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系統法學研究回顧與展望

中國系統法學研究回顧與展望

一、系統法學流派的興起與現狀

將系統科學引入法學領域的嘗試，自系統科學問世之初就已經開始。一般認為，控制論創始人維納所著《人有人的用處——控制論與社會》一書，是系統科學與法學的最早結合。維納運用控制論的一般原理對有關法律、正義、道德、社會控制等問題所作的“純技術性解釋”，為人們從全新的角度追蹤、控測、確定和把握復雜紛紜的法的現象勾畫出了另一番圖景。

1979年11月10日，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發表了《大力發展系統工程、盡早建立系統科學體系》的文章，將法治系統工程列入了系統工程體系，從而為系統科學引入法學指出了方向。1981年11月，吳世宦發表了《建立我國法治系統工程學的淺議》，率先倡導運用系統科學分析法學的一些基本問題。隨后，《潛科學》登載了李克強的《關于法治系統控制過程的探討》，《法學雜志》發表了羅輝漢的《關于開展法治系統工程研究的芻議》、《略論法治系統工程的特點和方法》，《法學季刊》刊出了李昌麟、周亞伯的《怎樣運用系統論研究法學問題》等，拉開了我國法學界引進系統科學及方法的帷幕。

1985年4月，在中國政法大學召開了“全國首次法制系統科學討論會”。會議討論的主題包括：

1、關于我國法學落后的原因和法制建設、法學研究的現代化、科學化問題。代表們認為，法學落后于現實的一個根本性的原因是受了蘇聯研究模式的影響，滿足于線性的“分析-綜合”式研究方法，忽視對法和法律現象作系統的、整體的和多層次的分析。必須引進現代科學方法和最新科技成果以實現法制建設和法學研究的現代化；

2、關于把現代科學方法和最新科技成果引進法學研究和法制建設領域的問題。代表們提出，為了實現法制建設和法學研究的現代化，需要引進電子計算機等科技裝備，建立法制信息庫、資料檢索中心等，需要引進系統論、控制論和信息論為主要標志的現代科學方法；

3、關于法制系統科學和法學流派問題。代表們認為，法制系統科學作為法學的一門邊緣學科已經形成，它有自己的研究對象、方法、內容，不能納入傳統法學的分類體系。有些代表明確指出，自1979年以來，法學界已經崛起一個新的法學流派，即“系統法學派”。由此我們可以認為，在某種意義上，1985年是我國“系統法學”誕生之年，“全國首次法制系統科學討論會”是系統法學誕生的標志性事件。

此后不久，在一部分法律學者，尤其是中青年法律學者中間，形成了一種“言必稱系統，動輒談信息”的熱潮，討論法學系統方法和理論的文章日漸增多，人們熱切期望法學與系統科學之間的邊緣學科的產生，從而給尚處于潛科學狀態的研究方向分別命名為“法制系統科學”、“法治系統工程學”、“數量法學”等。曾經一度，系統法學的風行成了法學界矚目的焦點。在技術層次上，從事系統法學研究的學者們確曾為系統科學與法學的結合作過力所能及的努力。

應當說，這場主要由中青年學者發起的系統法學運動，為傳統法學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在傳統法學理論與方法的更新方面獨辟了一條新的道路。自從系統科學引入法學后，法學理論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都有了比較明顯的改觀。至少，法學界認為以系統論、控制論和信息論為代表的新的科學，特別它們的一些思想、概念和方法，如整體性、目的性、定量化等，對法學研究來說，是有啟發的，有助于法學研究者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研究法律現象。然而，“系統熱”象其他法學熱潮一樣，在一段時間的“喧囂”之后逐步趨向沉寂，并受到所謂的法學“假系統”、“偽系統”的指責。這就迫使我們反思：在法學研究中到底能不能運用系統科學理論和方法？應該在何種層次和水平上使法學與系統科學“合流”？怎樣尋找兩者合流的技術性關節點？

現在來看，當時的法學系統熱或者系統法學熱的興起與沉寂都是很好理解的。當時我國的法學理論仍然是以階級斗爭為主要內容的理論，西方法學思想和法學流派還沒有更多地進入中國，中國法學界有所介紹的西方法學思想和理論也常常被視為“腐朽的”、“反動的”或“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的”。與政治距離比較遠又具有思想解放和學術創新意義的系統法學觀點自然會形成一種熱點和焦點。20世紀80年代，我國法學界的核心任務是恢復法學學科建設和打破思維禁區，任何法學理論創新都不可能真正實現。應當說，系統法學的興起的真正意義在于解放思想和對蘇聯法學傳統進行批判，是對我國法學理論以及法學方法更新與創新的一種深沉的呼喚。那時的系統法學是一顆種子，還缺乏茁壯成長的各種環境因素。

研究系統法學，我們應當注意到我國學者熊繼寧是重要的倡導者之一。他是將系統法學作為一種法學流派和法學理論進行研究的。在他的為紀念全國首次法制系統科學談論會召開15周年而寫的XX年發表的《系統法學在中國》一文中，[1]他闡述了對系統法學的一些認識，可以說構建了一個龐雜的系統法學理論框架。

熊繼寧認為：以系統科學為代表的現代科學方法和以計算機為代表的現代科學技術，在法制建設和法學研究中引進所形成的學術思潮，被譽為“系統法學派”。系統法學是一個方法學派。遵循其工作范式，在研究中將會出現以下特點：從單因素、單方向的思維過渡到系統、綜合、整體的思維；從靜態的分析過渡到動態研究；從單純進行質的描述，過渡到輔之量的說明；從過去→現在，過渡到過去←→現在←→未來；從傳統哲學結論的簡單演繹，過渡到在系統哲學原理的指導下，使用現代科學方法解決問題；并力求規范研究、行為研究和價值研究三者的統一，理論研究和政策研究的結合，決策研究和對策研究的關照。在此，熊繼寧肯定系統法學是可以進行價值研究的，這與下文將提到的有的學者對系統法學能否進行價值研究的懷疑有所不同。熊繼寧認為：對系統法學的目標描述可從學科結構和實踐效果兩個層次進行。從學科結構目標來看，由于系統科學在法學研究和法制建設中的引進有三個層次，即系統學、系統技術學和系統工程，相應地，系統法學內部結構也有三個層次，既法系統學、法系統技術學和法制/法治系統工程。從實踐效果目標來看，系統工程運用于法制建設，可以實現六大目標：法制信息庫、計算機法律咨詢中心、法律專家系統、系統識別、立法系統工程、法制和法治系統的體系。系統工程方法和系統學（系統工程的理論）運用于法學研究，需要完成四大任務：法學研究與行為科學、系統科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相互滲透、建立社會行為控制模型、建立法制-法治系統工程的專門研究機構、人才培養。上述學科結構的三個層次和實踐效果的六大目標和四大任務，構成了系統法學的目標系統。

總體而然，熊繼寧的研究成果并沒有超出20世紀80年代我國法學界對系統法學的探討，沒有解決很多具體問題。可以說系統法學作為一種法學理論和法學流派，在20年左右的時間里并沒有實質性的進展，還不能成為一種嚴格的法學理論和法學流派。但是，我們應當注意到，熊繼寧在《系統法學在中國》中充分體現了一個執著的學者對系統法學流派和系統法學理論的熱切期望。他說：

20年過去了。當一批“初生牛犢”，已歷經風雨、飽嘗艱辛，且面臨嚴峻挑戰時，系統法學是否還是那樣充滿自信、雄心勃勃、矢志不移呢？

于洪軍也是我國系統法學流派和系統法學理論的倡導者之一。在其《系統法學大綱》中說道：我是主要運用系統科學的方法，將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人類社會作為各個相對獨立的系統，在這種不斷運轉著的系統中觀察和研究法現象的。這樣觀察研究的結果，便是新的法的概念的形成，同時又看到了法是根源于多數人意志的；看到了法的社會系統運行唯一依據的功能；看到了社會系統的依法運行方式及運行基本規律。這時再回過頭來審視法學這門科學，便又對法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法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于是便形成了我的“系統法學”理論。誠然，這一理論尚需充實和完善，但我深信它對人類社會的法的解釋是更為合理、更為科學的。它理所當然為我所鐘愛，不過，我同樣會為它可能遭到證偽而高興的，因為這甚至也是一種科學上的成就。于洪軍在他的這篇論文中的有關論述既沒有運用系統科學的概念和術語來說明和解釋有關的法的現象，也沒有將他的有關論述歸結為一些系統科學的原理和原則，雖然他提出了一些新的法學概念，而且有關法學觀點確實有獨到之處，但是他的這篇論文還不能稱為嚴格意義的系統法學的研究，而是一種具有相當的實證主義法學色彩的研究。[2]

二、關于系統科學方法的探討

雖然我國法學界很少有學者將系統法學作為一種法學流派和法學理論而致力于深入和系統的研究，但是，10多年來，在法學方法論范疇內，系統科學方法和系統法學一直受到了我國法學界的關注。不過很多關于系統科學方法的介紹和探討并沒有表現出應有的前后相繼的狀態，在后的介紹和探討未必比在前的更為合理和全面。而且在總體上是在一般系統論和控制論范疇內來介紹和探討系統

科學方法。這些研究成果的角度和著重點雖然各有不同，但是都構成我們今天深化系統法學研究和構建系統法學論述體系的基礎、出發點或參考資料。

XX年出版的卓澤淵主編的《法學導論》介紹了許多法學方法，包括哲學方法、歷史方法、比較方法、經濟分析方法、價值分析方法等，系統科學方法是其中之一。《法學導論》認為，以“系統”范式為核心和主軸的系統思維，可以引發法學理論的某種程度的變革：通過引入系統思維方式，從總體上改革由單線思維方式所決定的法學理論框架和法學理論模式。“系統”概念發展到今天，已不僅僅是看起來平淡、抽象而空洞的概念，而是充滿了隱秘、內涵和爆炸的潛力，是一個新的科學范式，它區別于古典科學的分析性、機械性和單因果關系模式，而在世界觀和思想方法方面進行重新定向，并孕育著難以估量的前景。[3]系統科學方法是包括系統論、控制論和信息論在內的現代科學方法，這種方法具有整體性、關聯性、綜合性和最優化等特點。系統科學方法與傳統的因素分析法和單線因果模式相比，具有根本不同的分析框架和思路。因素分析-線性組合的傳統認識程序，不同于系統綜合-系統分析-系統協調的現代認識程序。這是方法論和認識程序上的重大變化。根據系統科學方法的原則和程序，結合法學研究運用系統科學方法的實際情況，系統科學方法的應用范圍和思維優勢，主要包括下列四個方面：[4]

第一，把法、法制、法治看作是一個有機整體，而不是機械整體；用法的多維聯系模式，如功能聯系、結構聯系、層次聯系、信息聯系、反饋聯系取代法的線性因果模式，或用多向的因果聯系代替單向的因果聯系；用動態的觀念代替靜態的觀念，把法、法制、法治既理解為歷史的運動過程，也理解為橫向的遞進、演化過程。例如，研究法治問題，依據系統哲學觀和系統方法的基本原則，可以建立多種模型理論：

1、“社會-法治”模型，分析法治與社會的整體聯系和相互作用的模式，解決法治的社會化和社會的法治化問題。

2、“法治價值-法治技術”模型，探索法治的結構、要素和橫向的整合問題。

3、法治發展的動態模型，運用前兩種模型理論，探討法治的實現機制和過程等。

第二、定量分析。現代系統科學的重要基礎，就是現代科學技術所提供的一套數學理論和運算工具。這些數學理論和運算工具可以定量地處理系統各組成部分的聯系，精確地描述它們之間的關系，使系統科學成為定量化的科學理論和方法。在法學研究中運用系統科學方法，是實現法學定量化的主要途徑之一。如通過灰色系統數學模型進行犯罪預測；根據法律的數目，法院人數、收案數、結案數的歷年變動情況，計算出法院系統的承受能力，并做出今后變化的趨勢預測，為司法改革提供可靠的依據。

第三、系統工程方法的應用。即通過專門的工程技術建立法制運動的可操作機制，如法治系統工程、綜合治理系統工程、犯罪預防系統工程和行為控制系統工程等。系統科學方法既是認識法制（法治）實踐的方法，也是調控法制（法治）實踐的方法。理論認識和實踐調控在系統科學方法和系統工程技術的內在邏輯機構中統一起來，為理論的實踐化和實踐的科學化開辟了新的途徑。

第四、追求和實現最大優化。系統科學方法應用的目的在于實現法、法制、法治的最優結構、最優運行、最優效果。系統科學方法不僅是抽象的思維方法，而且是為追求和實現最優化目標而建立起來的具體方法、技術和手段。

《法學導論》中對系統科學方法的上述認識基本上沒有超出20世紀80年系統法學興起時的水平，這種認識大致與熊繼寧在《系統法學在中國》一文中的觀點相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法學導論》認為，系統科學方法作為現代法學方法體系中的一種重要方法，既有獨特功能，也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如法治的價值基礎問題，法治與人性、法治與權利、法治與人治的關系等等問題，就是系統科學方法所無法說明的。[5]

在XX年出版的田成有所著的《法律社會學的學理與運用》中，田成有認為，目前西方法律社會學研究中常用的法學方法有功能主義、現象學、結構主義、系統論、沖突論、進化論、行為主義。系統論作為一種法學方法，主要是通過分析作為研究對象的系統的內在結構、機制及其與外部系統（環境）的關系，對法律的社會效果進行宏觀的、動態的觀察和描述。由于系統論的方法借助于系統、分系統、輸入、輸出、反饋等一系列獨特的概念、范疇和理論，“可望排除法學研究中由于使用普通語言所造成的混亂和誤解，使紛紜復雜的社會法律現象得到清晰、全面、準確的概括和分析”。系統論方法在西方法學研究中雖然受到了比較普遍的重視，但是主要限于實證操作方面，尚難以獲得更高層次的發展。[6]

比較而言，1992年出版的《中國法理學研究綜述與評價》關于系統科學方法的探討和見解確是更為深刻的，更有學術價值的。對于現實的還沒有確立和完善起來的系統法學而言，這本著作中的有關系統科學方法以及系統法學的探討和見解是超前的。如果能夠適當地解決和回答這本著作中提出的一些問題，系統法學就可以在相當程度上確立和完善起來。我們有理由這樣設想：如果系統法學能夠真正發展成為一種法學流派和法學理論，那么，《中國法理學研究綜述與評價》中對系統法學的研究和探討是具有里程碑性質的。

《中國法理學研究綜述與評價》認為：法學吸收新科技成果，引進系統科學方法，不是任何法學家主觀好惡的表現，而是文理滲透、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合流、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統一的大趨勢在法學領域的反映。但是，如果法學研究者不能清醒地把握我國法學研究發展的脈絡及現狀，不能詳盡地估計到法學研究者的知識結構、研究能力和水平等素質，不能處理好系統科學方法與傳統法學方法的關系，那么可以想象，引進系統科學的努力將成為不能實現的良好愿望而已。正像系統科學的整體特征一樣，系統科學方法相對于其他方法來講也具有“橫斷聯系”的特征。它在體系上不是拘泥于某一特定的方法形態，而是為各種科學方法提供相互交流的網絡和渠道，系統科學方法引入法學研究領域，必然促進傳統法學方法形成有機統一的體系。被系統科學豐富和發展了的哲學方法用來指導我們的法學研究，肯定會擴大傳統法學的研究視野，拓寬新的研究領域。系統科學方法可能會推動傳統法學研究方法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一個能包容自然科學和法學的更大的發展空間和一個更高的層次上去。系統科學方法的引進，不可能在形式和內容上完全取代傳統的法學研究方法。很明顯，系統科學方法要實現這種企圖，至少面臨兩個嚴峻的事實：它必須逾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鴻溝”；它必須突破傳統法學理論和方法的滯阻力。看來，任何人都還不能武斷地對系統科學方法的能量做出樂觀估計。[7]我認為，《中國法理學研究綜述與評價》似乎間接地表達了一個大膽的觀點：如果系統科學方法能夠在相當程度上逾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鴻溝，并突破傳統法學理論和方法的滯阻力，就可能實現一種企圖，就是說可能在形式上和內容上相當程度地取代傳統法學研究方法和傳統的法學理論。

《中國法理學研究綜述與評價》還認為，法學引進系統科學方法，不是簡單照搬而是主動改造。在法學研究中，如果生搬硬套甚至錯用系統科學、自然科學的術語和概念，就會降低了系統科學方法引進法學領域的水平和層次，就會不自覺地失去了一部分人對系統科學引進的關注和支持，就會使系統法學走上“玄學”的道路。所以，要根據法學的特點對系統科學理論和方法進行加工改造，從而為系統科學與法學的結合找到切實可行的基點或接口。這種基點和接口有這樣幾個方向：在法哲學研究方向，系統科學的一般原則、概念、原理等，具有重要的方法論價值；運用系統思想來探討法的質的規定性問題，則可能開辟新的研究途徑，開啟新的研究思路，從而完善法哲學這種定性描述的假說體系。在實證法學（法的專門理論）方向，運用系統科學及其它自然科學成果，以幾個簡單的概念、原則出發，推演出各個層次的法律概念、定義、原則，在概念的演化過程中，就能夠形成法學范疇、概念的邏輯體系。可以認為，具有這種邏輯體系的實證法學理論，在理論的清晰方面達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為建立法學定量分析的公理體系鋪平道路。在法社會學方向，法學家與自然科學家可以通力合作，直接引進系統科學及其它有關的自然科學，建立相應的法律系統工程，如綜合治理工程，犯罪控制工程等，從而完成法社會學理論從概念推演的公理體系向定量分析的公理體系的轉變。[8]

寧杰在其《系統論在法理學研究中的運用初探》一文認為：系統論作為一種思想范式，在法學研究中已得到越來越廣泛的應用，而建立系統論視角下的法理學則是進行系統法學研究的基石。從系統論的角度看，法律是維護社會有序化的一個重要序參量，是反映社會中心系統意志、具有有效糾偏機制的由符號所建立的制度化的信息空間。系統法學與其他學科和其他的分析模型必須有機結合，這樣才能有效推動法學的發展。將系統論運用于法學研究的思路有二：一是將它運用于法的基本理論研究，從系統論的視點出發來觀照法的基本范疇，提出一套系統論視角下的法的分

析框架；二是著眼于其技術應用，在具體操作層面上運用系統方法，如法治系統工程、應用法學中的系統研究等。前者是運用系統思想建立一種法哲學，而后者則是用系統方法解決具體問題，二者同等重要。但我們也應看到，由于系統論是有別于經濟的、社會的或語義的分析方法的一種全新的分析范式，而每種分析范式都會有自己的一套分析范疇、語言和邏輯規則，因此準確定義系統論中法學的基本范疇，確立一種系統論的法律觀，也就是上述第一種研究方向就成為全部系統論法學的基石。德國法學的系統理論所做的正是這種努力。但我國20年來的系統法學研究則幾乎全部集中于后者，真正運用系統論于法理學研究的極少。在未確立起系統論范式下的法學基本范疇和分析框架的情況下，直接運用系統論于具體操作層面，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造成在研究的出發點即在基本理論范疇上仍不得不沿用非系統論的模式，從而限制和影響了系統論原理的運用，這是當前我國系統法學研究的一個很大的制約因素。將系統論應用于法學研究，特別是法理學研究時至少應注意以下問題：應將系統論與其他學科，特別是與社會學結合起來。系統論提供的僅僅是一種思維分析框架，在應用到具體學科時，還必須與具體學科的知識結合起來，才能進行有效地分析。在進行系統論的法學研究時，法學知識的運用自不待言，但尤應有意識地結合社會學來進行考察。無論是早期維納的關于法律的觀點，還是盧曼的法律與社會理論，法律系統與社會系統的關系都是理論基礎之一，法是在與社會系統的互動關系中顯現出其本質的，因此，系統論的法律觀離不開社會學的考察。只有有意識地、自覺地運用社會學，當然同時也結合其他相關學科知識，才有可能真正取得富有意義的成果。[9]

可以看出，寧杰的上述觀點，與《中國法理學研究綜述與評價》中的一些觀點有相通之處，并且體現了我國法學界新近對系統科學方法和系統法學的進一步深入探索。

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我國學者季濤在分析了我國“文革”后的法學方法更新與法學理論發展之間的關系后認為，僅僅引進西方的法學方法和法學理論，“總讓人覺得少了些什么”，如果我們只能做到這一步的話，那無疑將被鎖進別人的路徑，失去“無限風光在險峰”的趕超機會。在現時代，無論誰創造了一種新穎的法學方法，也不管這種創造是在哲學層次上還是在更為具體的層次上，也不管這種創造是否涉及價值觀念，它都能為人類所共享。當然，重視這個大趨勢，并不是說可以忽視另一個小趨勢，即在發揮我國民族性思維習慣的基礎上強調法學法學方法論的創新。尤其在哲學層面上，中國哲學博大精深，其中許多思想精華是令西方人嘆為觀止的，比如：西方流行的系統論、混沌理論、整體性科學等學科便深受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之啟發，這也說明中國的思維習慣也許存有一定特殊優勢。再比如：中國人生哲學中講究的“圓通”，與西方實用主義哲學多少有些異曲同工之妙。因此，我們理應正視自己民族思維的優勢，在法學方法論上力求創新。可惜，在這一點上下功夫的學者太少了，似乎只有一個不可忽視的江山作了一點這樣的工作。他的《法的自然精神導論》可以說對中西哲學的優缺點進行了獨到的評價，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法學思想。要使中國法學全面走向成熟，并能給整個世界法學帶來啟迪，就必須同時重視西方法學方法的引進與立足民族思維的自我創新，從而使中國法學的傳統、重構、解構、建構工作整合起來，最終完善中國的法學理論。[10]我不認為西方的“系統論”、“混沌理論”和“整體性科學”等學科與中國的古代哲學有任何實質性的聯系，沒有事實證明前者受到過后者的啟發。這些學科作為法學方法在我國法學中的運用，顯然不是立足民族思維的自我創新，也不能視為對西方法學方法的引進。雖然季濤在這里并沒有明確提出系統科學方法和系統法學。但是，季濤明確提出了可以考慮運用“系統論”、“混沌理論”和“整體性科學”這些顯然屬于系統科學的理論來進行法學方法創新，這是一個非凡的見解。在這里，季濤從一個特殊的角度間接地提出了系統科學方法以及系統法學，這個角度與《中國法理學研究綜述與評價》中所說的可以運用系統科學進行法哲學方向的研究是一致的，這意味著系統法學可以成為一種法的一般理論和基礎理論。

三、系統科學方法的實際運用

1985年以來，雖然倡導系統法學的研究者沒有按照自己以及法學界對系統法學的基本勾畫建立起來比較成熟的系統法學理論，但是，很多法學學者在法學研究中實際上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了系統科學方法，運用系統科學的原理和基本概念對一些法的現象進行分析和描述。這種運用構成了一些學者有關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或一個方面，深化了對一些法的現象、問題或命題的認識。這種運用，也構成了系統法學我國法學中的一種重要的存在或表現形態和方式。在我國法學研究領域，系統法學決非有觀點所說的那樣，“成為了昨日黃花，到現在僅僅作為眾多的法學方法之一保存了下來，并且未能青春常駐”。[11]相反，我國法學研究領域的很多角落都散落著系統法學的鮮花，生機勃發，欣欣向榮。把這些鮮花按照一定科學和美學原則匯集在一起，就是一道壯美的風景。

葛洪義認為：“研究法的現象，不僅要從法的現象內部的各要素去認識它，更要從各要素之間的關系去認識它，要從結構的整體去認識。”“以結構的觀點分析法的現象雖屬鮮見，但對法的現象的全方位考察卻由來已久。”“法的現象是一個整體的結構性的范疇，法的現象是有意義的，其意義來自于它的結構。這種結構關系決定了一定社會的法治模式。法的現象與意義的聯結考察，還使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系列推論：（1）特定社會法的現象的特殊性取決于其內部的組合形式；（2）法的現象的不同組合性是決定了法在不同的社會處于不同的地位、發揮不同的作用；（3）法的現象是一個自律體系，其中任何一個要素的變化都足以引起法的現象的結構性變化，決定了法的意義的變化；（4）加強社會主義法制應是一種法的現象領域的全方位的綜合變革，其中重要內容之一就是法的現象的結構性調整。”[12]在這里，葛洪義的上述關于研究法的現象的觀點體現著鮮明的系統思想。

季衛東認為：“鑒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需要，在法制程序化的過程中，應該著力于把程序與反思理性結合起來。嚴格的程序比較容易理解，而反思程序則較難把握。所謂反思程序，主要指法制各個子系統內部反思過程的程序化整合、以及國家和法對于社會環境的反饋結構調整的程序前提這一問題。”[13]卓澤淵在其《中國法治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一文中認為：“法治是一個整體。是一個由法治原則、法治制度、法治組織、法治觀念、法治過程共同構成的整體；是一個由合乎法治要求的立法、執法、司法、守法、法的監督共同構成的整體，甚至是法治內部各元素及其機制與社會協調統一的整體。它需要各個要素的共同作用和有機協調。任何一個方面或幾個方面的發展，都不可能帶來真正的法治。法治發展過程應該是其內在各要素的整合發展過程，是其內在各要素的一體化共振共進過程。法治是一個內在有機聯系的系統，不是簡單的機械模仿就可以建立的”。[14]可以看出，這兩個例證體現了一種比較自覺地運用系統科學方法的思維方式。

我國法學界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系統科學方法進行法學思考和研究的情況有許許多多，以上僅是有限的幾個例證。但是，直接宣稱自己的觀點或理論是基于系統科學方法的還是很少見的。以下是這方面的兩個例證。

程竹汝從政治學與法學相結合的角度對我國的司法改革進行了深入研究。他認為：“從系統論的視角出發，我們可以將司法看做是政治系統中的一個特定的結構，這個結構自然存在著自身內部的諸種關系，以及與系統其他部分之間的結構性關系。”[15] “本文在對所研究問題的宏觀把握上，一是將政治發展看做是由各個履行著特定功能的變量（要素）互動的歷史過程；而是將司法看做是存在于政治系統中的一個完整的結構，它與政治系統的其他部分完全處于一種結構性關系之中；三是將司法定義為由價值、制度、機構、角色構成的一個完整的系統。本文中“司法結構”一詞就是在上述系統論的意義上使用的。”[16]

1987年，我國刑法學學者何秉松為了克服傳統犯罪構成理論的基本缺陷，開始運用現代科學系統觀來研究犯罪構成概念，我們可以推斷這應當與那時的“系統熱”和系統法學的興起有關。1993年，何秉松將重新構筑的犯罪構成理論體系稱為“犯罪構成系統論”。[17]他認為：“既然事物是作為系統而存在，犯罪構成這一事物也是作為系統而存在。事實上，犯罪構成就是由主體-中介-個體三個基本要素相互作用的過程系統，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系統。因此，就必須如實地把它作為一個系統整體并且用系統的觀點對它進行觀察和研究。犯罪構成系統論的全部理論觀點，都是這種觀察和研究的結果。犯罪構成系統論與我國傳統的法罪構成理論以及他國的犯罪構成理論的最主要區別，就在于它是建立在唯物主義辯證法的系統觀和系統方法論的理論基礎上的。”[18]

另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近年來，國際法研究的一種新動向是運用系統方法研究國際法。有志于開創這片新天地的是兩位不算年輕但非常活躍的國際法學者——法國的基斯教授和美國的謝爾頓教授。這兩位教授認為，面對當今世界的巨大變化，產生于17世紀的傳統國際法理論已顯得相當落伍，面臨著一系列的挑戰。盡管近年來國際法理論界對這些挑戰作出了一定反應，但這些反應只是零打碎敲，其結果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不能令人滿意。為找尋解決諸多問題的辦法，有必要建立一個符合當前國際現實的新的國際法理論框架；而將系統分析的方法適用于國際法也許會有所幫助，因為這個方法著眼于具有能動性的相互關系，而當今國際社會的特點則體現為相互依賴性，即所謂“全球化”。[19]

系統科學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同樣受到我國的經濟學的高度重視。將系統科學引入經濟學研究，同樣是經濟學理論的一個研究方向，并且可以形成一種系統經濟學理論或學說。我國有學者已經作了這方面的探索和努力。我國經濟學學者劉永佶將貝塔朗菲提出的一般系統論以及其后的發展稱為“現代系統論”。劉永佶從“現代系統論”的角度，從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角度，對系統科學方法進行了深刻的闡釋。我國法學界應當從中借鑒有價值的研究成果。

對于現代系統論的性質，劉永佶認為：首先，現代系統論屬于一般方法論范疇，它不具體研究任何專門的自然或社會現象，而是以如何探討現象間的一般關系為目的；第二，現代系統論具有橫向性，它所研究的系統結構的規定性、類型、機理和運動規律貫穿在自然界和社會各領

域的系統之中，其概念、理論、方法，都是從各個領域和學科（主要是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的成果中概括出來的；第三，現代系統論具有綜合性，它綜合了各門學科的研究方法，并從方法論的角度把各門學科整合、融匯、溝通起來；第四，現代系統論具有功能行為性質，它不僅要研究“是什么”，還探討“做什么”，而且以后者為主，探求在人的參與下如何變革對象系統的結構，形成有利于人發揮其系統功能的條件、程度和界限，在一定意義上具有“人為科學”的性質。劉永佶認為，現代系統論表明：原來人們認為互不相關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是有一般意義上的共同點的，首先在于各自對象的結構與功能，以及存在的系統性上。雖然各種系統的結構有所差異，但都需要對之進行結構和功能的系統研究，而且研究的方法又有共同性。劉永佶從經濟學方法論的角度對系統科學方法的闡釋啟發我們，正是由于系統科學的一般方法論特點，它對法學研究是有指導意義的。系統科學方法在我國法學研究領域雖然只有20多年的歷史，而且至今對于很多法學研究者來說還是比較陌生的，但它豐富的內容和新穎的思路，卻對法學研究有著強烈的吸引力。從方法論的角度，吸收并運用系統科學方法，使之在我國法學的發展中起到充分的作用，是一項非場重要的任務。[20]

系統科學方法在我國法學研究領域的實際運用，對于我們今天構建系統法學論述體系是非常有意義的，而且這種意義是多方面的。第一，表明系統科學方法確實得到了我國法學界長期的不間斷的重視；第二、表明系統法學以某種局部的、零散、隱現的、潛在的方式一直存在和成長著，對于我們今天研究系統法學是一種精神上的支持；第三、那些直接聲稱運用了系統科學方法的法學研究，對于我們今天研究系統法學是一種巨大的精神上的鼓舞；第四、由于我國法學界在種種自覺或不自覺的程度上實際地運用了系統科學方法，這使得某種系統法學理論可以被我國法學界正確對待，而不至于因為陌生而受到漠視或不當非議。第五、已有的具有系統法學意義的觀點，對于在構建系統法學理論過程中有關概念、范疇、命題和論題的確定，具有很大的啟發性。系統法學不可能不去研究上述有關學者從系統科學角度提出的法治、司法等重大問題。這也使某種系統法學理論與我國的現有的法學研究成果必然有一定程度的吻合和關聯關系。第六、有學者運用系統科學方法探討新的刑法理論，這對如何構建系統法學理論是很有參考意義的，同時也進一步說明系統法學可以成為一種法學的一般理論、基礎理論和方法論。

作者email:lijingju@

參考文獻

[1] 原文參見《政法論壇》，XX年第6 期第21-33頁。轉引自《法理學、法史學》，XX年第4 期第2-14頁。

[2]（參見：北大法律信息網，）

[3] 參見：《法學導論》，卓澤淵主編，法律出版社，XX 年1月第3版，第 309頁。

[4] 參見：《法學導論》，卓澤淵主編，法律出版社，XX 年1月第3版，第331-332頁。

[5] 參見《法學導論》，卓澤淵主編，法律出版社，XX 年1月第3版，314頁。

[6] 參見：《法律社會學的學理與運用》，田成有 著。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XX年6 月第1版。第 23-24頁。

[7] 參見：《中國法理學研究綜述與評價》，王勇飛、張貴成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12 月第1版。第43-45頁。

[8] 參見：《中國法理學研究綜述與評價》，王勇飛、張貴成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12 月第1版。第43-44頁。

[9] 參見：法律圖書館網，p>

第二篇：回顧與展望中國證券市場

中國證券市場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如果從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算起，已有十二年的歷史。我親身經歷了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的各個重要階段，對于中國證券市場的成長和發展有著深切的體會：早在1990年12月19日，我曾代表中國人民銀行在上海宣布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成立。1995年5月，我擔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并兼任國務院證券委主任，1997年5月我又兼任中國證監會主席。2001年5月我以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的身份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執法檢查。2003年6月，我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修改起草組的組長，牽頭負責《證券法》的修改工作。

作為一名金融戰線的老兵，我從1951年起一直在金融系統工作，已52年。有幸見證了中國證券市場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分散到集中、從地區性市場到全國性市場，從手工操作到電腦交易的全過程。尤其是1995年5月至2000年初，我擔任國務院證券委主任和中國證監會主席期間，經歷了中國資本市場走過的一段艱辛而復雜的道路，期間有不少工作經驗和教訓值得總結，深入客觀的分析和研究這段歷史，“以史為鑒”，對全面、正確的認識和評價中國的證券市場，對今后的證券市場穩定健康發展，無疑是會有些幫助的。

十年股市成績斐然

正確認識中國證券市場的地位與作用，是證券市場得以穩定健康發展的前提。證券市場是國民經濟發展中重要環節之一，證券市場發展的任務重大、責任重大，作為監管者，我們要擔起歷史責任，切實履行職責，為建設一個健康發展的證券市場而奮斗。

正確認識中國證券市場的地位與作用，是證券市場得以穩定健康發展的前提。在過去的十幾年間，我國證券市場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今天已發展成為我國經濟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1998年5月，我主編《證券知識讀本》時，請江澤民主席為該書作批語，有這樣一段話：“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會有證券市場。建立發展健康、秩序良好、運行安全的證券市場，對我國優化資源配置，調整經濟結構，籌集更多的社會資金，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這一批語，充分肯定了我國證券市場在國民經濟中所處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的十二年是輝煌的十二年，十二年走過了國外數十年走過的道路，濃縮了國外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發展所經歷的波折與坎坷。我接觸到的不少國外專家、學者都對中國證券市場的快速發展表示驚訝和贊嘆。

十幾年來，證券市場為國民經濟建設籌集了大量資金，對推動國有企業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支持國民經濟的增長等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截至2003年6月底，我國境內上市公司已達1250家，總市值約4.16萬億元；1991年至2003年6月底，證券市場境內籌資總額已超過7000億元，為推進傳統產業升級換代、促進生產力的迅速提高開辟了直接融資渠道。

十幾年間，一大批大中型企業通過改制上市，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實踐中起到了先導和示范作用。我國證券市場已經擁有相當一批發展前景良好、受投資者青睞的優秀企業。它們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轉換經營機制、促進結構優化和產業升級，提高盈利水平和競爭能力等方面都處于領先地位。不僅如此，證券市場的發展還增加了國內居民的投資渠道，改善了我國的金融結構，對推動當前經濟穩定增長具有十分積極的作用。[!--empirenews.page--] 據統計，目前我國證券市場投資者開戶數已達到6884萬戶，股票、債券已成為越來越多的國內居民重要的投資品種。經過十幾年的發展，證券業已成為我國經濟中的一個重要行業，對推動國民經濟增長做出了貢獻。伴隨著市場的發展，一大批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財務公司、評估公司、投資咨詢公司等市場中介機構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并獲得了較快的發展，證券公司130家，總資產約5700億元，營業網點2900多個，基金管理公司29家，證券投資基金78只，基金規模1375億元，他們創造的價值構成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十幾年間，我國證券市場法制和信息系統建設也取得顯著的成績。經過努力，到2002年底，我們先后頒布實施了200多項法律法規，1999年7月1日，歷經風雨的《證券法》正式施行。初步形成了證券市場法律法規體系。與此同時，經過前幾年的清理整頓和不斷加強監管，基本控制住了市場潛在的風險。在“法制、監管、自律、規范”的方針指引下，證券市場得到健康發展。證券信息系統的建設、網上交易的發展、集中統一的中央登記結算系統的建成等，都大大提高了市場效率，提高了證券市場資源配置的效率。

在充分肯定我國證券市場取得的巨大成績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我國證券市場畢竟還十分年輕，還存在諸多問題。自2001年股市大跌以來，廣大投資者的損失已達數千億元，投資者的信心受到沉重打擊。證券經營機構面臨非常嚴峻的困難局面。上市公司規范運作水平還不高，法人治理結構尚不健全；市場中介機構誠信觀念、法制意識還較薄弱；弄虛作假、操縱市場、內幕交易等違法行為時有發生；投資者結構不盡合理；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的機制還不完善；資本市場建立較晚，規模較小，直接融資比重很低，市場的結構、功能、品種以及服務等方面還存在缺陷和不足等。這些問題的存在與證券市場發育程度不高相關，與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市場發展的特定階段相關，還與社會文化、傳統思維和法制環境密切相關。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證券市場是國民經濟發展中重要環節之一，證券市場發展的任務重大、責任重大，作為監管者，我們要擔起歷史責任，切實履行職責，為建設一個健康發展的證券市場而奮斗。

清理整頓遏制風險

五項清理整頓能在較短時間內取得積極成效，并且沒有引發大的社會問題，主要原因可概括為采取“先降溫，后處理”的辦法；實事求是、疏堵結合等五個方面。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席卷東南亞各國資本市場，受害各國金融體系幾乎崩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預測當年全球的經濟增長速度會下降0.6個百分點，東南亞國家和韓國會下降3個百分點，可見金融危機影響之大、破壞之重。我們看到，金融危機所涉及到的國家，首當其沖的是資本市場。盡管當時我國資本市場尚未開放，但當時的證券市場狀況確實令人堪憂，一是全國統一的證券監管體制尚未形成；二是非法發行證券和交易活動猖獗、場外交易混亂、證券公司大量挪用保證金、期貨市場突發事件頻頻發生。

為了依法規范和維護金融秩序，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1997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深化金融改革，整頓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風險的通知》。《通知》指出“有些地方和部門設立大量非法金融機構”，“股票、期貨市場違法違規行為大量存在，一些地方擅自設立股票（股權證）交易場所，隱藏著很大的金融風險”，“金融風險突發性強、波及面廣、危害極大，一旦爆發重大問題，就會危及經濟、社會甚至政治穩定，嚴重影響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進程”。[!--empirenews.page--] 按照《通知》精神，我們立即組織學習，統一認識，抓緊部署，貫徹落實。國務院為此專門成立了清理整頓場外非法股票交易和整頓證券期貨市場工作小組，由我擔任組長。清理整頓的范圍包括五項內容：清理整頓場外股票交易市場、清理整頓證券交易中心、清理整頓證券經營機構、清理整頓期貨市場、清理整頓原有證券投資基金。從1998年4月開始，經歷一年半的時間基本結束。

首先是清理整頓場外非法股票交易。

這項清理工作，當時面對的情況非常復雜。全國涉及18個省市，未經國家批準，非法設立的[1][2][3][4]下一頁 股票交易場所41家，有520家企業在這些場所上市交易，涉及340萬投資者，市值300億。如果搞不好，就會釀成全國性的金融風險，甚至造成社會的不穩定。此項工作開始前，我們用了近半年的時間進行了調查摸底，力爭做到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具體清理措施本著積極穩妥、區別情況、分類指導的精神，區別不同地區、不同交易場所和不同掛牌企業，采取不同的辦法，成熟一個，解決一個，不搞簡單的“一刀切”。

場外非法交易場所是一些地方政府越權批設的，盡管從事股票交易是非法的，但我們還是采取了給出路的政策。比如對清理掛牌企業，就采取了七條政策措施，分別是：具備一定條件的分別采取贖回股票、鼓勵收購、吸收合并、股權轉債權、推薦單獨上市措施；不具備條件的動員原有股東繼續持有股份，享受股東權益，并給予相應優惠政策；全部業務清理完成后關閉，符合條件的可以轉化為證券營業部。整個清理整頓工作是按照先停止擴容、再清理業務、最后關閉場所三個步驟來進行的。

為了在不影響社會政治穩定的前提下妥善化解風險，我們與有關省市的領導密切合作、反復協商，逐戶落實清理整頓方案，并在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的積極配合下，及時化解了幾十起可能影響社會穩定的群體事件。到1999年底，涉及全國18個省市和340萬投資者的41個非法股票交易場所全部關閉，520家企業全部摘牌，在沒有花中央財政一分錢、沒有出現大問題的情況下，基本化解和消除了風險隱患。

其次是清理整頓證券交易中心。

證券交易中心是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歷史環境下，一些地方越權批設的。隨著證券市場的不斷發展，特別是上海、深圳證券交易所技術手段日臻成熟，證券交易中心原有的一些功能大為削弱，管理的問題和風險隱患逐漸暴露出來，主要有：證券交易中心直接參與股票的買賣；挪用會員清算資金；從事房地產等實業投資；開展虛假的國債回購交易；開展場外非法證券交易等。這些問題不僅不利于證券市場的安全運行和規范發展，而且擾亂金融秩序，蘊含著很大的金融風險。

清理整頓證券交易中心的基本指導思想是，按照徹底整頓，妥善處理的原則，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目的是通過清理整頓，撤銷證券交易中心，強化證券交易所一線監管，建立全國統一的證券交易清算系統，促進證券市場健康發展。

清理整頓的對象和范圍是26家證券交易中心及其投資設立的證券登記公司和STAQ系統。清理整頓分三步進行，即清查資產、分流業務、撤銷機構。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清理整頓成本，充分利用證券交易中心的人力、物力資源，我們經過認真研究，決定對撤銷后的證券交易中心給予三條出路：一是可以由符合條件的證券公司收購，改組為證券交易營業部；二是符合設立證券經紀公司條件的，可以申請改組為證券經紀公司；三是幾家證券交易中心可以聯合組成一家證券公司，符合綜合證券公司條件的，可申請設立綜合類證券經營機構。[!--empirenews.page--] 這項工作開始于1998年11月，1998年年底完成了對證券交易中心的資產清查和財務審計工作。1999年4月底，完成了各項業務的分流工作，提出機構改組的方案。1999年6月底，證券交易中心撤銷完畢，人員安置工作基本完成。

第三是清理整頓證券經營機構。

在清理整頓證券經營機構前，我們從審計機關了解到，全國證券公司普遍存在違規吸收社會資金、挪用客戶保證金以及違規從事同業拆借活動的行為，涉及金額達1000多億元。有的證券公司大搞帳外經營，用于房地產開發等長期投資，形成大量的不良資產，有的已開始發生支付危機，債務糾紛不斷增多。尤其是挪用客戶保證金，數額巨大，蘊藏著極大的金融風險，必須進行清理整頓。

從1999年起，我們深入開展證券經營機構清理整頓工作。對證券公司進行分類指導，對嚴重違規的進行嚴肅處理，如君安證券依法受到了處罰。對一般違規的，沒有采取簡單關閉的辦法，對虧損嚴重、資不抵債的證券公司，按照中央關于黨政機關與所辦經濟實體脫鉤的有關規定，由原主辦機關負責清償債務，妥善處理。同時，將現有證券公司逐步按條件規范為綜合類證券公司和經紀類證券公司，鼓勵證券公司之間以合并、收購等方式重組。同時，積極開辟融資渠道，形成一批規范經營、守法遵規的證券公司。

經過一年多的清理整頓，在我離開證監會之前，全國90家證券公司，有35家證券公司完全歸還了挪用的客戶保證金，15家證券公司增資改制，批準了4家證券公司為綜合類券商，11家證券公司進入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

第四是進一步清理整頓期貨市場。

縱觀我國期貨市場的發展歷史，從1986年就開始了理論探討。開始試點后基本上經歷初步形成階段（1990年-1994年）、清理整頓階段（1995年-2000年）、規范發展階段（2001年至今）。目前已經初步形成了以期貨交易所為核心的較為規范的市場組織體系，進入了規范發展的新階段。

受不規范的交易方式和缺乏充足有效的監管體系等因素影響，中國期貨市場在開設初期出現了盲目發展和無序狀態。從1994年開始，證監會就對期貨市場進行清理整頓。1997年5月，我擔任證監會主席，繼續加強對期貨市場的管理。主要對期貨交易所和期貨經紀機構進行結構調整，并重新調整了期貨合約。清理了非法從事境外期貨交易的期貨經紀公司，清理規范境外期貨代理業務資格，取締非法外匯交易和境外期貨交易。

經過清理整頓，原有14家期貨交易所撤并為3家；交易品種由原來的35個壓縮到12個；179家期貨經紀公司完成了增資和重組，期貨公司的抗風險能力有了較大提高。與此同時，加強了期貨市場的法規建設，出臺了《期貨交易管理暫行條例》及四個配套管理辦法，從此，期貨市場開始步入規范試點的階段。

第五是清理規范原有的證券投資基金。

我國證券投資基金業起步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依主管機關不同而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92—1997年，由中國人民銀行作為監管機關。在滬深交易所上市的基金有25只，在大連、武漢、天津證券交易中心聯網交易的基金數量達28只，但此時基金規模很小，運作也很不規范，俗稱為“老基金”。而且專業性基金管理公司也很少，不足10家。第二階段是1997年11月至今，在《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向社會公布后，由證監會作為基金管理的監管機關。在《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指引下，“新基金”開始規范運行。[!--empirenews.page--] 1999年3月前，各地擅自或者越權批設了75只證券投資基金，總資產90多億元，涉及22個省市、120萬投資者。這些基金，大部分管理混亂，資產質量差，風險隱患大。1999年3月，證監會發出了對原有證券投資基金進行清理規范方案的通知，各證券交易中心交易的基金逐步摘牌，在交易所上市的基金也分別不同情況進行清理與規范，清理規范工作于2000年6月底以前完成。

需要指出的是，1999年是清理規范原有基金最關鍵的一年，同時也是是基金業大發展的一年，新基金迅速增加到22只，資產規模躍升為484.2億元。至此，基金業的發展逐步納入規范化發展軌道。

以上五項清理整頓涉及范圍之廣、清理難度之大，是我國證券市場歷史上所沒有過的。我們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取得積極成效，并且沒有引發大的社會問題，主要原因可概括為以下方面：

1、中央高度重視，正確領導，集中部署，較好地統一了各方面的思想認識，這是清理整頓得以順利開展的根本保障。

2、在清理整頓方案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用了大量的時間反復調研，聽取意見，基本摸清了風險隱患和問題的癥結，明確了清理整頓的目標，及時確定了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

3、采取“先降溫，后處理”的辦法上一頁[1][2][3][4]下一頁，逐步化解風險，避免矛盾的激化。

4、按照實事求是、疏堵結合的原則，扎扎實實地逐戶落實清理整頓方案，一個一個解決問題，消除風險，區分不同情況，分類指導，先易后難，各個擊破。

5、依靠地方政府，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及時消除風險隱患。

六項政策推動發展

監管部門不能抱著聽其自然、任其發展、無所作為的態度，要從實際出發，以“三個有利于”為指導，積極主動引導證券市場健康發展。正確的輿論引導和正確的政策措施，能夠促使證券市場穩定健康發展；反之，錯誤的輿論引導和不當的政策措施，必然阻礙證券市場穩定健康發展。

股票投資是投資上市公司的未來，有一定的投機性，但不能過度投機，否則就會破壞股市的正常健康發展。我國股市建立的時間很短，容易出現過度投機的現象。1996年股市過熱，股指出現超常暴漲，經常是全線飄紅。成千上萬基本不懂股票的普通百姓，抱著賺大錢的想法盲目涌入股市。當時面臨香港回歸和“十五大”的召開，大家都普遍認為政府不會讓股市下跌，即使下跌，政府也會托市。我們冷靜分析了當時的形勢，認為股市過熱的狀況極不正常，如不及時遏制，必然會造成嚴重后果，一方面通過發表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正確認識當前股票市場》，從輿論上進行正確的引導，樹立理性投資的觀念，明確股市有風險、投資要謹慎選擇，獲利歸己、風險要自擔。另一方面，宣布新股發行規模100億和實行漲跌停板制度等措施，從而有效地抑制住股市的過度投機。

通過精心治理，1997年的股市基本保持平穩，市場規模穩步擴大。在周邊股市危機四伏的情況下，我國股市沒有出現大幅度的波動，成績來之不易。總結原因，主要有：

1、國家宏觀經濟環境良好，綜合經濟實力大大增強，為股市的穩定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2、及時消除了泡沫經濟的隱患，有效化解了金融風險；

3、從我國實際出發，沒有盲目對外開放資本市場。[!--empirenews.page--] 但是，在隨后的近兩年時間里，股市曾經一度處于低迷狀態，特別是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投資者中有種種關于中央支持不支持股市的擔心與疑慮。據統計，1998年境內籌資比1997年減少了484億元，下降36.6％；成交總量比上一年減少7177億元，下降23％；印花稅減少27億元。同時，受市場低迷影響，公司上市速度明顯放慢，一級市場新股發行困難，二級市場價跌量縮，投資者信心不足。

股市是經濟的晴雨表，當年國家宏觀經濟形勢繼續向好，而股市卻與整體經濟形勢的走向相背離。我認為這種現象并不正常，是我國證券市場新型加轉軌所特有的，政府對此必須加以正確的引導和必要的宏觀調節，否則將對我國經濟的發展造成不必要的負面影響。監管部門不能抱著聽其自然、任其發展、無所作為的態度，要從實際出發，以“三個有利于”為指導，積極主動引導證券市場健康發展。為此，我組織證監會有關部門對市場狀況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并于1999年初，醞釀了一份關于進一步規范和推進證券市場發展的若干政策意見，請示國務院。經過方方面面的協調和修改，1999年5月16日，國務院批準了這份包括改革股票發行體制、逐步解決證券公司合法融資渠道、允許部分具備條件的證券公司發行融資債券、擴大證券投資基金試點規模、搞活B股市場、允許部分B股H股公司進行回購股票的試點等6條主要政策建議的文件，也就是通常說的搞活市場六項政策。由此引發了著名的“5.19”行情。

客觀的講，六項政策的出臺對引發“5.19”行情起了重要的導向作用，但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國家宏觀經濟形勢。首先，繼1998年以來，國家以增加投資、擴大內需為主要內容的各項經濟政策逐步發揮效應，國民經濟繼續保持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良好勢頭，經濟增長結構和企業效益狀況也發生積極變化，從而為證券市場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宏觀環境；其次，經過近兩年的清理整頓和法制建設，證券市場運行秩序明顯好轉，防范和化解市場風險的能力進一步增強，證券市場具備了規范發展的基礎條件；再次，在1997年以來股市持續下跌過程中，眾多上市股票的市盈率大幅下降，投資價值日益顯現，客觀上市場存在著上升的內在要求。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滬深股市才出現了恢復性上升。證券市場進一步轉好，投資者信心逐步增強，為證券市場進一步規范發展奠定了基礎。

就市場而言，我認為，無形的手和有形的手都要用，不是只用無形的手，只要有利于經濟發展需要，都是可以用的。我在任期間曾兩次組織撰寫了《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第一次阻止了當時股市的過熱，在亞洲金融危機來臨之前，提前消除了股市泡沫，對全民進行了一場風險教育，從那以后，“股市有風險，入市要謹慎”逐步深入人心；第二次肯定了股市的恢復性上漲，把握了時機，推動了股市的發展。1998年，我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證券委主任、證監會主席，曾經到美國與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對美國運用利率杠桿進行宏觀調控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我認為，作為宏觀管理部門要為證券市場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要適時進行宏觀調節。縱觀世界各國對證券市場在必要時沒有不進行干預的。遇到重大問題，進行適當的干預是十分必要的。這一點，美聯儲主席表示認同。[!--empirenews.page--] 當股市出現大幅波動的時候，投資者的信心受到極大打擊，證券市場的正常秩序受到嚴重威脅，必須采取各種有效措施進行調節，包括經濟的、法律的、政策的、輿論的多種手段。美國“九·一一”事件后，美國政府采取多種手段對股票市場進行了宏觀調控，總統布什先后十次就股市發表演講，樹立投資者信心。香港遭遇亞洲金融危機時，也果斷成立調控基金入市進行干預。為應付金融危機，香港動用了1000億港幣穩定市場。

我國證券市場發展的實踐，使我們認識到：正確的輿論引導和正確的政策措施，能夠促使證券市場穩定健康發展；反之，錯誤的輿論引導和不當的政策措施，必然阻礙證券市場穩定健康發展。

展望未來方興未艾

21世紀頭20年對我國而言，是一個必須抓住的戰略機遇期。國家的戰略機遇期，也就是我國證券市場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在十六大精神指引下，有著遠大發展空間與美好前景的證券市場必將在促進經濟發展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回顧過去，把中國證券市場快速發展的十二年放在歷史的長河中，可以說只是一次瞬間的跨越，展望未來，證券市場方興未艾，具有巨大的發展空間。我們看中國證券市場，既要看到過去的成績，也要看到現在的問題，更要看到未來的發展前景。國家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就是證券市場改革開放與穩定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國證券市場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重要，可以從五個方面認識發展證券市場的重要性：

一是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我國經濟總量在未來20年內要再翻兩番。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有大量、持續的投資投入，這就要求我國證券市場無論在規模、還是容量上都要有一個較大發展。黨的十六大提出，縱觀全局，21世紀頭20年對我國而言，是一個必須抓住的戰略機遇期。國家的戰略機遇期，也就是我國證券市場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在這段時期，我國證券市場應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并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二是只有促進證券市場發展，才能逐步解決我國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比例失衡的問題。近幾年來我國銀行儲蓄大幅增長，貸款規模迅速擴大，今年上半年就增加了17000多億元。企業融資包括基本建設、技術改造、流動資金，絕大部分都靠貸款，在我國企業負債率比較高，自有資本金比較低的情況下，銀行面臨著很大的潛在風險。而企業通過發行股票、債券等直接融資比重過低，特別是近上一頁[1][2][3][4]下一頁 兩年來受資本市場持續低迷的影響，這個問題顯得更加突出。據統計，我國2002年直接融資占間接融資的比重僅為9%，而世界許多國家直接融資比重至少占70%以上。這種局面已難以為繼，必須加快發展證券市場逐步求得解決。

三是我國眾多企業包括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都需要進行股份制改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而直接融資比重過低，證券市場規模遲遲不能發展擴大，很難適應企業要求改制上市、并通過發行股票、債券籌措資金的迫切需求。[!--empirenews.page--] 四是商業保險、社會保險正在迅速發展，急需通過證券市場運作，確保合理的回報率，這樣才能進入良性循環。而直接融資比重過低、規模過小，使商業保險面臨連年虧損的局面，社會保險也不能有效地增值，這樣發展下去難以為繼。

第五，加入WTO后，我國金融業面臨著機遇和競爭，如何應對當今世界上金融混業經營的發展趨勢，探索貨幣市場、保險市場與資本市場之間有機結合協調發展，顯得更加緊迫。

我相信，在十六大精神指引下，有著遠大發展空間與美好前景的證券市場必將在促進經濟發展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第三篇：職業技術教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職業技術教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全會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了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

職業技術教育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了很大的破壞，十一屆三中全會使我們解放了思想，認識到“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中等教育結構單一化、使中等專業與國民經濟發展需要嚴重脫節的狀況。中國的重要特點是人口多、底子薄，大力發展教育，尤其是職業技術教育才能使人口的負擔轉變為人才資源的優勢。正如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一個十億人口的大國，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資源的優勢是任何國家比不了的。”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大批各類不同層次的人才，尤其是初中級應用型的建設人才和技術工人，因此，調整教育結構，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擺到了突出的地位。

當今國際的競爭，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競爭，實質上是知識和人才的競爭。小平同志深刻指出：“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我們國家，國力的強弱，經濟發展后勁的大小，越來越取決于勞動者的素質，取決于知識分子的數量和質量。”職業教育肩負著提高千百萬勞動者的素質，培養大批熟練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的任務。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20年，職業教育研究就是在小平理論的指導下，遵循三個面向，推動職業教育在為社會主義建設主戰場培養各類人才的同時，不斷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職教發展道路。

一、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職教研究迎來了生機蓬勃的春天

1、改革中等教育結構，職業教育蓬勃發展

早在1978年4月，鄧小平同志就明確提出：“教育事業必須和國民經濟發展的要求相適應”，要“擴大農業中學，各種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的比例”。會議認為要研究中等教育結構的調整問題。這是此后二十年中國職業教育迅速發展、改革和中等教育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的先聲。1980年10月7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國家勞動總局關于中等教育結構改革的報告。報告提出改革中等教育結構主要是改革高中階段的教育，改變高中階段教育單一化的局面。二十年來，職業技術教育蓬勃發展，中等教育結構不合理的狀況逐漸有所改變。

中等職業教育的迅速發展客觀上要求加強宏觀的調控和指導，即加強對職業技術教育重大理論問題和重大實際問題的研究和解決。職業技術教育的研究成果又為職業技術教育發展的宏觀決策和政策措施的制訂提供了依據，促進職業技術教育為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而不斷發展。中等職業技術教育已成為我國教育事業尤其是中等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高等職業教育與初等職業教育也有相應的發展，初步形成了以中等職業技術教育為主體，初、中、高不同層次，又與多種形式的職業培訓相結合的職業技術教育體系。

1980－1997年，普通高中學校數從31300所減少到13880所，學生數減少了119.72萬人。而同期中等職業技術學校（含中等師范）的學校數則從9688所增加到17116所，學生數從226.3萬人猛增到1089.51萬人，增長4.8倍（增長情況見附圖1），共計培養各類畢業生3085萬人。這十七年，普通高中學生數所占比例從81％下降到44％，而中等職業學校學生數則從19％上升到56％。

2、建立機構、制訂規劃，職教研究逐步展開

“文革”期間，教育研究工作已完全陷于停頓。為恢復教育研究工作，教育部于1978年7月4日向國務院呈報了《關于重建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的請示報告》。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經國務院批準重建后，所內設立了“教育制度研究室”，進行中等教育結構改革及職業技術教育的研究。該室于1986年改為職業技術教育研究室及成人教育研究室。以后，部分省市及高校也先后建立起一些職教研究機構，至1986年，中央及省、（自治區）、直轄市已建有職教科研機構12個，高校建立的職教科研機構也有12個，各部委和省、（自治區）、直轄市還先后成立了職教學會、職教研究會等學術團體75個。

隨著職教事業的發展，為進一步加強職教事業的宏觀調控，1991年建立了國家級的“職業技術教育中心研究所”，1993年，原中央教科所職教研究室并入職教中心研究所。現在，隨著職教事業的迅速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科研隊伍也不斷壯大，已初步形成了由職教行政部門、職教科研機構、職業教育院校和職業教育學術團體組成的、專兼職研究人員相結合的職教科研隊伍。國家級的職教科研機構有教育部職業技術教育中心研究所和勞動部職業技能鑒定中心，有些業務部委和行業也建有職教研究所（室）。獨立設置的省級職教科研機構有上海市職業技術教育研究所、遼寧省職業技術教育研究所和湖南職業教育研究中心等。各省級教育科學研究所（院）一般均設有職業技術

第四篇：抑郁癥中醫研究回顧與展望

作者：修麗娟, 楊玉興, 俞珊, 孫大志, 魏品康

【關鍵詞】 中醫學;抑郁;中醫病因和病機;辨證論治

received october 17, 2007;published online april 15, 2008.indexed/abstracted in and full text linkout at pubmed.depar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angzheng hospital,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03, china 抑郁癥是威脅人類健康的臨床常見疾病，患病率高達20%［1］，世界衛生組織宣布至2020年抑郁癥將成為僅次于癌癥的第二大致殘原因。該病有發病率高、復發率高、自殺率高等特點，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我國傳統醫學中雖無抑郁癥病名，但對其認識有著悠久的 歷史，在 治療 上也有許多相關記載。因抑郁癥臨床表現多樣，在中醫 文獻 中則有多種病名，如“郁證”、“梅核氣”、“臟躁”、“百合病”等。中醫對抑郁癥的認識亦不斷 發展，本文就近年來中醫對抑郁癥的研究情況進行綜述。

病因病機認識

中醫認為情志活動由五臟化生，五臟的正常功能活動可以通過情志調暢體現，如《素問》中所說“人有五臟化五氣，可生喜怒悲憂恐”；也認識到精神活動過極可反作用于五臟，表現為“怒傷肝、喜傷心、思傷脾、悲傷肺、恐傷腎”，“悲哀動中者，竭絕而失生”。因此對抑郁癥的病因病機的認識多圍繞五臟功能失調。

《素問·六節藏象論》中云：“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認為心為君主之官，為五臟六腑之大主。《景岳全書·郁證》中云：“至若情志之郁，則總由乎心，此因郁而病也。”《醫門 法律 》中亦有“五志惟心所使”的觀點，認為“憂動于心則肺應，思動于心則脾應，怒動于心則肝應，恐動于心則腎應”。

肝主疏泄功能與情志關系十分密切，許多醫家將肝氣郁結視為抑郁癥的基本病機。趙獻可《醫貫·郁病論》中認為五郁以木郁為先導，陳士鐸《石室秘錄》提出“夫郁者，未有不傷肝者也”。故有學者提出從“調肝”入手治療抑郁癥及其他精神科疾病［2］。

脾胃為后天之本，是氣血生化之源，情志以氣血為物質基礎，因此脾胃與抑郁癥亦有聯系。《證治匯補·郁證》云：“若夫思慮成郁，用歸脾湯。” 現代 亦有用歸脾湯、六君子湯等治療抑郁癥的驗案報道［3］。對數百例抑郁癥患者的觀察也發現，舌體淡而胖大，有齒痕，舌苔膩或水滑者占到一半以上，并伴有肢體畏寒等陽虛癥狀，提示抑郁癥與陽氣有密切關系。肝脾陽氣失宣及肝脾之陽氣虛弱是抑郁癥病因之一［4］。

抑郁癥患者常見興趣下降，功能減退，與中醫腎精不足的表現相似。冼慧等［5］認為抑郁癥以腎精虧虛為本。一方面，先天不足；另一方面，長期精神刺激或久病及腎，致使腎精受損。因腎主骨生髓，腎精虧虛則髓海不足，會出現情緒低落、悲觀失望、興趣索然、疏懶退縮及意志減退等神志功能低下的癥狀。因此抑郁癥的中醫治療除整體調理臟腑功能外，還提倡益腎疏肝法的運用。

歷代醫學著作及現代文獻有關從肺論治抑郁的報道較少。有人根據五志中肺主悲憂，從肺與肝、心、脾、腎的關系提出從肺診治抑郁癥的觀點，拓寬了抑郁癥病機研究思路［6］。

五臟對抑郁癥的發病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根據古代文獻及現代研究結果，認為以心肝脾為主。暢洪升等［7］對臨床常用8類抗抑郁方劑（共42首）分析后發現，各類藥物中出現頻率最高的為安神藥，其次為補氣健脾藥、行氣藥，行氣藥以疏肝理氣藥為主。除以五臟為病機研究基點外還有從病理產物方面闡述對抑郁癥病因病機的認識，如朱丹溪提出了“氣郁”、“血郁”、“痰郁”、“火郁”、“食郁”、“濕郁”的六郁觀點，指出了郁證的不同致病因素，包括病理產物“痰濕”、“瘀血”等。雖然此處“郁證”不能等同于現代醫學的抑郁癥概念，但對后世從病理因素角度認識抑郁癥病因病機有一定的指導意義。痰是抑郁癥的重要病因病機［8］。抑郁癥屬情志異常，情志異常必以氣血失調為基礎，氣血失調則易生痰，不同的病因最終均可產生相同的病理產物——痰，雖然最初以氣機阻滯為主，但中后期氣郁愈重，痰郁愈重，且氣郁同時痰已形成，因此，痰邪貫穿抑郁癥始終。此外，還有觀點認為抑郁癥患者神的活動減退在于氣的郁結，氣運則神健，氣郁則神郁，神氣郁結是其基本病機［9］。也有認為是思慮過度導致臟腑氣血功能失調，元神失養，病位在腦［10］。

辨證分型

對辨證分型的研究包括文獻研究、流行病學調查和標準制定等多個方面。章洪流等［11］對近10年（1994年～2004年）關于抑郁癥中醫證型的文章進行分析，認為抑郁癥的辨證分型主要有肝氣郁結、心脾兩虛、肝郁脾虛、肝腎陰虛、氣滯血瘀、肝郁化火、陰虛火旺。胡隨瑜等［12］采用臨床流行病學調查方法，對1 977例情感性障礙抑郁發作患者進行了中醫辨證及證候指標調查，結果顯示抑郁癥的常見中醫證候是肝郁氣滯、肝郁脾虛、肝郁痰阻和心脾兩虛等4類，其次為肝腎陰虛、肝郁痰阻、脾腎陽虛、肝膽氣虛，極少見的證型有心肝火旺、陰虛陽亢、肝郁化熱和濕阻中焦。在抑郁癥常見中醫證型調查基礎上進一步對不同證型的舌脈深入分析，發現抑郁癥肝郁氣滯證為中醫肝病的起始證候，病情較輕，舌象、脈象變化不明顯，而肝郁導致脾虛時則見齒痕舌、脈細之脾虛表現；肝郁痰阻則見舌苔白膩、脈弦滑等痰濕內阻之象［13］。抑郁癥患者舌象異常率達88％，其中，以暗紅舌最多，約占1/3，其次為紅舌、青紫舌，淡白舌最少。從舌苔看，以膩苔為多，占一半以上。部分患者舌象表現為虛證，如舌形胖大，伴有齒痕，舌體嬌嫩，此多由于氣虛、陽虛和脾虛所致［14］。

由于辨證的主觀性特點，辨證分型標準不一，已成為辨證研究中的一個難題。關于辨證標準的制定，陳澤奇等［15］提出了不同抑郁癥證型的診斷標準，如肝郁氣滯證診斷標準為情緒抑郁、悲觀厭世、表情沮喪、煩躁、善嘆息和脈弦等6項中情緒抑郁必備，且其他5項需具有3項。這些工作為中醫客觀辨證提供了依據。此外，中醫證型研究中亦借鑒量表評價的方法［16］，將主觀內容客觀化。但由于我國的文化背景與國外的差異，部分內容不適合我國國情。王哲等［17］在臨床流行病學調查及專家調查問卷的基礎上［1820］，建立了中醫證候自評量表，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將證型研究帶入更加廣闊的應用領域。治療方法 中醫治療抑郁癥有中藥復方、單藥和針灸、拔罐等多種療法。

何宇芬等［21］用甘麥大棗湯結合氯丙咪嗪治療80例大學生抑郁癥患者，其抗抑郁療效優于單用西藥組（p<0.05），且不良反應少，藥物依從性明顯增加。陳微等［22］用百合地黃湯（百合、生地、柴胡、香附、郁金、遠志、合歡皮）治療腦卒中后抑郁癥40例，在抑郁障礙的改善方面與帕羅西丁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劉娟云等［23］用解郁寧神湯（柴胡、白芍、枳殼、郁金、當歸、川芎、石菖蒲、遠志、百合、佛手、合歡皮、夜交藤）與多慮平聯用，有解郁寧神、疏肝解郁、行氣活血、調節陰陽和寧心安神之效，配合心理疏導，顯著提高了療效。王偉民等［24］自擬抗抑郁ⅰ號方（柴胡、香附、郁金、石菖蒲、蒼術、半夏、茯苓、厚樸、川芎、大黃、梔子、黃連），有疏肝解郁、化痰散結之效，與氟西汀聯合使用的抗抑郁療效優于單純使用氟西汀治療（p<0.05）。張學真等［25］用小柴胡湯（柴胡、黃芩、人參、甘草、半夏、生姜、大棗）聯合多慮平可以有效改善惡劣心境，優于單用多慮平（p<0.05）。

從肝脾論治以逍遙散加減，羅和春等［26］采用隨機雙盲對照方法，觀察了丹梔逍遙散對32例抑郁癥患者的臨床療效，不僅療效與麥普替林相當，而且不良反應明顯減少（p<0.05）。

從脾論治多用小建中湯、六君子湯、歸脾湯及黃連溫膽湯等。張麗萍［27］針對脾胃為全身氣機樞紐這一點，認為濕、熱、痰、瘀等致郁病理因素的產生與脾胃運化、輸布氣血津液的功能密切相關，在抑郁癥治療中注重脾胃的調護，主要體現在溫膽湯的靈活運用上，如痰氣郁結型以溫膽湯為主隨證加減，痰郁重者加半夏厚樸湯，氣郁重則合柴胡疏肝散化裁，痰熱內擾型予以柴芩溫膽湯。此外，心肺陰虛者予百合地黃湯；陰虛火旺者予黃連阿膠湯；肝腎陰虛者予一貫煎、滋水清肝飲等［28］。總之，中藥復方不僅有良好的抗抑郁作用，且副作用小，與西藥合用還可增效減毒。除以中醫病機為理論基礎指導臨床治療外，還有部分治療是建立在對中藥抗抑郁成分的研究基礎上，如開郁安神膠囊（貫葉連翹、刺五加）的抗抑郁作用機制可能是由于貫葉連翹可抑制中樞5羥色胺、多巴胺和去甲腎上腺素等神經遞質的再攝取，使突觸間隙的單胺遞質濃度升高，抑制單胺氧化酶活性，從而產生抗抑郁作用，其對輕、中度抑郁癥的臨床總有效率為67.14％，與氟西汀相當（p&0.05），且不良反應少［29］。巴戟天寡糖主要通過興奮5羥色胺能神經系統起作用，以其為主要成分的巴戟樂膠囊治療抑郁癥患者11例，總有效率為62.5％，顯著高于安慰劑組的34％（p<0.05）［30］。

針灸是中醫治療抑郁癥的另一重要手段，常選穴位有百會、印堂、足三里、三陰交［31］。羅和春等［32］運用電針治療抑郁癥，采用現代科研方法，驗證了電針百會、印堂對抑郁癥的療效與阿米替林相當。趙志國等［33］發現電針完骨、太沖穴治療抑郁癥的療效與舍曲林相當（p&0.05），且起效時間早。黃泳等［34］電針頭部頂中線、額中線、額旁1線，療效與氟西汀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拔罐法亦是傳統療法之一，走罐是其中一種。因督脈為諸陽之會，膀胱經背部腧穴中與臟腑及神志有關的腧穴最多，因此走罐多以督脈穴及膀胱經背俞穴為主穴治療，調節五臟六腑功能，起到寧心安神、調和陰陽、通達氣機之效。走罐療法可顯著改善抑郁患者的軀體癥狀及情緒，對周身疼痛不適感改善最為明顯［35］。

針灸、走罐或與藥物的聯合應用同樣具有良好的抗抑郁作用。將走罐療法與抗抑郁藥合用，可以縮短抗抑郁藥的起效時間，降低抗抑郁藥的不良反應，并對軀體不適有顯著的改善作用，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使患者對治療的依從性增加［36］。孫蓉新［37］以百會、神庭、膻中、風池（雙）、內關（雙）、神門（雙）、三陰交（雙）為主穴采用毫針刺法，配合督脈、膀胱經穴拔火罐，達到補肝腎、健脾胃、解郁寧心、安神定志之功。張捷等［38］對電針、走罐、毫針刺法等多種療法予以歸納，并指出了何種方法適用于何種抑郁癥類型，如電針適用于各種抑郁癥；背腰部督脈以及兩側足太陽膀胱經的腧穴走罐適用于治療實證抑郁癥；虛證及本虛標實型的抑郁癥采用毫針刺足太陽膀胱經的五臟背俞穴和膈俞。針灸治療時可配合心理疏導，安定患者情緒，解除思想顧慮，增強戰勝疾病的信心，更有助于提高療效。

問題及展望

目前，抑郁癥中醫研究仍存在許多問題。第一，對抑郁癥的中醫病因病機的認識未達成共識。之所以出現不同學術觀點百家爭鳴的現象，可能與抑郁癥本身病機復雜（會隨疾病發展而改變）有關。總的來說，五臟功能異常是抑郁癥的主要病因病機的觀點較為普遍，其中以心肝脾與抑郁癥的關系最為密切。從病理因素角度闡述抑郁癥的發病機制相對較少，但從病理因素出發有利于以點至面，通過共同的病理產物認識不同的致病因素，解釋復雜多變的臨床表現，可以起到提綱挈領、綱舉目張的作用。第二，由于病機認識是臨床治療的基礎，對抑郁癥病機的認識不同，直接影響到了辨證論治的標準難以統一，加之主觀判斷等因素，影響了中醫對抑郁癥的研究工作。第三，治療方法多樣，在復方研究方面由于中醫個體化治療的特點，一證一方，給臨床應用帶來困難，尤其是抗抑郁中藥研發的一大障礙。此外，研究方法上也存在樣本量過小，納入、排除標準不合理等問題［39］。目前有些研究將流行病學調查、專家問卷等方法運用到中醫抑郁癥研究工作中，是一個良好開端，為抑郁癥理論研究及標準制定等奠定了基礎。無論是理論探索還是臨床研究最終目的都是指導治療，中醫藥抗抑郁有一定的療效，具有副作用小及患者依從性好的優勢。因此，今后的研究應在繼承的基礎上求發展，在復雜的病機中找出核心病機，以此為指導研發抗抑郁中藥新藥，充分發揮中醫藥的優勢。

第五篇：回顧與展望

回顧與展望

----2004-2005第二期學年總結

隨著2004-2005第二學期的結束，我參加工作的第一個年頭也順利的劃上句號。在這一學年里，我們系經過不斷的摸索，從一棵樹苗長為參天大樹。回顧本學年，我就自身的問題和工作中的成績和不足一一匯報。

【2004-2005第二學期工作中的成績】

1、畢業生教學檔案的管理和修正：

在2004-2005第一學期的教學管理中，我們系一切從零開始，不斷的揣摩和探索，總結出一套自己的經驗。因此，在本學年中我系雖然畢業生達到808人之多，位居全校第三，且對于我系而言，畢業生的教學檔案修正和處理又是第一次。但是，在本學年的畢業生教學檔案的管理和修正中，我們秉承“嚴謹、認真、負責”的態度，沿用以往的教學管理模式，采取靈活多變的方法，將畢業生教學檔案一一落實到實處。

2、期末考試的安排和監考：

期末考試是大學生整個學期學習的大檢閱。期末考試成績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學生下一學年的學習和學校教學工作的開展。做好期末考試安排，是促進我系穩定發展的關鍵。我系教務辦公室根據教師教學計劃和學生課程安排，合理利用教師、教室的不同時間段，將我系教師所任班級的考試細致認真的安排下去。

監考是期末考試的另一大事，為了確保學生能在公平、公開和公正的場合下順利的完成本學年學習的檢閱。我們采取嚴格、嚴厲和嚴禁的態度，對每個學生都嚴厲要求遵守考場制度。因為本學期的期末考試安排中，我系教務工作繁忙，加之學校事務較多，因此在監考中，監考人員嚴重不足，我系老師皆以大局為重，不顧身體疲乏，一周之內監考了十多堂考試，確保了期末考試的順利完成。

3、畢業生資格審查和畢業證學位證的辦理：

在XX老師的帶領下，我系根據學校的規定，對每個畢業生的資格都進行了嚴謹和慎重的審查，確保沒有學生因為資格審查的問題而導致其證件的發放。

7月1日，我跟隨教務處到校本部辦理畢業生畢業證和學位證。在其中，為了準確的辦理其證件，我采取認真負責的態度，嚴謹對待工作，使我系畢業生的證件辦理正確率達到100%，順利的完成了學生畢業證件的辦理。

【2004-2005第二學期工作中的不足之處】

本學年工作中，我的缺點和不足之處也透過工作表現出來。

1、同事間溝通不夠，工作進展不順利：

正確處理同事之間的人際關系，是工作順利開展的保證。但是在工作中常常和XX老師發生爭執，不懂得利用委婉的語氣和委婉的方式進行溝通，從而導致在工作中進展不夠順利。

2、缺乏穩重、性格毛躁：

本學年，因為畢業生的事情較為繁多，工作進展較為緩慢。因而在工作中，當事情緊迫時，不能抑止自己的脾氣，表現出性格毛躁的一面，不能保持應該有的持重。

3、工作效率有待提高：

本學期，我出任XX級計維班主任，因而在工作中，有些時候不能正確處理好工作中的各種關系，從而導致某些工作延滯，效率不高。因此在下一學年中，應該積極主動尋求提高工作效率的方式方法，達到鍛煉和提高自己的目的。

當然，我還有許多的缺點和不足之處，敬請XX老師和各位同事指出批評。

【對2005-2006第一學期工作的幾點建議】

1、涇渭分明、各司其職：

在本學年中我們教務這一塊，雖然分工比較上學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仍然做得不好。從而導致在教學工作中出現重復、吃回鍋肉的問題，也容易導致因分工不明而出現失誤時推卸責任。新的學年中，我們應該分工更加明確，避免吃回鍋肉現象和相互推卸情況的發生。

2、次重分清、緩急分明：

2005-2006第一學期的工作中，我覺得應該把持住緩急分明、次重分清這條思路。這樣，在開展工作中就能夠避免避重就輕、主謂不明的問題，我們也能夠及時、準確的干好我們的工作。

3、獎懲明確、責任連帶：

在本學年中，我們工作中的失誤就沒有規定有明確的責任關系。我以為，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們應該將各項工作所帶來的責任與工作掛鉤，嚴格要求。這樣我們應該嚴厲指出和批評工作中的錯誤和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就能在開展某項工作同時就不用擔心另一項工作的進展或者失誤。

4、合理搭配、協調發展：

合理的搭配能夠使工作中能夠取得非常好的效果，而協調發展則是正確處理各項工作的保障。因此，我們必須采取合理的方式、充分發揮協調的精神，大家互補，做到協調發展、合理搭配，進一步提高工作效率。

當然，以上建議謹為自己一時之想法，還不夠成熟，還望XX主任指正。

這就是我2004-2005第二學期的工作總結，雖然不如人意，但我想終是我肺腑之言。我真誠的希望，在2005-2006第一學年中，我們的各項工作能蓬勃的開展下去，我們系在XX主任的領導下茁長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