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地方財政管理體制中存在的問題應引起高度重視

地方財政管理體制中存在的問題應引起高度重視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分灶吃飯”、“包干制”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實施，形成了“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由于地方財政管理體制不夠規范，在運行過程中，存在諸多問題：

1、收入過度上收，支出重心下移，加重了縣（市）支出壓力。分稅制改革后，中央財政加大了對地方財力的調控力度。此后，又通過所得稅分享改革、出口退稅改革集中地方財力。直接承擔較多具體事務的縣（市）級財力份額反而呈萎縮之勢。以**縣為例，1994年地方財政收入2,800萬元，2005年全口徑一般預算收入達6,415萬元，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只有3,908萬元，11年增加1,100萬元。另一方面，原體制中已明確由上下級財政共同負擔的支出項目重心下移。比如：義務教育是一個受益范圍超越地方行政區域的純公共產品，不管是在“統收統支”時期、還是在“財政包干”時期，義務教育經費都是由各級財政共同負擔。1994年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后，支出責任逐漸下移到縣及縣以下政府。據國研中心一份調研材料顯示，農村稅費改革前的2000年，義務教育投入結構是鄉鎮78，縣級9，省地市11，中央2。“農村教育農民辦”的問題比較突出。農村稅費改革后，又提出了“以縣為主”，把主要支出責任明確到縣。再比如：社會保障。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的是低工資、廣就業、多補助的收入分配制度，養老、失業、醫療等社會支出全部由國家和企業承擔，個人未形成養老積累。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后，由政府來償還歷史欠賬問題不可避免。但是，支出責任在1994年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中未予明確，社會保障支出責任基本上由地方財政“兜底”承擔。由于人口進入老齡化時期，社會保障收支缺口呈逐漸擴大趨勢。此外，地方政府還要負擔下崗職工安置、困難企業軍隊轉業干部補助支出。以**縣為例，2005年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救濟支出達2,628萬元，占全口徑財政收入的41。還有公檢法司支出、醫療衛生支出等都下移到縣級。據統計，縣級政府用21的財力，養著70的事。使縣級財政入不抵出，不堪重負。

2、強制剛性支出與項目配套，形成了巨額財政債務。上級運用行政權力，以法律、規章、制度、決定等多種形式，強制要求下級政府執行上級各部門確定的財政支出標準。如：農業、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支出要高于財政增幅；衛生、計劃生育、文化、科普以及公檢法裝備等要執行上級確定的標準。同時，強行要求專項配套。比如：農業發展、鄉村道路建設和文化教育體育衛生事業建設項目，都要求縣級財政拿出配套資金。操作上動則專戶存儲，實行報帳管理。通常越是配套能力較強的地方，拿到的專款也越多。大多縣（市）政府一肩挑百姓的期盼，一肩挑財政的壓力，為了不敢落后，不吃虧，只有舉債搞建設。這實際上存著一個與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相背的問題。據有關資料顯示，我國政府債務目前大致估算為117000億元左右，其中60為市及市以下地方政府債務，特別是部分縣、鄉債務余額達一般財政預算收入的幾倍。**縣的縣、鄉債務接近2.5億元，是全口徑財政收入的4倍。

3、上級替代決策，時常引發不穩定因素。我國財政決策一直采取“行政一致型”決策模式。大到財政管理體制的確定，小到具體項目的開支標準，其決策都在政府內部完成，且以上級政府行政命令為準。如機關事業單位職工工資標準、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發放標準、社會養老金發放標準等等，都是由上級政府發文明確。“上級出政策，下級出票子”、“上級請客，下級買單”的現象在財政收支領域比較普遍。這一做法的結果是，干部群眾找身份、找政策、要酬金，引發了不少上訪事件，加劇了不穩定因素。每一項政策出臺，縣（市）級政府都要拿出足夠精力和財力“撲火”。

迫于上級政府不斷傳遞的財政支出壓力，下級政府總是采取多種途徑和手段加以“應對”。一是抬基數，混收入，擴大收入留存空間。凡是要增量集中的收入，基數年就一定會出現超常規的增長。此外，混淆收入，也是下級政府常用的一種手段。通常表現為，以收費形式擠占稅基；在征收環節調劑，優先滿足地方稅種；稅種混庫，將上級分成的收入往不集中的收入項目上靠。二是多要錢，少配套，向上轉移財政負擔。由于上級政府財政職能肢解，大量專項資金分散在各有關政府部門，且資金分配具有一定的隨意性，這讓下級政府向上級政府轉移支出負擔成為可能。“先哭的孩子有奶吃，會哭的孩子多吃奶”，“跑部跑省”、“跑部錢進”成為另有一番意味的專用術語。一個縣一年要花掉上百萬元的行政成本，但這也值，項目不跑是要不來的，給誰都是給，不要白不要，白要誰不跑。一些地方拿不出配套、就搞虛列支出。三是多借款，少還債，逃避實際支出責任。利用上級財政通過往來款清算扣款難以真正到位的政策空間，平常盡量向上級財政預借更多的財政往來資金，應付各項開支。以年終財政赤字的形式，將本應

自身承擔的實際支出責任上移給上級政府。同時，為了應付地方財政運行中的突出矛盾，向上級政府借入專項資金，力爭多借、少還、遲還或是不還，倒逼上級政府承擔支出責任。

上述問題的存在與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有相悖之處，有背于國家財政體制改革的初衷。建議：

1、健全地方預算法案。按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的要求，健全地方財政管理法規。針對地方財政的特點，健全《財政預算法案》和《財政轉移支付法案》。以法律形式理順上下級政府之間財權、事權，落實財政收支責任。應將公務員工資、義務教育支出、社保資金支出納入省級統籌支付范圍；對財政補貼縣取消農村公益事業建設地方配套支出。以緩解地方財政壓力。

2、完善民主決策程序。按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要求，規范財政決策程序。在健全的法律框架約束下，改革現行“行政一致型”決策模式，實行公共財政決策權的分權歸位。將財政預算管理體制、稅收制度、重大財政支出、政府舉債等重大事項決定權移交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同時，減少替代下級決策行為。

3、加強財政制度建設。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公共財政的要求，健全地方財政管理制度。建立穩定、可靠的地方稅制，規范地方財政收入行為。完善財政支出績效約束機制，提高政府效能和財政支出效率。建立新型政府總體預算體系，強化政府資源總量約束。建立政府債務管理和風險評價制度，有效化解和防范財政風險。

4、建立上下協調機制。建立健全財政收入增收激勵和財政支出約束機制，增強上下級政府之間的整體合力。兼顧政治、經濟、社會相關配套改革的整體推進，減少行政層級，控制減少財政供養人員，減輕財政壓力。

第二篇：地方財政管理體制中存在的問題應引起高度重視

地方財政管理體制中存在的問題應引起高度重視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分灶吃飯”、“包干制”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實施，形成了“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由于地方財政管理體制不夠規范，在運行過程中，存在諸多問題：

1、收入過度上收，支出重心下移，加重了縣（市）支出壓力。分稅制改革后，中央財政加大了對地方財力的調控力度。此后，又通過所得稅分享改革、出口退稅改革集中地方財力。直接承擔較多具體事務的縣（市）級財力份額反而呈萎縮之勢。以**縣為例，1994年地方財政收入2,800萬元，2005年全口徑一般預算收入達6,415萬元，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只有3,908萬元，11年增加1,100萬元。另一方面，原體制中已明確由上下級財政共同負擔的支出項目重心下移。比如：義務教育是一個受益范圍超越地方行政區域的純公共產品，不管是在“統收統支”時期、還是在“財政包干”時期，義務教育經費都是由各級財政共同負擔。1994年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后，支出責任逐漸下移到縣及縣以下政府。據國研中心一份調研材料顯示，農村稅費改革前的2000年，義務教育投入結構是鄉鎮78，縣級9，省地市11，中央2。“農村教育農民辦”的問題比較突出。農村稅費改革后，又提出了“以縣為主”，把主要支出責任明確到縣。再比如：社會保障。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的是低工資、廣就業、多補助的收入分配制度，養老、失業、醫療等社會支出全部由國家和企業承擔，個人未形成養老積累。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后，由政府來償還歷史欠賬問題不可避免。但是，支出責任在1994年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中未予明確，社會保障支出責任基本上由地方財政“兜底”承擔。由于人口進入老齡化時期，社會保障收支缺口呈逐漸擴大趨勢。此外，地方政府還要負擔下崗職工安置、困難企業軍隊轉業干部補助支出。以**縣為例，2005年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救濟支出達2,628萬元，占全口徑財政收入的41。還有公檢法司支出、醫療衛生支出等都下移到縣級。據統計，縣級政府用21的財力，養著70的事。使縣級財政入不抵出，不堪重負。

2、強制剛性支出與項目配套，形成了巨額財政債務。上級運用行政權力，以法律、規章、制度、決定等多種形式，強制要求下級政府執行上級各部門確定的財政支出標準。如：農業、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支出要高于財政增幅；衛生、計劃生育、文化、科普以及公檢法裝備等要執行上級確定的標準。同時，強行要求專項配套。比如：農業發展、鄉村道路建設和文化教育體育衛生事業建設項目，都要求縣級財政拿出配套資金。操作上動則專戶存儲，實行報帳管理。通常越是配套能力較強的地方，拿到的專款也越多。大多縣（市）政府一肩挑百姓的期盼，一肩挑財政的壓力，為了不敢落后，不吃虧，只有舉債搞建設。這實際上存著一個與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相背的問題。據有關資料顯示，我國政府債務目前大致估算為117000億元左右，其中60為市及市以下地方政府債務，特別是部分縣、鄉債務余額達一般財政預算收入的幾倍。**縣的縣、鄉債務接近2.5億元，是全口徑財政收入的4倍。

3、上級替代決策，時常引發不穩定因素。我國財政決策一直采取“行政一致型”決策模式。大到財政管理體制的確定，小到具體項目的開支標準，其決策都在政府內部完成，且以上級政府行政命令為準。如機關事業單位職工工資標準、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發放標準、社會養老金發放標準等等，都是由上級政府發文明確。“上級出政策，下級出票子”、“上級請客，下級買單”的現象在財政收支領域比較普遍。這一做法的結果是，干部群眾找身份、找政策、要酬金，引發了不少上訪事件，加劇了不穩定因素。每一項政策出臺，縣（市）級政府都要拿出足夠精力和財力“撲火”。

迫于上級政府不斷傳遞的財政支出壓力，下級政府總是采取多種途徑和手段加以“應對”。一是抬基數，混收入，擴大收入留存空間。凡是要增量集中的收入，基數年就一定會出現超常規的增長。此外，混淆收入，也是下級政府常用的一種手段。通常表現為，以收費形式擠占稅基；在征收環節調劑，優先滿足地方稅種；稅種混庫，將上級分成的收入往不集中的收入項目上靠。二是多要錢，少配套，向上轉移財政負擔。由于上級政府財政職能肢解，大量專項資金分散在各有關政府部門，且資金分配具有一定的隨意性，這讓下級政府向上級政府轉移支出負擔成為可能。“先哭的孩子有奶吃，會哭的孩子多吃奶”，“跑部跑省”、“跑部錢進”成為另有一番意味的專用術語。一個縣一年要花掉上百萬元的行政成本，但這也值，項目不跑是要不來的，給誰都是給，不要白不要，白要誰不跑。一些地方拿不出配套、就搞虛列支出。三是多借款，少還債，逃避實際支出責任。利用上級財政通過往來款清算扣款難以真正到位的政策空間，平常盡量向上級財政預借更多的財政往來資金，應付各項開支。以年終財政赤字的形式，將本應

第三篇：國有資產隱性流失問題應引起高度重視

近年來，國家針對國有企業改制改革、經營過程中出現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先后出臺了相關政策制度、相繼建立明確權利、責任、義務相統一、管人、管事、管資產相結合的國有資產管理的新體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建立健全產權交易市場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企業經營機制的轉換，給企業帶來了蓬勃生機，但是在經濟大發展的同時，由于客觀體制上還存著一些漏洞,國有資產流失現象還依然存在。防止國有資產流失，成為亟待全體社會共同努力解決的重大社會工程。國有資產管理部門作為國家監督管理國有資產專門機構，則應該把保護國有資產安全，防止國有資產流失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來抓，通過發揮監管職能，有效地防止國有資產的流失。

一、國有資產流失的途徑

（一）國企改制中國有資產的流失

1998年以來，根據國家經濟體制改革政策，*******地區有70家地直國有企業國有資本逐步退出了一般性的競爭性國有企業領域，其中42家已經改制為民營資本為主的非公有制企業。不可否認，國有企業改制是激發企業活力，促進市場經濟發展的有效途徑，但是由于各種主客觀原因，致使企業改制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嚴重，國有企業改制成了某些別有用心人揩國家油水，實現短時間暴富的捷徑。企業改制過程中國有資產的流失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資產評估程序不規范，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在不少國有企業改制中，即將成為改制后企業主要股東的原國有企業管理人員參與評估全過程，即使是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委托評估人員，也主要由原企業接待和陪同，中介組織在業務承攬、評估費用收取等方面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原企業管理層。由于缺乏必要的監督機制，原企業管理層和評估人員出于共同利益點而相互勾結損耗國家利益。例如，中介機構擅自核銷改制企業應收帳款和其他應收款，有意使國有資產縮水，導致了資產評估的真實性和公正性大打折扣。此外，資產評估結果出來之后，對原企業職工和社會公示的廣度不夠，缺乏透明性。這種改制企業資產評估不透明的情況并非個別現象，企業改制早已評估、產權轉移完畢，但企業職工群眾不知道企業家底到低值多少？

二是通過造假賬、調賬、國有資產不入帳、帳外資產不評估等手段，大量轉移隱匿國有資產。一個國有企業改制從醞釀改制到改制完畢，往往經過少則幾個月多則數年的漫長過程，而且改制后企業的產權歸屬又相對明確（絕大多數為原企業主要負責人或管理層收購、控股）。參與企業改制運作的企業原管理層在改制期間通過各種手段轉移隱匿大量資產，如虛報庫存虧庫，固定資產提前報廢、虛增企業負債，隱匿企業對外債權，將應收賬款調為壞賬損失等手段轉移隱匿資產。待企業改制完畢，再回流到改制企業，成為改制后企業的資產。雖然一度隱匿的資產，又回流到企業，但這些回歸的資產的性質已經由國有資產變為個人資產，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

三是無形資產價值沒有得到合理評估。地區國有企業改制中，無形資產被嚴重低估或者根本不評估和認定的情況相當普遍，由此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

四是土地使用權等財產性權益流失嚴重。國有企業土地使用權是一項重要的財產性權益。由于國有企業土地使用權多由政府無償劃撥或低價出資購買，政府無償劃撥土地,企業大多不入帳，在企業資產構成中不顯示資產價值。企業改制時，土地使用權雖然經過評估，但相對于實際市值，往往被嚴重低估，導致國有土地資源和國有資產不可估量的損失。近幾年，隨著土地市場的放開和土地稀缺性資源的價值體現，經營性土地所有權的價值直線上升。國有企業大都位于黃金地段，按市場價值計算，土地所有權價值不菲，但在資產構成中沒有得到相應的體現。一些企業改制時，在土地評估價格的基礎上只交納20%的土地出讓金取得100%土地使用權，改制結束以后，轉手按市場價格出售土地，裝滿了少數股東的腰包后走人，使國家權益嚴重受損。

五是小金庫等帳外循環資金的流失。國有企業出于各種目的，私設小金庫的情況是比較嚴重的。由于這部分資金具有存放的隱蔽性、參與人員的個別性等特點，在企業改制時，資產評估人員很難發現，原企業管理層出于個人利益，更不會輕易交出。通過改制，本來屬于國家所有的小金庫資金，變成了個人所有或改制后企業所有。

六是企業改制時企業與政府有關部門算帳錯誤而造成的資產流失。

七是由于土地資產和地面實物資產分屬國土資源管理部門和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管理，土地管理部門只管土地，資產管理部門只管地面資產，企業改制中，使大量土地資產被改制后的民營企業無償占有和使用，造成國有資產流失。

（二）企業經營中國有資產的流失

一是企業領導權力過于集中缺乏必要的監督機制。政企分開以后，普遍推行廠長、經理負責制，企業有了更多的自主經營權，但由于廠長、經理“一支筆”，一個人說了算或是廠長、經理身兼數職，上下一條線，缺乏專門的機構進行監督。

二是企業財務管理混亂，財產帳目不清。有的企業財務制度形同虛設，一些資金和經費掌握在個別領導和經辦人手中，特別是私設名目繁多的“小金庫”。還有的企業連對外擁有多少債權都不知道，導致企業對外的債權多年不收，超過訴訟時效而得不到法律保護，造成國有資產流失。

三是借洽談業務、接待參觀、考察等為名，搞公費旅游和吃喝、玩一條龍，揮霍資產。

四是少數國有企業無視國家政策法規，在國有資產處置、重大對外投資、編制企業財務報告、國有資產對外承包、租賃、企業人員工資薪金等方面不能按照規定執行，企業重大事項不報告、不請示，越權越位嚴重，國家法律法規形同虛設。規避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的監督，隨意處置國有資產、隨意對外簽定重大投資合同、人為編制企業利潤報表、自己給自己確定工資薪金和待遇的現象普遍存在。

五是國有企業工作人員在認識上有心理誤區，這些誤區主要表現在：藐視法制，認為工作辛苦，掙點“油水”屬小節無害；貪圖享樂；還有部分國企工作人員認為對企業貢獻大，而得到的少，心理失衡產生通過將國有資產占為已有，彌補不足等。

六是國有資產管理者權威的不足 ,權力運作的低效 ,甚至無效是困擾國有資產監督管理的主要問題之一。

二、防止國有資產隱性流失的措施

（一）要強化貫徹國家法律法規的意識和觀念，強化制度建設，用嚴格的制度規范“企業”的行為，要推進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違反國家法律法規的一律按規定進行處罰和處理。

（二）要抓好制度的檢查落實工作。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和有關部門要定期對企業各項規章制度特別是資產處置、產權轉讓、重大投資、管理層薪金、財務管理、稅收等制度的落實情況進行檢查，發現問題及時處理。

（三）要充分發揮職代會的作用和監督能力，要在企業發展規劃，工作目標、經營管理等重大決策中，讓職工代表發表自己的意見，并引起足夠的重視。

（四）要堅持市場化原則，凡是產生利益差別的事情要盡可能采取市場化的手段運作，減少人為因素。杜絕在市場條件的暗箱操作和權錢交易等。

（五）要堅持公開化原則，積極推行廠務公開，發揮職工群眾的監督工作。只要不是商業機密，都可以而且向職工群眾公開公開決策結果，決策程序和依據，讓職工群眾明白權力運行的過程，防止“一把手”權力的濫用。

（六）要認真落實企業經營的責任制，把廠長(經理)的工資或者年薪與業績直接掛鉤。

（七）逐步推行國有資產收益上繳制度和辦法。國有企業除了照章納稅以外，應該把經營收益上繳財政。維護出資人的合法權益。

（八）企業廠長(經理)要加強政治理論學習，切實提高自身政治思想水平。從源頭上防止國有資產的流失和腐敗現象的發生。

(九)杜絕濫發錢物、奢侈浪費、侵害職工合法權益等問題。國有企業領導人員要堅持廉潔從業，認真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既要以身作則，嚴格自律，又要敢抓敢管，帶好隊伍。

（十）規范職務消費行為，堅決反對揮霍浪費等不良風氣。

（十一）要堅持和完善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全面推進廠務公開，實行民主管理，切實保障職工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關心職工群眾生活，認真解決損害職工利益的突出問題。

（十二）加強案件查辦工作，特別是要堅決查處利用改制之機侵吞國有資產、商業賄賂以及重大安全生產事故背后的腐敗問題。要適應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抓緊構建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強化監督制約機制，推進企業廉潔文化建設，加大從源頭上防治腐敗的力度。

（十三）支持和鼓勵企業領導人員嚴格管理、敢于負責，大膽探索、不斷創新。國有企業黨組織要充分發揮政治核心作用，保證監督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在本企業貫徹執行。

****地區國有資產管理中心

二〇〇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第四篇：生豬生產形勢嚴峻應引起高度重視

生豬生產形勢嚴峻應引起高度重視

2018年，受豬周期價格低迷和非洲豬瘟疫情雙重疊加影響，晉城市生豬產業進入結構調整陣痛期。作為山西省生豬產業第一大市，在非洲豬瘟疫情的影響下，生豬養殖戶面臨哪些困難，如何度過這場危機？帶著這些問題，近期國家統計局晉城調查隊走訪相關部門，并深入養殖戶、屠宰加工企業、集貿市場、生豬販運商開展調研，針對當前復雜嚴峻生豬生產形勢及時組織開展了非洲豬瘟對生豬養殖戶、生豬流通消費影響的調查。調查結果顯示：目前生豬產業正處于養殖戶信心不足，產能下降，屠宰量縮減，豬肉市場價格攀升的狀況，晉城市雖采取了積極應對措施，但仍存在諸多困難，前景不容樂觀。現將調查結果分析如下：

一、調查樣本分布情況

本次調查共涉及養豬企業、養殖戶以及養豬產業鏈相關企業8家，其中參與非洲豬瘟影響問卷調查養殖企業及養殖戶5家，參與養豬產業鏈銷售情況調查相關企業3家。

二、非洲豬瘟對晉城市生豬養殖業的影響

非洲豬瘟是由非洲豬瘟病毒引起的豬的急性、熱性、高度接觸性動物傳染病，病毒雖不會感染人，但傳染豬和野豬發病后死亡率可達100%。晉城市澤州縣發現非洲豬瘟疫情后，晉城市所轄縣（市、區）生豬產品暫停調出本省。晉城市作為生豬年出欄量近180萬頭的養豬大市，生產經營形勢十分嚴峻。

（一）非洲豬瘟對生豬價格的影響1、2018年生豬價格低迷，養豬業損失慘重。自晉城市澤州縣疫情發生后，晉城市生豬價格從14.2元/公斤拐頭一路下跌至10.6元/公斤，最低谷期甚至跌破8元/公斤大關。本次調查中，以90公斤出欄豬為例，收購價格10.6元/公斤為基準對大、中、小型養殖企業及養殖戶進行成本核算，調查結果顯示：大、中、小型養殖企業及養殖戶出售一頭豬分別虧損263元、200元和230元。只有個別養殖自動化程度比較高的養殖企業和經驗豐富、成本控制能力強的養殖戶能把虧損控制在每頭豬100元左右。調查養殖企業及養殖戶在評估非洲豬瘟對企業全年生產經營影響時，有50%表示去年虧損程度在50%以上，虧損在30%-50%區間的占30%，虧損30%以內的占20%。

2、當前生豬存欄劇減，生豬價格攀升。當前，晉城市生豬產業正處于養殖戶信心不足，產能下降的經營狀態。由于非洲豬瘟的影響，養殖戶不敢提升產能，出欄急劇減少，生豬販運商收不上豬，屠宰加工企業屠宰量縮減，生豬市場價格一路上揚，據調查，3月5日生豬價格為11.6元/公斤,7日為12.6元/公斤,3月12日為15.6元/公斤；豬肉3月5日為18元/公斤,7日為22元/公斤,12日為24元/公斤。另外，中小養殖戶的置換和退出也影響了豬價攀升。在對50個養殖戶的調查中發現，共有三分之一的養殖戶進行了置換不養和退出。

（二）養殖企業面臨最大困難是流動資金不足

在座談中了解到，目前養豬行業整體運營虧損，尤其是大型養殖企業為了防控疫情采取諸多應對措施，如：增加沖消站和化驗室，為生產車間工作人員發放非工作日留場補貼，增加防疫次數，嚴把飼料入口等關鍵環節，成本增加較多，流動資金不足成為共性難題，由于難以獲得金融機構支持，不少是靠民間借貸度日，一旦養殖戶資金鏈斷裂，將會對養殖企業及養殖戶造成致命打擊，有的將會面臨破產。鑒于目前非洲豬瘟疫情的復雜性，養豬行業普遍不看好后市。調查問卷顯示：調查對象中有62.5%對后市不樂觀，25%謹慎樂觀，12.5%仍比較樂觀。

（三）調運受阻，市場供求處于失衡狀態

2018年上半年，生豬生產相對穩定，市場價格在4月份一度突破10元/公斤關口，但仍屬于正常的豬周期調整范圍，并未打消養殖行業積極性。自8月份非洲豬瘟疫情發生后，各養殖企業及養殖戶都以防控非洲豬瘟為中心，以降本增效為重點，先求生存，再圖發展。由于短期內大批生豬涌入市場，本地消費能力難以承受，加之調運受阻，因此晉城市本地市場處于供嚴重大于求的失衡狀態。2018年12月27日農業農村部對生豬調運政策進行了新的調整，相對8月份政策有所放寬，但養殖企業及養殖戶并未感到生產經營有新變化，目前生豬調運受阻仍是困擾晉城市養豬業持續發展的主要問題。

（四）仔豬、母豬遭拋售，后期生產形勢不容樂觀

非洲豬瘟疫情發生后，因為生豬外調限制，養殖企業及養殖戶生產經營陷入困境，盡管采取虧損出欄、降低母豬存欄、賣出仔豬等應對手段，但由于防控措施的相繼出臺，形勢愈加嚴峻。調研中，高平市某大型養殖企業負責人介紹，該企業為減少虧損，以減少產能和淘汰母豬，維持生豬基本生產；受非洲豬瘟影響，該企業生豬存欄由上年2月末的8200頭減少到今年2月末的3800頭，下降53.66%；能繁母豬由1200頭減少到1042頭，下降13.17%；仔豬由2380頭減少到867頭，下降63.57%。

（五）養殖業壓力增大，生產積極性遭受打擊

晉城市作為全省第一生豬生產大市，生豬養殖密度大，調運頻繁，尤其是生豬調出大縣高平、澤州防疫壓力更大。自非洲豬瘟疫情發生后，由于非洲豬瘟傳染的復雜性，傳染渠道不可控制，養殖戶壓力很大，養殖信心不足，不少養殖企業已經把企業戰略定位為先生存后發展,以此應對目前疫情危機。

（六）生豬屠宰量及飼料、疫苗銷售量呈現反向走勢

1、生豬屠宰量激增。晉城市生豬屠宰企業在疫情發生前，生豬價格和白條肉價格相對穩定，與全國各地相差不大，產品銷價無波動，銷售市場穩定；全市的各個屠宰場豬源基本都在本市內，疫情發生后，生豬價格從疫情發生前的14.4元/公斤，下滑到疫情發生后的平均11元/公斤，各屠宰企業日屠宰量均翻一番多。據晉城市屠宰量最大的屠宰廠高平新勝肉類食品有限公司介紹，非洲豬瘟嚴重時期，平均每天屠宰加工活豬1000頭，目前只能屠宰加工400頭。

2、豬用飼料、疫苗銷售量下降明顯。據調查，2018年8月份豬瘟疫情發生后，9-12月份母豬、仔豬飼料銷售量較上年同期分別下降17.4%和20.2%，三種常用豬瘟疫苗、偽狂犬疫苗和母豬細小疫苗銷售量分別下降2.7%、6.7%和44.1%，一些飼料廠已經開始調整飼料銷售結構，由豬料生產銷售向禽料銷售調整。部分規模較小的疫苗、獸藥經銷商表示受非洲豬瘟影響,中小型養殖戶將大幅度減少，大養殖企業有獨立的進貨渠道，疫苗、獸藥生意會越來越難做，不排除下一步轉行。

三、影響2019年生豬市場走勢的因素分析

2017年上半年豬周期紅利遠去后，養殖利潤逐漸收窄，2018年上半年生豬價格處于相對低位，受非洲豬瘟突發疫情影響，下半年略有回暖勢頭的走勢再度下滑，大部分養殖戶為降低成本低價拋售母豬和仔豬，大量拋售母豬和仔豬勢必影響到2019年下半年豬肉消費市場供求平衡，屆時豬肉市場將會出現供應不足，預計生豬價格將會在2019年逐步回升到18－20元/公斤,影響晉城市價格總水平的上升。影響今年生豬市場的主要因素：

（一）信心。非洲豬瘟疫情的有效防控、政府的大力支持、有效的生產管理手段都關乎到養殖信心的樹立和恢復，只有堅定信心才能有戰勝重大疫情的決心，才能有風雨過后是彩虹，低谷走出是坦途的自信。

（二）流通。非洲豬瘟疫苗上市前，國內現有生豬調運格局將會發生重大改變，要想保證全國范圍內的豬肉供應，會對生豬流通、檢疫提出更高、更嚴的要求。而冷鏈運輸勢必會得到快速發展，以后可能會形成在生豬產區集中屠宰后，再由冷鏈運輸到全國各地的局面。目前晉城市除極個別大型食品屠宰加工企業具備冷鏈運輸能力外，養殖企業和養殖戶具備這種能力的少之又少。因此，對于生豬產業來說，這即是一個挑戰又是機遇。

（三）周期。豬周期是經濟難題，難就難在數量眾多的中小養殖戶的不可控性，豬價漲了滿圈，豬價跌了空圈，來去一陣風，對市場規律運行造成極大干擾。而且中小養殖戶在防疫和消毒環節存在諸多隱患，不利于非洲豬瘟的防控。從2017年豬周期紅利遠去至今，受市場因素和環保政策影響，養豬業供給側結構性調整不斷深入推進，非洲豬瘟疫情發生后行業性淘汰母豬，售出仔豬更是縮短周期。

（四）習慣。從市場需求看,中國人傳統喜食豬肉，是國人飲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17年，中國城鎮和農村居民人均肉類消費量分別為28.5公斤和22.4公斤，其中豬肉消費量分別為20.4公斤和19.1公斤，占肉類消費結構的比重高達71.6%和85.3%，豬肉消費占有不可替代的比重。因此，有市場消費支撐的養豬業在經歷兩年去產能調整和非洲豬瘟洗禮后將會呈現更加穩健的發展態勢。

四、對策及建議

“豬糧安天下”，作為城鄉居民生活消費的必需品，豬肉具備剛性需求的地位。豬肉價格波動不但直接影響著城鄉居民的生活水平以及消費情況，而且也影響著中國宏觀經濟的波動和宏觀調控政策走向。鑒于非洲豬瘟目前尚無商品化疫苗可用于其預防，該疫病對養豬業構成現實生物安全威脅，具有重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影響，必須采取有效措施予以遏制。

（一）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幫助養殖場戶度過難關

2018年非洲豬瘟疫情的發生，受制于限運、價位低迷、防疫成本升高等多重因素影響，養殖企業及養殖戶虧損嚴重，廣大養殖企業及養殖戶希望政府出手幫助度過這個行業危機。各級政府應研究制定相關的扶持政策，加大財政投入，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撬動金融機構、保險機構和社會資本對生豬養殖業的投入力度，創新服務模式。

（二）深化養殖業供給側改革，促進養豬業結構優化升級

非洲豬瘟對養豬業影響巨大，首先體現在落后產能的加速出局，其次會對南北養殖產業布局造成影響，由于供求關系變化影響，會進一步催生調入大省養豬業發展，反之調出大省會則會出現慘烈洗牌。晉城作為生豬調出大市應提前應對非瘟后時代養豬業格局變化。利用這次洗牌契機，支持生物安全管理較好的大型養殖企業做大做強發展現代化規模養殖；對不具備創建生物安全體系的中小型養殖場戶應提高準入門檻，實行限制措施，預防疫情風險點出現分散，同時建立大型養殖安全區域，對安全區域內散養及家庭養殖進行清理，提高大型養殖企業疫病風險防護能力。

（三）應根據疫情變化制定靈活有效的調運政策

以晉城市為代表的生豬大市養殖量大、區域廣、養殖群體眾多，養殖主體間生物安全意識及生物安全水平等實際情況差異較大。考慮到短期內由生豬調運向豬肉調運轉變需要過程適應，應在加強冷鏈物流建設、向冷鮮肉流通為主轉變的同時，加強獸醫防疫系統和溯源系統建設，強化基層獸醫體系及其服務水平，提升具有較高生物安全性的養殖場質量和數量。建議行業主管部門實施靈活有效的調運政策，允許生物安全性高的養殖企業跨省調運仔豬（或育肥豬），通過生物安全通道調運至生物安全性高的規模育肥場或者屠宰廠直接屠宰。而生物安全水平較差的中小規模戶和散戶本地屠宰、本地消費，嚴格控制其調運范圍，將有助于在區域防控下撲殺非洲豬瘟，同時有利于減少活豬禁調下區域間乃至省內不同產銷區高價格差，既減少非法調運，又能降低疫情風險。

（四）加大防控力度

一是設置縣級消毒站，特別是生豬運輸車輛進縣都要進入縣級消毒站進行消毒，經檢測合格方可去各場調運生豬；二是轉變問責方式，嚴防“捂蓋子”造成疫情擴散。建議發生疫情后對不作為的地區進行追責，對及早發現，行動有力，能夠按照“早、快、嚴、小”和果斷處置的原則進行控源、滅源的地區進行獎勵，對有功人員給予嘉獎。

（五）加大疫苗研制投入，實施多級監控消除消費影響

調查中的大中小型養殖企業及養殖戶目光無一例外都聚焦在非洲豬瘟疫苗的研制上，他們建議政府加大非洲豬瘟疫苗研制投入，迫切期盼能早日攻克這一難關。盡管非洲豬瘟不屬于人畜共患病，但對消費者心理仍然會造成一定影響。在農貿市場調查中發現，豬肉攤販消費者零零星星，據攤主介紹較往年銷售量下降30%以上。針對這一情況建議建立生產、流通和消費環節的全流程監控體系，相關職能部門及時發布監測信息，消除居民消費心理障礙，確保消費環節通暢和居民食品安全。

（六）突出正面宣傳引導，正確把握輿論導向

防控非洲豬瘟是一場長期殲滅戰，為確保晉城市生豬養殖業安全、市場供應和社會穩定，消除社會公眾負面情緒，建議有關部門要積極主動做好輿論引導工作。目前晉城市要充分利用各種會議、廣播、微信等多種形式廣泛傳播正面聲音，強化正面宣傳引導，廣泛宣傳動物疫情防控和公共衛生知識，尤其要提高生豬養殖、販運、屠宰經營等相關從業人員的防疫意識，特別是針對廣大消費者的疑慮和關切，及時答疑解惑,創優生豬養殖環境,大力促使山西省現代農業典范產業——晉城市生豬產業的健康平穩發展。

第五篇：精神病人違法犯罪應引起高度重視

社會上流傳“軟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怕有精神病的”民謠，折射出精神病人違法犯罪后群眾無奈的心情。近年來，我縣精神失常人員違法犯罪漸呈上升趨勢，輕的有盜竊、縱火、損害財物，重的有強奸、搶奪、故意傷害、故意殺人。最近，我們組織政法、衛生、社保、民政、殘聯等部門對此進行了調查探討。

一、基本情況

第二次全

國殘疾人抽樣調查顯示，新縣共有精神殘疾1085人，主要是精神分裂癥、情感反應性精神障礙、腦器質性與軀體疾病所致的精神障礙等。據統計，2003年至2006年10月份，全縣共有精神失常人員598人，占全縣總人口的1.7‰，其中經常性患者357人，間歇性患者241人；有暴力傾向115人；有142人到縣、鄉醫療機構就過醫；有220人享受過民政部門救助。縣公安機關共破獲19名精神失常人員違法犯罪案件23起，均為男性所為，其中命案6起，占總命案數13起的46.2%、縱火3起、毆打他人9起、損害財物4起、搶奪財物1起，死亡7人、傷14人；縣檢察院共受理精神失常人員違法犯罪案件5起，其中故意殺人1起、故意傷害2起、強奸1起、盜竊1起；縣法院共審理精神失常人員違法犯罪案件3起3人，經鑒定均為部分刑事責任能力，依法分別判處免于刑事處罰、有期徒刑6個月緩刑1年和有期徒刑2年緩刑3年。

二、精神失常人員違法犯罪的特征

1、侵害目標隨意。精神失常人員違法犯罪通常在發病情況下發生，犯罪動機不明顯，侵害對象隨意，往往見兇器就拿、見人就亂打。2005年1月，陡山河鄉剛店村精神病人成傳東家里殺豬，請本組村民庫某幫忙。在間憩時，成突然持刀繞至庫背后向其頭部連砍數刀，致庫死亡。2005年3月，新集鎮彭河村精神病人周文成與本組女村民胡某爭吵了幾句，便拿鋤頭將胡打倒，后又將門前路過的一婦女擊倒，兩婦女經搶救無效死亡。

2、人身危險性大。精神病人違法犯罪在神智不清的情況下作出，往往以兇殺為最多，作案的一大特點就是兇殘，危害后果嚴重。2003年9日，箭廠河鄉李洼村精神病人曾元有與其母在廚房做飯時，因生火問題發生爭吵，曾便拿起菜刀朝其母后頸猛砍，致其母當場死亡。隨后曾又用菜刀將其母頭顱、小腿砍下丟進池塘。2005年7月，八里畈鎮水口村精神病人羅傳武因對本組村民董某不滿，持菜刀闖入董家將董砍死后，又將董的母親、女兒及鄰居砍成重傷。

3、再次危害社會多。多數精神病者在違法犯罪后，由于種種原因，沒有被送到指定的醫院強制治療，致使精神失常人員再次危害社會的現象日益增多。2004年10月，縣城關向陽路精神病人黃勇在院內與其母聊天時，突然拿起彎刀向其母頭部連砍數刀，致其母當場死亡。2006年2月，新集鎮彭河村精神病人吳勝利病情發作，持刀將其父砍傷后，又出門追趕鄰居，后被趕來的民警抓獲。此前，黃、吳多次持刀砍傷多人。

4、受害人權益得不到保護。家中如果有精神病患者，長期的治療費用難以承受，更無力賠償受害人的損失。受害人人身、財產受到侵害后，精神上承受很大打擊，損害又得不到合理賠償，往往迫不得已采取以牙還牙的辦法，導致新的“民轉刑”案件發生。如香山湖管理區林沖村精神失常人員高興祥患病18年，為其治病家里已欠外債10萬多元，其造成的民事賠償的確難以到位。2006年9月，陡山河鄉大塘村精神失常人員王全樹將本組一稻場6處草垛縱火，后被民警和群眾奮力將火撲滅，但由此造成的隱患糾紛得不到徹底排除。

5、群眾安全感低。精神病是一種特殊的疾病，患者具有正常的體力和破壞能力，病情容易反復，作案時不分地點、場合，不顧后果和社會影響，游蕩的精神病人更隨時危及周圍的安全。只要有一個“武瘋子”，周圍的群眾就生活在被攻擊和傷害的恐懼之中。香山湖管理區林沖村精神失常人員高興祥，時常隨身攜帶一把刀，搞得村里人人自危，19戶村民聯名寫信要求政府部門對其強加管制。同時，精神失常人員成天東游西逛，胡言亂語，干擾了人們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影響了當地的形象。

三、精神失常人員違法犯罪的原因

1、社會重視不夠。在一般民眾眼里，要么對精神失常人員缺乏醫學常識，漠然處之，少有主動的人道關懷；要么將精神失常人員視為猛獸，一關了之。作為管理社會的一些機構，沒有充分認識精神失常人員犯罪的危害性和嚴重性，沒有認識強制治療的重要性和采取有效防范措施的必要性，加之治療精神疾病花錢較多，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資金緊張，患者未能得到及時治療。

2、對精神失常人員監護不到位。精神失常人員的監護人因年老體弱、經濟困難，無力監護或只能將精神病人關鎖家中；有的監護人自己是受害者，避之惟恐不及，無心監護；有的雖有監護能力，都不履行監護義務，不愿監護；有的沒有監護人，精神病患者所在單位組織未負起監護責任，無人監護。

3、政法機關執法面臨困難。根據我國《刑法》規定，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依法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間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時候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但司法機關在依法辦案，需要將這兩類精神病人控制人身自由時，有關部門據規定不能批準，看守所依據《看守所條例》對患有精神

病的嫌犯不予收押。對經鑒定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政法部門應將其送往精神病院強制治療，但高昂的費用沒有解決渠道。

4、群眾防范意識不強。有的群眾特別是患者家屬認為精神失常人員只在言行上與正常人稍有區別，并不把患者的表現當作疾病看待，而認為他們是道德和人品有問題，沒有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疏于管理，等到作案后才發現其危害性，但為時已晚。

四、預防精神失常人員違法犯罪的對策

1、提高思想認識。精神失常人員違法犯罪案件的多少是反映一個地方治安狀況、社會管理能力的標志，是一個地方組織執政能力的重要體現，也是衡量一個地方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尺。要改變認為“法律上不追究的不必管”和對精神病人“難預防、放任自流”等錯誤觀念，牢固樹立“能防可控”的信心，充分認識到精神病患者是弱勢群體，應給予足夠的人文關懷，從政府、社會和法律的層面對他們多一些尊重、關愛和善待，消除歧視，使更多的患者得到良好的治療和康復，從根本上消除其社會危害。

2、加強有效監管。要加大法制宣傳力度，并通過法律手段，讓精神失常人員的監護人自覺履行責任，使監護人明白失職就要承擔后果。各級各部門要對轄區內精神失常人員進行登記造冊，加強網絡監控，層層建立責任制，尤其對有暴力傾向的精神病人，應加強重點監控，一旦發生作案跡象，快速反應，果斷處置。對發生惡性案件的，根據責任制要求，要及時追究監護人及有關人員的責任。要引導群眾增強自我防范意識，減少對患者的精神刺激和正面接觸。此外，精神病人家屬平時對可能致人死傷的工具，要嚴加保管。

3、集中收治精神失常人員。由政府集中收治危害社會的精神病人，是維護整個社會公共安全的必由之路。目前，全縣大多數精神失常人員家庭經濟困難，對患者無力及時有效治療，即使有過治療，因康復措施跟不上，復發率高，從而使患者家庭失去信心，放任管理。因此，要積極建立精神失常人員康復醫院或管理中心，采取多種途徑籌集資金，對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精神病人，要強制送往統一地點集中治療和管理。我縣有許多長年閑置的糧食、食品、供銷站點，大多是平房，不少遠離村莊，擇一適宜站點征用，抽調一批醫生，整合社會力量，建新縣精神病醫院是可行的。

4、強化綜合治理。要把精神失常人員的管理納入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中，各部門既要各司其職，又要齊抓共管。衛生部門要做好精神衛生知識的宣傳和精神疾病的基本治療，并認真做好群眾的心理行為預防。民政部門要對經濟困難的精神失常人員及時提供救助。政法部門要針對特殊精神病人違法犯罪情況，積極執行強制性的義務監督和強制治療。全社會要積極開展愛心救助活動，廣泛組織公益活動，發展公益事業，支持精神病患者治療，讓精神失常人員感受到社會的關愛，加快康復進程，最大限度地減少違法犯罪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