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小學班主任工作改革三十年的回顧與展望

中小學班主任工作改革三十年的回顧與展望《班主任之友》2009001期 作者/王立華 本文總字數：6549

中小學班主任工作改革三十年的回顧與展望

作者：王立華

自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中小學班主任工作的改革既保持了歷史的延續性，又不斷向縱深發展，改革模式、改革行為日趨科學、合理，迄今已基本確立起符合教育發展、時代發展與社會發展需要的方向性架構。

一、制度構建：中小學班主任工作制穩定下來并逐步走向成熟

“撥亂反正”后，中小學班主任工作制逐步走上了規范化發展的運行路徑。（1）資格取得制度的初步建立。1952年3月18日，教育部頒發《小學暫行規程（草案）》和《中學暫行規程（草案）》，其中規定：“小學各班采取教師責任制，各設班主任一人。”“中學以班為教學單位??每班設班主任一人，由校長在各班教員中選聘。”不僅明確了班主任的合法地位，更規定了班主任隊伍的來源。自此，班主任工作制在中小學普遍施行，盡管“文革”中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但1978年后此制度基本延續下來。（2）物質肯定制度的初步建立。考慮到中小學班主任工作的特殊性和艱巨性，國家從1978年起正式實行了班主任津貼制度。1979年，教育部、財政部、國家勞動總局頒布了《關于在全國普通中學和小學公辦教師中試行班主任津貼的通知》。1980年，教育部公布了《關于在中等專業學校、盲聾啞學校班主任中試行津貼的通知》。1981年，國家勞動總局頒發了《關于技工學校試行班主任津貼的通知》。至此，班主任津貼制度得以在中小學全面建立。（3）精神鼓勵制度的初步建立。黨和國家對班主任所付出的艱苦勞動給予了崇高的評價，并在實踐中逐步形成了對優秀班主任的評價體系。1984年，國家專門召開了全國優秀班主任表彰大會，有2914名優秀班主任受到表彰。

在前期成功實踐的基礎上，中小學班主任工作制穩定下來并走向完善。1988年，國家教委頒布了《小學班主任工作暫行規定》和《中學班主任工作暫行規定》，明確了中小學班主任的地位、作用、任務、職責、方法、任免的條件、待遇與獎勵、管理等內容，這表明中小學班主任工作制進一步得到鞏固和完善。自此，我國中小學班主任工作制走上了健全完善的發展道路。隨后，中小學班主任工作制完善的步伐愈加緊密，突出體現在2006年。在這一年的6月和8月，教育部接連出臺了《教育部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小學班主任工作的意見》《教育部辦公廳關于啟動實施全國中小學班主任培訓計劃的通知》。《意見》規定“每個班必須配備班主任”。《通知》規定：“從2006年12月起，建立中小學班主任崗位培訓制度。今后凡擔任中小學班主任的教師，在上崗前或上崗后半年時間內均需接受不少于30學時的專題培訓。”相比以往的各種規定，該《通知》對班主任的資格取得做了更明確、更專業的要求，賦予“班主任”這一崗位以專業形象，標志著我國中小學班主任工作制度在歷經多年的發展后基本完善起來了。伴隨著國家政策的落實，各級地方教育行政部門也加強了中小學班主任工作制度的建構力度，一些地方性的規定、措施相應出臺，如2007年出臺的《北京市中小學班主任工作管理規程》《上海市普陀區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小學班主任隊伍建設的實施意見（試行）》，從中觀層面上完善了中小學班主任工作制度。從微觀上看，各學校都制定了切合本校實

際的操作性強的、更細致的中小學班主任工作制度，一些學校還設立了班主任節，如山東臨淄實驗中學、上海七寶中學、河北唐山七中等。

二、理論探討：中小學班主任工作的理論建構進入專業自主時期

1．“創建——本土化”發展時期

這一時期開始的標志是1978年后的教育撥亂反正。這時候，中小學班主任工作理論探討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像《中國教育報》《人民教育》等許多教育刊物都辟有“德育”“班主任工作”“班級管理”等類似主題的專欄；教育學領域之外的理論刊物幾乎都刊載過對中小學班主任工作基本原理進行探討的學術文章；后來，出現了專門的研究刊物，以湖北教育學院1984年創辦的《班主任之友》和北京教科院于1985年創辦的《班主任》為突出代表。

在這一時期，一些以中小學班主任工作理論探討為主題的學術會議不斷召開，這些輔導性和普及性的學術會議，對于中小學班主任工作理論的建構與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形成了不少有代表性的理論成果，反映了研究者們對中小學班主任工作理論的不同建構取向，但理論探討勾勒出來的基本框架沒有性質上的差異，都從元認知的立場對中小學班主任工作的一系列基本問題進行了思考與闡釋。

2．“規范——中國化”發展時期

1988年，國家教委頒布了《小學班主任工作暫行規定》和《中學班主任工作暫行規定》，中小學班主任工作進入了全新的發展時期。新的發展時期，需要相應的理論支撐。于是，中小學班主任工作理論的建構也相應地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

在這一時期，研究隊伍日漸壯大，研究人群的來源與分布也變得更多元化，尤其是一大批中小學班主任也加入到了理論研究的隊伍中來。隨著教育科學事業的發展，一些新的更有效的研究方式與方法被逐步應用到中小學班主任工作理論探討中。在探討中，隨著基本問題的解決，中小學班主任工作理論研究的領域不斷擴大，除了從班主任主體論的視角進行研究外，還從中小學班主任工作的對象、過程等客體論、介體論的視角加大了研究，形成了許多新的理論框架。此外，這一時期開始運用除教育學外的多學科（如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的理論與方法進行交叉研究，不僅深化了中小學班主任工作理論的內涵，也拓展了其外延。由于研究效能的快速提升，關于中小學班主任工作的理論成果不斷涌現，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在這一時期的探討中，有三支力量的貢獻是不可忽視的。一是工作在第一線的優秀班主任。他們紛紛將工作經驗上升為理性認識，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理論體系或成熟的操作規程體系。如魏書生的《班主任工作漫談》、任小艾的《我的班主任工作》等。這些著作在基層學校引發了閱讀風暴，有的一版再版，對當時的中小學班主任工作理論探討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二是一些教育類刊物的編輯。他們在編發刊物的同時，也撰寫了大量的理論文章，并出版了一系列專著。如《班主任》雜志的原主編王寶祥主編的《班主任工作全書》等。三是一些高校的教師。他們提供了大量的理論成果，如鐘啟泉的《班級管理論》、唐迅的《班集體教育實驗的理論與方法》等。

綜上所述，無論是從范疇的陳述方式，還是從概念、命題的陳述方式上分析，這一時期的理論探討帶有明顯的“中國化”內涵：關于中小學班主任工作理論的探討是中國

獨一無二的特色，是中國獨有的。

3．“自主——專業化”發展時期

“班主任專業化”的理念是在2002年10月天津市大港區舉行的全國第十一屆班集體建設理論研討會上，由首都師范大學王海燕教授提煉后確定的，并在柳州市首先進行了實踐。筆者認為，從此，中小學班主任工作的理論探討進入了“自主——專業化”時期。

2003年10月，柳州市教育局出版了《班主任專業化的理論與實踐》一書，集中總結了一段時間以來柳州市對班主任專業化的研究成果。2003年11月，全國第十二屆班集體建設理論研討會在柳州舉行，“班集體建設與班主任專業化發展”成了會議的主題，柳州市的“班主任專業化”建設由此以民間學術影響的方式推向全國，也引發了全國范圍內民間研究意義上的“班主任專業化”理論探討。2004年，《人民教育》在第15和16期推出了《中小學班主任專業化》專輯，在全國范圍內較為明確地提出了“班主任專業化”的理念。班華教授等專家、教師在《專業化：班主任持續發展的過程》等文中對班主任專業化的概念厘定、制度建構、操作規程的形成等進行了概略式的論述。在這之后，各種有關班主任專業化的學術研討活動不斷出現。2005年1月，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舉辦了第一期班主任專業化培訓班，開創了全國班主任專業化培訓的先河。2005年4月16日，《人民教育》編輯部在浙江省桐鄉市舉行了全國班主任工作與班主任專業論壇，來自全國各地的1000余名中小學班主任參加。這些學術活動的開展表明，班主任專業化的探討出現了方興未艾的良好局面。

經過一段時間的研究，有關班主任專業化的理論性文字不斷涌現，并形成了一些相對成熟的成果，在《班主任之友》《天津教育》《班主任》等報刊上相繼發表。一些理論成果因其獨到性，還被國內學術權威機構中國人大復印報刊資料中心編輯的《中小學學校管理》全文轉載，引起了中小學班主任工作領域的震動，而一些相對成熟的書籍面世后也受到了廣大班主任的熱烈歡迎，如黃正平主編的《專業化視野中的小學班主任》等。

綜觀這一發展時期，我國中小學班主任工作的理論建設成績斐然，有幾個特點是其他幾個時期所沒有的：從服務對象來看，他們向中小學班主任工作負責，說真知灼見；從理論內容來看，一些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及許多新的教育觀念都被吸收到了中小學班主任工作理論中來；從研究方法上看，思辨與實證、定性與定量研究實現了互補，逐步落實到研究過程中。

三、實踐架構：范式構建到范式轉型

1．前范式時期（1978年——1988年）

在這一時期，關于中小學班主任工作的政策法規在有關教育政策法規中有所涉及，但沒有專門的行文規定，中小學班主任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必須共同遵守的關于班主任工作的價值觀念和具體要求；又由于中小學班主任工作的研究處于起步階段，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實踐研究，都沒有形成自己的研究與實踐范式。所以，中小學班主任工作實踐與研究處于價值定位有失偏頗、實踐徘徊不定的不良狀態，存在深層次的范式危機。不少專家、學者意識到了必須對班主任工作進行范式拯救。這種范式意識的自覺

是一門學科或一個崗位走向成熟、走向專業化的重要方法論標志，因此，把這一時期界定為中小學班主任工作的前范式時期。

2．范式初建時期（1988年——2006年）

1988年，國家教委頒布了《小學班主任工作暫行規定》和《中學班主任工作暫行規定》，明確了中小學班主任的地位、作用、任務、職責、方法、任免的條件、待遇與獎勵、管理等內容，標志著中小學班主任工作的范式初步建立。這期間，又出臺了一系列關于班主任工作的文件規定，使中小學班主任在開展工作時有了共同遵守的價值規范和具體的操作要求，中小學班主任已初步具有了正規意義上的工作范式。

3．范式轉型時期（2006年至今）

2006年，教育部接連出臺了兩份規定，對中小學班主任工作的很多問題重新進行了界定，由此，班主任的當前地位逐漸高于以往的社會學意義上的不專業和半專業，接近專業成熟。因此，我國傳統意義上的中小學班主任工作是一種資格“業余”、職能履行隨意、無群體效益的教育范式，而2006年以后的中小學班主任工作則是一種價值追求定位明晰、學科專業自主、實踐崗位專業化的新的教育范式。因此，從“業余班主任工作”走向“班主任專業化”，是我國中小學班主任工作范式的轉型。但在當前，中小學班主任的專業成熟畢竟是處于一種發展的中間狀態，要完成班主任工作的范式轉型，需要借助很多力量，而“班主任專業化”就成了推動我國中小學班主任工作范式轉型的基本力量。

四、未來展望：“班主任專業化”成為推動中小學班主任工作范式轉型的基本力量

1．改革走勢：在繼承中尋求發展、創新

班級與班主任存在的必要性得到普遍認可，班級設置的基本要求日趨生態化。由于我國的基礎教育負擔重，現在尚未找到一種能夠取代班級授課制的更好的教育形式，因此，班級、班主任還將在基礎教育階段長期存在。盡管同齡原則仍將是班級設置首先關注的生理學、心理學依據，但班級設置更要考慮衛生學、生態學、社會學等多方面的制約因素，使教室空間與學生人數有一個符合生態學要求的比例，這樣既能最大限度地發揮教師的影響力，更能提高學生的在校學習生活質量。

在固定的班級開展教育活動的現狀短期內不會有本質變化，但班級教育的組織形式日趨多樣化。隨著教育個性化時代的到來，班級教育的組織形式更加豐富多樣。這些組織形式有：學校將更多地考慮按學生的興趣、現有能力編班；固定的班級可能會改為富有彈性的學級班；班級編制將趨于小型化；走班制、分層制等更加開放的教育組織形式也將日漸增多。

班主任素養提升的要求是群體性稱職，但班主任的個體水平要求日趨專業化。由于學生獲取信息的渠道、機會的增多，加之接受能力在一些領域比成年人快，很多學生掌握的某些領域的信息將比班主任更系統、更豐富，對班主任的素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由于辦學格局越來越向社會開放，社會陰暗面對學生的負面影響也隨之涌來，教育難點與熱點層出不窮，對班主任的專業素養也提出了巨大挑戰。這些都要求班主任的素養進入專業化的軌道。

日常工作的落實仍是中小學班主任工作的基本內容，但其工作內容日趨多元化。很多

來自社會、家庭的工作事務將更多地出現在當代班主任的工作范圍中。另外，學生受教育的時空不再局限于學校、社區，走進社會受教育的機會將不斷增多。

常規方式仍是班主任完成工作任務的首選，但中小學班主任工作的方式日趨信息化。由于信息技術的普及，“家校通”“班級博客”“電子信箱”等信息化特點明顯的工作方式將被班主任熟練使用。由于這些工作方式方便、快捷、易操作，原有的談話、書信、家訪等工作方式將受到很大的沖擊，有些甚至會被淡化。

2．發展建議：“班主任專業化”成為推動中小學班主任工作范式轉型的基本力量

從“業余班主任工作”走向“班主任專業化”，是我國中小學班主任工作范式的轉型。推動班主任專業化，實現我國中小學班主任工作范式的轉型，筆者以為可以從以下四個維度切入：

第一，運用系統觀點，重新認定中小學班主任工作的作用。系統論認為，從學校內部結構體系的層面分析，班主任處于聯系學校管理者和各科任教師的樞紐地位；從學校與社會結構體系的層面分析，班主任處于聯系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的樞紐地位；從學生成長的層面分析，不管是培養目標的確定、培養內容的選擇，還是再培養工作的實施，班主任還是處于樞紐地位。尤其是我們當前往往把德育當工作來開展，忘卻了德育在傳統教育價值觀里原本是當作教育目的來追求的。這種認識模糊直接導致了實踐偏差：德育成了班主任一個人的事情。因此，中小學班主任工作的重要作用在當前的學校教育生態圈中應引起足夠的重視。

第二，加強學科建設，重視中小學班主任工作的基礎理論研究。21世紀的教育對中小學班主任工作提出的要求，基礎教育改革中中小學班主任工作的性質與地位，我國中小學班主任工作的傳統，中小學班主任工作內容的變遷，中小學班主任工作到底向哪里發展等帶有邏輯起點性質的原理，都需要從全新的視野進行深入探討。如果不加強學科建設，許多實踐中的盲點、困惑都會存在一個理論原點模糊、價值本體混亂的問題，很可能會導致實踐的搖擺不定。

第三，賦予專業形象，中小學班主任走專業化發展的成長之路。班主任應立足崗位發展，在實踐中賦予自己以專業形象。在專業道德上，完成從教育事業的奉獻者到教師生命的提升者的轉型；在專業知識上，完成從知識體系的完善者到知識體系的拓寬者的轉型；在專業能力上，完成從教育研究的跟隨者到教育研究的先行者的轉型；在專業文化上，完成從教育理論的消費者到教育理論的創造者的轉型；在專業智慧上，完成從教育智慧的守望者到教育智慧的生發者的轉型。而在具體實踐中，班主任應該從教育理念的形成與豐富、教育原則的確定與堅守、教育內容的開發、教育策略的選取、良好工作習慣的養成等五個維度來全面提升自己的專業水準，賦予自己專業形象。第四，打造科學機制，確保中小學班主任專業化的長效推進。從2002年開始的班主任專業化討論所形成的一些理念日漸深入人心，但這些理念與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的主管者、校長、教師的行為之間尚存在不小的差距，行為轉型落后于理念轉型，而機制轉型又落后于行為轉型與理念轉型。當前，就全國范圍內的班主任專業化研究而言，由于存在機制缺陷，期望它在短時間內成為一種全新的班主任成長范式是不明智的。沒有一個長效的激勵班主任專業化發展的機制，班主任專業化發展只能是以往各種教師

成長范式的翻版。要合理地解決這個問題，實現班主任專業化的理念轉換和行為轉換的制度化是有效途徑。這種機制的建構應該是從上到下的統一行動，并形成框架完善的機制體系。

第二篇：中國農村經濟改革三十年回顧與展望

中國農村經濟改革三十年回顧與展望

摘要：縱觀中國農村經濟改革已走過30年，每一次重大變革都與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密切相關，其實質是市場化和城鄉一體化程度逐漸加深的過程。當今中國正處于工業化的關鍵時期，城鄉差距過大和農民增收困難等問題已影響到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統籌城鄉發展將是未來一個時期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的基本背景。

關鍵詞：中國農村經濟改革；回顧；評價；展望

中圖分類號：F32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09)02-0036-04

一、中國農村經濟改革三十年回顧

中國農村經濟改革三十年的歷程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78年到1984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由“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等形式發展而來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逐步在全國推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普遍實行，使中國農村逐漸形成“鄉政村治”的二元基層治理體制新模式，也標志著農村微觀經濟組織基礎從此發生了本質改變。1982年到1984年的三個中央“一號文件”，從理論上肯定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是馬克思農業合作化理論在實踐中的新發展。

第二階段從1985年到1991年。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從理論上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向商品經濟的重大轉折，農村經濟改革也邁向市場的探索階段。改革農產品統派購制度、建立農產品市場體系是這個階段農村經濟改革的中心任務。1985年，中國開始實行農產品收購的“雙軌制”，以合同訂購和市場收購的形式取代了農產品的統購統派。蛋類、水產品、蔬菜和肉類等農產品的生產和流通在1992年前就被全面放開。其中，水產品是我國最早完全放開管制的農產品；國家對糧食和棉花則實行了較長時間的“雙軌制”，直到2004年糧食才放開生產經營，是我國最晚放開管制的農產品。鄉鎮企業在這個時期異軍突起，不但為調整農村經濟結構奠定了基礎，而且還為解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創出一條新路子。1992年，我國有鄉鎮企業2321萬家，近90％分布在行政村和自然村，共有職工約1.13億人，農村家庭人均純收入增加額中來自非農產業(主要是鄉鎮企業)的收入所占比重逐年增加，1992年高達50.66％。鄉鎮企業還把工業文明帶進了農村，客觀上要求勞動者提高科學文化、技術技能和管理水平，造就了一大批農民企業家和新型農民，加速了農民現代觀念和市場觀念的形成。

第三階段從1992年到2003年。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并發表重要講話，同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大，明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建立健全農村市場經濟體制成為這個時期的主題。由于改革初期對主要農產品流通體制的改革只涉及到收購體制，并沒有觸動銷售體制，在糧食收購價格不斷提高的情況下，購銷價格的倒掛問題日益突顯，造成糧食收儲企業嚴重虧損。1992年，國家開始改革糧食銷售體制，直到2004年，國家通過《糧食流通管理條例》，決定全面放開糧食收購價格，并將國家實行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余糧間接給農民的補貼轉為直接補貼，使農產品生產和流通真正實現了市場化。在這個時期，中國農業產業化經營迅速發展。到2002年底，各類龍頭組織帶動農戶總數超過7000萬戶，占農戶總數的30.5％，其中，每個國家級重點龍頭企業平均帶動農戶達7.6萬戶。目前，東中西部分工協作，出口型、大宗農產品型和特色型共同發展的農業產業化格局已初步形成。從1993年頒布《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開始，我國以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和其他金融為主體的農村金融體系已基本形成，有力的支持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在1984年開始實行的農村稅費制度下，農民不僅要為政府提供稅收，還要為鄉鎮和村提供各種費用或基金。由于鄉村財政供養負擔的加重和公共建設與服務對資金的需求量持續增加，不規范的農村稅費制度使鄉鎮政府和村民委員會加重農民負擔成為可能。特別是1997年以來，農民收入增長相當緩慢，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越來越突出。經過長時間的論證，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最后定位于農村稅費改革，并于2003年起在全國鋪開。

第四階段從2004年至今。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召開，胡錦濤明確提出“兩個趨向”的重要論斷，認為我國總體上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在新的發展階段，改革更加關注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考慮在工業化的中期階段與外部環境變化的背景下，如何統籌城鄉經濟發展，建立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長效機制，解決“三農”問題。2005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決議》，并作為2006年的“一號文件”頒布實施，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成為新時期農村改革的戰略任務。同年，以取消農業稅為標志，國家開始推進農村綜合改革，調整農村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環節和方面，為鞏固農村稅費改革成果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供體制保障。2008年，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總結了三十年農村改革發展的實踐經驗，凝聚了全黨集體智慧，體現了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要求，適應了中國農村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和億萬農民的共同心愿，為中國推進農村經濟改革提出了行動綱領。

二、中國農村經濟改革三十年的評價

(一)中國農村經濟改革是一場成功的變革。不論從歷史的標準還是當代世界的標準來衡量，中國農村經濟三十年的改革和發展都是一個成功的事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把原來由國家資本控制的農村土地變成兩億農戶根據社區內部成員權平均占有的土地，是一場占當時中國人口80％的農民都得到好處的改革。在讓農民承包土地的時候，國家同時把農村的公共開支和福利保障一并讓渡出去，使土地在擁有社會保障職能的同時還承擔起為鄉村財政提供財源的責任，在國家建設資金緊缺和落后經濟基礎還不足以支撐全國社會保障事業的時期，它在保持農村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的基礎上為最大限度的提取農業剩余創造了條件。面對土地產出的內在約束和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的外部限制，致富熱情高漲的農民逐漸把眼光投向非農產業，鄉鎮企業迅速發展，吸收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了農民收入。1998年以后，我國農業勞動力平均糧食產量呈遞減趨勢，土地生產率也不斷接近其生產可能性邊界，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又沖破城鄉地域界限，開始了“離土又離鄉”的進城務工，他們作為低成本的勞動力為城市建設和城市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巨額的勞動積累，彌補了資金積累的不足。三十年的農村經濟改革與發展，有效釋放了現有

二元經濟體制下農業和農村的生產能力，為實施城市和工業的優先發展戰略提供了支持和保障。

(二)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城市和工業經濟的優先發展，必然要更多的從“三農”中提取剩余。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在加快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進程中，從農業獲得的“剪刀差”收入不斷增加。改革開放后，特別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農產品收購價格指數逐年下降，其下降速度高于生產資料價格下降速度，工農業商品綜合比價指數明顯上升，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更加擴大。在城鎮化進程中，城市偏向的土地征用制度造成我國農村2000余萬農民失去土地，低價征用農民的土地使農業土地收益流失嚴重，征地“剪刀差”使農民蒙受至少2萬億元的損失。城鎮用工制度改革以后，進城務工的農民工數量激增，成為城鎮化建設和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發展的主力軍，由于較低的工資水平且幾乎不享有任何勞動與生活保險，用工“剪刀差”使農民工勞動收益被壓縮。持續時間過久的“剪刀差”使落后的農業因長期價值補償不足而失去自身發展的活力，也使農業生產的物質、技術條件沒有得到應有改善。在市場自發調節下，生產要素會從低收益的產業和區域流向高收益的產業和區域。農業是弱質產業，難以獲得社會平均利潤率，但農業同時又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所以發達國家政府都普遍實行農業支持政策。改革開放后，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不利于農業的局面雖然有所改變，但支持農業發展的投入機制和積累機制并沒有建立，隨著城鄉差距的逐漸擴大，農業生產要素流失問題更加嚴重。長期以來，城市的公共產品供給由國家負擔，農村則基本上是由農民自籌解決，由于原有的農村稅費制度不規范，鄉鎮財政供養人員數量逐年增加使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業生產積累的資金更加缺乏。雖然國家近年來進行了農村稅費改革，取消了農業稅，增加了對農民的補貼，加大了對農村教育和縣鄉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國家建設資金也向農村基礎設施傾斜，但這些政策效應的發揮主要是長期的，短期內效果有限。

三、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的展望

(一)尊重產業發展規律，引導和促進農業實現產業化經營。目前，發達國家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工業增加值同農業增加值之間的比例已超過2.5:1，而中國的這一比例僅是0.5:1。考慮到中國農產品產量充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穩步提高，中國農產品加工業增加值與農業增加值之間的比例完全有條件達到發達國家現有水平的60％，即1.5:1，那么，到2015年，中國農產品加工業增加值至少可達到96 980億元。如果農產品加工業增加值的一半能夠在縣城以下的農村區域實現，且同時GDP能夠保持8％的平均增速，屆時農村農林牧漁業增加值和第二、三產業增加值合計有望達到18.7萬億元，農村產業增加值占全國GDP的比重將由目前49.1％增加到58.75％。在確保農村居民收入與生活不低于城市居民水平的條件下，農村就業人口占社會就業總人口的比重可達60％左右。這充分說明中國農業產業化經營發展潛力巨大。如果中國農業產業化經營能夠實現上述發展，必然會吸收大量勞動力就業，大幅增加農民收入，優化農業與農村的產業結構，極大的擴展農業的生產空間，這與農村改革三十年中的每一次大的變革具有相似的效應。農業產業化大發展將帶來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的下一場深刻變革，它是中國農業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引導和推動農業產業化經營是未來一個時期農村經濟改革與發展的根本驅動力。

(二)在穩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建立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制度。回顧30年改革歷程，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農村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也是憲法規定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必須毫不動搖地長期堅持，并在實踐中加以完善。2008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切實加強農業基礎建設進一步促進農業發展農民增收的若干意見》指出，必須穩定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不斷深化農村改革，激發億萬農民的創造活力，為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強大動力。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因土地按均田分包制造成了耕地的分割與分散，形成其固有的矛盾，矛盾又呈現出兩大特征：一是大量的農民轉移到二、三產業，但又不肯放棄在農村的土地產權，于是便出現大量粗耕、棄耕現象，農村迫切需要新的土地管理制度，實現農業適度規模經營；二是隨著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地價及土地資本性收益也隨之提高，加速了農民對農村土地產權的追求，在土地收益問題上出現了集體與集體、集體與農民之間日益尖銳的矛盾，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在新的發展階段，依靠市場調節實現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成為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標。土地具有資源與資產的雙重內涵，不可能脫離產權而獨立存在，然而中國農村現行土地制度最主要的缺陷是產權不明確。雖然中國創造性的使土地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但是模糊的土地產權還是為實現土地經營權有效流轉設置了諸多障礙，改革的實踐表明建立適合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土地流轉制度是中國農村土地優化配置的前提和基礎。由于中國建設資金在較長時期內仍將緊缺，不能支撐龐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同時民主和法制建設的成果能否保證土地再次分配的公平還有待商榷，所以，在穩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基礎上建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制度無疑成為最佳選擇。

(三)通過體制創新改變城鄉要素配置的不平衡性，實現城鄉經濟協調發展。隨著工業化程度的加深，農業產值在國民經濟總產值中所占份額不斷下降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把農村勞動力及其農村居民從農業和農村中轉移出來是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和增加農民收入的必然途徑。我國近年來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積極鼓勵城鎮化發展和農民工進城務工，使中國城鎮化進程明顯加速，城鎮化率在2007年已達到44.9％，據權威部門預測，未來十幾年還將會保持年增長率為1％的上升速度。那么，中國從現在起到2020年每年要轉移1500萬農村人口和900萬個農村勞動力，總共需要轉移農村人口2億多，城鎮壓力十分巨大。雖然中國城鎮化率在2020年可能達到55％至60％，但由于人口基數龐大，屆時還將有6億至7億農民，農村的安置任務同樣很繁重。黨和國家要實現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在推進城鎮化發展的同時必須重視新農村的建設。隨著“多予、少取、放活”的指導方針和“兩個趨向”的提出，國家開始著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工作。近幾年，國家不僅取消了農業稅，還加大了對農業和農村社會事業發展的補貼力度，原來保障城市和工業優先發展的政策體制被逐步改革，“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政策體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然而，中國城鄉發展差距過大，農村基礎設施落后的現實在短期內不會發生改變，如果單純依靠市場機制，農村生產要素流失和投入不足的問題無疑會加劇。通過創新農村金融體制、農業科技研發與推廣體制、農村教育補貼與就業體制以及社會保障體制，改變生產要素配置在市場機制作用下的城市偏向，統籌城鎮化發展與新農村建設工作，是農村經濟改革的當務之急。

(責任編輯：閆春英)

第三篇：我國稅收制度改革三十年回顧與展望

我國稅收制度改革三十年回顧與展望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稅制改革進程可劃分為三個階段：有計劃商品經濟時期的稅制改革(1978～1993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期的稅制改革(1994～2000年)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完善時期的稅制改革(2001年至今)。本文對三個階段稅制改革進行回顧后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稅制改革有五大成功經驗：稅制改革必須有理論突破為先導、稅制改革中必須考慮財政可承受能力、稅制改革要走漸進式道路、稅制改革要與國企改革協調推進、稅制改革中要強化稅收的調控功能。結合國際、國內經濟環境變化和國際稅制改革潮流，提出進一步完善我國稅收制度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稅收制度；經驗回顧；展望

中圖分類號：F81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08)10―0053―04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稅收制度先后經歷幾次大的調整，初步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調控要求的復合稅制體系。本文在對三十年稅制改革歷程回顧的基礎上，總結三十年稅制改革的理論突破和實踐創新，評價改革得失，探討新時期的稅制改革方向和完善思路。

一、三十年稅制改革歷程回顧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稅制改革進程可劃分為有計劃商品經濟時期的稅制改革(1978～1993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期的稅制改革(1994～2000年)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完善時期的稅制改革(2001年至今)三個階段。

(一)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時期的稅制改革(1978～1993年)。這一時期的稅制改革可分為涉外稅制的建立、兩步“利改稅”方案的實施和1984年工商稅制改革。

1.1978年至1982年的涉外稅制改革。1978年至1982年是我國稅制建設的恢復時期和稅制改革的起步時期，從思想上、理論上為稅制改革的推進做了大量突破性工作，為稅制改革的推進打下理論基礎。從1980年9月到1981年12月，為適應我國對外開放初期引進外資、開展對外經濟合作的需要，五屆人大先后通過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所得稅法》、《個人所得稅法》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初步形成一套大體適用的涉外稅收制度。

2.1983年第一步“利改稅”方案。1983年，國務院決定在全國試行國營企業“利改稅”，將建國后實行了三十多年的國營企業向國家上繳利潤的制度改為繳納企業所得稅。這一改革從理論上和實踐上突破了國營企業只能向國家繳納利潤、國家不能向國營企業征收所得稅的禁區，成為國家與國有企業分配關系的一個歷史性轉折。

3.1984年第二步“利改稅”方案實施和工商稅制改革。為加快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國務院決定從1984年10月起在全國實施第二步“利改稅”和工商稅制改革，發布關于國營企業所得稅、國營企業調節稅、產品稅、增值稅、營業稅、鹽稅、資源稅等一系列行政法規，成為我國改革開放后第一次大規模的稅制改革。此后，國務院又陸續發布關于征收集體企業所得稅、私營企業所得稅、城鄉個體工商戶所得稅、個人收入調節稅、城市維護建設稅、獎金稅、國營企業工資調節稅、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特別消費稅、房產稅、車船使用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印花稅、筵席稅等稅收的法規。1991年，七屆人大四次會議將中外合資企業所得稅法與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合并為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至此，我國工商稅制共有37個稅種。這些稅種按照經濟性質和作用大致可分為流轉稅類、所得稅類、財產稅和行為稅類、資源稅類、特定目的稅類、涉外稅類、農業稅類七大類。總之，這一時期全面改革了工商稅制，建立了涉外稅制，徹底摒棄“非稅論”和“稅收無用論”的觀點，恢復和開征了一些新稅種，使我國稅制逐步轉化為多稅種、多環節、多層次的復合稅制，稅收調節經濟的杠桿作用日益加強。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期的稅制改革(1994～2000年)。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后，為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按照“統一稅法，公平稅負，簡化稅制，合理分權，理順分配關系，保障財政收入，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稅制體系”的要求，1994年我國啟動了建國以來規模最大、范圍最廣、內容最深刻、力度最強的工商稅制改革。

(1)全面改革流轉稅。以實行規范化的增值稅為核心，相應設置消費稅、營業稅，建立新的流轉稅課稅體系。對外資企業停止征收原工商統一稅，實行新的流轉稅制。

(2)對內資企業實行統一的企業所得稅。取消原來分別設置的國營企業所得稅、國營企業調節稅、集體企業所得稅和私營企業所得稅，同時，國營企業不再執行企業承包上繳所得稅的包干制。

(3)統一個人所得稅。取消原個人收入調節稅和城鄉個體工商戶所得稅，對個人收入和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統一實行修訂后的個人所得稅法。

(4)調整、撤并和開征其他一些稅種。調整資源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取消集市交易稅、牲畜交易稅、燒油特別稅、獎金和工資調節稅；開征土地增值稅、證券交易印花稅；鹽稅并入資源稅，特別消費稅并入消費稅。改革后的我國稅制，稅種設置由原來的37個減少為23個，初步實現了稅制的簡化、規范和高效統一。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完善時期的稅制改革(2001年至今)。1994年的工商稅制改革初步確定了市場經濟下我國稅收制度的基本格局，在此后的十幾年間，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我國又推行以費改稅、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并、增值稅的轉型為主要內容的稅制改革。

1.穩步推動“費改稅”改革，將一些具有稅收特征的收費項目轉化為稅收。2000年10月22日國務院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車輛購置稅暫行條例》，自2001年1月1日起在全國范圍內征收車輛購置稅，取消了車輛購置附加費。同時，為切實減輕農民負擔，中央決定從2000年開始在農村開展稅費改革，根據“減輕、規范、穩定”的原則對農(牧)業稅和農業特產稅進行了調整，明確在五年內逐步取消農業稅。2006年3月14日，十屆人大四次會議通過決議在全國范圍內徹底取消農業稅。

2.合并內外資企業所得稅。2007年3月16日，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結束了企業所得稅法律制度對內外資分立的局面，逐步建立起一個規范、統一、公平、透明的企業所得稅法律制度。

3.對車船使用稅、城鎮土地使用稅等稅種的改革。2007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車船稅暫行條例》正式實施，取代了1986年9月15日國務院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車船使用稅暫行條例》。此外，修改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土地使用稅暫行條例》也于2007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這次修改將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也納

入城鎮土地使用稅的納稅人范圍，同時根據社會經濟的發展情況，提高了稅額標準；2006年4月28日國務院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煙葉稅暫行條例》，對煙葉的收購實行20％的比例稅率。截止到2007年底，我國現行稅制中的稅種設置進一步減少為19個，稅制更加規范和統一。

二、三十年來稅制改革的基本經驗

(一)稅收制度改革的推進必須有理論突破作為先導。稅收作為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其征稅依據、征稅對象、征稅標準、稅率高低等課稅要素的確定，均需要有理論作為支撐。計劃經濟體制下由于對國家與國營企業的關系認知，形成了國營企業只能上繳利潤、不能上繳稅收的做法，也就形成了“稅收無用論”的理論觀點。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對國家和國營(有)企業關系認知的進一步深化，推動了稅制改革的理論突破。社會主義國家具有社會經濟管理者和國有資產出資者的兩種身份和兩種權力，從而才有了20世紀80年代初的兩步“利改稅”方案的實施，確定以所得稅形式處理國家與國營(有)企業的分配關系，使國家和企業的利益分配關系用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步入了規范化、法制化的軌道。并且統一了稅法，擴大了企業的自主權，為多種經濟主體的發展和財政體制改革的推進創造了條件。

(二)稅收制度改革中必須考慮到財政承受能力。在以“放權讓利”為主要特征的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稅制改革必須考慮到財政可承受能力，稅制改革不能帶來財政收入的大幅度減少。對一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發展中大國而言，加強財政宏觀調控能力的重要原因還在于改革過程的復雜性和艱巨性。改革是一個利益重新分配的過程，在改革尚未創造出新增利益之前，改革的成本只能由財政來負擔。另外，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也是需要加強財政宏觀調控的重要原因。無論從改革，還是從發展、穩定的角度看，稅制改革不能弱化財政的宏觀調控能力。

(三)稅收制度改革必須走漸進式道路。在改革開放初期，為吸引外資，我國對外資企業實行了優于內資企業的所得稅稅率和稅前扣除標準，這對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學習國外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進入21世紀后，隨著市場經濟和國內投資環境的逐步完善，為使內、外資企業處于公平競爭的同一起跑線上，推動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合并成為必然。同時，為減少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并對吸引外資的負面影響，在稅制改革過程中也堅持了漸進式改革原則，對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給予五年的緩沖期。

(四)稅收制度改革與國有企業改革、財政體制改革協調推進。稅制改革必須以政府和國有企業關系的變革為前提，政府和國有企業關系定位的變化將直接影響到稅收在處理政府與國有企業分配關系時的形式。同時，稅制改革也是財政體制改革的基礎，正是1994年稅制改革初步構建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復合稅制體系后，才有了1994年財政體制改革中央與地方政府稅種收入的規范化劃分。

(五)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充分發揮稅收調控經濟的杠桿作用。市場經濟要求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減少政府指令性計劃對經濟的干預，這就要求強化稅收調控經濟的杠桿作用。通過優惠稅率、稅收減免、稅前扣除等稅收優惠來貫徹政府的調控意圖，根據客觀經濟形勢變化和國際稅制改革的潮流，適時調整我國的稅種結構，開征新的稅種或取消不合時宜的稅種，優化稅制結構，強化稅收對經濟運行的間接調控功能。

三、稅收制度改革和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一)稅收的法治化程度仍需進一步提高。為防止政府公權對私人產權的肆意侵犯，民主國家一般均確立了稅收法定主義原則，即“有稅必須立法，未經立法不得征稅”的原則，并且這一原則大都寫入了憲法。而我國憲法中關于稅收的條款僅為憲法第56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依照法律納稅的義務”，找不到關于納稅人權利的相關規定。從理論上講，稅收法定主義原則要求稅收要素和稅收程序法的基本方面，均由立法機關立法，稅收征管程序中的具體問題由行政機關通過行政法規來規范。從我國目前各稅種的法律層次來看，大多數是以國務院行政法規的形式出現，立法層次較低。

(二)稅收調控經濟的功能還比較弱。我國現行稅制體系格局是1994年稅制改革后確立起來的，隨著國際經濟環境變化和國內經濟發展，經濟運行中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而稅收在發揮引導產業結構調整、解決收入分配、促進循環經濟和可持續發展、調控經濟過熱或過冷等方面還存在一定的缺陷。目前的主體稅種增值稅仍為生產型增值稅，不利于資本密集型企業的發展，稅收在引導企業技術升級、提升經濟增長質量方面仍有缺陷。

四、完善我國稅收制度的政策建議

(一)稅制改革與科學發展觀相適應。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完善省以下財政體制，增強基層政府提供公共服務能力。實行有利于科學發展的財稅制度，建立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實行有利于科學發展的財稅制度，就必須貫徹“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的原則，建立有利于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有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稅收制度，構建有利于統籌城鄉發展、區域協調發展及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有利于加強能源資源節約和合理使用，有利于生態環境保護的稅收制度。

(二)稅制改革與法治化建設相適應。黨的十七大提出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依法治稅是稅收工作的靈魂和立足點，要求有健全的稅法體系：稅務機關依法履行職責，在法律規定的職權范圍內活動并接受行政司法機關和社會監督，納稅人能夠依法履行自己的納稅義務并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在稅法面前人人平等。因此，稅制改革必須堅持法治化原則，納稅人、稅收行政機關都要服從于法，法外無稅。推進稅法體系建設，積極參與稅制改革、稅收立法調研，完善稅收法律體系。

(三)逐步推進主體稅種和地方稅體系建設的改革。繼續推進增值稅轉型，力爭盡快在全國范圍內實現從生產型增值稅向消費型增值稅的轉變，在轉型的同時，要推進增值稅的“擴容”，即把有條件實施增值稅的營業稅稅目納入增值稅征收范圍。穩步推進營業稅改革，適度調整部分營業稅稅目的稅率和計稅依據，消除重復征稅的問題。全面貫徹落實新的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完善各項配套措施和辦法。推進房地產稅制改革，全面總結開展房地產模擬評稅試點工作經驗，繼續研究完善物業稅改革方案及其配套措施。以開征物業稅等為契機，研究構建持續穩定增長的地方稅體系，以使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財力事權相一56一統一，進一步完善分稅制，更好地配合并促進公共財政體制建設，為社會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務。

(四)強化稅收調控功能，構建有利于科學發展的稅制體系。第一，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促進自主創新、推動產業結構優化的稅收制度體系。一方面完善鼓勵高新技術企業發展、促進自主知識產權研發應用的稅收政策，另一方面加大對高科技產業、涉農產業、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產業的稅收支持力度，建立支持現代服務業發展、鼓勵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和促進公共文化事業發展的稅收政策。第二，建立促進收入公平分配的稅收制度體系。繼續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研究推進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同時繼續完善消費稅制度，加大對高消費行為的稅收調節力度；針對收入存量，則要完善財產稅制，加大對個人存量財富的調節力度。積極鼓勵慈善捐贈事業的發展，通過加強對“第三次分配”的稅收引導促進收入的公平分配。第三，建立促進資源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稅收制度體系。在所得稅、流轉稅的改革方面，進一步突出對環境保護、能源節約、資源可持續利用的政策引導，形成全方位、多環節促進資源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稅制體系。第四，建立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稅收制度體系。在繼續完善促進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和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的稅收政策及繼續深入推進區域性優惠政策向產業性優惠政策轉移的同時，針對不同的主體功能區，完善相應的區域性稅收政策。區域協調發展還要求我們完善增值稅、所得稅等一些主要稅種的收入歸屬機制，妥善處理區域間稅收分配關系，保障區域間合理的財政利益。

(責任編輯：閆春英)

第四篇：改革開放三十年人民銀行支付清算工作回顧與展望

改革開放三十年人民銀行支付清算工作回顧與展望

改革開放的三十年，是人民銀行支付清算工作取得長足進展的三十年。人民銀行支付清算工作取得的進展，也是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的一個縮影。支付清算工作是經濟金融運行的基礎，支付清算工作的發展、支付效率的提高能夠有效地促進經濟金融的發展和社會進步。回顧和總結改革開放以來人民銀行清算工作發展，對我們繼往開來，實現支付清算工作新突破具有積極意義。

一、支付清算工作的沿革

1953年，人民銀行建立了“全國大聯行”的三級聯行清算體系：縣（市）級的縣轄聯行；省（區）內的省轄聯行；跨省（區）的全國聯行。各級聯行負責轄內各金融機構之間的資金清算，全國聯行通過人民銀行總行清算。改革開放后，隨著金融體制和結算制度改革的深化，實行了多年的全國大聯行制度已明顯滯后于金融體制改革的發展進程。

1985年，人民一行決定實行“統一計劃、劃分資金、實貸實存、相互融通”的聯行體制變革措施，全國聯行清算體系也隨之進行了重大改革，由人民銀行主辦的“大聯行”改為各專業銀行自成聯行系統，系統內直接通匯清算；人民銀行自身的聯行系統主要辦理各金融機構清算賬戶的資金劃撥和跨行的轉賬業務。

人民銀行聯行清算體制分為全國聯行和電子聯行兩大系統。全國聯行采取郵寄報單或拍發電報的形式完成資金的劃轉，由人民銀行總行電子計算機中心負責對賬和結清；電子聯行則通過衛星網絡傳送電子信息化的支付命令完成資金劃轉。

（一）人民銀行全國聯行：采取直接往來、分別核算、集中監督和逐年結清的辦法處理聯行賬務，即由發報行發出報單，收報行收受報單，各行分別核算會計聯行賬務，另由總行電子計算中心集中逐筆發送對賬清單，收報行根據對賬清單逐筆核對，管轄行進行監督檢查，總行按匯總軋平的辦法。長期起來，人民銀行聯行往來一直采用郵寄對賬表，手工抽卡核對的方式進行聯行對賬。由于對賬表人工傳遞速度緩慢，聯行業務的真實性不能得到及時驗證，極易引發資金風險。為防范支付風險，加強聯行管理，人民銀行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保障資金安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全國聯行電子化對賬系統的全面推廣。電子化對賬即總行電子計算中心和各聯行機構之間，通過聯網方式，做到上報往賬報告表和下放來賬對賬信息的網絡傳輸。實行電子對賬后，聯行報單和計算中心的對賬信息幾乎可同時到達收報行，未達查清一般在次年的2、3月份即可完成，徹底消除了由于對賬不及時引發的風險隱患。

（二）人民銀行電子聯行：20世紀80年代之前，全國聯行一直是異地資金劃撥的唯一渠道，原始的手工操作和緩慢的郵寄過程，導致匯路不暢，相互占壓資金。資金使用效率低下問題，已經無法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經國務院批準，人民銀行于1989年開始著手開發全國電子聯行系統，針對當時我過通訊技術及通訊設施的現實情況，采用衛星通訊技術，建立了人民銀行專用衛星通訊網，1991年正式投入運行。全國電子聯行系統的構建是我國支付系統現代化建設中一次重要嘗試，旨在提高清算效率，降低在途資金，提高資金流轉速度。

全國電子聯行是指經人民銀行總行核準發有電子聯行行號的行與行之間，通過電子計算機網絡和衛星通信技術進行異地結算和資金劃撥的賬務往來。電子聯行采用“星型機構，縱向往來，隨發隨收，當時核對，每日結平，存欠反映”的做法，自1991年全國電子聯行系統投入運行后，經歷了起步、推廣和穩步運行階段，不斷擴大系統的覆蓋范圍，提高服務質量。1995年下半年，針對電子聯行覆蓋面不廣、地面“瓶頸”制約嚴重和資金匯劃速度較慢的缺陷，人民銀行開始推行電子聯行“天地對接”工程，在各城市實現電子聯行與中央銀行會計核算系統、商業銀行核算系統對接，實現電子聯行從匯出行到匯入行的全程自動化處理。1996年，人民銀行進一步通過地面網絡將電子聯行收發報網點推廣到縣級支行。1999年，人民銀行又制定了電子聯行“天地對接”和業務到縣方針，統一開發了電子聯行小站與中央銀行會計核算系統的接口程序、小站與商業銀行業務處理程序的借口程序，并啟動了電子聯行系統無錫災難備份中心的建設工作，保障系統的安全運行。當時，全國35個城市按照人民銀行的統一接口進行了規范，全國電子聯行系統擁有2個衛星主站、600多個衛星小站、近2000個電子聯行收發報行、10000多個通匯網點，覆蓋了全國地市以上的城市和絕大部分縣。2000年，人民銀行進一步加快電子聯行的科技發展步伐，統一開發了電子聯行“天地對接”接口程序，對大業務量城市電子聯行小站的硬件和軟件進行了升級改造，在全國經濟較發達的地級以上城市及經濟發達、業務量較大的縣（市），基本實現電子聯行的“天地對接”和業務到縣，以滿足中小金融機構的通匯要求，使其真正成為全國資金匯劃的高速公路。

（三）現代化支付系統

為適應我國經濟金融發展對支付結算體系的新要求，２０００年１０月，人民銀行黨委決定調整定位、借鑒吸收、完善需求、以我為主，加快中國現代化支付系統建設，逐步取代現行的電子聯行系統。經過幾年的發展，目前人民銀行大額支付系統直接連接1500多家金融機構，涉及6萬多個銀行分支機構。系統日均處理支付清算業務60萬多筆，日均余額達1萬億元，每筆業務不到1分鐘即可到賬。2006年，該系統共處理支付清算業務1.4億筆，金額257.5萬億元。2006年建成運行的小額批量支付系統支撐多種支付工具的使用，實行7X24小時連續運行，為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小金額、大批量跨行支付清算業務提供了一個低成本的公共平臺。小額批量支付系統還為社會公眾辦理跨行網上支付、電話支付等業務提供全天候的、安全高效的支付清算服務，有效便利了百姓日常生活。人民銀行利用支票影像技術、實施支票截留建設的全國支票影像交換系統大大便利了異地轉賬結算，充分發揮支票結算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可以說，小額支付系統、全國支票影像交換業務在全國范圍內的成功上線更是開啟了中國金融業支付清算領域的新紀元。

二、支付清算工作體系的發展

目前，我國已構建了以中國人民銀行現代化支付系統為核心，銀行業金融機構行內支付系統為基礎，票據支付系統、銀行卡支付系統等為重要組成部分的支付清算網絡體系，為經濟金融和社會發展提供了快速高效、安全可靠的支付清算渠道，加速了社會資金周轉，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有力支持了國民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支付體系建設和發展雖然取得了很大進展，但與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要求相比，還有許多不適應的方面。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和金融業改革的深化對支付體系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學技術的進步持續推動支付體系專業化、多樣化發展，要求密切跟蹤，做好應用，推動創新，加強規范；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要求正確處理好促進支付體系發展與保持支付體系穩定的關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區域化發展特點，要求高度重視并認真做好欠發達地區的支付服務工作。為此，按照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總要求，繼續大力推進支付體系建設的工作任重而道遠。

三、對支付清算體系的展望：

我國支付清算發展總的目標是完善以中國人民銀行現代化支付系統為核心，銀行業金融機構行內支付系統為基礎，票據支付系統、銀行卡支付系統、境內銀行間外幣支付系統等為重要組成部分的支付清算網絡體系。豐富和完善以電子支付工具為發展方向，適應各類經濟主體多種經濟活動和居民居家服務需要的非現金支付工具體系。健全以中國人民銀行為核心，銀行業金融機構為主體，支付清算組織為補充的支付服務組織體系。建立健全有利于促進支付創新和防范支付風險的科學高效的支付監督管理體系。為此，支付清算工作的發展將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加速推進支付系統等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目前，人民銀行正在啟動建設可以支持銀行業金融機構一點集中接入、具備更加靈活的流動性管理功能、更加安全高效的第二代支付系統。啟動中央銀行會計核算數據集中系統和境內銀行間外幣支付系統的建設。今年，人民銀行完成了全國支票影像交換系統的建設和推廣，完成用于采集分析支付系統數據信息和監測系統運行情況的支付管理信息系統的建設，完成為政府管理部門、金融機構和社會公眾提供支付信用信息特別是票據信用信息查詢服務的支付信用信息系統建設。銀行業金融機構也在同步繼續改進和完善其行內支付系統，提高支付服務效率，改進支付服務質量。第二，進一步鼓勵和規范電子支付等新興業務，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近期將發布實施《支付清算組織管理辦法》，實行審慎業務許可，督促支付清算組織完善內控制度，防范支付風險，保障客戶權益。出臺《電子支付指引（第二號）》，規范網上支付服務市場。要采取有力措施，防范電子支付用于賭博、洗錢等違法犯罪活動，切斷非法活動的資金流，維護正常的經濟金融秩序。第三，繼續促進我國網上支付、電話支付、移動支付等電子支付工具的迅速發展，不斷創新支付體系領域，適應電子商務的發展和支付服務市場細分的需求。

改革開放三十年，促使支付清算工作發生了深刻變革，給我國社會經濟金融帶來了歷史性的進步。實踐證明，只有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在實際工作中靈活運用科學發展觀，社會經濟與支付結算體系才能協調發展。對人民銀行支付清算工作來說，改革開放的三十年只是一個新的起點，相信在今后的發展中，只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注重改革創新，注重開放合作，注重融會貫通，堅持以創新推動改革，以改革尋求新突破，人民銀行支付清算工作必然能夠取得更大的發展和進步。

第五篇：事業單位改革(十年回顧與展望)

事業單位改革：十年回顧與展望

事業單位是經濟社會發展中提供公益服務的主要載體，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事業單位改革既是社會事業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又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組成部分。自 1978年《人民日報》等八大報刊提出實行“事業體制，企業化管理”，1980年代中期國家啟動科學技術、教育、衛生、文化等體制改革，我國事業單位改革逐步展開。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事業單位改革，各地區各有關部門積極探索事業單位改革，不斷創新事業單位體制機制，穩步推進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行業體制改革，積累了有益經驗，取得了明顯成效，為進一步推進改革奠定了基礎。2002—2007年

黨的十六大強調，“按照政事分開原則，改革事業單位管理體制”，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繼續推進事業單位改革”。2005年分類改革提法得以明確：溫家寶總理在200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積極穩妥地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進一步要求“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與此同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部門開始配合改革推進開展相關研究。2004年，國務院責成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牽頭組成“事業單位改革小組”，成員包括原人事部、財政部、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等部門，并要求改革小組對事業單位改革提出一個總體改革文件和配套改革 1

措施。2006年，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經國務院批準，制定了《關于事業單位分類及相關改革的試點方案》（征求意見稿），提出事業單位分類及分類改革意見并擬選擇浙江、山西、重慶開展改革試點工作。

按照上述精神，各地選擇了一些領域和若干地市開展分類改革的綜合試點。一些省、區、市出臺或研究擬定了分類改革方案，進行了摸底調查、清理整頓、模擬分類與改革試點工作，其中進展較快的省、區、市已完成試點。主要做法有：合理劃分政事職責，把事業單位承擔的行政職能劃歸行政機關，把機關承擔的輔助性、技術性、服務性職能交給事業單位；對重復設置、業務相近、規模過小、任務已完成或嚴重不足的事業單位予以撤銷或合并；將主要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事業單位轉制為企業，部分具有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并入行政機關；建立事業單位法人登記制度，推進事業單位社會化，鼓勵社會力量興辦公益事業，探索建立政府購買公益服務制度等；在從2003年開始的鄉鎮機構改革中，把鄉鎮事業單位改革作為一個重要方面，結合鄉鎮行政機構一并進行改革。

人事制度、收入分配制度、養老保險制度和財政政策等方面改革不同程度推進。人事制度改革是啟動最早、進展最快領域，在推進聘用制改革的同時，2006年啟動崗位設置管理制度實施工作，聘用制度、崗位管理兩大基本人事制度開始形成，為由固定用人向合同用人轉變、由身份管理向崗位管理轉變，實現職務能上能下、人員能進能出、待遇能高能低奠定基礎。2006年7月起，改革事業單位工作人

員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崗位績效工資制度。養老保險制度和財政政策改革也進行了探索與局部試點。與此同時，結合社會事業體制“分業”推進事業單位工作取得進展，特別是文化事業單位改革深度推進。從2003年7月開始，在全國9個地區和35個單位進行了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改革試點以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兩分為基礎，公益性文化事業以增加投入、轉換機制、增強活力、改善服務為重點，經營性文化產業則以創新體制、轉換機制、面向市場、壯大實力為重點。通過試點，文化事業單位體制機制改革有了較大突破，大批事業單位煥發了生機與活力。2005年年底，黨中央、國務院下發《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文化事業單位改革全面推進。

2007年至今

黨的十七大要求圍繞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加快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十七屆二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對事業單位改革提出了具體要求，明確“按照政事分開、事企分開和管辦分離的原則，對現有事業單位分三類進行改革。主要承擔行政職能的，逐步轉為行政機構或將行政職能劃歸行政機構；主要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逐步轉為企業；主要從事公益服務的，強化公益屬性，整合資源，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加強政府監管。推進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和人事制度改革，完善相關財政政策”。

按照十七大和十七屆二中全會要求，在國務院領導下，有關部門在廣泛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抓緊起草深化事業單位改革的總體方案和配套改革措施。為了探索經驗，2008年國務院決定在山西、上

海、浙江、廣東、重慶進行事業單位改革試點。特別是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前沿的深圳，自 2006年開始，通過“兩步走”（一步加兩個半步）戰略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第一步將現有機構按照經營服務類、監督管理類和公益類“一分為三”，分別實行轉成企業、納入行政序列、保留或撤銷等不同方式進行分類改革；第二步（兩個半步）是深化事業單位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的改革，這是改革的核心內容，目標是對保留下來的事業單位深化改革，真正實現政事分開、事企分開。

人事制度、收入分配制度、養老保險制度和財政政策等方面改革全面展開。

人事制度方面，一是聘用制度推行面不斷擴大，截至2011年全國簽訂聘用合同的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達 90%；二是崗位設置管理制度實施工作全面推開，全國31個省區市都已經開始實施；三是公開招聘制度穩步實施，全國參加事業單位公開招聘的有1850多萬人次，實際聘用184萬人；四是事業單位人事管理法規建設步伐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方面繼續完善崗位績效工資制度，2009年國務院決定事業單位實施績效工資分三步展開：從2009年1月1日起先在義務教育學校實施；配合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從2009年10月1日起在公共衛生與基層醫療衛生事業單位實施；從2010年1月1日起，在其他事業單位實施。改革以形成新機制而非簡單的漲工資為目標，從而理順分配關系、規范分配秩序、完善激勵機制。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在事業單位改革中具有“兜底”的作用，同時延續幾十年的“雙軌制”使得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推進面臨較大阻力。2008年國務院決定在山西、上海、浙江、廣東、重慶五個省市開展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試點，與事業單位分類改革試點配套進行；總體看，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在平衡協調各方利益關系中艱難推進。財政政策改革方面，逐步從“養人”向“辦事”轉變，根據不同事業單位特點，采取經費保障、經費補助、購買服務等不同的支持方式。

同時，以文化、衛生等為代表的各類事業單位改革結合行業體制改革不斷推進。如2009年4月黨中央、國務院下發《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提出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堅持公共醫療衛生的公益性質，實行政事分開、管辦分開、醫藥分開、營利性和非營利性分開，著力抓好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公立醫院等五項重點改革；2010年2月，衛生部等聯合下發了《關于印發公立醫院改革試點指導意見的通知》，決定在各省、區、市已分別選擇1—2個城市（城區）進行公立醫院改革試點的同時，國家選16個有代表性的城市進行公立醫院改革試點。

改革展望

以201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2012年4月16日公開發布）為標志，事業單位改革進入全新階段。《指導意見》立足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重視改革頂層設計與體制機制創新，對改革的重要意義、指導思想、基本原則、總體目標與主要內容等進行整體部署、戰略謀劃，提出按照政事分開、事企分開和管辦分離的要求，以促進公

益事業發展為目的，以科學分類為基礎，以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為核心，總體設計、分類指導、因地制宜、先行試點、穩步推進；明確改革總體目標及階段性目標，提出到2020年建立起功能明確、治理完善、運行高效、監管有力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形成基本服務優先、供給水平適度、布局結構合理、服務公平公正的中國特色公益服務體系；要求堅持分類指導、分業推進、分級組織、分步實施的“四分”工作方針推進改革。同時，一系列配套政策陸續制定，對機構編制、內部治理、人事管理、收入分配、職業年金、財政支持、稅收政策、國有資產管理等方面做出具體規定，分類規范各類單位、各個方面的改革、管理與運行。《指導意見》及配套政策將指導今后一個時期我國事業單位改革與發展。通過改革，不斷創新體制機制，激活事業單位活力、提高事業單位效率、加快社會事業發展、擴大公益服務供給，從而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公益服務需求，促進社會科學發展、和諧發展。

（來源：學習時報，趙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