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民法典制定的回顧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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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法典制定的回顧與展望

王利明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教授 博士生導師

關鍵詞: 民法典/物權法/侵權責任法/民法典的體系

內容提要: 新中國成立后曾進行過三次民法典編纂的嘗試,1986 年通過的《民法通則》,是我國民事立法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其所確立的體系與制度也為我國未來民法典體系的構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我國《物權法》的頒行和《侵權責任法》的制定,是民法典編纂的重要步驟;民法典的制定,應當立足于中國實際,總結我國立法和司法實踐經驗,反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客觀需要,同時也要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和優秀的法律文化,并在借鑒的基礎上有所創新和發展。我國未來民法典內容和體系的構建,應當以法律關系為“中心軸”來構建,總則之中應當包括法律關系的基本要素,即主體、客體、法律行為、責任;分則應以法律關系的內容即民事權利為中心展開,包括人格權、親屬法、繼承法、物權、債權總則和合同法、侵權責任法等幾編。

一、新中國民法典編纂的歷史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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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具有制定成文法典的傳統。自清末變法以來,我國又借鑒近代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典化經驗,開始編纂一系列的法典,民法典就是其中之一。自1929 年至1931 年,國民黨政府先后頒布了民法典各編,最終完成近代意義上的民法典的編纂。

新中國建立以后,立法機關曾幾次推動民法典的制定,以實現我國民事立法的系統化。195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專門的班子開始民法典起草工作,于1956 年12 月,完成民法草案,該草案主要借鑒了前蘇聯的民事立法經驗,分為總則、所有權、債、繼承四編,共525 條。但在該草案完成后,由于1957 年的反右派斗爭和1958 年的大躍進等政治運動,致使民法的起草工作被迫中斷。1962 年,中共中央開始糾正經濟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對國民經濟采取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政策,根據毛澤東主席發出的“不僅刑法要,民法也需要”的指示,全國人大組成專門的班子,負責民法的起草工作,1964 年7 月完成了民法第二次草案。草案共包括: 總則、所有權和財產流轉三編,共262 條。此后,由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文革的到來,民法的起草工作再次夭折。文革結束以后,中共中央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糾正左傾錯誤,并實行改革開放政策。1979 年11 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開始第三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經過3 年努力,于1982 年5 月先后草擬了四個民法草案,其中第四個草案也就是現在通常所說的“民法典第四稿”,共分為八編,465 條。但由于當時我國剛剛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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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實行改革開放,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形成,社會關系處于轉型期,尚不穩定,這就導致該草案在當時很難通過。

1986 年的《民法通則》是我國第一部調整民事關系的基本法律。它是我國民事立法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其頒布實施,是完善市場經濟法制、建立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的重大步驟。《民法通則》為民法典體系的構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主要表現在:

1.制度的構建。《民法通則》為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民事法律的基本框架。作為新中國第一部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則》雖然不是傳統民法典的總則,更不是一部民法典,但它是一部基本的民事法律。所謂“通則”,顧名思義,就是把要那些貫通總則和分則,作為基本法和特別法的共同原則和規范集中起來,自成一體。《民法通則》既是民事活動的基本準則,同時也為我國民事審判工作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據。它的誕生標志著我國民事立法進入了完善化、系統化階段,為我國社會主義民法典的出世奠定了基礎、開辟了道路,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奠定了制度的基礎 [1]。

2.初步奠定了民法典的體系結構。《民法通則》不僅確定了民法的基本內容、原則以及基本制度,而且確立了我國民事立法的基本體系。這表現在:第一，《民法通則》第2 條界定了民法的調整對象,區分了民法與經濟法的關系。第二，《民法通則》確定了民商合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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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例,確立了我國民商事立法的民商合一體例。尤其是《民法通則》確定了民法的平等、等價有償、公平等原則,從而確定了民法調整社會關系的基本方法。第三,體系的構建。《民法通則》第一章至第四章、第六章分別規定了“基本原則”、“公民”、“法人”、“民事法律行為和代理”、“民事責任”,這些部分基本上概括了民法典總則編的內容;而第五章對民事權利所作的列舉性規定,基本奠定了未來民法典的分則體系。

3.制度的創新。《民法通則》第一次規定了人身權制度,以基本法的形式宣示了對公民人身權利的保護,強調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不受侵害,從而突出了對人的尊重,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理念,也充分體現了現代民法所貫徹的人文主義精神。《民法通則》第一次以基本法的形式明確規定了公民和法人享有的民事權利。《民法通則》采取列舉的方法,概括公民和法人所享有的財產所有權和與財產所有權有關的財產權、債權、知識產權和人身權。尤其是《民法通則》將公民和法人享有的人身權和知識產權單列一節(第五章第四節和第三節),集中加以規定。《民法通則》還第一次以基本法的形式確立了民事責任制度,包括比較完備的違約責任制度和侵權行為的民事責任制度。《民法通則》一改傳統大陸法系的立法體制,未將侵權責任規定在債法之中,而是單設民事責任一章。這些都是制度的重大創新,為未來民法典的人格權法、侵權責任法的獨立成編奠定了法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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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1 月13 日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王漢斌邀請民法學者王家福、江平、王勝明、王保樹、梁慧星和筆者一起座談民法典起草事宜,一致認為起草民法典的條件已經成熟。王漢斌副委員長遂決定立即恢復民法典編纂,并委托王家福等九人組成民法起草研究工作小組,負責研究編纂民法典草案。[2]在此之后,全國人大法工委分別委托有關專家學者牽頭起草民法典的專家建議稿。2002 年12 月17 日,全國人大法工委提交給常委會審議的第一次民法草案,其體例包括:第一編“總則”,第二編“物權法”,第三編“合同法”,第四編“人格權法”,第五編“婚姻法”,第六編“收養法”,第七編“繼承法”,第八編“侵權責任法”,第九編“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法”。其特點主要表現在:第一,從總體上看,借鑒了《德國民法典》的經驗,設立了總則,而不是像《法國民法典》那樣僅僅設立序編的模式。而且區分了物權和合同,并將繼承單獨設編。第二,總結我國《民法通則》的立法經驗,基本上按照《民法通則》第五章關于民事權利的規定所確立的體系,參考《民法通則》所確立的權利順序進行排列。草案關于總則的規定,基本上照搬了《民法通則》的相關規定。總結了我國民事立法的經驗,考慮到合同法、婚姻法、收養法等已經作為獨立的法律頒布,并且多年的適用已經產生了較好的效果,因此將已有的立法吸收進來,作為民法典草案的組成部分。第三,草案將人格權法和侵權責任法獨立成編,并且將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也獨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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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編進行規定。這是對傳統大陸法系民法典體系的突破,也是對潘德克頓體系的發展。

從法律體系來看,我國有七個法律部門,三個層次的法律規范,初步構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律體系。盡管迄今為止,我國尚未制定出一部民法典,但是立法機關已經制定了大量的單行法。截止到2008 年3 月,我國現行有效的法律總共229 件,涵蓋憲法、憲法性法律、民商法、經濟法、社會法、刑法、訴訟及非訴訟程序法等,其中,民事法律共32 件。除此之外,現行有效的行政法規近600 件,地方性法規約7000 多件, [3]其中大量涉及到民商事法律制度。從內容上看,這些法律可以大致分為三類:一類是涉及傳統民法典的內容的法律,例如，《婚姻法》、《繼承法》、《合同法》和《物權法》等。第二類是涉及傳統商法范疇的單行法。主要包括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破產法等。第三類是其他性質的部門法律中所包含的民事規范,主要包括行政法、經濟法、社會法等法律部門中所包括的民事規范,例如土地管理法、房地產管理法、反壟斷法等。

二、作為民法典編纂重要步驟的《物權法》的制定

自2002 年《民法典草案》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次審議以后,立法機關決定對民法典采取分階段、分步驟制定的方式,而首先進行的是《物權法》的制定。之所以采取分段制定民法典的方式,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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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一方面,無論是理論的準備,還是立法力量的配備,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都不現實。另一方面,根據民法典所包含的不同部門法的發展成熟程度,而在不同階段先后制定不同部門的法律,這樣使得法律具有更強的針對性和更高的成熟程度。在不同階段制定不同的部門法律,也有助于法律本身的不斷完善,因為后制定的法律可以充分吸取先制定的法律的經驗與教訓,從而使其更加完善。顯然,這是一種十分務實的作法,尤其適合于我們的現階段國情。由于我國處于快速的社會轉型時期,轉型時期國家的民法典的制定都負載著重構社會新規則、新秩序的歷史使命。[4]但由于社會變化的節奏十分迅速,對于實踐的總結與提升往往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在這樣的情況下,采取分步驟制定是十分明智的選擇。這使得我們可以將精力集中于現階段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

2007 年3 月16 日,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高票通過《物權法》,這是我國法制建設中的一個大事,是我國推進民主法制建設的重要步驟,在法治進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它的頒行必將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產生深遠影響。物權法是我國分階段、分步驟編纂民法典的一個重要部分,物權法自1993 年開始啟動立法程序,歷時13 年,經歷了8 次立法審議,最終得以高票通過,可謂來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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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權法》是我國分階段、分步驟制定民法典思路的體現,其所確立的體例、制度、規則、價值等也會對我國民法典體系的構建產生重要影響。具體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

第一，《物權法》的制定使民法典的體系更為明晰。一方面，《物權法》體現了物權與債權相區分、物權法獨立成編的思想。例如,我國《物權法》沒有按照《擔保法》的體系設計,而是將擔保分為人保和物保,將物保納入擔保法之中,人保納入債法中的保證合同。這本身就是嘗試構建民法典體系。因為我國《擔保法》在制定時并沒有按照體系化思想來構建,而只是針對擔保這一事項進行的立法,主要是從擔保主債權履行的法律效果來考慮的。既然采“物權法”的概念,就意味著,它是與“債權法”相對應的。因此,我國民法典就有必要包括債權法編。還應當看到，《物權法》第一次在法律上明確了物權請求權和占有保護請求權,這就明確了與侵權責任請求權的區分,同時,也構建了完整的請求權體系。另一方面，《物權法》為未來民法典各編的陸續出臺提供了空間。《物權法》并沒有規定物權主體、取得時效、物的概念等,這表明其是要留待民法典總則來規定,也表明其是在民法典體系構建的思想指導下制定的。《物權法》并沒有規定物權的合意,更沒有規定物權行為制度,其對物權行為理論的否認態度,結束了長期以來對于物權行為理論的爭議。這使得我國法律行為制度中不可能包含物權行為,也使得法律行為制度的適用范圍被限定為債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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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婚姻行為和遺囑行為等。《物權法》的立場不僅有助于實現法典化的目標之一——簡化,而且有助于為法官和當事人提供便利。

第二，《物權法》的制定進一步強化了民商合一體制。長期以來,民商分立抑或民商合一是我國民法典制定中的重大爭議,物權法的制定使民商合一的思想得以進一步鞏固。首先，《物權法》確立了統一的登記制度,其并沒有區分民法和商法,而是適用于所有法律。尤其是,在登記效力方面,并沒有區分民事和商事活動,而設立了統一的規則。例如,在證券登記方面,因為沒有商事特別法,因此,應當適用統一的規則。按照《物權法》第16 條的規定,“不動產登記簿是物權歸屬和內容的根據。”因此,當事人就證券歸屬發生爭議時,也應當準用該條規定,即以相關登記簿上的記載確定證券權利人,除非有相反證據。第二,在用益物權制度中，《物權法》貫徹了物盡其用、禁止權利濫用等原則,這實際上體現了傳統商法的基本理念。第三,在所有權制度方面，《物權法》也包含了傳統商法的規則。例如,善意取得制度就可以統一適用于所有領域。《物權法》規定的私人所有權實際上包括對于股票、債券等權利,因此,對公司的財產權的確認、形式、股票的發行與股票權利的行使,對作為商品所有權的票據的保護等,仍然適用民法的物權制度 [5]。第四,沒有區分民事主體和商事主體,而是采用了統一的物權主體概念。《物權法》不僅規定了公民個人的財產權,而且規定了企業的財產權。該法第68 條規定:“企業法人對其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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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和動產依照法律、行政法規以及章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企業法人以外的法人,對其不動產和動產的權利,適用有關法律、行政法規以及章程的規定。”該法第69 條規定:“社會團體依法所有的不動產和動產,受法律保護。”第四，《物權法》確立了統一擔保制度,該擔保制度不僅適用于民事關系,而且適用于商事關系。如該法第231 條規定:“債權人留置的動產,應當與債權屬于同一法律關系,但企業之間留置的除外。”該條實際上將民事留置權和商事留置權作了統一規定。有學者主張,在民法物權之外,還存在商法上的物權,包括獨立的商事所有權、商事留置權、商事質權等商事物權 [6]。但從我國《物權法》擔保物權部分的規定來看,并沒有區分所謂民事物權和商事物權。此外，《物權法》在規定統一適用于所有民商事關系的物權制度時,也為商事特別法的制度設計預留了空間。例如, 該法第172 條第1 款規定:“設立擔保物權,應當依照本法和其它法律的規定訂立擔保合同。擔保合同是主債權債務合同的從合同。主債權債務合同無效,擔保合同無效,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該條實際上為商事領域獨立擔保制度的發展提供了空間。

第三，《物權法》所展現的開放性為民法典體系構建提供了有益經驗。物權法在體系的構造上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這就使得物權法不僅能夠適應現實社會生活的需要,而且能夠適應未來社會變動的需要,為未來法律發展提供了空間。物權法的開放性表現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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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保持了權利客體范圍的適度開放性。例如，《物權法》第2 條第2 款規定:“本法所稱物,包括不動產和動產。法律規定權利作為物權客體的,依照其規定。”這就是說,在法律有特別規定的情況下,權利本身也可以成為物權的客體。(2)它確立了財產歸屬確認規則。例如,我國《物權法》對自然資源的歸屬做了較為系統的規定,確認了礦藏、水流、海域、野生動植物資源、無線電頻譜資源等的歸屬。(3)它保持了用益物權客體范圍的開放性。盡管物權法列舉的各種用益物權都是不動產物權,但該法第117 條規定:“用益物權人對他人所有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權利。”因而,用益物權的客體并不限于不動產,還包括動產,動產用益物權為將來居住權等人役權的設立預留了空間 [7]。(4)它協調了擔保物權的法定性與開放性。例如，《物權法》第180 條第1 款第7 項中規定的“法律、行政法規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財產”都可以抵押,將來法院完全可以根據這一條解釋出一些新的擔保形式。總之,物權法在體系的構建上是開放的,這種作法也為未來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經驗。我國民法典既要堅持其內在體系的周延性,繼續維持權利法定的立法模式,也要兼顧其開放性,例如,適當規定個別具有高度概括性特點的民事權利如一般人格權,并通過侵權責任等對尚未上升為權利的合法利益加以保護。再如,在法律中設置一些一般條款,避免列舉式規定掛一漏萬的弊端,并為未來民法規則的發展提供一定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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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物權法》的復合繼受方法有助于民法典的體系化。我國物權法不僅大量借鑒了德國、法國等大陸法系物權立法例,也適度參考了英美法上的一些合理制度,這為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我國《物權法》關于用益物權、擔保物權分類的體系,以及有關的物權法原則(如物權法定)、物權請求權、占有保護、地役權等,都來自于大陸法。所以,在整個體系結構上,中國的《物權法》并未在根本上突破大陸法系的框架。同時,我國物權法還借鑒了英美法上的浮動擔保、應收賬款質押等制度 [8]。在立法上借鑒充分借鑒兩大法系的經驗,這一重要立法方法應當在未來制定民法典時予以堅持。雖然法典和法典化是大陸法系的標志性特征之一(正因為如此,大陸法系也被比較法學家們稱為“法典法系”),但這并不意味著在法典化的過程中不能借鑒普通法的一些具體制度和做法。必須要看到,在全球化的今天,兩大法系的交融已是一個基本的事實, [9] [10]在這樣的背景下,在法典化工程中對普通法的借鑒尤其必要。在充分借鑒兩大法系經驗的基礎上所制定出來的民法典,才能保證立法質量和科學性。

《物權法》的制定加快了民法典制定的步伐。在《物權法》頒行之后,我國立法機關加緊制定侵權責任法,這實際上意味著,我國民法典編纂正在按照分階段的方式有條不紊地進行。

三、展望:我國民法典內容和體系的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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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一部科學的面向21 世紀的體系完整的民法典,不僅代表著我國民事立法水平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也充分表明了我國法律文化已經達到了更高的層次。在民法典制定中,我們首先應當立足于中國實際,認真總結我國立法和司法實踐經驗,反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客觀需要。同時,要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在法典化特別是形式的體系方面,確有必要注重借鑒大陸法系國家特別是德國法的立法經驗,但是,這并非意味著應當完全照搬照抄德國的模式,更不意味在21 世紀制定中國民法典時要僵化到一成不變地繼承《德國民法典》的五編制體例。借鑒必須首先從中國實際出發,并且要符合中國的國情。同時,必須在借鑒的基礎上,有所創新,有所發展。其原因在于,任何國家民法典的體系都是一個開放和發展的體系,絕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從古至今,人類的理性并沒有始終如一的處于一個恒定或靜止的狀態,而實際上是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蛻變與升華的過程。體系作為理論建構的產物,體現了建構者的思維和主張,它也與特定的歷史傳統、特定時代的現實等密切相關,并不具有終極性的普世意義。

按照分階段、分步驟制定民法典的立法部署,我國已經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并且將制定出侵權責任法等法律。在這些單行的民事法律制定出來之后,我們不能采取簡單的法律匯編的方式,將這些法律匯集成民法典,而應當按照科學合理的民法典體系,對這些法律進行有系統的整合,形成體系完整的民法典。所以,在分階段、分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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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民法典的模式下,體系的構建更為重要。在構建民法典體系時,必須確定該體系的核心制度,即所謂“中心軸”。圍繞著這條中心軸,民法典的體系得以邏輯地展開各項具體制度和規范。這根中心軸的作用在于貫穿和統轄民法典各項制度,使各項制度和規范形成邏輯統一。但關于構建民法典的“中心軸”究竟是什么,理論上存在不同的看法:一是意思表示說。此種觀點認為,民法典應當以意思表示作為自己的中心軸。例如,德國學者溫德沙伊德認為,意思表示和意思自治貫穿于民法的各個領域和環節,整個民法典應當以意思表示和意思自治為核心加以構建。[11]二是民事權利說。此種觀點認為,民法就是權利法,因此民法典體系的構建應當以民事權利為中心而展開。此種學說來源于自然法學派的思想。我國也有不少學者認為,民法是以人為本位、以權利為中心、以責任為手段對社會關系進行調整的。這種關系的邏輯結構就是人——權利——責任的結構,而不是單純的“人——物”對應的結構或總——分對應的結構,因此,民法典的結構應按照人——權利——責任這一結構來設計。[12]三是法律關系說。此種觀點認為,應當依法律關系為基礎來構建民法典的體系。在這種編排方法中,法律關系被作為整理法律和展示法律的技術工具,而且成為體系構建的基本方法。[13]薩維尼以法律關系為中心,從理論上構建了一個民法典的體系,該體系反映出的編排方法被后世學者稱為“薩維尼編排法”。[14]潘德克頓學派將整個法律關系的理論運用到法典里面去,構建了一個完整的潘德克頓體系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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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dektensystem)。采納德國法系的國家大都接受了這一體系 [15]。

我們認為,未來民法典應當以法律關系為中心來構建,主要理由在于:一方面,法律關系是對社會生活現象的高度抽象和全面概括。“法書萬卷,法典千條,頭緒紛繁,莫可究詰,然一言以蔽之, 其所研究和所規定者, 不外法律關系而已。” [16]法律關系是根據法律規范建立的一種社會關系, [17]是對社會生活關系的一種法律歸納和抽象,反映了社會關系的一些共同特征。另一方面,法律關系是對民法規范邏輯化和體系化的基礎。法律關系編排方式被大多數學者認為是科學的編排方式,民法的諸制度都是圍繞民事法律關系而展開的,法律關系包含主體、客體、內容三項要素,三項要素可以完整覆蓋民法典的各項內容。還要看到,法律關系編排方法適應了民法發展的需要。民事關系紛繁復雜,但是把握住了民事法律關系的脈絡,就把握住了民事關系的核心。具體來說,以法律關系為中心來構建民法典,民法典應當首先設立總則,總則之中應當包括法律關系的基本要素,即主體、客體、法律行為、責任。民法典的分則以法律關系的內容(即民事權利)為中心展開,分則部分包括:人格權、親屬法、繼承法、物權、債權總則和合同法、侵權責任法。

按照此種體系來整合我國現行法律,我們建議民法典的制定應當從如下幾個方面著手:第一,關于民法典總則。我們建議,應當通過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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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通則》進行修改補充,未來將其改造為民法典的總則。民法通則雖然不是以法典形式頒布,但其調整的都是基本的民事制度和民事權利;尤其是《民法通則》基本涵蓋了所有民法典總則的內容,只不過基于現實需要在其中增加了部分民法分則的內容(如所有權、債權)。在某種意義上它的確發揮了民法典的部分功能,并且其大部分內容仍然可以適用我國的現實情況。因此,應該對其進行進一步的修改和整理,將其納入到民法典的相應部分。[18]

第二,對于《合同法》、《物權法》、《婚姻法》、《繼承法》等民事法律,以及將要制定的侵權責任法,在制定民法典的時候,應當對其進行進一步完善和整合,統一納入民法典之中并分別形成民法典分則的各編。這是因為,民法法典化的制定本身是分階段和分步驟地進行,合同法、物權法的制定,也是制定民法典的戰略安排,所以,在民法典制定之時,首先應當保持其體系完整性。例如,民法典制定之時,我們有必要制定債權總則,但債權總則的制定不應當影響合同法體系的完整性。從立法的現狀來看,我國合同法的內容已經比較完備,該法的總則部分已經體系化,且內容非常充實。多年的適用已經證明,其是較為科學和合理的。為了盡可能地降低立法和司法成本,保持法律的安全性和穩定性,即使構建了債權總則,合同法總則不應當作大幅調整,原則上應當保持合同法總則既有的制度和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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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上述現行法律應當納入到民法典之中,但是,民法典的制定是法典編纂的過程,強調體系化和邏輯性,所以,在最終完成民法典編纂之時,還應當對各部法律進行適當的修改,而不能簡單地、原封不動地納入。因為這些法律在制定時,重視每一個部分的體系性與完整性,但是并沒有按照民法典的體系來進行系統的設計。例如,合同法制定時,將代理、行紀等內容都規定在其中,忽略了與民法總則之間的協調。再如,物權法關于保護物權的請求權的規定中,既包括了物權請求權,也包括了侵權的請求權等,忽視了與侵權法的協調。這就有必要根據民法典體系進行整合,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關于《擔保法》如何納入民法典的問題,需要進行探討。物權法已經對《擔保法》的諸多內容做了較大的修改與完善。《擔保法》與物權法的內容不一致的,其內容當然廢止。因此,在將來制定我國民法典的時候,需要重新構建我國民法典的體系,按照民法典的體系,將既有的《擔保法》的內容一分為二,將物的擔保納入到物權法的內容,而將人的擔保納入到債權的范疇,然后廢止《擔保法》,鑒于擔保物權的大部分內容已為《物權法》所替代,因此,它只有部分條款尚在發揮作用;因此,在未來,它只能部分地納入到民法典之中。

第三,應當在分則中設立的人格權編。人格權獨立成編符合民法典體系結構的內在邏輯。傳統大陸法系民法典不存在獨立的人格權編,本身是有缺陷的。因為民法本質上是權利法,民法分則體系完全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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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民事權利體系構建起來的。從民法權利體系的角度來看,人格權應該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民事權利主要包括人身權與財產權兩大部分,人身權主要是以人格權為主。財產權分為物權與債權,而物權和債權都是獨立成編的,而在傳統大陸法系民法典中,對人格權的重視顯然不夠,沒有讓其單獨成編,其規則或是在主體制度中予以規定,或是散見于侵權規則之中,這就造成了一種體系失調的缺陷。傳統民法過分注重財產權制度,未將人格權作為一項獨立的制度,甚至對人格權規定得極為“簡略”,這本身反映了傳統民法存在著一種“重物輕人”的不合理現象。人格權獨立成編不僅是人格權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不斷豐富和完善民法典體系的需要 [19]。現代民法理論中,人格權保護已經置于更重要的地位,表現在:一方面,各種新型的人格利益被上升為人格權并受到法律嚴格的保護。除了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生命健康權等權利以外,現代人格權還包括自然人的隱私權等等。另一方面,一般人格權觀念得到了立法與司法的承認與保護。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現代化進程中以及高科技發展過程中所提出的人格權保護問題,都需要通過我國民法典人格權編的完善來應對。例如,對個人生活情報的收集和泄漏、對個人身體隱私的窺探、對于生命信息和遺傳基因的保護、對環境權的保護等,都是我們所必須面臨的新的課題。市場經濟的發展所引發的有關信用、商譽、姓名的許可使用以及名稱的轉讓、形象設計權的產生等都是我們在人格權制度中必須加以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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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強調的是,我國目前正在制定民法典,應當貫徹以人為本,充分體現對個人人格尊嚴、人身自由的尊重與保護的精神。日本學者田中耕太郎博士指出:“私法的基本概念是人(Person)” [20]。尤其在我們這個有著幾千年不尊重個人人格封建傳統的國家,對人的關注與保護愈發重要。而民法是權利法,體現了對個人權利的保障。民法又是人法,以對人的終極關懷為使命。如果在民法中設立獨立的人格權編,進一步對人格權予以全面的確認與保護,并確認民事主體對其人格利益享有一種排斥他人非法干涉和侵害的力量,同時也使個人能夠據此同一切“輕視人、蔑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的違法行為作斗爭,這必將對我國民主與法制建設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

第四,應當設立債法總則編。法國學者達維德指出“, 債法可以視為民法的中心部分”。[21]債權總則的設立可以使債權總則制度與民法的其他制度相互銜接,構建我國民法典內在統一的和諧體系。具體來說,設立債權總則對于實現民法典體系的和諧一致具有如下重要意義:一方面,債權總則有利于整合債法自身的體系。債權總則可以適用于非合同之債,它的設立不僅使不當得利、無因管理、締約過失等債的形式在債法中找到了其應有的位置,而且確立了可以適用于這些債的關系的規則。另一方面,債權總則有利于完善民事權利的體系。物權與債權的區分是大陸法系對民事權利的最經典分類方式之一,對于正確認識、理解和行使權利影響甚大。如果債權總則不復存在,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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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總則之中“債權”的概念就難以與民法典分則中的相應編章對應。此外,債權總則對債法各論部分進行拾遺補缺。在民法體系中,債法總則與合同法、侵權責任法的關系是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系。債權總則相對于合同法、侵權責任法而言,是比較抽象的、一般規則。因此,在法律適用上,具體的債法糾紛首先應當適用合同法或侵權責任法的規則,如果無法適用合同法或侵權責任法的規則,則應當適用債法總則。所以,債權法總則的設置是債權法乃至整個民法典內在邏輯的必然要求。

我國債權總則的設計,應當將本來應當屬于合同法總則的內容回歸合同法,將僅僅適用侵權法的內容回歸侵權法。在大陸法系體系中,民法典債法的典型模式是將侵權行為、合同、不當得利、無因管理等都納入債的范疇,因此,也稱為大債法模式。尤其是像《德國民法典》等法典中,債權總則內容十分復雜龐大。從立法的科學性上說,其中許多內容并不都真正屬于債權總則的內容,從而也并不一定符合債權總則的本來性質。在我國未來民法典體系構建中,不一定要借鑒此種模式的經驗,否則債權總則將完全替代了合同法總則的規定。債權總則并不需要追求形式上的完整性,而關鍵是具有真正的總則意義,尤其是需要確定債的概念和債的效力、分類以及消滅事由,從而使其真正能夠直接適用于各種具體債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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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在分則中應當規定獨立的侵權責任法編。從大陸法系的傳統來看,一直將侵權責任法作為債法的一部分而將其歸屬于債法之中。但是現代社會發展及民主法制建設的需要,已使侵權責任法所保障的權益范圍不斷拓展;其在傳統債法體系中所負載的功能顯然已不足以適應時代的需求。因此,侵權責任法應當從債法體系中分離出來而成為民法體系中獨立的一支。侵權責任法的獨立成編是完善我國民法體系的重要步驟,也是侵權責任法得以不斷完善發展的重要條件。一方面,只有將侵權責任法獨立成編,成為民法典分則部分的獨立一編,才能完善民法的體系。大陸法的債法體系忽略了各種債的關系的個性,侵權責任的多樣化,對民法體系也提出了挑戰,換言之,盡管侵權行為常常產生侵權損害賠償之債,但也可產生多種責任形式。而損害賠償之外的責任形式并不都是債的關系。另一方面,現代社會是一個風險社會,各種危險大量增加,例如高壓作業、環境污染、產品責任、交通事故、核設施致害、動物致害等。日益增多的嚴格責任類型,也要求侵權責任法對其作出回應,特別是在現代社會出于保護人權的需要,侵權責任形態越來越復雜和多樣化,只有通過法律的具體規定才能保障類似案件類似處理,保障法的安全性和穩定性。如果侵權責任法要規定大量的侵權行為及其責任,就必須獨立成編。目前,中國正在起草侵權責任法,實際上是采納了侵權責任法的獨立成編的觀點。侵權責任法將來要作為民法典的一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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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的制訂和頒行是實行依法治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重要標志,也表明了我國法律文化的高度發達水平,更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具體表現。我們的祖先曾在歷史上創造了包括中華法系在內的燦爛的中華文明,其內容是何等博大精深!在人類法律文明史上始終閃爍著耀眼的光芒,并與西方的兩大法系分庭抗禮,互相輝映。今天,我國立法和司法實踐已為民法典的制定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廣大民法學者也做了大量的理論準備。制訂和頒布一部先進的、體系完整的、符合中國國情的民法典,不僅能夠真正從制度上保證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為市場經濟健康有序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而且將為我國在21 世紀的經濟騰飛、文化的昌明、國家的長治久安提供堅強有力的保障!如果說19 世紀初的《法國民法典》和20 世紀初的《德國民法典》的問世,成為世界民法發展史上的重要成果,則21 世紀初中國民法典的出臺,必將在民法發展史上留下光輝的篇章。

注釋:

[1]余能斌.民法典專題研究[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130.[2]研究小組成員包括:王家福、江平、魏振瀛、王保樹、梁慧星、王利明、費宗、肖峋、魏耀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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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見吳邦國委員長于2008 年3 月8 日在十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所做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

[4]張禮洪等.民法法典化、解法典化和反法典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8:73-74.[5]范健等.商法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10.[6]范健.物權:一個商法命題[J].財產法暨經濟法,2005,(創刊號).[7]胡康生.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釋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340.[8]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328.[9] [日]大木雅夫.比較法[M].范愉譯,朱景文審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25-127,136-137.[10] [美]約翰?亨利?梅利曼.大陸法系(第二版)[M].顧培東,祿正平譯,李浩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6.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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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金可可.論溫德沙伊德的請求權概念[J].比較法研究,2005,(3):112-121.[12]麻昌華,覃有土.論我國民法典的體系結構[J].法學,2004,(2):54-67.[13] [葡]平托.民法總則[M].澳門:澳門法律翻譯辦公室, 澳門大學法學院,1999.5

[14] [葡]平托.民法總則[M].澳門:澳門法律翻譯辦公室, 澳門大學法學院,1999.5

[15] [葡]孟狄士.法律研究概述[M].黃顯輝譯.澳門:澳門基金會,澳門大學法學院,1998:78.[16]鄭玉波.民法總則[M].臺北:臺北三民書局,2003:63.[17]張文顯.法理學(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31.[18]梁慧星.為我國民法典而斗爭[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22.[19]薛軍.人格權的兩種基本理論模式與中國人格權立法[J].法商研究,2004,(4):63-75.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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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M].王闖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20.[21] 【法】勒內?達維德.當代主要法律體系[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79.出處:《法學論壇》2008 年第5 期(總第119 期)

第二篇：回顧與展望中國證券市場

中國證券市場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如果從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算起，已有十二年的歷史。我親身經歷了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的各個重要階段，對于中國證券市場的成長和發展有著深切的體會：早在1990年12月19日，我曾代表中國人民銀行在上海宣布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成立。1995年5月，我擔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并兼任國務院證券委主任，1997年5月我又兼任中國證監會主席。2001年5月我以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的身份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執法檢查。2003年6月，我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修改起草組的組長，牽頭負責《證券法》的修改工作。

作為一名金融戰線的老兵，我從1951年起一直在金融系統工作，已52年。有幸見證了中國證券市場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分散到集中、從地區性市場到全國性市場，從手工操作到電腦交易的全過程。尤其是1995年5月至2000年初，我擔任國務院證券委主任和中國證監會主席期間，經歷了中國資本市場走過的一段艱辛而復雜的道路，期間有不少工作經驗和教訓值得總結，深入客觀的分析和研究這段歷史，“以史為鑒”，對全面、正確的認識和評價中國的證券市場，對今后的證券市場穩定健康發展，無疑是會有些幫助的。

十年股市成績斐然

正確認識中國證券市場的地位與作用，是證券市場得以穩定健康發展的前提。證券市場是國民經濟發展中重要環節之一，證券市場發展的任務重大、責任重大，作為監管者，我們要擔起歷史責任，切實履行職責，為建設一個健康發展的證券市場而奮斗。

正確認識中國證券市場的地位與作用，是證券市場得以穩定健康發展的前提。在過去的十幾年間，我國證券市場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今天已發展成為我國經濟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1998年5月，我主編《證券知識讀本》時，請江澤民主席為該書作批語，有這樣一段話：“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會有證券市場。建立發展健康、秩序良好、運行安全的證券市場，對我國優化資源配置，調整經濟結構，籌集更多的社會資金，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這一批語，充分肯定了我國證券市場在國民經濟中所處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的十二年是輝煌的十二年，十二年走過了國外數十年走過的道路，濃縮了國外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發展所經歷的波折與坎坷。我接觸到的不少國外專家、學者都對中國證券市場的快速發展表示驚訝和贊嘆。

十幾年來，證券市場為國民經濟建設籌集了大量資金，對推動國有企業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支持國民經濟的增長等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截至2003年6月底，我國境內上市公司已達1250家，總市值約4.16萬億元；1991年至2003年6月底，證券市場境內籌資總額已超過7000億元，為推進傳統產業升級換代、促進生產力的迅速提高開辟了直接融資渠道。

十幾年間，一大批大中型企業通過改制上市，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實踐中起到了先導和示范作用。我國證券市場已經擁有相當一批發展前景良好、受投資者青睞的優秀企業。它們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轉換經營機制、促進結構優化和產業升級，提高盈利水平和競爭能力等方面都處于領先地位。不僅如此，證券市場的發展還增加了國內居民的投資渠道，改善了我國的金融結構，對推動當前經濟穩定增長具有十分積極的作用。[!--empirenews.page--] 據統計，目前我國證券市場投資者開戶數已達到6884萬戶，股票、債券已成為越來越多的國內居民重要的投資品種。經過十幾年的發展，證券業已成為我國經濟中的一個重要行業，對推動國民經濟增長做出了貢獻。伴隨著市場的發展，一大批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財務公司、評估公司、投資咨詢公司等市場中介機構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并獲得了較快的發展，證券公司130家，總資產約5700億元，營業網點2900多個，基金管理公司29家，證券投資基金78只，基金規模1375億元，他們創造的價值構成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十幾年間，我國證券市場法制和信息系統建設也取得顯著的成績。經過努力，到2002年底，我們先后頒布實施了200多項法律法規，1999年7月1日，歷經風雨的《證券法》正式施行。初步形成了證券市場法律法規體系。與此同時，經過前幾年的清理整頓和不斷加強監管，基本控制住了市場潛在的風險。在“法制、監管、自律、規范”的方針指引下，證券市場得到健康發展。證券信息系統的建設、網上交易的發展、集中統一的中央登記結算系統的建成等，都大大提高了市場效率，提高了證券市場資源配置的效率。

在充分肯定我國證券市場取得的巨大成績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我國證券市場畢竟還十分年輕，還存在諸多問題。自2001年股市大跌以來，廣大投資者的損失已達數千億元，投資者的信心受到沉重打擊。證券經營機構面臨非常嚴峻的困難局面。上市公司規范運作水平還不高，法人治理結構尚不健全；市場中介機構誠信觀念、法制意識還較薄弱；弄虛作假、操縱市場、內幕交易等違法行為時有發生；投資者結構不盡合理；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的機制還不完善；資本市場建立較晚，規模較小，直接融資比重很低，市場的結構、功能、品種以及服務等方面還存在缺陷和不足等。這些問題的存在與證券市場發育程度不高相關，與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市場發展的特定階段相關，還與社會文化、傳統思維和法制環境密切相關。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證券市場是國民經濟發展中重要環節之一，證券市場發展的任務重大、責任重大，作為監管者，我們要擔起歷史責任，切實履行職責，為建設一個健康發展的證券市場而奮斗。

清理整頓遏制風險

五項清理整頓能在較短時間內取得積極成效，并且沒有引發大的社會問題，主要原因可概括為采取“先降溫，后處理”的辦法；實事求是、疏堵結合等五個方面。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席卷東南亞各國資本市場，受害各國金融體系幾乎崩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預測當年全球的經濟增長速度會下降0.6個百分點，東南亞國家和韓國會下降3個百分點，可見金融危機影響之大、破壞之重。我們看到，金融危機所涉及到的國家，首當其沖的是資本市場。盡管當時我國資本市場尚未開放，但當時的證券市場狀況確實令人堪憂，一是全國統一的證券監管體制尚未形成；二是非法發行證券和交易活動猖獗、場外交易混亂、證券公司大量挪用保證金、期貨市場突發事件頻頻發生。

為了依法規范和維護金融秩序，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1997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深化金融改革，整頓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風險的通知》。《通知》指出“有些地方和部門設立大量非法金融機構”，“股票、期貨市場違法違規行為大量存在，一些地方擅自設立股票（股權證）交易場所，隱藏著很大的金融風險”，“金融風險突發性強、波及面廣、危害極大，一旦爆發重大問題，就會危及經濟、社會甚至政治穩定，嚴重影響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進程”。[!--empirenews.page--] 按照《通知》精神，我們立即組織學習，統一認識，抓緊部署，貫徹落實。國務院為此專門成立了清理整頓場外非法股票交易和整頓證券期貨市場工作小組，由我擔任組長。清理整頓的范圍包括五項內容：清理整頓場外股票交易市場、清理整頓證券交易中心、清理整頓證券經營機構、清理整頓期貨市場、清理整頓原有證券投資基金。從1998年4月開始，經歷一年半的時間基本結束。

首先是清理整頓場外非法股票交易。

這項清理工作，當時面對的情況非常復雜。全國涉及18個省市，未經國家批準，非法設立的[1][2][3][4]下一頁 股票交易場所41家，有520家企業在這些場所上市交易，涉及340萬投資者，市值300億。如果搞不好，就會釀成全國性的金融風險，甚至造成社會的不穩定。此項工作開始前，我們用了近半年的時間進行了調查摸底，力爭做到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具體清理措施本著積極穩妥、區別情況、分類指導的精神，區別不同地區、不同交易場所和不同掛牌企業，采取不同的辦法，成熟一個，解決一個，不搞簡單的“一刀切”。

場外非法交易場所是一些地方政府越權批設的，盡管從事股票交易是非法的，但我們還是采取了給出路的政策。比如對清理掛牌企業，就采取了七條政策措施，分別是：具備一定條件的分別采取贖回股票、鼓勵收購、吸收合并、股權轉債權、推薦單獨上市措施；不具備條件的動員原有股東繼續持有股份，享受股東權益，并給予相應優惠政策；全部業務清理完成后關閉，符合條件的可以轉化為證券營業部。整個清理整頓工作是按照先停止擴容、再清理業務、最后關閉場所三個步驟來進行的。

為了在不影響社會政治穩定的前提下妥善化解風險，我們與有關省市的領導密切合作、反復協商，逐戶落實清理整頓方案，并在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的積極配合下，及時化解了幾十起可能影響社會穩定的群體事件。到1999年底，涉及全國18個省市和340萬投資者的41個非法股票交易場所全部關閉，520家企業全部摘牌，在沒有花中央財政一分錢、沒有出現大問題的情況下，基本化解和消除了風險隱患。

其次是清理整頓證券交易中心。

證券交易中心是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歷史環境下，一些地方越權批設的。隨著證券市場的不斷發展，特別是上海、深圳證券交易所技術手段日臻成熟，證券交易中心原有的一些功能大為削弱，管理的問題和風險隱患逐漸暴露出來，主要有：證券交易中心直接參與股票的買賣；挪用會員清算資金；從事房地產等實業投資；開展虛假的國債回購交易；開展場外非法證券交易等。這些問題不僅不利于證券市場的安全運行和規范發展，而且擾亂金融秩序，蘊含著很大的金融風險。

清理整頓證券交易中心的基本指導思想是，按照徹底整頓，妥善處理的原則，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目的是通過清理整頓，撤銷證券交易中心，強化證券交易所一線監管，建立全國統一的證券交易清算系統，促進證券市場健康發展。

清理整頓的對象和范圍是26家證券交易中心及其投資設立的證券登記公司和STAQ系統。清理整頓分三步進行，即清查資產、分流業務、撤銷機構。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清理整頓成本，充分利用證券交易中心的人力、物力資源，我們經過認真研究，決定對撤銷后的證券交易中心給予三條出路：一是可以由符合條件的證券公司收購，改組為證券交易營業部；二是符合設立證券經紀公司條件的，可以申請改組為證券經紀公司；三是幾家證券交易中心可以聯合組成一家證券公司，符合綜合證券公司條件的，可申請設立綜合類證券經營機構。[!--empirenews.page--] 這項工作開始于1998年11月，1998年年底完成了對證券交易中心的資產清查和財務審計工作。1999年4月底，完成了各項業務的分流工作，提出機構改組的方案。1999年6月底，證券交易中心撤銷完畢，人員安置工作基本完成。

第三是清理整頓證券經營機構。

在清理整頓證券經營機構前，我們從審計機關了解到，全國證券公司普遍存在違規吸收社會資金、挪用客戶保證金以及違規從事同業拆借活動的行為，涉及金額達1000多億元。有的證券公司大搞帳外經營，用于房地產開發等長期投資，形成大量的不良資產，有的已開始發生支付危機，債務糾紛不斷增多。尤其是挪用客戶保證金，數額巨大，蘊藏著極大的金融風險，必須進行清理整頓。

從1999年起，我們深入開展證券經營機構清理整頓工作。對證券公司進行分類指導，對嚴重違規的進行嚴肅處理，如君安證券依法受到了處罰。對一般違規的，沒有采取簡單關閉的辦法，對虧損嚴重、資不抵債的證券公司，按照中央關于黨政機關與所辦經濟實體脫鉤的有關規定，由原主辦機關負責清償債務，妥善處理。同時，將現有證券公司逐步按條件規范為綜合類證券公司和經紀類證券公司，鼓勵證券公司之間以合并、收購等方式重組。同時，積極開辟融資渠道，形成一批規范經營、守法遵規的證券公司。

經過一年多的清理整頓，在我離開證監會之前，全國90家證券公司，有35家證券公司完全歸還了挪用的客戶保證金，15家證券公司增資改制，批準了4家證券公司為綜合類券商，11家證券公司進入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

第四是進一步清理整頓期貨市場。

縱觀我國期貨市場的發展歷史，從1986年就開始了理論探討。開始試點后基本上經歷初步形成階段（1990年-1994年）、清理整頓階段（1995年-2000年）、規范發展階段（2001年至今）。目前已經初步形成了以期貨交易所為核心的較為規范的市場組織體系，進入了規范發展的新階段。

受不規范的交易方式和缺乏充足有效的監管體系等因素影響，中國期貨市場在開設初期出現了盲目發展和無序狀態。從1994年開始，證監會就對期貨市場進行清理整頓。1997年5月，我擔任證監會主席，繼續加強對期貨市場的管理。主要對期貨交易所和期貨經紀機構進行結構調整，并重新調整了期貨合約。清理了非法從事境外期貨交易的期貨經紀公司，清理規范境外期貨代理業務資格，取締非法外匯交易和境外期貨交易。

經過清理整頓，原有14家期貨交易所撤并為3家；交易品種由原來的35個壓縮到12個；179家期貨經紀公司完成了增資和重組，期貨公司的抗風險能力有了較大提高。與此同時，加強了期貨市場的法規建設，出臺了《期貨交易管理暫行條例》及四個配套管理辦法，從此，期貨市場開始步入規范試點的階段。

第五是清理規范原有的證券投資基金。

我國證券投資基金業起步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依主管機關不同而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92—1997年，由中國人民銀行作為監管機關。在滬深交易所上市的基金有25只，在大連、武漢、天津證券交易中心聯網交易的基金數量達28只，但此時基金規模很小，運作也很不規范，俗稱為“老基金”。而且專業性基金管理公司也很少，不足10家。第二階段是1997年11月至今，在《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向社會公布后，由證監會作為基金管理的監管機關。在《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指引下，“新基金”開始規范運行。[!--empirenews.page--] 1999年3月前，各地擅自或者越權批設了75只證券投資基金，總資產90多億元，涉及22個省市、120萬投資者。這些基金，大部分管理混亂，資產質量差，風險隱患大。1999年3月，證監會發出了對原有證券投資基金進行清理規范方案的通知，各證券交易中心交易的基金逐步摘牌，在交易所上市的基金也分別不同情況進行清理與規范，清理規范工作于2000年6月底以前完成。

需要指出的是，1999年是清理規范原有基金最關鍵的一年，同時也是是基金業大發展的一年，新基金迅速增加到22只，資產規模躍升為484.2億元。至此，基金業的發展逐步納入規范化發展軌道。

以上五項清理整頓涉及范圍之廣、清理難度之大，是我國證券市場歷史上所沒有過的。我們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取得積極成效，并且沒有引發大的社會問題，主要原因可概括為以下方面：

1、中央高度重視，正確領導，集中部署，較好地統一了各方面的思想認識，這是清理整頓得以順利開展的根本保障。

2、在清理整頓方案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用了大量的時間反復調研，聽取意見，基本摸清了風險隱患和問題的癥結，明確了清理整頓的目標，及時確定了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

3、采取“先降溫，后處理”的辦法上一頁[1][2][3][4]下一頁，逐步化解風險，避免矛盾的激化。

4、按照實事求是、疏堵結合的原則，扎扎實實地逐戶落實清理整頓方案，一個一個解決問題，消除風險，區分不同情況，分類指導，先易后難，各個擊破。

5、依靠地方政府，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及時消除風險隱患。

六項政策推動發展

監管部門不能抱著聽其自然、任其發展、無所作為的態度，要從實際出發，以“三個有利于”為指導，積極主動引導證券市場健康發展。正確的輿論引導和正確的政策措施，能夠促使證券市場穩定健康發展；反之，錯誤的輿論引導和不當的政策措施，必然阻礙證券市場穩定健康發展。

股票投資是投資上市公司的未來，有一定的投機性，但不能過度投機，否則就會破壞股市的正常健康發展。我國股市建立的時間很短，容易出現過度投機的現象。1996年股市過熱，股指出現超常暴漲，經常是全線飄紅。成千上萬基本不懂股票的普通百姓，抱著賺大錢的想法盲目涌入股市。當時面臨香港回歸和“十五大”的召開，大家都普遍認為政府不會讓股市下跌，即使下跌，政府也會托市。我們冷靜分析了當時的形勢，認為股市過熱的狀況極不正常，如不及時遏制，必然會造成嚴重后果，一方面通過發表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正確認識當前股票市場》，從輿論上進行正確的引導，樹立理性投資的觀念，明確股市有風險、投資要謹慎選擇，獲利歸己、風險要自擔。另一方面，宣布新股發行規模100億和實行漲跌停板制度等措施，從而有效地抑制住股市的過度投機。

通過精心治理，1997年的股市基本保持平穩，市場規模穩步擴大。在周邊股市危機四伏的情況下，我國股市沒有出現大幅度的波動，成績來之不易。總結原因，主要有：

1、國家宏觀經濟環境良好，綜合經濟實力大大增強，為股市的穩定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2、及時消除了泡沫經濟的隱患，有效化解了金融風險；

3、從我國實際出發，沒有盲目對外開放資本市場。[!--empirenews.page--] 但是，在隨后的近兩年時間里，股市曾經一度處于低迷狀態，特別是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投資者中有種種關于中央支持不支持股市的擔心與疑慮。據統計，1998年境內籌資比1997年減少了484億元，下降36.6％；成交總量比上一年減少7177億元，下降23％；印花稅減少27億元。同時，受市場低迷影響，公司上市速度明顯放慢，一級市場新股發行困難，二級市場價跌量縮，投資者信心不足。

股市是經濟的晴雨表，當年國家宏觀經濟形勢繼續向好，而股市卻與整體經濟形勢的走向相背離。我認為這種現象并不正常，是我國證券市場新型加轉軌所特有的，政府對此必須加以正確的引導和必要的宏觀調節，否則將對我國經濟的發展造成不必要的負面影響。監管部門不能抱著聽其自然、任其發展、無所作為的態度，要從實際出發，以“三個有利于”為指導，積極主動引導證券市場健康發展。為此，我組織證監會有關部門對市場狀況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并于1999年初，醞釀了一份關于進一步規范和推進證券市場發展的若干政策意見，請示國務院。經過方方面面的協調和修改，1999年5月16日，國務院批準了這份包括改革股票發行體制、逐步解決證券公司合法融資渠道、允許部分具備條件的證券公司發行融資債券、擴大證券投資基金試點規模、搞活B股市場、允許部分B股H股公司進行回購股票的試點等6條主要政策建議的文件，也就是通常說的搞活市場六項政策。由此引發了著名的“5.19”行情。

客觀的講，六項政策的出臺對引發“5.19”行情起了重要的導向作用，但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國家宏觀經濟形勢。首先，繼1998年以來，國家以增加投資、擴大內需為主要內容的各項經濟政策逐步發揮效應，國民經濟繼續保持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良好勢頭，經濟增長結構和企業效益狀況也發生積極變化，從而為證券市場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宏觀環境；其次，經過近兩年的清理整頓和法制建設，證券市場運行秩序明顯好轉，防范和化解市場風險的能力進一步增強，證券市場具備了規范發展的基礎條件；再次，在1997年以來股市持續下跌過程中，眾多上市股票的市盈率大幅下降，投資價值日益顯現，客觀上市場存在著上升的內在要求。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滬深股市才出現了恢復性上升。證券市場進一步轉好，投資者信心逐步增強，為證券市場進一步規范發展奠定了基礎。

就市場而言，我認為，無形的手和有形的手都要用，不是只用無形的手，只要有利于經濟發展需要，都是可以用的。我在任期間曾兩次組織撰寫了《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第一次阻止了當時股市的過熱，在亞洲金融危機來臨之前，提前消除了股市泡沫，對全民進行了一場風險教育，從那以后，“股市有風險，入市要謹慎”逐步深入人心；第二次肯定了股市的恢復性上漲，把握了時機，推動了股市的發展。1998年，我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證券委主任、證監會主席，曾經到美國與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對美國運用利率杠桿進行宏觀調控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我認為，作為宏觀管理部門要為證券市場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要適時進行宏觀調節。縱觀世界各國對證券市場在必要時沒有不進行干預的。遇到重大問題，進行適當的干預是十分必要的。這一點，美聯儲主席表示認同。[!--empirenews.page--] 當股市出現大幅波動的時候，投資者的信心受到極大打擊，證券市場的正常秩序受到嚴重威脅，必須采取各種有效措施進行調節，包括經濟的、法律的、政策的、輿論的多種手段。美國“九·一一”事件后，美國政府采取多種手段對股票市場進行了宏觀調控，總統布什先后十次就股市發表演講，樹立投資者信心。香港遭遇亞洲金融危機時，也果斷成立調控基金入市進行干預。為應付金融危機，香港動用了1000億港幣穩定市場。

我國證券市場發展的實踐，使我們認識到：正確的輿論引導和正確的政策措施，能夠促使證券市場穩定健康發展；反之，錯誤的輿論引導和不當的政策措施，必然阻礙證券市場穩定健康發展。

展望未來方興未艾

21世紀頭20年對我國而言，是一個必須抓住的戰略機遇期。國家的戰略機遇期，也就是我國證券市場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在十六大精神指引下，有著遠大發展空間與美好前景的證券市場必將在促進經濟發展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回顧過去，把中國證券市場快速發展的十二年放在歷史的長河中，可以說只是一次瞬間的跨越，展望未來，證券市場方興未艾，具有巨大的發展空間。我們看中國證券市場，既要看到過去的成績，也要看到現在的問題，更要看到未來的發展前景。國家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就是證券市場改革開放與穩定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國證券市場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重要，可以從五個方面認識發展證券市場的重要性：

一是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我國經濟總量在未來20年內要再翻兩番。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有大量、持續的投資投入，這就要求我國證券市場無論在規模、還是容量上都要有一個較大發展。黨的十六大提出，縱觀全局，21世紀頭20年對我國而言，是一個必須抓住的戰略機遇期。國家的戰略機遇期，也就是我國證券市場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在這段時期，我國證券市場應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并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二是只有促進證券市場發展，才能逐步解決我國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比例失衡的問題。近幾年來我國銀行儲蓄大幅增長，貸款規模迅速擴大，今年上半年就增加了17000多億元。企業融資包括基本建設、技術改造、流動資金，絕大部分都靠貸款，在我國企業負債率比較高，自有資本金比較低的情況下，銀行面臨著很大的潛在風險。而企業通過發行股票、債券等直接融資比重過低，特別是近上一頁[1][2][3][4]下一頁 兩年來受資本市場持續低迷的影響，這個問題顯得更加突出。據統計，我國2002年直接融資占間接融資的比重僅為9%，而世界許多國家直接融資比重至少占70%以上。這種局面已難以為繼，必須加快發展證券市場逐步求得解決。

三是我國眾多企業包括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都需要進行股份制改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而直接融資比重過低，證券市場規模遲遲不能發展擴大，很難適應企業要求改制上市、并通過發行股票、債券籌措資金的迫切需求。[!--empirenews.page--] 四是商業保險、社會保險正在迅速發展，急需通過證券市場運作，確保合理的回報率，這樣才能進入良性循環。而直接融資比重過低、規模過小，使商業保險面臨連年虧損的局面，社會保險也不能有效地增值，這樣發展下去難以為繼。

第五，加入WTO后，我國金融業面臨著機遇和競爭，如何應對當今世界上金融混業經營的發展趨勢，探索貨幣市場、保險市場與資本市場之間有機結合協調發展，顯得更加緊迫。

我相信，在十六大精神指引下，有著遠大發展空間與美好前景的證券市場必將在促進經濟發展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第三篇：回顧與展望

回顧與展望

----2004-2005第二期學年總結

隨著2004-2005第二學期的結束，我參加工作的第一個年頭也順利的劃上句號。在這一學年里，我們系經過不斷的摸索，從一棵樹苗長為參天大樹。回顧本學年，我就自身的問題和工作中的成績和不足一一匯報。

【2004-2005第二學期工作中的成績】

1、畢業生教學檔案的管理和修正：

在2004-2005第一學期的教學管理中，我們系一切從零開始，不斷的揣摩和探索，總結出一套自己的經驗。因此，在本學年中我系雖然畢業生達到808人之多，位居全校第三，且對于我系而言，畢業生的教學檔案修正和處理又是第一次。但是，在本學年的畢業生教學檔案的管理和修正中，我們秉承“嚴謹、認真、負責”的態度，沿用以往的教學管理模式，采取靈活多變的方法，將畢業生教學檔案一一落實到實處。

2、期末考試的安排和監考：

期末考試是大學生整個學期學習的大檢閱。期末考試成績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學生下一學年的學習和學校教學工作的開展。做好期末考試安排，是促進我系穩定發展的關鍵。我系教務辦公室根據教師教學計劃和學生課程安排，合理利用教師、教室的不同時間段，將我系教師所任班級的考試細致認真的安排下去。

監考是期末考試的另一大事，為了確保學生能在公平、公開和公正的場合下順利的完成本學年學習的檢閱。我們采取嚴格、嚴厲和嚴禁的態度，對每個學生都嚴厲要求遵守考場制度。因為本學期的期末考試安排中，我系教務工作繁忙，加之學校事務較多，因此在監考中，監考人員嚴重不足，我系老師皆以大局為重，不顧身體疲乏，一周之內監考了十多堂考試，確保了期末考試的順利完成。

3、畢業生資格審查和畢業證學位證的辦理：

在XX老師的帶領下，我系根據學校的規定，對每個畢業生的資格都進行了嚴謹和慎重的審查，確保沒有學生因為資格審查的問題而導致其證件的發放。

7月1日，我跟隨教務處到校本部辦理畢業生畢業證和學位證。在其中，為了準確的辦理其證件，我采取認真負責的態度，嚴謹對待工作，使我系畢業生的證件辦理正確率達到100%，順利的完成了學生畢業證件的辦理。

【2004-2005第二學期工作中的不足之處】

本學年工作中，我的缺點和不足之處也透過工作表現出來。

1、同事間溝通不夠，工作進展不順利：

正確處理同事之間的人際關系，是工作順利開展的保證。但是在工作中常常和XX老師發生爭執，不懂得利用委婉的語氣和委婉的方式進行溝通，從而導致在工作中進展不夠順利。

2、缺乏穩重、性格毛躁：

本學年，因為畢業生的事情較為繁多，工作進展較為緩慢。因而在工作中，當事情緊迫時，不能抑止自己的脾氣，表現出性格毛躁的一面，不能保持應該有的持重。

3、工作效率有待提高：

本學期，我出任XX級計維班主任，因而在工作中，有些時候不能正確處理好工作中的各種關系，從而導致某些工作延滯，效率不高。因此在下一學年中，應該積極主動尋求提高工作效率的方式方法，達到鍛煉和提高自己的目的。

當然，我還有許多的缺點和不足之處，敬請XX老師和各位同事指出批評。

【對2005-2006第一學期工作的幾點建議】

1、涇渭分明、各司其職：

在本學年中我們教務這一塊，雖然分工比較上學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仍然做得不好。從而導致在教學工作中出現重復、吃回鍋肉的問題，也容易導致因分工不明而出現失誤時推卸責任。新的學年中，我們應該分工更加明確，避免吃回鍋肉現象和相互推卸情況的發生。

2、次重分清、緩急分明：

2005-2006第一學期的工作中，我覺得應該把持住緩急分明、次重分清這條思路。這樣，在開展工作中就能夠避免避重就輕、主謂不明的問題，我們也能夠及時、準確的干好我們的工作。

3、獎懲明確、責任連帶：

在本學年中，我們工作中的失誤就沒有規定有明確的責任關系。我以為，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們應該將各項工作所帶來的責任與工作掛鉤，嚴格要求。這樣我們應該嚴厲指出和批評工作中的錯誤和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就能在開展某項工作同時就不用擔心另一項工作的進展或者失誤。

4、合理搭配、協調發展：

合理的搭配能夠使工作中能夠取得非常好的效果，而協調發展則是正確處理各項工作的保障。因此，我們必須采取合理的方式、充分發揮協調的精神，大家互補，做到協調發展、合理搭配，進一步提高工作效率。

當然，以上建議謹為自己一時之想法，還不夠成熟，還望XX主任指正。

這就是我2004-2005第二學期的工作總結，雖然不如人意，但我想終是我肺腑之言。我真誠的希望，在2005-2006第一學年中，我們的各項工作能蓬勃的開展下去，我們系在XX主任的領導下茁長成長。

第四篇：中國人口政策的回顧與展望[模版]

中國人口政策的回顧與展望

——關于人口與計劃生育的對話

何亞福

甲：現在世界上不同的國家實行不同的人口政策，有的是鼓勵生育，例如日本；有的是限制生育，例如中國。那么，你能不能回顧一下中國的人口政策？ 乙：1949年以后的中國人口政策可劃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949~1953年：鼓勵生育政策。

1954~1959年：政策轉變醞釀，上層思想反復。1960~1970年：實施限制生育政策，但沒有全面開展。1971~1979年：全面推行“晚、稀、少”政策。

1980~1984年：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1984~1991年：開小口，堵大口, 形成地方計劃生育條例。1991年至今：現行計劃生育政策的穩定。

甲：也就是說，中國全面推行計劃生育是從1971年開始的？

乙：是的。1971年，由周恩來親自布置，國務院批轉了衛生部、商業部、燃化部《關于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指出在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一般城市人口增長率要降到千分之十以下，農村要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由政府提出要制定人口規劃。1973年12月，全國第一次計劃生育匯報會上，提出計劃生育要實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歲、女23周歲才結婚；“稀”指兩胎要間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兩個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傳中出現了“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的口號，但發覺這樣力度仍不夠大，于是又講“最好一個，最多兩個”。但一般是把兩個作為目標。

甲：那么，在七十年代，中國的計劃生育工作有沒有取得顯著的效果？

乙：七十年代的“晚、稀、少”政策創造了生育率大幅度下降的奇跡。1970年的總和生育率是5.8, 到1980年，總和生育率已降至2.24，接近更替水平。如果按1980年生育模式不變推算，即使生育水平在其后的20年沒有絲毫下降，2000年末總人口也將控制在13億以內。若考慮生育水平稍有下降，那么，2000年末總人口將會控制在12億左右，則是無可置疑的。

甲：既然如此，在1980年為什么又要推行“一胎化”政策呢？

乙：中國的人口政策在1980年驟然收緊，即從“晚、稀、少”迅速轉變為“一胎化”。其原因是，1980年9月召開的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上確立了20世紀末將中國人口控制在12億以內的奮斗目標，而這樣的奮斗目標又是同人均1000美元的追求相聯系的。1980年9月, 《中共中央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發表, 由此定下了中國人口政策的基調：“一胎化”，其實質是“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

甲：既然說是“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也就是說，這并不是規定每對夫婦都“只能”生一個孩子吧？

乙：是的，從字面意義來看，“提倡”與“只能”的意思是不同的，然而，在當時的中國，名義上說是“提倡生一個”，但實際上卻變成了“只能生一個”。所以，這項政策脫離了中國的實際，群眾不易接受，在執行過程中遇到很大的阻力。于是乎從1984年開始不得不“開小口子”，以減小政策在執行過程中所遇到的重重阻力。無論從計劃生育政策內容，還是從對計劃生育執行力度看，1980年代均比1970年代更嚴格、更強化。然而全國平均生育水平并未產生如1970年代那樣的大幅度下降。在這10年中，全國人口出生率在波動中稍有回升，總和生育率則在波動中起伏徘徊，其中1981年至1982年和1986年至1987年出現兩次幅度不太大的回升。總和生育率從1980的2.24回升到1982年的2.86；1985年下降到2.20之后，到1987年再次回升至2.59；而到1989年又回落到2.35。

甲：真是“欲速則不達”！那么，1980年制定的20世紀末將中國人口控制在12億以內的奮斗目標有沒有實現？

乙：這個指標定得過緊，脫離了中國的實際，緊縮政策導致了1980年代生育率的反彈。所以，1991年5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做出了《關于加強計劃生育工作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決定》，將1991～2000年人口計劃控制目標，定在年均自然增長率為12.50‰以內，即總人口2000年末控制在13億以內。在1995年，中國人口“突破”了12億大關。當然，所謂“1995年突破12億”，其實這不是“突破”，而是當時人口的年齡結構所致。因為一個國家總不能在嬰兒出生的時候就把嬰兒的爺爺奶奶掐死，才算達到平衡。這只是暫時的“突破”，隨著時間的推移，原有基數人口會因為衰老死去，人口達到峰值后隨時間的推移而逐漸回落。

甲：那么，1990年代的生育率有沒有進一步下降？

乙：1990年代初的總和生育率開始有了一個質的飛躍----低于更替水平。1992年國家計生委進行了一次38萬人調查，該調查申報的全國1991年和1992年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65和1.52；199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農村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56。盡管人們對這些數據都有爭議，但人口學界公認，整個1990年代，總和生育率持續穩定地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我認為，1970年代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主要是計劃生育的結果；而1990年代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除了計劃生育的因素外，另外不可忽視的因素是推行住房產業化、醫療產業化和教育產業化以及大批農民進城打工。

甲：你認為中國未來的人口政策會如何走向？

乙：1970年代實行“晚、稀、少”的政策，是基本正確的；1980年代實行“一胎化”政策，是預見力差；現在仍實行計劃生育，是逃避責任！未來的人口政策會如何走向，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現在決策層的魄力。如果沒有魄力，決策層就會這樣想：反正計劃生育政策是前任制定的，現任領導只是延續，責任不在我。等將來出現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問題的時候，現任領導已經退休了，管它洪水滔天？因此，決策層要有魄力，并有為中華民族負責任的使命感，才能改變現行的人口政策。

甲：現在有些人口學家主張，計劃生育還要實行十幾年甚至幾十年，你對此有何看法？ 乙：事實上，這種觀點既忽視了生育率轉變的不可逆性，又夸大了計劃生育的作用。隨著從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根本性轉變的完成，計劃生育政策對生育率的調節作用將會越來越小。十幾年以后，改變人口政策已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到那時，無論人口政策是限制生育還是鼓勵生育，生育率都不會有太大的變化。可以想見，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和人們結婚年齡的提高、丁克家庭的出現和單身人群的增多，延緩生育率的急速下降將成為不可能。

第五篇：2006年中國展覽業回顧與展望

2006年中國展覽業回顧與展望

時光荏苒，我們雖然似乎還沒有從繁忙的工作中回過神來，365天已經匆匆而過，轉眼又到了盤點收獲、總結教訓、展望未來的時節。那么，剛剛過去的2006年中，中國展覽業呈現出怎樣的宏觀發展態勢、市場運行特點以及有哪些值得我們借鑒的經驗教訓呢？本章將以2006年中國展覽業發生的重大事件以及課題組的一手調研資料為基礎，對2006年中國展覽業的總體運行態勢做出全面系統的分析。

第一節中國展覽業宏觀發展態勢

以2006年中國展覽業中發生的標志性重要事件為線索，我們可以發現，本中國展覽業在宏觀層面上具有如下8個明顯特征：

一、展覽業繼續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關注和支持

展覽會作為促進不同國家和地區間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交流與合作的重要平臺，2006年一如既往地受到了中央政府以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關注和支持。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中央政府各部委負責人，經常通過參加展覽會、在展覽會上發表演說等多種形式，從多個層面肯定了展覽會在推動政治經濟及文化交流、促進商品貿易和產業發展等方面的重大作用，從而大大地鼓舞了會展從業人員的工作信心和熱情；二是對展覽行業系統內的各種活動，黨和國家領導人同樣給予了極大關注和支持。例如，2006年1月11日至13日在廣州舉辦的第二屆中國會展經濟國際合作論壇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顧秀蓮應邀出席并作重要演講，明確肯定了展覽活動“在促進經貿、文化、科技、教育交流與合作方面的作用”；11月8-11日，在北京嘉里中心飯店舉行的國際展覽業協會（UFI）第73屆年會中，國務院副總理吳儀為本屆年會的召開發來賀信，全國政協副主席羅豪才應邀出席了年會開幕式并致詞。

二、行業立法不斷完善，知識產權保護成為熱點

2006年中央及地方政府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旨在扶持、促進和規范會展業發展的政策法規，其中知識產權方面的立法工作成為年內會展業立法的熱點。

早在2006年初，在由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CCPIT）、國際展覽業協會（UFI）、國際展覽管理協會（IAEM）、獨立組展商協會（SISO）四家國際權威機構聯合主辦的“第二屆中國會展經濟國際合作論壇”上，會展業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得到了與會代表的極大關注。在本次會議上，中國貿促會和國際展覽管理協會共同簽署了《會展業知識產權保護的共同聲明》，號召中國會展業界重視會展活動中知識產權的保護。1月12日，商務部和工商總局、國家

版權局、國家知識產權局聯合發布了我國第一部《展會知識產權保護辦法》，此辦法從3月1日起開始施行。5月29日，商務部、海關總署、工商總局、版權局、知識產權局、貿促會聯合宣布，將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藍天會展行動”。對于會展期間的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給予嚴厲打擊。“藍天會展行動”以宣傳保護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為重點，以國際影響較大的展會為重點對象，以知識產權權利人反響強烈的案件為突破口，通過宣傳、培訓、交流、督察、通報等活動，全面提升我國會展業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水平。

與此同時，各省市也通過地方性法規、行業公約等形式相繼推出了旨在保護展覽會知識產權的相關措施。例如，5月31日約200家展覽業機構負責人在北京共同簽署“守法誠信經營，保護知識產權”承諾書，共同簽訂了《北京市展會知識產權保護公約》，承諾尊重品牌展會的知識產權，不惡意盜用或侵犯品牌展會的標志、名稱，杜絕假冒、侵權產品進入展會；10月份，廣州市工商局、市知識產權局、市版權局聯合頒布實施《廣州市展會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實施意見》，對展會中職能部門、展會舉辦方、參展商等各方面保護知識產權的責任做了明確的規定。

三、場館建設結構性轉移，中西部地區成為新熱點

2006年，東部發達地區的會展場館建設明顯降溫，不少地區只是在延續以前的“二期工程”，新增項目減少。但中西部地區的場館建設驟然升溫，西安與武漢兩城市的新場館建設引人注目。

在西安，2006年4月7日，總投資45億元人民幣的西安曲江國際會展中心隆重奠基。該會展中心項目總占地1240畝，計劃建設周期為三年。其中展館面積10萬平方米，將有5000個國際標準展位和10000平方米的室外展場，首期工程計劃于2007年4月建成。該會展中心建成后，將成為中國西部規模宏大、配套設施完備、具有國際一流水準的會展場館。

在武漢，湖北江城最大的會展場館——武漢國際博覽中心將于2006年年底在武漢新區破土動工，預計總投資70多億元。該中心總規劃用地1.75平方公里，其中主場館20萬平米，星級酒店近22萬平米，會議中心3萬平米，擁有國際標準展位12500個。博覽中心定位為以展覽、展示為主導功能，集會展、科技、商務、文化休閑旅游于一體的多功能復合型國際博覽城。除此之外，由德國展覽集團(GEC)策劃的武漢CBD會展中心項目計劃也宣布2006年內動工，2007年底亮相武漢。據悉，該會展中心建筑面積5.4萬平方米，總投資5.67億元，預計展覽能力為3萬平方米。

四、與國內強勢會展資源合作成為跨國公司開拓中國業務的新途徑

2006年，中國展覽業的國際化進程不斷深化，美國、德國、意大利等國家的會展巨頭不僅延續了以往在中國設立子公司、合資公司以及代表處等傳統做法，而且從2006年以來發生的國際合作事件看，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把進軍中國市場的重點轉向了與擁有優勢會展資源的國內會展企業的合作。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事件包括：（1）2006年5月，鄭州國際會展

有限責任公司和鄭州香港會展管理有限公司舉行了合作簽約儀式，根據協議，鄭州國際會展中心將由鄭州香港會展管理有限公司負責管理，協議的第一階段為期15年；（2）2006年6月12日，中國機床總公司和北京國機展覽中心宣布，與全球領先的展覽及會議主辦機構勵展博覽集團及其分支機構上海勵華國際展覽有限公司簽立了一項長期合約，以共同發展和擴張中國國際機械裝備展覽會（CIMES）；與此同時，勵展博覽集團總裁麥克·拉斯布萊德10月18日透露，勵展博覽將與廣交會承辦機構探討合作，為此雙方建立工作組，該集團年底將會在珠江三角洲開設繼北京、上海之后的第3家中國分公司，而這個分公司很可能落戶深圳；（3）中國對外貿易中心（集團）和科隆展覽國際展覽有限公司11月份發布消息，雙方已于2006年1月簽署了建立長期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的協議，雙方經過10個月的反復討論，在具體項目以及各個方面的密切合作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五、區域合作蔚然成風，合作領域不斷擴大

2006年，全國各城市之間掀起了新一輪的區域合作高潮。合作領域逐步深入到組展、場館經營、教育培訓等多個領域。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包括：（1）2006年6月，來自江蘇、湖南、湖北、云南、上海、深圳等各省市12家展覽館的CEO和高層管理人員齊聚深圳會展中心，深圳會展中心與到會的其他11家展覽館簽署了“中國展覽館相互推廣合作協議”。合作內容涉及展館宣傳、自辦展招展、展會推介、廣告等諸多方面；（2）2006年9月，第四屆全國中心城市會展工作年會在長沙召開，在本次年會上，50個中心城市的會展代表成立了會展聯盟；（3）2006年10月下旬，由上海、天津、廣東、江蘇、浙江、四川、福建、沈陽、杭州和寧波十省市的國際展覽公司發起的“中國國際展覽聯盟”在寧波成立；（4）在人才培訓方面，由長三角緊缺人才培訓服務中心推出的現代會展崗位能力證書的培訓考試項目，在杭州、上海、南京、蘇州、無錫、寧波六大城市開展，實施統一大綱、統一教材、統一考試，并實現證書互認。

六、業界活動數量多、層次高，從國內向周邊國家和地區擴散

2006年，展覽業內活動異常活躍，呈現出三個明顯特點：一是數量多。據不完全統計，年內舉辦的業內交流活動大約有20次，同2005年相比有較大幅度的增長；二是層次高。由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CCPIT）等4家國際權威機構聯合主辦的“第二屆中國會展經濟國際合作論壇”年內成功舉辦，國際展覽業協會（UFI）第73屆年會在北京召開，更是吸引了全球同業的目光；三是從國內向周邊國家和地區擴散。年內多次舉辦了基于大陸與港澳臺合作的業內交流活動，如由商務部臺港澳司、澳門特區政府經濟局和澳門貿促局聯合舉辦的“《CEPA安排》框架下內地與澳門會展業發展合作交流會”、由澳門展貿協會等機構主辦的“2006國際會展產業（澳門）研討會”、由重慶市外經貿委、重慶南坪會展中心聯合主辦“港澳臺渝會展合作論壇”等等。而且與日本、韓國以及東盟國家的相關交流活動在業界同樣引起了較大影響，如由商務部外貿發展事務局、中國貿促會展覽管理辦公室、中國－東盟博覽會秘書處等機構主辦的“首屆中國－東盟會展業國際合作高峰會” 吸引了近200位海內外會展業高層人士參加。

七、教育培訓發展迅猛，專業人才資格認證培訓成為新熱點

2006年會展教育培訓工作穩步發展，業內交流研討活動不斷深入。其中有代表性的活動有兩個：一是2006年3月，由中國國際貿易學會會議與展覽專業委員會等機構主辦的“第一屆全國會展教育年會”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勝利召開。本屆年會共吸引了來自浙江大學、武漢大學、上海師范大學等30余所高校的60多位代表參加。與會代表就會展專業培養目標與課程設置、會展教學與師資培養、會展人才培訓認證以及會展教育的國際交流與合作等熱點議題進行了深入探討；二是由中國會展經濟研究會會展教育專業委員會組織的“中國會展教育論壇——大型會展案例學術研討會”11月在上海交通大學舉行，會議提出了建立大型會展案例庫的構想。

除此之外，2006年會展教育培訓領域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會展專業人才資格認證項目的迅猛發展。2006年，除了中國貿促會與IAEM聯合開發的注冊會展經理培訓(CEM China)項目繼續受到業界人士青睞以外，長三角以及廣州地區的會展專業人才資格認證工作也有了較大進展。其中有代表性的事件包括：（1）長三角緊缺人才培訓服務中心首先在杭州、上海、南京、蘇州、無錫、寧波六大城市開展現代會展崗位能力證書的培訓考試項目；（2）由上海市人事局牽頭，上海市職業能力考試院、上海世博人才發展中心、上海市會展行業協會共同推出《上海市會展管理專業技術水平認證》項目；（3）2006年11月，《廣州市會展管理專業技術人員職業水平評價暫行辦法》和《廣州市會展管理專業技術人員職業水平考試實施辦法》正式實施；（4）2006年11月，由中國商業聯合會商業職業技能鑒定中心和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會展研究中心聯合起草的《會展業職業經理人》協會標準項目已經完成專家征求意見，進入了最后的審批階段。

八、行業組織穩步發展，新組織以從事研究、教育和培訓為主

2006年，會展行業組織穩步發展，四家新機構正式形成。既包括國際會展組織的分支機構，也包括全國性行業組織，此外還有地方性行業組織。

這四家機構是：（1）由商務部研究院等單位發起籌建并由商務部主管的中國會展經濟研究會；

（2）由商務部人事教育勞動司批準并在國家民政部備案的中國國際貿易學會會議與展覽專業委員會；（3）國際展覽管理協會（IAEM）中國區辦事處；（4）河北省會展經濟學會。

第二節中國展覽業市場運行特征

為了更加準確地反映中國展覽市場的運行特征，2006年課題組在2005年的研究基礎上，繼續對京、滬、穗三個最具有代表性的展覽市場進行了重點監控。監控的內容主要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從展覽會總體數量、行業特征、季節特征等方面對三個重點會展城市的展覽市場進行監控；二是重點選取了35家展覽會，對1436家參展商和714位專業觀眾進行了問卷調查，以考察參展商和觀眾對2006年三地展覽市場的反映。從最終考察結果看，同2005年相比，2006年京滬穗的展覽市場總體上呈現出如下特征：

一、展覽會總體數量有所下降，京、滬、穗三地分布比例基本穩定

從北京、上海、廣州三地主要展覽場館公布的展覽計劃來看，2006年三城市大約舉辦了864個展覽會，與2005年的950個相比，總體數量下降明顯。這種現象表明，京滬穗三地市場正在逐步走出近年來簡單地數量擴張的困局，展覽會正在由數量擴張向質量提升轉變。課題組在關于展覽會滿意度調查中，得出的參展商和專業觀眾對2006年三地展覽會總體滿意度高于2005年的調研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這種市場轉型的特征。

除此之外，從京滬穗三城市舉辦展覽會的數量看，與2005年相比，三城市展覽會的地區分布沒有發生本質變化。上海辦展數量最多，占總數的40%；北京次之，占39%；廣州所占份額相對較少，只占到21%。

二、展覽會的行業集中度較高，各城市的熱點展會與該城市的社會經濟特征比較吻合調查結果顯示，2006年北京位居行業領域前10位的展覽會占展覽會總數的比例從2005年的68.3%上升到了72.4%。其中“房產、建筑、裝潢”類和“教育、培訓、藝術”類成為北京展覽會中最活躍的領域，這顯然和北京地區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旺盛的住房需求以及北京高校以及科研機構林立從而每年有大量畢業生的現狀相吻合；上海位居行業領域前10位的展覽會占展覽會總數的比例接近去年的70%，其中“房產、建筑、裝潢”類展覽會在上海仍居首位，同時由于上海機械、化工、汽車、造船等制造業明顯優勢，從而決定了機械化工類展覽會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同上海一樣，廣州位居行業領域前10位的展覽會占展覽會總數的比例繼續和2005年的約70%持平。與珠三角地區的“世界制造業工廠”的區域發展特色相關，“機械、工業、加工”類展覽會穩居總體數量的首位。

三、展覽會越來越受到企業重視，參展人員在企業的管理層級有所提高

從2006年參展人員在企業的最高職位調查中發現，不僅中高級管理人員占據非常高的比重，而且同2005年相比，參展人員在所供職的機構中的職位總體上有所上升。調查結果顯示，2006年由公司高層領導親自帶隊參展的企業比重高達61%，比2005年的41%提高了20個百分點，公司中層領導帶隊參加的比重為32%，僅由一般員工參加的企業不足10%；而且，相對于國內企業來說，海外企業中公司高層領導帶隊參展的比重更高，高出國內企業8個百分點。由此可見，不管是國內企業還是海外企業，都對展覽會這種綜合性的營銷平臺給予了充分肯定，而且從帶隊參展人員在公司職位有所提高的調研結果看，展覽會作為高效率的營

銷手段，已經受到越來越多企業的重視。

四、市場漸趨規范，參展商和專業觀眾滿意度均有所提高

隨著國內展覽市場競爭態勢的加劇以及各種市場監管措施的不斷完善，京滬穗三地的辦展水平有所提高，2006年針對三地展覽會滿意度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不管是參展商還是專業觀眾，對三地展覽會的滿意度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提高。首先，從國內參展商的滿意度調查結果看，表示滿意和非常滿意的比例約占六成，而2005年的相應比重還不到50%；其次，從國內參展商對參展后的業務預期看，2006年參展商表示參展后的業務預期肯定會增長的比重為46%，與2005年的36%相比增長了10個百分點；最后，從專業觀眾滿意度的調查結果看，2006年滿意度明顯高于2005年。特別是國內專業觀眾，2005年表示滿意和非常滿意的比例僅為43%，而2006年卻達到了66%。這說明隨著國內展覽會的質量的不斷提高，專業觀眾的滿意度也有了較大提高。

五、民營企業在全部參展企業中占據“半壁江山”

伴隨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營經濟的異軍突起，民營企業已經成為展覽會中最活躍的參展主體。2005年和2006年的調研結果均顯示，民營企業在全部參展企業中占據44%的比例，成為所有參展企業中所占比重最高的類型。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2005年和2006年調查結果都表明，國有企業在所有參展企業中已經成為比重低的類型，2005年的調研結果為9%，2006年的調研結果為10%。

六、中小企業成為專業觀眾的重要來源

從專業觀眾所在機構的員工數量調查結果看，派員參加展覽會的企業，不管是國內還是海外，都以員工數量在500人以下的中小型企業為主，這一比例高達78%；其中100人以下的比例為47%，100至500人的比例為31%。

七、網絡在展覽會的組織和營銷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應用和因特網的普及，網絡在展覽會的組織及營銷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調查結果顯示，通過網上瀏覽展覽會有關信息已成為參展商和專業觀眾了解展會信息的重要途徑，同時主辦方通過E-MAIL方式向參展商以及專業觀眾發出邀請已經成為推廣展覽會的重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