究結果，認為以心肝脾為主。暢洪升等［7］對臨床常用8類抗抑郁方劑（共42首）分析后發現，各類藥物中出現頻率最高的為安神藥，其次為補氣健脾藥、行氣藥，行氣藥以疏肝理氣藥為主。除以五臟為病機研究基點外還有從病理產物方面闡述對抑郁癥病因病機的認識，如朱丹溪提出了“氣郁”、“血郁”、“痰郁”、“火郁”、“食郁”、“濕郁”的六郁觀點，指出了郁證的不同致病因素，包括病理產物“痰濕”、“瘀血”等。雖然此處“郁證”不能等同于現代醫學的抑郁癥概念，但對后世從病理因素角度認識抑郁癥病因病機有一定的指導意義。痰是抑郁癥的重要病因病機［8］。抑郁癥屬情志異常，情志異常必以氣血失調為基礎，氣血失調則易生痰，不同的病因最終均可產生相同的病理產物——痰，雖然最初以氣機阻滯為主，但中后期氣郁愈重，痰郁愈重，且氣郁同時痰已形成，因此，痰邪貫穿抑郁癥始終。此外，還有觀點認為抑郁癥患者神的活動減退在于氣的郁結，氣運則神健，氣郁則神郁，神氣郁結是其基本病機［9］。也有認為是思慮過度導致臟腑氣血功能失調，元神失養，病位在腦［10］。

辨證分型

對辨證分型的研究包括文獻研究、流行病學調查和標準制定等多個方面。章洪流等［11］對近10年（1994年～2004年）關于抑郁癥中醫證型的文章進行分析，認為抑郁癥的辨證分型主要有肝氣郁結、心脾兩虛、肝郁脾虛、肝腎陰虛、氣滯血瘀、肝郁化火、陰虛火旺。胡隨瑜等［12］采用臨床流行病學調查方法，對1 977例情感性障礙抑郁發作患者進行了中醫辨證及證候指標調查，結果顯示抑郁癥的常見中醫證候是肝郁氣滯、肝郁脾虛、肝郁痰阻和心脾兩虛等4類，其次為肝腎陰虛、肝郁痰阻、脾腎陽虛、肝膽氣虛，極少見的證型有心肝火旺、陰虛陽亢、肝郁化熱和濕阻中焦。在抑郁癥常見中醫證型調查基礎上進一步對不同證型的舌脈深入分析，發現抑郁癥肝郁氣滯證為中醫肝病的起始證候，病情較輕，舌象、脈象變化不明顯，而肝郁導致脾虛時則見齒痕舌、脈細之脾虛表現；肝郁痰阻則見舌苔白膩、脈弦滑等痰濕內阻之象［13］。抑郁癥患者舌象異常率達88％，其中，以暗紅舌最多，約占1/3，其次為紅舌、青紫舌，淡白舌最少。從舌苔看，以膩苔為多，占一半以上。部分患者舌象表現為虛證，如舌形胖大，伴有齒痕，舌體嬌嫩，此多由于氣虛、陽虛和脾虛所致［14］。

由于辨證的主觀性特點，辨證分型標準不一，已成為辨證研究中的一個難題。關于辨證標準的制定，陳澤奇等［15］提出了不同抑郁癥證型的診斷標準，如肝郁氣滯證診斷標準為情緒抑郁、悲觀厭世、表情沮喪、煩躁、善嘆息和脈弦等6項中情緒抑郁必備，且其他5項需具有3項。這些工作為中醫客觀辨證提供了依據。此外，中醫證型研究中亦借鑒量表評價的方法［16］，將主觀內容客觀化。但由于我國的文化背景與國外的差異，部分內容不適合我國國情。王哲等［17］在臨床流行病學調查及專家調查問卷的基礎上［1820］，建立了中醫證候自評量表，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將證型研究帶入更加廣闊的應用領域。治療方法 中醫治療抑郁癥有中藥復方、單藥和針灸、拔罐等多種療法。

何宇芬等［21］用甘麥大棗湯結合氯丙咪嗪治療80例大學生抑郁癥患者，其抗抑郁療效優于單用西藥組（p<0.05），且不良反應少，藥物依從性明顯增加。陳微等［22］用百合地黃湯（百合、生地、柴胡、香附、郁金、遠志、合歡皮）治療腦卒中后抑郁癥40例，在抑郁障礙的改善方面與帕羅西丁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劉娟云等［23］用解郁寧神湯（柴胡、白芍、枳殼、郁金、當歸、川芎、石菖蒲、遠志、百合、佛手、合歡皮、夜交藤）與多慮平聯用，有解郁寧神、疏肝解郁、行氣活血、調節陰陽和寧心安神之效，配合心理疏導，顯著提高了療效。王偉民等［24］自擬抗抑郁ⅰ號方（柴胡、香附、郁金、石菖蒲、蒼術、半夏、茯苓、厚樸、川芎、大黃、梔子、黃連），有疏肝解郁、化痰散結之效，與氟西汀聯合使用的抗抑郁療效優于單純使用氟西汀治療（p<0.05）。張學真等［25］用小柴胡湯（柴胡、黃芩、人參、甘草、半夏、生姜、大棗）聯合多慮平可以有效改善惡劣心境，優于單用多慮平（p<0.05）。

從肝脾論治以逍遙散加減，羅和春等［26］采用隨機雙盲對照方法，觀察了丹梔逍遙散對32例抑郁癥患者的臨床療效，不僅療效與麥普替林相當，而且不良反應明顯減少（p<0.05）。

從脾論治多用小建中湯、六君子湯、歸脾湯及黃連溫膽湯等。張麗萍［27］針對脾胃為全身氣機樞紐這一點，認為濕、熱、痰、瘀等致郁病理因素的產生與脾胃運化、輸布氣血津液的功能密切相關，在抑郁癥治療中注重脾胃的調護，主要體現在溫膽湯的靈活運用上，如痰氣郁結型以溫膽湯為主隨證加減，痰郁重者加半夏厚樸湯，氣郁重則合柴胡疏肝散化裁，痰熱內擾型予以柴芩溫膽湯。此外，心肺陰虛者予百合地黃湯；陰虛火旺者予黃連阿膠湯；肝腎陰虛者予一貫煎、滋水清肝飲等［28］。總之，中藥復方不僅有良好的抗抑郁作用，且副作用小，與西藥合用還可增效減毒。除以中醫病機為理論基礎指導臨床治療外，還有部分治療是建立在對中藥抗抑郁成分的研究基礎上，如開郁安神膠囊（貫葉連翹、刺五加）的抗抑郁作用機制可能是由于貫葉連翹可抑制中樞5羥色胺、多巴胺和去甲腎上腺素等神經遞質的再攝取，使突觸間隙的單胺遞質濃度升高，抑制單胺氧化酶活性，從而產生抗抑郁作用，其對輕、中度抑郁癥的臨床總有效率為67.14％，與氟西汀相當（p&0.05），且不良反應少［29］。巴戟天寡糖主要通過興奮5羥色胺能神經系統起作用，以其為主要成分的巴戟樂膠囊治療抑郁癥患者11例，總有效率為62.5％，顯著高于安慰劑組的34％（p<0.05）［30］。

針灸是中醫治療抑郁癥的另一重要手段，常選穴位有百會、印堂、足三里、三陰交［31］。羅和春等［32］運用電針治療抑郁癥，采用現代科研方法，驗證了電針百會、印堂對抑郁癥的療效與阿米替林相當。趙志國等［33］發現電針完骨、太沖穴治療抑郁癥的療效與舍曲林相當（p&0.05），且起效時間早。黃泳等［34］電針頭部頂中線、額中線、額旁1線，療效與氟西汀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拔罐法亦是傳統療法之一，走罐是其中一種。因督脈為諸陽之會，膀胱經背部腧穴中與臟腑及神志有關的腧穴最多，因此走罐多以督脈穴及膀胱經背俞穴為主穴治療，調節五臟六腑功能，起到寧心安神、調和陰陽、通達氣機之效。走罐療法可顯著改善抑郁患者的軀體癥狀及情緒，對周身疼痛不適感改善最為明顯［35］。

針灸、走罐或與藥物的聯合應用同樣具有良好的抗抑郁作用。將走罐療法與抗抑郁藥合用，可以縮短抗抑郁藥的起效時間，降低抗抑郁藥的不良反應，并對軀體不適有顯著的改善作用，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使患者對治療的依從性增加［36］。孫蓉新［37］以百會、神庭、膻中、風池（雙）、內關（雙）、神門（雙）、三陰交（雙）為主穴采用毫針刺法，配合督脈、膀胱經穴拔火罐，達到補肝腎、健脾胃、解郁寧心、安神定志之功。張捷等［38］對電針、走罐、毫針刺法等多種療法予以歸納，并指出了何種方法適用于何種抑郁癥類型，如電針適用于各種抑郁癥；背腰部督脈以及兩側足太陽膀胱經的腧穴走罐適用于治療實證抑郁癥；虛證及本虛標實型的抑郁癥采用毫針刺足太陽膀胱經的五臟背俞穴和膈俞。針灸治療時可配合心理疏導，安定患者情緒，解除思想顧慮，增強戰勝疾病的信心，更有助于提高療效。

問題及展望

目前，抑郁癥中醫研究仍存在許多問題。第一，對抑郁癥的中醫病因病機的認識未達成共識。之所以出現不同學術觀點百家爭鳴的現象，可能與抑郁癥本身病機復雜（會隨疾病發展而改變）有關。總的來說，五臟功能異常是抑郁癥的主要病因病機的觀點較為普遍，其中以心肝脾與抑郁癥的關系最為密切。從病理因素角度闡述抑郁癥的發病機制相對較少，但從病理因素出發有利于以點至面，通過共同的病理產物認識不同的致病因素，解釋復雜多變的臨床表現，可以起到提綱挈領、綱舉目張的作用。第二，由于病機認識是臨床治療的基礎，對抑郁癥病機的認識不同，直接影響到了辨證論治的標準難以統一，加之主觀判斷等因素，影響了中醫對抑郁癥的研究工作。第三，治療方法多樣，在復方研究方面由于中醫個體化治療的特點，一證一方，給臨床應用帶來困難，尤其是抗抑郁中藥研發的一大障礙。此外，研究方法上也存在樣本量過小，納入、排除標準不合理等問題［39］。目前有些研究將流行病學調查、專家問卷等方法運用到中醫抑郁癥研究工作中，是一個良好開端，為抑郁癥理論研究及標準制定等奠定了基礎。無論是理論探索還是臨床研究最終目的都是指導治療，中醫藥抗抑郁有一定的療效，具有副作用小及患者依從性好的優勢。因此，今后的研究應在繼承的基礎上求發展，在復雜的病機中找出核心病機，以此為指導研發抗抑郁中藥新藥，充分發揮中醫藥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