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優秀的儒家傳統文化如何與現代企業管理有機結合

中國優秀的儒家傳統文化如何與現代企業管理有機結合，是擺在中國企業管理者面前的重要課題。

已有很多經濟學和著名企業家為企業文化下了很好的定義：創新是企業文化的靈魂，“以人為本是企業文化的精髓”,“企業文化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誠信是企業文化的基石”，“企業文化大有可為”……我認為中國優秀的儒家傳統文化如何與現代企業管理有機結合，是擺在中國企業管理者面前的重要課題，偶看新聞，介紹兗礦集團鮑店煤礦以德治礦的企業文化理念，深為他們在這方面作了長期的探索而感動，為此把所感、所想、所悟寫出來，與諸多學者、老師、同仁共同切磋探討。

一、“以人為本”是企業文化的精髓

以人為本在中國早就根深蒂固。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內涵豐富。儒家、道家、諸子百家等一些思想對現代企業管理都有非常大的借鑒價值。比如儒家的重人、重信、重義、重情；道家的以柔克剛，以少勝多，以弱勝強；以及幾千年中國人民信奉的“孝為本、禮為先，儉為上，勤為根”；“長者視為父母，壯者視為兄弟，小者視為子女”：“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成由勤儉敗由奢”、“儉節則興”、“淫佚則亡”、“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上下同欲者勝”、“和氣生財”、“賣大饅頭的賺錢”、“童叟無欺”等等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同派別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廣大人民的共同主張和認可的充分體現。

現今經濟發展的大潮中，出現頻率最多的詞：民營經濟、個體經營者、民營企業家。特別是對一些正在發展和發展起來的民營企業管理者來說，在管理中汲取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并同現代企業管理真正結合好，企業才能長治久安，穩健發展。現在魯寶在這方面做的還很不足，特別是在員工培訓、教育方面做得很不夠。要真正使員工愛崗敬業，以廠為家，就要盡企業之所能，為員工解決一些實際困難和后顧之憂，鼓勵員工學習，要制訂出一系列的鼓勵員工學習的政策。使廣大員工認識到：“今天學習是為了生存，明天學習是為了發展。”特別是民營企業員工和管理者的關系是雇傭關系，如何能使員工由你讓他們干好和他們心甘情愿的自己干好，使他們在廠同在家里一樣，把廠家的事當成自家的事。制度管理在現代企業管理中非常重要，但還必須有一些情感因素在里面。

以人為本，關鍵在中、高層管理者。總裁、老板、經理、主管、部門負責人，車間主任等，不但是領導者，而且在行為規范，道德等方面都應是表率。我有一位朋友，曾是一局局長，掛在他嘴邊的是“人情味”，他說在中國干什么事都離不開“人情味”。我認為一定要把西方的東西拿過來消化、吸收，用到工作上。就必須有一些友誼、人情味、和諧的關系，這些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優秀的以人為本的思想，很值得我們保持、繼承和發揚光大。只有這樣，才能創造有中國特色的“以人為本”的管理方式。

二、管理者必須具備人格魅力

對企業而言，企業文化是企業目標、任務服務的，管理的目的是實現企業目標，完成企業任務，使企業利潤最大化。管理者的品德——也就是人格魅力，在這一過程中能起的作用是關鍵的。“管”包括管人、管財、管物；“理”就是理順企業外部和內部的各種關系，協調上上下下各方面的利益。

無論大的企業，還是小的企業，一個企業的興亡，都深深打著企業領導人的烙印，“興于斯、亡于斯”，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某某企業，有某某人的影子。一個好的企業管理者，一個真正能夠為企業服務、為員工服務、對企業負責、對員工負責的管理者，除了擁有現代化的管理才能和應該具備的良好的個人品質，具有一個管理者必須具備的人格魅力，一個企業的管理者的人格魅力，打動人、吸引人，贏得被管理者或你的下屬的依賴、信任。他發出的號令，才有感召力，才能一呼百應，令行禁止，而感召力的產生，只能來自一個人的人格魅力，即個人品德、情操產生的一種親和力。許多條件下，這種管理者個人品德、情操產生的親和力與管理之下權力所產生的效力成正比、親和力越強：反之，則親和力越弱，管理所產生的效力減少。一個企業如果沒有親和力，就不會產生凝聚力，一個企業沒有凝聚力，怎能產生競爭力，沒有競爭力的企業又怎能有生命力呢？

特別是民營企業，親和力凝聚力尤為重要。在一些民營企業承包老板眼里，企業是個人或家庭謀福利的工具，這種企業私有觀念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企業的凝聚力和親和力，導致員工很難跨越血緣界限對企業有所認同，老板不注重自己在員工心中的形象的樹立和人格魅力的培養，管理者大多急功近利，員工不可能對企業產生較高的忠誠度。

上下五千年，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如今，歷代都倡導領導者以必須加強個人修養，倡導領導者必須注意養成優秀的品格，都推崇領導人以德服人，公平公正，光明正大，胸襟坦蕩，勤政廉潔。

總之，以自己的人格魅力使管理工作在下屬和員工積極努力下做到位，產生應有的效力，企業一定將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益。眾所周知，第二次大戰以后，尤其是1955年以來，日本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緊接著是香港、臺灣地區和新加坡、韓國的崛起。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內，這些國家和地區迅速改變了落后的面貌，成為新興的工業國家和地區，被世界公認為另一個世界經濟奇跡。

引起舉世矚目的另一個事實是，在推行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正在極巨變革和迅猛發展之中，民營企業如雨后春筍般在中華大地迅猛發展，并且實力大有同國有企業和三資企業一爭高低之勢，從而使中國的經濟實力和競爭力顯著增強。在二十一世紀，東亞地區將可能由于中國的崛起而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為什幺東亞地區會成為當今世界經濟最活躍、最生機勃勃的地區之一呢？它們的文化背景是什幺，共同的管理思想和經營特色又是什幺？ 從文化的角度來進行考察，人們會發現這一地區的共同特點就是這些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與經營管理都受到中華民族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深遠影響。它們都善于把當代西方科學的管理與東方文化相結合，從而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經營思想與管理模式。所以西方學者把中國、亞太地區的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香港、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定為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其創始人孔子作為偉大的教育家，是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提倡“仁愛”、崇尚：禮儀“，主張以德治國、以民為本。他所處的時代是百家爭鳴、學術繁榮昌盛的時代。他以天下為己任，周游列國傳播自己的學說。加上后人的不斷補充，逐漸形成了一套比較系統、完整的儒家思想體系，其中包括許多有價值的觀點。儒家思想體系是中華民族的文化財富，也是華夏民族幾千年來傳統美德和行為規范的重要基礎。其精華部分已經日益顯示出對現代經濟、現代管理和現代人類文明所產生的積極影響。從實踐中看，日本具有特色的企業管理是日本成功的重要因素。日本是一個善于吸收各國先進文化的民族，在管理中既吸收西方先進的管理經驗，也汲取本國傳統文化與中國儒家文化。事實上，儒家文化對日本企業界的影響是相當廣泛的。日本的許多企業家把儒家思想，比如“以人為本”、“任人為賢”、“貴在人和、”“敬天愛人”等作為企業的經營信條。日本實業界號稱一代霸主的著名實業家社澤龍一寫了一本《論語加算盤》的著作，總結自己成功的經營之道就是一手撥算盤、一手捧《論語》。既講精打細算的賺錢之術，也講儒家的忠恕之道，二者相互補充，大大有益于事業的發展。他的著作和成功的實踐經驗對日本企業的經營管理有相當大的影響。儒家文化對新加坡、韓國以及香港和臺灣等地的影響更加直接。香港著名企業家李嘉誠自幼熟讀儒家的經典，并且把儒家的思想用到了經營當中，講求“信用”、“意氣”，講求“忠恕”之道，被稱為一代儒商。新加坡內閣咨政李光耀，在談治理新加坡經驗的時候說：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人民都受過儒家價值觀的熏陶，那幺我們是無法克服過去那些困難的。四十年的治國經驗使我相信道德、價值和倫理規范，對建設一個健全穩定的社會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我國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許多陳腐的觀點，以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條條框框受到沖擊，同時出現了一切向錢看、不擇手段賺錢的現象，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道德滑坡。這些不正常的現象是不是發展市場經濟不可避免的呢？發展市場經濟是不是一定要全面否定傳統文化呢？是不是一定要以犧牲道德為代價呢？顯然，答案是否定的。事實上，一些明智的企業家越來越認識到講求“誠實”、“信用”……等等在現代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越來越重視企業文化與道德風尚的建設，出現了一批新的儒商。

儒家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內涵及其豐富。當然，由于歷史的局限性，有些觀點是已經陳腐過時而成為禁錮人們頭腦的枷鎖，成為阻礙社會前進的糟粕。因為儒家文化根本上是一種農業社會的文化。在管理方面，它強調的是家族式管理，不是民主的管理。它是一種家長制，這種家長制與現代企業管理是完全相悖的。它強調人生依附觀念，強調人治，強調中庸，反對競爭原則；同時，儒家還主張崇古和繁文縟節等等。這些思(續致信網上一頁內容)想是同市場觀念和現代企業管理相沖突、相矛盾的。不過，其中也包含了許多具有生命力的永恒的哲理和精華。比如，儒家非常強調人的進取精神，強調社會的責任感和仁愛精神等等。問題在于我們如何去條分縷析、去污存精，將科學合理的成分接納到現代管理當中，形成更具東方式的管理模式，同時也有可能為當代管理理論與管理哲學的發展作出一定的貢獻。面對現代企業管理，儒家文化又能夠提供我們什幺呢？ 首先，以人為本。

儒家主張“天生萬物，唯人為貴”、“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治理國家應該以富民為本，“民為幫本，本固幫矣”。人民百姓是國家的根本，根本鞏固了，國家才能夠安寧。現代經濟與科學技術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然而一些人往往只注重財富的增長，而忽視了創造財富的人，不懂得社會經濟發展歸根到底是為了人。

在企業管理當中，也存在見物不見人的傾向。東亞一些國家繼承儒家學說，在企業經營當中形成了“以人為本”的管理思想，重視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其次，儒家主張以義統利。

孔子說：“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論語·憲問》）；孟子說：“先義后利”，以義作為重要的價值取向，不取不義之財，反對為富不仁。

如何認識“義”和“利”的關系，人們的認識不盡相同：有人極力批判儒家重義輕利的思想，認為它阻礙了市場經濟的發展。事實上，儒家倡導的“義”是指整體的利益、民族與國家的利益。強調生財有大道，利己不損人。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論語·里仁》）。可見，孔子不是反對致富，而是主張正當致富。在市場經濟發展的今天，每個人都在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每個企業也都在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從而形成一種促進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這是積極的因素，必須肯定。但是，對于任何事物都不應過分強調，如果只講功利主義，甚至一切向錢看，不擇手段地牟取暴利，既不利于企業的自身發展，也不利于經濟的正常運行。儒家強調“義”恰好可以彌補這一不足。

在經營管理當中，一些企業家汲取了儒家的這一思想，明確提出“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經營宗旨。強調把追求利潤與服務結合起來，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第三，儒家主張以德服人。

現代企業管理主要強調這制度與法律，這是十分必要的。孟子也曾說：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孟子·離屢上》）。不過，儒家更強調倫理道德的重要性，主張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會風尚，使人們高興地按照道德準則去做他們應該做的事。孟子又說：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孟子·公孫丑上》）。顯然，制度、法律、規范應當是相輔相成、同時并重，形成一種互補的關系。道德規范作為一種無形的約束力量是現代企業管理不可缺少的。

第四，儒家強調“仁者，莫大于愛”可見，仁的核心是一個“愛”字。儒家主張“以仁愛之心待人”。在家庭當中要“父慈子孝，兄良弟弟”（《禮記·禮運》）形成一種融洽溫馨的親情關系，這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就整個社會來說，儒家提倡“溫、良、恭、儉、讓”，強調人和“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崇尚“仁愛、禮儀、忠恕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靈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

儒家的仁愛思想對于建立和諧友善的人際關系，增進員工之間、員工與企業之間的感情，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我國以及日本的一些企業以“和為貴”、“和氣生財”作為重要的經營準則，并且在整個管理過程中，強調對人的關心、愛護和尊重，講求具有人情味的管理，這正是東方管理的一大特色。在美國曾經轟動一時的一本書《掌握人性的管理》，提出激發員工的不二法則就是“你希望別人如何對待你，你就該如何對待別人”，這一被譽為管理的黃金準則，恰恰是孔子在兩千年前就已經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第五，儒家主張以信取仁。

誠實守信是儒家傳統美德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做人、人與人交往的一項基本原則。儒家認為“誠信者，天下之竭也”。主張真誠待人、誠實敬業、恪守信用、講求信譽。“言必信，行必果”（《論語·子路》）

“茍遜不羈，蒙無異也”。誠實守信既是傳統美德，也是歷代經商之道。過去，我國許多個人小商號都掛著“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的牌子，作為他們的經營信條。弄虛作假、欺騙顧客、不履行契約的企業，是難以長久存在的。被稱為世界船王的包玉剛先生的成功之道就是“以信譽成交，借信譽發展”。事實上“誠信為本，信譽第一”已經成為許多企業家的座右銘。同時，誠實與信用也是現代市場經濟運作的精神支柱。第六，儒家強調勤勞節儉。

儒家歷來都主張勤勞治國，勤儉持家，“克勤與幫，克儉于家”。中華民族勤勞節儉的這一優良傳統，在世界上是很有影響的。每一個炎黃子孫，不論是讀書治學，還是經商稱賈，共同的特點都是十分勤奮刻苦，發奮圖強，吃苦耐勞，并且也是比較簡樸，處處提倡節約。勤勞節約的價值觀念是符合現代管理要求的。因為任何企業都有把效益放在首位，都有一個如何激勵人勤奮工作、奮發向上的問題，都有一個精打細算、降低成本以提高效益的問題。第七，儒家強調嚴于律己。

儒家主張正人先正己，嚴于律己寬于待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能自制，后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后能為之用”。這幾句話強調的是，要管理好別人，首先要管理好自己；要正人首先要正己。

作為一個領導人，應當在才學、能力、品德、氣質、作風等各個方面率先垂范，為人表，嚴格要求自己。這也正是作為現代企業經營者應該具備的基本素質。第八，儒家注重重才尚賢。

儒家主張“師道尊嚴”，尊師重教，重人才、尚賢能。“國之盛衰系于人才，功于才成，業由才廣”充分闡述了人才的重要性。用人之道強調“許士之風必求其實，用人之術當盡其才”；“選士用能不拘長幼”；“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用人如器，各取其長”等等。這些論述可以用于充實現代管理理論，用于經營管理的實踐之中。

第九，西方人強調人的自身價值，強調個性的自由；儒家主張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把個人、家、國、天下四者統一起來，在社會整體中建立個人的價值。強調培養個人對社會、對國家的使命感，以天下為己任：“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倡導“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宋·范仲淹《岳陽樓記》）的崇高的人生價值的追求。從總體上說，儒家強調的是整體，也并不忽視個性。以后歷代統治者為了統治的需要而使個性受到了壓抑。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強調發揮每個人的創造性和主動精神，但也出現了一些過分貪婪、自私，對社會以及企業漠不關心的傾向。所以繼承和發揚儒家文化的群體意識和憂國憂民、愛國愛民的高度責任感，處理個人與整體的關系，在充分發揮個人才能的基礎上，增強整體的凝聚力，強調群體意識與團隊精神，強調實現個人價值與奉獻社會相融合，這也正是東方式管理的一個重要特點。

儒家文化不僅從倫理道德、觀念意識、行為準則、價值取向和管理哲學等方面為現代管理提供了有益的成分，而且古代儒家學說中還包含了許多對管理活動的直接論述，如：“應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財；舉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理財之道；“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中庸》）的預測觀點，以及許多關于決策和戰略決策的精辟論述，至今仍被一些企業家所研究和學習。

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有自己具有一定特色的文化，這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歷史發展進程中長期積累起來的精神財富，是人們在共同的生活中經過提煉和生化所形成的社會習俗、價值取向、道德規范、行為準則、觀念意識等的總和，是人類文明的結晶。一個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夠存在幾千年，是因為它有強大的生命力，它對社會經濟發展具有積極的影響。可以認為，每一個民族文化都有它積極的、合理的因素，都是世界文化財富的組成部分。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問題不是肯定某一文化或否定某一文化，而是應該站在一個高處，兼收并蓄，從現代經濟社會發展和現代管理要求出發，博采眾家之長，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基礎上，來豐富現代管理理論，推進東方管理科學的發展。每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是歷史的產物，反映了一定歷史階段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因而也有其歷史局限性。因此，根據這一點，有人把儒家文化稱為農業文明，或是封建文化；把西方文化稱為工業文明，或是資本文化。事實上，這種劃分頗值得商榷:首先，一個民族文化的主流與核心部分是長期積累起來的人類文明的結晶，這部分具有相對穩定性；其次，隨著社會的進步，文化也是不斷發展、充實和不斷完善的。只適應某一歷史階段需要的過時的東西，自然應該被淘汰。中國儒家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同樣面臨著如何適應現代社會發展，進行提煉、重塑和發展的問題。所以就要以寬闊的胸懷吸收世界各國各民族文化的精華，又要使儒家文化的優秀部分得以發揚光大，并且走向世界，為當代世界科學文化和管理文化作出應有的貢獻。

猛進如潮的二十一世紀，儒家文化必然會在世界經濟生活產生越來越深遠影響。

首先，儒家管理思想對日本企業經營方式的影響。日本雖然與中國一衣帶水，屬于不同的國家，但同處儒家文化圈，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儒家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最旱可以追溯到唐宋時代，是通過官方和民間渠道而傳入。日本圣德太子當政時所制定的《十七條憲法》就明確地把儒家倫理作為治國的指導思想，這種狀況一直延續發展到明治維新。到了被譽為“日本近代上業之父”的澀澤榮一(1840-1930)，提出用儒家倫理來指導經濟和商務活動的主張，倡導“論語加算盤”的經濟倫理。在“一戰”以后，日本在經濟騰飛中更是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日本著名的企業家橫山亮次(日本化成公司總經理)、小平浪平(日立集團創始人)和立石一真(立石電機公司創始人)分別把“禮和佛教的持戒”、“和與誠’、“和為貴，建立相愛相互信賴的夫妻式勞資關系”列為社訓。認為“禮”與“和為貴”是同被西方人士譽為企業經營方式法寶的“保障職上終身就業，按上作年限和成績提級增薪，在企業內部設立上會”三原則相對應的。“禮”是前兩條原則的體現，“和為貴”是第三條原則的體現。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本田”的經營思想。“本田”公司雖然沒有直接用儒家文化某一條、某一款為社訓，而是以“三現卞義”為其上作要求，“以人為中心”為其主要經營思想，在形式的表達上有出入，但在經營方式中無不打上儒家文化的烙印。“以人為中心”，認為一切的根本在于人，主張把公司辦成一個“有人性味的集團”。“三現卞義”，指一切上作要從現場、現物和現實出發。要求各級領導者言傳身教，注意密切與職上的關系。可見，“本田”的經營方式，是以人為企業管理的出發點，注重人的道德修養尤其是領導者的道德修養。因此，日本企業的經營思想，無論是直接用儒家的條款來表達，還是用其他形式來反映，都不同程度地蘊含著儒家文化的管理思想。

其次，儒家管理思想對新加坡企業經營方式的影響。新加坡從一個亞洲落后的國家一舉變成經濟發達的國家，從文化、倫理道德層而分析，主要與堅持了儒家價值觀取向的企業文化有一定關系。新加坡的企業文化注重“培養家庭核心價值觀”。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對此作了精辟的闡述。李光耀十分重視儒家家庭倫理，尤其是孝道。他說:“如果孝道不受重視，生存體現就會變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會因此變得粗野。”可見，新加坡企業文化呈明顯的家族性。

第三，儒家管理思想對韓國的影響。朝鮮半島作為中國的近鄰，歷史上就與中國交往甚密。儒家的管理思想對朝鮮半島的影響，據司馬遷的《史記·朝鮮列傳》第55記載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代立國時。儒家文化通過官方和民間渠道傳播到朝鮮半島。朝鮮半島在李朝時代，就把儒教定為國教，形成正統的儒學體制。韓國學者金日坤認為李朝保存并強化了純粹儒教秩序原理，它所建立的儒教政治體制與思想教化，比在中國本土更為深入。維系了500年之久的李朝政權使儒家倫理在朝鮮半島深入人心，到了現代由于官方和半官方的導向，對于儒學的復興起了很大的作用。原南韓專制總統樸正熙說過，正像家庭是一個人的集團組織一樣，國家是一個大的共同體，無法期望一個不能保持健康家庭秩序的人能表明對國家的強烈奉獻，一個把國家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的社會比不這樣做的社會發展更快。這種情形，必然波及到企業經營管理，其企業文化則受儒家思想影響。

第四，儒家管理思想對中國企業經營方式的影響。中國作為儒家文化之發源地，儒家文化對企業管理影響的程序和范圍，是日本、東亞等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和地區無法比擬的。以全面質量管理為例。它是我國曾經實行的一種管理方法，是把市場調查、開發設計、生產制造、銷售服務等各個環節聯系起來，對產品的數量，質量、成本、交貨期、售后服務等各個方而進行綜合的系統管理。它是系統論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合理運用，促進了企業的生存、發展。它與儒家文化的整體觀有驚人的類似，雖然前者遠比后者精致得多，但一者有相同的出發點，都是從對象的整體性出發著眼于大系統的協調運行。可以說在全而質量管理中蘊含著儒家的整體觀，是不足為奇的。又以注重企業人際關系為例。

第二篇：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企業管理

【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企業管理】課程內容大綱

主講：山東科技大學李文明博士

主辦：柳州市經濟委員會

一、企業成熟與否的三個判斷標準

1、關于戰略管理

2、關于核心競爭力

3、關于企業文化

二、企業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文化管理

1、中國式企業文化----中國傳統文化----東方管理

2、企業文化的內涵

3、海爾的企業文化

4、蒙牛的企業文化

三、東方管理的精華

1、三為----以人為本；以德為先；人為為人

2、四治----治國：國家管理治生：經營管理治家：家業管理治身：自我管理

3、五行----人道行為：管理哲學人心行為：管理心理人緣行為：管理溝通人謀行為：謀略管理人才行為：人才管理

4、中國傳統文化全圖

四、儒家文化與中國式管理

1、先秦歷史與孔子家世

2、魯國先賢們：四書五藝之由來

3、魯國先賢們的思想與體系：孔子的弟子們

4、儒家的管理文化

5、儒家文化與現代企業管理

6、齊魯文化與新績效管理觀

7、儒家人才管理思想

五、道家文化與中國式管理

1、老子其人

2、道德經

3、道家的管理理念

4、道家管理的成功案例

5、道家文化與現代企業管理

六 墨家文化與中國式管理

1、墨子其人

2、墨子管理思想

七、法家文化與中國式管理

1、法家代表們及其管理思想

2、韓非其人

3、支撐中國歷史與中國式管理的兩大思想支柱

4、法家管理思想之法治與中國企業管理規范

5、法家管理思想之大一統與中國企業管理的特點

八、兵家的管理思想

1、齊國兵家們及其思想

2、孫武其人

3、古今中外名家對孫子的評價

4、孫子的戰略思想與現代企業戰略管理

5、孫子的“間”思想與現代企業競爭情報

6、孫子管理思想的精華與現代企業管理

九、如何看待國學熱與真正的中國傳統文化管理精典

第三篇：中華傳統文化與現代企業管理

中華文化與現代企業管理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企業更多的是引進西方發達國家企業先進的管理理論、方法和經驗，中國經濟也得以騰飛。然而，沿續到21世紀的今天。中國企業在管理上已逐漸呈現出諸多問題，其管理方式越來越不能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企業的未來，中國經濟的前景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戰。人們開始反思這種簡單的照搬照抄的模式，探討如何突破瓶頸。

而中國傳統文化中包涵著豐富的管理思想，這些思想始終貫穿著中國從古到今的管理實踐，涉及到行政、經濟、軍事、文化、家庭等社會的各個方面和層次，這些管理思想及實踐的文化底蘊就是中國倫理型文化傳統。要開創中國現代化管理的美好未來，就必須把管理與中國實際相聯系、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從企業管理的角度思考．傳統文化的思想與現代企業成功的管理理念與方法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如儒家的“天人合一”、“修己安人，以人為本”、“正己正人，成己成物”、“中庸之道，以和為貴”，道家的“道法自然，無為而治”、“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家的“崇法尚術，唯法為治”都是我們深入總結、汲取和進行現代化的創造性升華的基礎

一、以人為本

儒家主張“天生萬物，唯人為貴”、“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體現了儒家文化是一種以人為本的倫理文化。在一切事物中，人居于最重要的位臵；甚至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兩者都是并列的。儒家思想把管理的主體— — 人，推到管理的前沿。人是管理對象中最能動、最活躍、最根本的因素。管理的核心在于“人”。本質是“治人”。從管理的意義看，其就是一種對人的自我管理的文化。管理者通過專注于人的積極修為、管理實現對事對物的管理；通過成己成物，以致管理天下。這種管理思想和方式體現了只有管好人。才能管好物、管好事的“人本管理，人為為人”的人性化管理。因此，現代企業應高度重視人在企業運營中的地位和作用．將員工利益放在企業利益之前，樹立起“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民本觀念，把尊重人、關心人放在首位。充分調動員工的工作熱情和智慧：通過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以人為本的人力資源管理機制，規劃職員的有效配臵，不斷為員工提供學習、培訓和進修的機會，提高員工自身能力素質，增強其責任感、使命感；深入挖掘員工潛力，增強員工對企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其更廣泛、更積極地投入到生產經營活動當中：最終實現個人價值和企業繁榮的目標。

企業可以采用的主要措施有（1）樹立以人為中心的企業管理理念；（2）建立科學合理的選人、用人、育人機制企業應該圍繞企業發展的總體戰略；(3)建立公平合理的激勵機制;(4)完善勞動福利保障體系;(5)創建以團隊精神為核心的企業文化.總之，企業是人的集團，企業是由全體人員共同經營的。在一個企業里，如果每個員工都有一種“這是我們的公司”的意識，如果企業經營者把員工看成是同舟共濟的“伙伴”，那么，這個企業就必定是一個成功的企業，是一個共同創造繁榮和幸福的企業。

二、修己安人

“修己安人”是以人為本古代先哲思想的邏輯演繹，體現了個人與組織的辯證關系。“修己”。指人的心性修養。就是要求管理者首先要管理好自己。培養好自己的仁義道德，然后再去管理別人，管理天下。“安人”，就是要使整個社會組織的人都能各得其所，各有所安。“修己安人”，也就是由個人推及整體，以個人發展帶動整體進步。對現代企業而言，即以自我管理為起點，以社會管理為過程，在企業內部形成個人、群體的目標鏈條。個人管理在管理過程中逐步實現從自律到自覺的飛躍，通過推己及人實現組織管理的目標。個人管理目標作為組織管理目標的基礎。前一目標的完成是后一目標實現的前提，后者的達成又是前者的印證和升華。同時，組織管理目標的達成又為個人管理目標的完成創造良好的條件和環境。兩者相互作用，最終實現企業最高戰略。“修己安人”，以“德”為先．以“義”為重，以“和”為貴。以 “禮”待人。以道德為首位。管理者必須具有高尚的道德品格和個人修養；并且將這些美德貫徹到施政的實踐中去，從而影響被管理者能夠上行下效，同心協力去實現組織目標。將“義”放在第一位。“義”主要是對于管理者的道德要求。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管理者只有以“義”為先，合理地謀利和得利，才能保障組織的安寧穩定。把以“和”為貴作為管理文化。“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精神。強調以貴和的原則來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管理者只有使組織中的每個個體都各司其職，并且所有的關系匯總形成一種穩定、和諧的秩序．組織全體成員才能同心同德，組織的事業才會發達。以“禮”待人作為制度規范。企業的發展必須在“禮”的范圍內作為，根本目的是為了創造一個和睦的企業內部環境，從而達到“無為而治”的管理境界。如果人人都重視自我修養和自我行為的約束。注重培養仁義道德，以身作則，管理成效將得到提高；推己及人，成己成物，以實現“平天下”和“各得其所。各有所安”。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這個比喻．充分說明了儒家非常重視管理者以身作則的示范作用。管理者的德行好比是風，百姓的德行好比是草，風吹草動全憑風向，可見管理者的表率作用之重要。而修身為本的管理意義，正在于強調了管理者自我塑造和自我完善的問題。傳統儒家這種視 修己”為”安人 的前提，特別重視管理者自我管理的思想，在當代管理學界也已經引起了積極的反響。美國管理學家德魯克在1 985年為《有效的管理者》一書再版作序時說 一個有能力管好別人的人不一定是一個好的管理者，而只有那些有能力管好自己的人才能成為好的管理者。事實上，人們不可能指望那些不能有效地管理自己的管理者去管好他們的組織和機構。從很大意義上說，管理就是樹立榜樣。”德魯克的思想，同儒家 修己安人 的思想可以說是不謀而合的。另外，從管理角度看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還有另一層含義，即不是只對管理者自身而言的。要達到治好天下的目的．就得使國家、家庭和個人聯系起來．要求各個社會成員把它作為自己的責任和人生目標，需要人人從自身做起。它強調了一種以國家社稷為重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這一點，同樣被當今社會所接受。

三、無為而治

“無為而治”即順道而行，倡導“道法自然”，強調自然規律之重要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告示了人當效法于地，地當效法于天，天當效法于“道”這一天地法則。“道法自然”中的“自然”指“客觀、外在之自然規律”。倡導在自然界中應順規律而行之。“無為而治”即自然而然，根據本性而為之。老子反對對物性的干涉，倡導順應自然規律，在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老子自然也反對領導者強作妄為，肆意任為，主張清靜無為，順道而行。他認為，居上者應知悉自己的責任只是輔萬物之自然”而已，應當清心寡欲，清靜恬淡，要避免從已私出發，胡亂施政，只有做到這樣，才能使管理效率達到最大化。管理者更不應強行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他人，以自己的標準為判斷萬物的標準，“物之行或隨，或噤或吹，或強或贏，或培或墮。”說明物性不同、人性各別乃是世間的常 態，若上者樹立一標準，強行去改變一物之性，一人之性，只會戧戕害物性，改變人性，“是以上者去甚、去奢、去泰”，這說明聰明的領導者應保持自己的意見，順應民意。只有在這無所干預中，每個人才能不受外在的干擾，持有、發展自身心性。

“無為而治．道法自然”的思維方式是建立在彈性柔化管理方式的理念基礎之上，體現出一種自然主義的管理模式。無為，不是不為、沒有作為、無所事事，而是主張為人、處世乃至治國、興邦、治世要順其自然的基本原則。“道”即規律。由于一切事物的變化都是“道”在起作用，任何人想要對客觀事物的發展變化進行人為干預。讓客觀事物按照自己的主觀意愿發展、變化便是不可能的。人們的實踐活動只有順應自然之道。才能因“道”之力有所作為；通過恢復人的自然屬性的方式以收到“以無事取天下”的圓滿效果。道家思想在管理領域影響深遠．對于現代企業管理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其一，管理工作應從實際出發，尊重客觀態勢。按照客觀規律辦事，實事求是制定管理方法和策略；其二，管理者要以冷靜、持重的態度做事，順應自然之“道”，適時采取行動且堅定不移地實施。“無為而治”雖然是管理的最高境界，但其必須有一個前提：即管理客體和下屬能夠實現“自我管理”。倘若一個企業所有的機構、部門和員工都能自覺地按照企業目標來管好自己。做好自己應做的事情，管理者理所當然也就“無為”而“無所不為”了。管理者只有從日常經營管理事務中擺脫出來，專心考慮與策劃企業的戰略和未來等大事。才能“無所不為”。

四、結束語

任何管理模式都離不開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和文化背景，文化對于形成管理理論和管理模式起著根基性的作用。實踐證明。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現代企業管理理論和實踐有著諸多契合之處。作為企業管理者，要以科學的態度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繼承與發揚．在實際工作中提煉、總結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要，深入發掘其中蘊含的豐富的管理思想；把優秀的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企業管理結合起來。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管理模式，促進我國現代企業管理的發展。

第四篇：關于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企業管理的幾點思考

關于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企業管理的幾點思考

一、中國傳統文化催生中國式管理是大勢所趨

時下盛行的、在世界及國內有影響力的現代管理理論與技術無不以西方學說為主流，中國式管理的提出也不過近幾十年的事情，我們討論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企業HR管理的時候難免要陷入對中國HR、中國企業管理現狀的評估與反思。一種管理思想，一股管理思潮的興起與繁榮，固然與當時的社會企業發展狀況有關，而其與那個社會所獨有的文化間的衍生關系更是密不可分。

縱觀中國歷史，中國社會一直是農業經濟為主導，商品經濟、工業經濟發展居次要地位、發展滯后，尤其相對西方至今仍較薄弱的。當今時代，中國在世界五百強企業中所占的比例也仍是與我們的人口和政治地位所不相適應的。一個社會性的經濟狀況決定了其企業發展狀況，企業發展狀況決定了管理的具體實踐環境與主題，經濟發展、企業發展的先進性，是催生先進的管理理論、管理技術的必要前提條件。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與世貿組織全面接軌步伐的加快，中國經濟的崛起已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中國市場、中國產品、漢語、中國文化、中國式管理也必將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企業管理將會成為今后幾十年中國人以及所有關注中國經濟發展、管理發展的熱門話題。

二、中國傳統文化與管理相結合的幾種表現方式

廣義的文化，包含了思想、制度、行為三個層面。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保持其自身發展延續性的國家，中國傳統文化更是世界上生命力最為綿長悠久的文化之一。中國傳統文化對于中國人、中國經濟、中國管理的影響，是水乳交融，血肉相連，內外一體的。中國傳統文化滲透在中國人日常生活一言一行之中。正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構成了中國人的特質之一，也成為中國人之所以是中國人的鮮明特征。

筆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在管理中的集中體現，不外乎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是企業管理哲學與理念。這具體表現為企業的精神文化，外現于的CI之中，具體體現在MI、VI、BI三個層次。

第二是企業管理制度。

第三是企業管理行為。

而其中，企業管理制度與行為的內在聯接、管理哲學與理念通過制度與行為在現實中的具體整合狀態，就成為文化對管理影響的具體表現。

三、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下的中國式管理與西方管理（含日本式管理）的競合 有的學者，將當前世界管理理論與成熟的管理模式分為美國式管理、日本式管理及中國式管理。認為美國式管理模式作為西方本土的管理理論、管理實踐的產物，偏重于機械分工、突出個人英雄主義，協作是建立在細致客觀的分工基礎上的。日本式管理則是以西方科學為體，結合中國的人文傳統，派生出的強調集體主義、注重將科學與文化相結合的管理產物。而中國式管理則講究彼此配合、模糊式管理、和諧理論。

我們姑且拋開這種學說的準確性與科學性，但至少它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概括模式。其實，在不同的時代、不同國家，不同的社會經濟和文化背景下產生的管

理理論與管理模式是無所謂好與壞、優與劣的，適應其當地社會經濟和企業管

理的需要、能夠促進經濟發展的就是好的管理模式，反之就必然遭到淘汰。

我們提出探討和致力于總結中國式管理，并非要與西方管理模式一爭高下，而

是探討西方管理理論、管理科學、管理技術在多大程度上合乎中國的國情，合乎中國人的“心情”。適合于中國的實際管理環境。時下，有名的大公司多以請

洋顧問、追逐西方的管理理念以自重。致使中國并不成熟的管理咨詢界更是大

打國際牌、西方牌，將西方一些管理技術炒了又炒，引得大批大批的企業主跟

風逐浪。也因此，中國本土管理咨詢公司的執牛耳者——新華信管理咨詢公司

憤而寫出《新管理咨詢公司的七宗罪》。

也許，中國式管理，這一模式概念從其提出到真正定型、發展、成熟還需要更

多的時間，（當然，這里指的是企業管理，而不是其它的什么領域的中國式管理，中國歷史證明中國的國家治理是非常成功的）但這一概念的提出，從其吸引社

會管理界的關注，從其倡導管理實踐、管理咨詢與管理研究要樹起中國大旗這

些層面來說，本身就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

不過，中國式管理真正能夠成為與美式管理、日式管理所相提并論，并為外國

人競相學習，還有賴于大批中國優秀企業、世界知名企業、世界五百強企業的出現，還有賴于大批中國百年企業、幾百年企業的誕生與發展，還有賴于一代

代有著成功的、有著深厚的西方管理學和中國傳統文化修養的企業家的管理實

踐與總結，有賴于一代代、有著學通中西素養的、愛國經濟學家、管理學者的倡導與努力。

四、中國式管理是務虛與務實有機結合的管理模式，是中國經濟未來百年發展的精髓

當前，在大陸、臺灣、東南亞國家流行的中國式管理（以曾仕強先生倡導的中

國式管理理論為代表），多是以中國的傳統文化思想體系（以先秦思想為主，基

本體現為易、儒、釋、道、法、墨、兵等七家）分析管理中的常見現象和行為，對管理者、被管理者、以及二者關系與行為互動，加以系統梳理和合理解釋的學說。大多停留于對國人在企業管理中的行為反應提供文化解釋，有失于克板

和簡單化，應用性和實踐性不強。而最近，在北方一些知名學府興起的、主要

針對企業主舉辦的“文化管理碩士”班，也更多的是從思想或者管理哲學層面上，解決發展起來的企業主和企業的社會責任和價值皈依問題。一言以蔽之，目前

解釋管理行為的中國式管理失之于簡單化，解決價值問題的中國式管理偏重于

務虛。而真正能指導中國管理走向系統、科學的，應當是能夠將中國社會運作

機制、企業運作機制解析科學（而不僅僅是合理）的更加實用的管理理論和技

術，是能夠雕塑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思想、行為的文化體系，是能夠促進中國

企業長足發展、社會經濟繁榮昌盛的文化傳承性和開創性結合良好的先進學說，而不僅僅是傳統文化的現代解讀。中國式管理的發展與探討過程，必將是創造

多于因襲，務實多過務虛的。

韓非在戰國末年，提出“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于氣力”，而在當今世界政治經濟多極化、文化價值觀多樣化的“新國時代”，是三者皆競的。

而且幾種成熟的文化的競爭，將競爭的是其生命力。管理學說亦然。

人類，走進21世紀，當科學使人們的物質生活日新月異的同時，也呼喚著文化

對人類情感和精神的深度關懷。中國文化向以社會人倫為研究重點和關注中心，講究人與自然的和諧和人際和合。中國文化的優勢，在約束科技保持人類尊嚴、化解人類異化危機，以及在解決社會、國際爭端方面越來越得以凸顯。學者們

預言，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如果說這一觀點，已為中國市場的開發

和中國經濟的崛起所初步證明，那么中國文化的世紀，也必然會隨著中國式管

理、中國語言文字的傳播而勃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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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論文：儒家與中國傳統文化

儒家與中國傳統文化

一、儒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組成部分，或曰中華主流文化，是凝成中華民族精神的主流，是東亞文明的精神內核。“察業識某如佛，觀事變莫若道，而知性盡性，開價值之源，樹價值之主體莫若儒。”

儒學的這種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在兩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創立儒家學說，不是憑空創造的，而是在社會的大**中通過對三代流傳下來的中國傳統文化遺產進行反思，認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詮釋而形成的思想學說體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學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成為中國原典的保存者和當時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實地考察，堅持“察知征信”與“因革損益”的原則，使儒學又具備審慎的因時制變的品格，在中國處在第一次社會形態大變革的時代，儒學應運而生，突出了中華傳統文化需要保存、延續和發展的歷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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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單一民族觀念和思想體系時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勵民族精神與愛國主義，同時又以“近者悅，遠者來”和“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博大胸懷，倡導民族和睦，友好相處，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鞏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學長期以來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學不是宗教卻能取代宗教”，堅持的是一種對儒學的信仰和依賴。儒學提倡德化社會、德化人生的思想對中國人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成為華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礎。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種積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認同的凝聚力，起著中華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學避免了狹隘民族性的特點，為它走向世界，形成東亞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礎。

在先秦，處于私學地位的原典儒學，為它的長遠發展奠了基。漢武帝“獨尊儒術”，儒學始成為官學，兩漢時基本完成了對先秦以來道、墨、名、法、陰陽之學的綜合吸收，擴大了學術包容的范圍而成為文化的宗主。雖兩千余年其形成屢經變換，但總的方向是強化封建統治意識。

“凡是存在的即為合理的。”正是儒家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的長期存在和廣泛的影響，使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與合情合理性文化。“中國人不得不樹立一種道德律，即提高‘仁’，亦即公正、慈愛的行為地位，把它作為一種絕對標準，以仁為標準，一切有缺點的人或行為，就能被發現其所不足。”這或許便是儒學所要達到的高度，同時也是中國傳統文化所要傳承的文化宗旨，正如張純如所闡釋的“文化影響力”（Power of cultural forces）“這種力量既可以剝削去使人成為人的那一單薄的社會約束—這樣我們所有人都會變成魔鬼，也可以增加這一約束。”總之，儒家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體地位，決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趨勢，并且時刻影響著中國人的精神與道德取向，成為中國人的信仰。內容來自dedecms

二、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在儒學中的體現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在中國古代社會形成并發展起來的比較穩定的文化形態，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是中華民族的歷史遺產在現實生活中的展現，這個思想體系蘊涵著豐富的文化科學精神，這種科學精神又是通過儒學之要義體現的，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中國傳統文化是凝聚之學。中國傳統文化是內部凝結力的文化，這種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諧，把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群體、人與自然有機的聯系起來，形成一種文化關系。這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華民族自古以來便是以和諧民族的性格、精神而影響和傳承的，而現代社會綜合國力的構成中，民族凝聚力作為國家的軟實力，為社會發展、改革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我們中華民族是宗族融合而形成的，融

合于中華民族的宗族，歷代都有增加，但融合的動力是中國悠久的傳統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中國全體國民都有他“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崇高倫理觀念，與博大的仁愛精神，共同構建和諧之社會。儒學對中國社會之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理性和諧社會的形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可以說，儒家文化是體現中國傳統文化中這種凝聚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學文化中的和諧意識包涵天人關系的和諧與人際關系的和諧。關于人際關系的和諧，儒家提倡“中庸”，即“和而不同”和“過猶不及”，實質是強調矛盾的統一與均衡，強調通過事物之變的把握以獲得人際關系的和諧，避免和克服人與人，人與社會乃至國家、民族之間的對立和沖突。這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2.中國傳統文化是兼容之學。中國傳統文化并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盡管中國古代對外交往受到限制，它還是以開放的姿態，實現對外兼容，這正是依靠儒學“和而不同”的精神而實現的。儒學在保持其學統傳承的同時，總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為主地匯通、吸收和融合外來文化的優秀成果。儒家文化對外來文化的強大吸收能力和它強大的同化能力是相輔相成的，更加出色的承載了中國傳統文化兼容之精神。

3.中國傳統文化是經世致用之學。文化的本質特征是促進自然、社會的人文之化，中國傳統文化突出儒家經世致用的學風，它以究天人之際為出發點，落腳點是修身、治國、平天下，力求在現實社會中實現其價值，經世致用是文化科學的基本精神，儒家學說則更是這種精神的體現者和傳播者。

三、中國傳統文化中“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白地道出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文化的這種特殊的社會功用。在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識形態領域占據著正統地位，對中國官學文化發生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傳統社會充滿了亞普羅式的精神，是個按生態循環及繼續下去的社會，繼承的是老祖宗的傳統，還要代代傳下去”。傳統就是權威，滿足于守，追求靜，害怕變。《書經·大禹謨》：“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意思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帥土之濱，莫非王臣”。“最便于專制”的儒術，或者當作一種專制官僚統治手段來看的儒家學說，可供統治者利用的內容有：（1）天道觀念；（2）大一統思想；（3）綱常倫理。《書經》“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篅”，《荀子·王制篇》“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這一來，天道觀念，大一統主張，綱常倫理就成為“三位一體”了。所謂“兩千年無思想，非無思想也，以孔子的思想為思想；兩千年無是非，非無是非也，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歸根結底，不是中國人對于孔子學說特別有好感，而是中國的社會統治，特別需要孔子學說。

自儒學被漢武帝君臣定為正統正宗以后，以地主經濟為基礎，土地得相當自由買賣，農民得相當自由轉動，而原本不能造成世卿世官那樣的貴族身份的社會，卻藉著知識的統制和長期獨占，而無形中幫同把士大夫的身份更加的特殊化或貴族化了。織夢內容管理系統

“以儒治世”，中國傳統文化更加牢靠的在政治中得以發揮。“文化是物質設備和各種知識的結合體，人使用設備和知識以便生存，為了一定目的，人要改變文化”，師儒和政權的關系，在中國封建士大夫身上，得到了極其充分的體現，而“以儒治世”是歷代統治者及傳統士大夫所選擇的，“一個時代的思想家，他們的言行能被社會所接受，主要是因為他們反映了社會上的一般觀點，他們不過是把已經客觀的社會事實所造成的觀點，用比較明白和肯定的言行表達出來。”從孔孟到西漢董仲舒“君權神授”到魏晉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玄學到唐韓愈的天命論到宋朱熹的理學到王陽明的心學到明清各種儒學思想見解，都體現了把儒學進行合理改造，從而為統治階級所利用，以達到“治世”，維護統治的目的。

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看，文化屬于上層建筑，其核心是社會意識形態，它是為其政權及其經濟服務的，儒家文化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需要，反映了中國歷代的“國情”，正如金克木所言，“文化就是‘國情’，文化就是‘國民性’，中國文化就是‘中國人’”，“從一定的視角分析，儒家文化甚至可以說是一種主要為國家培養官僚的文化”，歷代統治者都公開標榜以儒家理念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指導思想，儒家觀念成為官僚文化的核心，其在“尚賢使能”“民為邦本”“仁政理想”“隆禮重法”“節用裕民”“修身為本”等方面，都對中國官僚體制及王政統治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同時是中國傳統文化“以儒治世”的體現。的凝聚之學的科學精神。以儒學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能夠經歷五千年的發展而沒有中斷的原因

就在于其核心價值具有先進文化特性，在于其人性化、人情化傾向所具有的穿透力和生命力，在于它所具有的永恒的普世價值，相信在世人共同的努力下，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將會在未來閃耀出更加燦爛的希望之光、和諧之光、精神之光。

四、總結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主題，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組成部分，兩者是血與水、源與流的關系。“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總得說來，就是究天人之際，明修身之道，述治國方略，求天下為公，最終實現天人和諧的境界。儒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中國傳統文化精神通過儒學體現，在悠久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優秀的儒家文化價值理念，“以儒治世“被歷代統治者所推崇，現實的需要，促使人們對中國傳統文化做出價值選擇，用歷史的眼光和時代的精神去更好的保留、弘揚和傳承優秀的中國文化遺產，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為中國之未來而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