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揚棄”儒家傳統文化

“揚棄”儒家傳統文化

——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

學校：寧夏銀川市西夏區第十四中學姓名：白茹晶

摘要：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的民族品格、道德觀念和價值準則的總和。我們在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遺產時，應該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有選擇地從形而上的層面概括、總結、升華出《論語》等儒家傳統文化遺產中的精華和靈魂，進而把握這種文化對我們民族生生不息的內驅動力的重大貢獻，在文化建設中弘揚和培育中華民族精神。

關鍵詞：民族精神文化遺產《論語》

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包括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個方面，文化建設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內容。眾所周知，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是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極其重要的任務。大力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才能更好地發展我國的先進文化，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華民族歷史悠久、文化深厚。經過5000多年的歷史積淀，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寶庫，蘊含著優秀的民族精神，如何繼承傳統文化遺產，傳承優秀的民族精神，是思想品德課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首先，讓我們來解說民族精神及其特點。我們所說的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出來的、為大多數成員認同和信守的民族品格、道德觀念和價值準則的總和。它是民族集體人格的體現，是這個民族區別于其他民族的精神特質，并在這個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人們的日常活動中表現出來。

首先，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發展中形成的帶有本民族特點、體現本民族精神風貌的意志和品格，具有獨特性的特點。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和從中升華的民族精神，它是一個民族特有的精神風貌，是一個民族獨特的文化、智慧、心理和民族情感的客觀反映，是一個民族價值取向、共同理想、思維方式和文化規范的集中體現。從本質上說，民族精神集中體現了一個民族文化的精華，是這個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是這個民族維系的紐帶、發展的動力和自立、自強的重要支撐。由此看來，充分挖掘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遺產，對弘揚和培養民族精神何其重要。

其次，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歷史文化的一種積累和沉淀，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和生存環境中形成各具風格特色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從而哺育、積淀成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類型，因而具有延續性的特點。民族精神是通過歷史積淀和文化遺傳得以形成、鞏固、強化和發揚光大的。每一個民族的發展，都經歷了不同的歷史時期，而每一個時代都是在既定的文化環境和歷史條件下前進，因而各種歷史因素和文化因素必然在每代人身上打上烙印，歷史積淀和文化遺傳便成為保持民族特色、保持民族生命力的基本途徑。因而，弘揚和培養民族精神，對傳統文化有選擇的繼承十分必要。

再次，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標、共同的品格，能夠支撐起一個民族的整體，激勵和引領整個民族頑強拼搏，因而具有支撐性和凝聚力的特點。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支撐。一個民族，沒有振奮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一重要論述既簡明概括了民族精神的特點，也深刻揭示了民族精神在民族生存和發展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作為一種思想體系，民族精神一方面成為治理國家、發展經濟、繁榮文化以及處理內外關系所遵循的價

值觀、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另一方面，民族精神通過廣泛的傳播，能夠促進民族基本道德規范的強化，增強民族獨立意識的維護，加強民族內部矛盾的協調和民族各種力量的匯合，從而推動著這個民族整體凝聚力日益增強，支撐著這個民族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一切，無不與繼承傳統文化密切聯系。

從民族精神的這些主要特點去看待繼承文化遺產，我們會發現儒家文化中蘊藏著中華民族精神的豐富內涵；而沿著儒家文化傳播的歷史，結合中國古代各歷史時期社會、歷史、文化的特點，我們也會清楚地認識到儒家文化在中華民族精神形成和發展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那么，如何傳承民族文化遺產中的民族精神呢？早在1938年，毛澤東就指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能割斷歷史。”以歷史的觀點和發展的眼光，去看待民族文化遺產，合理地繼承與發展，取其精髓、去其糟粕，著眼于今天，立足于中國，做到古為今用，才是可取的繼承民族文化遺產之道。

中華文化的體系與內容龐雜，在許多方面都有褶褶生輝的成就與貢獻。在整個中華文化體系中，儒家文化占據特別重要的位置，對歷史的影響，貫穿了中國的整個封建社會歷史。社會發展到今天，若一如過去那樣全盤繼承所有的儒家文化，必將羈絆歷史前進的腳步；但若全盤對儒家文化進行否定，拋棄儒家文化這一歷史遺產的精華，便是對歷史的背叛。那么，正確的對待歷史文化遺產的態度是怎樣的？全盤否定的態度，雖有著砸碎封建枷鎖的可貴精神，但否定了歷史文化遺產的精華部分，是對歷史、對未來的不負責任；毫不批判的兼收并蓄的態度，分不清“精華”與“糟粕”，是在為封建思想做延續的掙扎，亦是犯了同樣的錯誤。

下面舉例說明，我們在弘揚和培育中華民族精神時，應當怎樣有選擇性地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遺產。

學習古漢語的人都知道，最早的文言文是沒有標點的，因為古代的字要么刻在甲骨上，要么寫在竹簡上，要么鑄在鐘鼎上，非常麻煩。這勢必要求行文異常簡練。行文簡練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用字盡量少，二是修飾少。由于字義多變，由于存在更多的省略，短短的一句話就會產生許多歧義。《論語·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這樣，有好幾種斷句，而斷句的不同，其表達的意思與思想就不同。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兩種：

1、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斷句不同，含義大相徑庭。從語義、語法角度考量，兩種斷句都有其合理性，都能自圓其說。按第一種斷句，意思是“民眾可以讓他們照著我們的指引走，不可以讓他們知道為什么”。顯然，這樣理解就不符合中華民族的精神內涵，則孔子頗有“愚民”之嫌。但縱觀《論語》，很難說這符合孔子的言行。一個明顯的例證是《子路篇》“以不教民哉，是為棄之”，即驅使沒有受過訓練的民眾作戰，那就是拋棄他們。反過來說便是要“教民”。這是孔子的一貫主張。翻開《論語》，例子不勝枚舉。同樣出自《子路篇》的，還有孔子與冉有的對話，表述了孔子先“富之”后“教之”的觀點。我們大可質疑這一排序，但必須承認孔子并不主張“愚民”。《為政篇》說得更清楚：“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里無疑飽含著“教民”的思想。在孔子看來，僅僅用刑罰治民，而不以仁德感化，是不行的，會造成民眾的“無恥”。

按第二種斷句，意思是“如果人民的行為是正確的，那么我們就應該支持他們的做法；如果人民的行為是錯誤的，那么我們就應該教育他們。”這

種理解，恰恰體現了孔子“仁政”的主張。以符合孔子整體思想作為參照，這一理解更勝一籌。所以我們在繼承傳統文化時，要去其糟粕，取其精華。

在《易經·系辭上傳》第十二章有：“形而上者謂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從方法論的角度，拋開《論語》具體的言語與復雜的內容，即拋開形而下層面的拘泥，直接抽象、概括、總結、升華出《論語》中體現的民族精神，從形而上的角度解讀體現在《論語》一書中的靈魂，并盡可能地把握這種精神對我們民族生生不息的內驅動力的重大貢獻。是弘揚和培養民族精神必不可少的要求。

任何一個民族的優秀典籍，提供給人類的絕不僅僅是一種具體的知識或話語，不僅僅是一個帶有歷史痕跡的死的東西，因為具體的知識或話語受環境、時間等諸多條件的制約很大，往往會因為歷史的變動而帶有那個時代的烙印。優秀典籍更重要的價值是它所包涵體現的人文精神，這種人文精神澆灌、滋養一個民族的精神，使社會的進步不僅有了面對困難的智慧，還有一種永不枯竭的厚重的精神的原動力與支撐力。因而，我們繼承《論語》等傳統文化遺產，就應該去其糟粕，拋棄那些諸如“男尊女卑”、“重農抑商”、“君主專制”的封建思想，拋棄那些不利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文化；進而從形而上的層面解讀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遺產中那些經久不衰的道德意識、人文品格、君子風范，經世致用的價值取向等等。

縱觀人類發展的歷史，任何一個民族的興衰，都與是否有一種高昂的民族精神直接關聯，只有繼承優秀的傳統文化遺產，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并不斷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我們的中華民族才能始終保持朝氣蓬勃的精神面貌，才能在新世紀的征程上乘風破浪，不斷奪取新的勝利。

第二篇：吸收 揚棄 批判——周恩來與傳統文化

吸收 揚棄 批判——周恩來與傳統文化

一個民族的偉大人物，一定是吸取自己傳統文化的孝子，同時又是吸取全人類文化的智者。本文就青年周恩來與歷史上的儒家、道家、佛教、俠義、法家的關系進行分別的梳理，同時看這些傳統文化對其后來的影響。

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周恩來與儒家 儒家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主流，他在中國歷史上的文化地位無出其右。儒學積極方面擇其要者：積極人世、愛國主義、民本主義、人和為本、中庸、重孝、守信、重氣節、重名譽、修身、自立等等。儒學的消極面也不可輕視：政治上人治，認為官吏以身作則、靠道德覺悟就可以治理天下；主張等級制度，尊卑身份；厭惡競爭；忠于君王。

儒家主張積極人世，對中國幾千年的士人、平民都有著無可估量的影響，對周恩來的影響自不待言。他在13歲時，回答老師的提問就能說出“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14歲時，少年周恩來在那篇著名作文《東關模范學校第二周年紀念日感言》中，提出“成偉大人物，克負乎國家將來艱巨之責任”的使命。l6歲時，和幾位好同學策劃成立了敬業樂群會。同年，在《尚志論》這篇作文中開篇講“立功異域，封萬戶侯，班超投筆從戎之志也。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武侯忠心事漢之志也。”同年又多次講演、撰文、鼓吹儲金救國。在一篇作文中又寫道：“且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青年周恩來這種積極參與，以國事為人生第一要義的事不勝枚舉。

(一)貴和尚中

西周末年史伯說：“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孔子繼承了這一思想，主張“禮之用，和為貴。”又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把對“和”與“同”的不同態度和取舍作為區分“君子”和“小人”的標準。“和”類似現在人們講的包容、寬容、吸納、融通，“同”是貶義的，類似現在的同流合污。《中庸》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達到“中和”狀態，天地萬物才有了自己的秩序和發展。儒家在追求這種“致中和”的理想狀態，認為做事要不偏不倚、不狂不狷和不走極端，這一點是符合辯證法的。

1969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在接見日本前眾議院議員橫路孝弘時說：“中年嘛——盡管不乏未老先衰者——為確保中庸是十分必要的。”顯然，周恩來不畏懼有人說他中庸。(二)美善合一的道德倫理

道德是對社會生活秩序和個體生命秩序的深層設計，在各種文化形態中處于重要地位。儒家在道德修養上還主張清廉節儉、謙和好禮、守信知報、精忠愛國、見利思義、惻隱同情等等。’

儒家主張“儉以養德”，“廉者，清不濫濁也。”周恩來一生秉持了勤謹治國、清廉為政的道德，這一點舉世罕見。

儒家稱贊人性中的“側隱”，兼有此德才能成為君子。少年周恩來受儒家道德濡染，那種側隱同情之心就體現得超乎尋常。1914年，寫了《射陽憶舊》一篇文章，回憶9歲時的一件事：看到一個受害人的孩子，在殺害自己的父親的仇人面前哭泣甚哀。旁觀者皆泣下數行。而周恩來：“余不知何故，、見彼童子哭痛，亦隨之失聲而號。如此情況，為余幼年所未經。”惻隱之情溢于言表。

孝道是儒家的重要道德標準之一。據盧再彬、孫智悅著的《少年周恩來》一書介紹，在兩位母親先后去世時，周恩來是呼天搶地的痛哭，淚水和哀傷交織在一起，令人無法卒讀。周恩來的父親周劭綱是1942年7月在重慶去世的。好多文獻記載了周恩來痛哭父逝的悲絕場面。他剛剛做完手術出院，臉色蒼白，在逝去的父親靈前放聲慟哭，一邊哭一邊埋怨別人沒及時給信，然后三鞠躬，每一次鞠躬都淚如雨下。他守靈一夜，第二天也沒有回去休息，一直守到下午起靈。安葬好父親之后，周恩來于7月15日《新華日報》廣告欄中為父親去世登載了“訃告”。說：“比于昨(十三日)日遄歸，方知已棄養三日。悲痛之極，抱恨終天。”據說，這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中唯一一位為自己父親去世而登報發布“訃告”的人。后來，他把父親遺像裝在貼身衣袋，一裝就是七八年之久。

我總覺得，周恩來對父母親的深愛，不是物質回報的層面上的行為，是一種精神文化層面的東西。他父親幾乎是不能養家糊口的這樣一個平庸的長者。周恩來對他父親如此痛哭哀傷，這是以儒教為核心中華傳統孝道的精神承續。

迪克·威爾遜先生在《周恩來傳》中以一個西方人的眼光，評價過周氏父子的關系：“很小的時候起周恩來就嘗到被拋棄的滋味，周恩來后來對他生父的態度一直是苦澀和惱怒的。”可能迪克·威爾遜先生資料所限，致使他得出一個相反的評論。

(三)誠信知報

前日本眾議院議員、日中友好會館會長古井喜實1973年因致力于中日邦交反而議員落選了。l973年秋，在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周年之際，周總理邀請他們訪問北京。古井喜實說，“周總理特別繁忙，但他仍在百忙中于l0月10日半夜2點半左右接見了我們。周總理一見面就說：‘古井先生是因為致力于日中問題的解決而顧不上自己選區的事才落選的吧。’這是對我的最大安慰，他還鼓勵我重新奮起。堂堂一國總理，對一個人竟然能夠坦誠吐露如此的慰籍之情和鼓勵之詞，實在令人感動!”“不僅我深受感動，在座的家鄉朋友們都哭了。”“良言一句三冬暖”，對于一個失敗者來說，這就足夠了。在中國傳統倫理中，最忌“忘恩”“負義”，而“知報”已成為中國人的道德良知，在國家倫理中更顯示出它的價值意義。

1939年3月，周恩來在故鄉紹興視察抗戰事宜，毫無拘束地對進步人士曹天風說過這樣一段話，“至于孔家店不打不公道，對孔子一棍子打死也是不公道的。對過去作全部否定是錯誤的，專門以今律古，同專門以古律今一樣，都不合唯物辯證法。”這也許‘是周恩來對待儒家文化的基本態度。

二、“有而不恃長而不宰”——周恩來與道家 道家在治國謀略、策略、人生觀、宇宙觀等方面對后人影響頗大。魯迅曾說過，“中國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讀史，有多種問題可迎刃而解。”(一)中學作文論老子

1916年3月，年僅l8歲的周恩來在南開中學作了一篇“波瀾壯闊，議論崇閎”(老師評語)的文章，題目是《老子主退讓，赫胥黎主競爭，二說孰是，試言之》。他認為老子不是一味主張退讓的，而是在退讓中競爭。

中學生的周恩來高度評價了老子反對借“圣賢”以營私的理論。《老子》第三章說：“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不亂。”意思是說，不亂推崇有才德的人、不搶購奇貨、不引誘人們的欲望，才能穩定社會秩序，不把社會正常生活打亂。莊子當年也曾極而言之過，“圣人不死，大盜不止”。社會趨于常規，盜者自然消失了。“盜”者，欺世盜名者。“莽莽大地，其有倡老、赫二氏退讓競爭主義者，吾雖為之執鞭亦欣慕焉。”周恩來運用“退讓競爭主義”，而立于不敗之地。

(二)儻論何為道家精彩的話

1939年3月，周恩來因抗戰機緣，來到了祖籍紹興視察。紹興進步人士、《戰旗》雜志社社長曹天風作為歡迎周恩來的總代表。兩人很投緣，論抗戰，論政治，論學術，無所不談。

曹天風提出：“道家思想對于革命，對于社會改造雖無用處，但對于個人修養確是有幫助的。能使自己過好‘黃金關、權力關、美女關’。”周恩來立即反問：“道家最精彩的話是什么?”曹先生一時難對，周恩來接著說：“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這大概是道家最精彩的話了吧!”曹先生連稱“是、是。”

老子這段精彩的話在《老子》一書中兩次出現過。第十章少一句“為而不恃”。第五十一章則全。“生而弗有，為而弗恃，長而弗宰，此之為玄德。”意思是，如天地一樣，雖能生長萬物，但不據為己有；自己德業而成功卻不自恃有功；雖然滋長萬物卻不為其主宰，這才是最高境界的大德。這一段話是老子一大人生哲學，沒有強烈的占有欲。對社會付出而不求報答，這是道家的基本精神。

道家與治國之道有三件法寶值得人們在行為上重視：“一日慈，二日儉，三日不敢為天下先。”從周恩來一生中言與行，可以看到老子這“三寶”的積極影響。《老子》六十章說：“治大國若烹小鮮。”講究治國之慎，和周恩來總理行為是那么吻合!“小鮮”指小魚。據《詩經．檜風．匪風》毛傳：“亨(烹)魚煩(一再擾幼)則碎，治民煩則散(散亂)，知亨(烹)魚則知治民矣。”所以，治大國好比煎小魚一樣，不能常去攪動它。這是謹慎治國的原則。周恩來對于“治水”、“上天”，多次講過自己對此如履薄冰。三年困難時期，他對國家各地調撥糧食親自過目、計算，一條長長的大紙單類似哈達一樣放到自己身邊。“文革”**之初，火車難以正點，他竟幫助調動，說自己成了鐵道部長，如此等等。

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周恩來與佛教、佛學、佛家

首次從回憶周恩來的文章中，讀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說過的兩句話：“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不入苦海誰人苦海”。當時我心靈受到了極大的震撼，對其借用佛家的獻身精神慷慨赴難而驚愕不已。

周恩來父母都是信佛的，少年周恩來是受到佛教影響的。佛教的消極面自不待言，其積極面也很明顯：如容忍(對同志、朋友容忍起碼正確)；寡欲(佛教道德對僧侶的十條戒規)，這對人們生活中的艱苦樸素、健康心理人格的培養有好處；行善(扶危濟困、舍己為人)；獻身(必要時舍出自己性命)等。周總理1963年10月20日同佛教徒談話中說：“道義的力量是偉大的”，“佛教徒總是與人為善，主張和平的。”

周恩來生母萬氏給他講過《西游記》的故事，他在萬府書房里找到《西游記》，貪婪地看了。在天津南開讀書時，他大致了解了佛學概宗。l914年，敬業樂群會成立，其中就有一個“佛教研究團”。l916年5月6日，他有一篇作文《誠能動物論》，對佛教精華給以很高評價，“然上下五千年，縱橫十萬里，其能以一己之所行所言，范圍世界之人類，虔心信仰，莫余外者，僅得數人焉：儒之孔，西之耶穌，佛之釋迦是也。”

19歲的周恩來，去日本留學，還帶有明顯的佛教影響。1918年元旦這一天日記寫道：“佛說報恩為上，我連恩還未報，又怎么能夠成佛呢?”周恩來到日本，生活困苦，思念親人，但沒看忘用佛教精華去塑造自己。元月2日，在(修學)欄里寫：佛門十戒：殺、盜、淫、酒、勿妄言??這一天，用佛家儀式焚香、靜坐，念詩紀念母親。

周恩來在日本苦惱的時候，曾寄托于佛教的“無生主義”，在他的旅日日記中記載了l918年2月間一段苦悶心情，講了對“無生主義”的看法，“忽然又為孤單獨處的原故，看著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走繞道。‘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不如排棄萬有，走那‘無生’的道兒．較著像省事的。鬧了多少日子，總破不開情關，與人類總斷不絕關系。雖不能像釋迦所說‘世上有一人不成佛，我即不成佛，’我[長]那么大。然而叫我將與我有緣的一一斷絕，我就不能，哪能夠再學達摩面壁呢?”

“無生”也叫“不生”，是小乘佛教的八不緣起之一。《中論．觀因緣品》：“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一切事物既非自因生，也非他因生，又非共因生，還非無因生。也就是說一切事物都是緣生，否定人的創造性，主觀努力一面。當時周恩來在日本求學，經濟上常陷于困境，思想彷徨，正在苦惱于不婚主義、信奉民主主義的前夜，忽然有這么一段和佛教“無生主義”結緣。這也說明，他青少年受佛教消極的影響是不能令人忽略的。

周恩來青少年時代的也有相當多的人相信過佛教，這幾乎是一種文化思潮。中山大學陳少明教授在“世紀轉折點上的文化思潮”這一專題研究中已指明，在近代有一個佛法人世的潮流。他指出：“與今文經學相伴隨而復興的另一傳統文化思潮是佛學。近世佛學的復興早可溯及鴉片戰爭前后的龔自珍、魏源，近則緣于戊戌時期楊文會的提倡。”陳少明認為龔、魏信佛是晚年可供心靈避難的一塊靜土，楊文會超然于世俗之外，而康有為、譚嗣同和章太炎則利用佛學積極人世。其中梁啟超、唐才常、譚嗣同是其中更激進者。譚嗣同突出大乘佛教的救世精神，激勵人們參破生死，成仁取義，眾人平等，“大無畏”等等。章太炎治佛始于獄中，出獄后“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道德”。這些仁人志士都是在沒有別的思想武器的時候，用佛教、佛學獻身精神來武裝自己。

四、“博浪踵相蹤”——周恩來與俠義、俠行 俠義精神在中國源頭久遠、萬古不絕。春秋戰國時，俠義精神和俠義行為達到一個高潮，他涉及到食客、平民、刺客、諸子、豪強以及游民，形成一個廣闊的任俠社會。任俠舍身急人、走死不顧，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司馬遷在《刺客列傳》、《游俠列傳》對這些人極盡謳歌。俠客精神當然在任何時代都是秩序的反對者，所以在民主法制的社會是不能提倡。在專制王權籠罩著人問的時候，人們無法從法律的程序中伸張正義、獲得公平，只能寄希望大俠的出現，頌贊俠義精神。墨子講究正義、．和俠結緣。

青年周恩來確實和俠義、俠行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他中學創作了小說《巾幗英雄》，這篇8000余字的作品發表在1914年10月至1915年4月出版的《敬業》學報第1、2期上。寫小說這一年，周恩來僅l6歲。小說故事曲折，對洪青兒之父、青兒的俠義給以贊揚。如說青兒父“慷慨好義、性和順、嫉惡濟貧，有古大俠風”。說青兒“本其父一片俠烈心腸”。通過梁生之口贊青兒是“天外飛來奇俠，救我舅妗，越出網罟，而女舟子又復能濟人之急，獨力鼓槳，免我舅妗于追捕之媧，且不取舟資，尤為難得。”這篇小說，塑造了集善、俠、義于一體的女性俠客形象。說明在周恩來青年時代，俠義占著相當大的思想空間。

1914年還有這樣幾件事。春，他在一篇作文中寫道：“觀察燕趙之習俗，復有昔日所謂慨感悲歌之士者乎?”在《春日偶成》五言絕句里有“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蹤”。歌吟古代荊軻、張良義無返顧的大俠之魂。

周恩來一生許多行為體現了俠義俠行。1920年天津興起的聲援福建各界的抵制日貨運動。1月29日，以周恩來為總指揮，到直隸省公署請愿。當局拒絕接見，周恩來和其他四人從公署門檻下鉆進去，強行進入公署，里面是托著刺刀的軍警。

1916年他l8歲時，給同學蓬仙詩中日：“險夷不變應嘗膽，道義爭擔敢息肩。”十多年后，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革命家的周恩來的勇氣體現了俠氣。太原撤退，夜出水西門；長沙大火，在火海中沉著應變；在紹興，號召青年學習鑒湖女俠之精神；重慶拜訪民主愛國人士，甩掉車后的“尾巴”??在他朗朗笑聲背后，革命家的氣質帶著古俠之風，令各界朋友贊嘆不已。

1946年政協會議閉幕，周恩來乘飛機飛往重慶，遇寒流飛機結冰下降，大家都系降落傘，周恩來把自己的傘包系在小葉楊梅身上。據何謙回憶，美軍飛行人員又給周恩來拿出新的傘包。

在周恩來的外交生涯中，也充滿著驚心動魄的險情。“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已說明蔣幫特務的陰謀之毒辣。當時還了解到，美國雖不參加會議，但有一個70多人組成的記者團，其中有間諜、軍人、警察。臺灣國民黨也派往雅加達好多骨干特務，組成鐵血團，印尼國內還有反動武裝準備襲擊亞非會議。如此險象環生，周恩來毫不畏懼，依然冒險前往11964年1月加納發生政變，總統遇刺，事件尚未平息，周總理又是冒險前往。這件事，不但震動了非洲，也震動了世界!這樣敢冒大風險的國家領導人，在全世界也是罕見的。

在十年浩劫中，周恩來動用了各種有效策略伺林彪、“四人幫’’進行斗爭。人們幾乎涉及到周恩來各種各樣策略，恐怕沒人注意他運用俠義的藏隱一策。《史記·游俠列傳》記載朱家“所藏活豪士數百”的記載。郭解這一游俠又被人所藏。春秋戰國這類藏士、藏友的俠風很盛。這種行為為當政者視為“不軌”，用今天話說，不符合程序、規則。當程序、規則背離正義時，人們則完全可以玩一玩任俠的藏隱之策。

“文革”開始時，紅衛兵揪斗老干部，使老干部面臨各種迫害。周恩來把一些人接到中南海、京西賓館、北京醫院等處藏起來。更有甚者，他把賀龍元帥夫婦接到自己家中藏起來。他家里藏不了，又把賀龍元帥夫婦藏到西山象鼻子溝里。

1968年4月13日，周總理把陳毅小兒子陳、魯托陳錫聯親自秘密安排在部隊。總理同時堅決地告訴陳小魯，“為了保密起見，你不要告訴任何人，到了部隊也不要寫信。這是一條紀律。”三年后，陳小魯拿著三張五好戰士喜報出現在父母面前。當然，以上這些主要體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家固有的思想情懷以及政治風格!

五、“專制之惡焰”——周恩來對法家持批判態度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來對于法家自始至終是持批評態度。法家的理論主張國王要絕對集權，必要時焚書坑儒。秦始皇徹頭徹尾地實踐了法家這一套理論。

周恩來在中學時期1915年寫的《陳涉亡秦論》，對秦始皇的暴政進行了深刻的揭露。青年周恩來認為，秦朝世不三傳，“不得不歸罪痛恨于始皇也。”他認為，趙高登上寶座、陳涉起義這些問題都是秦始皇造成的。他評價周朝八百年的統治是遺愛在民，人心沒有理由離異。秦始皇造成的二世而亡是“顧慮其子孫之甚”，反而不如周武王遺愛在民。青年周恩來在總結秦朝滅亡的原因時指出：第一，秦始皇在“民生元氣凋零已盡，茍能以仁義自繩，惠及黎民，則陳涉無由而興，??乃計不出此，徒肆專制之惡焰，施其暴烈之政策”。第二，秦始皇“窮兵黷武、好大喜功，北筑長城，勞民傷財”。第三，“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書，坑儒士，殺豪杰。”第四，“鋮元元之口，勝于防川。”另外，周恩來又指出“棄仁義之扶蘇，英勇之蒙恬”，“焉有不速其亡者乎?”這篇作文，青年周恩來揭示了“亡秦者始皇也”的歷史原因與教訓，確實是一篇警世之作。

在1916年《讀孟祿教育宗旨注重人格感言》一文中，周恩來把歷史上列出了兩條不同的統治路線：一條是開明專制的路線，即文、武、周公的路線；一條是暴政的路線，即：“桀、紂、幽、厲、秦皇、漢武路線”。因為秦始皇造成“宗教厄矣!政綱墮矣!”在中國人的評價中，把暴政作為一種現象的表述，是窮兵黷武、橫征暴斂、勞民傷財、焚書坑儒等等。而暴君是暴政的代表者，除了以上幾端之外，還有屠戮功臣、驕奢暴孽、荒淫無度等。而在洛克看來，暴政是“越權行使任何人都無權行使的權力”。洛克又說：“暴政就是一個人利用他手中的權力，是為了他自己個人的特殊利益，而不是為這個權力統治下的人們謀福利。不論統治者具有什么資格，只要不是按照法律而是以自己的意志為準則，只要他的命令和行為不是為了保護他的人民的財產，而是為了滿足他自己的野心、私憤、貪欲和任何其他不正當的欲望，那就是暴政。”周恩來正是從中國人的評價尺度來評價秦王朝和秦始皇的。歷史上的開明專制雖然也是專制體制，但總是好于暴政。青年周恩來揭示了專制暴政給人民帶來的無盡苦難，雖然當時還使用開明專制的武器。

總之，青年周恩來對儒家、道家、佛教、俠義都是采取了吸收和揚棄的態度。對于專制主義的法家是采取批判的態度。他在日本接受了民主主義，在歐洲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用新的思想武器揚棄了中國傳統文化。青年周恩來用民主、自由、人權的理念激濁揚清，他在半個多世紀的戰斗生涯中，一直以民主的風范成為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楷模。他具有健康的文化人格。既有傳統文化的積極因素，又有現代的進步思想；既具有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又具有全人類的精神財富。這是他具有無窮魅力的原因。

第三篇：走進儒家經典,品味傳統文化

走進儒家文化，品味儒家經典

高三330班主題班會，指導老師:肖厚明

一、活動主題

以期為弘揚儒家文化，提升高校學子的人文精神素質，促進和諧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作出貢獻。

二、學生目標

1、通過故事激發學生的學習儒家文化的興趣

2、通過活動激勵學生努力學習，把握今天，努力學習，運用好實際的儒家知識

三、教學重點、難點

儒家文化的特點以及儒家文化的現代意義。

四、措施、手段 案例分析

五、課型 班會活動課

六、教學準備 CAI課件

七、教學課程

（一）導入

通過名人名言導入主題

八、互動臺

介紹儒家的由來

大約從公元前7世紀起，周朝的封建統治開始衰落，皇族子弟的教師，以及有些皇室成員本人，都散落在民間，以教授經書為生，有的因諳習禮儀而成為人家婚喪嫁娶、祭祀或其他禮儀的襄禮(司儀)。這些人被稱為“儒”。[1] “儒”字，《康熙字典》解釋：《唐韻》人朱切《集韻》《韻會》汝朱切，從音襦。學者之稱。《周禮·天官》：四曰儒，以道得民。

從白話層面理解有兩種意思：其一，儒即有道之士。《揚子·法言》：通天地人曰儒。即儒為會通天道、人道者。《漢書·司馬相如傳》顏師古注說：“凡有道術者皆稱儒”。其二，《說文解字》：“儒，柔也，術士之稱。” 不過，一般《說文解字》的后一意接受較廣。“儒”是古代對學者的尊稱，即今所謂“學者”，是極普泛的一種名稱。《論語》，孔子對子夏說：“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可見那時只稱有知識才藝者為“儒”，其中有君子，也有小人。

儒家思想，又稱儒學，“儒”是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中的一家，是一個學術派別。儒學并無確立神秘力量為文明核心并統御教徒的特點，相反，儒學是一種以人為文明核心為主體的思想。

儒家思想奉孔子（前551年-前479年）為宗師，所以又稱為孔子學說，是對中國以及遠東文明發生過重大影響并持續至今的意識形態。儒家學派之前，古代社會貴族和自由民分別通過“師”與“儒”來接受傳統的六德(智、信、圣、仁、義、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的社會化教育。從施教內容看，中國古代的社會教育完全是基于華夏民族在特定生活環境中長期形成的價值觀、習慣、行為規范和處世

準則等文化要素之上進行的。儒家學派全盤吸收這些文化要素并將之上升到系統的理論高度。儒家的學說簡稱儒學，是中國古代自漢代以來大多數朝代的主流意識流派，正統的官方思想。

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舊統治階級壟斷教育的局面，變“學在官府”為“有教無類”，使傳統文化教育播及到整個民族。因此儒家思想有了堅實的民族心理基礎，為全社會所接受并逐步儒化了全社會。

儒學在歷史上也多次遭受嚴重沖擊，近至滿清的文字獄，毀古書嚴重的《四庫全書》、現代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等。不過在歷經多種沖擊、浩劫乃至官方政權試圖徹底鏟除儒家思想之后，儒家思想依然是中國社會一般民眾的核心價值觀，并在世界上作為中國文化的代表和民族傳統的標記。

互動二 對儒家誤解的糾正

儒家不尚武？

無知者往往無畏！謠言傳播于愚昧人中間，謠言止于智者。

我們看看儒家的老祖宗孔子，孔子提倡教授的“六藝”指的是“禮、樂、射、御、書、數”。其中“射”與“御”就是射箭和駕駛戰車這兩門武藝，孔子把學習射箭和駕駛戰車作為儒家弟子的必修課。

儒家重階級？

道家有道家的平等，叫「齊物」；儒家有儒家的平等，叫「天民」。中國人沒有生來就分貴賤的：人無生而貴者，因為都是天民，天生就是平等的：有教無類，人人皆可為堯舜。

互動三 儒家經典介紹

儒家經典主要有十三經。儒家正典化始自孔子治六經。孔子“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即《詩經》《尚書》《儀禮》《樂經》《周易》《春秋》。其中詩書禮樂又稱古之四教，周朝貴族的教科書。

“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兮，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六藝為“禮” “樂” “射” “御” “書” “數”）以贍養之。《詩》《書》具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于質。《禮》制節，故長于文。《樂》詠德，故長于風。《書》著功，故長于事。《易》本天地，故長于數。《春秋》正是非，故長于治人。”

荀子說：“故詩書禮樂之道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即《詩經》教言圣人之志，《尚書》教行圣人之事，《儀禮》規定圣人之行，《樂經》乃和圣人言，《春秋》乃圣人微言大義。“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

十三經

秦末，劉邦，項羽攻入咸陽，項羽火燒咸陽宮，秦火一炬，《樂經》從此失傳。東漢在此基礎上加上《論語》、《孝經》，共七經；

《國學十三經》

唐時加上《周禮》、《禮記》、《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爾雅》，共十二經。宋時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經注疏》傳世。

《十三經》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傳統觀念而言，《易》、《詩》、《書》、《禮》、《春秋》謂之“經”；《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屬于《春秋經》之“傳”；《禮記》、《孝經》、《論語》、《孟子》均為“記”；《爾雅》則是漢代經師的訓詁之作。

后來的《四書》是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五經》則指：《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

十三經注疏

《十三經注疏》是解釋十三經的權威教參。注，是對經書字句

十三經注疏 的注解，又稱傳、箋、解、章句等；疏，是對注的注解，又稱義疏、正義、疏義等。注、疏內容關乎經籍中文字正假、語詞意義、音讀正訛、語法修辭，以及名物、典制、史實等。宋人將十三經宋及宋以前之注疏合刊，“注疏”之稱始流行。互動五 孔子簡介

子姓，以孔為氏，名丘，字仲尼。家中排行第二。

“子”：古代對成年男子的尊稱，在春秋戰國時期，擁有一定社會地位的成年男子都可以稱為“子”，而且都希望別人稱自己為“子”，因為“子”還是一種爵位，所謂“公侯伯子男”也。但是，真正能獲得別人以“子”相稱的，一般是兩種人：要么在社會上公信力較高的，如“老師”；要么就是較有道德的貴族；孔子、老子屬于前者。而孔子是我國古代最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在天道觀上，3

孔子不否認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又對其持懷疑態度，主張“敬鬼神而遠之”。孔子與孟子并稱“孔孟”，孔子被尊為“至圣”，孟子為“亞圣”。

據記載，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華夏族)后裔，故為子姓。周滅商后，周武王封商紂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啟于宋(夏邑)。微子啟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即為孔子的先祖。自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之后，后代子孫開始以孔為氏，其曾祖父孔防叔為了逃避宋國內亂，從宋國逃到了魯國。孔子的父親叔梁紇（叔梁為字，紇為名）是魯國出名的勇士，叔梁紇先娶施氏曜英，生九女而無一子，其妾生一子孟皮，但有足疾。在當時的情況下，女子和殘疾的兒子都不宜繼嗣。叔梁紇晚年與年輕女子顏徵在生下孔子。孔子的偉大思想與孔子母親很大關系，其母顏征在和他的外祖父顏襄對孔子產生了深遠影響。由于孔子的母親曾去尼丘山祈禱，然后懷下孔子，又因孔子剛出生時頭頂的中間凹下，像尼丘山；故起名為丘，字仲尼（伯、仲、叔、季是兄弟行輩中長幼排行的次第，“伯”為老大，“仲”為第二，“叔”為第三，“季”為最小的。孔子字仲尼，由“仲”字可知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二，但是如果把姐妹也合起來排序，就以孟、仲、叔、季為序了，在兄弟姐妹中，居長的（大哥或大姐）為“孟”。所以孔子在家排行老二，字仲尼，但他哥哥的字是“孟皮”，而不是“伯皮”）。孔子三歲的時候，叔梁紇病逝，之后，孔子的家境相當貧寒。由于身處亂世，孔子所主張的仁政沒有施展的空間，但在治理魯國的三個月中，使強大的齊國也畏懼孔子的才能，足見孔子無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稱號。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將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業上。孔子曾任魯國司寇，后攜弟子周游列國，最終返回魯國，專心執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壟斷，開創了私學先驅，弟子多達三千人，其中賢人七十二，便是著名的七十二賢。七十二人中有很多為各國高官棟梁。又為儒家學派延續了輝煌。重學儒家思想文化對當代人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四、教師小結

略

第四篇：魯迅對傳統文化的揚棄

魯迅對傳統文化的揚棄，以《故事新編》為例，開題報告

一、研究現狀分析

《故事新編》作為魯迅創作生涯中的最后一個小說文本，從誕生之日起，就有著與《吶喊》《彷徨》不同的命運：研究者的態度，從開始的驚異、不解和觀望，到后來的貶低、排斥與回避，直至今日的認同、褒獎與青睞，經歷了這樣一個研究態勢由冷到熱，評價定位由低到高的過程，而近十年以來，《故事新編》逐漸成為魯迅研究界的熱點研究對象。與之相伴，對《故事新編》的體裁類別、修辭方式、生命哲學和創作流派等問題的闡釋和論爭也愈演愈烈。

《故事新編》是魯迅有意打造和集中闡釋傳統文化的作品集，對《故事新編》文本—文化向度的闡釋可能。這一角度的研究文章還有錢振綱《對儒、道、墨三家‘顯學’的揚棄—從文化角度解讀魯迅后期五篇歷史小說》、韓云波《論魯迅與中國俠文化的改造一一兼談<故事新編)中的三篇小說》等，其中成績卓越的是高遠東《故事新編》與中國傳統思想和價值批判研究系列論文，他在《道德與事功:魯迅對于儒家思想的批判與承擔》文中指出《故事新編》中“隱含著一個輪廓清晰的文化批判的思想圖式”，其文化批判“反映著他試圖通過清理傳統而從中尋找創造力的源泉，決心完成其‘立人’或改造國民性，最終實現中國文化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創造性轉化的價值取向。”‘”高文論述了魯迅對作為正統意識形態的儒家觀念與作為文化事實的儒學的不同態度，解釋了作品中對儒家思想拒絕與承擔的復雜關系，高文同時彰顯了《故事新編》研究的歷史維度與現實旨歸，但主要集中于儒、道、墨三家顯學，對《故事新編》的整體闡釋稍嫌不足。

二、立論依據

傳統文化視角研究《故事新編》起步較晚，大體起步于八十年代，而且集中于以下兩方面:一是對《故事新編》的文化寓意進行具體注釋，二是以魯迅雜文中的文化觀念注解《故事新編》中的作品。前者往往忽略作品內在統一的整體性特點，后者則忽略魯迅不同作品中文化批判與建設的不同態度。本文認為，《故事新編》是魯迅有意打造和集中闡釋傳統文化的作品集，對《故事新編》的研究應兼顧其整體性和獨異性，立足于文本細讀，梳理魯迅通過《故事新編》的創作回到本土文化之根尋找文化再生資源的創作。

三、研究意義

中國有著深厚的重寫傳統。中國古典小說以《三國演義》為代表，在明清即呈現出歷史題材的繁榮之象。余邵魚編寫的《列國志傳》等列國系列小說，《唐書志傳通俗演義》等隋唐系列小說及明末歷史演義小說等。然而處在古典小說創作階段的寫作主體往往在利用了這種文化心理積淀的同時自身也深陷其中，從而使作者對讀者的引領滑向了正統的教化之淵，這時的作者主體意識實際是敘事意義上的主體意識，而思想觀念上則缺乏主體的獨立性。

大多數論者己經注意到了《故事新編》所承載的文化內涵，并在其文化寓指與現實體驗的遙遙呼應中各有心得，但《故事新編》畢竟與《吶喊》、《仿徨》不同，其游離時代主流的歷史題材與洋溢其中的浪漫氣質都明示了它是一個獨異的個體：服從于現實斗爭需要的對歷史人物、事件的獨特選擇,對原有歷史素材的現實性處理,別具一格的構思,以及能夠同時反映雙重社會生活(現代和古代)內容的古今交融獨創手法的確立。

四、研究基礎

（1）通過閱讀傳記和《魯迅全集》，對魯迅生平及創作有了一定了解。（2）通過閱讀相關研究專著和論文，對《故事新編》有了總體上的把握，并選修過張霞老師的《魯迅研究》更加深了對魯迅及其研究的認識。

（3）尚待解決的問題：《故事新編》創作過程的時間跨度較大，蘊含的內容豐富而深刻，依然需要更加細致的考察，避免以偏概全。

五、參考文獻：

（1）《魯迅全集》（1-1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2）高遠東《故事新編》與中國傳統思想和價值批判研究系列論文。（3）錢理群：《心靈的探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4）馮雪峰：《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的魯迅：馮雪峰回憶魯迅全編》，上海文藝出版社，2009年。

（5）許廣平：《魯迅回憶錄》，長江文藝出版社，2010年。

（6）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7）王富仁：《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8）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9)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10）趙卓：《魯迅小說敘述藝術論》，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11）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12）倪玉聯：《對古老文化思想的深刻反思──<故事新編>本體意義新探》，《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4年3期。

（13）張雪蓮：《反諷的意義——<故事新編>的現代再評價》，《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7期。（14）鄭家建：《傳統的影響：在誤讀與契合之間——從文學史角度重識魯迅與莊子之關系》。

第五篇：論文：儒家與中國傳統文化

儒家與中國傳統文化

一、儒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組成部分，或曰中華主流文化，是凝成中華民族精神的主流，是東亞文明的精神內核。“察業識某如佛，觀事變莫若道，而知性盡性，開價值之源，樹價值之主體莫若儒。”

儒學的這種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在兩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創立儒家學說，不是憑空創造的，而是在社會的大**中通過對三代流傳下來的中國傳統文化遺產進行反思，認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詮釋而形成的思想學說體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學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成為中國原典的保存者和當時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實地考察，堅持“察知征信”與“因革損益”的原則，使儒學又具備審慎的因時制變的品格，在中國處在第一次社會形態大變革的時代，儒學應運而生，突出了中華傳統文化需要保存、延續和發展的歷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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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單一民族觀念和思想體系時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勵民族精神與愛國主義，同時又以“近者悅，遠者來”和“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博大胸懷，倡導民族和睦，友好相處，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鞏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學長期以來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學不是宗教卻能取代宗教”，堅持的是一種對儒學的信仰和依賴。儒學提倡德化社會、德化人生的思想對中國人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成為華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礎。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種積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認同的凝聚力，起著中華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學避免了狹隘民族性的特點，為它走向世界，形成東亞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礎。

在先秦，處于私學地位的原典儒學，為它的長遠發展奠了基。漢武帝“獨尊儒術”，儒學始成為官學，兩漢時基本完成了對先秦以來道、墨、名、法、陰陽之學的綜合吸收，擴大了學術包容的范圍而成為文化的宗主。雖兩千余年其形成屢經變換，但總的方向是強化封建統治意識。

“凡是存在的即為合理的。”正是儒家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的長期存在和廣泛的影響，使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與合情合理性文化。“中國人不得不樹立一種道德律，即提高‘仁’，亦即公正、慈愛的行為地位，把它作為一種絕對標準，以仁為標準，一切有缺點的人或行為，就能被發現其所不足。”這或許便是儒學所要達到的高度，同時也是中國傳統文化所要傳承的文化宗旨，正如張純如所闡釋的“文化影響力”（Power of cultural forces）“這種力量既可以剝削去使人成為人的那一單薄的社會約束—這樣我們所有人都會變成魔鬼，也可以增加這一約束。”總之，儒家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體地位，決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趨勢，并且時刻影響著中國人的精神與道德取向，成為中國人的信仰。內容來自dedecms

二、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在儒學中的體現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在中國古代社會形成并發展起來的比較穩定的文化形態，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是中華民族的歷史遺產在現實生活中的展現，這個思想體系蘊涵著豐富的文化科學精神，這種科學精神又是通過儒學之要義體現的，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中國傳統文化是凝聚之學。中國傳統文化是內部凝結力的文化，這種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諧，把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群體、人與自然有機的聯系起來，形成一種文化關系。這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華民族自古以來便是以和諧民族的性格、精神而影響和傳承的，而現代社會綜合國力的構成中，民族凝聚力作為國家的軟實力，為社會發展、改革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我們中華民族是宗族融合而形成的，融

合于中華民族的宗族，歷代都有增加，但融合的動力是中國悠久的傳統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中國全體國民都有他“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崇高倫理觀念，與博大的仁愛精神，共同構建和諧之社會。儒學對中國社會之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理性和諧社會的形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可以說，儒家文化是體現中國傳統文化中這種凝聚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學文化中的和諧意識包涵天人關系的和諧與人際關系的和諧。關于人際關系的和諧，儒家提倡“中庸”，即“和而不同”和“過猶不及”，實質是強調矛盾的統一與均衡，強調通過事物之變的把握以獲得人際關系的和諧，避免和克服人與人，人與社會乃至國家、民族之間的對立和沖突。這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2.中國傳統文化是兼容之學。中國傳統文化并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盡管中國古代對外交往受到限制，它還是以開放的姿態，實現對外兼容，這正是依靠儒學“和而不同”的精神而實現的。儒學在保持其學統傳承的同時，總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為主地匯通、吸收和融合外來文化的優秀成果。儒家文化對外來文化的強大吸收能力和它強大的同化能力是相輔相成的，更加出色的承載了中國傳統文化兼容之精神。

3.中國傳統文化是經世致用之學。文化的本質特征是促進自然、社會的人文之化，中國傳統文化突出儒家經世致用的學風，它以究天人之際為出發點，落腳點是修身、治國、平天下，力求在現實社會中實現其價值，經世致用是文化科學的基本精神，儒家學說則更是這種精神的體現者和傳播者。

三、中國傳統文化中“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白地道出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文化的這種特殊的社會功用。在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識形態領域占據著正統地位，對中國官學文化發生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傳統社會充滿了亞普羅式的精神，是個按生態循環及繼續下去的社會，繼承的是老祖宗的傳統，還要代代傳下去”。傳統就是權威，滿足于守，追求靜，害怕變。《書經·大禹謨》：“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意思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帥土之濱，莫非王臣”。“最便于專制”的儒術，或者當作一種專制官僚統治手段來看的儒家學說，可供統治者利用的內容有：（1）天道觀念；（2）大一統思想；（3）綱常倫理。《書經》“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篅”，《荀子·王制篇》“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這一來，天道觀念，大一統主張，綱常倫理就成為“三位一體”了。所謂“兩千年無思想，非無思想也，以孔子的思想為思想；兩千年無是非，非無是非也，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歸根結底，不是中國人對于孔子學說特別有好感，而是中國的社會統治，特別需要孔子學說。

自儒學被漢武帝君臣定為正統正宗以后，以地主經濟為基礎，土地得相當自由買賣，農民得相當自由轉動，而原本不能造成世卿世官那樣的貴族身份的社會，卻藉著知識的統制和長期獨占，而無形中幫同把士大夫的身份更加的特殊化或貴族化了。織夢內容管理系統

“以儒治世”，中國傳統文化更加牢靠的在政治中得以發揮。“文化是物質設備和各種知識的結合體，人使用設備和知識以便生存，為了一定目的，人要改變文化”，師儒和政權的關系，在中國封建士大夫身上，得到了極其充分的體現，而“以儒治世”是歷代統治者及傳統士大夫所選擇的，“一個時代的思想家，他們的言行能被社會所接受，主要是因為他們反映了社會上的一般觀點，他們不過是把已經客觀的社會事實所造成的觀點，用比較明白和肯定的言行表達出來。”從孔孟到西漢董仲舒“君權神授”到魏晉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玄學到唐韓愈的天命論到宋朱熹的理學到王陽明的心學到明清各種儒學思想見解，都體現了把儒學進行合理改造，從而為統治階級所利用，以達到“治世”，維護統治的目的。

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看，文化屬于上層建筑，其核心是社會意識形態，它是為其政權及其經濟服務的，儒家文化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需要，反映了中國歷代的“國情”，正如金克木所言，“文化就是‘國情’，文化就是‘國民性’，中國文化就是‘中國人’”，“從一定的視角分析，儒家文化甚至可以說是一種主要為國家培養官僚的文化”，歷代統治者都公開標榜以儒家理念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指導思想，儒家觀念成為官僚文化的核心，其在“尚賢使能”“民為邦本”“仁政理想”“隆禮重法”“節用裕民”“修身為本”等方面，都對中國官僚體制及王政統治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同時是中國傳統文化“以儒治世”的體現。的凝聚之學的科學精神。以儒學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能夠經歷五千年的發展而沒有中斷的原因

就在于其核心價值具有先進文化特性，在于其人性化、人情化傾向所具有的穿透力和生命力，在于它所具有的永恒的普世價值，相信在世人共同的努力下，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將會在未來閃耀出更加燦爛的希望之光、和諧之光、精神之光。

四、總結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主題，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組成部分，兩者是血與水、源與流的關系。“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總得說來，就是究天人之際，明修身之道，述治國方略，求天下為公，最終實現天人和諧的境界。儒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中國傳統文化精神通過儒學體現，在悠久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優秀的儒家文化價值理念，“以儒治世“被歷代統治者所推崇，現實的需要，促使人們對中國傳統文化做出價值選擇，用歷史的眼光和時代的精神去更好的保留、弘揚和傳承優秀的中國文化遺產，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為中國之未來而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