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析拆遷引發民事行政申訴案件特點及原因

淺析拆遷引發民事行政申訴案件特點及原因

作者：劉婉蓉

隨著北京市通州區城市化建設步伐的不斷加快，國際新城建設的不斷推進，一批舊城區改造、新城區建設、市政建設項目相繼實施，城市和農村房屋拆遷量不斷增加，涉及拆遷的民事行政申訴案件也相繼涌現。近年來，通州區人民檢察院受理由拆遷引發的民事行政申訴案件逐年增加，案由逐步多樣化，可見由拆遷引發的矛盾日益突出，應引起重視。

一、案件特點分析

（一）案由類型呈現多樣化。

這類案件中，案由直接涉及拆遷糾紛的占約30%，另外占到約70%的案件，我們稱其為拆遷間接引發的糾紛，案由類型涉及較多，主要包括財產權屬糾紛、所有權糾紛、房屋買賣合同糾紛、財產損害賠償糾紛、繼承等，僅從案由來看，似乎和拆遷并無關系，實則不然。如王某財產權屬糾紛案中，王某于九十年代末時將其所有的某村房屋出售給非本村的李某，并簽訂了買賣合同，后因該村面臨拆遷，為獲得高額拆遷補償金，追求利益最大化，王某將李某訴至法院，稱雙方簽訂的房屋買賣合同違反了法律關于宅基地使用權的相關規定，請求法院確認雙方簽訂的合同無效，相互返還房屋及購房款，從而引發糾紛。

（二）糾紛多與經濟利益緊密聯系。

綜合分析這類案件，發現矛盾主要集中在拆遷安置補償金問題上，包括當事人直接對補償金異議引發的糾紛，也包括因訴爭房屋即 1

將面臨拆遷，促使當事人對高額補償金產生一種預期占有，從而引發的請求確認房屋買賣合同無效等案件糾紛。可見，無論屬于對既得補償款的不滿，還是對預期補償款的占有，都與經濟利益密不可分。

（三）農村拆遷矛盾相對突出。

案件中絕大多數是涉及農村房屋或宅基地拆遷和征收的，當事人亦多為村民與村委會，也有少部分當事人之間為家庭成員關系。相比較來看，涉及城市房屋拆遷的案件較少。這主要是由通州區地處農業區，農村占地面積較大，以及近年來政府實施舊城區改造、新城區建設等工程項目等特點所決定的。

（四）案件審查結果多為不立案。

這類案件的處理結果基本均為不立案，同時由于這類案件的案件事實一般相對清楚，故從當事人到法院起訴，再到檢察院申訴歷時較短，一般為兩年。而對于個別案件的裁判稍有瑕疵，又不足以引起抗訴或再審的，一般可以通過給相關單位制發檢察建議的方式進行處理。

二、矛盾產生原因分析

（一）土地性質由集體轉為國有后補償標準不一。

拆遷中大量房屋土地性質的變化導致拆遷適用法律、政策的爭議，造成由拆遷補償標準、程序、安置模式的不同引發的拆遷補償矛盾。一方面，轉化性質的土地上的拆遷除要對房屋進行補償外，還涉及征地補償、勞動力安置補助、地上附屬物補償、家禽果樹補償等，往往情況較為復雜，但補償安置政策存在一定不確定性，補償標準也

不盡統一；另一方面，如果同一塊地、同一拆遷項目涉及集體和國有兩種性質的土地時，因拆遷應適用不同的法律法規規定，勢必會造成補償標準、程序、安置模式的不同，易引發拆遷矛盾的產生。

（二）基層組織作為力度不適當。

盡管基層組織不是拆遷過程中的責任主體，但拆遷過程中大量的基礎性工作都是由基層組織來承擔的，在面對上級組織和群眾這一“上下矛盾”時，基層組織應當充當切實履行職責、協調上下關系、積極化解矛盾的中間人角色，但實踐中有的基層組織工作盡頭不足、缺乏責任意識，只是在中間“和稀泥”；而有的基層組織作為力度又“過大”，形成“越權代理”，導致矛盾的產生。

（三）拆遷補償金數額急劇增高。

近年來，由于拆遷補償金數額的急劇增高，導致被拆遷房屋所有權歸屬爭議問題日益突出。當事人為了追求高額的補償金，使其利益可以最大化，從而出現了一系列房屋所有權確認糾紛、房屋買賣合同糾紛等案件。如趙某房屋買賣合同糾紛案中，趙某與錢某簽訂房屋買賣合同并收取定金后，以各種理由拒絕履行房屋過戶手續，究其真正原因正是由于訴爭的房屋即將面臨拆遷，而拆遷補償金的數額明顯高于該房屋買賣合同約定的金額，為此錢某將趙某訴至法院，要求確認房屋買賣合同有效并履行相應過戶手續，而田某反訴買賣合同無效，法院支持了李某的訴訟請求，田某不服申訴至筆者所在檢察院。

第二篇：民事行政申訴案件的背后

民事行政申訴案件的背后

—淺談案外因素對民事行政申訴案件的影響及啟示

赤峰市檢察院民行處 宋國臣

大凡檢察機關受理的民事行政申訴案件，少有不是疑難和復雜的。案件申訴人大都經歷了漫長的法庭審理（如一審、二審、再審）中的痛苦和無奈，帶著疲憊和希望走進檢察機關的大門。筆者在接待申訴當事人的過程中發現，幾乎每件民事行政申訴案件的背后都隱藏著撲朔迷離或鮮為人知的故事。本文暫且將這些故事稱之為民事行政申訴案件的案外因素，其中包括超出民事行政法律調整的非法律性因素和游離于司法程序之外的法律性因素。這些案外因素所反映的矛盾較之案件本身的訟爭更為復雜和深刻，它往往左右著案件的審理方向和進程，成為催生民事行政申訴案件的根源性因素之一，故此大有深入探究之必要。就民事行政檢察工作角度看，無疑對拓展民事行政檢察工作空間，探索民事行政檢察工作的方式、方法具有重要的意義。

強龍難壓地頭蛇 你奈我何！

某縣一國有公司職工高某，于上世紀80年代初進入該公司（原為行政事業性單位）做臨時工，兩年后轉為“大集體（城鎮集體）”工人，在此后的20多年中，高某伴隨該公司經歷了風風雨雨，無論是公司改制，還是公司分立，高某作為公司職工一直與該公司從未間斷地履行著勞動合同。2004年，該公司再度改制，被上劃為成為不具備法人資格的分公司。籍此，公司以客觀 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且高某屬計劃外用工，應按“其他用工（公司上級文件的提法）”對待為由，納入被清理范圍，通知與其解除勞動合同。當然，公司也為高某留了一條后路，即只要高某與本公司解除勞動合同，然后與某職介服務中心簽訂勞動合同，以派遣的方式仍可以回原單位工作，并且保證原崗位、原工資、原待遇不變。高某不同意，要求與公司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公司予以拒絕。在協商未果的情況下，公司單方強行與高某解除了勞動關系，致勞動合同爭議案產生。自2004年末至今，該爭議歷經勞動爭議仲裁、法院的一審、二審、再審，仍未完結，申訴至檢察機關。

經調卷審查，爭議雙方對法院認定的事實并無異議，爭議的焦點在于法律的適用。公司單方解除勞動關系的主要理由是依據“上級精神”，具體指行業規定（以下簡稱行規）。高某則主張公司的行為違法，應屬無效。

其實，查明本案在法律適用上是否適當并非難事。從公司與高某解除勞動合同的事由入手分析，第一是所謂“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與此事由最密切關聯的法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二十六條第（三）款。該款為用人單位可以單方解除勞動合同的情形之一，原文是“勞動合同訂立時所依據的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致使原勞動合同無法履行，經當事人協商不能就變更勞動合同達成協議的”。該法條在運用中出現的問題是，何為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法律并無具體解釋，如果說公司內部 改革算做“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尚能說得過去的話，但致使原勞動合同無法履行的情形并未出現，公司的業務量、工作崗位、職工工資額并沒有消減，事實上，也沒有裁員。

第二是將高某界定為“其他用工”納入清理范圍。公司實施該行為所依據的是總公司（2004）3號文件，該文件雖有“對其他用工進行穩步合法清退……”的提法。但文件中對何為“其他用工”并無具體界定。于是，公司便將“其他用工”解釋為“計劃外用工”，但此觀點在其“上級精神”中不但找不到支持依據，而且情況恰恰相反。如郵電部（1995）188號文件規定“取消干部和工人、固定職工和合同制職工以及不同所有制職工的身份界限，統稱企業職工……”、“全面實行勞動合同制后，凡從工效掛鉤工資總額中支付勞動報酬的，作為郵電職工統計。由其他費用支付勞動報酬的小時工、費用工等不作為郵電職工統計”；原國家經貿委、人事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聯合下發的（2001）230號文件規定“企業職工中不再有全民固定工、集體工、合同工等身份界限，所有職工的權益依法受到保護”。

第三是公司依據“上級規定”，要求高某通過勞務派遣的方式回原單位工作，此做法亦無法律依據。勞務派遣一般運用于臨時性、輔助性或替代性的工作崗位上，而高某與公司有著長達20多年的勞動關系，形成固定的工作崗位，而公司僅憑一紙行規便輕易解除了高某20多年的職工身份，成了另外一家公司（勞務派遣公司）的臨時工，實屬不公。第四是申訴人提出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請求亦有法律依據。公司以其不同意與高某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作為解除勞動關系的理由之一，對法律法規是一種曲解。在社勞部發（2003）21號文件中有“符合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條件的，職工提出簽訂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用人單位應當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十四條也規定，勞動者在該用人單位連續工作十年以上的，勞動者提出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本案爭議雖然發生在《勞動合同法》實施之前，但從立法的承接性上看，以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為主旨，而并非以用人單位是否同意作為必備要件。

綜上不難看出，本案的明顯特點是：行規的有些內容與法律法規及部門規章的相關規定抵觸。凡具有法律常識的人都清楚，法院在審理民事案件尋找裁判依據（法源）時，作為“依照”執行、在制作法律文書時“可以引用”的、具有絕對效力的法源有，法律、行政法規、立法和司法解釋、地方性法規及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作為“在辦案中參照執行，但不要引用”的、具有相對效力的法源有，國務院各部委發布的命令、批示和規章、各縣、市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和發布的決定、決議、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發布的命令、批示和規章，且與憲法、法律、行政法規不相抵觸的。而本案所涉及的行規，自然沒有進入“依照”和“參照”范圍。如若其相關內容與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等 規定相一致，法院認定公司單方解除勞動合同的行為有效也并無不當。而一旦這些行規的內容與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等相抵觸，則當屬無效。

令人疑惑的是，這樣明顯而簡單的問題，經過仲裁、一審、二審、再審卻始終沒有得以糾正？通過深入了解方知，事情的原委來自于案外因素的困擾。

原來該公司借內部體制改革之機，已與本企業原有的100余名職工解除了勞動關系，轉而以勞務派遣的方式使這些人仍回公司工作，原崗位、工資、待遇不變。這些人中，除高某一人對公司的做法提出異議，并頑強抗爭外，其他人均已接受了公司的處臵方式。從中不難看出，該公司借內部體制改革之機，以勞務派遣的方式“金蟬脫殼”，將部分職工推向社會，難免規避法定義務和逃避社會責任之嫌。雖然仍以原崗位、原工資、原待遇不變為條件接納這些職工，求取一時的穩定，但必竟勞動關系的主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職工的未來利益難保不受損害，后顧之憂難除。

正基于此，這起普通的勞動合同爭議案就變得不普通了，雖是個案又并非個案。就小的范圍上看，此案是類案的典型，該公司凡與高某有相似情形者（在該公司連續工作10年以上者）都將與此有牽連；從大的背景上看，它折射了本行業乃至于更大范圍的國企改制中作為勞動者的弱勢群體與掌控勞資權力的用人單位甚或是高層利益集團的矛盾，即一種深層次的社會矛盾（改 革的成果固然必須肯定，但其中所伴隨的問題也應予以正視）。局限在法庭之內，就事說事、就案論案并不難。告者依法處斷，不告者不理，無論涉及多大范圍，違法者必究，追求法的公平正義，而不受社會因素的干擾。這在理論上能講得通，但在實際中可能行不通。

可以預見，如若高某勝訴，引起的連鎖反應恐難以避免，猶如多米諾骨牌效應—引起本公司甚至于本行業的震蕩也不是沒有可能，這不僅是該公司的領導或本行業的高層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地方各級黨政決策層所不愿意看到的。對諸如此類的問題，誰想去糾正？誰愿去糾正？誰能去糾正？

雖然依據行規在國企改制中產生諸多瑕疵，但必竟使改革得以進行，并贏得相對穩定，在特定的歷史時段和特定地域范圍內體現了“秩序”價值，盡管這種“秩序”是在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條件下形成的，但卻相對平穩地存在著，正像城鄉二元結構延續了半個多世紀而不能在頃刻間消除一樣。于是，只好搬出一個既冠冕堂皇又實實在在的理由—這是改革中出現的問題，是由于制度的不健全、不規范造成的，只有在深化改革中逐步完善。

可悲處在于，無論怎么說，在法律適用上，必竟出現了“強龍難壓地頭蛇”現象—法律法規、部門規章等奈何不得與其相抵觸的行規。

如此看來，高某與公司的勞動合同糾紛案該如何了結呢？因為本文的主旨是意在案外，故以案外視角探究之。除上述的主要 障礙因素外，依俗理而言，即使高某能打贏官司，但其與“老板”的關系已經惡化到幾度對薄公堂的地步，即使“老板”有彌勒肚量又怎能容下？就是“老板”能容，自己又怎能在崗位上心安理得？筆者與同事私下議之：此案以訴求“補償”結案，也許能夠兩全其美，除此還真想不出良策。

涉案人員玩貓膩 辦案人員揣著明白裝糊涂

某縣一村民組與該縣農機公司因購買井用潛水泵的質量問題，于1994年走上法庭，到2009年向檢察機關申訴，歷時了16個年頭。此案在兩審終審后，作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的該村民組，曾多次向市中級法院和自治區高級法院申請再審，均被法院駁回。筆者在審查材料時，對有些問題頗為不解，一審法院審理時，對購買的水泵通過有關部門的鑒定，認定為不合格產品，判決該農機公司予以更換。但該村民組不同意更換，堅持要求退貨，于是上訴到二審，二審雖然對水泵質量不合格問題提出疑問，但仍維持了一審判決。在法院審理前，該農機公司的上級公司—市農機公司還曾專門為此糾紛召開了會議，同意為該村民組更換同型號的新機器。依常理看，在此情形下，村民組接受農機公司的更換義務，也合乎情理，可村民組就是不同意更換，退貨的要求毫不動搖。在農機公司方面，就是接受了對方的退貨請求，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此后還可以向廠家追償，可農機公司寧可將“官司打到底”也不同意退貨。時至今日，僅村組一方打官司所付出的代價，就可以購買十幾臺水泵了。雙方如此“叫 勁”，使人大惑不解。筆者初次接待申訴人代表、該村民組組長張某時，不禁暗自吃驚，怎么也想不到作為村組的代表人會是一副落魄凄慘的模樣，走在街上，說是乞丐，沒有人會懷疑。他告訴筆者：“這個官司滾來滾去，滾到自己頭上了。”十多年來，幾乎傾盡全部家產打官司。

接待中，他講了許多案外隱情，這些情況雖然不能一一核實（也無法定調查義務），但似乎對案內一些懸疑給出了朦朧的答案。

原來這臺水泵是由村委會原主任代為購買的，銷售發票上的價款是15600多元，張某稱通過內部信息得知，該水泵當時售價僅6000多元。村民們對如此懸殊的差額多有質疑，但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有銷售方的負責人和購貨方的村主任能說得清楚。村民們雖有怨言，但也不好和村委會“叫真”。恰好借水泵出現質量問題之機，要求退貨退款，以最大限度地維護自身的權益；農機公司一方，對此要求當然不能接受，以更換的方式平息事態正是上策；而作為村民組的直接上級組織村委會則態度曖昧，似乎并未站在村民一邊，尤其是作為參與購買水泵的責任人是不愿看到這個官司繼續打下去的。據張某言，有一年，村、鄉兩級以他拖欠提留上繳款為由，曾派人強行拉走了他家的糧食和其他物品，到場的執行人員告訴他，這次行動的原因是因為張某“到處告狀（因水泵之事）”。張某也不示弱，寧愿孤軍奮戰，好在村民們仍然推舉他為代表人。一審法官對這些案外情形也并非一無所知，但往往也是綜合多方面（亦多為案外因素）考慮，一方面認定水泵質量不合格，另一方面判決銷售方以更換的方式承擔責任，而不支持村民組的退貨請求。

隨著訟爭的繼續，時間的拖延，當事人所付出的代價不斷增加，雙方都是騎虎難下，欲罷不能，解決訟爭之路越來越窄。不僅如此，隨著訴訟的進展，案外因素不斷介入，給人的感覺是這個案子越審越糊涂。例如，該案的主要證據是對水泵質量的鑒定結論，一審中，通過市、自治區兩級鑒定機構鑒定為“不合格品”，二審中，農機公司一方對鑒定結論提出異議，于是委托國家某測試中心進鑒定，而村組一方認為從事鑒定的專家與農機公司一方有關系，拒絕提供檢材（水泵）。于是，鑒定人員根據前兩次的鑒定的書面內容寫出了對村民組不利的結論性意見，二審對該意見予以采納。此行為的問題在于：作為國家級鑒定人員，在沒有取得檢材的情況，本應依法終止鑒定，而不能憑借他人的書面內容做出“鑒定”結論，這樣的結論本不具有證據效力，二審法院卻予以采信。就證據應用而言，倒不如以村民組拒絕提供檢材為由而要其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更能使人信服。這一現象的潛臺詞是：委托的國家級鑒定人員是由中級法院某法官聯系的，參與鑒定的專家若不拿出結論，就得到不菲的鑒定費，而在村民組拒絕鑒定的情況下，支付鑒定費的只能是農機公司，這個結論自然要對農機公司有利，否則誰會出錢雇人給自己挖“陷井”？而中級 法院法官對這樣證據的效力自然心知肚明，但如果不采信的話對關系方又難有交待。

再列舉一案。呂某購買某信用社開發的住宅樓，聲稱預訂了兩套樓房。在分期交付樓房款時，有的交現金，有的便在該信用社貸款（以其他用途）抵頂樓房款，其中有一筆款項發生爭議。2000年6月17日，時任信用社主任的范某為呂某開據了一枚9萬余元的購買樓房收據，次日（18日）又為呂某作了9萬余元的信用社借款借據，后因故該筆貸款沒有借出。后呂某以預購兩套樓房而信用社只給一套為由，起訴信用社要求退還多交的購樓款9萬余元。信用社辯稱：呂某僅購買一處樓房，其中2000年6月17日開的9萬余元的收據本想以次日貸款抵頂，但因貸款沒辦成，信用社當時沒有將收據收回，該9萬余元的房款呂某并未實交。

該案在訴訟中頗為周折，到目前，已經歷了兩次一審、兩次二審、一次再審，這5次審理結果都是一致的—呂某敗訴。呂某仍然不服，向檢察機關申請抗訴，表示誓將該官司打到底。

該案使人疑惑不解的問題在于：如若法院認定的事實準確，呂某本未多交錢，卻豁出血本去打這場官司，目的是什么？是敲詐勒索，還是有其他企圖？如若呂某的主張是真實的，信用社不僅是違約問題，而相關責任人可能涉嫌職務侵占！

呂某所透露的該案隱情是：呂某搞工程，外面欠其100余萬工程款，求助于時任信用社主任的范某利用放貸之機幫其收取，并許諾給范某10萬元好處費。若此事辦成，呂所多交的9萬余元樓房款就不要了，頂好處費了。可是范某事沒辦成，錢又不退。當事人清楚，這類事又不好講到明處，若講明白了就是刑事案件了，不僅呂某所付的錢款有可能轉化成贓款（行賄款）有去無回，而且也將對方“送進去了（追究刑事責任）”，這樣就結成了“死結（化解不了的仇恨）”，最佳的選擇是拼命打民事官司。

從上述案例看到，此類民事行政申訴案的背后，都隱藏著當事人或涉案人員的違法違紀活動，有些行為可能已經涉嫌職務性犯罪，如貪污、受賄、瀆職侵權、職務侵占、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以及法官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理論上講，作為行使法律監督職能的檢察機關對這些違法犯罪行為不能坐視不管，尤其不能在故意的“糊涂”中使這些違法犯罪行為逍遙法外。由此而言，民事行政檢察工作，不僅僅限于對所申訴案件的抗訴及提請抗訴，使案件本身得到公正處理，而且在案件以外大有拓展空間。如何將游離于司法視野以外的違法犯罪行為通過恰當的方式、方法納入到司法管轄之中，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新的課題。這方面，需要我們探討的問題相當多，諸如民行部門以何種方式、方法介入對法官枉法裁判及執行人員的職務犯罪等案件的偵查；以何種方式、方法將貪污、受賄、瀆職侵權案等案件線索移送到檢察機關的偵查部門；以何種方式、方法處臵不屬于檢察機關偵查的職務侵占、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案等案件線索問題；對接觸到的案件線索應掌握到什么程度，是否可以初查（總不能捕風捉影、謊 報“軍情”）；對其中侵犯國家和集體利益的行為如何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支持、監督受害單位提起民事訴訟（實踐中多數受害單位怠于訴訟）或直接提起公益訴訟等等。

你推我拖他搪塞 誰人能不精疲力竭

有些民事、行政申訴案，法院在審理時，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并無不當，而當事人卻仍就不停地上訪、申訴。其中不排除有的人“認死理”、“頭腦不轉彎”或無理纏訴，但更多是司法工作人員的說服、解釋工作不妥當、不到位，不僅如此，有的纏訴問題就發生在案后的“說服”工作中。

王某是一名退休教師，上世紀90年代初，其丈夫高某在信用社貸款，請他人做擔保，貸款到期后，高某無力償還，擔保人代為清償，事后，高某曾兩次給擔保人出具欠條，后因高某遲遲不能還款，擔保人將高某告上法庭，法庭判決高某敗訴。在判決執行中，因高某沒有收入，法院便通過銀行扣留了王某的部分工資作為執行標的。王某不服，以其丈夫第二次所打欠條她“不知道”和多算了欠款利息為由，不停地上訪、申訴，甚至兩次進京。

這個案子并不復雜，判決理由也很容易講得明白，可當事人為什么要固執地上訪呢？原來問題就出現在善后工作上。有的接待人員對王某提出的理由的解釋、說服不清或不一致使其產生誤解，如王某一直以“難道我丈夫在外面殺了人，也要我償命嗎？”這一類推為理由對其丈夫所出具的欠條不負責任，其實對這一理由，凡稍有法理知識的人，從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構成要件的差 異上很容易解釋和辯駁的清楚，但王某一直沒有得到“清楚明白”的答復；有的則態度蠻橫：“你丈夫欠的錢就得你還，你沒有資格告狀”，“判錯了怕你，判對了還怕你？你樂意哪告哪告去！”；有的怕沾惹麻煩，一推了之：“你去找領導吧”，有的甚至將責任推到死去的法官身上“這事是某某（已死亡）辦的，我不清楚”；有的無處可推了，就采取拖的“戰術”：“這事保證得管，你回去等著吧”，兩年過去了，杳無音信……。就這樣，本來“沒事”的案子，王某卻越發覺得“有事”，接案的工作人員和有關領導越怕給自己“添麻煩”越是惹出了更大的麻煩。

上述只是問題的表象，深層次原因有五：

1、責任心不強。案件承辦人沒有對案件負責到底的責任心，自以為對案件做到公正判決，切實的執行就足夠了，對當事人是否服判息訴則在所不問，缺乏耐心細致的解釋和說服工作，在案件辦理的完美度上留下缺憾。

2、協調性差。一件民事行政案件從受理、立案至審理、執行再到申訴的接待要歷經多人之手，這些人中難以形成從大局著眼、步調一致、協同工作的合力，而是從自身著眼，以“不沾惹麻煩”為原則，得推就推、得拖就拖、得搪塞就搪塞；有的甚至希望出點“亂子”，從中看別人的“笑場”；更有甚者，若不從中制造點“麻煩”就算配合工作了。

3、業務不精。有些辦案人員心浮氣躁，將主要心思都用在追名逐利上，很難靜下心來集中精力、心無旁鶩地鉆研業務，對 與案件相關的法律規定掌握不精、原理不明，對當事人的問題或難以恰當解答，或解答不一致，甚或產生歧義。有的案件承辦人員對與案件相關的法律知識尚不及當事人掌握的透徹。

4、憐憫心淡化。有的案件承辦人由于長期的“職業化”，對當事人的情形，特別是弱勢一方的情形見多不怪，神情麻木，缺乏憐憫心，不能設身處地為當事人著想，做好入情入理的說服疏導工作。

5、辦案流程不規范。民事與行政訴訟程序雖早已明確，但在執行中總是有諸多不規范之處，致使程序違法的現象時有發生。如法院在本案的執行中，一些應向王某公開的情況而沒有公開，致王某產生諸多猜想，加重了其上訪、申訴的心態。

斗的是“氣勢” 爭的是“面子”

中國古有“士可殺而不可辱”的豪言壯語，民間亦有“不蒸饅頭爭口氣”的俗語，這些“傳統”在民事、行政申訴案中大有蹤跡可循。

劉某兄妹八人，其父是某單位退休職工。該單位集資建時，劉某以其父名義交了購房款。其父去世后，劉某便將該房產的產權證辦在自己名下，其他兄妹們不服，搬出老母親做原告，訴至法院，法院判決劉某勝訴。一審判決生效后，本已趨于平靜，不想劉某一方卻“得了便宜賣了乖”，某日酒后打電話向對方炫耀“戰績”，這下捅了“馬蜂窩”，對方再次聯合起來，直接申請中級法院再審，中級法院提審后，撤銷了一審判決，改判劉某敗訴。此時的劉某已沒有退路，向檢察機關申請抗訴，還得繼續“斗”下去……

在民間，諸如此類的爭強斗氣的官司司空見慣，倒也不足為奇。令人驚奇的是，有一案是因“官商斗氣”而鬧上法庭。

賀某原為某鄉鎮企業負責人，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的企業改制中，變為該鎮集體企業資產與自己投資的合股公司經理，后來通過 “股權臵換”運作，而使企業成了“私人公司”。隨著公司資產的增加，賀某對鎮政府的依賴性越來越弱，與政府的關系也不太融洽了，尤其是新一屆政府班子到任、賀某的公司總部也由鎮政府所在地搬遷到了市區后，矛盾便明朗化了。賀某因債權債務關系曾兩次將鎮政府告上法庭，賀某勝訴后，又申請強制執行。由于鎮政府是被執行人，政府主要領導不得不忍氣吞聲地上了強制執行的警車（到執行現場）。鎮領導登門談事情，賀某卻讓鎮領導先“候著”，在以往，這話本來是鎮領導對賀某說的，不想現在卻“大換位”了。雖然說此行為是賀某通過司法程序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無可厚非。但畢竟讓人難以咽下這口氣，賀某是依托該鎮的集體企業而“發跡”的，而且在公司經營中，有許多事情是通過鎮政府協調的。更為要害的是在企業的改制與“轉股”中并不是沒有問題，而且存在著較大的問題。賀某本來心里有“鬼”，不僅不收斂，反而愈加張揚。此口氣爭不回來，此面子要不回來，作為一級政府的尊嚴何在？威信何在？于是經過鎮政府班子研究決定，以賀某同他人惡意串通，侵害集體財產 為由，將其告上法庭。對此訴訟，雙方都做了充分的準備，使出渾身解數對簿公堂。

這類案子，絕非與民間斗氣案例同日而語。不能不引起我們極大的關注，原因是其“層次”較高，看似債權糾紛實非債權糾紛；沖動中蘊含著“理智”，甚或是“智慧”；平等主體間的民事糾紛，將體現出“權錢較量”的色彩。主要關注點有三：

第一、從爭議主體看，因屬于民事糾紛，主體應該是平等的。但現實中，法律規定的民事主體平等原則，總是不斷地受著權力、金錢、關系、人情的干擾，往往使這架“天平”發生傾斜。該案中，鎮政府雖然以鄉鎮集體財產的代表者身份出現，但其所依托的是公權力或者說是以公權力作后盾。而賀某不但有著雄厚的經濟實力，據說也與一些官員有著非同一般的關系。在此情形下，這兩股力量都有可能影響到案件的公正處理，也最有可能導致枉法裁判的情況發生，這是作為檢察機關應引起警覺的。此推斷并非空穴來風，訴訟序幕拉開后，賀某曾與鎮領導“叫板”：“不信你看著，咱哥們兒有錢，什么事都擺得平！”。鎮領導當然也不示弱：“你不是有錢嗎，我就和你打下去，看你能擺平到哪一級！”

第二、案中所體現的是民事法律關系，提起的是民事訴訟，但鎮政府領導在決定訴訟前，并不是沖動的，頗費了一番心思。所把握的尺度是：既要將官司打下去，打成功，又不能打大了，牽扯面過大（暗指上屆班子成員），“把人送進去（追究刑事責任）”。幾經權衡，最終確定以民事訴訟為契入點，矛頭所指僅限 于賀某及與其“惡意串通”的另一人（原鄉干部）。由此可見，這個案件的背后，可能隱藏著職務犯罪問題，作為民事案件的當事人可以繞開這個問題，而作為檢察機關不能視而不見。

第三、本案就起訴方（鎮政府）看，真正是“意在案外”，至于本案的訴求能否實現并不重要。案件的起因已如前述，而對案件的結果，鎮政府領導也曾流露過“爭回的錢再多也進不了個人的腰包”的想法。設若鎮政府的訴求成立，集體利益能夠在多大程序上得到保障，這也是檢察機關不能不關注的。

就檢察機關民行部門對此類案件本身的處理而言，筆者以為并非難事。鎮政府訴賀某案，雖然勢頭很強，筆者推斷不會“把事情弄大”，也不可能纏訴。該案存在雙方私下和解的空間，即使雙方和解無望，案件進展到一定程度，會有人站出來“打圓場（案外人斡旋）”，而法庭調解的可能性也較大。

倒是劉某兄妹們爭議房產案有些棘手。此類案件的當事人，往往會在訴訟之路上爭斗的精疲力竭，在精力、財力和時間的消耗中，逐漸削減銳氣。最終以和解結案為上策。

剪不斷理還亂的人情網

中國是一個人情化的社會，在民事、行政訴訟中，時時處處受到人情化因素的影響，此種現象已成常態。親戚、朋友、同學、同鄉、同事、戰友等等關系，總是通過各種途徑和方式滲透到案件審理中來。倘若哪一個案件沒有說情的，就會使人感到驚訝：“怎么沒有說情的，不正常呀！”凡案件承辦人員，誰都無法避 開這張剪不斷理還亂的人情網。承辦案件人員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不是圣人，在實際中，做到六親不認、“黑著臉子”辦案是不可能的。因為人情關系使案件審理的方向偏移是常有的事，只要“不出大格（法律許可范圍內）”—構成徇情枉法就實屬不易了。對檢察人員而言，亦復如是。此方面的案例俯拾即得，自不必列舉贅述。

結語：

影響民事、行政申訴案件的案外因素相當廣泛，大到整個社會背景，小到個人情感。這些案外因素對案件審理的影響絕不可小視，有時甚至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它與案內的“事實和理由”構成了影響案件審理方向和結果的“雙軌制”，這種現象在法制建設進程中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但我們不能回避，也無法回避，只能正視和應對。通過本文對影響民事、行政申訴案件的案外因素分析，至少給我們以下幾點啟示：

首先，對民行檢察工作的戰略性構想必須立足于社會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大局。在順應這個大局的前提下，確定其位臵，探求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積極作用，這也正是檢察體制改革的內容。當然，這不是地方檢察機關所能辦的事，但所具有的探求精神是應該得到肯定的。

其次，通過對民事、行政案件的案外因素分析，我們既看到了影響民行檢察工作的諸多問題，也看到了拓展民行檢察工作空間，發揮民行檢察工作作用的機遇。通過民行檢察監督，不僅能 夠使已經生效并確有錯誤的判決、裁定得以糾正，成為申訴人合法權益得以救濟的一條重要途徑，而且通過對案外因素的搜集、分析、甄別，將成為職務犯罪案件線索來源的輔助渠道（當然將這一設想上升到法律層面，尚須時日）。同時，通過和解息訴，不僅解除當事人的訟累，也是對法院審判工作的支持。

第三，通過對案外因素的了解，更能全面掌握個案的真實情況，使案件能夠合情合理地得到處理（當然，在具體辦案中，“與本案無關的”不予采納）。

最后，本文企圖留給人們的警示是：在當今社會背景下，處理民事、行政案件，不僅要忠實于事實和法律，還必須秉持道德和良心這條底線！

第三篇：民事行政刑事申訴指南

民事行政檢察案件申訴指南

一、人民檢察院受理民事行政申訴案件的條件是什么？ 人民檢察院受理符合下列條件的民事行政申訴案件：（1）當事人或者其他利害關系人不服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判決或裁定提出申訴；（2）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判決或裁定已經發生法律效力；（3）有具體的申訴理由和請求；（4）自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判決或裁定生效之日起二年內提出申訴。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訴，人民檢察院不予受理：（1）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判決或裁定尚未發生法律效力的；（2）人民法院已經裁定再審的；（3）判決解除婚姻關系或者收養關系的，但涉及財產分割的除外；（4）當事人已經達成執行和解協議并已執行完畢的；（5）當事人對人民檢察院的不立案、終止審查、不提請抗訴、不抗訴決定不服，再次向該院提出申訴的；（6）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解釋中明確規定不適用審判監督程序處理的案件。

二、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向人民檢察院申訴應當提供什么材料？

申訴人應當提交申訴書、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書以及證明其主張的證據材料。有律師代理的，須提供授權委托書。

三、申訴書應寫明哪些事項？

申訴書應當寫明下列事項：1.申訴人與被申訴人的基本情況（包括姓名、性別、年齡、民族、職業、工作單位、住所及聯系電話）。2.明確具體的申訴請求。3.事實和理由。

四、人民檢察院如何處理民事行政申訴案件？

1.人民檢察院案件承辦人應當在收到申訴材料之日起十日內提出是否立案的意見，報部門負責人批準決定。決定不立案的，在決定之日起七日內向申訴人發送《不立案決定書》。決定立案的，在決定之日起七日內向申訴人發送《立案決定書》，向對方當事人發送申訴狀副本及《立案通知書》。對方當事人接到申訴狀副本后，可在十五日內向人民檢察院提出書面反駁意見。

2.對已立案的申訴案件，人民檢察院應當在調借閱案卷后三個月內審查終結，并根據審查情況作出是否提請抗訴或者抗訴的決定。案情疑難復雜或者因補充調查等原因在三個月內不能審結的，報經部門負責人批準可以延長三十日，延長期限內仍不能審結的，應當報請檢察長批準延長。案件審查過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終結審查：（1）申訴人撤回申訴，且不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2）人民法院已經裁定再審的；（3）當事人自行和解的；（4）應當終結 的其他情形。人民檢察院作出決定后七日內，應當向當事人發送決定書。

五、人民檢察院對民事行政申訴案件提出抗訴后有什么法律效果？

1.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案件，人民法院應當再審，并裁定終止原判決、裁定的執行。

2.人民法院再審時，應當通知人民檢察院派員出席法庭，檢察人員將依法出庭支持抗訴。

六、人民檢察院辦理民事行政申訴案件是否收費？ 人民檢察院辦理民事行政申訴案件，不收取案件受理費。但有關鑒定、文印等調查取證費由申訴人承擔。

刑事申訴須知之一

人民檢察院刑事申訴受理的范圍

人民檢察院管轄的刑事申訴包括對人民檢察院訴訟終結的刑事處理決定以及對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決、裁定不服的申訴。

人民檢察院刑事申訴檢察部門管轄下列刑事申訴：

1、不服人民檢察院不批準逮捕決定的申訴；

2、不服人民檢察院不起訴決定的申訴；

3、不服人民檢察院撤銷案件決定的申訴；

4、不服人民檢察院其他處理決定的申訴；

5、不服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決、裁定的申訴。

縣級人民檢察院管轄下列刑事申訴：

1、不服本院決定的申訴（另有規定的除外）；

2、不服同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決、裁定的申訴。

人民檢察院省、市、分院管轄下列刑事申訴：

1、不服本院決定的申訴（另有規定的除外）；

2、被害人不服下一級人民檢察院不起訴決定，在七日內提出的申訴；

3、不服下一級人民檢察院復查決定的申訴；

4、不服同級和下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決、裁定的申訴。

刑事申訴須知之二

刑事申訴應當符合下列條件：

1、刑事申訴主體包括原案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

2、刑事申訴人委托律師代理申訴的，應當提供委托書、律師執業證書及其所在的律師事務所的指定證明；

3、刑事申訴人應當出具申訴書，提出認為原處理決定、判決、裁定有錯誤的事實和理由，提供其家庭地址及聯系方式，提供原決定書、判決書、裁定書的副本或復印件。

4、刑事申訴的復查：復查刑事申訴案件，應當在立案后三個月內辦結。案情復雜的，最長不得超過六個月。

申請刑事賠償須知：

檢察機關的刑事賠償是指各級人民檢察院及其工作人員，違法行使職權，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造成損害而應由國家給予的賠償。

下列情形檢察機關負賠償義務，是賠償義務機關：

1、檢察機關在直接受理立案偵查的案件中，對沒有犯罪事實或沒有事實證明的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錯誤拘留的；

2、檢察機關對沒有犯罪事實的人錯誤批準逮捕或決定逮捕的；

3、檢察機關工作人員在行使職權時刑訊逼供或者毆打等暴力行為或者唆使他人以毆打等暴力行為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

4、檢察機關工作人員在行使職權時，違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

5、檢察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職權時，違法對有關人員的財產采取查封、扣押、凍結追繳等措施的。

檢察機關不承當刑事賠償責任的情況：

1、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虛假供述，或者偽造其他有罪證據被羈押或者被判處罰的；

2、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7條、第18條規定對不負刑事責任的人羈押的；

3、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5條規定對不追究刑事責任的人羈押的；

4、檢察機關工作人員行使與檢察職權無關的個人行為；

5、因公民自傷、自殘的故意行為致使損害發生的；

6、法律規定的其它情形。

刑事賠償案件辦理期限：人民檢察院作為賠償義務機關對依法應予賠償的，應自受理賠償申請之日起2個月內作出給予賠償的決定。

刑事賠償時效：國家賠償法規定的賠償請求的時效為兩年，自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行使職權時的行為被依法確認為違法之日起計算，但被羈押期間不計算在內。賠償請求人在賠償請求時效的最后6個月內，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礙不能行使請求時，時效中止。從中止時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賠償請求時效期間繼續計算。

第四篇：如何辦理申訴案件

律師執業第四關——辦理申訴 上訴

作者：趙敏 時間：2006年09月13日 15時49分

一審判決下來了，不服，怎么辦？上訴！

終審判決還不服呢？只有申訴了！

上訴，帶著一絲豪邁，而申訴，卻感覺那么無奈。

律師代理申訴、上訴案件，同樣無法排除這種感覺，只是，我們要做的，并不是體會這種感覺，而是實實在在的研究案子，用證據還原事實真相，以法律糾正錯誤裁判，維護委托人的合法權益。

對于當事人要求申訴、上訴的案件，律師接待后，首先要考慮案件是否有申訴或上訴的必要，尤其是申訴案件，若根本不符合提起再審的案件，申訴也只是徒增訴累。當然，如果當事人一定要進行委托而且清楚相應的后果，進行代理也無妨，但在委托代理合同中一定要對相關事項約定明確。

接受委托后，第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申訴狀、上訴狀的寫作。

與一審起訴狀不同，申訴狀和上訴狀對原判決具有很強的針對性。申訴狀應側重于對原生效判決在認定事實錯誤、適用法律錯誤、程序違法等依法需再審情形的論述，不但要全面、深刻的對案件情況進行必要的介紹，更要逐條指出原判錯誤，因為每一個錯處都有可能導致再審，實現申訴的目的。

上訴狀的寫作雖不必像申訴狀對事實部分那么詳細，但必須重點突出，也就是有非常明確的上訴請求。尤其是民事案件，二審只針對上訴請求進行審理，未主張的請求，法院是不予審理的。筆者前不久剛辦理一起代理被上訴人的二審案件，上訴人在上訴狀中只有一個上訴請求，四個上訴理由，等到開庭時，自己滔滔不絕的宣讀了一個從未送達被上訴人甚至也未提交法院的十一條理由的上訴狀，筆者代理時提出該上訴狀與送達的不符，應針對原上訴狀答辯，合議庭明確表示只針對原來的上訴請求進行審理，支持筆者提

出的要求。可見，千萬不要遺漏上訴請求，若開庭再提可就遲了。

代理申訴、上訴案件第二個主要的工作就是立案。

立案主要是注意一下時效和管轄法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訴（申請再審）時效都是兩年，刑事案件則沒有時效的限制。民事、行政判決的上訴期限是15天、裁定10天，刑事案件判決10天、裁定5天。由于上訴期限較短，一定要注意時效，早日提交上訴狀并交費。

根據各訴訟法的規定，上訴是通過原審法院向上一級法院提起，實際的管轄權由上級法院享有。申訴一般由原審法院管轄，經原審法院處理駁回申訴的，可向上一級法院申訴。申訴案的處理，根據法院內部規定，先由做出原生效判決的法院處理，只有在原審法院駁回申訴、還不服的情況下才能向上一級法院申訴。否則，直接向上一級法院申訴，法院是不會接待的，肯定會給你打發回下級法院去。為了不走冤枉道，不做無用功，還是直接向原審法院提出申訴吧！

代理申訴、上訴的第三個重要工作就是開庭（聽證或二審）。

這可是體現律師代理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什么工作不做也不能不開庭。當然，作為一個敬業的律師，庭前準備充分是必要的，庭審質證、辯論的有理、有據更是不可缺少的。對于二審書面審的案件（主要是刑事），千萬不要忘記提交辯護詞或代理詞。

除了上述工作，辦理申訴、上訴案件，作為律師，尤其是年輕律師還應當注意下面幾個問題：

第一，不架訟，簽好委托代理合同。前面提到接案的問題，應當審核是否有申訴、上訴必要，對于明顯無理或沒有證據支持的委托人，應當明確告知其所面臨的風險，決不要為一點利益而架訟，最終影響了自己的信譽。當然，與堅持訴訟的委托人必須簽訂明確、詳盡的代理合同，約定合理、合法的不予退費情況，保證律師事務所及律師的利益。我們在維護委托人合法權益的同時，更應學會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第二，找好切入點，形成正確觀點。

對于申訴案件，只有符合法律規定的再審條件才能提起再審。事實上，根據實踐經驗，只有在有新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裁定的情況下，提起再審的可能性最高，而其他的理由在申訴聽證中一般很難認定。可見，要想申訴成功，最好要有新的證據。申訴的目的就是提起再審，因此，在申訴時，原判決的錯誤（包括認定事實錯誤、適用法律錯誤、程序違法等）之處就是這個切入點，找出的錯處越多越明顯越容易提起再審。

對上訴案件來講，一審認定事實或適用法律錯誤是應當改判的，而如果程序違法或認定事實不清，一般是要發回重審的。代理上訴案件時，除了對不服一審判決的理由進行詳細的闡明外，更要圍繞應當改判或發回重審的情形論述，抓住一審判決存在的問題，就抓住了二審的主動權，盡管不一定會促使法院直接做出對委托人有利裁判，但必然能使案件有所轉機。

在這個過程中，律師的集體討論顯然不可缺少，任何一個律師個人的觀點都不會十全十美，完全正確。經過集體討論、集思廣益，全面分析案情和原裁判，才能真正抓住重點，形成正確的觀點，從而贏得訴訟的勝利。

第三，民事案件有關新證據的規定。

民事訴訟法對二審中的新證據和再審的新證據都有明確的規定。再審的新證據是指原審庭審結束后新發現的證據，并且必須在申請再審時提出，也就是在申訴聽證時提交。

二審的新證據包括一審庭審結束后新發現的證據和一審舉證期限屆滿前申請人民法院調查取證未獲準許，二審法院經審查認為應當準許并依當事人申請調取的證據。

可見，并非所有證據都是新證據，原審舉證期限內未提交但存在的證據就不是新證據，作為提交證據一方的代理律師應當注意這點，嚴格遵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觀定，不要盲目提交證據。作為對方代理律師同樣要注意這點，非新證據不予質證。

第四，及時履行律師職責。

為充分準備，律師必須及時履行相關義務。尤其是上訴案，應勤查勤問，及早與辦案人取得聯系，并閱卷。若一味等待法院通知，取了傳票三四天內就要開庭，不但可能影響閱卷的實現，更會導致開庭準備不充分，那就會影響案件的妥善辦理了。因此，及時履行義務是律師不容忽視的一個問題。

以上是筆者辦理申訴、上訴案件的一些體會，與各位律師共勉。（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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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征地拆遷引發不穩定因素原因及對策淺析

征地拆遷引發不穩定因素原因及對策淺

析

隨著我市城市建設步伐的快速推進，我辦轄區內征地拆遷項目不斷增多，規模不斷擴大，范圍也越來越廣。近幾年來，我辦轄區內共實施拆遷項目12 個，被拆遷居民 1700余 戶，農民400余戶，拆遷房屋890棟，因征地拆遷而引發的不穩定問題成為當前工作中的一個重點問題。近幾年來，我辦先后調處各類征地拆遷矛盾糾紛1200余起，總體來看，轄區內各個拆遷項目實施都比較順利，征地拆遷工作基本穩定，但是征地拆遷中一些遺留的歷史問題沒有得到及時解決和處理，因此引發群眾不斷上訪，且呈上升勢頭，成為當前我辦最主要信訪案源和維穩的主要工作對象。

據調查，2010年，我辦有關征地拆遷方面的信訪案件有10件次，占全辦信訪總量的35%，其中屬歷史遺留問題信訪的有8件次。今年1-6月份，因拆遷問題產生的信訪有12件次，占全辦信訪總量的45%，較去年同期上升10%，其中個訪8次10人次，群訪4次120人次。自去年以來，我辦共接勸返因征地拆遷赴省、進京越級上訪12次26人次，耗費30余萬元。可見，征地拆遷引發的不穩定問題已嚴重影響了我辦的社會穩定，也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經過深入的調研走訪和分析，筆者認為，必須高度重視，提高對新形勢下信訪維穩工作的認識，深入分析當前因信訪引發的不穩定因素產生的矛盾和問題，堅持以人為本，著重關注民生，因人而異，妥善處理征地拆遷的歷史遺留問題，用群眾的觀點統領信訪維穩問題，真正為民做好事、辦實事、解難事，確保維穩工作的良性互動，營造長期的穩定和和諧生產、建設和辦公環境。

一、當前征地拆遷引發不穩定因素的主要特點

1、協調難度大。

上訪群眾反映的大多是征地拆遷中的遺留問題，矛盾多，難度大。由于建設中每一個開發項目都是臨時組建拆遷機構，在拆遷過程中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征遷問題，這些問題沒有得到及時解決，等工程完工，機構解散，人去樓空后，相關責任人員相互推托責任，導致產生的遺留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而被征遷群眾為了維護自己的切身利益，在求決無門的情況下，不得已選擇上訪。上級按“屬地管理”原則將這些問題交基層部門協調處理，我們認為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因為對群眾反映的此類問題，大都是當時職能部門或政府的行政所為，因一些項目機構是從各個單位臨時抽調的人員，我們不是當事人，不了解事情真實情況，有時甚至是連了解情況都不知道要去找哪個部門。既無權去問責事發責任單位，也無能去解決群眾訴求，更無力去組織協調處理。所以，我們除了不斷的接勸返，就是不斷的組織人員和力量按政府交辦要求做穩控工作。由于不能直接答復上訪群眾，也不能及時解決問題，久而久之，我們的穩控工作不僅日益乏力，也引發上訪人對我們的對抗情緒，導致上訪人屢屢越級上訪現象的發生。如轄區內雙江街居民蔣某，以反映2006年火車站廣場擴建拆遷時對其補償安臵不合理為由而長期上訪不息，按“屬地管理”原則，我辦成立了專門的包案穩控責任班子，先后赴省、京接勸返其5次7人次，主動向拆遷部門匯報會同協調6次以上，上門與蔣某談心勸解10余次，但由于蔣某的訴求非我辦職能權屬所能答復和解決，所以，在我辦反復的勸解和穩控多次后，由于問題的不能解決，已引起蔣某對我辦工作人員的強烈反感，現蔣某已揚言：“既然我的問題你們解決不了，我不會再聽你們的勸解，我要拆遷部門直接和我接觸”。今年1-6月份，轄區內因征地拆遷、土地確權等歷史問題已引發了5起18人次的赴省、進京越級訪。

2、多串聯群訪。

拆遷安臵工作涉及群眾的切身利益，拆遷戶因共同的利益訴求，為達到共同的目的，極易捆綁成團、串聯上訪，如火車站廣場擴建中的遺留問題已由去年的3起個訪發展到今年的5人串聯群訪。其次是交通路西側開發后二、三排門面業主的集訪，“環北東路”開發時引發的光文社區八、九組150余名村民的集訪，婁新高速拆遷戶的赴省集訪。今年以來，轄區內已發生了3起規模大的集訪。

3、重復上訪多。

所有這些遺留問題，由于時間跨度長，解決起來需要一個較長時間的調查、協調、處理過程，且往往會出現在調查中因客觀原因而延誤了處理進度；個別上訪戶私欲心太強，漫天要價，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不服協調；因問題牽涉的范圍廣、復雜性強、難度大，有關部門一年半載難以處理到位等情況。在問題處理過程中，一些上訪群眾認為政府是在拖延、敷衍，而產生不滿和對抗情緒，不斷重復上訪。今年以來，轄區內共發生了8起120人次的重復訪。其中本級重復訪有2起50人次，赴市級重復訪有2起50余人次，赴京越級重復訪有4起20人次。

二、征地拆遷引發不穩定因素的成因分析

1、補償標準不夠統一。存在同一個地段、同一區塊因戶籍不同，補償標準不一樣。其次是因個別工作人員存在執法不公，打“人情牌”的現象，相同條件的拆遷戶補償標準不一致，面積測算標準不一樣，造成群眾互相攀比，如西郊株六復線移民戶之一張某某，反映與他同等區域，拆遷面積比他家要少的其他移民戶的補償要比他高。由此質疑拆遷方少付了他拆遷補償款，以此為由而上訪，至今難以息訪。同時，由于拆遷標準是由政府統一制定，群眾普遍反映補償標準過低，對補償標準不太認可。

2、行政行為不規范。一是存在政府拆遷部門過于追求征地拆遷效率而忽視程序的正當性和透明性，當拆遷方和被拆遷人在不能及時達成協議時，拆遷方為趕進度而發生隨意表態、“強制拆遷”等現象，由此引起被拆遷群眾的不滿而上訪。如今年1月份，光文社區八、九組村名聯名到市政府集訪，反映2006年“環北東路”修建時，拆遷部門在征地拆遷前沒有將征地用途、面積和范圍向群眾公示，征地審批程序不合法，存在少批多征，先征后批的情況；而且將已征的公益用地用做了商業開發，觸犯了群眾的利益，拆遷時承諾無房戶的宅基地安臵問題至今沒有落實，已征的統征地至今閑臵五年等。交通路西側二、三排門面業主集訪反映的也是政府原承諾的前后通道和商業街的規劃未落實到位。二是有關管理部門全局觀念不強，對一些重點戶有畏難情況，不敢管，不想管，使問題久拖不決，引發上訪。如轄區內1994年光藍路開發時，由于沒有及時依法處理好移民戶李某的安臵問題，致使李某領取了拆遷預付款后又違約不履行拆遷義務，導致光藍路的開發工作中斷。此后到2003年，政府將光藍路更名為環北西路，另建拆遷機構，繼續開發工作，時隔10年后，李某的房屋才按原協議約定拆除，同一個拆遷主體，先后經歷兩個時期，兩個不同的拆遷機構，致使李某在拆遷補償安臵上層層加碼，提出更高的要求。有關部門多次協調無果后，采取聽之任之的態度，導致該問題至今8年了仍未處理好，引發李某不斷上訪。

3、政策法規與現實存在滯后現象。隨著城鎮拆遷總量的增大，房地產市場異常活躍，房價節節攀升。而相應的政策法規卻未能依據房地產市場發展情況及時調整，存在拆遷標準與實際的房地產價格脫節。當前，群眾上訪的焦點就是拆遷補償標準與現有市場物價差距太大，反映政府部門低價征收，高價賣出，導致被拆遷群眾因感覺利益失衡而上訪。如2006年“環北東路”修建時，實施的仍是婁發[2003]29號拆遷補償標準，但被拆遷居民參與政府利益分配的愿望十分強烈。據了解，我市現行的拆遷補償標準仍是婁市[2008]3號文件，對比2008年的建房工價為70-80元/天，現在是100-120元/天為例，群眾重新建房的物價成本顯然要高出很多，由此也引發移民戶要求政府補償建房物價差。同時，在征地拆遷方面有些規定沒有完全依照上級相關規定來執行，與上面政策有不符之處，而隨著群眾法制意識的不斷加強，維權意識也越來越濃，由此也引發群眾的諸多訴求。

4、失地農民缺乏社會保障。被拆遷農民是城市中的弱勢群體，一些年齡大、文化低、無技能的拆遷戶難以找到工作，由于實行一次性貨幣補償安臵，久而久之，這部分人生活出現困難，卻又得不到幫扶或救濟，“坐吃山空”后，又只好回過頭來找政府。如不久前，新新社區西郊居委會100余戶失地農民代表到政府及相關部門聯名上書，反映順鑫公司轉產后他們失業，要求政府重新安臵就業。近兩年，轄區內因婁新高速公路和污水治理工程的建設，已產生失地農民20余

戶，但這部分農民的社會保障目前沒有及時跟進。

5、部分群眾思想觀念滯后。個別拆遷戶為了追求安臵利益最大化，以這樣或那樣的理由拒不按合同履行拆遷協議，因個人欲望得不到滿足而不斷上訪。如株六復線中的個別拆遷戶，領取了拆遷安臵費后，以安臵補償不合理為由不如期騰出老房，一直居住至今，還要求安臵新的地基。其次是個別上訪戶對政策一知半解，總以為個人合法權益受到了侵害，提出問題層層加碼，又聽不得半點解釋，三番五次的重復上訪，牽涉領導精力，造成較大負面影響。如火車站廣場擴建拆遷問題而引發的老上訪戶蔣某，動不動就越級進京上訪、告“洋狀”。

四、關于做好征地拆遷穩定工作的對策建議

征地拆遷是城市建設和發展中一項政策性、群眾性很強的工作，也是一件事關群眾切身利益的大事，必須始終把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處理征地拆遷穩定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切實維護群眾的合法權益，又要依法行政，依法辦事，切實維護公共利益和社會安定團結大好局面。

1、進一步規范征地拆遷行為，建立和實行征地拆遷維穩風險評估制度，預防不穩定因素的發生。一是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建立和完善規范、科學的拆遷風險評估體系，根據被拆遷房屋的區位、用途、建筑結構等因素，對被拆遷房屋的房地產市場價格進行公開評定估算，將評估結果作為拆遷人與被拆遷人協商被拆遷房屋的補償金額的依據。在實施征拆工作前，向群眾公開拆遷許可證、審批程序、拆遷管理收費標準以及拆遷投訴渠道。將征地用途、面積和范圍告知群眾，使征地拆遷補償安臵工作臵于廣大群眾的監督之下，讓群眾充分了解拆遷政策，既能理解和支持城鎮建設，又能依法保障自己的合法權益。二是建設項目意見書增加信訪維穩事項評估的內容，對可能引發的不穩定因素進行充分估計，并提出處臵意見和措施，及時處理征地拆遷群眾信訪，防止出現老的征遷問題沒處理好，又出現新的拆遷信訪問題。對項目建設過程中可能發生的穩定風險問題進行預警評估，事先對周邊的人文環境、社情、民意等作詳細了解，通過公告、聽證座談會等形式廣泛聽取意見，研究分析可能出現的維穩信訪問題的特點和規律，變事后被動處理為事前主動預警評估。三是組織專門力量，對拆遷項目包括有歷史遺留問題的拆遷項目、正在進行和將要進行的拆遷項目集中進行排查，對可能發生的群體性上訪的拆遷項目重點排查，力爭從最基層和源頭上發現可能影響社會穩定的問題和隱患，做到情況明，底數清。對排查出的問題和隱患，拆遷主管部門要主動與維穩等部門溝通情況，逐一分析原因，研究化解對策，及時化解矛盾糾紛。

2、以人為本，逐步健全和完善經濟補償、社會保障、就業扶持、統籌發展四位一體的征地拆遷安臵格局，解決拆遷戶的后顧之憂。農民失地后今后生活靠什么？怎樣實現自主就業是被拆遷農民最關心、擔憂的兩大問題，也是政府做好拆遷安臵工作的兩個關鍵，所以增加失地農民的就業競爭力，也是保持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方面。要加大財政、銀行支持力度，充分發揮村組集體經濟組織和開發商的作用，通過土地開發利用，盤活土地資源，多方位籌集資金，為失地農民拓展更多的就業渠道。要逐步完善“三條保障”線，一是推行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引導失地農民參加社保，便于老有所依，老有所養；二是探索建立學歷教育、醫療、喪葬和其他特殊補助機制，并逐步提高標準；三是推行生產就業發展保障機制，創建“失地農民人力資源數據庫”，長期進行有計劃、有步驟地對失地待業青年進行免費技能培訓，建立就業扶持機制，支持失地農民創業，增強自我發展能力。

3、加大力度，妥善處臵拆遷遺留問題。事關征地無小事，利關農民大如天，為使“土地征得下，群眾遷得出，房屋拆得掉，生活有保障。”拆遷安臵中的歷史遺留問題，情況復雜，矛盾突出，處理難度大，群眾反映強烈，此類問題久拖不決，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隱患，必須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決。要制定穩定工作應急預案，一旦發生拆遷群體性事件，能及時采取有效的措施，依法妥善處理。在處理問題之前，要進行詳細的調查摸底，對遺留問題的各個方面、各個環節以及政策保障措施等方面進行全面考慮。針對遺留問題的不同情況，建議由政府牽頭成立專門機構，制定解決遺留問題的實施方案，落實配套措施，實行目標管理，突出重點，分期、分批實施，逐一化解。對當前存在的遺留問題，要本著既尊重事實，又結合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實事求是地妥善處理。建議成立由市政府領導掛帥的征地拆遷遺留問題處理領導小組，由涉及到的相關單位、部門為成員單位，共同來協調處理這些存在的遺留問題，以確保所有遺留問題的妥善處理，對群眾提出的合理訴求，盡量予以解決，對提出不合理要求，且無理重復上訪的，按照市里有關信訪案件包案處理的有關規定，確定為無理上訪，堅決予以打擊處理。