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公路交通運輸發展回顧與展望

中國公路交通運輸發展回顧與展望 【摘要

】公路交通運輸在整個交通運輸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本文簡要回顧我國公路運輸業發展概況,分析公路交通運輸中存在的實際問題,并根據當前社會經濟形勢,探討性預測其未來發展趨勢。

【關鍵詞】 交通 經濟 公路運輸 發展 趨勢

交通運輸是國民經濟的命脈,在整個社會機制中起著紐帶作用。從發達國家的交通運輸量按不同運輸方式的構成比例來看,公路交通運輸隨著高速公路的建設及公路網的日趨完善而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公路在當代已成為支持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設施。

一、公路交通是現代社會的骨干運輸方式

隨著汽車工業的不斷進步,汽車運輸的不斷發展促進了公路網的形成,使公路運輸成為適應現代產業發展需要的骨干運輸方式。公路運輸在技術經濟特性方面具有很大的優勢:(1)機動靈活,適應個別交通運輸用戶的需要和具體條件,在“個性化”服務方面具有最大優勢,服務面深入廣大,是最基本的集散運輸方式,適應西部開發的基本交通運輸需求。(2)直達性最好,在途周轉、停滯時間短,運輸時間利用充分,在基礎設施條件較好時運輸速度在地面運輸方式中也是比較快的。是唯一能實現門到門運輸服務的運輸方式。(3)公路建設原始投資少,資金周轉快,回收期短,公路運輸企業興辦費用較低,易于進入或退出市場,經營機制比較靈活。上述這些特性無疑最適應現代社會經濟發展趨勢,因而是現代發展最快的運輸方式。

二、公路交通發展概況

建國初期,全國(港、澳、臺地區除外)公路通車里程僅為8萬公里,技術等級十分低下。經過建國后幾十年的建設,到1996年度,全國公路通車里程達118.6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3422公里,一、二級汽車專用公路15000多公里,四級及四級以下公路87萬公里,在一些大經濟區域內,已經形成或正在形成以高速公路為主的高等級干線公路網。全國100%的縣城,95%以上的鄉鎮的74%的行政村通了公路。“九五”期間,計劃集中力量建設“三縱兩橫”和兩條重要國道主干線公路,五年新增通車里程10萬公里(含中西部地區約6萬公里),到2000年,通車里程達126萬公。2001—2010年重點建設“五縱七橫”國道主干線中余下的“兩縱五橫”主要路段,加快建設國道主干線系統以外交通特別繁忙的其他高等級公路,改善和提高邊境口岸公路標準,完成川藏、青藏等國防公路的整治和改造,積極扶持未通車的行政村公路建設,實現行政村基本通公路。

三、公路交通運輸存在的問題

雖然公路交通運輸業發展很快、成效很大,但在發展過程中還是存在不少問題和困難,集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運輸生產力水平不高。在營業性客貨運輸車輛中,中高檔客車特別是高檔客車和大噸位柴油貨車以及集裝箱等專用貨車所占比例偏低,遠不能滿足廣大旅客和貨主的需求。

2.運輸站場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由于種種原因,客貨運輸站場建設進度緩慢,到目前為止,在部分大中城市、相當數量的縣城以及大多數鄉鎮,客貨運輸站場基礎設施仍很短缺且設備簡陋,成為制約道路運輸發展的薄弱環節,影響了公路基礎設施功能和車輛運輸效率的充分發揮。

3.運輸組織水平和運輸效率較低。在部分地區,由于地方保護主義比較嚴重,存在著地區之間相互排斥、相互封鎖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使空駛率提高、運輸組織水平降低,對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道路運輸市場造成了消及的影響。

4.運輸法制建設滯后。目前道路運輸業執行的仍是部門規章,缺乏高層次的管理法規,使全行業的行政執法工作受到影響。

5.運政管理工作需進一步改善和加強,運政管理人員素質有待于進一步提高。

四、加快公路交通發展的對策與建議

公路交通運輸市場點多線長面廣,行業治理錯綜復雜,因此,既要分析當前形勢,以發展的眼光解決運輸市場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又要重視行業治理長效機制的形成,確保運輸市場又好又快的發展。

1.加大運輸結構調整,做大做強市場主體。在企業組織結構方面,從治理機制入手,以“專、精、特、新”為發展方向,鼓勵社會力量大辦運輸、辦大運輸。在運輸組織結構方面,積極推行高速快客、超長線路實行集團化、公營化;跨區線路、危險貨物、現代物流、站場經營公司化;其他線路、維修、檢測、駕校等經營方式多元化。在運力結構調整方面,高速公路和國道主干線客運以高級客車為主,城鄉客運以中級客車和普通客車為主,貨物運輸大力發展集裝箱車、廂式貨車、特種專用車輛,加快普通敞篷貨車的廂式化進程。

2.提高運輸生產力,加快道路運輸發展。采取多元化籌資的方式,鼓勵扶持各類經濟組織和個人投資建設客貨運站場;同時切實做好客運站的規劃、選址和建設工作,以適應現代化城市發展和新農村建設的需要。

3.強化運營治理,加強道路運輸安全。一是加強安全生產責任治理,嚴格實行安全生產監督責任檢查制度,把安全責任至上而下細化分解,落實到部門、落實到個人。二是加強營運車輛技術治理,堅持和完善運輸車輛技術等級評定制度和定期維護制度,切實規范營運汽車綜合性能檢測站行為。三是加強對客運站的監督治理,切實加強營運客車安全例檢和進站車輛經營資格的審查,果斷防止超員車輛、“帶病”車出站運行。

4.嚴細市場監管,創造規范運輸環境。一是按照“先易后難,分步實施”的原則,逐步解決運力大于運量的問題。二是監督治理機制,全面清理和規范運輸行業各類收費項目,大力開展運輸專項治理。三是多元經營機制,積極實施運輸市場多種準入模式,探索推行主干線、熱線客運線路經營權招投標,通過市場化運作,建立良性、公開、公正的運輸環境。

5.規范執法治理,加強執法隊伍建設。按照“設權應法定、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侵權須賠償”的原則,進一步建立和完善行政執法檢查制和過錯責任追究制,確保執法人員在實施行政許可、行政處罰和監督檢查時,嚴格按照法定權限、范圍、條件和程序辦事,樹立良好執法形象。

五、公路交通運輸發展五大趨勢

進入21世紀,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加劇、知識經濟的到來和新技術革命的迅猛發展,社會要求公路交通運輸提供更可靠、快捷方便的運輸服務。未來幾年,我國公路運輸的發展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公路交通運輸需求將繼續保持快速增長

近年來,我國公路基礎設施建設迅速發展,公路運輸能力大大提高,但與日益增長的運輸需求相比,公路運輸仍存在著有效供給不足的問題。隨著我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公路運輸需求將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對運輸服務質量和服務水平的要求日益提高。

2.智能運輸系統是未來公路交通運輸的發展方向

智能運輸系統可提高公路交通安全水平,減少交通堵塞,提高公路網的通行能力,降低汽車運輸對環境的污染,提高汽車運輸生產率和經濟效益。隨著智能運輸系統技術的發展,電子技術、信息技術、通信技術和系統工程等高科技在公路運輸領域將得到廣泛應用,物流運輸信息管理、運輸工具控制技術、運輸安全技術等均將產生巨大的飛躍,從而大幅度提高公路網絡的通行能力。

3.公路交通運輸將與現代物流日益融合

物流業作為一種新的經濟運行方式,已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服務部門之一。公路交通運輸加速向現代物流的發展和融合,不僅是為了面對現有的國內市場的需求,同時更是為了應對經濟全球化潮流和我國加入WTO后所帶來的壓力和挑戰。公路運輸企業必須提高自身的物流服務水平,以滿足日益提高的客戶服務的要求。

4.集約化經營、規模化發展,是公路交通運輸發展的方向

隨著國民經濟持續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公路客運市場需求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從要求“走得了”向“走得好”轉變。同時,隨著公路基礎設施建設的大規模投入、高等級公路尤其是高速公路的快速發展,為提高公路客運營運質量提供了條件。社會經濟發展的大環境以及通達能力、運行條件改善的小環境,都對公路客運發展方向提出了戰略性轉變的要求。集約化經營、規模化發展成為現階段中國公路客運發展戰略的主要取向。

參考文獻:

[1]劉艷慧,賈元華.高速公路建設規模與經濟發展關系探討.交通運輸系統工程與信息,2003.11.沈俊.加入WTO對中國道路運輸業的影響及對策.西安公路交通大學學報,2001.4.岳衛民.淺談中國公路交通運輸的發展.交通標準化,2005,(6).喬衛國.市場經濟體制下公路發展的思考.公路交通科技,2004.4.

第二篇：中國電子政務發展回顧與展望

政府流程再造的基礎理論與現實意義

姜曉萍

［摘要］政府流程再造，是當代行政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本文旨在闡釋政府流程再造的基本內涵與特性，分析政府流程再造的基本原則與目標，為提升政府績效提供必要的路徑依賴和對策建議，以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

［關鍵詞］ 政府流程 ；公共服務；服務型政府

20世紀70、80年代以來，西方各國紛紛興起了以“政府再造”為主要內容的行政改革浪潮，其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將“流程再造”引入政府部門，實施過程控制與結果導向并重的績效管理，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效。近年來，我國地方政府在探索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進程中也開始嘗試政府流程再造，尤其是各地通過舉辦行政服務大廳的有利契機,對各項行政審批流程進行了重新整合。然而，從我國實踐看，更多是技術層面的移植，缺乏必要的基礎理論分析和提煉，本文旨在闡釋政府流程再造的基本內涵，分析政府流程再造的基本原則、程序、目標，為提升政府績效提供必要的有效路徑。

一、政府流程再造的內涵與特性

（一）政府流程再造的內涵

政府流程再造，是指在引入現代企業業務流程再造理念和方法的基礎上，以“公眾需求”為核心，對政府部門原有組織機構、服務流程進行全面、徹底的重組，形成政府組織內部決策、執行、監督的有機聯系和互動，以適應政府部門外部環境的變化，謀求組織績效的顯著提高，使公共產品或服務更能取得社會公眾的認可和滿意。其基本內涵是：

1、政府流程再造是對傳統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方式的改革與創新。

政府流程再造是以政府為主體的政府部門在反思傳統行政組織業務流程弊端的基礎上，運用網絡信息技術，擯棄以任務分工與計劃控制為中心的工作流程設計觀念，打破政府部門內部傳統的職責分工與層級界限，實現由計劃性、串聯性、部門分散性、文件式工作方式向動態化、并聯化、部門集成化、電子化工作方式的轉變，建立以問題診斷為前提，以解決問題為宗旨的服務流程模式。這無疑是政府部門迫于外部環境變化和公信力下降而進行的一場自我變革。

2、政府流程再造體現了以“公共需求為導向”的核心理念。

傳統的行政組織流程是圍繞“職能”與“計劃”展開，對公眾的訴求缺乏了解和回應。而流程再造的宗旨，就是要改“職能導向”為“需求導向”，以最大限度地滿足公眾的需求為核心，在了解公眾需求的基礎上，從成本、質量、服務和速度等方面改善工作業績,以提升公眾對公共服務品質的滿意度，提高政府部門的公信力，實現政府流程再造的價值追求。

3、政府流程再造是多向互動的系統工程。

政府流程再造既非工作流程的簡化或重組，也非單純依靠信息技術實現部門的整合或聯動，而是對政府部門的行政理念、發展目標、行為準則、治理模式、制約機制的整體再造。它涉及政府部門內部機構之間、政府部門之間，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政府與社會公眾之間的溝通與互動，必然會帶來政府部門在組織結構、決策程序、運行機制、評估體系、激勵機制等方面的顯著變化。因此政府流程再造絕非在原有流程上的修修補補，而是一場徹底、深刻、持續的內部革命。

（二）政府流程再造的特性

政府流程再造盡管源于企業流程再造，但由于再造主體、客體和環境的不同，導致政府流程再造不可能是對企業流程再造的簡單模仿和移植，必須在“公共性”的基礎上呈現特有的屬性：

1、再造主體和目標的公共性。政府流程再造的主體是行使公共權力，掌握公共資源，實施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的公共組織。這與企業流程再造的由私人部門啟動有本質不同。主體的公共性提出了再造行為的合法要件與形式要件，同時也決定了在價值追求上的不同選擇：政府流程再造不僅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更要最大限度滿足公共需求，維護公共利益，使效率與效益有機結合，提供公平、公正、公開的政府服務。

2、對象需求與績效評價的多樣性。政府流程的對象具有普遍性，指受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行為影響，享受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社會公眾。同時政府流程的對象也具有特殊性，他們不是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被動接受者，而是公共權力的“所有者或主人”，政府的角色是“服務而非掌舵”，［1］政府流程必須以滿足公共需求為前提。然而，對象的多元化導致公眾訴求的多樣性和滿意度的多樣性，他們不僅期望政府流程的高效、便捷，更期待政府流程的透明、公平與公民參與。

3、再造環境的復雜性與再造過程的長期性。

政府流程再造的本質是對政府在政治環境中的任務、產品與服務流程進行徹底的變革與改善，必然與政治環境的變化息息相關。在政府流程再造的過程中，各種利益集團的博弈將影響和制約著流程再造的深度和廣度，傳統的以部門職能為核心的流程將被圍繞過程與結果進行系統設計的流程取代，這勢必引起政府部門功能定位、權利配置、職位分類、績效評估、薪酬體系等敏感因素的變化，因此在政府部門實施流程再造會遭遇更大的阻力和障礙。

政府流程再造的復雜性決定了政府流程再造過程的長期性。政府流程再造既不是簡單的組織結構重組或機構減肥，也不是單一的全面品質管理或電子政務的實現，需要一個不斷改善、驗證、持續跟進的過程。再造的流程必須用于實踐檢驗，在實踐中持續修正、改善，以保證新的流程全面達成改造的預定目標，使組織的核心能力有所增強。應通過檢測流程運作狀態、與預定改造目標進行比較分析、對不妥之處進行修正改善等方式，始終關注并實現流程再造的持續跟進。因此短期的效應和簡單的滿足并不意味著政府流程再造使命的完成。

二、政府流程再造的基本原則與目標

（一）政府流程再造的基本原則

1、合法性原則。政府流程再造必須以依法行政為前提，無論是對原有流程的梳理還是對新流程的設計，都需要對前置條件、程序等進行合法要件的審查。在實施政府服務流程再造中應特邀法律顧問參加工作小組，具體負責流程再造的合法性咨詢和審查。

2、創新性原則。流程再造追求的是一種徹底的重構，而不是追加式的改進或修修補補的改良，它要求轉變習慣性的思維方式，發揮組織的創新能力，突破現存的結構與流程，重新發明完成工作的另類方法。故政府部門流程再造不能夠簡單地依靠減少幾張申報表、縮短個別環節，提高辦事效率，更要根據相對獨立、相互制約的組織管理原則，對政府部門內部職能進行整合，實行決策、執行、監督三職能的相互區隔與協調。

3、績效原則。政府流程再造的目的是實現績效的飛躍，即非常顯著地減少作業時間、降低作業成本、提高生產力、提升產品和服務品質。這就要求政府流程再造過程應著重搞好規劃、程序建設和行為監管，盡量減少部門摩擦，實現便捷互動。

4、便民原則。政府流程再造的根本目的是“便民、利民”。在流程設計中應盡量實 現“全程代理” 和“并聯式”服務，以部門職能整合或通過授權組建跨職能的聯動團隊，壓縮決策——執行間的傳遞過程，減少公眾往來于各職能部門間的消耗，為公眾提高公平、公正、公開的服務。

（二）政府流程再造的目標

1、流程便捷化。流程再造的直接目的就是在分解和診斷原有流程的基礎上，實施流程優化，使之達到便捷化和自動化，從而降低時間成本，提高服務效率；但必須指出的是，流程便捷化不僅僅指的是精簡機構或者是單一職能部門內部的變革活動，而是眾多部門的聯動；它不是單純的技術變革，而是把行政業務流程系統化為戰略決策。

2、行為規范化。流程再造首先是一種管理工具，其技術性的內涵便要求它是通過準確地描述并形成標準作業的一系列過程，因而，必須要求其目標和結構的科學、系統、嚴密和可行；同時，作為公共行政運行系統的戰略性革新，它必須追求再造過程中的法治化、制度化、程序化。總之，不管是對流程再造的過程本身，還是承擔過程順利運行的制度和人，規范化都是基本要求。

3、過程人性化。在整個流程再造過程中，要始終樹立“以人為本”的服務理念，要始終以服務對象需求為導向，進行快速回應、周到的服務；同時必須明確，流程再造的過程不僅僅是全程信息、全面技術的革新，其落實與運行最終要歸結于廣大公務員的全面參與，因而必須通過人性化管理，注重組織文化再造，激勵和發揮行政人員的創造力，建立一種知識化、團隊化、網絡化的工作平臺和相互協調、相互監督、相互合作的工作關系。

4、品質標準化。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的供給應體現無差別服務，公平與效率兼顧。再造流程的標準化與評價指標體系設計是達成政府部門業務流程徹底重構的基本前提。

三、流程再造是提升政府績效的有效途徑

政府作為現代社會中最主要的組織結構，它的根本任務就是高效優質地提供公共服務，改善社會生活質量，提高經濟發展水平，使社會有序的運行和發展。但是，隨著社會變革的不斷加劇，現代政府組織在其運行的內、外環境中都面臨著越來越復雜的問題與困境，從而迫使政府通過行政改革摒棄傳統積弊，突破發展瓶頸，如果說政府績效評估是從結果評價的角度推動了政府績效管理，那么政府流程再造則是從過程控制的角度改善政府績效，在變革中追求成功。

（一）以流程再造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由于政府職能的擴張導致組織規模膨脹，層級增多，行政過程的鏈條過長。加之傳統官僚制組織過細的部門分工割裂了完整的流程，使政府部門之間缺乏協調與聯動機制，從而降低了行政效率，提高了行政成本。成都市工商注冊登記變“串聯”為“并聯”的流程再造為例，它原有的操作流程是：申請者必須串聯跑六個部門，其中工商局就要跑兩次；有較多從時間上難以控制的環節。由于部門間互為前置條件，只要一個部門出現拖延，就難以控制整個辦件的時間；申請者與部門接觸點多，協調成本高。（見圖1）

圖1成都市餐飲業工商注冊登記的“串聯”流程調查顯示，企業和公眾普遍認為目前的政府流程不合理，主要表現在審批申報前置條件煩瑣、環節多、流程長，流程重復、效 3 率低，協調成本高。通過流程再造可以有效地減少報批材料，簡化辦事程序、縮短辦事時限、提高辦事效率。經濟流程再造后，工商注冊的流程就變為：一窗式服務，并聯式審批。通過流程再造，新辦企業涉及的衛生、文化、環保、工商、質監、國稅、地稅等12個部門按照“工商受理、抄告相關、并聯審批、限時辦結”的原則，在工商窗口受理進行辦理（見圖2），避免了辦事群眾在各窗口重復排隊和若干次往返政務大廳。實踐證明，新流程提高工作效率，節約辦事時間。通過流程再造，信息資源的共享，不需要前置許可的新辦企業，工商、質監、國稅、地稅4個單位窗口辦理時間全部壓縮至1天之內辦結，辦理“四證”由原來的７個工作日壓縮到２個工作日；對于法律、法規規定必須辦理前置許可的，也在原有基礎上壓縮了辦理時限（壓縮最大由20個工作日變為1個工作日）。

圖2 成都市新辦企業注冊登記“并聯”流程

實踐證明，新流程還方便辦事群眾，減少辦事環節。通過流程再造，不需要前置許可的新辦企業，所有的中間環節無需辦事群眾來回跑路，原工商、質監、國稅、地稅4個部門的11套表221項需填寫的數據整合為5套表74項數據，申請人只需在指定窗口申報資料，并在第二個工作日繳費、取證即可；需要前置許可的，群眾也只需要在相關職能部門現場勘查時提交齊申請材料即可辦理相關審批。

（二）以流程再造實現政府職能的合理區隔或有效整合，推動組織再造

盡管政府流程再造不是組織再造，但由于流程再造打破了以部門職能和分工為導向的流程設計模式，要求按照“公眾需求”和圍繞“結果”進行政府流程設計，必然涉及組織內部分工、職務、工作能力需求、薪酬、績效評量、管理者角色及策略等因素，導致原有政府組織的重構。同時，對現有政府流程的問題診斷也表明：部門職能交叉與職能設置不夠清晰、部門利益驅動、工作人員的職責分工意識不強、協調溝通不充分等是導致政府流程弊端的主要因素。流程再造要求突破部門間的界限，實現部門與部門之間的互動與協作，以部門聯動代替按部門順序操作。其結果自然會因流程的調整或整合凸現原有組織結構的不合理，引發組織再造。如，變“外循環”為“全程代理”的流程再造模式就是一種有效途徑。以成都市國有土地使用權協議出讓流程再造為例：成都市國土資源局的原有操作流程涉及53個環節，其中要局長簽字兩次，土地利用處要多次安排經辦人，文件資料在服務大廳與土地利用處之間要往返多次；有些環節從時間上難以控制，如局長辦公會、4 土地利用處經辦人踏勘現場等。該流程中申請單位需多次與業務處室直接聯系，這樣既不符合建設服務大廳的初衷，又不方便群眾（見圖3）。根據“全程代理”再造后流程，則明確了執行、決策、監督三職能的區隔，在該流程中，由服務大廳統一接收，服務大廳成為執行機關。減少了領導簽字，局長簽一次字即可；減少40%以上的辦事環節（見圖4）；減少了處室之間的交接，防止了處室之間審核標準不一，出現的推諉扯皮現象；實現了“全程代理”。

圖3 成都市國土資源局國有土地使用權協議出讓流程圖

圖4 成都市國土資源局國有土地使用權協議出讓流程圖

圍繞流程再造，成都市國土局對局的內部處室職能進行了調整和整合，將綜合處服務大廳作為全局對外服務的執行部門，主要負責對外服務的業務受理和辦理。相關業務處室主要負責依據法律法規制定各項業務的工作規范和標準，進行政策研究，并對執行部門的辦件情況實施監督和業務指導。局紀檢監察部門主要負責行政效能監督和廉政監督。局領導作為決策層，主要著眼于全市國土資源管理的宏觀管理和重大疑難事項的決策管理。這樣一種新的職能分工格局，基本符合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進一步理順了處室職責分工，實現了組織結構由垂直趨向扁平化，使決策科學，執行有力，監督到位。

（三）以流程再造改進公共服務質量，提升公眾滿意度

政府行為的公共性決定政府績效不僅強調效率，更要重視公平與社會責任。奧斯特羅姆認為“雖然效率準則規定稀缺資源應被用到其能生產最大純收益的地方，但公平的目標則可能緩解這一目的，致使有利于特別是非常貧困的人群的實施得到發展”［3］政府績效的特性表明：民眾對政府的訴求與滿意度不會僅僅局限在速度、經濟等數量層面，隨 著資訊的發達，民眾對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需求日趨多樣化、個性化，既要求政府部門提供高效、便捷服務，又要求服務的公平、公正。而且希望加大政府過程透明與公民參與的深度與廣度。

對現有政府流程的問題診斷表明：暗箱操作、濫用自由裁量權、差別服務，態度生硬、作風粗暴等是導致公眾對政府抱怨的主要因素。政府流程再造在強調流程高效、便捷的同時，更加注重行為的規范化，過程的人性化、透明化以及服務品質的標準化，始終把提升公共服務品質作為流程再造的核心價值追求。通過崗位說明書和部分工作說明書的編寫，對具體崗位的名稱、工作內容、責任范圍、工作關系、工作標準等進行規范性描述，并且對某一工作的崗位承擔者、權責范圍、程序安排、服務標準、時限要求等進行規范性描述；在此基礎上全面推行崗位代理制，以規范各崗位之間和各級機構之間的授權行為，避免出現空崗，方便服務對象；同時還制定《服務細則與標準》，對服務的內容和服務品質進行解釋和承諾，以方便公眾監督和評估；最后形成流程再造的持續性評估機制，通過專家和公眾的參與，在實踐中檢測流程運作狀態、與預定改造目標進行比較分析、對不妥之處進行修正改善，以保證新的流程全面達成改造的預定目標。調查顯示，成都市實現政府流程再造的部門公眾滿意度普遍提高，其中85.2%的公眾認為工作作風與服務態度有很大轉變，71.5%的公眾認為政府部門的公平服務較好，87.3%的公眾認為政府信息公開和過程透明較好。

（四）以流程再造推動公共服務的信息化進程

傳統的公共部門服務流程是建立在傳統的組織結構基礎上的，一般被分解為由基層工作中采集業務資料、進行匯總、逐級分析決策、制定相應的政策法規，最后再反饋到基層采取行動措施等幾個流程階段。由于以前的技術不能實現整個業務條塊的聯網，整個業務數據流程不得不按地理位置和人力分配被分割在多個部門，從一個部門轉到另一個部門，增加了交接環節和復雜程度，致使相同的信息往往在不同的部門都要進行收集、存儲、加工和管理，不僅提供影響行政效率，而且加大了協調成本。

流程再造可以有效地利用信息技術，通過網上政務大廳建立并完善信息系統；提供工作過程查詢和監督服務，把原屬于若干個管理環節、若干個流程作業線加以重新整合；將業務流程“前后順序”的運作模式改成“左右平行”的運作模式，既保證了流程運作的透明、公開，也可減少作業流程的步驟并增進不同部門的協調；避免電子政務的形式化，通過流程與信息的協作實現政府信息化平臺的內在活力和持久生命。

（作者系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地方政府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成都610074）

第三篇：中國轉型經濟學二十年發展回顧與展望

中國轉型經濟學二十年發展回顧與展望

摘要：轉型經濟學產生已近20年，中國學者對轉型中的許多問題，如研究范式、企業行為、公平與效率、經濟增長、“中國模式”等進行了積極探索。但與國外轉型經濟學研究相比，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尚需進一步完善和擴展，應更多地關注人民福利和社會保障、社會穩定、收入分配及可持續發展等問題。

關鍵詞：中國；轉型經濟學；國際比較

中圖分類號：F1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11)02-0006-05

雖然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從1978年便已開始，轉型經濟學研究在中國卻起步較晚。隨著1989年前蘇聯解體、東歐劇變，轉型經濟學在西方蓬勃發展，中國的轉型經濟學研究也隨之開始。大致來說，自1993年開始，中國大陸學者開始對國內正在發生的經濟改革進行了一系列研究：1994年4月，樊綱就中國漸進式改革發表的新觀點引起了強烈反響；1994年6月，盛洪主編的《中國的過渡經濟學》出版，該書對中國轉型經濟學的內涵作了規范和說明；1994年7月底，由上海文匯報理論部、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同邀請了30余名中青年經濟學家，聯合召開“中國過渡經濟學”研討會；1995年3月，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林毅夫表示，“現代經濟學對于‘過渡’的研究才剛剛起步，中國最早進行改革且成效最大，經驗豐富，‘中心’抓住這一機會有可能對過渡經濟學做出前沿性貢獻。”如今，中國改革開放已經走過30多年的歷程，作為現實的總結和寫照，轉型經濟學的發展也近20個年頭。回顧轉型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歷史，同時與國際轉型經濟學加以比較，對推動我國轉型經濟學的創新和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一、中國轉型經濟學研究二十年回顧

(一)中國轉型經濟學的構建原則問題

中國轉型經濟學是指轉型經濟學與中國改革實踐的結合。“中國的過渡經濟學有著比其字面較窄的含義。第一，它是指中國學者結合中國的改革實踐在這一領域中的研究文獻；第二，它是指對中國的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過程的研究。”中國轉型經濟學的理論構建要立足于中國經濟體制轉型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探討轉型發生的原因和過程，包括動力、方式和推進機制。宋承先主張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西方經濟理論與中國社會主義改革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建立一種全面和具有普遍意義的、能反映中國經濟發展規律的過渡經濟學。谷書堂呼吁轉型期中國經濟學應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著眼于經濟運行與資源配置的市場經濟學從不同層面融為一體，要求從中國當前階段的實際和特點出發，運用實證和規范的研究方法，抓住轉型期一些重大的具有理論意義的現實經濟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得出具有規律性的結論，用以指導我們繼續前進的方向，并逐步形成一套較為完整獨特的理論體系。

(二)轉型過程中的模式選擇問題

前蘇聯與中國在轉型模式設計的理論基礎、轉型方式、價格機制的形成、所有制改革、企業組織形式的轉換及宏觀市場經濟制度的建設等存在著根本性的差別。激進和漸進兩種改革模式絕不僅僅是速度問題，也并不是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誰先誰后的問題，而是首先改革舊體制的哪一部分，先觸動哪些人的既得利益問題。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誰先誰后僅是個方式問題，激進與漸進對速度的強調轉移了人們本應關注的重點，不能反映任何一個國家轉軌的復雜進程。因此，轉型經濟學應完成自身的“轉型”，即遵循經濟發展和制度演進的內在邏輯，超越激進與漸進的兩分法，將漸進與激進有機地結合起來。制度變遷是一個長期演進的過程，其中既會有漸進也會有激進。一個社會采用什么樣的制度安排和變遷路徑，將最終取決于其生產力及其社會成員主體可以容納或是需要什么樣的制度。

(三)轉型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及其獨立性問題

轉型經濟學至今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研究范式。由于轉軌經濟學的研究主題是動態變化的，轉軌國家所面臨的問題涉及多個領域，單一的理論框架無法涵蓋所有問題。不同范式問的交叉造成了經濟史上的獨特情景，即轉型經濟學這一名詞容納了多種研究范式，如新自由主義、演進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和比較經濟學等研究范式。單純在理論上構建轉型經濟學所特有的理論框架是沒有意義的，轉型經濟學正在同以上學科相融合，但任何一個學科都不能完全取代轉型經濟學，它們只是從不同側面、不同角度反映了轉型經濟學正在經歷的分化。轉軌經濟學只有把自己嚴格界定為研究從中央計劃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才可將自身與其他經濟學科區分開來，從而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從這一思路出發，轉軌經濟學應回答如下幾個基本問題：一是經濟轉軌的起點是什么，終點是什么。二是經濟轉軌為什么會選取不同的模式。三是經濟轉軌的基本動力是什么。四是轉軌過程中有哪些過渡性的制度安排。五是新體制的生成與舊體制消解的基本規律是什么。六是經濟轉軌與經濟結構變動、經濟績效、社會發展及文化之間的關系是什么。

(四)轉型過程中的主要問題

一是企業行為與企業重組問題。大多數對轉型路徑的研究，都是將企業重組建立在產權改革后企業進行裁員這樣的微觀基礎之上，這使現有的宏觀層面上的轉型研究，雖然在技術上顯得較為復雜，但卻缺乏豐富的微觀基礎。如何將轉型路徑及重構的動態過程研究與企業重構的不同微觀機制更好地銜接起來，是轉型經濟學今后研究的一個方向。二是轉型中的公正問題及經濟轉型的代價問題。改革的關鍵問題是如何在一個有效率的經濟體中增進平等，即國家以什么代價用平等來交換效率或是相反。由于轉型經濟脫胎于集權的計劃經濟，缺乏有效的機制以實現每個人的利益訴求，經濟轉型的代價被一些特定人群所承受，這一點隨著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勞動力市場的劇烈轉型而逐漸顯現出來。公正因此成為轉型經濟學的關鍵問題之一。三是經濟增長及經濟結構問題。2002年以前，經濟轉型與經濟增長的研究往往是分開的。而轉型中各因素會直接影響經濟增長，經濟是否增長及其質量的高低又決定了轉型的成敗，所以二者應是緊密相連、相互影響的。由于中國經濟體制轉型具有特殊性、深刻性和復雜性，二元結構已表現出相當的“范式危機”，而對二元結構范式的借鑒性批判正是中國轉型經濟學的生命力所在。多元結構才應是中國轉型過程中的現實結構。四是轉型中的金融市場問題。潘?@和譚鵬萬利用25個轉型國家1993～2003年的面板數據，對轉型國家金融中介部門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檢驗后發現，存貸款利差與實際GDP增長率互為因果關系；對私人部門信貸的相對增加不僅沒有加速經濟增長，在有些國家反而還阻礙了經濟的長期增長。實證結果表明，在軟約束盛行的轉型國家，提高金融中介部門的效率比增加其對私人部門的信貸更有利于加速經濟增長。五是轉型與腐敗問題。

腐敗是經濟轉軌國家中普遍存在的現象。腐敗增加了轉軌國家特權集團(包括腐敗官員及與其密切關聯的人)的福利，并以犧牲大眾的利益為代價。

(五)“中國模式”問題

“中國模式”是在改革開放進程中逐漸形成的制度內生性，即中國轉型的內生性制度安排。在向市場經濟過渡過程中，中國市場經濟制度主要不是依靠從外部(西方)“引進的”政策和規則，而是根據自己國家的國情，在改革進程中形成的政策、規則、路徑和方式，進而逐步實現國家的新制度安排。“中國模式”包括經濟改革模式、對外開放模式、經濟發展模式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四個方面的內容。“中國模式”實質上就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社會現代化的一種戰略選擇，它是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的一整套應對全球化挑戰的發展戰略和治理模式。“中國模式”的一個突出特色就是中性政府。中性政府具有兩個重要特征：一是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不偏向社會的任何一個部分。二是把社會的長遠利益擺在首位，能抵制部分民眾對短期分配的要求。中性政府更容易選擇有利于經濟發展的政策。“中國模式”有六個特點：一是把保持穩定放在首位。二是把消除貧困看作現代化建設的首要任務。三是實事求是，不斷總結與汲取自己和別人的經驗教訓，不斷進行大膽而又慎重的制度創新。四是采用比較漸進的方式推動改革。五是確立正確的優先順序，即先易后難、先農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內地、先經濟改革后政治改革。六是開放的態度，有選擇地學習別人的一切長處，但絕不盲從。但“中國模式”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如政府干預過多、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滯后、行業壟斷和尋租腐敗、貧富差距問題、生態問題、教育問題、醫療問題等。因此，“中國模式”應重視如下幾個方面：一是政府主導與市場競爭之間的微妙平衡。二是對內放開與對外開放之間的微妙平衡。三是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的微妙平衡。四是東、中、西部地區發展之間的微妙平衡。

二、轉型經濟學研究的國際比較

縱觀中國轉型經濟學研究，雖然文獻眾多，但與國際學術界相比，在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研究機構等方面還存在一定差別。或者說，中國轉型經濟學研究水平還無法完全展示轉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沖突和矛盾，需要進一步完善研究方法，開拓研究領域，以更好地指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

(一)從研究方法看

在眾多的中國轉型經濟學文獻中，論文大多偏重理論綜述或述評，著作大多偏重論文匯編且缺乏嚴格的理論體系。偏重規范性分析而缺少實證性的經驗研究使轉型經濟研究結論缺乏一定的說服力，而同時期國外文獻很少關于“是否應該轉型”、“轉型的意義”等問題的討論，其研究大多是建立在數據分析基礎上的關于轉型過程及轉型后經濟各方面變化的實證研究，且內容比較翔實可信。某些問題如轉型中金融市場和財政行為、轉型的速度、轉型中的企業行為等雖然是中外學者共同關注的問題，但由于采用的方法不同，也產生了不同的分析效果。

(二)從研究內容看

中國轉型經濟學的研究文獻所涉及的范圍相比國外而言略顯狹窄。國外文獻廣泛涵蓋經濟社會的各個領域，如居民健康、收入分配與不平等、勞動市場(就業、失業與社會保障)等等。如，關于轉型與公民健康，索尼婭和瑪麗安對俄羅斯日常熱量攝取量、抽煙與否、性別及受教育程度與肥胖人群增加關系問題的研究，一方面對政府制定和執行相關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據，另一方面提醒人們通過改善飲食結構及其他因素來預防肥胖，教育人們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關于轉型與勞動市場，克拉拉對俄羅斯職業流動的規模、決定因素及影響的研究結果表明，企業重組進程提高了職業再分配率；在職業流動總量的增加中，結構轉變引起的流動占主要部分；現有職業的被破壞及新工作機會的創造是俄羅斯轉型期間職業流動增加的主要原因；外部機遇與結構轉變的規模極大地決定了職業轉換的概率。安德魯和帕特里克考察了工人從國有部門流向私有部門所花費的時間及所包含的不確定性，發現加入社會保險的經濟體系沒有得到任何的福利改善。與正常的直覺相反，增加社會保險可能會放緩轉型，這種結果主要取決于在可替代的兩種市場結構下，利率和儲蓄一般均衡的互動。關于轉型與收入分配，巴蘇等對捷克共和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和俄羅斯的比較分析表明，轉型后，捷克共和國、斯洛伐克和波蘭的私營公司比國營國有企業支付更高的工資，國有企業相比新成立的公司有較低的就業彈性且所提供分配的租金偏少。關于轉型與不平等，格里和密茨凱維奇考察了27個轉型國家的不平等、財政能力和政治制度之間的關系后發現，充分的政治自由與較低水平的收入不平等相關；不平等程度是以國家的財政能力為條件的；及早進行經濟轉型且宏觀經濟穩定的轉型國家目前享有較低的不平等水平；教育促進平等；較大的國家其不平等程度較高。魯斯蘭調查波蘭、俄羅斯和塞爾維亞的代表性家庭后發現，就整體的不平等水平而言，房屋對財富分配的影響各國之間存在顯著差別；俄羅斯和塞爾維亞的私有化方案導致富裕家庭在極端有利的條件下得到更有價值的房屋資產，不平等問題加劇；波蘭住房私有化制度改革卻導致更公平的結果。此外，轉型的速度、轉型中的經濟增長、金融市場、財政行為、腐敗、企業重組等問題均被中外學者共同關注，但外國學者大都采用實證性的經驗分析。

(三)從研究機構看

中國從事轉型經濟學研究的學者大多處于分散狀態，缺少專業的研究機構和組織。自2005年開始，復旦大學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CCES)每兩年舉辦一次“轉型與經濟發展”(TED)國際雙年會，但迄今為止也只舉辦過三屆(2005年、2007年、20Q9年)。比較而言，國外從事轉型經濟研究的組織和機構較多，如比利時轉軌經濟學研究中心、美國密歇根大學戴維森研究所、英國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等，而美國《經濟觀察雜志》還專門辟有“轉軌經濟”專欄。此外，一些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福特基金會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專業研究人員也在從事轉型經濟學方面的研究。

三、中國轉型經濟學的未來研究趨勢

經濟轉型依國別條件不同具有不同的內涵。總體來看，轉軌國家新體制建立的制度起點是相似的，即都是以國家所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體制。在相似的制度起點條件下，轉軌國家新體制的建立可能相差甚遠。前蘇聯與東歐國家的激進式改革使其整個經濟在短期內與過去的制度斷裂，由社會主義完全轉向資本主義，比較迅速地進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軌道。與東歐和前蘇聯國家的經濟轉軌不同，中國特色的漸進式改革過程賦予轉型經濟學艱巨而漫長的研究任務，需要在經濟改革過程中不斷關注轉型的經濟效果與社會效果。改革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改革過程能否給人們持續提供相對穩定的各種環境。盡管目前中國學術界對轉軌經濟學的發展趨勢存在分歧，但筆者認為，隨著中國改革的不斷深入，中國轉型經濟學并非走到盡頭，而是仍然任重道遠。就目前形勢而言，中國轉型經濟學的焦點應集中在轉型中的社會穩定、轉型中的人民福利和社會保障、轉型中的平等與收入分配及可持續發展等問題。

(責任編輯：杜磊)

第四篇：淺談中國鋼鐵工業60年發展回顧與展望

淺談中國鋼鐵工業60年發展回顧與展望 2009-09-18 09:13作者：中國鋼鐵業

【慧聰建材網】內容摘要：鋼鐵工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在我國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沒有強大的鋼鐵工業，就不可能有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和國防的鞏固。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算起，我國鋼鐵工業已經走過了60年的發展歷程。在這60年的風雨兼程中，我國鋼鐵工業經歷過坎坷和曲折，更有過乘風破浪、快速發展的輝煌。在新中國成立60年周年之際，回顧我國鋼鐵工業60年的發展歷程，總結60年的發展成就和經驗，分析當前發展中遇到的困難，并提出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對于促進鋼鐵工業未來又好又快發展，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

一、鋼鐵工業60年的發展歷程

1.新中國鋼鐵工業的恢復和初步發展(1949―1957)

我國近代鋼鐵工業起步于1890年成立的漢陽鐵廠。但由于制度缺陷和長期戰亂，鋼鐵工業發展相當緩慢。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我國能生產鋼鐵的大企業只有19家，勉強能夠修復生產的只有7座高爐、12座平爐、22座小電爐，當年鋼產量只有15.8萬噸，僅相當于最高年產量的1943年的1/6。新中國成立后，新政府進行的第一步工作是對已有的鋼鐵企業進行接管。1947年至1950年相繼接管了30多家鋼鐵企業。第二步是組織企業迅速恢復生產。1949年7月，石景山鋼鐵廠首鋼前身)、鞍鋼、本鋼率先恢復生產。此后，鋼鐵工業恢復生產工作迅速由東北向全國展開。短短的3年間，全國共恢復和擴建高爐34座，平爐26座。到1952年，全國粗鋼、生鐵和鋼材產量分別達到134.9萬噸、192.9萬噸和112.9萬噸，全面超過解放前的歷史最高水平;鋼鐵工業總產值達到136959萬元，比1949年增長6.1倍。

1953年至1957年是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這一時期，在蘇聯的幫助下。鋼鐵工業開始了大規模投資建設。投資的重點是建設武鋼及鞍鋼和本鋼的改擴建等8個重點鋼鐵項目。此外，還改擴建了河北龍煙鐵礦、安徽馬鞍山鐵礦、湖北大冶特殊鋼廠等8個限額以上的鋼鐵項目;以及天津鋼廠、唐山鋼鐵廠、北京石景山鋼鐵廠、上海第一鋼廠等23個限額以下鋼鐵項目。“一五”時期，鋼鐵工業的基建投資額達34.5億元，占全國工業基建總投資的13.9%。其中，鞍鋼的改建投資為15.45億元，占該時期鋼鐵工業總投資的44.8%。經過大規模建設，形成了鞍鋼、武鋼、包鋼鼎足而立的新局面。到1957年，全國鋼產量達到 535萬噸，比1952年增長了3倍，其中，鞍鋼鋼產量291.2萬噸，占全國總產量的54.4%;實現工業產值46.5億元，比1952年增長2.7 倍。

2.大躍進和鋼鐵工業的調整、整頓(1958―1965)在“一五”時期鋼鐵工業取得了巨大進展的背景下，1958年我國進入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這年2月，《人民日報》發表了國民經濟要“大躍進”的社論。5 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提出要在1962年或更多一點時間內，鋼鐵產量趕上或超過英國;在1972年或更多一點時間內，鋼鐵產量趕上或超過美國，會后，工業提出了“以鋼為綱”的口號，要求7年、5年甚至3年內提前實現原定的15年鋼產量趕上或超過英國的目標。8月召開北戴河會議，提出1958年鋼產量要比 1957年翻一番，即從535萬噸提高到1070萬噸。由于1至8月全國實際產鋼量只有450萬噸，全年要完成1070萬噸的高指標，意味著要在該年剩下的1/3的時間內完成全年計劃的3/5。為了實現這一按常規不可能實現的高指標，國家提出要打破常規大躍進，全國要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民總動員，一起大煉鋼鐵。通過這樣一場史無前例的全民大辦鋼鐵運動，1958年的鋼產量雖然達到了1107萬噸，實現了既定的翻番目標，但所生產的鋼中有1/4以上是不能用的劣質鋼。由于頭腦發熱，1959年又提出在上年的基礎上產量再翻一番的高指標，繼續鋼鐵大躍進，但當年實際產量只有1387萬噸。1960年鋼產量雖然達到1866萬噸，但由于軋鋼能力不足，生產的鋼不能順利轉化成材，結果造成鋼錠積壓，企業效益不佳。全年鋼鐵工業實現利潤僅3.83億元，比 1957年的10.65億元下降了65%。更為嚴重的是，持續3年的大煉鋼鐵和“以鋼為綱”，還造成了國民經濟中農輕重比例關系和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嚴重失調，結果1961年被迫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鋼鐵工業的調整主要從三個方面展開：(1)縮短鋼鐵工業戰線，精簡職工。從1960年底到1962年底，鋼鐵行業的職工人數從373.3萬人精簡至 75.7萬人。(2)壓縮基本建設投資，停建了大部分項目。1961年鋼鐵工業的基建投資縮減為11.88億元，1962年進一步減至5.07億元。(3)大幅度調低鋼產量計劃指標。1961年鋼產量計劃指標調低至850萬噸。1962年鋼產量指標調低至600萬噸。到1962年底，鋼產量雖然從上年的870萬噸減少至667萬噸，但鋼鐵產品的品種質量以及鋼鐵工業內部礦山、冶煉和加工各環節平衡關系有所改善。1963年至1965年，中共中央決定繼續實行對包括鋼鐵工業在內的國民經濟進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鋼鐵工業在這3年的繼續調整期間，一是增加供應農業用的鋼材生產數量。3年調整時期，供應農業用的鋼材達到了188.7萬噸，比“一五”計劃時期增長近1倍。二是把擴大品種、提高質量和滿足國防工業對尖端材料的需求擺在了突出位置。針對當時鋼材品種較少，不能滿足國民經濟各部門需要的情況，冶金部組織企業加強科學實驗研究，提高設備裝置水平，充分發揮現有設備潛力，試制新品種，增產稀缺品種。三是加強礦山建設力度，解決鋼鐵工業內部比例失調問題。在3年調整期間，礦山投資占鋼鐵工業總投資的比重，由“一五”計劃時期的16.1%提高到22.7%―29.7%。

經過1961―1965年的5年調整，鋼鐵工業生產有了恢復性的增長，鋼材品種質量有了較大改善，絕大部分技術經濟指標達到歷史最好水平。.3.十年文革中鋼鐵工業的停滯和徘徊(1966―1976)經過5年的調整，鋼鐵工業的發展開始步入正軌。國民經濟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本應是鋼鐵工業加快發展的良好時機。但是，就在“三五”開局之年的下半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鋼鐵工業正常生產秩序完全被打破了。從1967年初到1968年底，鋼鐵行業一直處于奪權、武斗、停產的極度混亂之中，鋼鐵工業出現嚴重倒退，鋼產量連續2年出現負增長。1967年，全國鋼產量下降至1020萬噸，比1966年減少了1/3。1968年，又下降至904萬噸，比1967年又減少了11.4%。同時，鋼鐵工業其他技術經濟指標也出現了嚴重的倒退。1968年與1966年相比，高爐利用系數下降了18.1%，生鐵合格率降低了1.04個百分點，實現利潤更是下降了72.1%，而入爐焦比卻上升了13.3%。

鋼鐵生產的嚴重倒退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關注，1968年8月，國務院召開了有冶金部、煤炭部和幾個軍工生產部門重點企業參加的全國性會議，要求這些部門和企業停止武斗，盡快恢復生產。在這種背景下，鋼鐵工業開展了恢復和整頓工作。(1)逐步恢復原來的生產指揮組織系統。1970年1月，冶金部發出正式通知，要求各企業把生產組織重新恢復為廠、車間、工段和班組的建制，被迫更名的企業要重新恢復其原來的名稱。(2)陸續把下放到“五七”干校和農村的管理干部和工程技術人員調回原單位工作，或重新安排工作，同時將支“左”軍代表陸續撤走。(3)加強企業管理。1970年1月，冶金部召開10家重點鋼鐵企業生產座談會，強調要堅持合理的規章制度，保障企業的正常生產秩序。(4)大抓礦山建設。為改變黑色金屬礦山因長期武斗而停產和破壞嚴重的局面，國務院業務組于 1970年初提出要“大打礦山之仗”。隨后，在國務院的支持下，冶金部在本溪召開了礦山工作會議，并在一段時間內重點抓了礦山建設，使鐵礦石產量有了較大的提高。全國鐵礦石產量由1968年的2679萬噸增加至1970年的6422萬噸，增長了1.4倍。(5)恢復和抓緊“三線”工程建設。“三線”建設始于1964年，納入“三線”建設的鋼鐵項目包括攀枝花鋼鐵基地、成都無縫鋼管廠、重慶鋼鐵公司、重慶特殊鋼廠、昆明鋼鐵廠、貴陽鋼鐵廠、遵義鐵合金廠等。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沖擊和破壞，這些項目要么處于停工狀態，要么工期比計劃大大延長。在這次恢復工作中，被停工的項目開始復工，被延期的項目開始加快進程。1970年7月攀鋼建成出鐵，次年出鋼，成為我國西南最大的鋼鐵基地。1970年9月，西北“三線”建設重點工程酒泉鋼鐵公司的1號高爐建成投產。

通過上述工作，全國鋼鐵生產得以止跌回升，1969年生產鋼1333萬噸，比上年增長47.5%;1970年生產鋼1779萬噸，同比又增長了 35.5%，超過“三五”計劃預定的產鋼1600萬噸的計劃指標量：1971年鋼產量突破了2000萬噸;達到2132萬噸，比上年增長19.8%。1972年：中央決定利用有利的國際環境開展對外經濟技術合作，加快引進一批國內急需的技術裝備。國家計委針對我國鋼鐵工業“鋼不成材，材不對路”的矛盾日益突出的問題，提出了《關于進口一米七連續式軋板機問題的報告》，得到中央的批準。1974年9月，一米七軋機系統的項目引進正式在武漢鋼鐵公司實施。這個以40億元的代價引進的具有20世紀70年代世界先進水平的軋機系統于1978年12月建成投產，并形成了300萬噸熱軋板卷的生產能力，緩解了我國國民經濟所急需的熱軋帶鋼、冷軋薄板、鍍鋅板、鍍錫板和冷軋硅鋼片等鋼材品種短缺的矛盾。這對后來武鋼的改造和鋼鐵工業發展打下了一個較好的基礎，是“文革”時期鋼鐵工業少有一個亮點工程。

但是，從總體上看，由于“四人幫”的干擾破壞，鋼鐵企業中一批懂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的干部受到打壓，一些不懂鋼鐵的外行取得了企業領導權，再加上長期的高指標、長戰線、瞎指揮，致使鋼鐵工業資金、設備浪費嚴重，行業發展又出現了倒退，1974年以來鋼產量出現大幅下降。本來1974年至1976年這3年的計劃產量都是2600萬噸，而實際上1974年只生產2112萬噸，比1973年減少410萬噸;1975年生產2390萬噸，比1973年減少132萬噸;1976年生產2045萬噸，比1973年減少477萬噸，僅相當于1971年的水平，產量整整倒退了5年。同計劃相比，3年共少生產鋼1322萬噸。

總之，十年文革，我國鋼鐵生產出現了十年起伏、十年徘徊，加上管理混亂，使得1976年鋼鐵工業主要技術經濟指標與1966年相比出現了大幅度下降，鋼鐵工業的發展基本處于停滯狀態。

4.鋼鐵工業的發展新起點和改革的起步與展開(1977-1991)

粉碎“四人幫”后，鋼鐵工業與全國各行各業一樣進行了撥亂反正，工作重點轉移到生產建設上來，所有鋼鐵企業先后開展了恢復性和建設性整頓，建立健全了崗位責任制、考勤制度等規章制度，重新建立了產量、品種、質量、原材料消耗等考核指標。這樣，鋼鐵工業迅速結束了文革十年的徘徊局面，1977年產鋼2374 萬噸，1978年一舉突破3000萬噸大關，登上3178萬噸的新高峰。但是，由于這段時間內，政治上、經濟上的“左”的思潮還沒有根本清除，還一度出現了“洋躍進”，提出要在10年內再建10個大型鋼鐵基地、鋼產量到1985年要達到6000萬噸等不切實際的高指標，結果給鋼鐵工業的發展帶來了消極影響。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成為我國鋼鐵工業改革開放和發展的新起點。1978年10月，重慶鋼鐵公司和成都無縫鋼管廠―被四川省委確定為率先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改革的試點企業，企業在完成增產增收計劃后可以提留少量利潤作為企業基金，并可發放少額獎金。1978年末，上海冶金局實行行業上交利潤基數包干、超額分成的辦法，以調動企業改善經營、增產增收的積極性。1979年4月，國家決定對首都鋼鐵公司實行利潤留成和擴大經營管理自主權試點，允許企業按國家規定的價格政策自行銷售補充計劃的產品。到1981年，全國共有1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冶金廳(局、公司)實行了行業性總承包，80%以上的企業實行了多種形式的承包。與此同時，對鋼鐵工業的調整工作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提出了“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新“八字”方針。針對鋼鐵工業，會議還特別指出：鋼鐵工業要為輕工業讓點路，要處理好內部的比例關系，把重點放在提高質量和增加品種規格上，努力把緊缺的鋼材、鐵合金搞上去，大力提高冶煉和軋制技術水平，多煉優質鋼和合金鋼，積極提高鋼材的質量和自給率，以滿足經濟建設的需要。這樣，鋼鐵工業按照國家計劃，壓縮投資，縮短基本建設戰線，1979年的基建投資(不包括寶鋼)從1978年的38.95億元縮減至30.13億元，1980年又降至30.08億元，1981年再降到25.24億元，一批產品質量差、成本高、效益低的小高爐和小鋼鐵廠被關停。

1982年，國家對首鋼實行“上繳利潤遞增包干”改革，以1981年上繳利潤為基數，年遞增6%，1983年改為年遞增7.2%，并允許首鋼15%的鋼材可以自行銷售，職工工資獎金與企業經濟效益掛鉤。到“六五”結束的1985年，冶金系統110個大中型企業中，有37個企業實行了承包制，其余的73個企業實行了“利改稅”。與此同時，鋼鐵工業的計劃體制和價格機制也開始改革。1984年5月，國務院作出關于擴大企業自主權的十條規定，鋼鐵企業被允許自行銷售2%的計劃內鋼材，價格可向上浮動20%，超產鋼材可與用戶協議定價，超產的冶金原料、輔料、副產品可自銷。這樣，冶金產品價格開始出現“雙軌制”。1985年1月，國家又取消了對企業自銷產品只能加價20%的限制，鋼鐵產品開始全面進入價格“雙軌制”。到1987年，實行市場定價的鋼材占全部鋼材的比重已經達到了21.6%。

1986年，我國進入第七個五年計劃，隨著改革的深入，鋼鐵工業的固定資產投資發生了兩個重大變化：一是計劃內經營項目的投資由撥款改為貸款;二是固定資產投資的主體由國家轉向企業，由企業承擔償還固定資產投資的貸款本息。

1987年，國家決定在一些大中型企業中全面推廣承包制。到1988年底，已有87%的全國縣以上國有鋼鐵企業實行了承包制，其中大型鋼鐵企業全部實行了承包制。除了企業承包，國家還對鋼鐵工業實行投入產出包干，規定冶金部對國家實行“五包”，國家對鋼鐵工業實行“三保”。承包制的實施，對鋼鐵企業擴大自主權、“自主錢”起到了重要的歷史性作用。與“六五”期間相比，“七五”期間鋼鐵企業上交利稅增加了66%，而且企業“自主錢”也增多。“七五”期間，鋼鐵工業固定資產總投資657.9億元，其中企業自籌資金占50%左右，新增煉鐵生產能力567.2萬噸，煉鋼能力611萬噸，軋鋼能力847.5萬噸。

在對外開放方面，這一時期鋼鐵工業不僅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還打破過去資源、資金閉關自守的狀況，開始利用國外資金和礦產資源。1978年，我國做出了通過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利用進口鐵礦石，建設上海寶山鋼鐵廠的戰略決策。1980年和1982年，冶金部先后組建了中國冶金進出口公司和中國冶金建設公司，以開拓冶金產品和技術設備的進出口業務，促進冶金系統的對外工程承包和勞務合作。1986年，國務院做出了利用外資加快鋼鐵工業發展的決定，并專門批準成立了中國國際鋼鐵投資公司，負責籌措外資，進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談判、簽約，當年就利用外資69.65億美元。1987年，我國還同澳大利亞哈默斯利(力拓旗下的子公司)簽訂合資經營西澳地區恰那鐵礦的協議。到1991年，我國鋼鐵工業的出口金額增長到13.87億美元，比1977年的1.13 億美元增長了11.2倍;鐵礦石進口量增加到1903萬噸，比1977年的257萬噸增長6.3倍。5.市場化進程中的鋼鐵工業(1992―2009)

1992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后，鋼鐵工業的改革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1992年，鋼鐵行業普遍開展了“精干主體，分離輔助”的企業內部組織結構調整的改革，為企業建設現代企業制度做了基礎性的準備。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成為鋼鐵企業改革的方向，當年就有12家企業被確定為國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單位，63家企業被列為省(市)和有關部門的現代企業制度改革試點。從1994年起，大中型鋼鐵企業建立現代企業普遍開始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同時，進一步放寬了市場定價的鋼材品種范圍。1992年除國防、軍工、農業、鐵道用材外，其他鋼材價格開始全部放開，當年實行市場價的鋼材占93%。1993年，所有鋼材均實行市場定價，結束了鋼材價格“雙軌制”的歷史。到“八五”計劃最后一年的 1995年，我國鋼鐵產量達到9536萬噸，比“七五”末期的1990年增長2901萬噸。進入“九五”時期第一年的1996年，我國鋼產量歷史性地突破1億噸，躍居世界第一位，占世界鋼產量的13.5%，成為世界鋼鐵大國。此時又適逢國民經濟從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鋼鐵工業發展的主要矛盾從總量問題轉向結構性問題，發展的主要任務由成為世界鋼鐵大國轉變為成為世界鋼鐵強國。在這種背景下，1997年召開的全國冶金工業會議，提出了“九五”期間鋼鐵工業要把優化產品結構，改善鋼材品種、質量和競爭力;優化工藝技術裝備結構，淘汰落后生產工藝裝備;優化企業組織結構，提高產業集中度作為改革發展的主要任務。到“九五”末的2000年，我國鋼鐵工業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的裝備的比例提高到了 30%左右，比“八五”末的10%提高了20個百分點，鞍鋼還自主設計出了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1700ASP薄板坯連軋成套設備生產線連鑄比提高到了 81.1%，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比“八五”末的46,5%提高34.6個百分點。同時，一批落后的鋼鐵企業和生產設備在市場競爭中被淘汰，平爐除馬鋼、包鋼尚未關停外，其他企業的平爐均以關停。資料顯示，“九五”期間共淘汰小高爐1378座，小電爐、小轉爐和平爐800座，多火成材軋機250多套。此外，企業兼并重組也開始啟航：寶鋼(集團)公司與上海冶金控股(集團)公司、上海梅山(集團)公司聯合重組為上海寶鋼集團公司：湘鋼、漣鋼、衡陽鋼管聯合重組為華菱鋼鐵集團;攀鋼兼并成都無縫鋼管公司。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鋼鐵工業又進入新一輪高速增長期，全國鋼鐵產量幾乎每年都以5000萬噸的遞增速度在上升。2003年，我國鋼鐵工業的生鐵、粗鋼和鋼材產量均突破2億噸，創世界歷史新高。面對如此快速的增長，出于結構優化和節能減排的考慮，2003年，國家發改委出臺了《關于制止鋼鐵行業盲目投資的若干意見》，要求通過嚴格市場準入、強化環境監督、加強土地管理、控制銀行信貸等多種手段，遏制鋼鐵工業盲目發展，2004年，國務院在全國范圍內對在建和擬建鋼鐵項目進行清理整頓，涉嫌違規建設的鐵本項目被勒令中途下馬。2005年，國務院頒布《鋼鐵產業發展政策》，從產業技術、產業規劃、布局調整、企業組織結構、行業準入及貿易政策等各個方面對鋼鐵工業的未來發展進行了總體部署。受鋼鐵新政的推動，唐鋼與宣鋼、承鋼聯合組建為新唐鋼集團;武鋼重組了鄂鋼和柳鋼：首鋼控股水鋼之后，又通過向河北曹妃甸地區搬遷與唐鋼聯合成立首鋼京唐鋼鐵公司。2006年，國家提出要在“十一五”期間淘汰1億噸落后煉鐵生產能力和5500萬噸落后煉鋼能力。同年12月，河北唐山聚鑫鋼鐵有限公司2座12噸電爐、遷安市聯鋼金豐鋼鐵有限公司2座115 立方米、138立方米高爐被拆除查封，拉開了淘汰落后產能的序幕。2007年，國家多次下調鋼材出口退稅稅率，對包括普碳鋼線材、板材、型材在內的部分鋼材產品加征50%―100%的出口關稅，并對鋼材出口實施許可證管理。但2007年，我國鋼產量仍然增長到4.94億噸，占世界的36.4%，比上年 17.3%，鋼鐵生產能力達到5.5億噸。然而，進入2008年下半年以來，受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鋼鐵產量增長速度明顯放緩。2008年，我國鋼產量雖然突破了5億噸，達到50049億噸，但增長速度降至1.1%，增速比2007年低14.6個百分點，同時行業實現利潤大幅下滑。針對這種新情況、新問題，我國頒布了《鋼鐵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決定以控制總量、淘汰落后、企業重組、技術改造、優化布局為重點，著力推動鋼鐵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切實增強企業素質和國際競爭力，加快鋼鐵產業由大到強的轉變。

二、鋼鐵工業60年發展的成就和經驗 1.60年發展的主要成就

(1)鋼鐵工業規模明顯擴大，在我國國民經濟和世界鋼鐵工業中的地位明顯提高

新中國60年來，我國鋼鐵生產芝麻開花節節高。新中國成立當年，我國鋼產量只有15.8萬噸。到“一五”計劃末的1957年，鋼產量超過500萬噸。1986年超過5000萬噸。1996年超過1億噸。2003年超過2億噸，2005年超過3億噸，2006年超過4億噸，2008年突破了5億噸。以 1949年為基數，1949―2008年間，我國鋼鐵工業的主要產品中，鐵礦石從59萬噸增加到82401萬噸，增長了1395.6倍;焦炭從53.6萬噸增加到32359萬噸，增長了602.7倍;生鐵從25萬噸增加到46067萬噸，增長了1841.7倍;鋼產量從15.8萬噸增加到50049萬噸，增長了3169.3倍;鋼材從14萬噸增加到58488萬噸，增長了4176.7倍。同時，企業規模不斷擴大。1952年，我國沒有一家企業年鋼產量超過 100萬噸，產量最高的鞍鋼也只有78.9萬噸：1978年，鋼產量超過100萬噸的鋼鐵企業已有了鞍鋼、武鋼、首鋼等3家企業，其中產量最大的鞍鋼年產鋼686萬噸到2008年，鋼產量超過1000萬噸的鋼鐵企業已有了寶鋼、河北鋼鐵集團、武鋼、沙鋼、鞍鋼、山東鋼鐵集團、首鋼、馬鋼、華菱集團等9家企業，其中寶鋼和河北鋼鐵集團年產量超過了3000萬噸。隨著產業規模的不斷擴張，鋼鐵工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以及世界鋼鐵工業中的地位也均隨之不斷提高。1949年，我國鋼鐵工業總產值只有0.8億元，僅占當年全社會總產值的0.1%，實現利潤僅0.1億元。而到2007年，規模以上鋼鐵企業實現的總產值已經超過3萬億元;實現工業增加值9007億元，占當年全國 GDP的3.6%;實現利潤2087.5億元，比1949年增長了2萬余倍。在國際鋼鐵工業的地位，1949年，我國鋼產量占世界鋼鐵總產量的比重還不到 0.1%，居世界第26位。而到1996年，我國鋼產量已超過日本上升至世界第一位，占世界的比重也上升至13.4%。此后12年來，我國不僅一直穩居世界第一產鋼大國的寶座，而且占世界鋼產量的比重逐年提高。到2008年，我國鋼產量占世界的比重已經達到了37.6%，比1996年又上升23.2個百分點。

(2)鋼鐵工業的地區布局有了明顯改善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鋼鐵工業偏居東北一隅，地區布局很不合理。為了改變這種畸形的不合理布局，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進行了“三大五中十八小”建設和“三線”建設，實現了由沿海到內地的延伸，改善了鋼鐵工業的地區布局。2000年與1949年相比，東北地區鋼產量所占比例由72.6%下降為14.1%華北地區鋼產量所占比例由16.6%上升為25.8%;華東地區由5.1%上升為31.9%;西南地區由5.7%上升為8.9%中南和西北地區從零起步分別上升至15.9%和3.4%。進入21世紀后，適應國內資源不足和市場需求向沿海傾斜的新變化，我國鋼鐵工業發展重心逐漸向經濟發展迅速、鋼材需求旺盛和利用進口鐵礦方便的沿海地區轉移。首鋼向河北曹妃甸搬遷，鞍鋼在港口城市營口市建立新的廠區：武鋼與柳鋼合作建設防城港鋼鐵基地。通過這些調整，我國鋼鐵工業的地區布局更加符合世界鋼鐵工業布局的發展趨勢，也更加適應不斷變化的發展環境和市場環境。2008年與2000年相比，東部地區的鋼產量占全國的比重由60.3%上升至64.9%，提高了4.6個百分點，而中區和西部地區則分別由27.4%和12.3%下降至26.3%和8.8%。

(3)鋼材品種規格突破4萬個，滿足國民經濟發展的能力明顯增強

新中國初期，我國鋼鐵工業只能冶煉100多個鋼種，軋制400多個規格的鋼材，無縫管、厚鋼板、大型型鋼、鍍層鋼板等都不能生產。經過60年的發展，現在我們己能冶煉1000多個鋼種，軋制4萬多個規格鋼材。1952年，我國合金鋼產量只有2.5萬噸，2007年增長到2823萬噸1956年，我國低合金鋼年產僅3000噸，2007年增長到14430萬噸。板管帶等鋼鐵產品的比重，已由1949年的16.4%提高到2007年的50.6%。隨著產品數量的增加、質量的改善和品種的增多，鋼鐵工業滿足國民經濟發展的能力也有明顯提高。2007年與1949年相比，國產鋼材(扣除重復材)的國內市場占有率從 68.8%上升到了96.8%。2008年，我國鋼鐵工業的板管帶比和國內市場占有率兩項指標又分別提升至52.4%和97.1%，同比分別提高1.8個和0.3個百分點。從1949年到2008年，鋼鐵工業為我國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累計提供了33.52億噸鋼，為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國防的鞏固作出了重要貢獻。(4)技術裝備水平大為提高，主要技術經濟指標明顯改善

新中國成立前夕，我國鋼鐵工業生產工藝和技術裝備十分落后，最大的高爐，容積為690立方米;最大的平爐，公稱噸位為150噸;最大的電爐，容量只有5 噸：最大的轉爐，容量為4噸，而且是酸性側吹;軋鋼設備也很陳舊落后;許多生產過程靠手工操作。新中國成立以來，通過持續不斷的技術設備引進和自主創新的雙管齊下，我國鋼鐵工業的技術裝備日趨大型化、高效化、自動化、連續化、緊湊化、長壽化。連鑄比已由1978年的3.5%提高到2007年的97.7%。截止到2007年底，我國已經擁有130平方米以上的燒結機421臺，生產能力30396萬噸，占全國燒結機產能的58.4%;1000立方米以上轉爐 120座，生產能力19118萬噸，占全國高爐產能的52.2%;100噸以上的轉爐140座，生產能力19875萬噸，占全國轉爐產能的 51.3%：50噸以上的電爐69座，生產能力3947萬噸，占全國電爐產能的82.9%。目前，我國已擁有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5500立方米的高爐、600噸的頂底復吹轉爐，以及世界最大的可年產150萬噸鐵水的COREX爐，寶鋼、鞍鋼、武鋼、馬鋼、太鋼等一大批鋼鐵企業的工藝裝備水平已達到或接近世界先進水平。隨著鋼鐵工業生產工藝技術裝備水平的提高，鋼鐵工業的主要技術經濟指標也隨之明顯提高。目前。我國鋼鐵工業的高爐利用系數、入爐焦比、高爐噴煤比、轉爐爐襯平均壽命、連鑄比等，已接近或超過世界先進指標。(5)資源利用效率不斷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明顯增強

新中國之初，我國鋼鐵工業投入多、產出少、資源利用效率低，可持續發展能力差。新中國成立60年來，我國鋼鐵工業的資源利用效率水平不斷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明顯增強。鋼鐵工業的軋鋼綜合成材率，1949年為63.5%，1978年提高至74.8%，2007年提高至95.3%，比1949年提高31.8 個百分點，比1978年提高20.5個百分點;每位從業人員年均生產的粗鋼量，1949年為2.4噸，1978年提高到13.9噸，2007年提高到 163.1噸，分別是1949年和1978年的68倍和12倍;萬元增加值能耗從1985年的45.6噸標煤下降至2007年的5.3噸標煤，下降了 88.4%;噸鋼綜合能耗從1978年的2524千克標準煤下降至2007年的632千克標準煤，下降了75.0%。2008年，鋼鐵工業的資源利益效率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又有新的提高。以大中型鋼鐵企業為例，2008年，大中型鋼鐵企業萬元增加值能耗降至5.13噸標煤，比上年下降2.4%;噸鋼可比能耗 609.6千克標煤，比上年下降0.8%;噸鋼耗用新水5.09立方米，比上年下降5.1%;外排廢水中的化學耗氧量比上年下降29.0%，SO2排放量同比下降3.8%，工業煙塵排放量同比下降7.5%，工業粉塵排放量同比下降12.1%。2.60年發展的主要經驗

新中國建立60年來我國鋼鐵工業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其中值得總結的經驗非常豐富，初步概括主要有以下幾點：(1)堅持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

縱觀新中國60年，我國鋼鐵工業發展有三個“黃金時期”，即1949年到1957年的8年，1961年到1965年的5年調整，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 30余年;也有兩次重大曲折，即1958年到1960年的3年“大躍進”和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這60年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告訴我們，什么時候堅持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什么時候鋼鐵工業發展就能又好又快，反之，如果像“文化大革命”期間那樣，以階級斗爭為綱，社會秩序混亂，鋼鐵工業的生產建設不僅不會向前發展，反而會出現大的倒退。(2)堅持與國民經濟其他部門協調發展

新中國60年鋼鐵工業的發展實踐證明，鋼鐵工業與國民經濟其他部門之間存在由投入產出為代表的內在有機聯系，鋼鐵工業只有與國民經濟其他部門保持協調發展，才能實現持續快速發展。反之，像在3年“大躍進”時期那樣，片面強調“以鋼為綱”，在國民經濟中，鋼鐵工業孤軍突進，在鋼鐵工業產業鏈內部，礦山、冶煉、軋材之間的比例失調，結果不僅影響了國民經濟的發展，而且最終使鋼鐵工業的發展難以為繼，不得不進行痛苦的調整。(3)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方向

新中國60年鋼鐵工業的發展實踐證明，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鋼鐵企業由政府部門經營，生產計劃統一下達，物資供應統一調撥，產品統一購銷，財務統一收支，人事統一管理，企業沒有經營自主權，缺乏活力，鋼鐵工業發展雖然取得了一定進展，但總體效率和效益均不如人意。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通過改革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革除政企不分、政資不分、政事不分的弊端，充分發揮市場合理配置資源的作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激勵和約束功能，建立以現代產權制度為核心的現代企業制度，充分調動企業和職工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鋼鐵企業的生機和活力不斷增強，核心競爭力不斷提高，整個鋼鐵工業實現了可持續發展并躋身于世界鋼鐵大國之列。

(4)依靠科技進步，不斷提高集約經營水平和市場競爭能力

新中國60年來，我國鋼鐵工業發展與科技進步是息息相關的。早在20世紀50年代，我國煉鋼設備主要是平爐，鋼鐵科技工作者就創造了“高溫、薄渣、活躍沸騰”的快速煉鋼法，改單槽出鋼為雙槽出鋼、三槽出鋼，采用鋁鎂爐頂磚來強化冶煉，還開展了符合我國資源特點的合金鋼，低合金鋼的研究，為鋼鐵工業增加產量、擴大品種作出了重要貢獻。到了60年代，為了趕上世界鋼鐵新技術的發展，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建起了第一座高爐噴煤裝置、第一座30噸氧氣頂吹轉爐煉鋼廠、第一座弧型連續鑄鋼機、第一座小型連續軋鋼廠。在20世紀70年代前后，我國鋼鐵工業又創造性地開展了攀鋼釩鈦磁鐵的冶煉、包鋼含稀土、鈮共生鐵礦的冶煉、酒鋼含氧化鋇高硫鏡鐵礦冶煉的技術攻關，并取得重大技術突破。改革開放后，我國鋼鐵工業通過連鑄、連軋機、高爐、轉爐的國產化以及連鑄技術、高爐噴煤技術、綜合節能技術等6大關鍵共性技術的自主研發，擴大了品種，提高了質量，節約了資源，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競爭力。新中國60年發展歷程證明，科技進步和科技創新已成為我國鋼鐵工業由小變大、由弱轉強的根本途徑，成為鋼鐵企業由粗放型經營轉向集約型經營、不斷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不斷提高自身在國內外市場上的競爭力的根本途徑。

三、鋼鐵工業發展當前面臨的困難及其應對策略

前已提及，進入2008年下半年以來，受全球金融危機導致的世界經濟增速減緩的影響，我國鋼鐵工業的消費需求減弱，鋼材價格大幅回落，經濟效益明顯下滑，行業發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從2009年前幾個月的情況看，當前鋼鐵工業發展中面臨的不利局面還有繼續惡化之勢。這主要表現在：(1)國際市場需求嚴重萎縮，鋼材出口大幅度下降。從2009年1-2月的情況看，我國鋼材出口延續了自2008年9月以來逐月大幅回落的走勢。海關統計顯示，1―2月我國鋼材累計出口量為347萬噸，同比下降53.5%。不銹鋼行業的龍頭老大太鋼集團2009年截至3月26日，不銹鋼出口尚不到1萬噸，同比下降了80%。(2)鋼材庫存猛增。據有關方面調查，目前全國鋼材庫存總量達2000萬噸，而往年正常水平都在200萬噸左右。(3)價格繼續下跌。據中國鋼鐵工業協會監測，截至2009年3月20日，鋼材市場價格月同比下跌了7.4%，季同比下跌了6.9%，鋼材的總體價格水平已跌至15年來的歷史新低。(4)行業效益繼續惡化。2009年1―2月，全國規模以上鋼鐵企業由上年同期盈利255億元轉為凈虧損7.7億元。

面對如此嚴重的困難，要想實現鋼鐵工業穩定健康發展，難度無疑是相當大的。它需要政府和企業積極行動，妥善應對。

就政府而言，采取對策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抓緊落實鋼鐵產業調整振興規劃及其實施細則的有關政策措施

我國自然資源貧乏、生態環境脆弱，從環境和資源承載能力來看，我國鋼鐵工業不能把出口作為自己的戰略目標，不能做世界鋼鐵的供應基地。從長期來看，我國鋼鐵工業的發展，應該立足于國內市場需求。也正是從這一認識出發，我國在2007年至2008年間多次降低或取消鋼鐵產品的出口退稅，對部分鋼鐵產品出口還加征關稅。這在當時條件下無疑是正確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在當前百年一遇的世界性經濟衰退給我國鋼鐵工業運行和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沖擊的時候，就需要適時地對我國鋼鐵貿易政策進行權宜性調整。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在世界鋼鐵需求萎縮和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背景下使占我國鋼材直接和間接需求23%的海外市場不至于過分下降，從而加劇我國鋼鐵工業波動的風險。事實上，新近通過的《鋼鐵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提出：要實施適度靈活的出口稅收政策，適當調整高附加值鋼材產品的出口退稅政策;落實好已出臺的取消67個稅號鋼鐵產品關稅措施，加快退稅進度，確保及時足額退稅;取消對鋼材出口實行的許可證管理：適時提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鋼材產品出口退稅率，積極組織協會和企業，應對反傾銷、反補貼等貿易摩擦，以確保直接出口和間接出口維持在總量的15%以上。這些權益性政策調整，對于穩定我國鋼鐵工業的國際市場份額，保障我國鋼鐵工業的穩健運行，具有重要意義。當務之急是要抓緊有關政策措施的落實。

2.鼓勵鋼鐵企業“走出去”建立穩固的海外原料供應基地，加快推進與鋼鐵相關資源的全球配置戰略

自2004年以來，我國鐵礦石消費的對外依存度已經超過50%，國際鐵礦石價格變化對我國鋼鐵工業影響巨大，走出去開發國外礦石資源是我國鋼鐵工業一個長期戰略選擇。當前，世界范圍內鋼鐵行業都出現不同程度的萎縮，國際鐵礦石資源的價值和礦業企業的市場價值都處于階段性低點，這正是我國鋼鐵工業走出去進行資源和企業收購，獲取優質國際資源的有利時機。我國政府應因勢利導，鼓勵國內鋼鐵企業積極走出去，收購國外優質資源和優質資源型企業，建立我國鋼鐵工業資源戰略儲備，拓寬資源供給渠道，穩定資源供給數量和價格，降低鋼鐵工業發展的資源風險。最近，面對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境外投資機會，我國商務部已經發布了《境外投資管理辦法》，決定減少對外投資的核準權限和程序，鼓勵企業“走出去”。這無疑是及時和具有針對性的。下一步應該研究出臺鼓勵企業走出去的財稅、金融等激勵和支持政策措施，以支持和鼓勵有條件、有實力的鋼鐵企業積極走出去到境外進行資源開發和資源性企業收購。

3.為企業兼并重組提供者適性的激勵政策 改變鋼鐵工業小而散狀況，提高產業集中度一直以來是我國政府關于鋼鐵工業產業政策的一個重要內容，但是，多年來我國鋼鐵工業兼并重組進展緩慢，即使是已有的兼并重組，其效果也往往不如人意。究其原因，是因為多數兼并重組是政府“拉郎配”和政府有形之手強烈干預，以及現有政策的所有制歧視、地域歧視與規模歧視的綜合作用下達成的，而非企業的自主行為和市場行為。當前，我國鋼鐵工業又處于一個推進行業兼并重組進程的有利時期，政府應因勢利導，為企業兼并重組提供普適性的激勵措施，鼓勵企業加快兼并重組步伐，如：為企業兼并收購提供貼息性貸款，向兼并重組企業提供一定幅度的稅收優惠，停止執行企業集團的合并納稅等。但是，不要再像過去那樣在兼并重組中搞所有制歧視(國有企業收購可以半送半賣，民營企業收購政策障礙重重)、地域歧視(本地企業收購綠燈大開，外地企業跨地區收購阻力重重)、規模歧視(規模大的企業收購優惠有加，蛇吞象式收購障礙重重)，更不要由政府來分配、決定誰跟誰重組，繼續搞“拉郎配”，破壞市場和市場機制優化產業組織結構的獨特功能。當前，我國鋼鐵工業兼并重組中出現的“民退國進”現象需要予以注意，因為它折射出我國當前關于鋼鐵工業兼并重組的政策中還可能含有強烈的所有制歧視色彩需要改變。

4.繼續加大節能減排工作力度 當前鋼鐵工業步入下滑通道，為淘汰落后提供了有利的市場環境。隨著鋼鐵工業的整體回落，很多小的鋼鐵企業在成本以及市場環境的壓力下生存困難，不得不退出市場。而對于地方政府而言，不能制造經濟效益的企業也不再具有保留的價值，這客觀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加速淘汰落后的作用。要借助經濟周期造成市場萎縮的時機，加大落后產能的淘汰力度，通過差別電價、水價以及財政補償政策，加快落后產能退出速度。同時，要加強行業指導，進一步加強行業準入管理，把能效和污染排放指標作為鋼鐵行業準入的必要條件，并定期修訂和逐步提高能效和排放標準，阻絕鋼鐵企業以犧牲社會環境、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為代價來謀求低成本產能擴張的發展路子。

對企業而言，積極應對嚴峻形勢應該從以下方面入手： 1.要下大力氣開拓國內外市場

在外需萎縮、內需不足市場低迷的情況下，市場已經成為關系企業生死存亡的生命線，下大力氣努力開拓市場應該成為鋼鐵企業眼下工作的重中之重。從國內市場看，企業市場開拓要緊緊跟蹤國家重點扶持的汽車、農機、家電、鐵路、房地產、機械制造、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的用材，加大市場調研的力度，努力提高產品質量和售后服務水平，在有限的市場需求中力爭多拿訂單。從國際市場來看，市場開拓要走產品多樣化和市場區域多元化的路子，在鞏固亞洲、歐洲、北美市場份額的同時，大力開拓南美洲和非洲市場，以減少貿易摩擦，穩定國際市場份額。

2.加強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加大技術改造和產品結構調整力度，提高企業產品的差異化水平

加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提高產品的差異化水平，是市場需求不振條件下企業避免陷入拼成本、拼價格的惡性競爭的不二法門。目前，雖然鋼鐵工業發展的宏觀環境總體上不好，但鋼鐵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卻面臨著過去沒有的機遇，如：我國新近通過的鋼鐵產業調整振興規劃及其實施細則中提出，要在中央預算內基建投資中列支專項資金，以推動鋼鐵工業技術進步。鋼鐵企業要抓住這一歷史性機遇，加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瞄準國家重點支持的重大基礎設施建設、裝備制造以及工業化、城鎮化等重點用鋼領域所需的關鍵鋼材品種，加大研發投入力度，加快技術改造的進度，加快生產出市場急需的高質量、高附加值產品，實現鋼材產品結構的升級換代，提高企業的競爭實力。

3.適度延長產業鏈，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培育企業新的盈利增長點

在嚴峻的發展形勢下，對于鋼鐵企業而言，按照經濟上合理、技術上可行的原則，適當延長自身產業鏈和產品鏈，培育企業新的盈利增長點，無疑是企業實現化“危”為“機”的一條重要途徑。延長產業鏈和產品鏈，一是要向上游延伸，與鐵礦石、煤炭、電力產業形成戰略聯盟甚至產權控制關系。這樣既可以更大程度地去控制上游行業的原材料資源，保證企業資源供應的“長期、穩定、優質、及時”，又可以獲得前向的范圍經濟效應，而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原料成本，增強企業的成本競爭力。二是要向下游行業滲透，加強與下游企業合作，甚至直接控股或參股下游企業，開展產品的深加工，最大可能地延長產品生產鏈，獲取資源利用的額外附加值和市場競爭中的渠道優勢。4.適度加快兼并重組進程 行業發展的低迷時期，不僅劣勢企業的財務價值和市場價值較之繁榮時期大幅度貶值，而且這些劣勢企業對被兼并、被收購計劃的抵觸情緒也要大大降低，這就為優勢鋼鐵企業進行低成本兼并重組提供了良機。優勢企業應該抓住這一有利時機，按照產品互補、市場互補、技術互補和戰略互補等原則，適度加快兼并重組步伐，并在兼并重組后，從研發、采購、渠道、管理、組織構架、激勵機制、企業文化等方面入手，及時對被兼并企業進行深度整合，提高企業規模經濟效益和市場控制能力。

第五篇：回顧與展望中國證券市場

中國證券市場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如果從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算起，已有十二年的歷史。我親身經歷了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的各個重要階段，對于中國證券市場的成長和發展有著深切的體會：早在1990年12月19日，我曾代表中國人民銀行在上海宣布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成立。1995年5月，我擔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并兼任國務院證券委主任，1997年5月我又兼任中國證監會主席。2001年5月我以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的身份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執法檢查。2003年6月，我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修改起草組的組長，牽頭負責《證券法》的修改工作。

作為一名金融戰線的老兵，我從1951年起一直在金融系統工作，已52年。有幸見證了中國證券市場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分散到集中、從地區性市場到全國性市場，從手工操作到電腦交易的全過程。尤其是1995年5月至2000年初，我擔任國務院證券委主任和中國證監會主席期間，經歷了中國資本市場走過的一段艱辛而復雜的道路，期間有不少工作經驗和教訓值得總結，深入客觀的分析和研究這段歷史，“以史為鑒”，對全面、正確的認識和評價中國的證券市場，對今后的證券市場穩定健康發展，無疑是會有些幫助的。

十年股市成績斐然

正確認識中國證券市場的地位與作用，是證券市場得以穩定健康發展的前提。證券市場是國民經濟發展中重要環節之一，證券市場發展的任務重大、責任重大，作為監管者，我們要擔起歷史責任，切實履行職責，為建設一個健康發展的證券市場而奮斗。

正確認識中國證券市場的地位與作用，是證券市場得以穩定健康發展的前提。在過去的十幾年間，我國證券市場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今天已發展成為我國經濟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1998年5月，我主編《證券知識讀本》時，請江澤民主席為該書作批語，有這樣一段話：“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會有證券市場。建立發展健康、秩序良好、運行安全的證券市場，對我國優化資源配置，調整經濟結構，籌集更多的社會資金，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這一批語，充分肯定了我國證券市場在國民經濟中所處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的十二年是輝煌的十二年，十二年走過了國外數十年走過的道路，濃縮了國外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發展所經歷的波折與坎坷。我接觸到的不少國外專家、學者都對中國證券市場的快速發展表示驚訝和贊嘆。

十幾年來，證券市場為國民經濟建設籌集了大量資金，對推動國有企業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支持國民經濟的增長等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截至2003年6月底，我國境內上市公司已達1250家，總市值約4.16萬億元；1991年至2003年6月底，證券市場境內籌資總額已超過7000億元，為推進傳統產業升級換代、促進生產力的迅速提高開辟了直接融資渠道。

十幾年間，一大批大中型企業通過改制上市，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實踐中起到了先導和示范作用。我國證券市場已經擁有相當一批發展前景良好、受投資者青睞的優秀企業。它們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轉換經營機制、促進結構優化和產業升級，提高盈利水平和競爭能力等方面都處于領先地位。不僅如此，證券市場的發展還增加了國內居民的投資渠道，改善了我國的金融結構，對推動當前經濟穩定增長具有十分積極的作用。[!--empirenews.page--] 據統計，目前我國證券市場投資者開戶數已達到6884萬戶，股票、債券已成為越來越多的國內居民重要的投資品種。經過十幾年的發展，證券業已成為我國經濟中的一個重要行業，對推動國民經濟增長做出了貢獻。伴隨著市場的發展，一大批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財務公司、評估公司、投資咨詢公司等市場中介機構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并獲得了較快的發展，證券公司130家，總資產約5700億元，營業網點2900多個，基金管理公司29家，證券投資基金78只，基金規模1375億元，他們創造的價值構成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十幾年間，我國證券市場法制和信息系統建設也取得顯著的成績。經過努力，到2002年底，我們先后頒布實施了200多項法律法規，1999年7月1日，歷經風雨的《證券法》正式施行。初步形成了證券市場法律法規體系。與此同時，經過前幾年的清理整頓和不斷加強監管，基本控制住了市場潛在的風險。在“法制、監管、自律、規范”的方針指引下，證券市場得到健康發展。證券信息系統的建設、網上交易的發展、集中統一的中央登記結算系統的建成等，都大大提高了市場效率，提高了證券市場資源配置的效率。

在充分肯定我國證券市場取得的巨大成績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我國證券市場畢竟還十分年輕，還存在諸多問題。自2001年股市大跌以來，廣大投資者的損失已達數千億元，投資者的信心受到沉重打擊。證券經營機構面臨非常嚴峻的困難局面。上市公司規范運作水平還不高，法人治理結構尚不健全；市場中介機構誠信觀念、法制意識還較薄弱；弄虛作假、操縱市場、內幕交易等違法行為時有發生；投資者結構不盡合理；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的機制還不完善；資本市場建立較晚，規模較小，直接融資比重很低，市場的結構、功能、品種以及服務等方面還存在缺陷和不足等。這些問題的存在與證券市場發育程度不高相關，與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市場發展的特定階段相關，還與社會文化、傳統思維和法制環境密切相關。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證券市場是國民經濟發展中重要環節之一，證券市場發展的任務重大、責任重大，作為監管者，我們要擔起歷史責任，切實履行職責，為建設一個健康發展的證券市場而奮斗。

清理整頓遏制風險

五項清理整頓能在較短時間內取得積極成效，并且沒有引發大的社會問題，主要原因可概括為采取“先降溫，后處理”的辦法；實事求是、疏堵結合等五個方面。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席卷東南亞各國資本市場，受害各國金融體系幾乎崩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預測當年全球的經濟增長速度會下降0.6個百分點，東南亞國家和韓國會下降3個百分點，可見金融危機影響之大、破壞之重。我們看到，金融危機所涉及到的國家，首當其沖的是資本市場。盡管當時我國資本市場尚未開放，但當時的證券市場狀況確實令人堪憂，一是全國統一的證券監管體制尚未形成；二是非法發行證券和交易活動猖獗、場外交易混亂、證券公司大量挪用保證金、期貨市場突發事件頻頻發生。

為了依法規范和維護金融秩序，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1997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深化金融改革，整頓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風險的通知》。《通知》指出“有些地方和部門設立大量非法金融機構”，“股票、期貨市場違法違規行為大量存在，一些地方擅自設立股票（股權證）交易場所，隱藏著很大的金融風險”，“金融風險突發性強、波及面廣、危害極大，一旦爆發重大問題，就會危及經濟、社會甚至政治穩定，嚴重影響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進程”。[!--empirenews.page--] 按照《通知》精神，我們立即組織學習，統一認識，抓緊部署，貫徹落實。國務院為此專門成立了清理整頓場外非法股票交易和整頓證券期貨市場工作小組，由我擔任組長。清理整頓的范圍包括五項內容：清理整頓場外股票交易市場、清理整頓證券交易中心、清理整頓證券經營機構、清理整頓期貨市場、清理整頓原有證券投資基金。從1998年4月開始，經歷一年半的時間基本結束。

首先是清理整頓場外非法股票交易。

這項清理工作，當時面對的情況非常復雜。全國涉及18個省市，未經國家批準，非法設立的[1][2][3][4]下一頁 股票交易場所41家，有520家企業在這些場所上市交易，涉及340萬投資者，市值300億。如果搞不好，就會釀成全國性的金融風險，甚至造成社會的不穩定。此項工作開始前，我們用了近半年的時間進行了調查摸底，力爭做到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具體清理措施本著積極穩妥、區別情況、分類指導的精神，區別不同地區、不同交易場所和不同掛牌企業，采取不同的辦法，成熟一個，解決一個，不搞簡單的“一刀切”。

場外非法交易場所是一些地方政府越權批設的，盡管從事股票交易是非法的，但我們還是采取了給出路的政策。比如對清理掛牌企業，就采取了七條政策措施，分別是：具備一定條件的分別采取贖回股票、鼓勵收購、吸收合并、股權轉債權、推薦單獨上市措施；不具備條件的動員原有股東繼續持有股份，享受股東權益，并給予相應優惠政策；全部業務清理完成后關閉，符合條件的可以轉化為證券營業部。整個清理整頓工作是按照先停止擴容、再清理業務、最后關閉場所三個步驟來進行的。

為了在不影響社會政治穩定的前提下妥善化解風險，我們與有關省市的領導密切合作、反復協商，逐戶落實清理整頓方案，并在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的積極配合下，及時化解了幾十起可能影響社會穩定的群體事件。到1999年底，涉及全國18個省市和340萬投資者的41個非法股票交易場所全部關閉，520家企業全部摘牌，在沒有花中央財政一分錢、沒有出現大問題的情況下，基本化解和消除了風險隱患。

其次是清理整頓證券交易中心。

證券交易中心是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歷史環境下，一些地方越權批設的。隨著證券市場的不斷發展，特別是上海、深圳證券交易所技術手段日臻成熟，證券交易中心原有的一些功能大為削弱，管理的問題和風險隱患逐漸暴露出來，主要有：證券交易中心直接參與股票的買賣；挪用會員清算資金；從事房地產等實業投資；開展虛假的國債回購交易；開展場外非法證券交易等。這些問題不僅不利于證券市場的安全運行和規范發展，而且擾亂金融秩序，蘊含著很大的金融風險。

清理整頓證券交易中心的基本指導思想是，按照徹底整頓，妥善處理的原則，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目的是通過清理整頓，撤銷證券交易中心，強化證券交易所一線監管，建立全國統一的證券交易清算系統，促進證券市場健康發展。

清理整頓的對象和范圍是26家證券交易中心及其投資設立的證券登記公司和STAQ系統。清理整頓分三步進行，即清查資產、分流業務、撤銷機構。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清理整頓成本，充分利用證券交易中心的人力、物力資源，我們經過認真研究，決定對撤銷后的證券交易中心給予三條出路：一是可以由符合條件的證券公司收購，改組為證券交易營業部；二是符合設立證券經紀公司條件的，可以申請改組為證券經紀公司；三是幾家證券交易中心可以聯合組成一家證券公司，符合綜合證券公司條件的，可申請設立綜合類證券經營機構。[!--empirenews.page--] 這項工作開始于1998年11月，1998年年底完成了對證券交易中心的資產清查和財務審計工作。1999年4月底，完成了各項業務的分流工作，提出機構改組的方案。1999年6月底，證券交易中心撤銷完畢，人員安置工作基本完成。

第三是清理整頓證券經營機構。

在清理整頓證券經營機構前，我們從審計機關了解到，全國證券公司普遍存在違規吸收社會資金、挪用客戶保證金以及違規從事同業拆借活動的行為，涉及金額達1000多億元。有的證券公司大搞帳外經營，用于房地產開發等長期投資，形成大量的不良資產，有的已開始發生支付危機，債務糾紛不斷增多。尤其是挪用客戶保證金，數額巨大，蘊藏著極大的金融風險，必須進行清理整頓。

從1999年起，我們深入開展證券經營機構清理整頓工作。對證券公司進行分類指導，對嚴重違規的進行嚴肅處理，如君安證券依法受到了處罰。對一般違規的，沒有采取簡單關閉的辦法，對虧損嚴重、資不抵債的證券公司，按照中央關于黨政機關與所辦經濟實體脫鉤的有關規定，由原主辦機關負責清償債務，妥善處理。同時，將現有證券公司逐步按條件規范為綜合類證券公司和經紀類證券公司，鼓勵證券公司之間以合并、收購等方式重組。同時，積極開辟融資渠道，形成一批規范經營、守法遵規的證券公司。

經過一年多的清理整頓，在我離開證監會之前，全國90家證券公司，有35家證券公司完全歸還了挪用的客戶保證金，15家證券公司增資改制，批準了4家證券公司為綜合類券商，11家證券公司進入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

第四是進一步清理整頓期貨市場。

縱觀我國期貨市場的發展歷史，從1986年就開始了理論探討。開始試點后基本上經歷初步形成階段（1990年-1994年）、清理整頓階段（1995年-2000年）、規范發展階段（2001年至今）。目前已經初步形成了以期貨交易所為核心的較為規范的市場組織體系，進入了規范發展的新階段。

受不規范的交易方式和缺乏充足有效的監管體系等因素影響，中國期貨市場在開設初期出現了盲目發展和無序狀態。從1994年開始，證監會就對期貨市場進行清理整頓。1997年5月，我擔任證監會主席，繼續加強對期貨市場的管理。主要對期貨交易所和期貨經紀機構進行結構調整，并重新調整了期貨合約。清理了非法從事境外期貨交易的期貨經紀公司，清理規范境外期貨代理業務資格，取締非法外匯交易和境外期貨交易。

經過清理整頓，原有14家期貨交易所撤并為3家；交易品種由原來的35個壓縮到12個；179家期貨經紀公司完成了增資和重組，期貨公司的抗風險能力有了較大提高。與此同時，加強了期貨市場的法規建設，出臺了《期貨交易管理暫行條例》及四個配套管理辦法，從此，期貨市場開始步入規范試點的階段。

第五是清理規范原有的證券投資基金。

我國證券投資基金業起步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依主管機關不同而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92—1997年，由中國人民銀行作為監管機關。在滬深交易所上市的基金有25只，在大連、武漢、天津證券交易中心聯網交易的基金數量達28只，但此時基金規模很小，運作也很不規范，俗稱為“老基金”。而且專業性基金管理公司也很少，不足10家。第二階段是1997年11月至今，在《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向社會公布后，由證監會作為基金管理的監管機關。在《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指引下，“新基金”開始規范運行。[!--empirenews.page--] 1999年3月前，各地擅自或者越權批設了75只證券投資基金，總資產90多億元，涉及22個省市、120萬投資者。這些基金，大部分管理混亂，資產質量差，風險隱患大。1999年3月，證監會發出了對原有證券投資基金進行清理規范方案的通知，各證券交易中心交易的基金逐步摘牌，在交易所上市的基金也分別不同情況進行清理與規范，清理規范工作于2000年6月底以前完成。

需要指出的是，1999年是清理規范原有基金最關鍵的一年，同時也是是基金業大發展的一年，新基金迅速增加到22只，資產規模躍升為484.2億元。至此，基金業的發展逐步納入規范化發展軌道。

以上五項清理整頓涉及范圍之廣、清理難度之大，是我國證券市場歷史上所沒有過的。我們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取得積極成效，并且沒有引發大的社會問題，主要原因可概括為以下方面：

1、中央高度重視，正確領導，集中部署，較好地統一了各方面的思想認識，這是清理整頓得以順利開展的根本保障。

2、在清理整頓方案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用了大量的時間反復調研，聽取意見，基本摸清了風險隱患和問題的癥結，明確了清理整頓的目標，及時確定了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

3、采取“先降溫，后處理”的辦法上一頁[1][2][3][4]下一頁，逐步化解風險，避免矛盾的激化。

4、按照實事求是、疏堵結合的原則，扎扎實實地逐戶落實清理整頓方案，一個一個解決問題，消除風險，區分不同情況，分類指導，先易后難，各個擊破。

5、依靠地方政府，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及時消除風險隱患。

六項政策推動發展

監管部門不能抱著聽其自然、任其發展、無所作為的態度，要從實際出發，以“三個有利于”為指導，積極主動引導證券市場健康發展。正確的輿論引導和正確的政策措施，能夠促使證券市場穩定健康發展；反之，錯誤的輿論引導和不當的政策措施，必然阻礙證券市場穩定健康發展。

股票投資是投資上市公司的未來，有一定的投機性，但不能過度投機，否則就會破壞股市的正常健康發展。我國股市建立的時間很短，容易出現過度投機的現象。1996年股市過熱，股指出現超常暴漲，經常是全線飄紅。成千上萬基本不懂股票的普通百姓，抱著賺大錢的想法盲目涌入股市。當時面臨香港回歸和“十五大”的召開，大家都普遍認為政府不會讓股市下跌，即使下跌，政府也會托市。我們冷靜分析了當時的形勢，認為股市過熱的狀況極不正常，如不及時遏制，必然會造成嚴重后果，一方面通過發表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正確認識當前股票市場》，從輿論上進行正確的引導，樹立理性投資的觀念，明確股市有風險、投資要謹慎選擇，獲利歸己、風險要自擔。另一方面，宣布新股發行規模100億和實行漲跌停板制度等措施，從而有效地抑制住股市的過度投機。

通過精心治理，1997年的股市基本保持平穩，市場規模穩步擴大。在周邊股市危機四伏的情況下，我國股市沒有出現大幅度的波動，成績來之不易。總結原因，主要有：

1、國家宏觀經濟環境良好，綜合經濟實力大大增強，為股市的穩定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2、及時消除了泡沫經濟的隱患，有效化解了金融風險；

3、從我國實際出發，沒有盲目對外開放資本市場。[!--empirenews.page--] 但是，在隨后的近兩年時間里，股市曾經一度處于低迷狀態，特別是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投資者中有種種關于中央支持不支持股市的擔心與疑慮。據統計，1998年境內籌資比1997年減少了484億元，下降36.6％；成交總量比上一年減少7177億元，下降23％；印花稅減少27億元。同時，受市場低迷影響，公司上市速度明顯放慢，一級市場新股發行困難，二級市場價跌量縮，投資者信心不足。

股市是經濟的晴雨表，當年國家宏觀經濟形勢繼續向好，而股市卻與整體經濟形勢的走向相背離。我認為這種現象并不正常，是我國證券市場新型加轉軌所特有的，政府對此必須加以正確的引導和必要的宏觀調節，否則將對我國經濟的發展造成不必要的負面影響。監管部門不能抱著聽其自然、任其發展、無所作為的態度，要從實際出發，以“三個有利于”為指導，積極主動引導證券市場健康發展。為此，我組織證監會有關部門對市場狀況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并于1999年初，醞釀了一份關于進一步規范和推進證券市場發展的若干政策意見，請示國務院。經過方方面面的協調和修改，1999年5月16日，國務院批準了這份包括改革股票發行體制、逐步解決證券公司合法融資渠道、允許部分具備條件的證券公司發行融資債券、擴大證券投資基金試點規模、搞活B股市場、允許部分B股H股公司進行回購股票的試點等6條主要政策建議的文件，也就是通常說的搞活市場六項政策。由此引發了著名的“5.19”行情。

客觀的講，六項政策的出臺對引發“5.19”行情起了重要的導向作用，但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國家宏觀經濟形勢。首先，繼1998年以來，國家以增加投資、擴大內需為主要內容的各項經濟政策逐步發揮效應，國民經濟繼續保持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良好勢頭，經濟增長結構和企業效益狀況也發生積極變化，從而為證券市場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宏觀環境；其次，經過近兩年的清理整頓和法制建設，證券市場運行秩序明顯好轉，防范和化解市場風險的能力進一步增強，證券市場具備了規范發展的基礎條件；再次，在1997年以來股市持續下跌過程中，眾多上市股票的市盈率大幅下降，投資價值日益顯現，客觀上市場存在著上升的內在要求。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滬深股市才出現了恢復性上升。證券市場進一步轉好，投資者信心逐步增強，為證券市場進一步規范發展奠定了基礎。

就市場而言，我認為，無形的手和有形的手都要用，不是只用無形的手，只要有利于經濟發展需要，都是可以用的。我在任期間曾兩次組織撰寫了《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第一次阻止了當時股市的過熱，在亞洲金融危機來臨之前，提前消除了股市泡沫，對全民進行了一場風險教育，從那以后，“股市有風險，入市要謹慎”逐步深入人心；第二次肯定了股市的恢復性上漲，把握了時機，推動了股市的發展。1998年，我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證券委主任、證監會主席，曾經到美國與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對美國運用利率杠桿進行宏觀調控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我認為，作為宏觀管理部門要為證券市場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要適時進行宏觀調節。縱觀世界各國對證券市場在必要時沒有不進行干預的。遇到重大問題，進行適當的干預是十分必要的。這一點，美聯儲主席表示認同。[!--empirenews.page--] 當股市出現大幅波動的時候，投資者的信心受到極大打擊，證券市場的正常秩序受到嚴重威脅，必須采取各種有效措施進行調節，包括經濟的、法律的、政策的、輿論的多種手段。美國“九·一一”事件后，美國政府采取多種手段對股票市場進行了宏觀調控，總統布什先后十次就股市發表演講，樹立投資者信心。香港遭遇亞洲金融危機時，也果斷成立調控基金入市進行干預。為應付金融危機，香港動用了1000億港幣穩定市場。

我國證券市場發展的實踐，使我們認識到：正確的輿論引導和正確的政策措施，能夠促使證券市場穩定健康發展；反之，錯誤的輿論引導和不當的政策措施，必然阻礙證券市場穩定健康發展。

展望未來方興未艾

21世紀頭20年對我國而言，是一個必須抓住的戰略機遇期。國家的戰略機遇期，也就是我國證券市場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在十六大精神指引下，有著遠大發展空間與美好前景的證券市場必將在促進經濟發展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回顧過去，把中國證券市場快速發展的十二年放在歷史的長河中，可以說只是一次瞬間的跨越，展望未來，證券市場方興未艾，具有巨大的發展空間。我們看中國證券市場，既要看到過去的成績，也要看到現在的問題，更要看到未來的發展前景。國家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就是證券市場改革開放與穩定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國證券市場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重要，可以從五個方面認識發展證券市場的重要性：

一是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我國經濟總量在未來20年內要再翻兩番。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有大量、持續的投資投入，這就要求我國證券市場無論在規模、還是容量上都要有一個較大發展。黨的十六大提出，縱觀全局，21世紀頭20年對我國而言，是一個必須抓住的戰略機遇期。國家的戰略機遇期，也就是我國證券市場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在這段時期，我國證券市場應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并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二是只有促進證券市場發展，才能逐步解決我國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比例失衡的問題。近幾年來我國銀行儲蓄大幅增長，貸款規模迅速擴大，今年上半年就增加了17000多億元。企業融資包括基本建設、技術改造、流動資金，絕大部分都靠貸款，在我國企業負債率比較高，自有資本金比較低的情況下，銀行面臨著很大的潛在風險。而企業通過發行股票、債券等直接融資比重過低，特別是近上一頁[1][2][3][4]下一頁 兩年來受資本市場持續低迷的影響，這個問題顯得更加突出。據統計，我國2002年直接融資占間接融資的比重僅為9%，而世界許多國家直接融資比重至少占70%以上。這種局面已難以為繼，必須加快發展證券市場逐步求得解決。

三是我國眾多企業包括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都需要進行股份制改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而直接融資比重過低，證券市場規模遲遲不能發展擴大，很難適應企業要求改制上市、并通過發行股票、債券籌措資金的迫切需求。[!--empirenews.page--] 四是商業保險、社會保險正在迅速發展，急需通過證券市場運作，確保合理的回報率，這樣才能進入良性循環。而直接融資比重過低、規模過小，使商業保險面臨連年虧損的局面，社會保險也不能有效地增值，這樣發展下去難以為繼。

第五，加入WTO后，我國金融業面臨著機遇和競爭，如何應對當今世界上金融混業經營的發展趨勢，探索貨幣市場、保險市場與資本市場之間有機結合協調發展，顯得更加緊迫。

我相信，在十六大精神指引下，有著遠大發展空間與美好前景的證券市場必將在促進經濟發展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