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資本論》看公平與效率的辯證關系

從《資本論》看公平與效率的辯證關系

摘要：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對于資本主義制度來說，“國民財富和人民貧困是一回事。”從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效率即國民財富，與公平即人民不貧困，是直接對立的。其原因就在于，這里的效率只是少數人的效率，對大多數人來說，這一效率甚至是負的。只有當效率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效率時，這個效率才與公平是一致的。而要構建和諧社會，就必須把握公平與效率的辯證關系，以更加注重公平的方式來提升真正屬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效率，讓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

公平與效率從字面上看都是褒義詞，但是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以來，這兩個詞卻成了死對頭。直到今天，仍有人強調必須犧牲公平以維護效率。

上世紀九十年代國內學術界曾經對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問題進行過非常熱烈的探討，此后有關這一話題的文章仍然不斷涌現。總的來看，這些文獻雖然討論得很熱鬧，并且不少學者也試圖運用辯證法來闡述公平與效率的辯證關系。但是，這些文獻并沒有很好地體現唯物主義的精神，未能將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問題與現實世界緊密地聯系起來，從而大多數文獻還停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從而未能把握住公平與效率辯證關系的實質，對于實際工作沒有什么指導意義。

一、望文生義地解釋公平和效率的概念

例如，許成安和王家新、米祖旭等分別引用《辭海》中對公平和效率這兩個詞的解釋。相比之下，楊帆不僅強調效率主要指經濟微觀層面，還將其擴大到產業層面和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但楊帆對公平的解釋只是分別引用《千年宣言》中的世界銀行奮斗目標、鄒恒甫和阿馬蒂亞·森關于社會公正的觀點。這些觀點與葉春濤等學者將公平分為起點公平、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是一致的。但是，正如楊帆已經意識到對弱勢群體進行政策傾斜會影響過程公平那樣，對公平的這種劃分的結果只能是強調起點公平和過程公平而為結果不公平辯護。

這是因為，今天的起點正是昨天的結果，而明天的結果則是后天的起點，因此起點公平和結果公平實際上是不可分割的。沒有結果公平就沒有起點公平。而作為過程的公平，只有在起點公平時才有意義。美國學者阿瑟·奧肯的名言：“緣于機會不均等的經濟不平等，比機會均等時的經濟不均等更加令人難以忍受”，被不少學者如孫彥寶等引用作為詮釋公平的經典，但是，機會均等不等于把握機會的條件和能力均等。張維迎曾假定每個人都有均等的機會選擇做資本家還是做工人，但是，馬克思早就指出，“不是任何一個貨幣額或價值額都可以轉化為資本。”因此，不考慮機會把握能力的機會均等實際上是放任了不公平。奧肯本人也承認，“我們無法在保留市場效率這塊蛋糕的同時, 又平等地分享它。”這表明，他只不過要我們在經濟不平等與經濟不均等中進行選擇，而無意解決不公平的問題。

與鄒恒甫把按貢獻進行分配作為社會公正的內容一樣，李大洪引用亞當斯的公平理論認為，公平要求員工所付出的各項要素的報酬率相均衡。王偉婉等學者也主張確立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的公平原則。但是，機器的貢獻并不是它的所有者的貢獻，要論貢獻，也得算在機器的制造者身上，而不是購買機器的企業主身

上。因此，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實際上只是按要素所有權分配，而分配的比例則主要是由物資生產要素的所有者說了算，從而這種分配方式根本談不上公平。

二、形而上學地討論公平與效率的辯證關系

為了分析效率與公平的關系，許多學者都試圖運用辯證法。但是由于對公平和效率的概念認識不清，因此學者們未能抓住公平與效率辯證關系的本質。一是如王順達等學者認為，公平和效率是不同領域的概念，本身并沒有直接的聯系和矛盾；二是如李閩榕等學者認為，公平與效率是一種辯證的對立統一關系，但卻寄希望于割裂開來的初次分配與再分配能夠將兩者統一起來。三是如戴誠安等一些學者認為，公平與效率從根本上是一致的，強調蛋糕的做大而忽視弱勢群體在蛋糕做大過程中的犧牲。四是如譚希培和何子英等學者把公平和效率作為福利函數的兩個自變量，認為它們是相互替代的。五是如宋圭武和王淵等學者抽象地在四維空間中定義公平點和效率點之間的“距離”。六是如楊漾等人以西方學者的論斷為依據，在承認公平與效率是沖突的同時，一味強調效率優先，直到社會不能承受的程度為止。七是如劉國光等學者從當前中國的社會矛盾的現實出發，提出要更加注重公平，但在理論分析上仍顯不足。八是如陳慶云等討論了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中的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及其實現機制的問題。但是，為社會大眾所關注的效率與公平問題是涉及社會經濟制度的根本問題，不是由政府調節就能解決的。九是如趙錦輝和王曉華等學者試圖運用馬克思在《資本論》等經典著作中的一些觀點來分析公平與效率問題，但是他們僅僅把等價交換和一般利潤率規律視為公平，把資產階級對工人的剝削視為不公平，把資產階級所造成的生產力視為效率。

總的來看，上述這些論述對辯證法的運用只是形式上的。一方面，不公平的資本主義社會有著令一些人羨慕的效率，盡管這個效率背后有著復雜的成因。當然，有人會說資本主義社會最公平，或者說現階段的資本主義社會已經很注重公平了。但這種論斷是沒有事實依據的。美國學者米蘭·查弗洛夫斯基指出，二戰后1948~1988年的美國經濟狀況表明，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勞動力剝削率不斷增長，遠遠超過馬克思當年所假定的水平，從1948年的170%，增長到1989年的244%。另一方面，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即使這個社會是由政府來主導的，政府的主導作用也必然受制于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例如，新中國建立以來，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原本一直就受著法律法規的保護，但是還是有人要把“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這一美國憲法中都沒有的條款塞入中國憲法。由于當前中國的經濟基礎相對于新中國建國初期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一修改中國憲法的努力最終獲得了成功，盡管并沒有將“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字句原封不動地寫進中國憲法。

三、公平與效率的唯物辯證關系

公平與效率之爭之所以受到全社會的普遍關注，是因為它涉及到了社會經濟制度的根本問題。現在有不少學者附和西方經濟學家對馬克思主義的攻擊，說什么馬克思的學說過時了。但是，只要中國社會存在多種經濟成份，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就不可能過時，甚至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的論斷也仍然是成立的。

實際上，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已經提到了公平與效率之爭的本質問題，只不過他的表述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明確指出，對于資本主義制度來說，“國民財富和人民貧困是一回事。”所謂國民財富

就是資本，而資本的形成離不開對人民群眾的殘酷剝削和他們的貧困化。馬克思指出，“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作為直接生產者的財產，不是資本。它們只有在同時還充當剝削和統治工人的手段的條件下，才成為資本。”

馬克思還告訴我們，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家威克菲爾德先生已經證明，“不剝奪勞動者，不相應地把他們的生產資料轉化為資本，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協作、分工以及機器的大規模使用等等，都是不可能的。為了所謂國民財富的利益，他要尋找那些制造人民貧困的人為的手段。”

如果把這里的國民財富看作效率，把人民貧困看作不公平。那么，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效率與不公平“本來就是一回事”，這才是公平與效率的唯物辯證關系。不把握這個本質，關于公平與效率辯證關系的討論就不可能有一個正確的結果。

顯然，資本主義社會追求效率的手段就是人為地制造不公平。孟德維爾曾指出：“在財產有充分保障的地方，沒有貨幣還比較容易生活，沒有窮人就不行，不然誰去勞動呢？??應當使工人免于挨餓，但不應當使他們擁有任何可供儲蓄的東西。??對一切富裕民族有利的是：絕大部分窮人永遠不要無事可做，但要經常花光他們所收入的一切??靠每天勞動為生的人，只有貧困才能激勵他們去工作，緩和這種貧困是明智的，想加以治療則未免愚蠢。能使工人勤勉的唯一手段是適度的工資。工資過低會使工人依各自的氣質或者變得垂頭喪氣，或者變得悲觀絕望，工資過高則會使他們變得傲慢不遜，好逸惡勞。??在不允許奴隸存在的自由民族中，最可靠的財富就是眾多的勤勞貧民。沒有他們，就不能有任何享樂，任何一個國家的產品都不可能被用來謀利??要使社會幸福，使人民滿足于可憐的處境，就必須使大多數人既無知又貧困。”這也是為什么發達國家鼓勵工人分期付款，借貸消費的一個原因。

顯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效率與公平是直接而尖銳地對立著的。造成這種對立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以國民財富和GDP的標志的總體效率只是少數人的效率，對大多數人來說，這一效率甚至是負的。從而GDP指標盡管還是官方的政績指標，但大多數老百姓已經不在乎它了。它已經失去早些年能夠激動人心的光環了。

四、對我們的啟示

出于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辯護的目的，西方經濟學家將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這一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內在矛盾歪曲成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與經濟制度之間的矛盾，而國內的一些學者不僅附合這一說法，而且還進一步地加以發揮，說什么公平與效率不能不對立，為此他們將多勞多得也視為不公平但有效率。

但是，多勞多得本身就是公平而有效率的。這是因為，這一原則的實質是有勞有得，反對不勞而獲。從而這一原則的效率是所有勞動者的效率，因而是絕大多數人而不是少數人的效率，它當然是公平的，盡管效率的程度不完全一致。換句話說，如果效率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效率，那么這個效率與公平就是一致的。此外，關于效率的計算，實際上也存在一些誤區。目前關于企業的效率的計算是以利潤為指標的。但是，即使是這樣，目前也沒有任何能夠經得起統計學理論評價的實證研究來證明私有企業比國有企業更有效率。更何況，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論證，生產過程中新創造的價值不僅包含稅前利潤（含利息），即剩余價值m，還包含工人的工資和福利v。如果將這兩者加起來，國有企業更不會輸給私有企業。因此，私有化改革本身是既無效率又不公平。

對當前的中國來說，一方面以GDP為標志的國民財富即效率不斷提高，另一方面看不起病、上不起學、找不到工作和干活拿不到工資的弱勢群體的數量也在增長。私有企業員工的工資長期得不到增長，而私有經濟日益成為中國經濟的主體，貧富差距懸殊導致內需嚴重不足。政府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只不過將內需不足的矛盾以更大的規模延遲而已，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中國的社會經濟矛盾日益嚴重。這才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引發全社會關注公平與效率之爭進而反思改革的根本原因。

顯然，要想化解社會矛盾，構建和諧社會，就必須把握公平與效率的辯證關系，以公平優先的方式來提升真正屬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效率，為此必須構建更加和諧的經濟制度，尤其是公有企業制度，讓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只有這樣，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果才不會被最終葬送掉，中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才有可能向更高級的社會主義階段發展，社會主義的中國才不會遭受國際壟斷資本在中國的代理人的和平演變，中國的經濟發展才會迎來真正的效率和公平。

第二篇：從醫療改革看公平與效率的關系

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再探討

——基于醫療改革政策的解讀

摘要：我國的醫療衛生體制自建國以來一直在不斷進行改革和調整。1978至1992年，改革主要是政府逐步減少投入和醫療機構獨立經營；自1992至2003年，改革對醫療機構和醫療服務實行了部分的市場化；而從2003年到現在，改革主要圍繞醫療機構的公益性、提高各種醫保的覆蓋面來進行。本文將從醫療改革的政策變化中解讀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力求探討出我國醫療衛生體制的癥結與未來醫療改革的目標定位。

關鍵詞：醫療改革 公平效率

改革開放至今已三十七年，在這三十幾年間，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迅速發展，社會愈加復雜，政治體制幾經改革，醫療衛生體制同樣也經歷了幾次改革。醫療衛生作為社會民生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理所應當地成為了社會關注的焦點——它不僅關系著老百姓的生命與健康，也是國家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基礎。三十七年的醫療衛生改革政策變化，可以從新的視角解讀公平與效率的關系。

一、醫療改革政策歷史回顧

從1978年始，從中央到地方，從農村到城市，醫療衛生體制開始了各種類型的制度變革。總體來說，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自 1978至1992年；第二階段自1992—2003年；第三階段自2003年到現在。

1.第一階段：醫療機構獨立經營

醫療改革是從農村開始。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大力推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放了生產力，同時瓦解了農村合作醫療賴以生存的基礎——集體經濟。這就直接影響到鄉鎮衛生院，集體經濟的瓦解讓衛生院只能自謀出路，持續不斷地提高診療和藥品費用。同時，農民也只能自費看病，由于不能報銷醫藥費，他們更傾向于選擇技術、設備條件都更好的縣級或以上醫院就診。

在城市中，醫療行業同樣面臨著體制僵化、工作效率低下、人員怠工等問題。為了緩解以上問題，衛生部于1981年下發 《關于加強衛生機構經濟管理的意見》，將長期實施的“全額管理、差額補助”的醫院財務管理辦法修改為“全額管理、定額補助、結余留用”，這意味著國家開始鼓勵醫院逐步脫離計劃經濟，自身增收節支。在其他商品逐步市場化的同時，受限于計劃經濟時期的影響與醫療衛生事業的特殊性，國家對醫療藥瓶等的價格依舊進行嚴格控制，導致各級醫院以市場價購進的醫療用品，卻以低價向社會服務，出現的虧損只能自身尋求解決方式。于是，醫療系統開始實施兩種收費標準——自費病人價格不變，公費和勞保病人的部分項目按成本收費。即使使用了這種方式，試圖彌補虧損，但效果甚微。于是到1985年，國家允許醫療機構對某些新的服務和高新技術實行按成本定價，解決了當時的危機，卻使醫療機構競相購買高新設備、開展高新技術服務，導致很多醫療資源的閑置和浪費。從1989年開始，國家開始對醫院實行定額投入，醫院超支不補、結余留用，政府不再負擔醫院的盈虧。

2.第二階段：醫療機構和醫療服務部分市場化

1992年，鄧小平同志的南巡講話以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1992年1月衛生部召開的會議上，還在強調醫院的公益性，強調對不規范的醫療價格與行為進行整頓。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召開，明確提出了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明確指出衛生事業為第三產業，并指出大部分福利型、公益型和事業型第三產業單位要逐步向經營性轉變，實行企業化管理。醫療衛生事業的定位發生改變后，將醫院的逐利性活動合理化。醫療衛生開始產業化、市場化，醫療價格逐步和市場價值規律相接軌。然而，醫療衛生服務和普通商品經濟不能劃絕對的等號。1993年1月，衛生部召開衛生工作會議，提出衛生改革與發展要主動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醫療衛生服務價格應建立分級管理體制，逐步下放價格管理權。1995年，黨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召開全國衛生工作會議，第一次系統地回顧了建國以來我國的衛生事業的發展和存在的問題，最后形成《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衛生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決定》重點強調了新時期衛生工作的指導方針：以農村為重點、預防為主、中西醫并重、依靠科技教育。動員全社會參與，為人民健康服務，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決定》認為醫療衛生事業是社會公益性事業，政府對衛生事業實行一定的福利政策，《決定》認識到了衛生投入不足的問題，但并未對衛生事業經費不足及醫療機構的補償問題做出具體的決定或規劃。

在1992--1996年期間，醫療衛生事業市場化導致各類醫療費用呈現快速上漲的趨勢，醫院的趨利性達到最高。這一時期也是醫患關系矛盾最突出的時期，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現象隨處可見。3.第三階段：強調醫療機構的公益性

2002年底，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提出要建立適應新形勢要求的衛生服務體系和醫療保健體系。因此國家加大了城鎮醫療保險和城鄉居民的醫療保健水平，尤其是占人口多數的農民的健康保障。為此中央專門下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決定》，把衛生工作擺到了一個新的戰略高度。于是2003年衛生部的衛生工作會議就將該年的衛生重點放在了切實加強農村衛生工作和深化城鎮醫療體制改革上。導致此次改革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的爆發和由此產生的公共衛生危機。非典不僅嚴重威脅到了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還影響了我國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對外交往。非典疫情的爆發引起了政府對衛生工作尤其是公共衛生的高度關注，因此國家在加強公共衛生建設、加強重大疾病防治、強化衛生執法監督等方面進行了扎實的工作和一系列改革。溫家寶總理在200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發展衛生事業，一是加強公共衛生體系建設，力爭用3年時間，基本建成覆蓋城鄉、功能完善的疾病預防控制和醫療救治體系，提高應對重大傳染病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二是切實把醫療衛生工作重點放在農村，做好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試點，改善農村醫療衛生條件，加強農村醫療衛生基礎設施和農村衛生隊伍建設，逐步改善農村缺醫少藥的狀況；三是積極推進城鎮醫療衛生體制改革試點，繼續改革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醫療衛生和藥品生產流通體制，實行醫療機構分類管理，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衛生資源。”

由于非典的緣故，2003—2004年問出現了全黨、全社會、全民都關心醫療衛生工作的局面。全社會對醫療衛生的公益性問題、政府應當承擔的角色、醫療衛生的投入以及其公平性問題等都有了廣泛的討論，對我國的衛生體制、運行機制等都有了更好的認識。隨著城鎮基本醫療保險人數、新農合參保人數的增加，由醫療費用過高形成的社會矛盾有所緩和，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緩和。

二、醫療改革政策視角下的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問題

從醫療改革三十七年的政策回顧看來，跟隨著行政組織改革目標的定位，受到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及“企業家政府”風靡的影響，醫療改革政策經歷了醫療機構獨立經營——部分市場化導致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社會矛盾尖銳——非典爆發導致醫療衛生事業重新重視醫療衛生事業的特殊性。這一系列的政策都可以從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來解讀。前期醫療衛生政策改革是政府想減輕負擔，同時想調動醫院的積極性，自尋創收來扭虧和增收，尋求效率的最大化。可惜弄巧成拙，造成了后來醫療機構趨利性增大，逐漸偏離了其應有的公益性質。隨后社會矛盾加劇，影響了社會穩定，加之非典爆發所暴露的醫療衛生服務的弊端，政府重新強調醫療衛生事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開始關注醫療衛生服務業的公平性問題。從三個階段的政策變化中，可以總結出以下結論：

1.醫療衛生改革政策必須保障公平

公平有著廣泛的意義，在每個人文社科、經濟領域都有其屬于自己的意義。在公共行政學領域中，公正、正義、公平、公道是同一概念，都含有給人應得的待遇或賞罰，即使每個人獲得其應得東西的意思。公平是現代民主社會的重要特征，是人民主體地位的體現。醫療衛生改革中需要保障的“公平”，是指獲得醫療保障的公平，它意味著人們有獲得同樣的醫療服務的機會。

醫療衛生不是工商業，雖然醫療衛生服務在消費中具有排他性和競爭性，但其具有特殊性。因為如果把醫療衛生服務當成純私人的事情，很可能導致拖延治療、造成大病，甚至造成大規模的公共衛生危機，因此應當把它作為公共品來對待。就社會穩定來說，如果一個國家的國民身體健康狀況普遍很差，生命健康不能得到基本的保障，社會矛盾必然不會消除，國家就不可能持續發展，社會就不會不斷進步。因此，許多國家把醫療衛生服務納入政府提供的范圍。市場調節想要達到的配置最優化，在醫療衛生領域不能達到。人人都會生病，人人都需要看病，人人都需要獲得基本的衛生服務，這在市場機制調節下無法達到，只能尋求政策的幫助。

我國政府的權力來源于人民，政府需要為人民負責，需要為公民提供各種公共服務，尤其是社會保障。社會保障是維持社會穩定的必要因素，醫療保障又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因此醫療保障必須保障公平，全體國民都應當享受到必要的醫療保障。并且醫療保障在機會公平的基礎上應當更加強調結果公平。如果醫療衛生改革不能保障公平，結果就是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大面積的傳染病爆發，加劇社會矛盾。

我國醫療衛生改革政策受到改革開放、市場經濟以及追求效率的影響，忽視了我國社會的客觀環境條件，以至于現在的醫療保障制度仍然有失公平，主要表現在醫療保障的覆蓋面較窄、城鎮不同人群享受的醫療保障待遇差距較大、城鄉醫療保障待遇嚴重不公等方面。2.醫療衛生改革政策應當考慮效率

在一般情況下，“效率”意指“經濟效率”。薩繆爾森給效率下了一個定義——效率是指最有效地使用社會資源以滿足人類的愿望和需要。更準確地說，在不會使其他人的情況變壞的前提條件下，一項經濟活動如果不再有可能增進任何人的經濟福利，那么，該經濟活動就是有效率的。在公共行政視野中，同樣也把效率看成一種投入和產出的比例關系，以最少的資源成本，通過優化資源配置來創造最大利益，即實現收益最大化。

效率是市場經濟的基本運行原則，而醫療服務具有公益性，醫療改革中的效率不僅是指醫療機構獲得盡量多的經濟收益，更是指醫療資源的低投入高產出，能最大限度地滿足廣大群眾的醫療服務需要。我國現有醫療保障不只是一味尋求效率而導致的公平不足，其追求的效率也并未達到最優，還有一定的反作用。目前我國的醫療服務效率性較差——由于醫療資源地域分布不均、配置不合理造成的“看病難”；由于醫療保障制度不健全，多數群眾靠自費就醫，公立醫療機構公益性質淡化，藥品和醫療器材生產、流通秩序混亂、價格過高，醫療費用上漲速度過快，造成了“看病貴”。自此，醫患矛盾十分突出，醫療糾紛不斷。這是由于醫療衛生改革采取商業化和市場化的取向，從追求公益目標為主轉變為全面追求經濟效益。同時，自費醫療造成的惡果，還包括不同地區醫療機構之間存在嚴重的分化現象，大規模的醫療機構擁有醫療服務技術和高精尖設備吸引了大量需要就醫的人群，導致小城鎮醫療機構以及部分城市醫療機構由于醫療水平和硬件所限，醫療服務利用率低下。

為了讓有限的財力和醫療資源能夠盡可能滿足不斷增長的醫療服務需要，在醫療衛生改革政策中還應考慮提高醫療服務的效率，重視并提高醫療服務管理效率、醫療服務效率，并實現醫療衛生資源在預防保健和普通醫療服務之間的合理配置，不斷提高醫療服務水平。

3.醫療衛生改革政策應當注意公平優先并兼顧效率

公平本身就體現了一種合理性，這種合理性實質上是與效率相聯系的。但公平又具有保守的一面，它不是始終都能促進效率的提高的。一方面，公平與效率相互對立。公平意味著平等，機會平等和結果平等在現代社會的不同領域各有側重，醫療保障在機會公平的基礎上更加強調結果公平。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是否認公平的，效率越高，個人能夠享有的醫療服務資源與服務能力就高于其他人。缺乏政府干預的醫療服務業在此方面就能說明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很多年，醫療改革政策是不公平的。

但在另一方面，公平和效率是相互促進的關系。首先，公平是效率的前提，在機會平等的基礎上，在醫療衛生事業實行企業化、市場化是能夠促進其效率的。醫療衛生服務業的公平意味著機會均等和結果公平，在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健康，保證了社會穩定的前提下，實行醫院競爭，能夠促進效率。其次，效率是公平的基礎。效率為醫療保障提供基本物質基礎，只有醫療服務的高效率才能實現高水平的醫療保障的公平。計劃經濟時代實行結果公平政策，雖然能夠保障公平，卻缺乏一定的效率，必定不能長期適應社會的發展，任何社會長期低效率的背后必然是公平的喪失和破壞。

如果我國的醫療衛生改革政策繼續主要以效率為價值取向，以經濟效益、甚至直接以金錢交易為根本宗旨，那么醫療服務就無法體現公益性，離社會公平的目標越來越遠。如前所述，醫療衛生改革的困局源于逐利成為醫療機構的主要目標，否認醫療服務的公益性目的，由此形成和出現了“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意識到這些問題以后，我國政府也已經開始重視解決國民醫療保障問題。而現今，我國醫療保障的癥結，與未來醫療衛生改革的目標定位要求我們必須首先解決公平問題，實現所有公民的機會與結果公平，使得人人擁有醫療保障的資格。同時，由于醫療服務資源、資金的不足，還應當重視醫療服務效率尤其是醫療衛生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促進醫療衛生事業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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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淺談公平與效率

淺談公平與效益

2006年10月召開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放棄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強調要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十七大報告進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第一階段(1978—1987年)的核心內容是“認真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第二階段(1987—1993年)提出“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第三階段(1993年至今)的提法是“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確立并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

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分配尺度、分配過程、分配規則的公平，而不是單純的結果公平。對個人來說，即使參與分配的機會均等、公平競爭，而實際分配的結果也可能是不均等的。

“公平優先”的平均主義分配原則。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實現，國家采用沒收、贖買、公私合營等手段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在當時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和經濟條件的影響下，在經濟體制上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與之相適應，在公平與效率關系的處理上采取了“公平優先”的平均主義分配原則。但很快這種積極性就下降了。平均主義是假公平，它只講結果的公平，不管生產過程中規則的不公平。干好干壞，干與不干都一樣，分配享受相同的物質財富，這對勞動者是不公平的。這種平均主義的公平不是真正的公平，它在使經濟失去效率的同時也失去了公平，結果使效率與公平“雞飛蛋打”一場空。設計新的分配制度，按勞分配在這種情況下提出來。

“公平效率二者兼顧”的按勞分配原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引入市場機制，建立了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初期。在公平與效率關系上采取了“二者兼顧”的原則。提出了要“克服平均主義”，推行家庭承包責任制，開始從根本上打破農村的平均主義分配方式。后來，先富帶動后富。這時，勞動好的，生產多的，多得獎金，收入增加。分配制度的調整調動了人們生產的積極性，生產效率提高了，但由于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強調計劃與市場的內在統一，而人們對此理解和強調的重點不同，因而帶來了改革實踐中的搖擺和反復。在當時這種經濟制度下，我國實行按勞分配的客觀經濟基礎不完備，計劃制造成的行業間收入差距，企業收入不公平就顯現出來。就出現有些企業收入多，有些企業虧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則。黨的十五大，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前提下，“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分配原則上要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具體實現機制，使效率與公平的關系表述得更為明確、實現途徑更加具體。“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發揮市場的作用，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調節差距過大的收入”。

人們之間的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城鄉之間、不同地區之間、不同部門和行業之間、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的收入差距越來越懸殊，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已經超出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貧富懸殊已成為影響當前社會和諧與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如果貧富懸殊的趨勢繼續發展下去，有可能出現兩極分化，這就意味著社會主義的變質和改革開放政策的失敗。為了使改革獲得更廣泛的支持，當前和今后應更加注重有利于社會和諧和穩定的社會公平。同時，我國目前已經具備了解決社會公平問題的現實性。已有一定的物質基礎和能力，逐步解決多年來累積形成的貧富差距。

“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

為了在公平與效率之間尋找最優平衡點,求得社會和諧,需要在收入分配政策上進行調整，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公平與效率是矛盾關系，而這對矛盾又是處在動態的變化之中。隨著我們對公平與效率關系認識的發展變化，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日益深化并不斷完善，分配制度和公平與效率相互促進，推動我國經濟改革的向前發展

黨的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鼓勵競爭，明確在經濟體制上要以市場經濟為制度取向。而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則明確提出“兼顧效率和公平”，這確實令人耳目一新

公平正義，貧富差距，分配政策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也常常成為人們討論的話題，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之下，我國經濟騰飛，貧富差距驟然拉大，城鄉之間、不同地區之間、不同部門和行業之間、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的收入差距越來越懸殊，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已經超出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人民生活受到沖擊，隨之而來的還有對分配政策和公平正義的爭議，其中也不乏怨言和質疑。面對這樣的情況十八大報告中強調，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到“兼顧效率和公平”，這幾個字的微妙變化，正是我國進一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堅持社會公平正義的體現。

但政策的推行和落實首先要被人民大眾所了解、接受，大家是否了解十八大對公平與效率的調整呢？又是通過什么渠道？調整之后的“兼顧公平與效率”是否得到人民認可？在人們心中，“兼顧”二字可否在現實中實現？會不會人們把“兼顧”只當成是無法實現的理想狀態？帶著這樣的顧慮和問題，我們對不同職業、年齡、性別的116人進行了問卷調查。

從統計結果中可以看出，明確知道我國十八大關于公平和效率關系調整政策的僅有13人，占總人數的約十分之一，足可見我國政策的推廣工作還待提高。如果推廣工作未做好，人民不了解新政策，政策和人民自然就會出現隔閡，政策的實施缺少了群眾基礎，也就缺少人民的支持和監督，同時，人們還停留在不合時宜的舊政策方針上，怨言不斷，負面心理會愈加濃重。從調查中還可以得到，有將近一半的人得知十八大政策調整是通過課堂學習，也許有調查對象主要集中于高校的緣故，但可以看出高校教育的作用。其次，約三分之一的人是通過網絡媒體得知十八大政策調整，應利用網絡媒體的便利性，擴大宣傳“兼顧公平與效率”的新方針，以得到更多認可，推進實施。

“公平與效率在現實中能否實現”的問題統計消除了我們的顧慮，80%的人認為在現實中公平和效率可以兼顧，這為十八大提出的“兼顧公平與效率”獲得群眾認可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公平與效率不是相互對立的，二者事實上總是相輔相成、相互依存的。而美國和瑞典之所以成功，不是因為他們只關注了其中之一，而是一直都兼顧了公平與效率。同時，

第四篇：從收入分配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公平與效率

從收入分配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公平與效率

【摘要】公平與效率問題一直貫穿經濟社會始終，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同樣也在追求公平與效率的統一。本文在闡述公平與效率關系問題的基礎上，從我國的收入分配出發，分析了我國存在的問題，并為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公平效率收入分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公平與效率是貫穿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始終的一個問題，有人認為公平與效率問題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關系，強調其中一個必然要犧牲另一個；有人則認為公平與效率之間是可以相互兼容，公平的市場環境是可以促進效率的實現。

一、正確對待公平與效率關系問題

對于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在西方資本主義學者中是百家爭鳴。庫茲涅茨曲線，告訴我們隨著經濟的增長，收入分配必然會呈現先擴大后下降的趨勢。約翰穆勒等人則認為“公平優先”；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極力推崇“效率優先”；薩繆爾森、凱恩斯等人則認為要兼顧效率和公平。我們國家在處理公平和效率關系問題上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探索和調整。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基本是偏向平均主義的按勞分配，強調的是公平。改革開放以后，?h在十四大之后提出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十六大又提出了“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而十七大則是改變了之前強調的，適時地提出了“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再次分配更加關注公平”。

二、中國目前存在的情況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由于的市場不均衡不完善，價格總是圍繞價值上下波動，無法實現等價交換，這時候就需要再分配的調節。國民收入經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后，便形成了我國的收入分配結構。根據2007-2015中國統計年鑒顯示的政府、企業、個人三部門數據可以看出，政府部門所占比例在此期間先增后減，與之相對應的企業部門所得是先減后增，兩者之和基本占據了我國四成的初次分配。而對于勞動者報酬來說，在國民初次分配中只占到六成，近些年出現不斷下降的趨勢。再看三部門的可支配收入情況，同樣根據數據，經過再分配后，我國居民可收入也只占到六成，且近些年持續下降。再分配主要發生在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之間，其中政府部門經過再分配后，所占比重上升，企業部門的可支配收入與政府部門兩者較為接近。

綜上所述，我國目前在收入分配中最大的公平問題可以說是存在居民收入即勞動者報酬中的。我國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占國民收入比重較低，且呈現不斷減少的趨勢。

三、相關建議

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有著天然的制度優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不但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證公平，而且也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提高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率。

第一，做大蛋糕的同時分好蛋糕。把“蛋糕”做大，實際上就是要求經濟不斷發展。同樣，這里所說的要把不斷做大的“蛋糕”分好，實際上就是要求收入分配上更加公平，讓人民群眾享受更多改革與發展的成果。同時還應該注意到在分蛋糕的時候，重要的并不是蛋糕的絕對大小，而是相對大小。

第二，首先政府要重視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為政府調節收入分配提供保障；同時降低生產稅比重，加大對低收入者的扶持力度。其次限制市場上的壟斷行為，合理分配企業利潤。最后，發展和完善各類金融市場，拓寬居民投資渠道，提高居民財產性收入在其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

第三，重視就業問題并更好地發揮社會保障的作用。最嚴重的市場失靈之一就是市場經濟中存在著結構性失業，這同時也是無效率的最大根源。只有讓每個人都能自由得運用自己的才能來實現其價值，經濟才能有效率得向前推進。同時，發揮社會保障的作用，給予人民一張安全的保護網，保障低收入者生活水平，改善中等收入者生活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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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百家講壇《公平與效率》

085公平與效率

演講人簡介：談松華，中國教育學會常務副會長，1988年起起草中國教育改革的發展綱要。呂型偉，中國教育學會顧問。

我們在這里，討論一個全球普遍關注的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教育在21世紀，將會經歷一種什么樣的變革和創新，這里用的是國際化和數字化。和全球化信息化是一個意思。

那么在討論全球化信息化這個背景下的教育，很自然地，會聯系到21世紀的教育的價值追求或者叫教育理想，那么很多方面，討論，涉及了比如說，科學和人文的關系，國際化和本土和的關系，繼承和創新的關系，實際上這些問題都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21世紀教育面臨的很多選擇。也是對20世紀教育一種反思，那么我現在選擇的題目是公平與效率。我覺得，這也是在中國目前，現階段的教育發展中間，帶有一種價值追求的這樣一個性質的問題，因為，全球化和信息化，給人類，帶來了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但是，在這個同時，也擴大了國家之間，地區之間，人群之間的貧富差距。

全球化這把雙刃劍，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它會帶來加快經濟發展的機遇，同時，處在世界貿易體系中間的不利地位這種情況下，也會可能產生很多新的挑戰和困難。數字化的發展，它大大地加快了人類經濟社會的發展，但是，又擴大了數字化的鴻溝，所以在世界范圍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貧富差距在拉大，我上個星期參加北大論壇，討論21世紀人文與社會這個問題上，中國證監會的首席顧問，原來香港證監會的主席，他提供一個材料，他說，現在全球25％的人，掌握了75％的財富。而且，根據預測，在知識經濟的背景下在數字化鴻溝拉大的情況下，這種差距有可能不是縮小，是拉大，所以，我認為，作為發展中國家，面對這種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冷靜地思考，我們在這樣一個浪潮中間，我們將會面臨什么樣的機遇和挑戰，那么，教育它可以成為縮小這種差距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如果，我們加快教育的發展，我們能夠在縮短知識差距上，我們贏得時間，那么，我們有可能縮短和發達國家的差距。但是，如果我們的教育的決策不是很審慎，也可能會拉大這種差距，成為拉大這種差距的一個因素。

所以我認為，教育的公平和效率問題，是我們在考慮21世紀教育問題的時候，應該加以考慮的。我總的一個框架是這樣，在提綱上是這樣，第一個我講的是教育公平和社會公平的問題，主要是講，中國現實的社會公平狀況對教育的影響，教育，在這種社會狀況下它應該做出一種什么樣的選擇，第二個問題我想分析一下，在公辦教育中間的公平和效率問題，第三個問題我想說一下，在民辦校園中的公平和效率問題。第四個就是政府和市場在協調公平和效率關系上它應該起一種什么樣的作用，我想先講第一部分，教育公平和社會公平的問題。

教育公平，從根本上講它是受社會公平的影響，也就是說教育，面對著社會公平的狀況，它必然要影響到教育公平的程度，而教育公平的實現程度它和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的現實是有直接的關系。當然，教育的公平，反過來講它也會影響社會公平，它可能會起縮小社會差距的這種作用但是它可能也會教育上的一些決策問題，它也會拉大社會差距。所以，我想分析，中國現在社會公平的狀況，中國是一個二元結構的社會，從歷史上看，城鄉之間，地區之間，是存在著明顯差距的。這種差距和發達國家，有一點不一樣的它是跨越歷史階段的差距，在東部一些沿海城市，正在討論向知識經濟，向知識社會發展的時候，在西部的很多農村地區，它還沒有開始工業化它還處在前工業社會，所以它這個落差是非常大的這是一個歷史現實，我們不可能在短期內，認為地去拉平這種差距。

現在一個新的情況是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發展，效率優先在整個的經濟發展中間，已經占了主導地位，那么在這樣情況下，既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同時也拉大了地區和人群之間的差距，實際上在整個80年代和90年代這種差距是不拉大的。我想不舉這個具體數字，我只講一點，就是說，按照世界衡量貧富差距的一個指標，經濟系數，這個經濟系數在中國，現在，梁定邦先生說的是40，我看到的材料是46。什么概念呢？就是說，中國現在的貧富差距是處在世界中上水平，也就是說是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的，所以這就是我們教育現在面對的社會的一個公平的實際。這樣一個實際。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教育必然會受到社會目前這樣一種貧富狀況，或者說，社會分層的這種現實的影響。

同時，中國教育在公平和效率上，還面臨一個兩難的選擇，因為，中國在現階段，它存在著教育供求的一種明顯的不平衡。就是，教育的供給不能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教育需求。尤其是高層次，高質量的教育，和供求矛盾是十分尖銳的。而且，在短期內，我們還不可能完全緩解這種矛盾，等談不上從根本上馬上解決這個矛盾，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教育，如何處理好公平和效率的關系呢？我覺得，中國要解決教育上公平和效率這樣一對矛盾，它首先要建筑在加快教育發展，這樣一個基點上，因為，沒有教育事業的加快發展，就沒有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公平和效率的矛盾。也可以說，如果經濟上講，發展是硬道理的話，道理也應該說，發展是硬道理，只有通過加快發展，才能緩解供求矛盾，才能從根本上逐步實現公平和效率之間的協調，那么，要加快發展，就必須要采取各種有利于教育事業發展的各種政策和舉措，這就需要效率的原則。

我們過去只靠政府，這樣來辦教育，現在看來這個供求矛盾是不可能得到環節的，所以，要用效率的原則，用市場的機制，來擴大教育資源，來緩解供求矛盾，我想這是我們現在所要采取的這樣一種教育發展上的決策，但是，在實施這樣一種利用市場機制，擴大教育資源的同時，又帶來了教育上差距的拉大，和教育不公平問題的顯露，這已經引起了教育界和其他方面的一種關注，所以，在注重到教育發展過程中間，我們應該盡可能在目前這種狀況下，保持最基本的教育公平。所以，我覺得，現階段的選擇，我是把它概括成這樣，就是保證基本教育的公平。，同時，要盡可能地實現使盡可能多的人，在優質教育和高層次教育上的機會均等。我想這是我要講的一點。

第二，就是公辦教育中的公平和效率問題，我們國家目前的教育資源關系，公辦教育資源，現在遠不能適應社會的這種需要，那么，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我想，我這個報告里面，我舉個四個方面的關系，就是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農村和城市，一般和重點，弱勢群體和強勢群體，我決定現在在公辦教育中間，面臨著這四個問題上如何選擇。

我認為，公辦教育中間，第一個首先是要保證基本教育的機會公平，要努力實現基本教育的普及目標，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要使得所有的人，能夠都接受基本教育。這是聯合國全民教育大會提出來的目標，這個目標，本來應該在20世紀實現的，現在我們事先兩基也就是說在大多數地區，初步實現了這個目標，但是，全國還沒有。我想這個不去分析，目前我們普及教育的狀況，但是，應該看到的一點，目前在普及教育上的城鄉矛盾，地區之間的這種矛盾，是越來越顯露的90年代中期以后，農村教育的滑坡，這個問題到實際末已經顯示出來了。目前，明顯地表現出來的大面積拖欠教師工資，初級輟學率的明顯上升，危房的明顯增加，這許多問題，表現了一點就是中國的農村教育，面臨著嚴重的困境，如果這個問題不引起整個教育決策上的關注，就有可能是整個農村教育在我們世紀初滑坡這樣一種滑坡會加大城鄉之間的教育矛盾，會使農村的廣大居民得不到基本的教育機會，我認為這在21世紀的情況下是不應該這樣的，所以我認為，現在應該盡可能做到實現普及教育，這個普及教育，從現在來講，多數地區是9年，極少數地區5年到6年，也是一種普及教育的機會，我認為這是我們應該盡可能做到的。

第二，公辦教育中，就是要通過市場和競爭的機制，實現有重點的非均衡的發展，提高公辦教育的辦學效益，就是我們在教育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我們適當地加強一點非義務教育階段的重點建設，這對提高我們有限教育資源的效率，是必要的。特別是根據很多國家的經驗，公辦教育，如果不引起競爭機制，投資效益是不高的。有人說，現在我們公辦學校弄得不好，就走到國有企業的困境里邊去，所以，引進一點市場和競爭機制，來促進公辦教育之間的競爭，我認為這是提高公辦教育辦學效益的一個很重要的一種政策舉措。

那么現在，我們是在進行重點建設，我這里提出一個觀點，政府現在有限的教育資源，在公辦教育投資上，現在是向某一些學校和學科傾斜，這種傾斜，我認為，對一個大國來講，是有必要的。完全平均的這樣來使用我們的資源，有可能會延緩我們的發展，尤其是我們需要一些參與國際競爭的這樣的高層次人才，不用這種重點傾斜的辦法，它是很難在短期內出這種效益的，所以我是贊成，有重點的非均衡發展，這個是有必要的。但是問題是用什么機制來有重點和非均衡的發展，是認為的把一些資源，向少數學校傾斜，這樣傾斜以后，實際上出現什么結果？就是學校之間很難競爭，它實力之間差得太大。

我特別覺得現在在高中階段，搞示范性高中，這個是看怎么建設，如果說，正確確定了一些學校，我就把這個錢一億兩億甚至三億投下去，這樣來建設，建設示范性學校還是在同樣的辦學條件下，我們選擇一些真正能夠起示范作用的學校來重點扶持，這樣，應該是流動的。這樣，我說可以鼓勵公辦學校之間，辦出水平，辦出質量來。我覺得，我贊成有重點，非均衡發展，但是，要引進市場競爭機制。

第三個問題就是在公辦教育里面，政府和學校，要特別在公辦教育中間，要考慮到社會的處于不利地位的地區和人群，他們的基本教育需要，民辦教育，我應該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那么，在民辦教育中間，我想首先的一點，就是要擴大教育市場的準入程度，要以多種形式，加快民辦教育的發展，到目前為止，盡管我們90年代以后，民辦教育有了一個好的發展態勢，但是，到現在為止，民辦教育的學生數和在校生數，如果我們統計，不包括幼兒園，是大中小學，高等教育只統計有發學歷資格的這一部分，40多所學校，那么，看起來，大概2％多一點，占整個公辦教育，民辦教育的經費數，也占整個教育經費的2％多一點。

所以說，目前，中國民辦教育的這樣一種規模，我認為，還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不能適應整個社會對教育的需求。所以，我覺得，要擴大教育市場的準入程度這個準入程度，我想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創造一點公辦教育和民辦教育共同發展的政策環境。要創造一種公平競爭的，這樣一種政策環境。

因為，中國的民辦教育和很多有幾百年歷史的私立學校歷史的情況不一樣，中國有著龐大的公立教育系統它有著長期辦學經驗的積累，有這樣一種學校的聲望，而民辦教育不過就是十幾年，最多1、20年的時間，無論從資源的積累，無論從辦學經驗的積累和聲譽的這種形成，都還有個過程，所以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如何創造一種環境，使得民辦教育的發展和公辦教育之間，有一種公平競爭的這一種環境，那么我想一些具體的問題，因為，正在有關立法機構，正在討論民辦教育法，還正在研討過程中間。我覺得，寄希望于我們民辦教育法，能夠一方面，為中國民辦教育發展，提供一個法制化的這樣一種依據，同時，又能夠進一步地鼓勵和促進，中國民辦教育的發展。

那么最后一點，我想歸納一下就是在中國這樣一個現實的環境里，要迎接國際化，數字化的這一種挑戰，那么，教育，我想應該說，肩負著兩個方面的任務，一方面，是要造就能夠參與全球國際化，數字化時代的這種競爭的高層次的高水平的人才，使我們國家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不斷地提高，同時，我覺得教育和肩負著提高全民知識水平，提高國民素質整體水平，這樣的一個任務。把這兩者很好地結合起來，我們在迎接國際化和數字化的這種挑戰中間，才能有全面的這樣一種基礎和優勢。

那么，實現這兩個方面，要實現教育的公平和效率的協調，我覺得，政府和市場要發揮協同的作用，尤其是政府，我覺得，政府首先是要政府，在發展教育中間的責任要到位，保證教育公平，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責任，政府如何盡可能為最大多數的人，提供平等的教育機會，我想這一點，是解決教育公平的一個前提。那么，我想這里，要說的一點，就是說，中國目前政府的投資增長的速度，是快的，90年代以來，財政性教育經費的增長是三倍，應該說是快的。但是，和教育事業發展的要求來看，它是有距離的。特別是中央財政在9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財政的比例不斷上升，地方財政比例下降的情況下，中央財政，如何更多地轉移支付來支持地方發展農村教育，來解決廣大農村居民的基本的教育需求問題，我認為這是保證教育公平性的非常重要的一點。

另外，政府要創造一種市場競爭的一種政策環境，要保證教育市場的一種公平，公開公正的一種競爭，使得在這樣一種環境下，不管是公辦教育和民辦教育不斷地提高它的效率，提高教育資源的使用效率，使得中國的教育，能夠建設成為在世界上，高水平的高效率的又是體現教育公平的這樣一種新的教育。謝謝各位。

問：2005年，大概有4000萬人就是高中生的高峰到來，但是，我們國家從明年開始，高等院校的招生，相對平緩地要給予限制，那么，剛才又聽了談教授的有關的講話，研究基礎教育的就說的一個公平，銷售教育，效率和平等這樣的關系，那么，在這樣一個問題上今年高等院校，學生進校的壓力，我是武漢理工大學的，高校今年可以說在招生上不堪重負，明年又要下降，面對著中國家庭的這樣一種需求，我想請談教授，想請問您一下，在這方面，教育家有何良策，因為可能遇到非常大的矛盾，就是社會上的這樣一個群體，對我們國家教育制度，以及對高校的要求這樣一種挑戰，謝謝您

答：這恐怕就是我們中國教育目前發展中間，面臨的最難的一種選擇。就是說，按照滿足廣大社會各方面的教育需求來看，我們要盡可能地擴大我們的教育規模，來滿足社會各方面的需要，那么現在這兩年的高校擴招，實際上是受到這種推動的，除了拉動經濟增長，這個經濟學界這種觀念以外，教育界很大程度是因為社會對高校的發展要求太迫切，而我們前幾年控制規模，造成了一個很尖銳的矛盾，所以這兩年擴招實際上是這樣一個背景。

但是，我認為在中國目前這個條件下，發展，總是有一種現實的依據，這個依據就是供求的關系，就是你這個社會要有供給能力，我們有多大的供給能力，能夠滿足社會多大的需求，我認為這是我們現在叫適度超前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思想。教育要超前發展，但是，為什么提出適度呢？因為，發展要根據我們現在可能提供的人力物力財力，這樣的基礎上發展，現在的問題是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就是現在我們的教育供給是不是已經充分調動了，就是說，社會可以向教育投入的，我們是不是用市場機制，把它能夠最大限度吸納，各種財力，來投資于教育，我認為這個仍然是我們要努力的，所以說我們教育要進一步發展，應該要進一步擴大教育供給，但是我認為即使這樣的話，中國現階段是不可能充分滿足社會各種高等教育需求的高等教育在目前來講，還只能是滿足最基本的，或者是急需的。

所以，我想，要根據供求關系來確定我們發展的規模。還有一個問題，我認為，中國現在高等教育發展，盡管市場機制已經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行政主導性的影響，還是存在的。因為，如果說一個正常的市場調節的話，那么，人們要不要受高等教育，他家庭有選擇，個人有選擇，因為他有機會成本的問題，如果說，我上了大學，我就來就業和收入和我原來預期的希望有很大的差距的話，那么有很多家庭可能會選擇去上中等職業教育，或者經過培訓以后，工作，工作以后再過一段時間，再來上大學，我們現在是長期沿著一個高中畢業非要找一個大學機會，然后，上了大學以后，各種問題都解決了。這樣一種體制背景下，有刺激高等教育盲目發展的因素在里面。

我倒不是說完全是這樣，有這樣一個因素，所以我說，一方面要盡力地擴大規模，另外一方面，要進一步完善市場對高等教育的這種調節機制，我想通過這種調節，我想，高等教育會慢慢地實現供求的平衡。我個人這樣看。

呂：

可能我講的內容，同這個主題有點不大符合，因為，現在的主題是現代化，全球化，國際化，網絡化，都是這么幾個化，我，想講一講，是不是什么東西都要全球化？有沒有中國是要保留的，是要堅持的東西。我就想講一講，中國，不管怎么進步，中國還有應當保留的東西，這就是我今天想講的現代化與人文精神，第一點，講了我對21世紀教育的考慮。我認為，21世紀的教育，主要在建立兩個基礎之上，一個，就是信息技術為基礎的教育現代化。

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教育現代化，或者以網絡為基礎的教育現代化，第二是以腦科學為基礎的教育科學化，我覺得，現在對信息技術講得很多，而對腦科學的研究，重視程度，還是遠遠不夠，而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你搞什么技術，搞什么網絡，歸根到底是要開發每一個人腦的潛能，歸根到底落實到這一點上，你如果光研究網絡，研究什么不研究腦科學，那你怎么行？當然我們對腦科學的知識，了解得極少，19世紀，腦科學的知識是個黑箱，20世紀是個灰箱還是還是半透明的，但是我相信21世紀的腦科學會有非常迅猛的發展，進成為我們教育科學的一個支柱，一個基礎。所以我認為，21世紀教育兩大基礎。

這兩大基礎結合起來，就能夠充分開發每一個人的潛能，充分發展每個人的個性，這是我們的目標，這是我講的第一個觀點。

第二個觀點，這兩個基礎，我是持樂觀的態度的。信息技術肯定要發展，網絡技術肯定要發展，而且要普及，包括西部地區，那么，國家也要重點幫助它。早一點實現網絡化。腦科學，不斷多少困難，多少深奧，肯定也會發展，現在，人類駕馭自然的能力是空間提高，但是，人類駕馭自己的能力在不斷滑坡，自己管不了自己。這次9.11事件發生，我是在思考的，我覺得這恐怖行動是人類道德的破產。所以，全世界應該反對的，但是，我也反對用恐怖來反對恐怖。我這里引了西方著名哲學家尼采的一句話，上帝死了，人類沒人管了，但是，西方的學者都說了，中國道德不是由上帝管的。所以，他們要向中國來請教，幾千年來，中國沒有一個上帝，但是中國人的道德，為什么5000年一直綿延不絕？很好，所以，他們要到中國，到東方來請教。

英國的有名的歷史學家，湯因比，他也講，21世紀的希望，在中國。他主要是從這個角度上，因為，科學技術肯定中國要發展，他們把希望寄托在希望。西方把希望寄托在中國，中國又如何？所以我們在討論21世紀教育的時候，大家都把目標集中在網絡化技術化這個對的。也有一部分人想到了腦科學的發展，這也對的，但是，德育問題怎么辦？我今天講現代化的德育問題，就是這么來的。

那么，為什么德育問題解決不了我覺得，在我們國家來說，主要是三個問題。這在我們的提綱里面講了一個就是對于工作的觀念保守，我們老是老的標準，來衡量新的問題，德育觀念是在發展的，比如說，中國人強調忠，過去強調忠是忠于皇帝，忠君是最高的道德，但是，后來就批判了，當然后來有個回潮，但是也很快就過去了，大家知道，忠概念不是忠于皇帝，而是忠于我們的國家，忠于我們的民族，忠于我們的人民，這個概念就起變化了。比如說，競爭，我們中國人歷來是主張謙讓，現在，提倡要競爭，我也想過，機關改革的時候，干部要競爭上崗，他跑到臺上去就要講，我有什么能力，如果我擔任這個工作，我如何如何，他這樣講，他不能說，我這個人不行的，我能力也不行，經驗也不行，大家說，你自己都認為不行，誰選你？所以一定要講自己很行，所以，觀念在變化。

第二，對德育的內涵，理解得太狹隘了，我們不是把德育當成思想自治教育，就把它當成一個行為規范教育，其實，德育的概念是很大的。不僅僅是思想政治教育。也不僅僅是行為規范。我認為，德育的內涵應該擴大到我這個標題里面講到的人文精神的培養。這個下面還要說到。

第三是方法簡單，我們德育工作方法就是灌輸，就是社教，我們錯誤地理解了列寧的一句話，列寧講，馬克斯思主義要靠灌輸，這個話是對的。有灌輸因素，但是，德育不能僅僅靠灌輸。

第四個問題我就講，應該把德育工作，建立人文精神建設的沃土上，我把它用沃土兩個字，人文精神是一片土壤，德育是種在里面的一顆莊稼，我是這樣來比喻的，當然任何比喻都是樸素的我想這樣的比喻也可以考慮，人文精神是一片土壤，而德育是種在里面的莊稼，你不在土壤的上面下工夫，你光去搞莊稼，這個莊稼是長不好的。

當然，什么叫人文精神呢？這個問題要回答那么我自己的解釋就是人文精神，應當包括文化品位，心理素養，人生態度，道德修養，愛國情懷，精神世界，價值觀，人生觀，等等都應該包括在里頭。

道德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內涵，但是它不是唯一的。人文精神是一種歷史的積淀是長期形成的文化傳統，有它的民族特色，有國家特色，甚至有地方特色，這種地區的特色，主要表現在人文上。它在一代一代地起作用，一代一代地培育這個地方的人，人文，我認為這是好事，正因為有這個，所以，中國的道德能夠2000年5000年延綿地發展。

中國從秦始皇統一，到現在2000多年了，國家政治統一了，教育統一了，文字統一了，通婚交流非常頻繁，但是，我剛才講到的吳越文化，齊魯文化，嶺南文化，巴蜀文化，還是有各自的特色。2000年都沒有化掉。那么，所以我就預見，今后1000年，中國的人文精神在世界上，會不會化掉我想不會，不但不會，我們還有意識地要保留，要發展，要弘揚它。這并不等于不要吸收外來文化，比如科學精神，民族精神我們肯定要吸收。

所以，我最后一個觀點提出來就是人文精神會不會全球和，我的答案是幾百年里頭，甚至上千年里頭，會不，我這個結論，比較武斷，向大家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