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眾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

公眾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與普及,互聯網以其獨有的優勢迅速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對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如今,由于參與的隱匿性、信息的遠程共享等特征,越來越多的人們傾向于選擇互聯網這條新型的民意發聲渠道,參與到公共事務中。在此背景下,研究網絡民意與公共政策制定過程的聯系,對拓寬公共管理研究的范圍、完善公民參與體制、加快民主政治的進程、轉變政府執政理念、政策價值堅持、社會正義弘揚等方面理論知識的深化以及實踐經驗的豐富都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鑒于此,本文選定網絡民意與公共政策制定作為核心詞,旨在通過對其影響過程及影響作用的分析,探索發揮政策制定過程中網絡民意積極效應的路徑。具體而言,本文的內在邏輯和基本框架如下：第一部分緒論主要對論文中涉及的相關概念進行界定,主要包括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和網絡民意的概念及特征。接著,進一步論證在當前形勢背景下,正視網絡民意的必要性,并由此得出本文研究的意義和價值。第二部分從理論層面上梳理重視公共政策中網絡民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為后文的論證提供理論依據。分別闡述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過程的相關理論基礎：善治、協商民主和新公共服務理論。同時,立足于我國現狀,介紹我國公民參與政策制定的主要途徑及制度,并簡略分析其存在的一些問題。第三部分主要從實證層面上列舉網絡民意影響公共政策制定的相關案例,著重分析網絡民意如何影響公共政策,力求結合現實案例,更加直觀地呈現出網絡民意影響公共政策制定的動態過程。首先,針對我國網絡民意發展的背景,對我國民意網絡化表達興起的原因進行了探討,重新梳理其內在優勢及缺陷,進而提出阻礙網絡民意進一步有序發展的現實困境。此外,重點分析網絡民意推進山西“黑磚窯”事件妥善解決的過程及網絡“兩會”的發展歷程、啟示。在此過程中,結合哈貝馬斯的相關理論,對以上案例進行總結,并歸納網絡民意傳播的一般模式,為深入分析網絡民意的影響作鋪墊。基于第三部分的案例分析,第四部分則分別從直接和間接的角度,深入分析網絡民意對公共政策制定的二重性影響,即網絡民意直接和間接地對我國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過程產生的積極和消極影響。具體而言,網絡民意直接對公共政策具體制定過程的影響重點體現在政策問題確立、政策議題設定、政策信息資源、政策決策過程、政策執行和監督等方面；此外,網絡民意中存在的“數字鴻溝”、群體極化、參與主體的非理性和從眾趨勢等問題,可能間接地對公共政策制定過程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再者,網絡民意通過對民主進程、電子政務、社會監督力、公民社會等方面的積極影響,可以間接地影響公共政策。總體來說,本章節分別從積極、消極、直接、間接四個維度上分析政策制定過程中網絡民意影響作用,較為直觀、和詳細,同時也是本文的創新之處。針對前文提出的問題和困境,第五部分從意識、技術、道德、法律、制度層面上探索有效發揮網絡民意積極影響的路徑,并提出具體的措施和建議。目的在于思考如何在網絡語境下更好的引導和塑造民意,科學、理性地看待和分析民意,進一步探討如何最大化地發揮網絡民意的積極效應,更好地趨利避害,使網絡民意的表達趨于制度化、常態化、理性化,從而將網絡作為一種反映民意的有效路徑融入到規范的公共政策制定的程序中。

第二篇：解讀壓力集團在政府政策制定中的作用

解讀壓力集團在政府政策制定中的作用

[摘要] 壓力集團源于利益集團，是指那些為實現某種目的、獲取某種特殊利益而對政府施加影響的政治性組織。壓力集團直接從自身的利益出發來影響政府的政策制定，明確強調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必須符合本集團的切身利益，使政策的優惠盡可能多地向本集團傾斜。壓力集團在政治生活中存在兩面性，政府應完善其利益表達機制以削弱其消極影響。

[關鍵詞] 壓力集團；政策制定；雙面性

一、壓力集團概述

壓力集團作為一種“政治性利益集團”，其存在和活動是資本主義國家特有的重要政治現象。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壓力集團一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政治角色，對歐美各國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制度的運行發揮著重要作用。

什么是壓力集團？壓力集團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專用的一種政治術語。而關于壓力集團的概念，西方政治學家們作過各種各樣的解釋和界定。盡管如今對壓力集團仍然難以確切地定義和把握，但其概念框架基本上是大同小異的。一般認為，壓力集團的概念是從利益集團而來的。利益集團是指為實現某種特定目的、獲取某種特殊利益而結合而成的政治性組織。這些政治性組織通常由某個特定行業或職業群體中的一些人員組成，其成員對于某些方面的具體問題擁有共同的利益并持有相近的主張或立場，他們組織起來以集團為單位來維護其共同利益和實現其共同主張。當某個政治性組織、某一利益集團為達到它的目的而對政府施加政治壓力的時候，這種利益集團就被稱為壓力集團。壓力集團與利益集團的區別就在于，利益集團只是為了某種共同的利益、出于某種共同的目的而組織起來的；而壓力集團卻是在這個基礎上，還將施加政治壓力并對政府造成影響以實現其政治主張的團體。因此，壓力集團也被稱之為“政治性利益集團”。

不同于一般的政治組織，壓力集團直接從自身的利益出發來影響政府的政策制定，明確強調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必須符合本集團的切身利益，使政策的優惠盡可能多地向本集團傾斜。可以這么說，壓力集團反映的是一國不同利益之間、不同利益與政府之間的利益對立關系。

在歐美各國，壓力集團數目極多，種類繁雜。而其中，美國壓力集團的數量之多和種類之繁堪稱世界的典范。各種事業、行業、階層、民族、教派等，幾乎都有自己專門的政治性組織，另外還有許多因為某種利益或主張而成立的政治社團。在這些形形色色的壓力集團中，絕大多數是以維護本集團內部的利益而結合而成的，如工會聯合會；少數是以維護某種公眾利益而形成的，如環保組織。可見，壓力集團的存在和活動已經成為美國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組成部分。本文即以美國的壓力集團為例，對壓力集團在政府政策制定中的作用進行解讀。

二、壓力集團在政策制定中的影響

傳統觀點認為，政策的制定是政府單方面的決策過程。其實不然，各種由具有共同利益的特定人群組成的團體，在政治生活中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在政策的制定過程中，政府是直接的決策者，而參與和影響政策制定的還有政府之外的各種社會力量和團體，其中尤以壓力集團的影響力最大。因此，政策是壓力集團之間、集團和政府之間相互作用的產物。

以下將通過幾個具體的案例，來詳細分析壓力集團在美國政府政策制定中的作用。

（一）勞聯—產聯促使人民幣升值

2002年以來，美國經濟進入高速增長之后的調整期，美元開始持續貶值，為的是能有助于美國制造商在全球貿易中的競爭，減緩美國貿易逆差的增長。但由于人民幣實行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美元貶值的效果并不明顯，美國為此要求中國放棄固定匯率制，實現人民幣自由浮動，這對人民幣形成了升值壓力。而勞聯—產聯作為美國最大的勞工組織，為了緩解美中貿易逆差對美國國內制造業造成的負面影響，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它協同全國制造商協會，通過宣傳，對美國國會和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壓力，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在勞聯—產聯的壓力和影響下，國會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法案被接連提出來。這些法案均得到了廣泛的支持，從而迫使美國政府就人民幣升值問題向中國政府施壓。最終，中國宣布人民幣升值，實行浮動匯率制。

由此可見，對于政策的影響，壓力集團的效果是肯定的。而全國制造商協會以及勞聯—產聯的行為就是政策形成的一種方式。壓力集團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需要“包裝一個問題使得它能夠吸引媒體和行政部門的注意，使這個問題進入議事日程。” 由于社會問題的復雜多樣，并不是每一個社會問題都能夠提升到政策的高度。為此，利益集團就會利用各種各樣的手段和方式來表達本集團的意愿，使本集團的問題上升為公共問題，從而進入政策議程。因此，壓力集團十分重視政策制定的第一個環節，即政策問題的形成和認定。對人民幣升值的要求，便是壓力集團對當前階段的政策問題的判定。其后，為了獲得政策制定者的信任和支持，壓力集團必然會動用自身在人力物力財力等各方面的優勢，給政策制定者提供滿意的方案。上述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法案被不斷地提出并得到大量的支持，恰恰體現了壓力集團憑借其強大的力量來謀求政府的支持，從而影響政府決策的過程。

顯然，美國對華政策是代表不同利益的集團博弈的結果。而勞聯—產聯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則主要是受其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所推動的。勞聯—產聯在美國政治中代表著勞工的利益，人民幣升值將有利于其產品與中國產品的競爭，從而減緩制造業的衰退以保住制造業所提供的大量工作崗位。可見，壓力集團的共同利益是其存在和活動的唯一目標和不變方向，它的一切程序和原則均是圍繞其所代表的利益而運作的。

（二）全國步槍協會捍衛槍支權利

全國步槍協會是關注單一問題的利益集團中最典型、最具影響力的一個代表。該協會打著維護持槍者權益的旗號，在美國實施槍支管制的道路上設置了重重障礙。其勢力之龐大、資金之雄厚，使之成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集團之一。

槍支控制問題一直是美國政治尤其是大選的重要議題。在2004年的大選前后，恰逢1994年的禁槍令到期之際，民主黨人曾作過一些努力，提出了對法案重新進行審議的議案。但共和黨控制的國會拒絕進行討論，目的是讓法案自動失

效。而很多民主黨議員由于面臨改選，也不敢放手去爭。因而，法案何去何從就取決于當時的美國總統布什的態度。可步協這時卻公開對外宣稱，它將一直等到禁槍令到期以后才決定支持哪位候選人，這無異于警告布什不要輕舉妄動。結果，布什一方面口頭承諾支持法案延續，另一方面又按兵不動，沒有采取任何行動敦促共和黨議員同意討論這個問題，導致禁槍令自動失效。

上述步協的例子再次印證了壓力集團在政府政策制定中強大的影響力。它反映了壓力集團和政府之間存在著某種政治博弈的事實。在這種博弈之中，一方憑借自身獨有的優勢，來謀取另一方手中自己需要的東西。哪一方所掌握的資源更具影響力，哪一方便握有主動權，從而控制乃至主宰另一方的態度及行動。而在現實當中，擁有巨大力量的壓力集團往往扮演的是占據主動地位的一方。

三、壓力集團的雙面性

任何事物都需要一分為二來看待，壓力集團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是如此。壓力集團通過其特定的手段和方式，可以有效地表達社會公眾的利益訴求，進而推動政府政策制定的民主化和科學化進程。然而，壓力集團通過各種方式影響政府決策所造成的后果，也有其消極的一面。

1、積極方面。首先，壓力集團有利于表達公眾訴求和體現民意。不同壓力集團之間的競爭，能夠給政策制定者帶來充足的信息，以便在政策中更充分地體現民意。其次，壓力集團有利于推動政策的形成。壓力集團重視政策問題的認定，努力使本集團的問題進入議程，并給政府提供合適的方案。這些都對政策的制定和形成起到推動作用。最后，壓力集團之間、集團和政府之間，存在著相互制衡的關系。多方之間的政治博弈，使得最終制定的政策是眾力作用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兼顧了各方的利益。

2、消極方面。首先，壓力集團加劇了腐敗現象的發生。金錢是壓力集團的重要資本，而這些集團利用金錢來達成自己的目的，容易導致政治的腐敗。其次，壓力集團利益表達的狹隘性使其具有不公正、不平等和不民主的傾向。壓力集團關心的只是與自身利益相關的政策，它所反映的民意也僅僅是其內部成員的意見。而利益集團之間的競爭也不能保證非集團成員的利益，因此容易損害社會大眾的公共利益。最后，壓力集團增加了政府決策的難度。勢力強大的利益集團迫使政府決策向其傾斜，并使政治過程發生阻塞。這樣將會削弱政府權威，導致政府施政效率低下，損害公共利益。

針對壓力集團的這種兩面性，政府必須完善壓力集團的利益表達機制，在國家法律法規和制度設計的框架中給予不同壓力集團以平等的權利與地位，拓寬其利益表達的渠道，提高其政策制定的參與度，使各種利益得以表達，使各種問題得到解決。這都需要政府及公眾在今后的政治生活中逐步深化對壓力集團的認識，在政治實踐中反復探尋最為貼近國情、最為符合實際的壓力集團的利益表達機制。

第三篇：寬帶中國配套政策制定中

寬帶中國配套政策制定中 望帶動六千億規模投資

《經濟參考報》記者從寬帶中國戰略方案起草組核心專家處獨家獲悉，《寬帶中國戰略方案》(草案)(以下簡稱《方案》)已制定完成。目前注冊香港公司專家組和相關部委正在制定相應的配套政策，部分已經完成，而外界最為關心的后續財稅支持方案也在緊鑼密鼓地研究制定中，據悉，如果進展順利，這一財稅支持方案，將在《方案》正式出臺后公布。

寬帶中國戰略研究專家組組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向《經濟參考報》記者證實了上述專家的說法。他介紹《方案》草案已在工信部和發改委之間達成共識，目前已送財政部、科技部、住建部等九部委征求意見，隨后還將上報國務院。他還介紹說，《方案》是一個框架性的文件，會給出寬帶中國戰略的具體實施目標，以及推進時間表。但目前的《方案》草案中沒有提及建設經費來源、補貼方式等具體細節。

上述專家介紹《方案》將是一個指導性文件，為未來寬帶中國戰略的實施勾勒出藍圖，而外界，特別是承擔寬帶中國戰略建設的三大運營商所關心的投資來源、補貼方式等細節，將會以配套政策的形式陸續制定并出臺。這些方案將針對具體的問題研究制定，例如“寬帶速度”、“建設標準”“農村地區推進進程”等，在經過相關部委審批后，將擇機推出。

鄔賀銓也向記者表示，寬帶中國戰略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除了建設和升級改造全國性的寬帶網絡外，還涉及產業建設、信息安全等其他諸多領域。因此，除了《方案》，后續的配套政策也在加緊研究制定中。

日前，工信部已經發布(尚未向社會公開)了《“寬帶中國2013專項行動”實施方案》，明確了專項行動的主要目標、重點工作和進度安排。

其中，專項行動具體包括“城市寬帶提速計劃”、“農村寬帶普及計劃”、“農村校通寬帶計劃”、“應用創新推廣計劃”、“寬帶體驗提升計劃”、“寬帶產品研發計劃”等6項行動計劃；除此之外，還將進一步落實光纖到戶兩項國家標準，以及建立全國寬帶網速監測分析機制和開展寬帶城市評定等工作。據上述專家介紹，此次工信部發布的《“寬帶中國2013專項行動”實施方案》就是寬帶中國配套政策的一部分。

記者了解到，與寬帶中國建設息息相關的財稅支持方案也正在制定中。據上述專家介紹，目前專家組已經提出了三套可行方案：第一種是直接從中央財政劃撥專項資金，給予負責建設的電信運營商一定的補貼；第二種是從電信運營商上繳國資委的央企利潤中拿出一部分返還給運營商，用于補貼從事農村和邊遠地區寬帶普及工程建設的成本；第三種則是建立寬帶普遍服務基金，由中央財政和相關利益方共同出資，分階段和地區給予運營商補貼。據悉，目前多數專家和業內人士都支持第三種方案，并認為制定和實施期間阻力較小，容易在各利益方中達成一致。

第四篇：我國的林業政策及在發展現代林業中的作用

我國的林業政策及在發展現代林業中的作用

1、林業政策的定義

林業政策是國家經濟政策的組成部分，是政府在林業方面的施政目標。各級林業部門根據林業政策指導、干預和影響林業的發展方向，協調解決林業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有些政策還可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成為國家的法規,在執行過程中具有強制性。

林業政策按業務性質可分為森林永續經營政策、森林權屬政策、造林政策、森林保護政策、木材利用政策、木材及其他林產品供需政策、林業勞動政策、林業科學研究及林業教育政策等；按經營過程可分為林業生產資源政策、林業生產政策、林業經營政策、木材及其他林產品的價格和流通政策、林業財政及稅收政策等。

2、林業政策的制定

2.1 制定依據

林業政策主要根據各國的自然、經濟條件、森林資源狀況、國民經濟發展狀況及趨勢以及世界其他國家對林產品的需要情況等制定，因不同國家的社會制度和國情特點而異。由于社會經濟情況或其他條件的變化，同一個國家在不同時期的林業政策也常有相應的調整。但一切林業政策都應有嚴格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由于林木生長周期長，用材林短則十數年、長則幾十年才能成材，獲得收益。因此林業政策必須相對穩定，才能使經營者樂于不斷投入資金和人力，否則森林資源就有可能因經營者得不到長期經營的保證和林政管理松弛而遭到破壞。同時,林業政策與其他政策,如土地政策、水利政策、農業政策、礦業政策以及輕工、勞力、科研教育等政策的相關性也應受到重視，以求林業生產與農業、牧業、工副業等生產部門能協調發展。過去利用森林資源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獲取木材，以經濟效益為主；近則隨著對森林資源多種效益的認識不斷深化，日益重視森林的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因此，為了充分發揮森林在維持自然生態平衡中的重要作用，需要制訂一系列保護森林資源的政策，如限制森林采伐量、提高森林覆蓋率、建立森林自然保護區及有關進口木材的政策等，以適應林業生產發展的需要。社會主義國家的林業政策還應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利益的關系，以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植樹造林和護林的積極性和責任感。

2.2 特點

各國林業政策 森林經營開始于中歐國家，統治階級借營林而保持其土地所有權，繼之有皇室森林的管理及相應的政策。有的國家以保存地方礦產用材、海軍造船用材等公共事業為名，將部分森林收為國有。第一次產業革命對林業政策及林政管理有很大影響，19世紀中葉以后，各國出現不同的特征，如德國注重發展林業教育，科學管理及森林永續經營；法國及

瑞士注重防止山洪及水源林的經營；美國、加拿大則以雄厚資本開發天然森林；蘇聯將森林收歸國有，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林業。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社會主義國家規定森林歸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并允許有少量林木歸個人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森林一方面是公有趨勢更加明顯，另一方面也保護私有林所有者的利益。美國在羅斯福及杜魯門執政時期，曾以國家全部支出的55%收買森林歸國有，對私有林也加強經營管理。英國工黨提出“私有林捐獻林地辦法”，規定凡捐獻者，其所經營之森林可獲得政府大量的永久的營林補助。現代林業政策趨向是森林由國家管制或直接變為國有林，對私有林則加強監督、給以獎勵扶持并促進聯合，如瑞典的“林主協會”、日本的“森林組合”等。

3、我國現行的林業政策

集中反映在1981年3月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保護森林、發展林業若干問題的決定》及《森林法》中。其主要內容是：

3.1 明確山林權屬。長期穩定不變。國家、集體或個人所有的林木由縣或縣以上人民政府頒發林權證，具有法律效力。林權糾紛由政府組織雙方協商解決，協商無效由法院裁決；糾紛解決之前，任何一方不準采伐有爭論的林木。

3.2 嚴格控制森林采伐量，對森林采伐實行統一管理。對現有森林資源嚴格遵循年消耗量低于生長量的原則，控制采伐，限制消費。任何單位及個人采伐自己所有或經營的森林、林木,都必須向林業管理部門申請采伐許可證,憑證采伐。以防止過量消耗，甚至亂砍濫伐。

3.3 對林業實行經濟扶持政策。建立林業基金制度，把國家對林業的投資、財政撥款、銀行貸款和按規定提取的育林基金和更改資金,列入林業基金,實行分級管理，專款專用。地方財政支援不發達地區的基金中也以一部分扶持林業。對集體和個人造林給以補助費或長期貸款。

3.4 提倡木材綜合利用與節約代用。充分利用林區采伐、加工和造材的剩余物,發展小材小料加工,發展人造板生產。推廣金屬、水泥、鋼鐵等代用品，并鼓勵研制新的代用品。用經濟補貼辦法鼓勵林區單位和群眾利用枝椏、茅柴等作燃料，并實行以煤代木，發展沼氣、小水電等。

3.5 大力推廣植樹造林。由各級政府制訂規劃，確定地區提高森林覆蓋率的目標，組織實施，并保障國家、集體、個人對林木的所有權和支配權，規定歸個人所有的林木長期不變，允許繼承，以調動群眾興辦林業，代代相傳的積極性。全民義務植樹按法律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每年義務植樹3～5株，系無報酬勞動，林木屬于集體和國家所有。

4、現代林業的提出

4.1 現代林業的提出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隨著生態危機的凸現，人們對傳統林業經營思想和經營模式進行了反思，提出了生態林業概念，后又逐漸演化為可持續林業、現代林業。然而，到目前為止，現代林業這個概念，還未被人們真正認識和正確理

解，業外人士往往錯誤將“現代林業”當作“現代化”林業。業內人士也有不少人將“現代林業”抽象化，使“現代林業”遠離社會，脫離實際，嚴重影響了中國現代林業的建設。

4.2 世界各國林業建設觀念的轉變

現代世界各國林業經營思想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在具體的經營目標和重點上，雖然千差萬別，但總體思路和發展方向基本一致，都在不斷重視生態環境作用，兼顧生態與經濟的協調。其中比較有代表意義的有奧地利的“森林經營新模式”，其目的是實現不破壞生態平衡的環境保護與經營；國內較早的現代林業定義是：現代林業即在現代科學認識基礎上，用現代技術裝備武裝和現代工藝方法生產以及用現代科學方法管理的，并可持續發展的林業。后來，進一步發展，定義為：現代林業是充分利用現代科學技術和手段，全社會廣泛參與保護和培育森林資源，高效發揮森林的多種功能和多重價值，以滿足人類日益增長的生態、經濟和社會需求的林業。

5、我國現行的林業政策對發展現代林業的指導作用

5.1 林權改革

5.1.1 林權制度改革是農村生產責任制的豐富和完善，是黨在農村政策的落實，是農村生產責任制在林地上的延伸，是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二次革命,是農村生產力的又一次大解放,是破解“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

5.1.2 農村發展空間的擴展和延伸。廣西農村耕地較少，人均不足1畝，而林地達到5畝/人，林業為農民增加了新的生產發展內容。

5.1.3 促進新農村建設和農民增收的有效途徑。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是社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五個要素。林改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一是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林改有效消除長期制約林業發展的體制機制性障礙，釋放農村勞動力的巨大潛能和林地的巨大生產潛力及調動其他生產要素向林業聚集；二是改善了林農生活。林改增強了林業吸引力，增強了林農的致富信心；三是促進了農村社會穩定。通過明晰產權、核發林權證，減少了山林糾紛的發生；四是促進民主管理。林權改革的方案，必須要遵循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必需召開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討論通過。

5.1.4 增強林業競爭力的支撐和手段。通過林權制度改革把林木、林地、森林等林業資源資產化，通過市場化的運作，把資金等生產要素向林業聚集。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后，農民真正成為了山林的主人，他們舍得向林業投入。特別是農戶以自家山林為資本和企業聯營，可吸納了大量資金發展林業。金融機構的資金也大量投向林業。從而促進林業的快速發展，增加林業的市場競爭力。

5.1.5 確保林業的可持續發展，改善生態環境的重要舉措和保障。通過林改，加速提高林業的發展，為社會提供更多的林產品供給，從而減少對生態林的破壞，保護了公益林，實現了其可持續發展。通過改革建立和創新經營主體多元化，權責利相統一的集體林經營管理新機制，調整和創新政策，改革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經營體制，提高林業質量和林地的生產力，實現森林資源的期數增長，生態功能期數增強，林產品的有效供給和林農收入的期數增加，促進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和諧。

5.2 對林業實行經濟扶持政策

2007年，國家林業局、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商務部、國家稅務總局、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聯合印發《林業產業政策要點》，《要點》第一次全面、系統地明確了在財政、金融、稅收等方面扶持林業產業發展的政策。

5.2.1 嚴格執行國家出臺的各類林業稅費減免優惠政策。對企業從事農、林項目的所得，免征、減征企業所得稅；對以三剩物及次小薪材為原料生產加工的綜合利用產品實行增值稅即征即退；對進口種子(苗)、種畜(禽)、魚種(苗)和種用野生動植物種源免征進口環節增值稅；免征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實施企業和單位房產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對國家鼓勵投資項目的進口自用設備，除《國內投資項目不予免稅的進口商品目錄》所列商品外，免征進口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鼓勵有條件的林業企業“走出去”，并在資金、信貸等方面給予支持。

5.2.2 完善并實施國家林業重點龍頭企業扶持政策。凡符合國家中小企業國際市場開拓資金使用方向和使用條件的林業企業予以積極支持，鼓勵國家林業重點龍頭企業利用資本市場籌集擴大再生產資金，支持符合條件的重點龍頭企業在國內資本市場上市。

5.2.3 對用于國內建設的速生豐產用材林、珍稀樹種用材林等基地建設，及其森林防火、生物災害防治和林木種質資源保存利用、林木良種選育、繁殖、推廣、使用，都給予積極扶持。

5.2.4 改革育林基金管理辦法，合理制定育林基金的征收標準，逐步將其返還給林業生產經營者，用于發展林業生產，基層林業管理單位因此出現的經費缺口納入財政預算。

5.2.5 政策性銀行將積極提供符合林業特點的金融服務，延長林業貸款期限。國家開發銀行對速生豐產用材林和工業原料林基地建設項目，根據南北方林木生長周期不同，貸款年限為12年～20年；珍貴樹種培育根據實際情況而定；經濟林和其他種植業、養殖業和加工業項目，貸款年限為10年～15年。

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對林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貸款期限一般為1年～5年，最長為8年；對速生豐產用材林、工業原料林、經濟林和其他種植業、養殖業和加工項目貸款一般為5年，最長為10年，具體貸款期限還可根據項目實際情況與企業協商確定。

考慮到林木生產周期長，貸款寬限期可適當延長，具體由銀行和企業根據實際情況確定。商業銀行林業貸款具體貸款期限根據項目實際情況與企業協商確定。

5.2.6 研究建立面向林農和林業職工個人的小額貸款和林業小企業貸款扶持機制。適當放寬貸款條件，簡化貸款手續，積極開展包括林權抵押貸款在內的符合林業產業特點的多種信貸模式融資業務。

5.2.7 加大貼息扶持力度。中央財政對林業龍頭企業的種植業、養殖業以及林產品加工業貸款項目、各類經濟實體營造的工業原料林貸款項目、山區綜合開發貸款項目、林場(苗圃)和森工企業多種經營貸款項目、林農和林業職工林業資源開發貸款項目按照有關規定給予貼息。基本建設貸款中央財政貼息資金對總投資5000萬元以上的速生豐產用材林基地建設和總投資3000萬元以上的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轉產項目給予適當支持。地方應根據實際情況給予適當支持。

5.2.8 發揮信用擔保機構作用，探索建立多種形式的林業信貸擔保機制，各級政府應因地制宜支持開展林業擔保工作。

5.2.9積極研究探索建立政府扶持的林業保險機制。

《要點》實現了四大突破姚昌恬說，《要點》在扶持政策，林業產業發展的內涵、目標、方向，林業產業發展方式，建立和完善林業產業管理新機制方面實現了新的突破。

5.3 提倡木材綜合利用與節約代用

2005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國家發展改革委、科技部、財政部、人事部、建設部、鐵道部、農業部、商務部、稅務總局、質檢總局、環保總局、林業局聯合提出的《關于加快推進木材節約和代用工作意見》,并要求各級政府認真貫徹執行。意見指出,木材節約和代用是緩解木材供需矛盾、實現木材資源可持續利用的重要途徑,也是發展循環經濟、建設節約型社會的必然要求。長期以來,國家積極發展木材節約和代用,進行木材生產加工剩余物綜合利用、木材防腐等保護處理、廢舊木制品回收利用與再生利用,以非木質材料替代木材,取得積極成效。但是,當前木材節約和代用工作仍然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要求。木材消費行為、消費結構還不合理,生產加工、保護處理、回收利用水平較低。我國是世界上木材資源相對短缺的國家,隨著木材消費量的不斷增加,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加快發展木材節約和代用,對滿足市場需求,抑制森林超限額采伐,保持生態平衡,促進森林資源可持續利用,維護我國積極保護自然環境的國際形象,具有重要意義。

6、總結

林業不僅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公益事業，又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基礎產業，既能為社會提供具有生態功能的生態產品，又能為社會提供具有經濟功能的林產品和具有文化功能的生態文化產品。我們要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把可持續發展戰略作為我國發展的出發點，讓林業在我們的現代林業政策指導下，為我們的生態、經濟和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

第五篇：政策制定體制中的信息系統_政治論文

健全、合理的政策制定體制是政府公共政策科學化的必要前提和組織保證。而政策信息系統又是公共政策制定體制的基礎組成部分，它所搜集和處理的信息是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據和先決條件。特別是當代世界正處于信息革命把人類從工業社會引向信息社會的進程之中。這一經濟和技術發展的新趨勢，要求公共政策的制定突破傳統的經驗框架，發展適應新的經濟和技術環境的政策信息系統，提高政策系統的信息化程度和現代化水平。本文擬從系統論的角度，分析信息系統在政策制定體制中的獨特作用，并在此基礎上，初步探討一下我國現階段在發揮這種作用方面的不足之處及應采取的對策。

一、決策信息系統的職能作用從系統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把政策制定體制看作是一個大系統。其一，政策制定體制是由若干功能各異，且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的機構（子系統，即信息子系統、咨詢子系統、決策中樞子系統）結合而成的完整而有機的整體。各子系統分工明確，相對獨立地開展工作，分別承擔搜集、加工和傳遞信息，設計多種備選方案，統籌確定政策目標和選擇最佳政策方案等不同職能。它們缺一不可，共同圍繞著政策系統的整體目標相互配合，達到最佳的系統整體效應，體現了“整體大于其各部門之和”的系統原理。其二，任何系統都有層次性，一個系統往往具有自己的子系統。而這一系統又是一個更大系統的子系統。同樣，政策制定系統作為若干子系統的集合，又是被行政體系、政治體系（國家機關）這個大系統以及社會環境這一更大系統所層層環繞的一個子系統。（如下圖所示）其三，任何一個系統都必須與它所處環境（大系統）發生相互作用。這里有必要區分兩種類型的政策系統，一種政策系統是封閉式的，主要表現在于，它把自己這個系統與環境相對分離開來，它的活動方式主要是依靠其自身所享有的壟斷地位，通過掌握的國家權力把自己的行為強加給社會，它對環境的種種反映表現出漠不關心。另一種政策系統是開放式的，其基本特征是：它與環境之間始終保持著有機的動態關系，它們之間具有充分的交流。它對環境的種種反映十分敏感，并通過自身的轉移，滿足環境的各種需求，以保持與環境之間的平衡關系。這兩種不同形態的政策系統，對環境的作用程度不大相同。開放式的政策系統，由于充分注意了環境的各種變化，因而它能有效地引導整個社會協調發展。而封閉式的政策系統，由于它不太關心社會需求和環境的變化，因而它在對環境的調節和控制過程中，往往是不對路的，甚至會造成社會環境的混亂。因此，我們有理由強調，行政組織構建應當是開放式，這一點在現代社會之中，顯得極為重要。只有不斷擴大行政組織的信息源，不斷以外界的需求和變化調節行政組織的行為，才能增強行政組織對環境的控制能力，才能使行政組織自身得到充分的變革和發展，才能建立起行政組織與環境之間的動態平衡關系。）

附圖其四，政策制定系統與社會環境大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表現為信息的輸入、轉換、輸出和反饋的過程。首先，來自社會的意見、要求、支持、資源等作為信息輸入到政策制定系統，后者以此為重要依據進行信息的轉換，即確立政策目標，擬定備選方案，選擇最優方案，然后交執行系統去貫徹實施，從而以信息輸出的形式對社會施加一定的、有時是巨大的影響。這種影響亦即政策效果，其實質是對社會提供的服務；最后社會對政策效果所作的反應或評價信息又反饋給政府，于是便出現了新的輸入，政策制定系統根據反饋信息（新的輸入信息）在必要時對政策作出調整或修正，這樣借助于信息的反饋，決策系統和社會大系統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輸入——轉換——輸出）就成為一個循環往復、連續不斷的動態過程，如下圖所示：

附圖在上述過程中，信息子系統作為現代政策系統的基礎部分，它的主要功能就是通過各種渠道，把來自社會和國家其他機關（如立法機關）以及政府內部的各種意見、要求、建議等等原始分散的信息情報集中起來，進行科學處理（即通常所說的“去粗取精，去偽存真”），轉換成適合政策咨詢系統和中樞系統需要的優化可靠的信息，然后再把政策執行后取得的效果以及社會公眾的有關評價等信息經過必要的綜合處理，反饋給政府，從而溝通領導者和執行者，政策主體和決策客體，或政策制定系統和社會的關系。例如我國政府機關長期存在的人員素質不高，效率低下等狀況，引起社會的不滿和批評，信息子系統及時捕捉和搜集這方面的信息并把它輸入到政策咨詢系統和中樞系統，后者據此確立政策目標：提高政府工作人員的素質。然后主要由咨詢參謀系統利用信息系統提供大量有關信息，設計出至少三種備選方案：①加強行政人員的思想道德建設，②大量撤換現有行政人員，③推行公務員制度。經過綜合評估、比較和可行性論證，擇定第③種方案即推行公務員制度，并付諸實施。由于這是一個重大的戰略決策，因此首先應進行典型實驗，即選擇一些典型單位或部門進行試點。如果試點單位通過實行公務員制度提高了人員素質進而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即達到了政策效果），社會對此便作出積極的反應或評價；如果試點單位因種種原因未能達到預期的政策效果，未能滿足社會要求，社會對此肯定也會作出消極的反應或批評，這兩種不同政策效果以及社會作出的相應的評價，就作為新的信息輸入，由信息系統通過各種渠道加以搜集和整理，然后反饋給決策中心，政府就可以以此為依據，總結經驗教訓，對原政策方案加以修正、補充，使之更加完善，再逐步推廣。由此可見，領導者制定的政策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滿足社會要求、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決策中樞系統能否及時修正原有方案中的失誤或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偏差，達到預期的決策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信息系統的功能能否得到正常發揮，取決于它對決策中樞系統輸入和反饋的信息是否充分、可靠、及時、適用。

二、信息子系統的現狀分析及相應對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政策制定體制包括信息系統進行了一些改革和完善，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從實際情況看，仍然存在著信息源少，信息傳遞和反饋速度慢，失真率高，從而使信息的完整性、及時性、準確性和有效性降低，難免導致決策的失誤，具體地講，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在政策制定系統中，決策中樞系統機構臃腫，人員過多，信息系統卻非常薄弱，如健全的專門化的信息機構為數不多，且零星分散，形不成完整的網絡；信息人員短缺，素質偏低；信息資料量少而雜亂；信息處理手段落后，信息傳遞渠道不暢，下情難以上達，社會呼聲傳不上去等等。信息系統的弱化，造成整個政策系統難以達到最佳整體效應。

（二）政策制定系統不是主要通過專門的信息系統和監督系統而是通過政策執行系統獲取有關政策執行情況和效果的反饋信息。一方面由于政策執行系統與決策系統之間存在著權力隸屬關系，因此，執行系統出于切身利益的考慮容易看領導眼色行事，報喜不報憂，由它所反饋的信息自然缺乏真實性、可靠性。另一方面，任何執行系統都處于局部之中，遇到的問題往往都是十分緊迫的、急于解決的問題，而且由于忙于日常事務，往往無暇對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研究，因此許多反饋信息只能是直觀的、片面的、眼前的、表面的，如果政策制定者根據這樣的反饋信息去制定和修正政策，難免會造成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以及朝令夕改的后果，同時也難以及時獲取來自社會各方面的反饋信息。

（三）政務不公開，政府活動特別是領導者的決策活動缺乏必要的透明度，社會公眾甚至包括政府內部下級執行部門對政策過程特別是政策制定過程也知之甚少，勢必妨礙社會大系統對政策系統實施必要的監督和制約（信息輸入的一種形式），同時影響政策制定系統和執行系統之間的溝通和交流，這不僅不利于政策的迅速有效的貫徹執行，更嚴重的是政策因缺乏全面準確的信息而不可避免地出現失誤。

（四）一些政策制定者的信息觀念和系統觀念淡薄，忽視信息系統在政策制定系統中的作用，不認真對待信息子系統所提供的各種寶貴的信息情況并以此作為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據，而往往憑個人經驗和意志拍腦袋決策，這種“情況不明決心大，心中無數點子多”的做法，導致政策制定的盲目性。

（五）政府機構龐大，人員臃腫，層次繁多，也影響信息傳遞的速度和質量，造成信息傳遞的遲緩和不必要的損耗和失真，一些正確的政策經過若干層次的層層加碼或“偷工減料”，達到下級執行部門時，已經面目全非，預期的政策效果自然難以達到。針對上述問題，現階段我國應在以下幾方面作出努力：1.建立現代化的政策信息子系統。在我們今天這樣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以全社會公共事務為服務對象的公共政策所涉及的信息量必然越來越大，信息面越來越廣。為確保政策所必需的信息的完整、準確、及時、適用，避免信息的來源性失誤、無選擇性失誤、范圍性失誤、質量性失誤、時間性失誤、偏愛性失誤等，必須建立現代化的高靈敏度的政策信息子系統。它包括：①專門化的信息機構和專業化的信息隊伍，以提高信息工作人員的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充分發揮信息機構在政策制定中的職能作用；②現代化的信息工具，即以電子計算機和現代化通訊設備相結合，形成各種聯絡系統和電子計算機系統；③網絡化的信息傳輸渠道，形成一個四通八達、縱橫交錯的信息網絡，為大幅度提高信息傳遞速度和利用率提供物質保障和技術條件。2.決策中樞系統不能單純依賴下級執行部門提供反饋信息，而應把信息反饋的職能交由執行系統和各級專門的信息系統共同承擔。一方面要建立信息工作制度，明確各級信息系統及每個信息工作人員的職責范圍，規定嚴格的信息處理制度；另一方面決策中樞系統要加強對政策執行過程和執行部門的監督檢查，確保執行系統提供的上報材料、數據報表、工作總結等反饋信息能如實反映政策的實施情況和政策效果，以便及時修正政策。3.政策系統特別是政策制定系統應該是面向社會的開放性系統，因為它作為政府的組成部分，只是社會環境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它必然受制于、依賴于社會環境，它的生存和發展必須適應社會環境及其變化，同時決策中樞系統也通過制定政策以及控制政策的實施對社會環境施加積極的影響。政策系統正是在與社會環境的雙向作用和相互影響中達到動態平衡，政策系統乃至整個政治系統因此得以生生不息。可見，政策系統決不能把自己與社會環境隔絕開來，而應成為一個開動性的系統，這對維持系統的穩定和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因此，政府的領導決策活動原則上應向社會公開，不僅讓政策內部下級執行系統而且也應該讓社會公眾了解領導者的決策過程，主動接受社會的監督。只有這樣，才能廣開信息來源，及時廣泛地收集來自社會各方面的意見和要求，以此作為政策制定的依據，并據此預測某項政策實施的可行性和政策運行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種問題。否則，不僅政策在一開始制定就是錯誤的，而且，即使政策方案是正確的，也會因在執行過程中受阻而未達到政策目標，與預期的政策效果相差甚遠，甚至背道而馳。4.政策制定者必須具有強烈的信息意識和系統觀念，在政策制定過程中自始至終地重視信息系統的作用，保證其地位和職能的相對獨立性，切忌根據自己的個人意圖甚至好惡來干預信息系統的正常工作。政策制定者只有善于通過信息系統占有和利用足夠性、及時性、準確性和適用性的有效信息，才能制定正確的政策，并通過信息系統隨時了解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情況和問題以及實際達到的政策效果，以便隨時加以修正或完善。因此，能否充分利用和最大限度地發揮信息系統的作用，是政策能否成功的關鍵之一，也是衡量決策者政策水平的重要標志之一。5.縮小信息傳遞距離，加快信息傳遞速度，最大限度地減少信息在傳遞過程中的損耗和失真。為此就必須精減政府機構和人員，減少行政層次，克服機關中長期存在的公文旅行、劃圈蓋章的弊端。特別是為適應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應轉變職能，從直接管理企業具體的生產經營活動的煩瑣的圈子中擺脫出來，重點做好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宏觀調控和監督服務，這實際上對政府特別是決策中樞系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對錯綜復雜、變幻難測的市場大環境，各級政府領導機關在政策制定過程中，不能像過去那樣把視野僅僅局限在本地區、本部門和本單位以及自己所管轄的那些企業的范圍內，而應高瞻遠矚，統籌兼顧，這就要求領導者必須占有更全面、更準確、更可靠、更適宜的信息，因此，就必須進一步凸顯和釋放信息系統在政府政策制定過程中的所有功能和巨大潛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